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范文合集

第一篇：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

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

（2013年4月12日）

同志们：

为期一天的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实现了预期目标。现在我就会议情况作总结，并对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和今年民事审判工作的有关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

这次座谈会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着力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也已经对人民法院如何进一步加强司法公正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是：研究确定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贯彻实施，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司

法公正。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鲜明，简要说就是“司法公正”四个字，即如何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实现司法公正这个目标。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党的十八大以及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会，又是今年民事审判工作的一次动员部署会，对于今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上午，杜万华专委作了重要讲话。杜专委讲话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维护司法公正。讲话通篇体现了这个主题。大家要准确把握杜专委讲话的精神实质。我认为，杜专委讲话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公正司法这一主题，分析当前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杜专委的讲话简洁、凝练、重点突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二是对如何通过民事审判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维护司法公正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从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办事，在进一步完善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过程中坚持司法公正；切实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以高质高效的案件审理实现司法公正；正确把握调判结合、案结事了，以科学合理的审判理念维护司法公正；深入理解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以科学的法律精神体现司法公正；全面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力度，以确定统一的执法尺度促进司法公正；继续坚持基层建设总体思路，以不断完善的基层基础保障司法公正；着力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司法能力，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业绩推进司法公正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明确了在新形势下民事审判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重大问题。杜专委在讲话中还结合当前形势，从今年审理房地产、民间借贷、涉农、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落实新民事诉讼法等方面对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和要求。杜专委的讲话对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会同志对杜专委的重要讲话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杜专委的讲话紧密结合当前新形势，主题鲜明、球真务实、内涵丰富、点面结合、针对性强，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明确了民事审判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认真落实好杜专委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紧紧围绕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坚持公正高效司法，努力为“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

会上，与会同志还对物权法和民间借贷两个司法解释草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和看法。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卜我们将在会后认真研究梳理，尽快提交审委会讨论，争取年底前颁布实施。会议期间，大家还对如何开展好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会后进行认真研究，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等形式及时进行规范，以推动民事审判工作更好地发展。

这次座谈会日程安排紧凑，但取得的成果很丰富，开得非常成功。陕西高院对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视，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提供了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受杜专委委托，代表最高法院和全体与会代表，向陕西高院全体干警特别是会务组的各位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二、目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为指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贯彻实施，坚持公正高效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当前，民事审判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围绕司法公正这个目标改进工作，迸一步提高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推进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迈上一个新台阶。

下面，根据杜专委讲话精神，结合大家的学习、讨论情况，我就目前民事审判工作中还需要重点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民间借贷是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保持高增长势头，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新收民间借贷案件747809件，同比上升了22.9%。妥善审理好民间借贷案件已不仅是民事审判的重要任务，更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要求。近两年来，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作为重点调研课题进行研究，目前民一庭已经完成司法解释初稿的起草，并提交这次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好，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消化吸收。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证据认定、复利及高利贷处理以及逾期利率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继续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纪要精神。当然，通过刚刚的讨论，大家也能体会到，民间借贷这类案件虽然在处理中碰到的难点相似，但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居民收入指数不同，所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各地法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事实查明问题，贵州高院的同志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凭借一张借条或欠条来认定借贷关系，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查清交付的事实，但是其他一些法院的同志，包括天津、厦门和浙江法院的同志，则有另外的观点。一贯以来，我们就是单纯以欠条、借条作为现金交付的凭证，但是现在我们强调要查明交付的事实，与我们以前坚持的思路相比，有所调整、有所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分组讨论时我提到的莫少军案，该案中主审法官仅凭一张借条认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后来债务人自杀，承办法官也被检察院以渎职罪提起公诉。这个事例表明，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交付，就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但是在内地，比如贵州、云南，这么大额的资金一般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现金交付的，而是要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因为这样一些差异，导致在我们的司法解释中很难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另外，我想具体说两个问题：

一、涉及刑

事犯罪时的处理问题。大家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经常出现刑事与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要关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关金融政策调整对划分标准的影响。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比如合同诈骗，某人到一家商业银行通过诈骗的手段骗得贷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银行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入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性质也不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形适用，不要绝对化、扩大化，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单纯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

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借贷和生产经营性借贷。随着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资金供给和需求旺盛，民间借贷已经不仅局限于生活互助，融通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与生产。经营性质的借贷。对于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要注重遏制高利贷行为；对于经营性质的借贷，要注重查明基础事实，无论是以借贷形式体现其他法律关系，或者是以其他形式掩盖借贷关系，均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针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做出处理。民间借贷涉及的问题很多，分组讨论时，大家普遍提出了利率上限问题。目前司法解释草稿中规定的是一个数字24 %，脱离了原来四倍的表述，原因在于我们从人民银行了解到，最近时间他们正在就取消统一的商业贷款法定基准利率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如果取消，再规定四倍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高低问题，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应的认识和期待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交强险赔偿的分项限额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交强险赔偿问题上，现在还有一部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突破了交强险条例的分项限额，在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时，只要不超出总的限额即12.2万，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付，没有把分项的限额予以区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理由是：

一、行政法规对此有明确规定。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制度，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案件时当然应该依法处理，这是最基本的理由；

二、分析法律规定的分项限额是否合理，需要对全国范围内的道路交

通状况作出评估，需要对交通事故率作出统计，需要对赔偿范围变化对费率水平的影响进行计算，需要就费率水平的变化与民众的接受程度进行预测。应当看到，交强险条例是基于整体的、全面的、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作出的规定，而这些考量、预测、评判恰恰是人民法院力不能及的。显然，在分项限额的问题上，涉及到如此深入的专业问题和政策把握问题，由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更加妥当。《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强险制度的细化规定授权给行政机关，也正是此种判。断的当然结果；

三、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司法解决问题的范围是有限的。分项限额不仅仅涉及到受害人的损失填补，还间接涉及到交强险的费率水平等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个案中，我们有时会觉得分项限额不尽合理，希望能为受害人多争取一份救济，让保险公司承担更多的保险责任。当然，在个案中，注重考虑个体利益平衡有合理的一面。但不能因为绝对追求个案的利益平衡，而伤害到整个社会秩序。应当认识到，我国交强险的费率是法定的，保险公司没有定价权，保险公司必须按照法定的费率水平接受投保人的投保，根据保监会提供的数据，目前交强险的运营

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交强险的赔偿负担过重，保险公司就会产生提高保费的冲动。交强险的顺利运转不可能不考虑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公司所称的负担过重问题以及提高保费的利益诉求获得立法部门认可，结果就是交强险费率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投保负担增加，这涉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打通分项限额，社会效果未必好。同时，由人民法院作出类似的决策，其正当性理由也不够充分。由于分项限额涉及到交强险的基本制度、涉及到费率水平甚至涉及到金融安全，2011年国务院对此问题曾专门开会研究，并在会议上专门提到我们一些法院不遵守分项限额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法院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不是评价法律或修改法律。当然，目前分项限额问题在立法上是否有调整的必要，我们通过案例一直在研究，有关的部门和立法机关也在研究。从西方立法例来看，他们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规定上的调整也比较多，有些分项限额的调整幅度很大，甚至有些国家的交强险赔偿范围全部是人身损害，没有财产损害。外国有益的经验我们要注重吸收，在立法层面对交强险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这是我们力求推动的。但是在交强险条例没有修改前，还是要按照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处理案件。

（三）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是2007年民诉法修改后设立的一项制度，涉及到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非常复杂，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对这个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看法。首先，要明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或者说通过诉讼，申请人、案外人对抗对于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对当事人是否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进行判断，还要对其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进行判断；其次，要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是比较复杂的，我想，对这个问题思路要开阔一些，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比如，并不是所

有的所有权都能阻止、对抗针对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在实现抵押权时，所有权人就不能以其享有所有权为理由来对抗抵押权的行使；再如，按照我们现有的司法解释，购买房屋之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但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而且其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也无过错的，在这样的情况，能够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些条件都必须满足。例如，已经办理了预告登记的情形。此外，上午杜专委专门提到的被拆迁入请求取得拆迁安置房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银行基于抵押权申请对房屋强制执行，被拆迁人的这个权利也能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以上是从异议人的角度来看的。相反地，从申请执行人的角度看，其权利是一般债权还是经确

