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之初探（共5则范文）

第一篇：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之初探（共）

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之初探

[内容摘要]多年以来，民行检察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监督的效果不尽人意，特别是诉讼中枉法裁判问题时有发生，却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民行检察部门涉足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关键词]民行检察、审判监督、枉法裁判、线索、初查、公正

人民检察院的民行检察部门，是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民行监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能否使民行检察工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长足发展？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民主与法制的呼唤。笔者就近几年理论界很少涉足的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必要性、可行性、方法等问题谈一点浅见，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必要性

近几年，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提出的民事、行政案件经过人民法院再审改判的情况说明，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案件的裁判确实存在错误。但统计表明，检察机关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4项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第4项提出抗诉的却极为鲜见（资料显示：事实不清提抗的占71.6%，以证据不足提抗的占28.4%）。是审判人员素质好、政治觉悟高，确无枉法裁判案件？然而，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贾永祥等人的贪赃枉法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肖勤、江岸区人民法院徐斌等人的受贿枉法裁判被查处，充分说明枉法裁判案不是没有，而是确确实实存在。检察机关为何很少以审判人员枉法裁判为由提抗呢？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民行检察表明在实践中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一是难在法律对枉法裁判界定不明确，提起抗诉的尺度不好把握；二是难在法律没有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权，民行检察部门人员不能越权办案；三是难在没有调查取证权，难以弄清法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枉法裁判的事实，抗诉的事实依据不足。因此，民行部门在办理民行申诉案件时，就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法律赋予民行检察部门的权力不可能真正用足、用活、用到位。

笔者认为，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权势在必行，其意义在于：

1、有利于惩治腐败，确保司法公正。我国已加入WTO，其基本原则将转化为国内法并得到贯彻落实，而且会通过日常商品经济生活方式普及和深入。要确保这些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得以统一、公正和合理地适用和实施，加强法律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加入WTO对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世贸组织的许多协议和规则都在不同的条文中明确提出了各成员方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的程序必须客观、公正、高效。随着法院涉外案件的受案范围扩大，案件种类将增多。但我国现有的法官队伍人员素质、待遇和社会地位尚不足以达到客观、公正、高效的要求，因而地方保护、部门保护、贪赃枉法等因素会导致民事、行政案件裁判不公，司法腐败现象也会时有发生。这样一来，一些明显不公的案件，外国当事人将有可能通过所在国政府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使裁判不能成为终审裁决。如果出现类似情况，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我国都是不利的。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就要求直接监督民行审判的民行检察部门及早发现，及时查处枉法裁判，惩处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

2、为渎职部门迅速侦破枉法裁判案件提供依据。近年来，渎职侦查部门在查处枉法裁判案件方面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对枉法裁判犯罪打击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不了一批有价值的线索。由于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行政化管理色彩太浓，许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弊端割裂了诉讼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侦查与监督部门之间筑起了一道坎，侦查人员与其他部门人员难以直接沟通。民行检察部门虽然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枉法裁判案件线索，往往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问，我不管，难以形成合力。此外，检察机关内部规定：“非自侦部门不许涉足自侦案件”，否则有越权之嫌。因此，即使再好的枉法裁判案件线索，也因时间的推移而“物似人非”，没有侦查价值，丧失侦查的最佳时机。如果法律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权力，那么，民行检察部门可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一旦发现类似线索，就展开调查、取证、固定相关证据，就能为渎职侦查部门破获大要案件提供第一手有利证据。

3、有利于树立民行检察工作权威。若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对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初查权，人民法院就不会觉得民行检察监督是“隔靴搔痒”，而会“另眼相看”，那种无视监督、你抗你的、我判我的现象将因怕查处而减少，抗诉再审的改判率也将会大大提高，从而促进民行检察工作的开展。

二、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可行性 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的必要性和意义正在司法实践中显露出来，但立法上却没有明确规定。民行检察部门介入初查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是切实可行的。

（一）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枉法裁判案件恰恰属于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民行检察部门虽然肩负的是民事审判监督之责，但法律并没“硬性”禁止其查处枉法裁判案件。民行检察部门与自侦部门的划分，是检察机关内部为了便于管理而进行的行政划分，并没有将他们割裂开来。而且初查并不是立案，它只是对涉案线索的初步调查，不涉及采取强制措施等专门调查工作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既赋予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也规定了可以对“枉法裁判”提出抗诉，而且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可以进行调查。这充分说明，民行检察部门涉足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初查是在法律规定的“弹性”限度内，并不越权，更不属乱用职权，相反，它是对渎职犯罪侦查的有力补充。

