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是“打黑英雄”还是“黑社会保护伞”
是“打黑英雄”还是“黑社会保护伞”
2012年3月2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黑帮老大聂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聂磊被判定的罪名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买卖枪支罪和窝藏罪等。
次年9月17日，聂磊在青岛被执行死刑。
青岛市警方铲除聂磊黑社会集团期间，其侦查任务主要由市南区公安局长单果潍及其打黑专案组部署、执行。
在黑老大死刑判决下达后不满2个月，案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曾经指挥打黑的公安局长被指控包庇、纵容他所打击的黑社会。
2012年5月4日，山东检方以涉嫌受贿罪刑事拘留单果潍，5月18日宣布逮捕。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由临沭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于次年7月15日移送审查起诉。
2013年11月8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审查起诉。起诉书罗列三宗罪，起诉书显示，单果潍被诉三宗罪：受贿、贪污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今年11月4日，单果潍案一审第五次开庭。今天凌晨，单果潍的辩护人王誓华在其认证的微博发表了一篇《万言书》，王誓华称《万言书》是单果潍亲笔所写，其中写道：‚我莫须有地被迫害诬告成了聂磊黑社会的‘保护伞’。
今天看到这样一篇现实版的警察与黑帮故事，让人不由联想起平时所看的香港片，戏剧源于生活，生活却永远比戏剧更加精彩和残酷。
如果说单果潍真的如他所说的含冤，那么聂磊毋庸置疑后台强大，所以会有网友认为是打击、报复。那么包括检察院都有最黑暗的、令人发指的内幕。
如果说单果潍被指控的三宗罪‚受贿、贪污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件件属实的话，那么他在扫黑除恶之后，沦为囚徒，只能说是罪有应得。
是‚打黑英雄‛还是‚黑社会保护伞‛，孰是孰非，或者我们只有等待暴光后的进一步结果，相信总会有事实的真相。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方略实在是势在必行的，依法治国就是要依法行政，保障人权。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办事就是依照程序办事。我们期待着每个行政者都要有法治的理念，勿滥用公权，自觉遵守程序，让我们的社会良序发展。
第二篇：《劳动合同法》修改之争：是“保护伞”还是“绊脚石”？
《劳动合同法》修改之争：是“保护伞”还是“绊脚石”？
中国法院网2016-04-26 15:55近期以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接连发声，称其对企业的保护不足，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上述发言被媒体解读为“三次炮轰《劳动合同法》”。随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公开承认，《劳动合同法》实施八年以来，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企业用工成本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两位部长的表态，引发社会持续关注与讨论，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劳动合同法》的建议。这一切，似乎为《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敲响了前奏。
其实，《劳动合同法》从孕育到出生，争议一直没停过。无论从立法调研到起草审议，还是从立法宗旨到具体条款，劳资双方的意见始终针锋相对。集中体现在“法律对劳动者权利是否存在过度保护”的问题上。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时，不到一个月便收到了19万多条建议或意见，成为中国立法史上不多见的“奇特现象”。2007年5月，正当劳资双方的利益代言人围绕《劳动合同法》鏖战正酣的时候，山西省“黑砖窑事件”被媒体爆光，大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也刺痛了立法者的眼球，“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助推《劳动合同法》高票通过。但是，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并未因法律的通过而停止，不时有两会代表提出修法的建议。两位部长的发言，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
一、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之声
对《劳动合同法》批评之声在该法通过之后、实施之前就开始了，主要原因是企业的担忧引发“解雇潮”和“撤资潮”，批评者认为是《劳动合同法》拖累了经济发展。据当时媒体报道：因为担心《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公司无法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为了压缩成本和转移风险，一些企业开始策略性裁员，部分外资关停中国工厂，最有名的当属“华为辞职门事件”。除了华为外，当年7月，韩国LG电子裁掉11%的中国员工；8月，中央电视台解聘1800名编外人员；9月，“展讯通信”缩编北京分部，随后上海总部亦进行裁员；10月，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中国区无原则突击裁员。雇有11300名工人的日本厂商奥林巴斯公司关闭一座中国工厂，将产能移到了越南。
转眼间，《劳动合同法》已经施行了八年，这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急转直下的八年。虽然要求修法的呼声从未间断，但国家强力干预的动作反而越强。最为明显的即为2012年对《劳动合同法》进行的修改---对规避法律的劳务派遣行为进行了更有力的管制。当然，收获的反对声音也更大了。笔者将批评者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管制与自治失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受限。
批评者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基于“资恶劳善”的假设观点而立，而这种假设其实并不存在，劳动者也并不天然地处于被动地位。立法者正是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强化管制，限制自治，不仅压缩了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自治的空间，也对企业用工管理自主权进行了多重限制，导致劳资关系的管制与自治的失衡，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2、片面追求稳定，企业用工成本增加。