权判决确认的所有权，情况也有不同。比如“一物二卖”的情况，判决认定。该房屋归原告所有，那么对这个房屋的执行就是基于所有权的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异议人的权利是什么性质，他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对抗，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抗，这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因素。所以，判断是否存在能够阻止对

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要综合分析异议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的权利性质和权利的效力边界，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全面判断。

（四）关于涉农民事审判问题。

今天上午，杜专委对如何做好涉农民事审判作了重要阐述，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家要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要特别注重对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就涉及到民事审判如何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大家对此要高度关注。有人认为国家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就是放开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性控制。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有内在的市场化需求和合理配置的需要，这是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然，但是也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主要功能没有改变，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我们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仍然要坚持这个底线，针对不同的流转方式，采用不同的保护手段和方式：对于转包、互换、出租等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归属的传统流转方式，要以合同严守为原则，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对于入股、合作等新的流转形式，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保护力度，对于不改变、本权权利主体，通过让渡占有、使用权能，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的交易安排，应当予以维护；对于以转让方式流转的，仍要严格将“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实质性要件，将发包方同意作为必要的程序要件，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对于社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等问题，是审判实践的难点，我认为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农用地的用途管制，运用司法手段防止流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保障农业地位。尤其是在当前城市资本大规模进军农村的大背景下，在涉及基本农田和农业生产时，要注意把握上述

原则。最高法院民一庭今年也将此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各高院要注意根据本

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五）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物权法的问题。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在民事审判中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物权法，对更好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切实落实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这是物权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民一庭一直强调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平等保护，就是要着力纠正以往对于国有、集体和私人财产差别保护的思维惯性，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杜绝漠视甚至牺牲集体、私人财产权利的行为。要看到，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民法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现

实要求。只有坚持和贯彻好平等保护原则，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动，财富增长的动力才会永不枯竭，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根基才会足够坚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对财产的保护，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是

产权归属，一个是财产收益，一个是财产安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关注对财产收益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事审判中，加大对民间投资的保护力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实体产业而不是仅仅向股市、房市等

领域聚集。要努力发挥司法审判的独特作用，为民间资本投资热情最大限度地释放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要妥善审理城镇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谨防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财产，加大对财产安全的保护力度。第二，要准确理解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在审理物权纠纷案件中，要正确理解登记与不动产’

物权变动的关系，既要严格贯彻法律关于登记制度的规定，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归属。要特别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原则上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并不意味着物权这一私权利是由政府登记机构赋予的。私权利本来就是权利人的，登记只是政府部门的确认，绝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政府赋予的。在审理涉及物权归属的内部纠纷中，不能唯登记论，要以审查基础法律关系为抓手，查明真实的权利状态。在审理共有物单方处分、一物多卖等纠纷中，要坚持贯彻不动产物权变

动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合理协调物权变动和合同关系；交易合同本身不具备无效情形的，要在依法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通过违约责任等制度实现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要全面理解物权法占有部分的有关规定，正确认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有与登记之间利益冲突，依法保护合法占有人的权益。

（六）关于房地产纠纷审判的问题。

今天上午，杜专委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维护诚实守信市场交

易秩序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专委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大家要吃准吃透讲话精神。我讲一个具体问题：在审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中，合同被认定无效或撤销之后如何处理。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按照合同无效理论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双方返还，通过缔约过失责任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但是在一方出资、一方出地，合同全部或部分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出资一方的投入已经物化到建筑工程中，如果机械地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仅判决返还出资方的投入，房产项目全部增值收益均由出地方享有，可能会带来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尤其是出地方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情形。实践中，大家要认真研究，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还有的情况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之前的履行过程中，一方存在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是否属于信赖利益的损失。按照合同法五十八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这里的损失是仅指因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损失，还是包括先前履行过程中因其他过错造成的损失，值得进一步思考。同样，在合同解除时，也存在上述问题。合同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守约方的一项权利，守约方是选择要求对方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还是解除合同，完全是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如果合同解除后，守约方仅能收回原始投入，任由违约方坐享房产增值收益，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解除合同，而是采取不断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方式，结果是使双方困守在已经失去相互信任基础的合同枷锁里，这不仅有违合同效率原则，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最终损害双方的权益。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多研究、多思考，在处理相关纠纷时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即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后的双向返还、赔偿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等，要避免简单机械地采用返还原始投入及利息的做法，要准确把握合同法等法律的目的与宗旨，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应当在对工程项目进行总的清算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过错大小、房产升值利益等情况，妥善平衡各方利益。我个人感觉房地产纠纷有商事纠纷的性质，在审理商事纠纷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维持现状、不折腾。对于合同无效或合同解除，在商事纠纷裁判中有一个理念就是尽量少用恢复原状、少用互相返还，而多用损害赔偿。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商事裁判中的这个理念也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七）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审理。

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时触动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舌尖上的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修改犯罪构成要件、增加罪名、加大刑罚力度等方式，在刑事处覆方面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作出了回应。近

几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说明刑事审判领域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在行政管理方面，据了解，目前各地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均有较大动作，通过加大监管、处罚力度等方式，从源头上控制食品药品的安全，比如北京今年4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条例》规定，食品经营者违法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从民事角度看，大家要充分认识民事诉讼对防止和遏制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的重要意义。我想民事诉讼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行政监管的补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行政监管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民事诉讼能够充分开展，那么对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人

来说，就有无数双眼睛全天候地进行监督，加大了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第二，加大了违法人的违法成本。虽然行政处罚也可以采用罚款的形式，但是不管行政处罚还是刑事罚金刑都有一定限额，相比较违法人获得的高额利润，相应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民事诉讼这个手段，其违法成本就会因此无限放大。当然，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相关民事纠纷在总量上还比较少，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着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关注度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小额诉讼、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步开展，相关案件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研判。目前，最高法院民一庭正在积极进行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司法解释的调研

和起草工作，力争早日出台，更好规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经营行为。各高院也要注意总结本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特点，探索解决此类纠纷的办法和措施，总结问题和经验，多为司法解释的起草出谋划策。要积极发挥民事审判平台作用和引导作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企业的食品安全

责任意识，为行政监管部门提供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同时，要注重解决民刑交叉的程序衔接问题。

（八）关于小额诉讼问题。

小额诉讼程序是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加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大贡献。由于我们前期对小额速裁程序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试点，大家对这个新的诉讼程序并不十分陌生，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用好这个程序。对这个问题，我再强调几点：

一、小额诉讼与小额速裁试点最大的区别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性，大家要从司法大众化、程序效益最大化的高度提高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认识，对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要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同时，也要做好释明工作，真正让当事人感受到小额诉讼“方便又快捷、省心又省力”的制度优势，减少对抗情绪。

二、要注重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小额诉讼程序虽然没有普通程序那样严格的程序限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可以随心所欲，不能因为强调“快审快结”“程序简化”，忽视对当事人陈述意见权利的保障。

三、要注意适用案件的类型选择，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

对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限制性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案件都能适用，比如对于离婚、收养等涉及人身性质的案件，就要慎重适用或者不予适用。

（九）关于加大对重大敏感案件指导的问题。

对下级法院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提前介入指导，是上级法院发挥业务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平台。近年来，最高院民一庭在天津许云鹤案、广东紫金矿业溃坝案等一系列重大敏感案件的指导上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高院也要注重对本辖区法院的业务指导，当然，我们也了解，目前大家办案任务普遍繁重，对下指导又增加了工作压力。但是一定要看到，民事案件近90%在基层，只有提高一、二审质量才是解决上级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根本途径。对重大敏感典型案件进行业务指导，应当成为各高院对下指导的重要内容。要按照“主动考虑、敏锐捕捉、提前预案、及时应对、持续跟进、综合联动”的要求，加大对下级法院重大敏感案件的前期指导，提高敏锐性和工作主动性，力争将纠纷解决在当地，同时以点带面，统一裁判尺度，力争实现“审理一案、指导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十）关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问题。

去年，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集中开展了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我具体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对裁判文书的“体检”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文书格式不规范。不同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业务庭，甚至一个庭的不同合议庭之间，裁判文书格式都不统一，这个问题在各级法院甚

至最高法院都不同程度存在；二是查明事实与裁判说理部分不能有效对接。有些裁判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证所依据的事实，在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完全没有体现，给人感觉缺乏事实基础；三是裁判的说理不恰当，当繁不繁，该简不简。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不仅对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也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借这个机会我重点强调一下，希望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大家要从深化审判质量管理、规范审判权运行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通过加强业务学习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裁判文书质量。

