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特点和防范对策
试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特点和防范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欧静文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近年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日益增多，其危害性显而易见。毫不夸张的说，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是用血与泪写成的。因此，本文结合当前形势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现状和内涵，探讨此类犯罪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对策。
论文关键词 生产 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
近些年来，公众每熟悉一个新的化学名词，必定是因为出现了轰动一时的食品安全事故。不管是奶粉中的三聚氰胺，还是俗名为瘦肉精的盐酸克伦特罗，各类化学物质盘踞媒体头条，赚进噱头的同时制造社会恐慌。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的空洞，严重危及社会秩序。正确认识并且制定有效的监管制约措施，已然迫在眉睫。
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的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本罪的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在生产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二是在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是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其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指对人体具有生理毒性，食用后引起不良反应，损害机体健康的不能食用的原料。如“三鹿奶粉”中加入本为化工原料的三聚氰胺，制酒时加入工业酒精等等。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现状
2000年，掺有工业原料石蜡油的有毒大米事件。2005年以及2006年的苏丹红事件。2007年，上海地区发生的瘦肉精中毒事件。2009年，三鹿集团三聚氰胺奶粉，致使多名婴儿泌尿系统出现结石。2010年，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地沟油事件。2011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猪肉变牛肉的“牛肉膏”事件。近10余年来，我们生活在各类食品安全案件的现实威胁和舆论轰炸之中，买的小心翼翼，吃的胆战心惊。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通报：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84件，2009年审结此类案件148件，2010年审结119件。截止到目前，2011年的审结案件已经达到了173件。
以上案例及数据，一致反映出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相当猖獗。正逐步走向规模化，隐蔽化，广泛化和严重化。笔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食品安全整体上有所保障
在我国，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律的制定，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二）犯罪活动日益庞大化，规模化，集团化
近年来，犯罪分子追求高额利润，团伙作案。通常在团伙内部分工及其严密，模仿公司、企业经营模式，产、销实施流水线，规模日渐庞大，组织结构集团化。
（三）犯罪手段日益隐蔽，犯罪水平日益提高
在组织上，环环相扣，形成严密的犯罪体系。在指挥上，“老板”往往隐藏于幕后，使得该类案件难以斩草除根。
（四）涉及的食品品种多，范围广
食品安全犯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从形似牛肉实为猪肉的伪肉，到完全利用化工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制造出来的假鸡蛋，从添加石蜡冒充火锅底料中的牛油，到利用洗衣粉代替碱面发酵的馒头。有毒、有害食品像一张大网将我们严严罩住。
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特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人多以利益至上为信仰，责任心严重缺失，直接导致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日益猖獗。笔者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案件数量直线上升
一方面是经营者在巨额利润的诱导下，顶风作案，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在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之后，各地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行政查处力度和司法打击力度，依法移送起诉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持续增加。
（二）该类案件危害严重、影响恶劣，涉及范围广泛
例如“地沟油”、“毒豆芽”、“甲醛造假酒”、“问题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甚至侵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信任感缺失。与此同时，对我国食品安全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政府公信力以及良好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存在“地方保护”现象，与腐败问题紧密相关
对生产地来说，形成规模的食品犯罪窝点，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甚至能够解决当地财政困难。因此，地方利益给地方保护主义提供温床。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猖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利用特殊身份和权力为犯罪分子提供便利，给侦查工作设置了许多障碍。
（四）作案手段隐蔽，查处难度大
此类犯罪行为在生产阶段，隐蔽性强。在流通环节，链条长、牵涉地域广，时间跨度大。在案件查办过程，在管辖、检测、鉴定等方面经常面临取证难等诸多困难。
（五）与其他犯罪案件相交织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往往与偷税、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标、贪污受贿等犯罪紧密相连。
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防范对策
食品安全并非天然形成，食品科学上的安全性和公众心理上的安心感也并非唾手可得。这需要技术上的提高，安全上的规制和制度上的保障。此类犯罪连接生产，销售食品的经营者和购买食品的消费者。从犯罪的两个相对源头出发，能够有效切断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保障食品安全，出台宏观调控措施，责任重在政府。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该类犯罪的防范对策：
（一）从生产经营者着手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生产经营者，是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食品犯罪最本质的驱动力是食品生产销售者信奉利益至上，缺乏自我约束，责任意识淡漠。因此，针对该群体的防范有助我们在源头上降低食品安全隐患。
1.加大宣传教育，形成自我约束。由各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牵头，定期对辖区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宣传教育。定期通报国内外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树立法律威慑力，强化守法意识和责任意识。具体宣传方式应有灵活性，例如：定期会谈、短信教育。
2.建立检查制度，防止问题蔓延。食品生产企业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对所有生产环节严加把关，将各类安全漏洞扼杀在摇篮中。例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若三鹿集团加强对原奶的监控，就能及时发现其中掺有的致害物质三聚氰胺，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
（二）从消费者群体着手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消费者是有效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重要一环。消费者在传统意义上消极的与受害者地位等同，这种情况应该扭转，消费者更应该积极主动的担当起合法权益捍卫者的角色。
1.掌握基本方法，增强防范意识。消费者应辨别有毒、有害食品的基本方法，例如，毒豆芽中添加了生长素，增粗素等，呈现无根白白胖胖的状态，在外观上与正常的豆芽有明显差异。
2.敢于合理抵制，强化维权意识。消费者的合理抵制行为，能警示违法的生产者与经营者。不合格食品没有市场，自然被市场所淘汰。
（三）国家从立法层面着手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加强相关法律建设，为有效惩治该类犯罪提供法律支持，意义重大。
1.首先应当树立“从生产到餐桌”的过程化规制全局观。食品从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再到消费者的食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均可引发危害结果。因此，势必要在立法的各个环节设置安全阀。
2.其次全面贯彻“各负其责”的原则。捍卫食品安全是多方参与的系统化过程。只有明确参与各方，即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食品关联企业以及消费者的责任，方能有效规避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
3.加大风险分析方法比重。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就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加大并且完善风险管理、评估和沟通在立法中的力度，并且建立完善的机关主管分工体系。
4.最后正视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制度的不足。首先，要避免立法冲突现象。其次，在立法时，要规避法律语言的表述过于模糊，缺乏明确性的现象。最后，调整犯罪的处罚力度，做到罪刑相适应。
（四）国家从执法层面着手，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1.完善检验检测制度。整合农林，质监，工商等部门现有的检验检测资源，推进企业自检体系的建设，完善委托检验制度，加强社会中介检测机构主职能。进一步完善食品检测制度，严把卫生质量安全关，未经检测机构抽测或检测合格的产品不得进入市场流通。
2.建立系统化的处罚体系。（1）建立双罚制制度，个人和企业均为处罚对象。（2）赋予行政执法人员多项职能，具体包括责令停业或部分停业、取消营业许可等。（3）在刑法层面上，对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依法给与相应的刑事处罚。
