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6年

第一篇：中国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6年

2016年中国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6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彰显了海事司法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引领国际海事规则、统一海事审判尺度、提升海事司法公信力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落实了“围绕把我国建设成为国际海事司法中心、指导各海事法院提升司法水平”的任务。

据悉，2016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与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引领国际海事规则、提升海事审判理念、统一海事案件裁判尺度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形成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海事案例。

为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参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特选取栾某某等21人与康菲石油中国、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瓦锡兰芬兰有限公司、西特福船运公司与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颖勤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船舶设备买卖侵权纠纷案，王某等15人与三友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绍兴县金斯顿针纺织有限公司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毛某某与陈某、嵊泗县江山海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等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行投资有限公司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诉徐闻海事局行政处罚案，德国航运贷款银行诉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舍库萨格凯斯航运有限公司船舶权属纠纷案，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等10件案例予以公布。

2016年十大典型海事案例

2016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紧紧围绕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与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引领国际海事规则、提升海事审判理念、统一海事案件裁判尺度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形成一批典型海事案例。为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参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特选取10件刊载如下：

1.栾某某等21人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位于渤海海域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发生溢油事故，导致该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由国家海洋局等7家行政机关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认定，康菲公司作为作业者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于2011年出具《近岸调查报告》，记载了相关海域的污染情况。经农业部与中海油公司、康菲公司协商确定，康菲公司出资人民币10亿元的赔偿补偿款，其中人民币7.315亿元用于赔偿补偿相关受污染区域渔民的养殖损失。乐亭县人民政府确定了赔偿补偿标准，当地大多数养殖权利人按该标准接受行政调解并领取了赔偿补偿款。河北乐亭水产养殖协会于2011年10月6日委托博亚公司就河北省乐亭县大清河盐场29余家养殖户因水污染所造成的预期产量及产值给予技术分析并出具《技术咨询报告》。栾某某等21个受污染区域渔民不接受行政调解，以该报告作为鉴定结论，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连带赔偿其养殖损失和鉴定费用、诉讼费。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溢油事故构成对栾某某等21人养殖海域的污染损害，康菲公司应就此进行赔偿，中海油公司在事故发生时不是油田的作业者，也不控制污染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栾某某等21人应当对损失程度和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因博亚公司未取得农业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不具备鉴定资质，对其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栾某某等21人对于养殖损失程度和数额的举证没有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鉴于审理过程中对栾某某等21人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应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对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进行综合认定。结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参照乐亭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天津海事法院判决康菲公司赔偿栾某某等21人损失人民币1683464.4元。栾某某等21人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蓬莱19-3油田在中外合作开发过程中因作业者原因发生溢油事故，在环渤海三省一市区域引起具有涉外因素的群体性索赔纠纷，具有相当的国际国内影响，该案的成功处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本案审判对污染者依法追责，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海洋环保责任意识。本案判决表明，任何民事主体从事生产经营，均应当依法合规；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违规作业造成事故导致环境污染和他人损害的，都必须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第二、本案裁判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展示举证质证认证过程取得广泛社会认同，再次表明公开促公信的重要意义。

一、二审法院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应当举证证明有关污染行为、污染损害以及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然后逐一认定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最终认定被侵权人提供的损失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明力，论证说理清晰充分。尽管该案是一件重大敏感案件，天津海事法院开庭审理进行了全程网上直播，裁判分析推理过程的充分展示，取得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三、法院努力探索认定损失的替代方法，充分体现对公平正义的实质追求，也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构建环保制度机制的新课题。在栾某某等21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污染损失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参照乐亭县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酌定损失赔偿数额并相应作出判决，由此避免了渔民因举证不能而完全败诉的局面，这种处理方式在环境司法技术上具有探索价值和启示意义。