（十一）做好《中国民事审判年鉴》编辑工作。

经院领导批准，最高法院民一庭决定从今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民事审判年鉴》一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民事审判年鉴，就是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编年史，记录每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大事、要事、好事、喜事，记录在推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中民事审判工作每一点一滴的发展进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写在民事审判的历史上。同样，完整客观地记录历史，我们责无旁贷。年鉴包括各地法院民事审判相关内容，我们已经就此下发了通知，希望大家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疏理，准确、全面汇总相关情况和材料。各高院要对上报的材料严格把关，注意文字的锤炼和材料的取舍，保证每个省、地区的亮点工作、先进个人、包括典型案例，都能收录进这本年鉴。

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一）及时汇报会议情况。大家回去后，要及时向主管院领导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重点是汇报杜万华专委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次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实质，尽快把杜专委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各级法院民事审判部门，传达到每一位民事审判工作人员，把做好今年民事审判工作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次会议的部署上来。

（二）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这次会议为今年民事审判工作确定了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各高院要根据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贯彻落实措施。要加强监督指导，及时发现辖区内民事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拿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必要时要及时层报最高法院。今天下午讨论的两个司法解释各有特点，物权法司法解释理论性非常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践性很强，和国家相关经济、金融政策联系紧密，都非常重要。今天讨论不是很充分的地方，大家回去后还可以进一步研讨，相关意见和建议，可以用书面形式上报最高法院民一庭。

同志们，今年的民事审判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会议结束后，大家将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希望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后，能够同各自辖区内民一庭系统的法官和工作人员一道，振奋精神，埋头苦干，不辱使命，为推动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而努力奋斗！

最后，祝大家一路平安！谢谢。

第二篇：市法院民一庭庭长先进事迹

**，现任**市法院民一庭庭长。1999年任**法庭庭长，XX年任审委会委员。作为一名中层干部，他忠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固守那份对公正的执着；他把无私的奉献和强烈的责任感，融入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他以扎实有力的脚步，踏出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先后被评为“**

省法院系统指导民调工作先进个人、**市司法公正树形象先进个人、荣记三等功两次、**市杰出青年、人民满意十佳干警”。

在**法院，提起**，领导和干警们都知道他特别好学，有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在繁重的审判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并带领全庭人员学习，在庭里制定了“周五学习日”计划，全庭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迅速提高，在XX、XX两年中，**市裁判文书评选和案例分析评选中均被评优，其中有一案例入选最高法院的审判案例选。**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将调解分为三大类型：情动人型、信服人型、法育人型。再根据案件的性质、难易程度和当事人的文化素质、脾气、性格等寻找切入点，运用“唤起旧情法”、“冷处理法”、“心理透视法”、“拉家常法”、“多方疏导法”、“新旧案结合法”等，把法与情理讲到当事人的心坎上，使胜者不得寸进尺，败者心服口服。他的先进调解经验曾在**市中院做典型发言。

在多年的审判实践中，**针对有的当事人向单位请假难或涉及到个人隐私不愿让他人知道这一情况，为方便当事人诉讼，经过认真思考，他创造性地推出了“假日法庭”，利用双休日为当事人服务；针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孤寡老人、年迈体衰的当事人，筹划增设了“巡回法庭”，深入到村户上门进行审理；针对一些妇女、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考虑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得到保障，**想当事人所想，不辞辛苦，多次找民政、妇联进行协调联系，组建了我市第一家“特殊群体维权合议庭”，使这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得到了保障。这些便民利民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的带领下，**民一庭被**省高院、民政厅命名为“**省残疾人维权示范岗”、获得了“**市先进单位、**市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而他在担任**法庭庭长期间，前磨头法庭被**省高院评为“五好法庭”、荣记集体二等功，后又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优秀人民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亲自到**法庭视察工作，并题词“法正风清，愿**人民法庭及早步入全国先进法庭行列”。

第三篇：法院民一庭庭长先进事迹材料（最终版）

法院民一庭庭长先进事迹材料

人生感言：也许是由于成长于革命圣地延安的缘故吧，延安精神在我心中烙下很深的印记。时刻在陶冶我的情操，也注定我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这些年在法院工作，我总是能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心中天平永不倾斜，于是乎废寝忘食÷苦口婆心的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于是才有了

年结案在我院第一，挑车率第一的成绩。我不认为我不比别人做的更好，但是我是尽心尽力的在做。

作为一名法官，我不愿意当事人失望的离开法院，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年迈的老人老有所养，闹离婚的夫妻握手言和…….那才是我的追求，我永恒的信念。

在近20年的法官生涯中，该同志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爱岗敬业，甘于奉献，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廉洁奉公。在审判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年年被本院评为先进工作者，曾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被市中院评为优秀调解法官，曾被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优秀审判长，被市综治委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3月被县妇联评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被评为县政法委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她所负责的民事审判第一庭被市中级法院评为优秀审判庭，她所在的民一庭荣立三等功二次。

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她所在的民一庭共有审判人员3名，书记员2名，在人员较少、案件较多的情况下，民一庭年结案率99.6%，结案超过目标任务3倍多。占全院总案件数的四分之一。而她个人作为庭长，不辞辛苦仍然奋斗在审判一线，连续五年来每年结案100多件，调解率也比较高。调撤率高达为93%，在我院名列第一，是全院案件总数的八分之一，连续五年办案数量最多(超百件)，在法院工作十九年来，所审理的案件总数也居我院第一，法院所受理的第一件宣告失踪案件，第一件宣告死亡案件，第一件劳动争议案件，第一件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均在她手中审结。所审理的民事案件类型超过30种，较为复杂。但她总是耐心的、从无任何怨言的作当事人的工作，进一个人民法官的职责使一对对闹离婚的夫妻握手言和，使年迈的老人老有所养，被曾不给饭吃、不给衣穿的儿女们扶下楼梯，使含辛茹苦挣了一年工资的农民工讨上血汗钱，使反目成仇的邻里尽释前嫌。

对比较重大疑难的案件及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案件，院领导都会交由她办理，她总是能在矛盾中找平衡点，在困难中找突破口完满的完成任务，姬家乡高刘村与中钢及陕西三建的损害赔偿案件，影响颇大，在高陵大搞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建设园区的形势下，县委、县政府都比较重视，下达指示要严办、慎办。院党组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后将此案交由民一庭审理。她带领民一庭人员，数十次往返于省三建司。中钢工地及受害人所住的西京医院之间。不为炎热。倾其精力，终于调解结案，维护了高陵的稳定，双方当事人都非常满意，中钢和陕西三建都送来了锦旗以示感谢。

认真贯彻落实“五进”，对于影响较大的案件，她会组织合议庭人员走进农村，走到田间地头，深入农村。去化解一个个矛盾，解决一个个纠纷。王婧同志又调解并执行了一难案，原告在得知被告有意在高陵本地寻地种西瓜之后，答应帮其找寻承租地，被告给了原告2700元承包费。原告给被告打有领条，但是却写的别人的名字。被告在多次找寻原告询问承租地之事未果的情况下，将原告的三轮车予以扣押。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其三轮车，被告却要求原告返还2700元的承包费。在原告矢口否认领条是自己写的之后，她带领合议庭人员前往浦城给被告送达起诉状时就耐心做工作，之后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中院裁定有管辖权之后，王婧同志能方面顾全，且因被告是蒲城人，又往返蒲城调解，终于在不懈努力下将此案调解结案，原告返还被告2700元，被告返还原告车辆。被告承诺此案调解结案后不再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并前往蒲城被告家将此案顺利执行。