3.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援助，平衡不对等维权。该类犯罪的诉讼过程中，实力不对等的情况客观存在，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援助能够保证被害人的各项基本权利，是对该类犯罪的有效对抗。
（五）国家从监督层面着手，防范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1.合理发挥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事实证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博客等新兴媒体，在传播信息，全民监督方面有出色表现。利用各类媒体，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透明化，并且时刻处于公众监督之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
2.进一步细化营业许可制度。国家应明文规定适用该制度的具体行业，许可条件以及一次许可期限，对获得再次许可必须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民意测评，达到条件方可继续营业。
3.建立可追溯的管理模式，方便全程监管和及时准确追责。发达国家如日本和法国均采用该种模式。例如日本的农户，必须记录相关农产品生产销售过程有关一切信息。根据相关信息，为每种农产品编号，整理成数据库并对公众公布。消费者可该编码，查询到关于这一产品的全部生产和流通信息。
4.建立健全的食品检查监督制度。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多头管理，权限不清，重复管理等弊病。应当对当前模式做出改良，可以采取分阶段各部门协同管理的方式，明确各自管理权限，避免互相推诿和争着监管的现象。在立法和行政法规中，明确食品检查监督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门管辖和指定管辖；明确检查的具体内容和可采取的相关处罚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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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几个问题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几个问题
摘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受到社会各方聚焦，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社会民生的大事，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对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随着凸显重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刑法法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变，本罪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约束性凸显滞后，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盲区。本文对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与完善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本罪在实践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沿革解读本罪的详细定义对本罪的构成要件问题进行辨析，对本罪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并针对缺陷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ood safety problems frequently out by the focus of the social parties, food safety issues relating to social and livelihood event, pose a great threat to people's lives, health and safety, food safety problems caused legal problems with thewith highlights important.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oxic and harmful food crimes against food safety crimes penal statute of this crime for the binding of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with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issues, highlighting the lag, the government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the existence of blind spots.Article 144 of the Penal Cod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oxic and hazardous food crimes” identified and improvement, analysis of this crime occur in practice a few questions.From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oxic and hazardous food crimes legi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to interpret detailed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is crime, this crime legislation defect analysis, improve measures for defects.Keywords: production, selling poisonous and harmful food crimes;constitute a crime;judicial determination
目录
一、引言........................................................................................................................1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沿革........................................................1
（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1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订.....................................................1
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2
（一）客体方面.....................................................................................................2
（二）客观方面.....................................................................................................3
（三）主体方面.....................................................................................................3
（四）主观方面.....................................................................................................4
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完善建议........................................................4
五、总结........................................................................................................................5 参考文献：....................................................................................................................6 致谢................................................................................................................................7
一、引言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从中折射出当前在食品安全法律保障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当务之急应当是从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大胆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积极地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法律完善体制。食品安全关系到全社会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这不仅是食品市场需要重视的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1。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刑法中违反我国食品卫生法律的，针对食品在生产、销售中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明知销售的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进行销售的，此行为侵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于本罪中“掺入”一词司法界对此讨论颇多，对于掺入的解释保护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材料的加入了生产过程、销售过程的食品只，也包含着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材料作为可食用材料直接出售。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出售不仅仅是将食品售卖，还包含了对食品进行存储、收购、运输、陈列与售卖的一系列活动。牟利不作为本罪的认定关键，行为人在主观意识上的知情与否是关键。本罪的特殊性在于犯罪活动是包含一系列的行为，即使没有全部完成也是存在犯罪未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虽然在一定时期能规范了食品安全市场，但是此类犯罪行为仍然猖獗，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刑法在实践中遇到的滞后性问题，也是本罪的体系不完2善的表现。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当前形势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完善措施，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本罪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食品安全法规提供参考，从而打击犯罪，提高食品的整体质量安全。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沿革