2.瓦锡兰芬兰有限公司(WartsilaFinlandOy)、西特福船运公司(Spliethoff`sBevrachtingskantoorB.V.)与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颖勤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船舶设备买卖侵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西霞口船业与西特福公司于2006年6月3日同时签订两份船舶建造合同，约定西霞口船业为西特福公司建造12500型多用途船舶二艘（038号轮、039号轮），每艘造价均为2049万美元。双方补充约定西霞口船业必须使用瓦锡兰主机。西霞口船业与瓦锡兰公司于2007年1月17日签订两份主机及推进系统购买协议，该两份协议当时由颖勤公司销售经理代瓦锡兰公司与西霞口船业总经理签署。后西特福公司将瓦锡兰主机托运给西霞口船业，西霞口船业也支付了相应价款。因西霞口船业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船舶，西特福公司于2009年7月13日解除了038号轮的买卖合同。2011年4月，颖勤公司工程师在负责调试038号轮主机时，发现试航油压达不到要求，给西霞口船业发送邮件称：通过查阅发动机记录，038号轮的发动机系西特福公司购买的一款旧的瓦锡兰发动机，在荷兰工厂翻新后卖给了瓦锡兰公司。西霞口船业委托海事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该两轮主机均为翻新二手新主机。西霞口船业就038号轮主机问题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以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用旧机器冒充新机器出售构成商业欺诈为由，请求该三公司“按合同约定提供同样的主发动机、推进系统一台套”，连带赔偿船舶贬损及其他损失。西霞口船业就039号轮主机问题提起类似诉讼，案情和最终处理结果与038号轮案类同。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共同实施了以二手主机冒充新主机卖给西霞口船业并安装到新船上的欺诈行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据此，判决支持西霞口船业的诉讼请求。颖勤公司、瓦锡兰公司、西特福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亦认为瓦锡兰公司和西特福公司共同对西霞口船业实施了欺诈，但由于西霞口船业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颖勤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主机为二手主机，颖勤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二审与一审判决结论基本相同，仅未支持西霞口船业要求侵权人赔偿推进系统和垫付船款的贷款利息之主张。瓦锡兰公司和西特福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审理重点涉及欺诈行为与侵权责任等问题的认定。船舶主机是船舶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在船舶建造中普遍存在买方或者委托方指定船用主机生产供应商和型号的情况，不能根据西特福公司明确要求使用瓦锡兰公司生产的主机的事实认定该公司具有与他人串通提供旧主机的主观恶意；西特福公司因西霞口船业未按期交船而解除合同，但船舶建造进度由西霞口船业掌控，西特福公司弃船的行为也不能认定其在缔约时即有预谋；本案有关证据不能证明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在瓦锡兰公司于交付发动机及推进系统以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动机为翻新旧发动机，不能证明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与瓦锡兰公司有恶意串通的情形。西霞口船业请求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西霞口船业的相关请求均是基于合同的约定，属于违约损失的范畴，在性质上属于合同债权。本案没有证据表明瓦锡兰公司提供旧主机使西霞口船业遭受合同履行本身及可得利益等合同债权之外的损害。合同相对人之间单纯的合同债权属于合同法调整范围，而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对于单纯合同履行利益，原则上应坚持根据合同法保护，不应支持当事人寻求侵权责任救济。西霞口船业就其合同履行利益损失请求合同相对方瓦锡兰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西霞口船业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船舶设备买卖侵权纠纷案，涉及中国、荷兰、芬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案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依法公正审理，为人民法院发挥服务保障职能发挥示范指导作用。第一，本案通过严格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确保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依法采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准确阐释法律，遵循“三段论”推理方式逐一说理论证，发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果断予以纠正，不因当事人国籍而有所偏倚。第二，根据证据推理论证，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再审判决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照证据裁判规则，充分考虑船舶建造委托方普遍指定船舶主机之国际海事海商交易实践，认定本案有关证据仅能证明西特福公司坚持选用瓦锡兰公司生产的发动机、案涉发动机为二手翻新主机以及瓦锡兰公司知情或者应当知情三个相对孤立的事实，并不能形成证明瓦锡兰公司与西特福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锁链。第三，准确阐释侵权责任法原则上不调整合同债权这一法律原则，起到规范裁判尺度的作用。合同债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并没有将其明确列入该法保护范围，表明侵权责任法不调整违约责任。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是私法自治，允许合同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前提下自由约定责任承担、权利救济等权利义务关系。侵权责任法是保护合同债权以外的民事权益的强行法，如果将侵权责任法随意拓展适用于合同债权，准许合同当事人以侵权责任之诉规避合同的有效约定而使合同形同虚设，势必损害私法自治的实现，混淆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规范体系，削弱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可预期性。再审判决明确单纯合同履行利益原则上应坚持根据合同法保护，而不应支持当事人寻求侵权责任救济，具有法律和法理依据。

3.王某等

5人与三友国际航运有限公司（THREEFRIENDSINTERNATIONALSHIPPINGS.A）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红杉晟龙”(SEQUOIADRAGON)轮系三友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散货船。因航运市场低迷，该轮停泊在浙江台州玉环大麦屿港锚地休整。2016年8月22日，王某等15名在船员因三友公司长期拖欠其工资，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并在法定期限内就涉案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对三友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三友公司支付船员工资、伙食费、遣返费等共计人民币200万余元，并请求确认上述工资款对“红杉晟龙”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等15名船员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扣押“红杉晟龙”轮。对于王某等15名船员随后提起的船员劳务纠纷，经过庭前调解并确认全部船员收悉被拖欠的工资款后，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典型意义】