（二）其他法律监督部门的成功经验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科在担负批捕重任的同时，也肩负着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之职。如果他的监督只局限于“书面”审查，就难以发挥监督作用，《立案通知书》将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某院侦查监督科在立案监督工作上有突破性进展，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先进其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审查案件的同时，积极收集有价值的该立案而不立案线索信息，认真进行初查，掌握一定证据材料后，及时通知侦查部门立案，行使监督权。同时，他们又将初查中获得的渎职犯罪线索移交给渎职侦查部门，使渎职侦查部门拓宽了案件线索渠道，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成效。如果不是事先初查，掌握了一定材料，即使公安机关有案不立，他们也无法可施。原因是没有“证据”。《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院有通知立案权利，没有其他实体权利。侦查监督科，按其权限只搞书面审的话，同样也会流于形式，立案监督也可能形同虚设。

（三）民行检察部门尝试的典型案例

某区检察院民行检察科为了响应上级院关于“各区县院要攻克审判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案件”，提高抗诉改判率的指示精神，在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同时，十分注意发现审判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犯罪案件线索。他们在办理某贸易有限公司申诉案件时，从当事人熊某口中得知该区法院审判员肖某在审理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某经贸公司返还预付钢材差价款纠纷案期间，除向当事人索要人民币几千元外，还有隐匿证据、擅自窜改判决书的线索。对此，他们抓住不放，及时向院领导报告，研究制定初查方案。通过精心组织、秘密初查，很快掌握了肖某先后五次以办案活动费、报销午餐费、的士费、办案费用等为由向申诉人熊某索要人民币三千二百元，向对方当事人索要人民币一万元的犯罪事实，以及窜改判决书、隐匿重要诉讼证据的事实。他们立即向院领导请示要求转入立案，征得领导的同意后，迅速将此案移送自侦部门立案侦查。该科则对申诉人熊某申诉的返还差价款纠纷案以“枉法裁判”为由，提请上级院提出抗诉，并得到支持，此案获改判。由此可见，民行检察部门要想发挥好审判监督作用，必须涉足枉法裁判案件的查处工作，涉足枉法裁判案的查处，必须适时进行初查，有利把握时机，打击司法腐败，维护法律的公正、正确实施。

三、民行检察部门如何初查枉法裁判案件线索

初查，是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中，针对这类案件的特点，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诉讼概念。一般讲，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进行必要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以获取证据，确定是否需要对案件立案侦查的诉讼活动，它不同于纯粹的书面审查和立案后侦查，它是一种特定办案环节和办案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称之为“秘密调查”。民行检察部门要做好这项工作，就要把握好尺度，讲究方式、方法。初查应注意以下问题：

1、要调整好心态。民行检察部门的同志有许多以前没有从事过自侦工作，对如何初查不熟悉，有“畏难”情绪，怕“套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有的人则认为初查线索是渎职自侦部门的事，没有必要为他人作“嫁衣”。对此，应当调整好心态，克服经验不足的困难，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要树立全院“一盘棋”的思想，增强一体化团结协作意识。

2、拟好初查方案。初查前，应强调侦查意识和科学运筹，搞好初查布局，拟好初查方案，“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拟定初查方案时应注意：（1）坚持证据调查隐性思维原则；（2）注意初查布局与微观方法相结合；（3）以立案（不立案）、破案 调查为主要任务，并注意以案件整体、长远调查的“谋划”统揽全局；（4）以收集立案（不立案）、破案证据为主，兼顾证据的审查、运用及初步固定和保全，并注意对潜在性证据“资料”的保护。

3、要讲究方法。工作方法的得当与否，往往也决定着事情的成败。初查要注意证据调查的谋略、艺术、技巧及手段的“科技含量”和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采取：