按照传统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主人，不存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因此劳动力不是商品，其价格的确定不能靠市场。这种否认市场对劳动力价格的调节作用，忽视劳动力供求关系，片面强调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理念在《劳动合同法》立法时得以体现。而企业的实际用工情况有着自身的规律，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经营情况不好时，会考虑裁员以降低成本，待经营状况改善时，再行招兵买马。但《劳动合同法》基于对稳定劳动关系的片面追求，对企业解聘员工设置了较高的门坎，让企业难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用工，人为推高了企业用工成本。
3、立法设计不科学，企业经营管理难度加大。
《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但通常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较少，管理也相对简单，一人多职，灵活高效。而《劳动合同法》无视了企业经营的现实，刚性规定过多且处罚严厉，让刚刚创立的企业或小型企业不得不招聘更多人来从事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工作。《劳动合同法》还有一些关于规章制度、集体协商和民主程序的硬性规定，这对一个只有几十或十几个员工的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4、企业社会责任增大，政府未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
就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进入连续高增长期，企业的蓬勃发展似乎为政府提供了一条控制失业率的有效解决途径。从立法层面降低劳动关系终止的可能，保证就业稳定、降低失业率不失是个好方法。于是，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劳动合同法》的头上，继而成为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政府反而撒手不管了。
二、目前应当厘清的问题
1、关于《劳动合同法》是否偏袒劳动者的问题。
从《劳动合同法》第一条明确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若干强制性规范来看，整部《劳动合同法》的确存在向劳动者方面的倾斜。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这势必使劳资双方在利益方面形成矛盾。在矛盾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体现社会正义？美国法学家罗尔斯似乎给出了答案。他在其名著《正义论》写道：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按照通常理解，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合意结果，具有平等主体的特性。但就劳动合同而言，劳工方与用工方具有隶属关系，劳动合同不同于经济合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加上“资强劳弱”的普遍格局，决定了国家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法律干预，根据国家现实中的劳资状况，在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履行和解除、经济补偿金、违约金条款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国际劳动立法的通行做法。
事实证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保护我国劳动者利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起码在法律层面上改变了以往企业普遍强势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者权益被侵犯而救济无门的窘况。所以说，《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者倾斜，并非是偏袒劳动者，故意制造不平等。相反，这种立足于现实的倾斜恰恰体现了立法者对劳资双方实质平等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对劳动合同的管制应保持一定的力度与限度的平衡，干预不足的，无法解决问题；干预过重，则会导致管制与自治失衡，产生负面效应。
2、关于企业成本增加的问题。
对《劳动合同法》的批判涉及企业成本增加的问题，这里包含着要式书面合同、最低保障工资、企业解雇权、薪酬增涨快、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一些专家剑指《劳动合同法》，视其为中国经济下行的“罪魁祸首”，欲杀之而后快。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笔者承认《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由此带来的成本增加非常有限，影响面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企业规避操作。当然，这与执法不严、力度不够也有关系。单举签订书面合同一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只有38%的农民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一叶知秋，可见大部分企业并没被《劳动合同法》限制住。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确实低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搞企业的人心里都清楚，与《劳动合同法》相比，真正让企业害怕的是税费、社保以及人口红利的减退等。以税费为例，中国企业税负比例超过法国。根据工信部2013年9月发布的《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费负和缴税的比例约为0.52：1，相当于企业缴纳100元税款时也同时需缴纳52元各种费用。让人无奈的是，近年来企业经营利润空间下降，税负却仍在上升，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更是长期高于GDP增速。2015年财政收入增速为8.6%，创下27年来新低，但仍高于当年6.9%的GDP增速，而当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则比上一下降了2.3%。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按照《社会保险法》的强制规定为企业员工交纳社保费用。根据人社保社保研究所的报告，中国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五险费率为40%左右，其中个人承担11%。而据美国社会保障署提供的2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数据，雇主社保费率为18%，总体社保费率为32%，远低于中国。所以说，把企业成本增加的责任算到《劳动合同法》的头上，是典型的“冤假错案”！