船员是航运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国际航运业持续低迷的当下，涉外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呈现出涉案人数多，拖欠数额大，船员与船企矛盾激烈等特点。我国是航运大国,也是海员大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海员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约占世界海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海员的权益保障问题迫切需要海事司法的支持。本案中，海事法院准确把握航运市场形势，主动摸清国外被告经营情况，运用调解这一中国经验在解决复杂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扣押船舶，促成当事各方达成和解，使涉案船员足额拿到拖欠费用，保护了船员的合法权益，也使涉案船舶得以尽快解除扣押并恢复营运，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案件及时高效的审理，有力提升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公信力，较好地实现了船东船员的互利共赢。2016年11月12日起，《2006海事劳工公约》已正式对我国生效。本案对今后准确适用国际公约，妥善解决船员劳务纠纷，为航运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4.绍兴县金斯顿针纺织有限公司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MitsuiO.S.K.Lines，Ltd.）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金斯顿公司委托三井株式会社将一批货物自宁波出运至沙特。三井株式会社作为承运人签发提单。6月17日，承运船舶“MOLCOMFORT”轮航行至印度洋海域时，船体中部横向断裂成两截沉没。船上货物全部灭失。金斯顿公司持正本提单起诉要求承运人三井株式会社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本案经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两级法院均认为，承运船舶存在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潜在缺陷，且该缺陷引起船舶断裂导致船舶沉没、货物灭失。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十一项的规定，承运人依法不负赔偿责任。遂判决驳回金斯顿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MOLCOMFORT”号事故系迄今以来人民法院审理海事案件所涉最大的集装箱船事故，受到了国际国内航运界广泛关注。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承运人能否免除赔偿责任。承运人的免责制度是基于国际海上航运业的特殊风险而给予船舶所有人等航运从业者的特殊保护。我国《海商法》坚持与通行国际公约对接的立法精神，借鉴吸收《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等国际公约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范。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十二项承运人免责事由，其中包括“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船舶潜在缺陷”。因涉案船舶沉没无法打捞，船上数据已随船舶一起沉没，本案一、二审法院根据日本船级社等机构对事故船姊妹船的调查报告和专家证人意见，结合船舶按时检验和保养、未发现设计缺陷、船舶处于适航状态等事实，认定涉案船舶沉没原因系设计上的潜在缺陷所致，承运人三井株式会社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不负赔偿责任。至于托运人金斯顿公司的权利，则可以通过保险等途径予以保障。本判决系我国首次适用《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判决承运人免责的案件，引起了国际航运和海事司法界的关注，对于今后同类案件的审判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毛某某与陈某、嵊泗县江山海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陈某所有、江山公司经营的“浙嵊97506”轮在江苏启东沿海与毛某某所有并经营的“台联海18”轮发生碰撞。“浙嵊97506”轮未向主管机关报告，当班驾驶员与陈某联系后擅自开船驶离现场，致使“台联海18”轮沉没，船上8人全部遇难。为此，毛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与江山公司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陈某则提起反诉，认为毛某某应当承担同等或者主要责任，同时认为陈某就涉案事故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

南通海事局对事故调查后认定，“浙嵊97506”轮当班人员无证驾驶，超航区航行，疏忽瞭望，未使用安全航速，未遵守能见度不良情况下相关规定，且事发后未采取有效搜救措施，也未向主管机关报告，擅自驶离现场，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台联海18”轮船舶无任何证书，当班人员无证驾驶，未遵守能见度不良情况下相关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避让,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浙嵊97506”轮和“台联海18”轮均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浙嵊97506”轮一方应承担70%的碰撞责任，“台联海18”轮一方应承担30%的碰撞责任。作为“浙嵊97506”轮依法登记、对外公示的船舶经营人，江山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应与船舶所有人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陈某所有的“浙嵊97506”轮长期实施超航区、不办理签证、船员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且这些严重违法行为与涉案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在知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陈某未要求当班驾驶员留在现场搜救或等待，而是放任其自行处理。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定陈某系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因而无权限制其海事赔偿责任。江山公司知晓“浙嵊97506”轮长期实施上述严重违法行为，却仍放任其继续实施，未加以有效管理，亦无权限制其海事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独具特色且历史渊源悠久的法律制度之一，是指将作为海损事故责任人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等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制度，是基于航运业的特殊风险而给予船舶所有人等航运从业者的适当保护，有别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原则。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均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并通过《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制定不断致力于该制度的国际统一。我国海商法坚持与通行国际公约对接的立法精神，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公约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的丧失多持严格的标准和审慎的态度，打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案例较少。本案准确适用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立了责任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的裁判标准,即对于长期超航区航行、不办理签证航行、船员无相关证书的，足以推定船舶所有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过错，故导致其作为责任人丧失了限制海事赔偿责任的权利。本判决在体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特殊性的同时，进一步解读了公约规定和国内立法的本意，为类案的正确审理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准确适用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亦有助于督促相关航运主体规范航行行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航运环境。