在所审理的所有案件中无错案，无违法办案，无超审限办案的情况发生。人均办案数量及调解率均为全院第一。做到案件件件有安排、事事有计划、人人有责任、个个都操心，全庭一盘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提高，确实做到了事事有答案，件件有着落，做到案结事了，保护当事人利益，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一、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问题的提出] 1998年7月，宏达公司（甲方）与张建（乙方）签订《职工购房内部协议》，约定：甲方为照顾乙方利益，依据现行房改政策及一定优惠条件将原产权属于甲方的住房售与乙方，乙方付足房款后，即取得该房屋产权。1999年12月，双方又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宏达公司将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张建，按照市政府1998年成本价计价，房款共计17万元。张建一次性付款，实际支付购房款共计15万元，还约定张建享受处级干部“房改房”政策待遇。签约后，张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宏达公司将该买卖契约上报市房改部门审批时未获批准。张建原为宏达公司部门经理，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按照2001年房改政策，以一般干部的住房控制标准计算，张建应付购房款38万元。2002年8月，张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宏达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费用等。审理期间，宏达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张建返还房屋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讨论本案例时多数人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当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是房屋买卖，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处理时涉及房改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人民法院是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问题的提出] 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政府主管部门的拆迁批复和房屋《拆迁许可证》下达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为此，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履行拆迁安置义务。鉴于目前我国房屋拆迁的立法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比较原则，对此类纠纷应否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分歧，以至于审判实践中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均衡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如下意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三、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 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问题的提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重要成果，也是《婚姻法》的一大亮点，其对维护健康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该项权利的享有主体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面过错方就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过错方的过错行为是法定的，即依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及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除了以上4种情况之外，不得再以其他事项主张属于有过错的行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一律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由于每个人感知能力和千差万别，对是非评价也会迥然不同，故应由法律来统一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的衡量尺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其不仅要求侵权方的侵权过错，还要求被侵权的配偶一方须无过错，只有无过错的一方才有资格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什么是“无过错”，《婚姻法》中未作规定，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一方与他人婚外同居，可能是因为另一方性格粗暴、不懂感情所致，也可能是另一方沉溺于赌博、不理家务所致，有无过错很难区分、梳理清楚。作者认为，这样就把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分清夫妻感情问题上的孰是孰非的确相当困难。但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所谓过错，都应当是比较严重的过错，只要一方没有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4种法定违法行为，其就应该属于无过错方。有人提出，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作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的一方，不宜作扩大解释，将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也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不妥的。至于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等受到损害的，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另外寻求司法救济。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来看，离婚损害赔偿是与过错行为密切相关的，它体现了在离婚时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无辜者的保护。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墨西哥民法典》第288条规定：“如果因离婚导致无过错的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或侵害时，有过错的一方，所谓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基于侵犯了配偶身份权而提起的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其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婚姻的本质要求和立法状况综合分析，将离婚损害赔偿归之于侵权责任比较合理。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应以离婚诉讼的提起为前提，它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之上。最终在法律上得到支持的条件是侵权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破裂，造成了离婚的后果，这也是由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决定的。如果当事人的离婚诉讼请求没有被法院支持，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也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仅有法定过错情形还不足以支持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请求权，必须是由于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一般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无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并同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是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而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对于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不同意离婚，也就不会考虑到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从切实保护无过错方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其事后再提，即在离婚后1年内提出。另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一审时不同意离婚也不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时看到法院可能判决离婚，便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这时人民法院可以先进行调解，能够调解成功当然事半功倍。调解不成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1年内另行起诉，而不是发回重审。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无过错方离婚后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请，这种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分离，是为了让无过错方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且是在当事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

四、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问题的提出] 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婚姻无效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五、亲子鉴定能否强制

[问题的提出] 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集体讨论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

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

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份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

六、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合同的受害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应如何确定，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不同做法。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对此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讨论，原则同意作者的意见，即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

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七、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一人发生民事纠纷后，不少亲属都主动出面参与调解，甚至代纠纷当事人签订民事赔偿协议，那么这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除监护人外，如果没有得到纠纷本人的同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下面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来看如何处理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

原告：程先礼、张复英、张疆生、程诚、程伯乐

被告：金谋龙、江兴龙、金海青

2002年1月27日，被告金谋龙在安枞公路旁伐树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杨桥镇西安村村民程绪保（原告程先礼民、张复英之子，张疆生之夫，程诚、程伯乐之父）骑自行车从公路上经过，被拉树的绳子绊倒，从自行车上摔下受伤。金谋龙等将程绪保送往A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2002年2月5日，程绪保因医治无效死亡。程绪保死后，其家属将尸体抬至金谋龙家门口，要求金谋龙赔偿，并采取了其他一些过激行为。为防止事态扩大及保护金谋龙的安全，A市郊区化安分局杨桥派出所干警将金谋龙带到派出所。同时，被告江兴龙（金谋龙的姐夫）、金海青（金谋龙的弟弟）作为金谋龙的亲属参与了调解。2002年2月7日，双方就程绪保死亡的各项费用6万元，签订协议时付3万元，2003年1月5日付1万元，至2006年1月5日付清。协议签字生效。由于金谋龙不在调解现场，由江兴龙、金海青代金谋龙在协议上签字，并由二人将金谋龙的兄弟姐妹及其妻的兄弟姐妹凑齐的3万元交付给原告方。2002年2月8日，在江兴龙、金海青将钱交付后，金谋龙从派出所出来，江兴龙将原告收条交给金谋龙。之后，金谋龙与镇司法助理员汪晖及原告方一道到杨桥法律服务所对该协议办理了见证。在办理见证时，金谋龙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思。见证后，汪晖将协议书送给金谋龙，金谋龙在拿到协议时口头表示有异议。江兴龙、金海青于2002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此后，原告起诉三被告共同赔偿已到期的1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金谋龙一次性支付原告补偿款1万元，并承担此款从2003年1月29日至款付清时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江兴龙、金海青负；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对于亲属代签赔偿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以外，其他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他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如本文开始列出的案例，一、二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进行判决就是很好的思路。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八、批评性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问题的提出] 具体案例：中国青年报社在《中国青年报》登载《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的文章，引题为“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翻脸就恼”。该文中有一段内容为“„„某中央大报的记者在相邻的地区受了一点点‘冷遇’——地委只出了一个副书记接待，来这个地区后，马上向当地领导扬言，‘我回去一定要让你们省委把那个地区的宣传部长撤了！’搞得该地区的同志小心翼翼，生怕照顾不周，又在哪个细微之处得罪了这个‘瘟神’。没料到，此公一天突然要走，晚上的火车，中午才让宣传部去买软卧车票。当晚只有一班车，所有卧铺早已卖完。宣传部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张硬卧，此公大发雷霆，声称，‘我某日报记者居然坐不上软卧！回去非让铁路局撤了你们火车站站长！’宣传部的同志只好把他请到车站，从联网售票电脑上一查，软卧票数天前就已卖完，就这张硬卧，也是站长从别人手中生生地要回来的。此公一看没辙，只好骂骂咧咧坐硬卧走了。”某报记者认为该文损害了其人格尊严，构成名誉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认为，虽然批评性新闻报道会使被批评者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与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当向维护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方面适当倾斜。批评性新闻报道虽然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但是仍应受到法律、行业规范及社会公德方面的约束，并应以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评价。根据《解释》第8条、第9条的规定，批评性新闻报道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看批评性新闻报道评判基于的事实是否真实、评判观点是否恰当，是否有披露个人隐私，从而导致特定受害人名誉权受损的事实。从本所提案例的事实看，有关部门证实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且没有揭露被评者的隐私，虽然个别评论用语不当，但基本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故而该新闻报道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如何适用法律

[问题的提出] 某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信息月报》中，就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赔偿项目的确定是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还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即此类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具体案例为：王某到白某的工厂（该工厂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打工时致左臂骨折，后复位的骨骼错位，诊断为陈旧性骨折，经某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这一规则。

十、第三人侵权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雇佣合同在劳动力市场异常活跃，相对应，雇用合同纠纷案件也逐年呈上升趋势。雇员在从事雇佣事务中，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侵害，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对于此类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十一、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十二、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某日凌晨，甲驾驶小货车沿国道由北往南行至1330km+400m处，撞到路中间撒落的石块后，方向失控，与迎面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相撞后翻车，甲当场死亡。事后，经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22事故处理大队处理，认定甲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超员，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甲的亲属认为市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路局）未履行好清扫路面障碍物的义务，导致甲车毁人亡，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相关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多数人认为，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处理。

十三、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反映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提出，在审理涉及侵权或者合同纠纷时，常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侵权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但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损害的具体数额，对此如何处理，把握不准，需要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确定的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十四、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问题的提出] 1983年11月17日，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租出房屋，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198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承租人享有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纠纷，当事人往往提出两种不同的请求：（1）有的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有的承租人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亲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诉讼请求权的行使范围如何理解？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如何裁判？近年来，一些法院不断提出了不同处理办法，希望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秀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的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