3、关于薪酬上涨的问题。
自《劳动合同法》再次引起争议以来，以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由对《劳动合同法》发难的言论不少。而事实上，《劳动合同法》只规定了最低保障工资，并未对工资增长作出具体的规定。换句话说，即使工资增长速度过快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也不能怪罪《劳动合同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工资增速一直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即使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这也可以看做是对过去工资增速慢的弥补。
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具体标准由各地政府发布，该标准并不算高且不具备强制力，最终的工资数额还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究其工资标准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还得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另外，与物价、房价的增长速度相比，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低于劳动者预期的。
三、对《劳动合同法》修改的建议
为提振经济想办法、为经济衰退找原因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一部新法的出台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都属正常。但法律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有其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因素。再言之，法律有其自身的严肃性，一部法律的对与错、善与恶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来检验，按照先进法治国家的经验，这个长度最少以“几十年”为一个计量单位。“朝令夕改”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还会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赖，而这种依赖一旦失去，就会引发信任危机，从而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出于我国法律在制定环节上与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的差距，及时修改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确定要改，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应当坚持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倾向。
从国际社会劳动法的发展来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注重劳工的保护，同时兼顾企业的利益。从这点来讲，《劳动合同法》在中国劳动法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就施行法律效果来讲，总的方面是利大于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当警惕和反对任何以经济为借口意在打压劳工的言论和行为。一部保护劳工权利的《劳动合同法》，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拌脚石，也不应该为中国经济下行背黑锅。笔者反而认为，愈是经济下行，愈要提升对劳工的保护程度，而不是相反。否则，不但节省不了成本，反而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些都是当政者和立法者要重点考虑的重大问题。下一步，还应继续扩大《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三位一体，以及把游离于法外的诸如包工头用工关系、内部承包关系，非法用工关系等，统一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防止规避劳动法规的不法行为，使《劳动合同法》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劳工权利保护宪章。
2、建立合理的员工区别保护制度。
《劳动合同法》目前是将包括公司高管人群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无区别地作为弱势群体加以倾斜保护，这就产生了保护主体界定不清、范围过广的问题，产生的恶果是对底层保护不足和对上层过分保护的现象，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这一点也深受法律专家的诟病。《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应当借鉴德日的经验，将高管人群列入雇主范畴，厘定被保护对象与非被保护对象的界限，将立法保护重心下移。另外，对于需要特别保护的员工要有区别，比如产假待遇，工龄长产假长等。
3、适当平衡企业和劳工利益。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倾向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但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占领道德高地对企业权益穷追猛打，毕竟企业才是会下蛋的鸡，没了企业就没了就业，没了就业还谈什么劳动者保护？在《劳动合同法》实践的8年多时间以来，针对已经出现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利益的失衡现象，应当给予充分重视，适当增加劳动者违约成本，适当收紧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适当放宽企业的解雇权，以及适当放宽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雇条件等。
4、尊重市场用工需求，建立多元化的用工方式。