（1）同步取证法。办案实践表明，枉法裁判行为往往隐藏于民行审判的全过程，这也是渎职犯罪的一个特点。因此，在办理民行申诉案件时，要有“一盘棋”的全局观念，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自觉地把发现枉法裁判犯罪视为己任，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时，要认真审查法院审判卷中的证据材料，开庭笔录及判决书，并注意听取申诉人、对方当事人和群众的反映，从中了解案件的全过程。在调查民行案件证据的过程中，运用各种措施获取渎职犯罪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不放过蛛丝马迹。

（2）查帐法。有些标的大的民事案件，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经济案件，某些单位为了胜诉，往往为一些审判人员报销个人支出，乃至给好处费。受理审查这些裁判不公的申诉案件时，可以借助查账，发现裁判不公的原因，从而为查获枉法裁判打开缺口。（3）程序审查法。枉法裁判案件，往往在审判程序上存在问题。如：送达不及时，隐匿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判决不公开、不移送上诉案卷等等，这些程序问题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贪赃枉法的线索。因此，我们在审查申诉案件时，一旦发现类似程序违法问题，就要深查细究。

4、正确处理好初查与立案的衔接，适时做好初查的中止工作。实践表明初查线索有一个与渎职侦查衔接的问题。如果衔接的条件时机把握不好，就会导致立案后质量低、撤案多，或者因未适时立案，造成不能及时采取侦查措施而贻误战机。因此，在初查时，首先要正确理解立案条件，即达到刑诉法规定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这个条件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认为”不等于证实，“认为”是对证据证明程序的一般要求；二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等于要求证实有犯罪事实，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故对这一条件应理解为“有一定证据，据以能够作出发生了犯罪事实，且该犯罪事实依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判断，就应当立案”。其次，是把握初查结束与立案侦查的衔接时机。确定由初查转入立案侦查的时机，应注意掌握：①经初查，已掌握或者初步掌握基本证据证明或认为有犯罪事实，并通过及时立案，采取有效侦查措施，可能进一步获取重要证据；②及时立案有利进一步迅速扩大成果；③如不及时立案将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串供、潜逃、自杀或进行有社会危险性活动等，也可能导致证据及赃款、赃物的被转移、毁灭、隐匿、销毁或被仿造，以及产生其他不良后果或影响。其三，及时与侦查部门取得联系，做好转入立案侦查的准备。从司法实践看，在由初查转入立案、侦查的衔接上，这个“衔接点”是侦查办案中最重要“关节点”和“转折点”，并且其在实践中的机会、变化往往来得突然或稍纵即逝，对此，民行检察部门在初查线索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基于贪赃枉法案件的特殊性，在初查过程中，有的案件尤其是某些大案、要案或者串案，存在重要的“潜在证据”线索，常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查清，或者出于侦查全局与策略考虑而暂时不宜初查，对这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暂时“中止初查”，及时汇报，将案件线索储存起来，交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等待时机成熟，以便在今后必要、适时的初查、侦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检察，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监督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为使民行检察监督有理、有力，师出有名，建议立法机关对检察机关近年开展民行检察的情况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对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必要地修改。

1、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完善民行检察的办案程序，将现行框架式、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特别是对“枉法裁判”界定要明确，以便民行部门操作，使民行检察有法可依。

2、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对枉法裁判案件线索的初查权，充分发挥民行检察部门法律监督的前沿作用，使审判监督的触角深入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环节，保障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合法、公正。

3、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手段，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在初查中采取必要侦查措施的权力。特别建议高检院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行检察部门初查案件线索办案规则，同时将审判监督中的有关问题与高法达成一致意见，必要时交立法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让民行部门在调卷、调查、查询等问题上畅通无阻，使抗诉第四项理由落到实处，保证法律正确、统一实施，从而防止审判人员专权和审判机关的有错不纠导致的公众不满和社会不安定。

第二篇：检察院民行部门收集申诉案件线索经验做法

针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线索少的情况，***市院民行科加大民行检察职能的宣传力度，采取四项有力措施，全方位、多角度，多种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民行检察工作职责，使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熟悉民行检察工作，从而拓宽民行案件的案源渠道，推动民行工作不断深入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是到市辖区内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社区法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律服务所进行走访、座谈，达成共识后，在这些单位建立了***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接待站，由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代为接待申诉当事人。并且在每个接待站悬挂的宣传板上详细介绍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职责、受案范围(包括受理国有资产流失等公益诉讼案件)、联系方法等内容。接待站经过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材料后，认为存在《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一款四项情形的，便以代理人的身份将案件转到检察机关，从而启动再审程序。这种方式，受到广大群众和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欢迎。