（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受到政府重视，《清凉饮料食物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纳入司法篇章的开始。这是对卫生部门设立制定的法规，知识对食品加工与经营中的食品卫生问题进行监管。在1979年刑法设定上并未对食品安全进行专门的关注，这也使得一段时期内我国食品在生产、加工、经营、运输过程中出现许多损害人民生命、健康的行为，十分混乱。在1982年《食品卫生法（试行）》中对食品安全进行了明文的犯罪追究，其中规定造成严重失误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情节不同分别按刑法第187条、第114条或者164条追究其直接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对食品安全罪的立法开始。《食品卫生法（试行）》主要针对的是食品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健康创伤，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各项事业快速进步，对于食品安全监管也稍显不足。《食品卫生法（试行）》中对未造成严重社会威胁的法律监管不到位，食品的安全问题也逐渐发展到了其他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法律监管无疑是一个盲点。
为了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保障人民在食品方面不受到危害，1993年在《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基础之上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食品安全现象进行总结与辨析，制定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3。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订
12高铭喧，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熊选国，任卫华．刑事罪名适用指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7 3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 3 条第 2 款明确了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罪行进行了定义，这是对1979年食品安全法规方面的完善，也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名的提出。
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对《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完善和修订。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义与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对犯罪行为的范围中增加了对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补充，这是对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进行了补充，对于食品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掺入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对明知是有毒有害食品仍进行售卖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扩大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也有效打击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弥补了原先法律法规中的缺陷。
现行刑法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处罚力度也较《食品卫生法（试行）》加大。将《食品卫生法（试行）》的金额处罚从违法所得的金额变为销售的金额，将处罚金额的增长到了销售金额的一半以上两倍以下，提高本罪的处罚金额，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消费能力与处罚接受能力，真正体现出了处罚的意义。将原《食品卫生法（试行）》中对于犯罪行为轻的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撤销，这是体现食品安全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对我国刑法严肃性的体现。现行刑法中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按照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处理这是免除了死刑的一个修订，也是反思重刑主义的改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成了争议，一方面的理解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进行处罚，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另一方面的意见是根据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处罚，其实实际上的处罚仍然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现行刑法的修订成“依照生产。销售假药罪处罚”是为了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强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
1993年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简称《决定》)，对于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
（一）客体方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是复杂客体，也就是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行为同时侵害了国家对食品卫生管理秩序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虽然是复杂客体，但是有确定性的直接客体，在犯罪行为实施的时候都在侵犯了人民的特定法益。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中对我国正常的食品安全管理秩序的侵害是同其他伪劣食品犯罪和其他食品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犯罪对象上包括了含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非食品原料就是指食品业原料意外的其他工业原料，毫无食用价值，或者根本无法食用，同时对人体造成损害，对人体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威胁，例如添加了工业酒精的假酒，含有化学合成剂的食物。这其中关键的就算对于非食品原料的定义，食品原料与非食品原料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4。
4赵秉志．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J］．政法论坛，2005
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食品安全对食品在生产、销售中进行严格的管理，纳入刑法的范畴的对食品经营进行强制性的规范管理。向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就是对我国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的侵害，有毒、有害食品也是对人民生命、健康权益的侵害。
（二）客观方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在客观方面是违法国家食品管理的，在食品的加工、销售过程只对食品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材料或者明知食品有毒、有害仍然进行销售的活动，这表明在本罪的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是违法《食品安全法》、《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等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法规的，这是首要的条件，国家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不断完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都是对食品安全管理秩序的影响。本罪的行为人在实施中必须是掺入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或者是明知食品有毒、有害仍然进行售卖的。这其中就提到了一个“掺入”，“掺入”一词曾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讨论重点，有的专家学者对“掺入”的理解是采取主动的行为，将我国法律禁止使用的，在食品方面有毒、有害的原料添加进生产、销售的食品中，这种理解在后面的现实实践中证明是比较片面的，狭隘的。根据我国法律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规定，对食品原料进行加工的，将加工的食品中加入了非食用的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的东西当作食品进行生产、销售，所以对于掺入的理解不仅应当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加入食品中，而且应当包含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材当作食品进行生产、销售的行为5。这其中对于“销售”的理解应当结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实质进行分析，对销售活动的判定不仅将食品简单的出售这一环节，应当包含着销售和从事着食品的收购、存储、运输、陈列、出售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中分析，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达到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范围，就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构成本罪的关键条件是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即明知此种行为是违法的仍然从事的。