《劳动合同法》基于标准劳动关系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逻辑假设，仅允许非全日制、劳务派遣两种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存在。而非标准劳动关系是否一定不利于劳动者？这个问题需要探究。现行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岗位，并规定了同工同酬、用工比例限制、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等制度，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企业在招聘和员工培训方面“顾虑重重”，这无疑也加重了“就业难”，这种法律实施的结果恐怕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背。法律应尊重劳动力市场灵活用工、灵活就业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弱化标准劳动关系的现实必要性，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健康发展留出空间；另一方面扩展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发展多元化的非标准劳动关系。
5、规定法律的分层适用。
相对与国企或大中型民营企业而言，中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培育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近年来，融资难、税赋重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持续上涨等多方因素叠加，让本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如果对中小(微)企业在制度上松绑，排除《劳动合同法》的适用，一定能促使中小(微)企业的生产力得到迅速释放，对整个国民经济向好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与劳工制度发达国家的立法相一致的(美国、德国、台湾地区均有相似分层适用劳动法律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制订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中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和管理规定，使得《劳动合同法》有了分层适用的可能。
6、减轻企业责任，建立社会责任代偿机制。
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核心要义是其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主要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随着《劳动合同法》施行，转为无固定期限的条件变得简单，而一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或被形成)无固定期限合同关系，则意味着国家将其提供社会福利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转嫁给企业，但企业是赢利性经济组织而非一个福利性的社会机构，其依法承接的社会责任大大加重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与经济负担。而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国家似乎低估了企业的规避能力，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通过劳动合同的短期化等规避手段，致使国家利用《劳动合同法》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目标落了空。与其如此，还不如大方一点，把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收回来，建立完善一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转化代偿机制，变强行摊派为号召鼓励，让一些有承受能力的企业在承担了政府转移的社会责任以后，享有相应的政策优惠红利，形成良性循环。另外，企业负担沉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融资渠道不畅、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但企业税赋过高，社会责任过重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降低企业税赋和减轻企业社会责任上，这些措施考虑政府的能力和决心。
四、结语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下行的双重压迫，结构产能过剩，企业哀鸿遍野，用工需求萎缩，政府压力山大。李克强总理表示，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去产能也成为了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去产能必然涉及裁员下岗，裁员下岗势必牵扯到劳动合同的解除及相关经济补偿。据透露，中央拟最先安置分流的钢铁、煤炭两个行业职工就有180万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宣告破产或者解散的，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中央拟拿出了1000亿资金垫底，这显然远远不够。如果去产能工作能够顺利开局，相信不久便会在全国铺开，修订《劳动合同法》是否能成为政策与法律冲突的第三条路，笔者不得而知。但从形势看，似乎已经在做舆论和法律上的准备了。
第三篇：袁世凯是抗日英雄还是卖国贼
袁世凯是抗日英雄还是卖国贼
袁世凯确实接受了“二十一条”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这封公开信中声称，“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史学界对二十一条的研究确实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不过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早在事件当年即已经相当丰富，所谓的“袁世凯朱批”等材料并不能改变史学界对此的基本认识。