6.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Archangelos Investments E.N.E.)等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8月12日，投资公司所属希腊籍“加百利(ArchangelosGabriel)”油轮在我国琼州海峡中水道附近搁浅，该轮当时有船员26人并载有原油54580吨，可能发生事故，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和海洋环境安全。南海救助局接受投资公司委托对该轮进行救助，双方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按照固定费率和费用支付报酬。该轮成功脱险后，双方就救助费的给付产生纠纷。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南海救助局实施的救助符合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其有权依据《海商法》的规定获得相应救助报酬，遂判决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6592913.58元及利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救助系合同救助，不论救助是否有成果，被救助方都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但依照《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投资公司仅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向南海救助局承担救助报酬。遂改判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2561346.93元及利息。南海救助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支付报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和人工投入等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该案所涉救助合同并非《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而属雇佣救助合同。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且对雇佣救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该案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审法院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判令投资公司按照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支付救助报酬，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适用《海商法》错误，但鉴于一审判决对相关费率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为基础，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对此并未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结果可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当庭判决投资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人民币6592913.58元及利息。

【典型意义】

在国际国内对《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适用的某些关键性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本案的审理，首次对该公约的宗旨和相关条款的理解适用阐明观点，并进而对我国《海商法》有关规定的准确适用作出了解释，为国际海事司法界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对于不断增强中国海事审判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判决投资公司依照救助合同约定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报酬的结果对大力倡导和鼓励海上救助，防范海洋污染，保护海上人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担任审判长并当庭作出宣判，整个庭审全程网上直播，受到国内外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展现了中国法院公开透明的司法形象，显示了中国法院的司法自信。

7.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行投资有限公司（KDBCAPITALCO.,LTD）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日13时，投资公司所有的“FCGLORIA”轮靠泊江苏镇江某化工码头后开始卸货。2月3日19时，自来水公司检测出自来水厂出水中挥发酚浓度超过标准值9.4倍。随后，自来水公司采取了相关的应急措施。8月31日，镇江海事局作出《调查报告》称，“FCGLORIA”轮因违反操作规程、设备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在卸货作业过程中有约44吨苯酚通过该轮的水下排放管路直接排出了舷外而造成长江水体污染。自来水公司据此诉请法院判令投资公司赔偿因污染生产水源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及利息。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系因“FCGLORIA”轮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不作为所造成，投资公司在本次污染事故中丧失限制赔偿责任，遂判决投资公司赔偿自来水公司人民币5329884元及利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自来水公司未举证证明投资公司存在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情形，故投资公司关于其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判决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投资公司赔偿自来水公司的金额及利息，改判该项赔款从投资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典型意义】

我国《海商法》借鉴国际公约，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即在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时，责任人可以依法将其赔偿责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本案所涉苯酚泄露事故发生后，因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而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社会关注度极高。本案判决在认定投资公司应当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准确适用《海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船舶所有人的行为后果与其雇佣人员或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予以区分，认定投资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不因其雇佣的船长、船员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丧失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本案对准确理解适用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具有典型指导意义。案件的判决结果在切实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的同时，平等地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了中国海事司法在国际的良好公信力。