十五、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

[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从下述案例提出的：1998年12月，原告以划拨方式取得7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新建客运中心项目。1999年9月，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让给被告，总价款340万余元。被告在依约支付了310.3万余元后，向国土局申请受让土地，与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同时取得了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证。因尚欠27万元未付，原告向其追偿，被告则以其已支付的13万余元土地出让金应抵算价款为由而拒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7万元。庭审中，被告表示除应计算土地出让金外，还要求原告就交易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提出的问题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转让后土地的受让方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能否补正，土地出让金应由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转让；已经订立转让合同的，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效力补正的原理，政府主管部门追认批准，并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受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付土地出让金，或者转让合同签订后，政府主管部门将转让土地直接划拨给受转让方使用，当事人间订立的转让合同可视为有效。但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及手续的补办须在一审起诉前进行。

十六、未经所有人同意的出租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问题的提出] 问题由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引出：1994年，无锡A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将所建商厦五楼大厅分割出售，该大厅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原告赵某以人民币214.236元的房价款购得其中九单元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1.64平方米，包括公用部分分摊面积。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22第规定：“该物业的设计功能及用途为商业，买方不得将该物业用作工业或不符合上述设计功能的其他用途。”赵某于1996年4月人领取了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此后，该大厅一直闲置。200年1月28日，A公司向赵某邮寄挂号信一份，载明：商厦五楼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已经长期空置，经公司多方招商，现有投资人拟在此开办餐饮项目，初步洽谈租期为5—8年，首年租金为每平方米150—180元，每年递增2.5%—4%，请你在半个月内予以回复，否则公司将视作你已同意并授权公司统一出租你的九单元房产。该挂号信因逾期无人领取于2000年3月6日被退回A公司。2000年3月16日，A公司召开五楼业主会议，赵某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业主（占全体业主的绝大部分）同意将A商厦五楼中自有房产部分继续委托A公司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委托期限延长至2006年12月31日。2000年3月22日，A公司与B公司（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份《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珠宝城商厦五楼进行装修及营业。赵某购买的九单元地点位于B公司所开酒店的吧台位置。

赵某以其享有产权的九单元被B公司侵占，请求判令B公司迁出九单元并给付其自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的租金人民币10，000元。

受诉法院另查明：商厦系由A公司开发的商铺。该商厦五楼共有40位业主（含第九单元业主和A公司），大部分业主同意委托A公司将商厦五层自有房产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庭审中赵某确认商厦五楼所有空间没有进行隔断，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使用，赵某购买九单元后从未获得过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本案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驳回越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赵某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取得了房产证的实际情况，尽管九单元没有墙壁与商厦的其他部分分隔，但产权证上明确的关于房屋四至的记载足以证明其构成独立的物，因此应当认定赵某对九单元享有独立的产权。由于商厦五层没有建成小商品市场，因此包括赵某在内的所有产权人都承认业主们购买的“单元”房产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考虑将商厦整体出租无疑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也并不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内容，既然连赵某都承认九单元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那么，对赵某来说，最现实的受益方式就是通过整体出租取得租金收益。从判决的社会效果考虑，人民法院也应当裁决赵某服从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的意愿，因为，每个业主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每个业主所购“单元”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是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他们就商厦是否应当整体出租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是私权的碰撞。处理这种私权碰撞时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不是当事人个体之间的民族、性别、信仰、地位、财产的差异，而应当尽可能协调所有业主的利益，力争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权人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比较两种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如果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不仅B公司要从商厦五层迁出，商厦要因此和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这部分损失必然要由所有同意出租的业主分担。这不仅使大多数业主遭受经济损失，也使赵某本人的“九单元”从能够获得租金收益的状态重新变为闲置状态。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会引起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与赵某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业主中的部分人因此设置障碍或者采取某种不理智的行动，则赵某不仅根本无法使用九单元并从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事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公平原则，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使各方当事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裁决结果，不失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赵某所购的九单元在商厦五层中处于相对较为优越的位置，赵某也因此比其他业主支付了更高的价款，有商厦五层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如果赵某主张九单元的单位面积应当比其他位置的单位面积获得更多的租金，则其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少数人认为，本案的处理有两种途径可以考虑：第一个途径是，不去探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发证行为的正确与否，仅仅以赵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认定其具有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则人民法院只能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判决B公司从商厦五层九单元迁出，并向赵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第二个途径是，依据物权原理，认定越某虽然购买了商厦五层九单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九单元没有与其他部分相隔，又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无法构成独立的房屋所有权。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赵某可以以A公司向其出售的房屋不具有独立性，又出面组织其他“业主”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致使其对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无法行使为由，诉A公司侵权。

在考虑本案的处理途径时，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房屋的“业主”之间和关系是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赵某和购买其他“单元房”的业主一样，由于所购房屋不具有独立性，或否认定赵某与其他业主之间为商厦五层的共有人，然后，按照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来处理本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之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共有物的处分虽应得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但各共有人有权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一物。共有人全体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共有物并无应有部分的划分。按份共有的发生原因，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多为数人出资购买，还可能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将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而共同共有的发生，多由于合伙、继承。对照本案情况可知，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特征看，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单元房”的业主，既不符合共同共有的条件，也不符合按份共有的条件。因此，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宜适用民法中所有权共有理论来处理本案。

十七、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

[问题的提出] 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预售合同）对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及办理所有权登让（俗称交房和办证）的期限作出约定。如果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或者出卖人虽已交付房屋，但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忘记到所有权变更登记，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此问题涉及买受人实体请求权成立与否，实务及理论界亦争议颇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并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十八、人民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问题的提出] 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在理论界有分歧，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实有研究的必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质上涉及如何理解《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从诉讼时效届满后果的立法主义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后多数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十九、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夫妻公司”（即股东仅为夫妻二人的公司）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在离婚案件中对这类“夫妻公司”的财产如何分割，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各种观点也完全迥异，确有进行探讨、研究之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片是。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的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十、复转军人与安置单位之间就安置问题发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院审理的李某某等10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主要案情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某，男，回族，1978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某某，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某，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某，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回族，1977年4月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住所地：亳州市谯城区文帝路。

上诉人李某某等人系1999—2000年冬季退伍士兵，退伍后，先后被亳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至被上诉人亳州市烟草专卖局进行安置。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文件精神在2000年7月决定，从2000年起所接受的退伍士兵全部安排在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工资和奖金介于正式工和集工之间。包括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等10人在内的21名退伍军人在得知此情况后，表示不满，认为其应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机关订立劳动合同而不愿与其所属二级企业即多种经营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且工资待遇应和国有正式工相同。为此，还集体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上访。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为解决上述人员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上述人员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

在双方当事人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2002年8月29日，李某某等21人向亳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02年10月11日，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毫州市烟草专卖局应与李某某等21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及补发工资差额263，124元，支付工资损失65，637元。该裁决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后，毫州市烟草专卖局表示不服，于2002年10月29日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没有与李某某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及补交社保费、补发工资、支付工资损失赔偿费、补发各项福利的义务。原审法院受理后，除徐某某及本案上诉人以外的其他10人已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下属的多种经营企业亳州市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2）17号《关于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探索指令性安置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途径，„„对到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士兵，接收单位除确保其享受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保证他们在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及住房等方面，与本单位职工享有同等待遇，要引导和鼓励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1）22号《关于做好2000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也有与前述文件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2000年7月5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关于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

一、鉴于从现在起烟草主业要逐步大量减少用人，承担艰巨的人员分流任务，决定从2000年起，我省烟草系统接收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含系统内职工子女），安排到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

二、安置到多种经营企业工作的城镇退役士兵的身份按接收的多种经营企业的性质来确定，其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保险由接收单位自主确定，按接收单位的规定执行„„。

2000年9月22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在接待同样对安置不满而上访的凤阳县退伍士兵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其主要内容是：

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对退伍士兵安置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接收和安置12名退伍士兵到蚌埠烟叶复烤厂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符合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二、12名退伍士兵每人每月收入不少于400元。

三、退伍士兵转变择业观，服从分配，逾期半年不到单位报到，取消安置资格。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将该会议纪要转发至全省烟草系统各单位。