所谓“二十一条”，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要求，本来就不是正式的条约，史学界及教科书、包括电影里说的都是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而非“签署”——“签署”的实际上是“二十一条”的谈判成果《民四条约》(意即民国四年条约，包括《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这在1915年中日各自的声明中都明确了的。在很多史家看来，《民四条约》虽然不包含“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但称之为“接受”了“二十一条”却是没有问题的。一些权威的海外著作和港台方面的教科书也用了这种说法——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其称帝)，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与英俄签订协定，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美籍学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自1915年2月22日到191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举行二十多次会议……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订„中日新约‟。大抵来说，中国接受除第五部外的全部条款。”——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支援教材
“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讲座记录
“然袁为求日本支持其称帝，竟在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决定，除了对第五号各项的内容表示容后协商外，其余皆„即行允诺‟”——台湾康熙图书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袁世凯对抗日本策略不算成功
公开信还声称“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吗？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这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在电影里，周润发扮演的袁世凯在刚听到日本公使报出“二十一条”时，也精彩地诠释了一个对日无比强硬的姿态。事实上，在应对“二十一条”时，袁世凯为不让日本人过多侵蚀到他本人的权力和利益，也确实使用了非常手段，向外界和欧美人士泄漏“二十一条”的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但其实，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策略，让列强都来占有特权，从而利用列强们的矛盾作为牵制。然而，向英美泄露“二十一条”的消息虽然在舆论上使中国获得了同情，但英国因一战自顾不暇，美国也因在菲律宾的利益不欲与日本动手，反而使得日本人在谈判中更为嚣张，逼迫袁世凯下令取缔排斥日货，在交涉的最后时期还不得不压制言论。这让报界不禁喟叹“日本有舆论，我中国何故无舆论乎？”
后来有学者评论说：“袁氏挑动舆论容易，运用操纵自如则极为困难。及舆论日趋激昂，袁氏对日本虽欲有所让步，以为帝制交换，亦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必至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而后屈服。在谈判期间，袁氏一面发布激昂文电，一面又予以否认，明处禁止，暗里主使，举措张皇，遂陷于日本的逼迫与民间反对的夹缝中。”
从“最后通牒”下达后的情况来看，袁世凯策略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说袁世凯为称帝而签约或许是冤枉
在“二十一条”交涉谈判之时，袁世凯为称帝而欲与日本人合作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孙中山就声称，“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 故大隈组织内阁, 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与大隈商议, 求其赞助。二事者何:
一、渠欲称帝;
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还国, 大隈赞成”。
关于这类说法的传闻还有不少，比如说日置益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时(即电影中的场景), 曾有“若开诚交涉, 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比如代表日本内阁发言的《时事新报》曾发表社论，隐晦地称: “其(中国)政体如何, 固不可问”。
日本人或有此引诱袁世凯的想法，但有说法称“日置益辞出后, 项城极愤怒, 当即疾声令余, 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袁世凯还怒称“我要做皇帝, 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而从谈判过程来看，也没有见到袁世凯因为称帝而投靠日本人的迹象。
事实上，袁世凯操北洋新军，炳晚清之权，窃民国之政，固一世之雄，即便称帝需要列强相助，势必不会甘做傀儡。“二十一条”若全盘答应，只怕袁世凯就成“儿皇帝”了，因此，袁世凯拒绝这一条件是很正常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只有这一点或许是受到冤枉。然而，但若因此说袁世凯一点也没有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却也并非实情。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还曾命日本政治顾问贺长雄去日本与诸元老密约，虽然与称帝之事或许无关，但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 而且在交涉结束后不久就即行帝制,让人联想到两者相关是不可避免的。《民四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平等条约
对于“二十一条”交涉的结果《民四条约》，公开信声称“《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类似的说法，近年有不少。包括史学专家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等，就持差不多的观点，书中还引用了亲历者曹汝霖的回忆作为注解——
“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
袁世凯本人也以日本退让为胜利，称“无损主权，此案已结，中外敦睦”，仿佛“二十一条”中只要第五项不签，就是弱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果真如此乎？