8.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诉徐闻海事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14日，“桂北渔”渔船因事故触损翻沉，造成5人落水，其中2人失踪的水上交通事故。徐闻海事局对该事故展开调查，进行现场勘查、询问当班人员、调取AIS数据记录并进行油漆检验鉴定。徐闻海事局经过调查作出了《水上交通肇事船舶认定书》《湛江雷州“9.14”北海渔船被碰沉船事故调查报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并向安徽昌汇公司发出《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2014年10月10日，徐闻海事局作出了《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昌汇”轮与“桂北渔”渔船发生碰撞事故，事故原因为“昌汇”轮途经湛江雷州企水对开水域时，触碰正在拖网捕捞作业的渔船船尾右侧渔网拖缆，造成事故渔船被掀翻沉没。事故当时“昌汇”轮值班船员未保持正规瞭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昌汇”轮应承担主要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徐闻海事局决定给予安徽昌汇公司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安徽昌汇公司不服该处罚向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徐闻海事局的处罚决定。安徽昌汇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徐闻海事局提交了若干证据，其中的事故认定书、调查报告等证据为徐闻海事局自己进行的认定。这些认定虽非认定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直接、客观证据，但其结论是基于事故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客观证据结合专业分析得出，结合询问笔录中当事船员对事故发生时段该轮与渔船会遇情况的陈述，以及鉴定报告对于事故渔船拖网缆绳上附着的黑色外来油漆与“昌汇”轮球鼻艏左侧擦痕旁船舶油漆中的表层黑色油漆的红外光谱图一致、成分一致的鉴定结论，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昌汇”轮为案涉事故的肇事船舶。再结合被告对值班驾驶员毛某某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前后其离开值班岗位几十分钟的陈述，处罚决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当时驾驶员未保持正规瞭望、避让措施不当等过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事实依据。安徽昌汇公司并无证据推翻徐闻海事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安徽昌汇公司的诉讼请求。安徽昌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海事行政诉讼案件，是广州海事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正式将海事行政诉讼案件归口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之前，试点成功审理的一个案件，对于深化海事审判制度改革，促进海事司法有效服务保障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有一定的实证价值。海事行政是指对海域或者通海可航水域的民商事活动、安全、环境行使行政管理监督权力的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从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与海事行政管辖区域的一致性（均为跨行政区划管辖）、海事行政案件的专业性和国际性、适用法律的复杂性等因素考虑，海事行政案件确有必要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以及1989年、2001年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规定均明确海事行政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但由于种种原因，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的规定没有全面落实。2009年以来辽宁、天津、山东、浙江、广东、海南六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发文指定海事法院受理本省（市）内海事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在该规定第79项至85项明确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的类型。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行政案件，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审判优势，公正高效审判案件。该种优势既是确立专门管辖制度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设置之目标要求。海上活动与陆上活动明显不同在于海水的流动性导致事故现场易变易逝，事故直接证据少，法院审理相关海事案件需要根据证据规则，运用海事专业知识，分析有关间接证据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链，认定证明被指认的船舶是否为肇事船舶等事实。广州海事法院在本案中分析认定大量证据，对双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进行有理有据地回应，排除合理怀疑，准确认定肇事船舶，依法支持海事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积极发挥了专门审判的职能作用。

9.德国航运贷款银行（DVB Bank SE）诉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ISIM Amin Limited）、舍库萨格凯斯航运有限公司（Shokooh Sahar Kish Shipping Co.）船舶权属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7年，德国航运贷款银行与马耳他阿明航运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向阿明航运公司提供贷款融资购买船舶“阿明2（MVAmin2）”轮。阿明航运公司以“阿明2”轮作为担保，与航运贷款银行签订抵押协议并办理了第一顺位船舶抵押权登记。其后，阿明航运公司未经航运贷款银行同意将船舶转让给伊朗的舍库萨格凯斯航运公司。2013年11月4日，航运贷款银行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扣押停泊于漳州港的“阿明2”轮。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许该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扣押“阿明2”轮，并责令阿明航运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12月3日，航运贷款银行就案涉纠纷向阿明航运公司、舍库萨格凯斯航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其就约3000万欧元贷款本息对“阿明2”轮具有抵押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并承担诉讼和律师费用。

【裁判结果】

在诉讼过程中，因阿明航运公司不能提供担保，厦门海事法院根据航运贷款银行的申请，依法公开拍卖“阿明2”轮，并最终以人民币3.24亿元高价成交。船舶成功拍卖后，经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由厦门海事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并停止、撤回了在其他国家、地区展开的相关司法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公司，且案件事实发生在境外，但原告德国公司主动选择在我国扣押船舶、进行诉讼，充分体现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海事法院充分尊重外方当事人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审慎处理平行诉讼问题，并通过精细严谨的程序安排与实体审理，掌握了案涉纠纷的主导权，通过调解促成了包括本案在内所有相关纠纷的全部解决。在诉讼过程中，海事法院严格依法对案涉巨轮予以拍卖，最终使载重近16万吨的超级油轮“阿明2”轮以人民币3.24亿元的价格成交，超出起拍价近人民币8000万元，为纠纷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案以“一带一路”航线和我国原油进口为背景，同时又涉及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等重大敏感问题，牵连境内外数宗诉讼，标的巨大，涉外性与涉海性突出。涉案外轮的成功拍卖及案涉纠纷的圆满解决，有力维护和规范了航运秩序，是海事法院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的生动例证。