2003年1月19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针对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关于本案中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以皖民安字（2003）2号文件答复：保障退役士兵第一次就业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其就业形式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人机制确定；安置部门开具到系统主管单位的分配行政介绍信，并非安置在系统主管单位，而是由系统主管单位根据本系统单位的用工情况再分配落实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4年7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作者就本案提出的分析处理意见，认为：李某某等10人在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队工作期间，因工资福利待遇与该局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李某某等10人因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这一意见，2004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04）民一他字第15号函答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如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李向阳等十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你院报告查明的事实：李向阳等人为退伍士兵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发生争议，并集体到有关部门上访，该局为解决李向阳等人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其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此后，李向阳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决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支付其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经研究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安置单位与退伍义务兵就安置问题建立的关系是安置与被安置的关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规定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争议是安置争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的劳动争议。如果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将李向阳等人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不是对他们的安置，当然不发生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认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李向阳等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的安置争议，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

2、李向阳等人就其被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争议，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裁决后，当事人依法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二

十一、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是否享有独立请求权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给付，与第三者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在理解和适用该法条时，对受害人（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研究，多数人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作为合法的请求权人在被保险人未及时支付赔偿费用时，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

发表时间：2008-7-10 8:23:00 阅读数次： 30

一、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问题的提出]

1998年7月，宏达公司（甲方）与张建（乙方）签订《职工购房内部协议》，约定：甲方为照顾乙方利益，依据现行房改政策及一定优惠条件将原产权属于甲方的住房售与乙方，乙方付足房款后，即取得该房屋产权。1999年12月，双方又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宏达公司将公有住房一套出售给张建，按照市政府1998年成本价计价，房款共计17万元。张建一次性付款，实际支付购房款共计15万元，还约定张建享受处级干部“房改房”政策待遇。签约后，张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宏达公司将该买卖契约上报市房改部门审批时未获批准。张建原为宏达公司部门经理，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按照2001年房改政策，以一般干部的住房控制标准计算，张建应付购房款38万元。2002年8月，张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宏达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费用等。审理期间，宏达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无效，张建返还房屋等。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讨论本案例时多数人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当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是房屋买卖，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处理时涉及房改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人民法院是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问题的提出]

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政府主管部门的拆迁批复和房屋《拆迁许可证》下达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为此，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履行拆迁安置义务。鉴于目前我国房屋拆迁的立法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比较原则，对此类纠纷应否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分歧，以至于审判实践中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均衡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如下意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三、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

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问题的提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重要成果，也是《婚姻法》的一大亮点，其对维护健康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因一方过错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该项权利的享有主体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面过错方就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过错方的过错行为是法定的，即依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及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除了以上4种情况之外，不得再以其他事项主张属于有过错的行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错都一律进行追究，它只能追究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危害较大的过错行为，由于每个人感知能力和千差万别，对是非评价也会迥然不同，故应由法律来统一规范，从而有一个直观的、统一的衡量尺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其不仅要求侵权方的侵权过错，还要求被侵权的配偶一方须无过错，只有无过错的一方才有资格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什么是“无过错”，《婚姻法》中未作规定，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一方与他人婚外同居，可能是因为另一方性格粗暴、不懂感情所致，也可能是另一方沉溺于赌博、不理家务所致，有无过错很难区分、梳理清楚。作者认为，这样就把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分清夫妻感情问题上的孰是孰非的确相当困难。但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所谓过错，都应当是比较严重的过错，只要一方没有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4种法定违法行为，其就应该属于无过错方。有人提出，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作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的一方，不宜作扩大解释，将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也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不妥的。至于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等受到损害的，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另外寻求司法救济。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来看，离婚损害赔偿是与过错行为密切相关的，它体现了在离婚时对过错方的惩罚和对无辜者的保护。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墨西哥民法典》第288条规定：“如果因离婚导致无过错的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或侵害时，有过错的一方，所谓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基于侵犯了配偶身份权而提起的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其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婚姻的本质要求和立法状况综合分析，将离婚损害赔偿归之于侵权责任比较合理。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应以离婚诉讼的提起为前提，它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之上。最终在法律上得到支持的条件是侵权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破裂，造成了离婚的后果，这也是由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决定的。如果当事人的离婚诉讼请求没有被法院支持，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也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仅有法定过错情形还不足以支持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请求权，必须是由于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可以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一般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无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并同时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是过错方提出离婚请求，而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对于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均不同意离婚，也就不会考虑到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从切实保护无过错方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其事后再提，即在离婚后1年内提出。另一种可能是无过错方一审时不同意离婚也不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时看到法院可能判决离婚，便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这时人民法院可以先进行调解，能够调解成功当然事半功倍。调解不成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第（3）项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1年内另行起诉，而不是发回重审。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无过错方离婚后另行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请，这种离婚与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分离，是为了让无过错方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且是在当事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

四、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问题的提出]

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婚姻无效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

五、亲子鉴定能否强制

[问题的提出]

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集体讨论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

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

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份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

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

六、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合同的受害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应如何确定，审判实践中一直有不同做法。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对此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讨论，原则同意作者的意见，即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

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七、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一人发生民事纠纷后，不少亲属都主动出面参与调解，甚至代纠纷当事人签订民事赔偿协议，那么这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除监护人外，如果没有得到纠纷本人的同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下面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来看如何处理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

原告：程先礼、张复英、张疆生、程诚、程伯乐

被告：金谋龙、江兴龙、金海青

2002年1月27日，被告金谋龙在安枞公路旁伐树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杨桥镇西安村村民程绪保（原告程先礼民、张复英之子，张疆生之夫，程诚、程伯乐之父）骑自行车从公路上经过，被拉树的绳子绊倒，从自行车上摔下受伤。金谋龙等将程绪保送往A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2002年2月5日，程绪保因医治无效死亡。程绪保死后，其家属将尸体抬至金谋龙家门口，要求金谋龙赔偿，并采取了其他一些过激行为。为防止事态扩大及保护金谋龙的安全，A市郊区化安分局杨桥派出所干警将金谋龙带到派出所。同时，被告江兴龙（金谋龙的姐夫）、金海青（金谋龙的弟弟）作为金谋龙的亲属参与了调解。2002年2月7日，双方就程绪保死亡的各项费用6万元，签订协议时付3万元，2003年1月5日付1万元，至2006年1月5日付清。协议签字生效。由于金谋龙不在调解现场，由江兴龙、金海青代金谋龙在协议上签字，并由二人将金谋龙的兄弟姐妹及其妻的兄弟姐妹凑齐的3万元交付给原告方。2002年2月8日，在江兴龙、金海青将钱交付后，金谋龙从派出所出来，江兴龙将原告收条交给金谋龙。之后，金谋龙与镇司法助理员汪晖及原告方一道到杨桥法律服务所对该协议办理了见证。在办理见证时，金谋龙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思。见证后，汪晖将协议书送给金谋龙，金谋龙在拿到协议时口头表示有异议。江兴龙、金海青于2002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此后，原告起诉三被告共同赔偿已到期的1万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金谋龙一次性支付原告补偿款1万元，并承担此款从2003年1月29日至款付清时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江兴龙、金海青负；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对于亲属代签赔偿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讨论后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以外，其他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他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如本文开始列出的案例，一、二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进行判决就是很好的思路。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八、批评性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问题的提出]

具体案例：中国青年报社在《中国青年报》登载《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的文章，引题为“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翻脸就恼”。该文中有一段内容为“……某中央大报的记者在相邻的地区受了一点点„冷遇‟——地委只出了一个副书记接待，来这个地区后，马上向当地领导扬言，„我回去一定要让你们省委把那个地区的宣传部长撤了！‟搞得该地区的同志小心翼翼，生怕照顾不周，又在哪个细微之处得罪了这个„瘟神‟。没料到，此公一天突然要走，晚上的火车，中午才让宣传部去买软卧车票。当晚只有一班车，所有卧铺早已卖完。宣传部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张硬卧，此公大发雷霆，声称，„我某日报记者居然坐不上软卧！回去非让铁路局撤了你们火车站站长！‟宣传部的同志只好把他请到车站，从联网售票电脑上一查，软卧票数天前就已卖完，就这张硬卧，也是站长从别人手中生生地要回来的。此公一看没辙，只好骂骂咧咧坐硬卧走了。”某报记者认为该文损害了其人格尊严，构成名誉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认为，虽然批评性新闻报道会使被批评者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与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当向维护批评性新闻报道的出版自由方面适当倾斜。批评性新闻报道虽然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但是仍应受到法律、行业规范及社会公德方面的约束，并应以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评价。根据《解释》第8条、第9条的规定，批评性新闻报道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看批评性新闻报道评判基于的事实是否真实、评判观点是否恰当，是否有披露个人隐私，从而导致特定受害人名誉权受损的事实。从本所提案例的事实看，有关部门证实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且没有揭露被评者的隐私，虽然个别评论用语不当，但基本在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故而该新闻报道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如何适用法律