二是与市人大法制办、市政府信访办进行沟通。有些当事人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虽然不服，但又不知采取什么补救方法引起再审，所以就到人大、政府上述部门进行上访，加之这些部门对民行检察业务了解不太多，上访的当事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致使问题不但不能及时得以解决，而且发生了越级上访现象，使矛盾激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到这些部门进行沟通和宣传是十分必要的。采取的方式是发放宣传单、《便民联系卡》，卡上载明民行检察业务相关内容，民行科干警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手上有了《便民联系卡》，不仅使人大法制办和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工作职能有了清楚的了解，而且也使他们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中，一旦遇到了属于民行检察工作管辖的案件，便可将联系卡直接交给上访群众，极大地方便了工作，同时有利于人民群众与民行科干警及时联系。

三是全科干警驱车到各乡镇司法所进行宣传，延伸民行检察宣传触角。针对村民有法律上的疑惑大都到司法所求助的情况，先后走访了全市乡镇八个司法所，加强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联系，取得司法所负责人的帮助与支持，将宣传单放在所里，由司法所负责向当事人发放。

四是利用各村支部书记、村长集中开会的机会进行宣传。鉴于各村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的领导联系，利用村支书、村长开会的机会，向他们进行集中宣传，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屯向村民宣传。近日，我们到柴河镇政府、利用镇政府召开“减免农业税”会议机会，利用半小时时间，向村支部书记、村长、会计讲解民事法律知识，并现场答疑解惑，乡镇领导、村干部对此非常欢迎。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了解检察机关，了解民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拓宽了案源渠道。经过近半个月的宣传活动，收集比较成型的民行申诉案件线索6件，经审查，已提请抗诉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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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充分发挥民行检察职能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共）

充分发挥民行检察职能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在全市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徐从锋

近年来，我市民行检察部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全面履行民行检察监督职责，民行检察工作保持了稳步发展。办案规模逐年提升，再审改变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转变抗诉重点、督促起诉、民事和解等探索性工作亮点频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市民行检察工作在发展理念、业务建设、队伍建设、改革探索和理论创新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推动民行检察工作跨越发展，任务非常艰巨。

一、提高一个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民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要充分认识民行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随着社会的进步，民行检察工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出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能不能依法履行好法律赋予的民行检察职责，关系到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关系到能否在新形势下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关系到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二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淮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今年7月，市委六届二十次全会作出了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奋力争当皖北崛起排头兵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市检察机关务必强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紧密结合淮北实际，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切实找准民行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不断推出强化监督、促进发展、服务民生、维护稳定的新举措，努力为淮北“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争当皖北崛起排头兵”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我们务必要坚持从检察机关的人民性出发，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出发，积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不断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四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确保淮北长治久安的需要。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依法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既是维护司法公正的过程，也是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全市检察机关一定要坚持把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载体，全力以赴、积极主动地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把握二个定位，进一步理清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

民行检察监督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监督对象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而不是对私权的不当干预。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处于居中监督的地位，在当事人之间保持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从监督效力上来说，主要是依法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促使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和纠正违法情形，体现的是程序效力，不具有最终的实体裁决权；从监督的要求上来说，是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发生的违法情形或生效的错误裁判进行监督；从监督的基本目标来说，是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依法纠正诉讼违法和裁判不公问题，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民行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准确把握民行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属性和职能定位，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全面落实“三个强化”的总体要求，突出监督重点，强化监督措施，积极探索创新，推动民行检察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贯彻落实好上述任务和要求，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

1、把现有法律规定作为立身之本。我们要紧紧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制度规定，严格依法开展民行检察工作，同时要按照中央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从法理和立法精神出发，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民行检察工作新领域、新方式，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2、把遵循监督规律作为基本保证。进一步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手段和机制，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在规律，保证法律监督权依法、正确行使，保证民行检察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

3、把三项重点工作作为重要载体。我们要正确认清三项重点工作与民行检察工作之间的关系，在找准结合点、切入点上下功夫，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民行检察业务，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成效来检验民行检察工作的新发展。

4、把“三个强化”作为重要抓手。我们在开展工作中要坚持以强化法律监督为根本任务，以自身监督为根本要求，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保障，切实做到民行检察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用出色的工作业绩、突出的办案效果，树立民行检察队伍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