事实上，所谓《民四条约》只相当于“二十一条”中的两项共十一条的说法其实有问题，也有称是十二条、十三条的。因为正式条约有复杂的外交表述。按权威的史家说法，《民四条约》基本就是排除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而已，第五项的内容包括必须让日本人充当中国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让中国必要之地方警察由中日合办等过于荒谬的条款，对于日本人来说，也并非不可放弃的。而若说《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不损害主权，则更为荒唐之说法。不妨看看《民四条约》签订时中国的各方反应——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凯的手下，冯国璋、张勋等怒责中央说：“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无交涉之价值，更无承认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将全案承认，是何异举我数千年堂堂中国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过于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战衅一开，应永远不与之构和。如日本本杀尽我四万万同胞，妇孺不能留，则中华大陆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与之周旋……果使经年持久，以区区三岛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后之胜利。”
报界也冲破袁世凯禁令，纷纷发出激昂的声音：“与其逐条承认而亡，毋宁与之一战而亡。” 而民间声音和行动更是令人钦佩，潘志仁等数百人联名致电政府说：“最后通牒，完全答复，朝鲜覆辙吗，殷鉴不远。人民闻战而勇，闻不战而丧，衮衮诸公，其何以对？宁滔东海而死，不睹国亡之惨。迫不择词，听加刀斧。”5月9日至25日湖南全省就发现9纸血书，2人捐躯。
而此后数年，彻底废除《民四条约》始终是中国人的最大诉求，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谈判的失败，更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谁能说袁世凯签的条约不卖国？
历史很复杂，翻案须谨慎
虽然，袁世凯签定《民四条约》有维护自己统治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力不足。以往脸谱化地丑化袁世凯，称其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固然不符合事实。但若因逆反心理就此称其为抗日英雄则同样不妥。近年来，除去袁世凯外，还有不少近代史人物有被翻案的倾向，好比李鸿章渐渐被认为是中国栋梁，而孙中山则因讨伐袁世凯过程中与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而备受诟病。这些新的看法，都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如果不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把复杂问题简单地看待都是有问题的。…[详细]
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课本的对史实要尽量客观、平实以及多面的叙述，欣喜的是，这些年的教材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好的迹象。
第四篇：学生打暑假工是好还是坏
学生打暑假工是好还是坏
暑期期间，很多学生在读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纷纷加入了“暑期工”队伍，有的甚至举着“某某师范家教”的牌子在街边毛遂自荐。虽然暑假工作多以锻炼为主，主要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但相关部门提醒，同学们打“短工”，也要有劳动维权意识，以免权益受到侵害。
有些学生选择兼职来度过这个假期，一方面出于锻炼自己，增加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减轻家庭负担。
但很多学生自己为之招聘兼职工人的公司，自己竟然不知道公司名字；又改口说是自己参与开办的公司，更加就应知道公司的名字了。如此的逻辑不合，前后矛盾，如果自己是家长，真不放心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对方来介绍工作！
暑假工，这几年在学生群体中成了一个热词。甚至有的学生认为打暑假工是一种时髦，如果哪位同学没打过暑假工就会被认为“落伍”了。我曾问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打暑假工。他们的回答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挣钱，好玩刺激，在家里太闷。而他们的家长大多采取一种支持或者默许的态度。看着学生打暑假工这股风越刮越烈，我不禁产生了怀疑：打暑假工真的那么好吗？
打暑期工也要有维权意识，那怎样给自己权益保障呢？据笔者了解，暑期工的定义是年满16周岁的学生在暑假或者寒假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有偿工作，做暑期工的学生要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识，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加班的时间也要有加班费，节假日加班的工资至少是平常工资的3倍以上。
如果权益受到侵害，该怎么办呢？有关部门提醒，由于学生们社会经验比较少，所以在选择实习的企业时要慎重，可以咨询亲朋好友，也可以查找或对比一下所求职企业的一些社会评价，以对该企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了避免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最好和用工单位签一份用工合同。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生暑期工一般是送餐、端盘子等工作，但还是有不少学生愿意尝试。笔者了解到，做暑期工的主要群体是在校大学生和一些高三毕业生，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当超市或快餐店的促销员、收银员，酒店服务员，导游，家教，接话员等。
近日，笔者在市区一商场的时装区，遇到了几位学生摸样的临时促销员。据她们介绍，假期相约出来打工，是想增加一点工作实践经验，虽然这份工作属于短期工，赚不了多少钱，而且工作也并不轻松，但总比呆在家里没事干好得多。而一位在西餐厅当服务员男生说，高考后就出来当暑期工了，一方面可挣钱补贴学费，另一方面还可获得一些社会经验。“虽然每月不到1000元工资，干得也比较辛苦，但这是自己第一次赚钱，还可以拿这笔钱贴补学费，感到很开心。”
部分学生上去打工是因为好玩刺激。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现在的90后中学生，被称为“在糖水中泡大的一代”，大都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砺，对打工的辛苦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成年人打工尚且喊苦喊累，何况他们呢？高强度的工作会容易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压力，影响身心的健康。再看看打工的环境。工厂里的人形形色色，鱼中国十大厨卫电器品牌