（三）主体方面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主体在司法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应当是从事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人。这个主体包含了食品生产经营的业主，也包含了生产食品的企业、单位，包含了自然人和法人，从事食品加工、生产、销售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和卫生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取得了相关许可证的；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可以从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包含了单位、企业；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在食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对食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人，其中既包含了食品生产加工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人和单位，也包含了没有合法身材的人和单位。
分析这三种看法，对于第一种看法中并不全面，没有包含着本罪的全部主题，在食品生产、销售的过程中，生产、销售的人的身份并没有特定，也没有法律法规上的规定，生产、销售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人并没有资格要求。具备了生产、销售食品的人或者单位不是构成本罪主体的必要条件，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同样能实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二种看法把本罪的主体认定为是一般的主体，这是某些方面扩大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范围，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是特殊的职业，由于此项犯罪行为是建立了一定的时间、空间上的，犯罪的行为要建设了生产、销售的环节中，所以本罪的主体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环节 5卢建平．加强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民生刑法之提倡［J］．法学杂志，2010，(12)
中的人或者单位6。在司法的实践只，本罪是在生产、销售的特殊关系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在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个人或者单位，包含了有或者没有合法生产、销售饰品的个人或者单位。
（四）主观方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罪，行为犯罪是指只要有本罪的行为，不强调犯罪产生的恶劣影响就可以判定为犯罪。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认定中，对行为人有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就是侵犯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的管理秩序监督，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会产生危害。对直接产生危害还是间接的产生危害是研究的重点。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故意主观的犯罪行为，是明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食品中或明知食品是有毒、有害仍进行销售的。刑法在故意上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明知是希望还是纵容，就是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行为人明知这个行为会发生的危害后果，不采取制止而且从意志上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的后果，是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是间接故意。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明知在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结果会侵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秩序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却对此次活动采取放任的态度，在主观上就是间接故意的7。对于是否将牟利列入犯罪的主观方面，司法界也曾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在行为人在食品生产的过程中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则不构成本罪，而应当按照投放威胁物品罪论处。有的学者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则不能作为必要条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不剧本营利的必要条件，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都无法改变本罪的成立条件8。
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完善建议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我国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设置了重刑处罚，其中死刑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重刑的体现9。
纵观其他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罪的处罚大多采取了自由刑或者财产刑，英国1990年《食品安全法》规定构成食品安全犯罪处罚款或2年以下监禁，2年以下监禁虽然刑罚相对我国而言并不重，但是罚金相当严苛，动则上万英镑。刑法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手段，但是有了死刑规定的食品安全刑法仍然有许多不法商贩铤而走险，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刑法是惩罚中最严格的方式。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在于避免更多的危害行为的发生，不在于惩罚本身。如果连死刑都无法避免犯罪行为，避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要反思这种重刑主义是否必要。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重刑许多专家学者持赞成的态度，例如“三鹿奶粉”导致多名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受到危害，废除本罪的死刑势必对社会造成恐慌。但是死刑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是一项因素较多的犯罪行为，法规的缺陷和高额的利益都是促使不法分子冒险犯罪的因素。本罪的死刑并没有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的作用。废除死刑也是国际司法 6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557-560，222-22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93． 8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133-134 9刘树德．行为犯研究［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6-37 的潮流，废除死刑并不是放纵本罪，而是合理的适用自由刑。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的人应当采取较重的刑罚。综合分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成都、情节、金额和危害等，考量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量刑幅度10。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经济类犯罪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益的诱惑，对经济类犯罪的惩罚使其倾家荡产，毫无再犯罪的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能避免不法分子的行为，从根源上减少犯罪的动力，客观上也削弱了犯罪的因素。
加强法律建设和法律管理，堵塞法律漏洞，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不敢犯罪”就是要严肃执法，健全法律中对于犯罪的定义，杜绝和减少不法分子钻空子；制定处罚标准，彻底杜绝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重刑标准不够，而滋生的从轻处罚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效果11。
对企业中的食品安全，应建立有效的食品监管机制；利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使食品安全问题明晰，保留对食品制造企业的处分权；加强食品监管监督，提高食品企业和个人接受监督的意识；食品企业在生产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实力，使食品的投入通过企业产生效益回报社会公众，真正体现公共食品支出的效益性。建立日常性的企业重大食品事项报告制度和食品稽查制度。
五、总结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社会变革的时期，对经济犯罪的管理与制裁的滞后性使得犯罪分子猖狂。从经济的角度上说，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诚信意识产生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个现象：一方面，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伦理法则，经营食品的各方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在诚信的基础上平等交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效益原则，具有很强的趋利性，经营食品的各方都力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当食品安全的保障机制未能建立时，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经济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大量违反经济运行伦理、运行规则的经营行为，从而消蚀诚实守信、公平互利的经济伦理法则，妨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食品安全危机的产生、发展都呈现出非线性特点，即几何指数增长。在2010年，国内媒体相继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归根究底，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预防有待一步提高和完善。必须要加强社会预防，完善犯罪预防体系，提高执法效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1011郑飞．行为犯论［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02-103 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M］.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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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M］.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15．