5、把坚持改革创新作为发展动力。全市检察机关既要立足当前，坚持用足用好现有法律监督手段，体现民行检察监督的职能和作用，又要着眼长远，加强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不断丰富民行检察监督手段和内涵，努力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

6、把完善工作机制作为重要保障。我们要加快民行检察规范化建设，全力构建上下协作、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各有侧重的一体化办案机制和工作格局，确保民行检察工作高效、有序运转，取得最佳的监督效果。

三、突出三个重点，进一步加大民行检察执法办案和机制创新力度

(一)坚持围绕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

1、加大办理民行申诉案件力度，畅通民行申诉渠道。办理民行申诉案件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途径。一要畅通申诉渠道。要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民行检察的职能、地位和工作程序。大力推行“亲民检察”和“民生检察”，落实便民利民措施，通过下访巡访、深入厂矿社区宣传、设立民行检察工作联系点、加强与司法所、律师事务所联系等方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申诉难的问题。二要调整办案重点。全市检察机关一定要认清形势，把思想统一到崔伟检察长讲话精神上来，迅速转变办案观念和执法理念，切实把办案重点从一审抗诉转到二审抗诉上来。三要建立一体化办案机制。市级院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不服二审生效裁判申诉的受理、审查和提请抗诉上来，同时注意加快办案进度，提高提抗案件质量。特别要认清基层院在化解社会矛盾、发现和移送职务犯罪、探索创新、机制改革等方面的重大责任，同时要通过建立二审申诉案件基层院接访受理和初步审查机制以及上下级一体化办案机制，充分发挥基层院在办理二审抗诉案件方面的职能作用。四要正确处理好结构调整与保持办案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积极受理和审查各类符合要求的民行申诉案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持我市办案总量相对稳定，不出现大幅下滑，实现民行检察工作争先进位；又要着眼长远，着力办理二审抗诉案件，努力提高二审抗诉案件的比例，实现办案结构调整的平稳过渡。五要注重释法说理。对于审查后作出不立案、不提请抗诉、不抗诉等决定的申诉案件，不能简单地一推了之，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法、理、情统一于执法办案中，有针对性地做好释法说理、利弊分析、思想教育、情绪疏导和心理安抚等工作，引导当事人化解积怨，纠正认识上的偏差，消除思想上的抵触情绪，促使当事人主动服判息诉。

2、深入推进民行申诉案件调处工作，构建检调对接机制。要坚持调解优先，积极探索检调对接的方式，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主动融入“大调节”格局。对案件审查阶段当事人有和解意愿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要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注意引导当事人做好与法院执行程序的衔接。对已提出抗诉的案件，也可与法院沟通起动再审程序或者配合法院调解和解。

3、积极探索申诉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要把风险告知和风险评估预警作为办理案件的重要环节，对各类民行申诉案件进行认真地梳理、分析和研判，及时发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可能引发新的矛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预案，切实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引导当事人正确看待民行检察监督权，认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并做出理性选择，最大限度地防止缠诉现象。

(二)坚持延伸检察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加强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突出民行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监督属性。全市检察机关要认真研究总结行政诉讼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行政诉讼监督能力和水平。要高度重视办理行政申诉案件，着力纠正行政诉讼中有案不立、有法不依等问题。对裁判确有错误的，要配合法院和有关部门尽可能先采取协调处理方式，促进问题依法及时解决。

2、构建多元化的监督方式，突出民行检察工作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针对性。在办理申诉案件中发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或侵害单位、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行为主体、行为过错程度、纠错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针对具体问题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方式中进行选择适用。此外，还应在监督之外主动支持、配合和帮助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职能。

3、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衔接，突出民行检察与社会大局的契合性。我们在办案中，要站在大局的高度，注意分析民行申诉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资源等热点难点类案件为切入点，挖掘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全局性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在加强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基础上，帮助行政执法部门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促进其建立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模式和机制。

(三)坚持强化法律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1、要通过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我们要准确把握民行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属性、职能定位，健全制度规范，细化工作流程，明确执法条件，强化办案责任。民行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当注重案件审查与法制宣传和说理的有机结合，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完善对申诉案件审查程序、审查依据以及申诉风险的告知制度和解释工作。

