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上三次灭佛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不断在变化，有时是儒教居首，有时是道教在先，有的时是佛教领头。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儒教一直稳居主导地位。佛教确实有过几次大发展时期，在某个一定时期还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儒家的特殊性，不论佛教怎样发展，总是要遭到抑制，历史上就发生过四次由朝庭严厉限制佛教的活动，从毁像、破庙、焚经、令还俗、收寺产、乃至对僧人处以极刑等等。晋后,在朝庭的提倡下，佛教超大膨胀，寺庙里有他们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僧兵；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产；僧人不交捐纳税不服兵役也不出劳役；俗人犯了罪，逃入寺庙中削发为僧，政府就奈何不得他了，寺庙成了无数个国中之国。
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此状况使朝庭财税大量流失，征集兵员，征用劳役人员也成了问题，佛教也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 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头头讲，这头头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太武灭法不久，正当壮年的太武突然病故，反对灭法的人找到了借口，说是灭法而得罪了菩萨，故遭此报应。大家把这股恶气发泄在那个替罪羊崔浩身上，说是他蛊惑皇上灭法，罪该万死，结果车裂。佛教在魏境也得以死后复生。
第一次灭佛不到一百年，佛教又超常规发展，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政时期（公元 561 年至 578 年在位），周武帝灭北齐后，召五百大僧人入宫，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有叫慧远的僧人与武帝辩论，最后慧远词穷理屈，只能拿出所谓的阿鼻地狱（佛经中描述的极为残暴的地狱）相威协，武帝灭佛意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 300 万 人，退寺院 4 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
唐太宗李世民倡道教，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崇佛，玄宗李隆基也崇佛，按照佛教的教规，他不能和杨玉环同床欢乐的，为了搞到杨玉环才改信道教，封杨玉环为太真人。大家熟知的唐朝的安史之乱发，太子李亨自登帝位，称肃宗。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打击，和安禄山内部争斗两个原因的作用下，安史之乱得以平息。可是这个肃宗皇帝始终认为是他手下一个叫不空的僧人念经，求得佛祖的保佑，才使得这场大乱平息，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竟然在皇宫中迎佛骨，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为上书反对迎佛骨进宫，结果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传诵名句。
公元 840 年唐武宗李炎即位，这个人坚信道教，偏偏不信佛。在位时多次下令抬高道教地位，限制佛教活动。显德二年四月（公元 845 年）下诏陈佛教之弊，毁寺还俗僧尼，收寺产良田。凡欲出家的需有家长之命。惟两京、大名、京兆、青州可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仅存 2694 所，废30336 所，留僧42444 人，尼 18756 人。
第四次灭佛发生在公元 955 年，这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五代十国的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这年的五月，世宗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 30 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 20 人，中留 10 人，下留 5 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 人，收寺院奴婢 15 万人。
这四个灭佛的皇帝中，有三个皇帝的帝号带武字，另外一个皇帝是周世宗，史家将这四件事联系在一起，称“三武一宗灭法”。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后来有些僧人创立了丛林制度，僧人不再以化缘为生活主要来源，寺庙开田种地自给自足，过去啥事不干的和尚们，也卷起僧袍下地干活，渐渐缓和了寺庙与政府的矛盾，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灭佛的事。
唐中期以后，历朝都严格控制僧尼数量，凡剃度出家都得政府批准，得拿钱向州县政府购买度牍，才是合法的专业神职人员。清乾隆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职业僧人由此大增
第二篇：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中国古代的“灭佛”事件
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应对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会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传统上认为，历代王朝针对整体佛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总共发生过4次，这就是习称的“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一起打击。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甩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
唐武宗“灭佛”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帝王基本都支持佛教发展，促使佛教势力急剧膨胀，激化了佛教僧侣阶层与国家和世俗地主阶级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唐武宗时期的毁灭佛法运动。
到唐武宗(841～846)即位时，由于僧尼数量的增长，寺院经济的膨胀，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促进了社会上反佛情绪的高涨。唐武宗在整顿朝纲纪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也决定取缔佛教。他在废除佛教的诏书中，历数佛教的危害，认为，在全国各地，包括两京地区，“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他还认为，废除佛教，乃是“济人利众”的举措。
武宗的灭佛运动是逐渐展开的。会昌二年(842)，他命令僧尼中的犯罪者、违戒者，全部离开寺院还俗，并且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844)七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200间，没有敕额(皇帝所赐的匾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到了会昌五年(845)，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当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为全面取缔佛教做准备。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除佛教的措施。四个月后，宣布灭佛的结果：全国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余所，小的寺院4万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都充两税户，没收的良田数十万顷。另外，把寺院奴婢收为两税户的有15万人。
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甚至由此改变了佛教发展的走向。由于寺院被拆毁，寺院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僧尼被迫还俗，经书典籍散失，以义理研究为特点的一些佛教宗派丧失了繁荣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佛教经院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理论创造的旺盛阶段，从此就结束了。以山林为基地的禅宗逐渐发展起来。
后周世宗“灭佛”
按照传统的说法，后周世宗(954～958)被列为最后一个“灭佛”的皇帝，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相提并论。实际上，他只是力度比较大地整顿和限制佛教，并没有计划完全废除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历代小王朝为了抗御外地，保住疆土，都把扩充兵员，增强国家财力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各王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的措施。周世宗即位之后，在挫败北汉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对佛教采取大规模压缩的措施。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不允许新建任何大小寺院。他没有勒令所有僧尼还俗，但是鼓励僧尼还俗。
周世宗在限制佛教的过程中，还专门下令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他规定，对于以前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诸般毁坏身体”等做法，一律禁止。那些“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都是聚众蛊惑人心，“今后一切禁止”。
周世宗限制佛教的结果，是后周境内的寺院毁废了30336所，仍存2694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61200人。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政策，力图把佛教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目的，革除某些佛教陋习的措施，对以后的宋代统治者都是有启示作用的。周世宗之后，历代王朝没有再对整体佛教采取过激烈打击的政策。
第三篇：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第四，1953-1956年底，把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过度到集体公有（国有）
第四篇：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然同为转折，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所谓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比如，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大家都知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农会大都不再存在。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因为当时时局紧张，环境险恶，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和军委的代表开会，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统一战线、农民、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在八七会议之前，党中央已于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五人常委同意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所以成为我党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1927年春，毛泽东写过一首《黄鹤楼》(调寄菩萨蛮)的词，对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八七会议以后，从1927年秋到1930年，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些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虽然八七会议以后不久党内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败，很快就停止了，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党员也发展到30万左右，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四次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为严重、形态更加完备、气焰更为嚣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城市中心，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正规战、阵地战，提出“全线出击”、“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和方针；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一整套“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很快就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博古、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随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这样，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这是因为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许多人会有保留，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一到陕北，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则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特别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总之，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前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三中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以，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过两年半时间，我党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二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第一，三次转折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为什么需要转折?