致谢
完成了这一篇花费很多时间和心血的毕业论文，也为我在大学的学习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本文从选题到定稿，期间有很多老师和同学给予我帮助，在此向他们一一致谢。
从论文的选题到收集资料、整理文献，从动手写稿到修改定稿，这其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与指导。感谢我的导师老师，谢谢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老师认真教学，对学生富有责任心。在论文的写作和格式方面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深刻细致的教导。正是因为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得以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老师无私的关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激励我不断的进取，走好以后的道路。其次，还要感谢在这大学学习中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他们传授给了我知识。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写作的过程中给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和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致谢人： 2013年03月12日
第三篇：柳立国被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二审辩护词
柳立国被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律师接受柳立国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柳立国、鲁军等人被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上诉一案上诉人柳立国的二审辩护人。本辩护人自审查起诉阶段便全程参与本案，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根据本案的证据和法律，坚决认为柳立国不构成犯罪。详细论述如下：
一、宁波“地沟油”案是典型的“先抓人、再找证据、后造法条”的反法治案件。
先入为主的报道给本案的办理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侦查机关在未查明涉案油脂产品具体流向的前提下，便联合央视等权威媒体，向社会作出格林公司制售的“万吨地沟油已流入餐桌”的不实报道，引起全社会的极大恐慌，并激发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对地沟油及其制售厂商的痛恨。这显然是人为制造的恶劣社会影响，严重误导了社会大众，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所谓的“万吨地沟油已流进餐桌”的新闻报道，一步一步地被证明为不实的新闻报道，但始终没有具有良知的媒体机构对“地沟油”案的客观事实进行有效的澄清，使得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及其员工预先陷进“未审先判”、“媒体定罪”之万丈深渊。
本案立案侦查没有事实依据。2011年7月，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提炼涉案油脂产品一案案发，含柳立国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此即宁波“地沟油”案。侦查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的罪名，对本案进行立案、侦查。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第19条规定：本条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而在没有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尚未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断然进行立案侦查，这显然属于违法立案，违法启动刑事程序的行为。
指控缺乏有罪证据。侦查人员抓捕柳立国等上诉人后，本着有罪推定的思维，通过诱供、逼供，非法换押等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行为，制作了大量的企图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进入或可能进入食用油渠道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案件进入全面的“找证据、制造证据”阶段。但现有证据已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油脂产品就是工业用油产品，侦查机关也始终未能提供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进入食用油渠道的证据。在涉案金额高达近亿元，案发前几个月侦查机关就开始侦查本案的情况下，最终竟然连几千公斤食用油的实物证据都无法提供，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在无“罪”可依的情况下，出台《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卷宗材料移来移去，办案机关最后竟然发现没有合适的罪名能适用于本案。原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并不能适用于本案，也无法满足法定的鉴定程序，而适用其他罪名于本案，又不符合严惩本案的政治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只能层层上报，最终促成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于2012年1月9日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下称《通知》）。该《通知》就是专为本案而造的第一部“事后法”。《通知》出台后，本案涉案罪名又被换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到了提起公诉阶段，控诉机关最后又增加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名，最终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罪名对本案提起公诉。连涉案罪名都如此不清，一改再改，这样的案件在中国法制史上都极为罕见。
一审辩护对《通知》无效性及鉴定意见无效性的有力辩护推动案件继续发展。不管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入罪的前提条件都是具有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但根据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即便是参照现有的食用油的标准，也无法得出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食品或伪劣产品的结论。这也是本案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始终未提交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实物证据的真正原因，也是始终未提交博汇公司、格林公司下游厂商生产、销售的终端油脂产品实物证据的真正原因。对此，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应对策略是委托根本就不具备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即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和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这二个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鉴定意见》证据必然不具有证据效力。即使是按二者出具的鉴定意见，也无法证明涉案成品油有毒有害或属伪劣产品。一审判决最终采纳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将上述证据认定为无效证据。
一审阶段，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核心辩护观点包括：《检测报告》《鉴定意见》是无效证据，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缺乏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证据，根本就不能证明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是否属伪劣产品，案件缺乏足以定案的证据，应对各被告人宣告无罪；《通知》不是法律性文件，即便是其合法有效，根据本案事实，也不能适用于本案；本案不存在法定加重结果，即便是强行入罪，本案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于一审审理期间公诉人提出的《检测报告》《鉴定意见》不是鉴定意见，而是书证的主张，辩护人认为《检测报告》、鉴定意见》只能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的司法鉴定结论证据，而不能是书证，根本就不存在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专门机构就专业问题出具的书证。面对《通知》不是法律性文件的“硬伤”，面对《通知》是“事后法”且不能适用于本案的“硬伤”，面对鉴定意见证据无效、本案缺乏足以定案证据的“硬伤”，面对柳立国等七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强力辩护，一审阶段的公检法等办案机关明知本案难以定案，不得已只能向各自的上级机关逐级“汇报、请示”。
《通知》无用，求助于《会议纪要》。案件办理至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不得不走到宁波“地沟油”案的最前台，并于2012年9月28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下称《会议纪要》），并为此大张旗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坦言，该《会议纪要》就是专门针对宁波等地沟油案件的。这是专为本案造的第二部“事后法”。该《会议纪要》专门针对本案的核心规定有两条：一是对于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行为人在食品中掺入国家行业主管机关明令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质的，对涉案食品不需由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二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该条款的实质是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由原来的“法定结果加重犯”修改为“数额犯”和“法定结果加重犯”。该《会议纪要》第16条还专门规定：“本纪要下发后，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认真贯彻执行，如有新的规定，按照新的规定执行”。这明摆着就是要求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按《会议纪要》的规定、精神对本案进行定罪量刑，正可谓“用心良苦”。但问题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有权制定具有普遍效力法律规定的权力吗？刑法、刑事诉讼法属于典型的公法，公法领域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是“法不授权即禁止”。毫无疑问，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会议纪要》存在侵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的“硬伤”，存在侵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硬伤”，存在上级法院侵犯下级法院独立审判权的“硬伤”。毫无疑问，《会议纪要》不是法律性文件，宁波“地沟油”案仍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仍面临依法不能入罪，更不能入重罪的局面。综合可见，本案辩护人提“鉴定结论证据无效”之辩，《会议纪要》就制定无需鉴定的条款；辩护人提“若强行入罪，在无法定加重结果的前提下，本案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辩护意见，《会议纪要》就专门规定五十万元金额以上的，就可以判处最高档刑罚为死刑的条款。毫无疑问，单程序上而言，本案就是办案机关“见招拆招”、“因案造法”、适用“事后法”的非正义案件。最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会议纪要》的规定和精神，对被告人柳立国作出判处无期徒刑的违法判决，对其他被告人也进行违法重判，从犯不从。本案全体被告人只能依法提出上诉，案件进入二审阶段。