2、要通过办理抗诉案件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抗诉是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施监督的主要手段，具有直接启动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效力，我们必须充分运用抗诉手段监督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并加强抗诉案件的后续跟踪监督。同时要注意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其他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整体效能。尤其要加大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力度，及时掌握法院审理和采纳情况，对于未能有效启动再审程序、符合抗诉条件的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应及时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增强监督效果。

3、要通过转变监督理念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一要积极开展对民事执行和调解活动的检察监督。把群众反映强烈、确有问题的民事执行裁定、执行行为以及虚假调解、恶意调解、双方串通损害国家或第三方利益的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调解案件作为监督重点，积极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方式开展监督。二要积极探索对民行诉讼活动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和更换办案人工作。三要注重发现和移送民事、行政司法不公背后的违法犯罪线索。

四、抓好四个保障，进一步推动民行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和队伍素质全面提升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民行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两级院党组要加强对民行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经常听取汇报，理清发展思路，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民行部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市院民行处要加强民行工作的个案指导、分类指导和宏观指导，认真解决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增强业务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基层好的经验做法，协调解决基层办案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加强队伍建设，为民行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要合理配置内部人力资源，既要注意把具有较强民商、行政法律功底的人员调配到民行检察岗位，又要适当招录民商法、行政法等专业法律人才，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三)加强能力培养，为民行工作提供有力的执法保障。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以及“反特权思想、反霸道作风”活动，加强对干警的职业道德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执法公正、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民行检察队伍。努力培养一批具有精深理论功底、丰富办案经验的专家型人才，切实以专业化建设带动执法办案水平不断提高。

（四）加强基础建设，为民行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一要继续夯实基础，不断加强机制建设。要下大力量夯实基础工作，着力完善管案、管人、管执法、管业务考核的制度机制。二要加强理论研讨和工作总结，不断提升民行水平。面对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发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民行部门要重视加强理论研讨，形成业务指导意见，更为有效地执行法律、落实政策、强化监督。三要主动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争取各方面支持。两级院要严格执行重要工作、重要部署、重大情况、重要案件报告制度，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要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正确处理与法院的关系，既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也要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积极营造与法院的和谐关系。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听取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意见和建议，在接受监督中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第四篇：检察院自侦部门初查监督制度探索

检察院自侦部门初查监督制度探索

从头监督严防腐败

现在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初查阶段，初查现已成为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初查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初步审查、初步调查或初步侦查。根据高检于1999年11月8日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40条

”）第6条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实践看，当前，检察机关在依照《刑事诉讼法》办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等自行侦查的案件时，普遍采用“受案、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通常在接到举报、控告材料后，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工作，在判断确有犯罪嫌疑后，即开始立案侦查，使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在初查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涉嫌犯罪事实而作不立案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办案效率。但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初查，包括初查的提起，决定权，处理结果的决定权，以及初查的手段方式等环节步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现在侦查部门对初查权的利用存在随意性，很容易滋生腐败。

××*检察院检察长××上任以来，对自侦部门办理自侦案件，特别是初查阶段的监督问题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和检委会提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研究，并结合自侦部门办案实际，××*检察院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自侦部门初查活动的监督办法。

一、加大对初查过程中公正执法、廉洁办案的教育力度

我院紧紧围绕上级院提出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紧密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和严格落实“十八条”，采取上廉政课，观看党风廉政电教片，召开以案论纪讨论会，和通过集中学习、专门谈话、廉政承诺等多种形式对干警进行廉政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充分具体。

二、制定具体规定，规范侦查部门初查活动

（一）初查的提出，为全面准确掌握全院初查活动，根据全院一盘棋的思路，防止部门、干警擅自初查，我院规定所有群众举报线索和摸排线索，必须交控申科，由控申科进行备案整理，报经检察长批准后，再根据案件性质分流到自侦部门，同时严禁控申部门自行初查、侦查，从源头上止住了初查的情况。

（二）初查的办案规定，为防止侦查部门和侦查干警在初查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我院专门制定了自侦部门初查活动准则：

1、初查必须填写初查审批表，并制定初查方案，明确初查人员、负责人、责任人，以及保密和初查后的应对措施，报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并备案，有效的防止了盲目初查和随意初查的现象。