10.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Marine Engineering Co.,Ltd.）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大宇造船作为建造方与JELEPHANT CORPORATION作为买方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的纠纷按照《1996年英国仲裁法》提交英国伦敦仲裁解决。后大宇造船与JELEPHANT CORPORATION、西象公司(CELEPHANTINC)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将买方变更为西象公司。大宇造船与西象公司、西达克凌公司(CDUCKLINGCORPORATION)又签订补充协议,由西达克凌公司承担部分付款义务。两协议均约定任何因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应依照前述船舶建造合同仲裁条款进行仲裁。其后因未收到造船款，大宇造船在伦敦对西象公司和西达克凌公司提起仲裁。大宇造船指定的独任仲裁员作出仲裁裁决，支持大宇造船的请求。大宇造船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大宇造船提交的我国有资质的翻译公司及翻译员翻译的中文译文符合《纽约公约》规定的形式要求；涉案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并入仲裁协议，适用英国法在伦敦仲裁，属于以书面形式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独任仲裁员的委任程序以及仲裁送达程序符合《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规定；承认或执行该项仲裁裁决，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或中国法律相抵触。综上，该英国伦敦仲裁裁决不存在《纽约公约》规定拒绝承认的情形，应予承认。

【典型意义】

对于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海事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应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依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国际公约，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设定了国际标准，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纽约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提供高效、便利的司法环境，为纠纷的多元解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本案审查准确把握《纽约公约》的宗旨与精神，正确解释与适用公约的条文，裁定对外国海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体现了支持国际海事仲裁和适度监督的司法理念，是对《纽约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积极尝试和有益探索。此外，本案适用仲裁地法律，即《1996年英国仲裁法》，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组成合法性等问题，对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审理中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第二篇：四川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时值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诉讼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善意提示，以促进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粮米业)以4050元／吨的价格从东海县平明镇汇盟米业有限公司购进120吨苏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德阳市食药监局）对川粮米业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川粮米业在未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将其中的30吨苏北香米以3860元／吨的价格直接销售给了昌良公司，销售的货值金额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川粮米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流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货值金额1.5倍，即人民币173700元的罚款。川粮米业不服，向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川粮米业不服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川粮米业是否未经加工直接销售苏北香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首先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认定川粮米业销售未经加工的苏北香米，所提供的证据中，仅凭川粮米业的业务人员在发货明细表上手写的“苏北香米直接销售30吨，加工销售58吨”和川粮米业的情况说明中“苏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购入作原粮使用，由于销售疲软未能如期加工销售完”的内容作出。但该情况说明也载明“购入作原粮使用”，而未对川粮米业相关人员调查，也未对购买方重庆昌良公司核实苏北香米的生产厂家、包装袋等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在德阳市食药监局听证时，川粮米业提出销售的苏北香米经过加工、仓储、生产，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此也未予调查核实，德阳市食药监局认定直接销售无充分证据。而川粮米业的内部调拨移库单载明30吨苏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库，同月22日发给重庆昌良公司，与川粮米业陈述的加工生产程序和购入作原粮使用一致，也与川粮米业所提供的重庆南岸区公证处的公证书所载明的该批苏北香米的生产商是川粮米业的询问笔录和包装袋照片的证据相互印证。大米的生产、加工程序，生产厂家和原产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许翻袋、除尘、抛光等事实，德阳市食药监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证据不够充分。故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二）项、第七十条

（一）项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意义食品药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紧密相关，依法应当严格监督管理，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严厉查处。但是监督管理应当依法进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断主要证据是否充足，需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来具体判断，要达到清楚且具有说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应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有无经过加工生产的事实未进行调查，不能形成完整锁链，不能排除川粮米业提供证据证明苏北香米系其加工生产的事实。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证据不够充分。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一）项之规定予以撤销。人民法院经合法性审查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能够倒逼行政机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改进履行职权的薄弱环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起到了镜鉴之效，要求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尤其要强化证据意识。

二、熊濛濛诉双流县规划建设局、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规划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开始在其位于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的房屋上进行违章搭建，双流县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双流规划局）从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发送《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等文书，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将违法建设拆除完毕。双流规划局遂组织四川省世纪名流建筑拆迁有限公司对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实施强制拆除。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均派员在场。拆除行为致使房屋主体部分受损。经鉴定结论为，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04）第4.1.3条规定，造成房屋当前程度损害，其产生的结构性损害现象，均能进行修复，该损害与熊濛濛的搭建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修建的构（建）筑物位于双流县，双流规划局具有对其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和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事实。双流规划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合法。但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且这种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损害的原因。故双流规划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损失，给熊濛濛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遂判决：

一、确认双流规划局于2013年12月13日对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41栋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违法建设事实成立，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告知、责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为。但双流规划局在实施拆除时方法不当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损害，该行政强制行为显然不当，鉴于该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一审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双流房管局和被上诉人胜利镇政府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熊濛濛起诉要求确认以上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时应当遵循最小侵害原则，秉承最低限度主义。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过程中注重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避免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换言之，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时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科学、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对相对人房屋合法部分带来财产性损失，给其造成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因此，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给出了否定评价，旨在提示行政机关应当以人为本地文明执法、科学执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虎公司）与成都心意诚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意诚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为心意诚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天虎公司派驻心意诚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范围为：