《会议纪要》必然乏力，寄希望于司法解释。二审阶段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面对一审判决在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方面的种种“硬伤”，面对全体上诉人依法上诉和全体辩护律师在一、二审阶段强力辩护的局面，深知单单依靠《会议纪要》不足以将本案办成“铁案”，也只能上报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继续宁波“地沟油”案艰难之“个案造法”过程。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得不走到本案的最前沿，并于2013年5月2日出台了法释〔2013〕1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专为本案而造的第三部“事后法”，以图实现“毕其功于一役”之目的。很明显，办案机关的逻辑是：既然《通知》不能适用于本案，浙江省级司法系统就联合出台《会谈纪要》的文件；既然《会谈纪要》不能适用于本案，并侵犯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那么二审法院就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顺势出台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至此，宁波“地沟油”案的全体上诉人理应认罪伏法，上诉人的全体辩护律师理应歇声止辩。但本案全体上诉人及辩护律师，仍严格依照证据和法律，继续为本案作无罪辩护，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法释〔2013〕1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
宁波“地沟油”案始终都是无罪的案件，不因办案机关“找”了很多证据就变成有罪的案件，不因办案机关“造”了《通知》、《会议纪要》和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等非法律性文件、司法解释就变成有罪案件；相反的是，一个简单的宁波“地沟油”案件，案发后竟然引发有关机关先后制定了《通知》、《会议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份非法律性文件和一个司法解释，作为专为本案而造的三部“事后法”，这必将成为载入中国法史册的重大反法治事件，宁波“地沟油”案也必将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极为典型的“先抓人、再找证据、后造法条”的反法治案件之一。
二、即便是柳立国等全体上诉人均明知涉案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家勾兑食用油或食用豆油的，本案也不构成犯罪；即便强行入罪，一审判决也不应违法重判
（一）即便是柳立国明知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商用于勾兑食用油的，下游厂商就是以食用油的名义将经勾兑的油脂产品销售给下游经销商或食品加工企业的，也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结论。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刑法意义上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必须满足“质”和“量”的要求，但本案并没有满足入罪所必备的“质”和“量”的要求。具体而言，“质”的要求是指：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本身，必须是有毒、有害的油脂产品；同时，还应满足下游厂商用上述有毒、有害油脂产品和正常食用油勾兑出来的终端食用油产品，也是有毒、有害油脂产品的实质性要件。本案事实是：侦查机关于2011年3月份就开始侦查本案，直到2011年7月份才抓捕本案七名上诉人，经过几个月的侦查，竟然提供不了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的实物证据，也提供不了下游厂商经勾兑后的油脂产品实物证据，在庭审中还爆出提供给鉴定机构的鉴定油品检材，竟然是来源不详的“乌龙”检材，而鉴定机构依据检材来源不明的油品所出具的《检测意见》和《鉴定意见》证据最终也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证据。也就是说，本案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博汇公司的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产品，也无法证明经勾兑后的油脂产品是有毒、有害产品。量的方面，即便是下游厂商用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油脂产品用于勾兑食用油，但用何种比例勾兑的，无法查明；即便是查明了具体的勾兑比例，也无法得出超过何种勾兑比例的终端油脂产品就是有毒、有害食品，本案证据也无法证明案件满足入罪的“量”的要求，无法排除合理的怀疑。
其次，从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角度分析，现有检测手段根本就无法检验出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不能以将来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来认定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感冒药康泰克事件，以前最畅销的感冒药康泰克，其核心成分是PPA，但该成分是对人体有损害的物质，长期食用会致癌，但50多年来人类都没有认识到该危害，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发现，美国药监局专门对此提出安全警示，生产厂家也作出对康泰克药品进行下架处理的决定，但整个事件都不涉及犯罪的问题。
再者，从客观证据角度分析，即便是下游厂商勾兑的食用油产品全部销售给食品加工企业或进入食用油渠道，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终端食用油产品是有毒、有害物质。客观事实上，本案并没有发生任何损害人体安全、健康的事件，甚至连消费者吃了拉肚子的事件都没有，更不要说致人死亡、重伤、轻伤或其他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这也正说明涉案成品油不具有毒害性。案件客观事实无法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生产、销售的油脂产品有毒、有害，也无法证明下游厂商勾兑出来的食用油产品有毒、有害，也就根本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结论。
最后，从罪责刑均衡角度分析，本案并不存在法定加重结果，即便是强行入罪，也应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法院以《会议纪要》第9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和有毒、有害食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条款为依据，认定本案具有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量刑情节，从而对柳立国作出无期徒刑的重判；二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9条、第12条，《刑法修正案
（八）》第2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2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最终裁定。但《刑法修正案
（八）》根本就没有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数额犯的规定，《会议纪要》又不是法律性文件，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而早在2001年已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其中第5条是专门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具体司法解释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根据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本就不能适用于本案。为了避免歧义，最新司法解释还明确写明该司法解释自2013年5月4日起施行。因此，根据当时的法律及当时的司法解释，即便是强行入罪，本案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明显是违法重判。
综上所述，本案根本就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即便是强行入罪，依法也只能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否则就是错判，就是非正义的判决。
（二）即使柳立国明知博汇公司、格林公司加工、提炼而成的油脂产品，就是供下游厂商用于勾兑食用豆油的，下游厂商就是以食用豆油的名义将经勾兑的涉案油脂产品销售给饲料加工企业、农药兽药加工企业、金属机械加工企业等厂家，并最终用于饲料油、化工用油、金属加工用油等工业用途的，也无法得出本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结论。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如上所述，本案只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不能适用《通知》、《会议纪要》和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是伪劣产品，应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产品质量鉴定，但本案并没有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证明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油脂产品就是伪劣产品，也无法证明下游厂商销售的经勾兑的终端食用豆油产品就是伪劣产品。事实上，案件证据已证明下游的50多家饲料加工企业，对进厂的涉案油脂产品均依照饲料油的标准进行严格的检测，而检测结果均为合格，且利用涉案豆油生产的饲料产品也都合格，足以证明涉案油脂产品就是合格的饲料油产品，就是合格豆油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的问题。