2、初查中，原则上个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不得接触被调查对象，必须要接触时，须由部门负责人报经主管副检察长批准，并根据我院“一岗双责”规定明确安全责任人，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

3、询问时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规定，严禁在初查阶段以任何方式限制、剥夺被调查人员的人身自由。

4、询问中必须有三人以上在场，其中专门一人负责被调查人员的安全，禁止侦查人员单独接触被调查、询问人员。

（三）初查后的处理，初查结束后，不论是否具有继续侦查的价值，侦查人员应立即将初查报告和初查意见上报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防止侦查人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案件流失，危害社会。

三、加大监督力度，保障初查的公正廉洁

1、把初查写入廉政承诺书，将廉政承诺扩大到初查过程，向全院干警公布、宣读，使干警自我加压，促使其做好自我监督工作。

2、实行初查备案制，规定控申科在向侦查部门提供初查线索时，必须将线索报监察科备案，以使监察科对全院的初查案件做到有据可查，同时侦查部门在初查前必须将初查计划报监察科备案，以备检查，防止侦查部门私自初查，另外初查结束后，侦查部门要将初查报告报监察科备案，以防止侦查部门私自结案，造成案件流失。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探索，使全院干警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保证了初查活动的廉洁、公正、依法进行，截止目前为止，我院在初查环节没有发现一起违法违纪行为，没有流失一起案件，切实保护了被初查对象和报案人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五篇：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工作之体会（共）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工作之体会

2002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检察机关，先后从事公诉、反渎、反贪工作，2009年调至纪委监察局，先后从事案件检查、效能监察、案件审理工作。如今又重回检察机关，个中经历感触颇多，特别是纪检监察机与检察机关在机构性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从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作一些探讨。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区别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2、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给予党纪处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给予政纪处分；对其中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监狱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3、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刑事侦查及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逮捕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违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即“两规”措施，但目前该措施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此不作探讨），这些措施应该是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法规及法律的规定。

特别是在实践中，对违纪对象查询冻结银行交易存款、通讯记录、技术侦查等方面，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只能打擦边球，利用各种办法去达到调查目的，总是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一些大要案过程中，一般都要抽调检察、公安等机关予以协助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借助强力机关的一些合法必要措施来突破案件。前面所提到的“两规”措施，实际上是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案件威力最大的武器，就内部来说，办案人员可以24小时随时了解对象，对其进行政策法律攻心，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违纪对象的防线很容易崩溃，这种优势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所不具备的，但是这种优势还能存在多久则是个问号，因为随着依法治国的完善，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必须按有关法律规定来办理。

4、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或提起公诉，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二）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协作配合问题，中纪委和高检院先后联合出台过几个文件，《中纪委、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中互相提供案件材料的通知》（中纪发﹝1989﹞7号）、《中纪委、高检院、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高检会﹝1993﹞31号）等文件中就协作配合的范围、程序等做了明确的界定，是在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开展工作协调配合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加强工作。

1、规范联席会议制度。笔者之前所在的市中区纪委监察局每半年召开一次与检察机关、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案件联席会议，会议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会议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通报反腐败工作情况，各部门提供违纪违法线索，对正在办理的反腐败案件进行协调。

2、加强案件移送制度的协作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经审查认为触犯刑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及时将案件和有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受理，及时审查，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说明原因，并将案件材料退回移送的纪检监察机关。

3、加强办案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在案件查处及处理方面会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干预，比如有些案件没有深入调查下去，或有些案件仅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对于这种情况，检察机关应主动出击，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要根据查办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了解案情，最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突破之时，检察机关能及时启动侦查程序，同步介入案件的侦查调查，同步固定证据，通过法定的侦查手段，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对纪委监察机关起到一地的监督促进作用。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这个资源，可以给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带来诸多便利，据笔者了解，市中区检察院自侦部门每年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有近一半是与市纪委监察局联合办案所得，而且基本上都是大要案。检察机关主要依靠的是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和政府纪律检查机关的强势力，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时遇到的阻力要小一些，另外通过借力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等调查手段，也能为突破案件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4、规范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配合协调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或结案后，需要互相提供案件的有关材料时，能移送原始资料的尽量移送原始资料，对于复印件应加盖移送机关公章并注明出处，另外还应必须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双方在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对方。