1、科创中心、展业大厦、华西项目、青教项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进出通道门卫工作、周边及停车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2、保安人员未经双方许可，不可参与甲方任何收费工作及未约定事宜。同时约定，心意诚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员去做与保安工作职责无关的工作，违反约定造成损失由心意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014年2月1日，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职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诚公司从事安保服务工作。2014年4月9日9时40分左右，陈炜仁在为心意诚公司取送邮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认为陈炜仁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陈炜仁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天虎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主体在劳动者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工和实际用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天虎公司与陈炜仁签订了《劳动合同》将工作内容约定为“服务”，对“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未作约定。之后天虎公司将陈炜仁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工作，心意诚公司的《门岗、巡逻岗工作安排》第一项“门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条已经明确规定门岗工作包括“负责信件收发，并做好记录”。陈炜仁需要遵守用工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为其提供劳动，工作期间进行的邮件收发工作系接受心意诚公司安排进行劳动，该工作内容不能认为已经超出了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约定的工作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法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陈炜仁从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从未在心意诚公司处因从事邮件收发工作领取额外的报酬，不应当认定陈炜仁与心意诚公司之间就此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中认定工伤仅是为保障职工权益而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并非劳务派遣这一复杂三方关系的最终权利义务归责，认定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企业不建立新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务租赁关系”，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均有约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认为心意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亦可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同样天虎公司与心意诚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影响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对工伤认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5）龙泉行初字第177号行政判决书；

二、驳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与之相应工伤认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变化。行政机关应当从立法本意出发，通过对劳务派遣关系中三方法律关系的判断，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以后，首要权利在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故工伤认定应当尽快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使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之后所需费用得到足额保障。本案中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陈炜仁与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存在新的事实劳动关系。为此成都市人社局为了保障职工尽快获得救助与补偿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四、陈启明等13人诉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峨眉客管办，诉讼时其包括出租汽车客运在内的道路运输经营管理职权由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承继，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号《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关于到期出租车经营权重新配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规定：出租车收费项目及标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即由现有车辆实际经营者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承包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安全和经营风险。根据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担的连带责任，承包费（管理费）1000元/月·车，并按每年5%递增，经营期内最高不得超过1200元∕/月·车，经营收入全部归承包经营者所有，但涉及车辆入户、维修、油耗、年检审、保险、税收以及驾驶员工资福利等与车辆和经营相关的费用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的陈启明等13人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的内容。峨眉交通局认为该《通知》是行政指导行为，没有行政强制力和实际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二）裁判结果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实施行政指导行为，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明确、具体规定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承包费（管理费）等内容。从文义上理解，该内容没有任何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指导性含义。同时，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陈启明等人也实际按照该部分规定的半承包模式经营、交纳承包费（管理费），如果不按照该部分规定执行，陈启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经营的。因此，对峨眉交通局认为《通知》的经营模式部分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且其没有提交《通知》中关于经营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依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通知》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选择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也可以选择不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导”与“强制”的区别，以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之名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情况。本案中，峨眉客管办在《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要求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签订承包合同，并规定了具体的承包费（管理费），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规定向第三人缴纳了承包费（管理费）。《通知》的该部分内容实际已经不仅仅是“倡导性、示范性”的规定，而是影响到本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通过合同自主决定经营模式与承包费的自由，已不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因此并非不可诉。且其亦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五、陈勇诉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时许，陈勇在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一段驾驶无号牌通胜牌电动三轮车时，被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泸州交警支队）执勤民警拦下检查。经查，该车未办理行驶证，陈勇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4年7月24日，泸州交警支队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对陈勇驾驶的通胜牌电动车的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机构检测，该电动三轮车为摩托车类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泸州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2日对陈勇进行处罚前告知，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陈勇明确表示暂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陈勇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陈勇在处罚当日缴纳了罚款壹仟元。后陈勇认为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泸州交警支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泸州交警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泸州交警支队作为泸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动力装置驱动的车辆，不具有非机动车的种类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定义以及国家标准，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正确。2014年11月，一审法院依据修改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泸州交警支队就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法驾驶机动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采信。故陈勇主张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非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陈勇以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为由，主张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该主张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审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是泸州交警支队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鉴定机构在其业务范围内出具的鉴定意见是人民法院作出认定的重要依据。对于作为证据的鉴定意见，特别是涉及科学技术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通常进行程序性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何为机动车有规定，但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特定的事物内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义范畴内，需要相应的专家、权威机构进行确定。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若另一方诉讼当事人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有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程序严重违法、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终认定了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诉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申请拟在平昌县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侧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平昌县国土资源局、平昌县公安消防大队、平昌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先后在加油站建设申请登记表上签字同意上报并盖章。经平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平昌县原经济和商务委员会）上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复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办理相关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可开工建设。因拟建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所处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意延长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建设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平昌县原规划和建设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协调解决加油站规划选址问题，平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将该书面材料及县领导批示转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传阅。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并出具规划条件的函》，平昌县规划管理局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进行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巴中石化公司申请拟在平昌县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项目，已向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并获初步审批，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平昌县辖区内的城乡规划和审批，规划和审批南河子加油站项目与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应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规划许可申请后，申请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备、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是否在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内，是否应当准许应当依法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予以书面回复，二十日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依法延长十日，但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至今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作出处理，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现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其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规划职责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通江县人民法院判决：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对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建设规划法定职责。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违法行为作出了纠正，经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定职责必须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也是违法行为。个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怠政”、“懒政”现象，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本案中，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既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正材料，构成行政不作为。实践中，不少行政相对人在向行政机关多次提出请求，甚至投诉举报无果后，才选择通过诉讼方式寻求救济，致使矛盾不断激化，“官民”关系紧张。到了诉讼中，多数行政机关能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行政纠纷得到实质解决。在相对人不撤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然要承担败诉后果。