其次，本案被诉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质性条件，但一审判决却以“豆油交易”的形式要件认定本案构成犯罪，明显违背了刑法以实质要件定案的法律原则，明显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要求。具体分析如下：其一，本案并不存在“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事实；其二，博汇公司、格林公司不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事实；其三，在本案中，不管是博汇公司、格林公司，还是下游厂商，销售的就是饲料油，下游饲料厂家收购的也是饲料油，进厂时也是按饲料油的标准进行检测，最终用途也是用于饲料生产，更关键的是，当时的法律并不禁止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提炼饲料油，且最终饲料产品是合格的。不管以任何名义交易，都改变不了交易的就是饲料油的案件实质，更无法得出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的结论；其四，在本案中，流向药品培养基用途的化工用油，流向金属、机械加工用途的金属用油，买卖双方都明确就是工业用油，跟食用油无关，也不管以何种名义交易，都改变不了交易的就是化工用油和金属用油的案件实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以“豆油交易”的形式要件来认定涉案油脂产品是伪劣产品，这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油脂产品实质上就是饲料油、农兽药药品培养基化工用油、金属机械加工用油，涉案油脂产品实质上就是合格的工业用油产品。
最后，即便本案构成犯罪，本案也认定为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的应是勾兑、生产、销售食用豆油的下游厂商，柳立国只起到次要或辅助的作用，理应认定为从犯，甚至是从犯的从犯。但一审判决根本就不对本案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致使判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从犯不从。显然，本案就是非正义的判决，对王波、刘凡金等弱势打工者尤为不公正。
综上所述，即便柳立国是明知的，本案也不构成犯罪；即便是强行入罪，一审判决也明显是法外断案，违法重判，量刑畸重，正义缺失。
三、对宁波“地沟油”案件的几点反思
对整个宁波“地沟油”案件，我们的办案机关，我们的社会，追求的是人治，还是法治？追求的是依法办案，还是依长官意志、领导指示办案？
侦查机关、权威媒体作出“万吨地沟油进餐桌”的不实报道，导致恶劣社会影响的出现，严重贬损党和政府的形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是由本案上诉人担责，还是由蓄意制造不实报道的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和媒体机构自行担责呢？
面对法律滞后、无法可依的法制现状，是通过修改法律、制定刑法修正案、制定司法解释等合法手段予以完善，还是强行适用非法律性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将法律不完善的责任统统强加在本案上诉人身上呢？面对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该不该适用“事后法”？该不该“因案造法”？该不该专门为该案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涉案油脂产品，是否有毒、有害，是否是伪劣产品，凭现有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根本就无法得出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也要由本案上诉人承担吗？能不能以将来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来认定本案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呢？
博汇公司、格林公司的被诉员工，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打工者，他们应承担多大的罪责呢，究竟承担多重刑责才合理呢？比得上重挫司法公信力的浙江张氏叔侄奸杀冤案全体办案人员的罪责吗？比得上政府贪官污吏的罪责吗？
总而言之，宁波“地沟油”案就是彻底无罪的案件，如认定柳立国等七名上诉人构成犯罪，该案判决必定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反法治判决！
以上意见，尊请考虑。
辩护人：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邱恒榆
第四篇：浅谈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
今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婚姻诈骗案件6起，较去年同期上升50%，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在我县呈上升势头。笔者结合我局侦破婚姻诈骗案件的情况，就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当前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
婚姻诈骗俗称“放鸽子”，是以假结婚为名，骗取男方彩礼钱后，借机逃跑以骗取钱财的行为。从我县发
生的婚姻诈骗犯罪案件来看，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诈骗金额大。从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来看，诈骗金额最少的也有6000元，最多的达22000元。
（二）成功率高。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只有1起未遂，其它全部成功。
（三）作案人员多为少数民族妇女。从我县发生的婚姻诈骗案件来看，作案人员主要来自云南、广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
（四）侵害对象多为农村单身男子。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案件全部在南部农村山区，侵害对象多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单身男子。
（五）多系团伙作案，相互分工明确。婚姻诈骗犯罪团伙一般由3-5人组成，有待嫁的“女儿”即：一名年轻女子充当“鸽子”；有同路尽职的“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即：1-2名同伙充当“亲属团；有来自本地的“媒人”，即：一名本地人员或者曾在上述地区务工与当地人结识或与当地有亲戚关系的人充当“媒人”。他们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利用“媒人”或者亲戚身份物色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因在相貌、智力等方面有缺陷而找不到对象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好在当地娶不起妻子的单身男性作为目标。物色好目标后，让同伙送来“鸽子”，“媒人”带“鸽子”上门相亲，大多以父母有病缺钱、家庭遭受灾害，想通过找个对象，要点彩礼给家庭经济支持，或者以路途较远回家不易，让男方多拿钱给娘家做彩礼、给父母的赡养费等为借口，使受害者信以为真，送上大量现金给“亲属团”，“亲属团”得手后立即“回家”。留守的“鸽子”利用各种手段逐渐让受害人失去警惕，一旦找到时机立即逃走。
二、婚姻诈骗犯罪的形成成因
（一）家庭经济困难。我县经济不够发达，在村中迎娶困难的适龄男青年基本上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加之受“嫁个有钱人”等思想的影响，本地女青年多嫁到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单身男子只有靠人介绍对象，这就给犯罪分子实施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男女比例失调。当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我县尤其是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批大龄男青年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子为妻，加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但自身在身体或精神上有缺陷的男青年，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龄女子，花一笔钱买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给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法律意识淡薄。当前，我县农村偏僻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些人甚至认为花点钱买个媳妇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另有一部分人容易被本地作案成员“媒人”的承诺所迷惑，认为即使出问题也可以找到对方要回所花的钱款，最终造成受害人人财两空。
（四）防范意识不强。婚姻诈骗犯罪团伙通过花言巧语，甚至利用假的身份证明办理结婚证，以致使受害人认为“鸽子”确实是自愿嫁到此地来的，从而使受害人失去警惕性，难以防范。
三、打击和预防婚姻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要保持对婚姻诈骗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抓捕过早，交易尚未进行，案件不宜定性，导致证据不足放人，若抓捕太晚，破案不及时，部分交易完成，大部分犯罪分子已经逃脱，只抓捕假装嫁人的留守“鸽子”，可能会出现“鸽子”状告被拐卖，反咬一口的两难情况，甚至钱物已经转移，受害人人财两空，信访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必须抓住最佳战机，迅速出击，做到人赃俱获。如我局今年3月在侦破涩港柳其香婚姻诈骗案件中，专案组及时捕捉战机，在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证属实后，参战民警在其交易地秘密布控，在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得手正准备逃走时，将“鸽子”及其同伙共4人一网打尽，进而迅速查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清楚，既避免了犯罪嫌疑人推诿狡辩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及时为受害人挽回了近万元的经济损失。
（二）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做到防范于未然。一是公安机关尤其是辖区派出所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派出所管片民警要经常深入村组，在了解社会治安动态的同时，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摸清其真实身份、来到当地的意图及接触人员等活动情况，需要办理暂住手续的，一律详细登记造册；二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在农村，邻里之间有成人之美的想法，婚姻诈骗案件在案发前受害人及其亲属、邻居都帮助隐瞒，加大了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掌控的难度。因此，当地的基层组织要对本村的外来人员进行掌握，特别是举行婚礼的外来人员，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报后要迅速调查
第五篇：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对策探讨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对策探讨
刘彩艳七台河市成人教育学院（黑龙江〃七台河154600）
[摘 要]：青少年犯罪具有犯罪起因奇特、动机简单，犯罪诱发快、蔓延广、纠合性强，犯罪智能化等特点。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党和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要形成合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学校；社会；政府；教育