[问题的提出]

某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信息月报》中，就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赔偿项目的确定是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处理，还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即此类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具体案例为：王某到白某的工厂（该工厂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打工时致左臂骨折，后复位的骨骼错位，诊断为陈旧性骨折，经某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一致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这一规则。

十、第三人侵权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雇佣合同在劳动力市场异常活跃，相对应，雇用合同纠纷案件也逐年呈上升趋势。雇员在从事雇佣事务中，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侵害，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对于此类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十一、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十二、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问题的提出]

某日凌晨，甲驾驶小货车沿国道由北往南行至1330km+400m处，撞到路中间撒落的石块后，方向失控，与迎面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相撞后翻车，甲当场死亡。事后，经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22事故处理大队处理，认定甲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情况，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超员，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甲的亲属认为市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路局）未履行好清扫路面障碍物的义务，导致甲车毁人亡，故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相关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多数人认为，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处理。

十三、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反映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提出，在审理涉及侵权或者合同纠纷时，常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侵权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但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损害的具体数额，对此如何处理，把握不准，需要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确定的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十四、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问题的提出]

1983年11月17日，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租出房屋，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198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承租人享有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因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纠纷，当事人往往提出两种不同的请求：（1）有的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有的承租人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亲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诉讼请求权的行使范围如何理解？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如何裁判？近年来，一些法院不断提出了不同处理办法，希望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

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秀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的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

十五、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

[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从下述案例提出的：1998年12月，原告以划拨方式取得7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新建客运中心项目。1999年9月，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让给被告，总价款340万余元。被告在依约支付了310.3万余元后，向国土局申请受让土地，与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同时取得了土地上房屋的所有权证。因尚欠27万元未付，原告向其追偿，被告则以其已支付的13万余元土地出让金应抵算价款为由而拒付，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7万元。庭审中，被告表示除应计算土地出让金外，还要求原告就交易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提出的问题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及地上物未经审批能否转让，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转让后土地的受让方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能否补正，土地出让金应由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研究认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转让；已经订立转让合同的，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效力补正的原理，政府主管部门追认批准，并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或者由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受转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付土地出让金，或者转让合同签订后，政府主管部门将转让土地直接划拨给受转让方使用，当事人间订立的转让合同可视为有效。但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及手续的补办须在一审起诉前进行。

十六、未经所有人同意的出租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问题的提出]

问题由江苏省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案件引出：1994年，无锡A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将所建商厦五楼大厅分割出售，该大厅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原告赵某以人民币214.236元的房价款购得其中九单元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1.64平方米，包括公用部分分摊面积。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22第规定：“该物业的设计功能及用途为商业，买方不得将该物业用作工业或不符合上述设计功能的其他用途。”赵某于1996年4月人领取了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证。此后，该大厅一直闲置。200年1月28日，A公司向赵某邮寄挂号信一份，载明：商厦五楼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已经长期空置，经公司多方招商，现有投资人拟在此开办餐饮项目，初步洽谈租期为5—8年，首年租金为每平方米150—180元，每年递增2.5%—4%，请你在半个月内予以回复，否则公司将视作你已同意并授权公司统一出租你的九单元房产。该挂号信因逾期无人领取于2000年3月6日被退回A公司。2000年3月16日，A公司召开五楼业主会议，赵某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业主（占全体业主的绝大部分）同意将A商厦五楼中自有房产部分继续委托A公司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委托期限延长至2006年12月31日。2000年3月22日，A公司与B公司（餐饮公司）签订了一份《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珠宝城商厦五楼进行装修及营业。赵某购买的九单元地点位于B公司所开酒店的吧台位置。

赵某以其享有产权的九单元被B公司侵占，请求判令B公司迁出九单元并给付其自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的租金人民币10，000元。

受诉法院另查明：商厦系由A公司开发的商铺。该商厦五楼共有40位业主（含第九单元业主和A公司），大部分业主同意委托A公司将商厦五层自有房产出租给第三方使用。庭审中赵某确认商厦五楼所有空间没有进行隔断，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使用，赵某购买九单元后从未获得过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本案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驳回越某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考虑到赵某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取得了房产证的实际情况，尽管九单元没有墙壁与商厦的其他部分分隔，但产权证上明确的关于房屋四至的记载足以证明其构成独立的物，因此应当认定赵某对九单元享有独立的产权。由于商厦五层没有建成小商品市场，因此包括赵某在内的所有产权人都承认业主们购买的“单元”房产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考虑将商厦整体出租无疑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也并不损害赵某的合法权益。因为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内容，既然连赵某都承认九单元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那么，对赵某来说，最现实的受益方式就是通过整体出租取得租金收益。从判决的社会效果考虑，人民法院也应当裁决赵某服从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的意愿，因为，每个业主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每个业主所购“单元”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是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他们就商厦是否应当整体出租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是私权的碰撞。处理这种私权碰撞时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原则不是当事人个体之间的民族、性别、信仰、地位、财产的差异，而应当尽可能协调所有业主的利益，力争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交易、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权人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比较两种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如果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不仅B公司要从商厦五层迁出，商厦要因此和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这部分损失必然要由所有同意出租的业主分担。这不仅使大多数业主遭受经济损失，也使赵某本人的“九单元”从能够获得租金收益的状态重新变为闲置状态。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会引起商厦五层绝大多数业主与赵某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些业主中的部分人因此设置障碍或者采取某种不理智的行动，则赵某不仅根本无法使用九单元并从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事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公平原则，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使各方当事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裁决结果，不失为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赵某所购的九单元在商厦五层中处于相对较为优越的位置，赵某也因此比其他业主支付了更高的价款，有商厦五层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如果赵某主张九单元的单位面积应当比其他位置的单位面积获得更多的租金，则其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少数人认为，本案的处理有两种途径可以考虑：第一个途径是，不去探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发证行为的正确与否，仅仅以赵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认定其具有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则人民法院只能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判决B公司从商厦五层九单元迁出，并向赵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第二个途径是，依据物权原理，认定越某虽然购买了商厦五层九单元并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九单元没有与其他部分相隔，又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无法构成独立的房屋所有权。由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赵某可以以A公司向其出售的房屋不具有独立性，又出面组织其他“业主”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致使其对商厦五层九单元的房屋所有权无法行使为由，诉A公司侵权。

在考虑本案的处理途径时，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房屋的“业主”之间和关系是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赵某和购买其他“单元房”的业主一样，由于所购房屋不具有独立性，或否认定赵某与其他业主之间为商厦五层的共有人，然后，按照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来处理本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之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是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共有物的处分虽应得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但各共有人有权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并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一物。共有人全体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共有人对共有物并无应有部分的划分。按份共有的发生原因，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多为数人出资购买，还可能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将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而共同共有的发生，多由于合伙、继承。对照本案情况可知，无论从发生原因，还是从法律特征看，赵某与其他购买商厦五层“单元房”的业主，既不符合共同共有的条件，也不符合按份共有的条件。因此，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不宜适用民法中所有权共有理论来处理本案。

十七、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

[问题的提出]

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预售合同）对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及办理所有权登让（俗称交房和办证）的期限作出约定。如果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或者出卖人虽已交付房屋，但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忘记到所有权变更登记，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此问题涉及买受人实体请求权成立与否，实务及理论界亦争议颇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并形成如下倾向性意见：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

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十八、人民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问题的提出]

法院能否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进行裁判，在理论界有分歧，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实有研究的必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质上涉及如何理解《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从诉讼时效届满后果的立法主义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集体讨论后多数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裁判。

十九、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夫妻公司”（即股东仅为夫妻二人的公司）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在离婚案件中对这类“夫妻公司”的财产如何分割，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各种观点也完全迥异，确有进行探讨、研究之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片是。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的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十、复转军人与安置单位之间就安置问题发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问题的提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院审理的李某某等10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主要案情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某，男，回族，1978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某某，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男，汉族，1979年1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某，男，汉族，1978年2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某，男，汉族，1980年8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回族，1977年4月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住所地：亳州市谯城区文帝路。