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个人更是这样。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七大确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138页。)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却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从50年代后期算起，这种“左”倾错误持续了近20年之久。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比如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以及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三次转折告诉我们，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如八七会议，就在反对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使得“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当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反映，会后继续滋长，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1981年6月15日《文汇报》。)以后又相继出现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以外，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左”的错误，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的。以后第二次转折，党逐渐成熟，就吸取了这种教训，防止了在反对“左”倾错误时出现右的偏向。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战争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的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与此相联系，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等等。由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到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这说明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更有经验了。这次转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由于这种“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明“矫枉过正”的必要和正确。这是片面性的。其实，毛泽东那时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事实上，毛泽东本人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矫枉过正”。如上所述，无论是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第三，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转折时期，出现了反对和纠正右倾投降主义、却为“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同这次转折没有从思想、政治、组织等诸方面综合配套地进行有关。我们知道，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并没有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没有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思想理论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还不能深刻认识转折的必要性和意义，还不能深刻辨析错误和正确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央却热衷于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比如，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对周恩来等全体前委给予警告处分；无理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解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对彭公达、谭平山，对南方局、广东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来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等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组织措施。这种不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纠正错误、统一认识，而单纯从组织上进行惩办的做法，窒息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当然，由于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可能很自觉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因而这次转折还不完备，不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转折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遵义会议虽然只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政治路线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路线作基础和保证，仅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调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错误路线。比如，象王明这样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几乎在中央占优势；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倾路线的代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倾是路线错误，却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在正式发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倾路线错误。所有这些，都说明要真正克服一条错误路线，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努力以外，还必须从思想理论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加以清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接着又亲自领导了蜚声中外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理论和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个方面的政策)，使理论和政治路线具体化，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这样才彻底地克服了错误路线，成功地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风也有缺点错误。除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这样的问题之外，还有突出个人的问题，即一方面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时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另方面又不恰当地过分地抬高了个人。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它在纠正错误路线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转折，那末我们看得很清楚，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论问题。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等，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贯彻实施，必须有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考虑要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到五中全会就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样，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党就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然，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后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三大，又从各个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
第五篇：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一）唐代中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农民负担沉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而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采用了杨炎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两税法，首开了中国费改税之先河。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以户为片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各户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这是户税；以公元79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田亩多少征收田亩税，这是地税。商人是流动的，没有常居地，所在州县纳其财货三十分之一的税。
（2）“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
（3）“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4）“量出以制入”。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量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两税法归并了税目，把混乱繁杂的税种规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集中了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数百”和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收费行为。
（二）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暴敛、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发，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并将扰民最重的役并入田赋之中，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另外，税费统一改为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税管理，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一条鞭法”改革化繁为简、税费合一，达到了统一税制、省费便民、稳定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增加了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储，颇有盈余”的状况，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
（三）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推行的摊丁入地
明末一条鞭法夭折之后，豪绅富家凭借特权逃避编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农民苦于丁银负担，大量逃亡。于是一些地方进行了丁银均入田赋中征收的税制改革，称之为“随粮代丁”、“丁随田办”。公元1721年，清政府宣布“添丁不加银”，这就为“摊丁入地”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证。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首先大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改变了过去地丁并行的税制，简化了征税手续，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尽管田赋重了，但免去了人头税。这对无地贫民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丝福音。“摊丁入亩”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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