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愈来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给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如何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与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青少年的生理、心理一般特征是：蓬勃成长、急剧变化、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模仿性大、好奇心强、可塑性大。目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起因奇特，动机简单。
1、寻求刺激。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致使目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处于无理想、无文化、无道德、无法制观念的状态，他们学习无兴趣，整天在社会上游逛，精神空虚。旺盛的精力得不到正确的支出，往往便从打架斗欧、寻衅滋事等方面寻求刺激，追求一种野蛮 1的快乐。
2、物质欲望。一些青少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想吃好穿好，而且愈奇愈时髦的东西就越想追求，当家庭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时，就自找“门路”，非偷即抢。
3、逆反心理。青少年虽然年幼无知，但渴望独立、自尊，本能地不愿受管束，希望无拘无束地过所谓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理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逐步成熟越发加强。特别是当他们有某些劣迹后，如果管教方法不当，使他们觉得吃了点“亏”，轻则反感对抗，重则视若仇敌，予以报复。
4、好奇心驱使。青少年时期，好奇心模仿力很强，感情极易冲动而又不能控制，容易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犯罪诱发快、蔓延广、纠合性强。
诱发快是指青少年从接触不良影响，产生不良行为以至犯罪动机，到最后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很短，有的只有几个小时，长的也不过一两年，就完成从中毒到模仿犯罪，从心虚到无所顾忌的角色转化过程。蔓延广是指青少年犯罪传播范围广泛，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合群是青少年的一大特点，只要兴趣相投即可结为好友，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却对家长和老师怀有较深的戒心。一个青少年堕落下水，往往就会象被传染一样在同伴中传播蔓延，影响和带坏一批。这种蔓延腐蚀不仅在同龄之间，而且还向纵深发展，形成大带小、旧带新，一批接着一批。纠合性强是未成年人犯罪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突出表现在团伙作案多，而且团伙又多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青少年犯罪近年来团伙作案的现象比较突出，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相互结交，称兄道弟，纠结作案。有的划定“势力范围”胡作非为。青少年团伙作案数量多，涉及面广。
（三）、具有较强的暴力倾向。
从犯罪类型来看，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流氓、盗窃、抢劫、强奸、伤害这几个方面。这是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极影响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致使一些青少年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感到自己的私欲野心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而铤而走险，用犯罪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需要。加上一些报刊、影视对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实际上起着暴力犯罪的渲染作用，使许多青少年在犯罪过程在稍遇反抗便可实施暴力，手段日益成人化，其凶狠程度并不亚于成年人。青少年容易感情冲动，受到刺激就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暗偷不成即明抢，遇上反抗就拔刀伤人。
（四）、犯罪智能化
犯罪手段智能化、成人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青少年动手能力和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能力大幅度的长进。青少年将这一“优势”运用到违法犯罪上，危害性就更大了。在青少年犯罪中利用电脑、应用技术犯罪的多了；提前预谋、诈骗、内外勾结、善于伪装、反侦察手段运用的也较多，作案后想方设法转移实现、消赃灭证等智能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青少年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给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带来了难度。
（五）、犯罪低龄化趋势。
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发展。不少少年犯年龄很小却有过多次犯罪历史。但却不思悔改，以至发展到严重的犯罪行为。据目前有关资料分析预测，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发展，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在青少年中占的比例仍将不断增加。因此，运用各种手段实施超前预防战略。
二、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几点对策探讨
（一）、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在学校、街道、农村、家庭等社会层次中，大力加强青少年教育，积极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切实加强领导，定期分析形势，及时掌握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动态，力求做到心中有数。各级综治机构切实承担起组织、领导、协调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职责，要加大对减少青少年犯罪作为衡量各地部门综治工作好坏的重要根据。
（二）、办好职业教育，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要在中学阶段加强职业教育，办好多种形式的职业学校，针对社会的择业状况对学生进行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使学生在中学即掌握一门技艺，拓宽就业渠道。另外，要坚决取缔不健康的娱乐活动，加强对报刊影视等传播媒介、社会娱乐场所的管理。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利用娱乐室、广场文化等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使青少年受到健康向上的文化熏陶。
（三）、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家长要用
艰苦奋斗精神和耐心细致的方法来教育和引导孩子，不能百依百顺，过分溺爱，也不要粗暴地用打骂、罚跪或责怪等简单的方法。同时家庭当中父母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要让家庭中的不和造成孩子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们感到失去家庭的温暖而流落社会，从而误入歧途。
（四）、司法机关要在处理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中，严格执行惩教结合的办案原则，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既要教育、挽救少年罪犯，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惩罚少年刑事犯罪。根据青少年刑事犯罪有别于其他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的诉讼体系和预防体系，确保《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顺利实施。
（五）、建立帮教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宽广的概念，仅是希望小学不能代表他的全部内容，有教育扶助义务的部门和机构都在此列。改革青少年工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有作用的则留，无作用的则减。因为不起积极作用，就在起消极作用。
（六）、青少年自觉地增强防范意识
青少年要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要熟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反引诱”开始，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培养健康向上的行为习惯，增强辨别是非能力，主动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要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自觉地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积极地对违法行为进行自我防范。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有效地预防、避免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的不法侵
害，增强反侵害的意识和反侵害能力。要尊重监护人、老师对自己的教育，“逆反”的武器应该对准加害或诱使自己走向违法犯罪的人。
（七）、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预防和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必须唤起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预防犯罪，自我安全保护的教育纳入中、小学的教育计划，切实做到“法制要从娃娃抓起”。依法约束和规范中小学生行为，通过开展多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增强广大青少年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做到学法、懂法、守法。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消除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丑恶现象，减少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因素，从源头上解决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于淑芬：关于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2] 卢兴治：新形势下青少年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J、社科与经济信息、2002.5
[3] 李孟：面对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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