龙混杂，中学生涉世未深，他们经得起各种诱惑吗？有的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离开了家庭和学校的约束，就像逃离樊笼的野马，乐得在外面逍遥自在。他们有的游离网吧，有的开始早恋，有的误交损友。这难道不可怕？
据我了解，打暑假工其实挣不了几个钱。由于中学生是未成年人，又没有一技傍身，所以他们一般只能进一些小作坊式的黑工厂。这些厂时常接不到订单而放假，报酬一般也不高。短短一个暑假，学生们挣的那点可怜的血汗钱，除了来去车费，玩乐，买零食，充手机费之后就所剩无几了。不少学生离厂回家时大都两手空空，个别甚至要父母寄路费。所以指望靠做暑假工就能挣到很多钱是不现实的。
中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差，容易受到伤害。而他们进的又大都是一些非正规的厂，这些厂并没有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学生的人身安全并没有保障。没事当然好，一旦有事，牵扯多少人的心哪？
中学生打暑假工得不偿失，他们应该多参加一些健康的娱乐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另外也不能荒废学业，要巩固学习，做到劳逸结合。适当的正确的途径去增加一些社会实践经验是可以的，但希望广大学生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和把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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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疯子还是英雄
疯子还是英雄
——《堂吉诃德》读后感
在西班牙的拉•曼却住着一个50多岁的穷绅士吉哈诺，闲来无事就埋头读骑士小说，读得满脑子尽是游侠冒险的荒唐念头，完全丧失了理性，想入非非，决定当游侠骑士去行侠仗义，救苦济贫，扬名天下。
但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大概是受骑士小说荼毒太深而不自知，见什么就要跟什么决斗，连风车和羊群都不放过，眼睛虽然尚且还可以使用，然而心已经被那些荒谬的小说蒙蔽，看不见任何正常的事物，满眼都是决斗和骑士，愚昧至极。——这便是我读了此书最初的感受。
可越往后读越觉得，这本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就成为经典的书藉，似乎远不止那么简单。虽说他把客店老板当城堡主人让他为自己封骑士，将风车看做巨人冲上去决斗搞得自己狼狈不堪，还糊涂地错把一个女仆当成自己的意中人，最荒唐的是将羊群看做两支大军，可是，堂吉诃德到底是疯子还是英雄并不能就这样盖棺定论，因为与此同时他也干了不少值得肯定的事。
堂吉诃德的第一次冒险是解救被地主绑在树上痛打的放羊孩子，他命令地主给孩子松了绑，并如数付给孩子工钱，地主被吓得一一照办。堂吉诃德离开以后，地主把小孩重新绑在橡树上，抽得他死去活来。虽说这件事并没有获得一个好结果，但他的侠义心肠由此可见一般。
接下来，堂吉诃德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队商人，他要别人承认他的意中人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美女，商人的骡夫不买账，堂吉诃德认为这是在亵渎他的绝世佳人，于是怒气冲冲地向商人挑战。骡夫抢过他的长枪，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看得出来，他捍卫纯洁忠贞，痴心不悔地坚守着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他所谓的“情人”是个粗壮的村姑，压根不认识他。
在一次吃亏不久后，堂吉诃德看见前面路上来了十一二个被押解到海上做苦工的犯人。他打倒了押送的士兵，解放了犯人，命令他们去拜见杜尔西内娅，报告堂吉诃德立下的功绩。谁知犯人们反倒恩将仇报，用石头把他打倒在地，把他和桑丘的衣物抢尽分光，四散逃走。堂吉诃德做好事遭如此报应，气得不可开交。但这并没有动摇他愿意行侠仗义的决心。
后来他跟桑丘遇到一个假装愿意给他们一个所谓的海岛管理实则戏弄他俩的公爵，桑丘便兴致勃勃地去执政，堂吉诃德则在公爵家住下来。结果虽然桑丘将小镇治理得非常好，然两个人都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由，离开了那里。
公正地说，在历险中，和别人交谈时，只要不涉及骑士道，堂吉柯德头脑清晰，见识高明，他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堪称骑士典范，他一心追求正义，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战”毫不畏惧，连命都不要，他坚信自己应该扶助弱小，虽然事实上他往往给别人添乱。他在想象的世界里生活，历尽挫折而不后悔，认为这只不过是“魔术家捣的鬼”，还不断给桑丘打气——“骑士总是要历尽各种艰险，才能成就丰功伟绩的”、“咱们经过的那些狂风暴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就要好转”。
堂吉诃德临死前神智清醒过来，终于认识到那些骑士传奇都是胡说八道，自己也不是什么游侠骑士堂吉诃德，而是为人善良、号称“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诺。据公证人说，在骑士小说里，从没看见过哪个游侠骑士像堂吉诃德这样安详、虔诚、卧床而死的。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个主人公是个悲剧，是我们用来尽情嘲笑的对象，是众人摒弃的疯子，这个结局也是理所应当众望所归。可在我看来，他纵然可笑可悲，但也不乏可敬之处。
若将桑丘与之对比，就更能显出其可贵之处。
桑丘是个只看见眼前利益只顾自己的农民，因为堂吉柯德许给他种种好处，他才跟着去当奴仆的，他满足于口腹的享受，对堂吉柯德的各种奇思异想不断戳穿，对他的清苦生活满腹牢骚。他凭常识判断处理问题，总督居然当的不错，可是，后来他觉得累，不愿当了。
主仆二人的历险，略似《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历险，只是前者是现实世界为背景的荒谬，而后者是以神话世界为背景的奋斗。这令人想起信仰的问题，信仰是遥远的，如远方的灯火。而眼前的世界，局限于经验，是感性的，浅薄的而或许是“正常的”，桑丘就是一个没有理性，光知道享受的傻子，主仆二人看似矛盾，实际却不可分割。堂吉柯德的理想固然可笑，可是谁又有资格笑话他呢？如果一个人有点使自己激动的理想和信念，是不是比堂吉柯德的游侠梦更加真实，更加高明一些呢？如果不是，那就做桑丘，满足于眼前的快乐，可又有谁甘心如此呢？
我想，作品的社会意义已经有并且还会有很多人去探究，而我并不完全了解那个时代那个阅历丰富心情沉重地写下这本小说的作者，所以我只想说，这个貌似可笑的属于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幻想家，我觉得他是个聪明的傻瓜，可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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