二、对检察机关相关职能的探讨

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期间感受到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整个机关是一个整体，全员办案，各部门协同作战，包括案件审理部门（类似审判机关）都要提前介入，很多问题都解决在了调查阶段，为以后的案件处理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种模式不能适用于司法程序，因为按照我国宪法及刑诉法的规定，侦查、公诉、审判是互相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导致一些应该追诉的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检察机关虽然地位崇高，属于法律监督机关，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法律监督实权，对于审判权，笔者认为应该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应对其过多干涉，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行使审判监督权就已足够。而对于侦查权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行使的权力还远远不够，完全不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它和批捕权及公诉权虽相对独立，但都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职权，容易形成合力。目前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公安（国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不足，故下面主要谈一下检警关系。

1、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及国情原因，公安机关在我国一直是司法机关中最强势的部门，其权力至今仍在不断膨胀。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监督权与现实中的检警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矛盾的。我国目前的这种检警关系是以检警分立与检警制约为特征的，其实质上是检警对等平行关系，实践中则是警主检辅，公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依附于侦查职能。在刑事案件审判前都是以公安机关侦查为中心，检察权对警察权的控制力相当薄弱，更没有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也只能从是否决定逮捕这一个方面来制约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也只能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至于公安机关坚持不立案，检察机关也没什么好办法。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至高的权力，1996年之前检察机关也实实在在拥有一定的侦查监督实权，如1979版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行。”，对于公安机关懈怠不予立案侦查及不适合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进行侦查，这就体现了检察权高于警察权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但1996年之后的刑诉法却完全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不但剥夺了检察机关自主决定侦查的权力，甚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都需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此对法律监督机关的种种限制可见一斑。笔者之前还寄希望于今年3月14日新

修订的刑诉法能够纠正这个严重违宪的规定，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还是维持“原判”，我国的诸多所谓法律专家还是服从于强权，检察机关影响力远逊于公安机关，这是法制的倒退。

2、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笔者在公诉部门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对基层公安干警的法律知识及办案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一些简单的案件反复退回补充侦查，甚至多次退补后仍不符合要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就更不要说了。法检两家进入门槛远高于公安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人员的素质也注定是高素质人才，为何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就纳闷如何能改变这种状况，在了解了我国周边日韩及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后，才发现我国的检察机关实际地位及权力真是太低了，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司法制度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其侦查权涵盖警察机关的侦查权，其检警关系模式就是检察指挥侦查的模式，也就是实行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分工合作模式。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是侦查主体。检察官在侦查犯罪时，有指挥调度警察官和命令警察的权力；警察则被视为检察官的助手，有协助侦查犯罪的职责，但没有独立的侦查权限。检察官是侦查活动的发动者，对刑事案件有起诉、不起诉和缓起诉的决定权；侦查中，检察官有侦讯、勘验权，对传唤、拘传、通缉、责令赔付、交纳保证金、查封、扣押等强制处分有决定权。同时，检察官对警察有要求其主管单位给予奖惩的权力，主管单位必须执行。

我国检察机关对警察部门的法律监督与台湾地区相比差距大矣，我们不苛求像台湾地区一样把警察部门放在完全从属的地位（在我国这也不可能），只要对于疑难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有介入指挥的权力，能够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进行侦查，并且恢复1979年刑诉法第13条的规定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到那时提到检察官，警察们也会肃然起敬吧。因此合理的检警关系应该是“侦诉一体化”，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侦查和公诉

阶段分工明确，受此影响，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而忽略对公诉人法庭上指控犯罪的作用；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法庭上指控犯罪，而忽略怎样调取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样的模式没有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两方面的资源特点有效的结合起来，存在明显的缺陷：侦查作为公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侦查人员虽然拥有侦查权，承担调取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但是远离法庭审判活动，对控辩双方质证辨论的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庭最终据以定案的证据标准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分离，必然造成侦查人员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破过程中，而对破案后全面及时地收集固定诉讼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侦诉分离制度的缺陷问题，必须实行侦诉一体化制度，台湾地区模式在大陆目前是不可行的，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合我国的侦诉一体化制度。该制度一方面吸收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防止证据的灭失，又有利于发挥公安机关的积极性和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强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减少内耗，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介入引导和指挥，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实际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指挥权和立案侦查权，防止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滥用。所以，侦诉一体化是下一次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世界刑事司法体制的趋势，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

陈宝生

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