上诉人李某某等人系1999—2000年冬季退伍士兵，退伍后，先后被亳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至被上诉人亳州市烟草专卖局进行安置。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文件精神在2000年7月决定，从2000年起所接受的退伍士兵全部安排在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工资和奖金介于正式工和集工之间。包括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等10人在内的21名退伍军人在得知此情况后，表示不满，认为其应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机关订立劳动合同而不愿与其所属二级企业即多种经营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且工资待遇应和国有正式工相同。为此，还集体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上访。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为解决上述人员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上述人员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

在双方当事人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2002年8月29日，李某某等21人向亳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02年10月11日，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毫州市烟草专卖局应与李某某等21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及补发工资差额263，124元，支付工资损失65，637元。该裁决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后，毫州市烟草专卖局表示不服，于2002年10月29日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亳州市烟草专卖局没有与李某某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及补交社保费、补发工资、支付工资损失赔偿费、补发各项福利的义务。原审法院受理后，除徐某某及本案上诉人以外的其他10人已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下属的多种经营企业亳州市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2）17号《关于做好1999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探索指令性安置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途径，……对到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士兵，接收单位除确保其享受本单位“同工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保证他们在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及住房等方面，与本单位职工享有同等待遇，要引导和鼓励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皖政（2001）22号《关于做好2000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也有与前述文件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2000年7月5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皖烟劳（2000）294号《关于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

一、鉴于从现在起烟草主业要逐步大量减少用人，承担艰巨的人员分流任务，决定从2000年起，我省烟草系统接收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含系统内职工子女），安排到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工作。

二、安置到多种经营企业工作的城镇退役士兵的身份按接收的多种经营企业的性质来确定，其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保险由接收单位自主确定，按接收单位的规定执行……。

2000年9月22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在接待同样对安置不满而上访的凤阳县退伍士兵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其主要内容是：

一、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对退伍士兵安置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接收和安置12名退伍士兵到蚌埠烟叶复烤厂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符合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二、12名退伍士兵每人每月收入不少于400元。

三、退伍士兵转变择业观，服从分配，逾期半年不到单位报到，取消安置资格。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将该会议纪要转发至全省烟草系统各单位。

2003年1月19日，安徽省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针对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关于本案中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以皖民安字（2003）2号文件答复：保障退役士兵第一次就业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其就业形式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人机制确定；安置部门开具到系统主管单位的分配行政介绍信，并非安置在系统主管单位，而是由系统主管单位根据本系统单位的用工情况再分配落实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4年7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作者就本案提出的分析处理意见，认为：李某某等10人在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稽查队工作期间，因工资福利待遇与该局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李某某等10人因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这一意见，2004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04）民一他字第15号函答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如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李向阳等十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你院报告查明的事实：李向阳等人为退伍士兵安置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发生争议，并集体到有关部门上访，该局为解决李向阳等人的生活困难遂临时安排其在局机关所属的稽查队工作。此后，李向阳等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决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支付其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经研究认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的规定，安置单位与退伍义务兵就安置问题建立的关系是安置与被安置的关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7条规定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争议是安置争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的劳动争议。如果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将李向阳等人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不是对他们的安置，当然不发生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认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李向阳等人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的安置争议，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

2、李向阳等人就其被临时安排在稽查队工作期间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问题与亳州市烟草专卖局之间发生争议，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裁决后，当事人依法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二

十一、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是否享有独立请求权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给付，与第三者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在理解和适用该法条时，对受害人（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能否直接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研究，多数人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作为合法的请求权人在被保险人未及时支付赔偿费用时，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 案件：买房人要求卖房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案件，双方于2002年即已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房屋已经交付，但是卖房人至今未履行房屋过户登记义务。故此，买房人希望能够通过诉讼强制其履行该义务。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买房人要求卖房人办理协助房屋过户手续，是否受2年诉讼时效的限制？

目前，法院审判实践一般都不适用诉讼时效。根据笔者的归纳，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认为该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是诉讼时效的客体。《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疑难案件问答》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移转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2、认为房产权属登记是房产产权管理的主要行政手段，也是依法确认房地产所有权的法定手续，协助产权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一种法律义务，不受时间限制。

3、认为从合同的主从义务来看，在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从给付义务不得单独适用诉讼时效。房屋买卖合同中，业主的主给付义务是交房，过户仅是对买方物权的确认，在房屋已交付的情况下，业主不能再适用诉讼时效对过户义务抗辩。

上述三种理由都是基于理论分析，未见具体法律依据。笔者将对上述三种理由逐一分析，以揭示出这些理论是根据实践需要借用，而并非学术的推演。

1、对于理由一，将过户请求权界定为“物权请求权”，从而进一步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应是最普遍的。而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一为所有权，一为占有。然而，通说认为，物权请求权的性质是为回复物权的圆满状态。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相比，具有消极性质。具体来说，该请求权可以分为：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实际上，并非所有物权请求权都不适用诉讼时效。通说认为，除已登记的不动产之外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主义。既然还未进行登记，买房人就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就没有基础了。也有从占有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然而，前述理论同样适用于因占有产生的请求权。应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物权法》第245条第二款特别规定：“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

2、对于理由二，笔者认为完全是牵强附会。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显然，卖房人协助买房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转移房屋所有权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该条例规定的购房人的法定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促进和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理由二中所称“法律义务”成了一个没有所指的空洞概念。该规定使用了“应当”，在于倡导当事人及时履行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以维护交易安全，确保如实反映房屋交易状况。该规定并未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规范的分类来讲，该规定只是“倡导性规范”。

因此，当事人完全可以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约定超过90日的期限。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行政机关没有权力，也没有实际措施来强制房屋买卖双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因此，说这是“法律义务”未免牵强。

另外，这里规定的仅仅是商品房转让行为。那么，如果在二手房交易中出现类似情形，该怎么处理呢？既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是不是卖房人就没有“法律义务”协助买房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呢？

3、对于理由三，关键问题在于确定卖房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其主义务还是从义务？笔者认为是主义务。

合同履行中的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是学理分类。通说认为主给付义务指合同关系中所固有、必备的、自始确定的，并能够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如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交付标的物、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指依附主给付义务而存在，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的义务。从给付义务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功能的义务。附随义务是指在当事人之间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由双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由于我国《物权法》区分不动产和动产，规定了各自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不动产为登记，动产为交付占有。在房屋买卖中，如果考虑到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对世性，并且现实中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登记显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过户登记”也是区分房屋租赁、借用、抵押等的重要依据。因此，该“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所“固有、必备、自始确定的并能够决定合同类型”。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当事人双方一般都会对“过户登记”的时限、违约责任进行详细约定。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即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该司法解释第第19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同时，该司法解释在第15条规定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卖房人在迟延交房和迟延办证的情形下，买房人都有合同解除权。从体系解释来看，卖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与交房义务相同，都是主给付义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卖房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三种理由均不成立。至于为什么法院敢于在该问题上忽视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纷纷引用未经严格论证的理论，来证成自己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实在是经过利益考量的结果。不动产关系人们的生活甚巨。而购房人相对于开发商来说是弱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法律保护弱者的理念，因此而排除了诉讼时效的适用。

笔者认为：请求交付房屋、履行过户登记和承担违约责任均属债权请求权，没有理由不适用诉讼时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

1、实际上，对于商品房买卖来说，适用诉讼时效基本不会影响买受人利益。

一方面，卖房人不能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是因其没有达到房屋过户的条件，从而还未起算诉讼时效。

另一方面，如果出卖人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成功，因房屋产权证书不能办理，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应当解除，出卖人应当返还房款和承担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其援引诉讼时效是以承担严格法律责任为代价的。

2、房屋价值极大，倾买受人毕生财力，办证逾期时其会多次向出卖人提出办证要求，可以引起时效多次中断。

3、房屋已经实际交付，如果买房人已经实际交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并且买房人一直在所购买的房屋内居住。表明其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思，应当可以构成向卖方人主张继续履行卖方义务，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表示，从而中断诉讼时效。

4、可以先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确认房屋所有权归买房人所有之后，再依法向房屋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5、从立法层面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法国和德国的诉讼时效为30年，日本诉讼时效为10年，台湾诉讼时效为15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我国诉讼时效借鉴的是前苏联的制度。如前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的诉讼时效为3年。就前面的讨论来看，能够一劳永逸将问题解决的，就是将我国诉讼时效期间延长。

而另外一个思路即是，可以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即使买房人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只要买房人持续占有房屋达到若干年限，依时效制度仍然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从而可以行使物权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