七、欧良海诉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号《关于泸州市江阳区2008年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欧良海原所在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履行实施程序。欧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在对其依法进行了补偿并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后，于2012年6月20日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欧良海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欧良海作为被拆房屋的权利人，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系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不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关于代为倒房的主张，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国相关法律未设定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无权对被征地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行为的行政职权，其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为超越职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上诉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无授权即违法”。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审慎地行使行政权。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必然是违法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虽然行政相对人房屋占用的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并进行了补偿，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从实体上看行政机关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但行政机关在并无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强制行政相对人迁出房屋并将房屋拆除，系超越职权的行为。鉴于其房屋已经被拆除，撤销并无意义，故确认违法。

八、曾仲林诉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民委员会其他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东山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乡、村、组申请对自家土坯房进行原拆原建。在相关建房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之前，曾仲林便开始动工修建。因相邻权人顾XX认为原告修建房屋时损坏了双方共同的基础，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该纠纷经乡村协调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关建房手续时，因相关申请表格的更换，需要相关部门另行签署意见重新审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会签署意见，该村委会以无四邻签字为由拒绝签署意见，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原有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住宅建设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设计图、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向镇、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镇、乡人民政府依据乡、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据此，村民委员会对本村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行政行为。因此，南郊村委会是本案适格被告。南郊村委会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视为该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南郊村委会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南郊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虽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因法律、法规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作出该行政决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

九、刘强宗诉四川省民政厅伤残等级行政批复案

（一）基本案情

刘强宗原系军人。1964年6月5日，刘强宗在训练超越障碍时，致胫腓骨骨折，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原三等甲级）。刘强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县大坪镇供销社工作。2010年8月，刘强宗向南部县民政局申请调整残疾等级。8月6日，南充市中心医院经诊断，认定刘强宗的右胫腓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关节功能障碍伸展活动受限。根据民政部民发〔2006〕110号《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十九款之规定，该院建议评定等级为六级。2010年9月7日，南部县民政局核定的申报等级为六级。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复核等级为六级。后南充市民政局报四川省民政厅审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医学会省级医疗专家小组重新作出鉴定，诊断为：右胫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变较左膝明显。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款之规定，建议评定八级残疾。经审核，四川省民政厅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号批复，认定刘强宗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刘强宗认为该厅自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八级的行为违法，遂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354号批复。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现役军人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在服现役期间或者退出现役后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可以重新评定残疾等级。”本案中，省民政厅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刘强宗因认为其残疾病情恶化，申请民政部门对其残疾等级进行调整的事实。《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公示的意见进行审核，在《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对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伤残人员证（调整等级的，在证件变更栏处填写新等级），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发给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厅报送的申报表内容是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六级。省民政厅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条件，并未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并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而是迳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调整到八级，该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案民政厅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该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号批复中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为八级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四川省民政厅在60日内对刘强宗的调残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四川省民政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行政主体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应当普遍适用的原则。该案例涉及民政部门在伤残者申请将伤残等级调整为较高等级时，是否可以迳行将其伤残等级调整为更低等级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刘强宗在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因认为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可以申请重新评定为更高的残疾等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亦规定，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后，将相关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这说明，民政部门在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条件时，并没有迳行降低申请人残疾等级的权力。本案中，民政部门的做法不仅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更因为没有法律规范的支撑而对申请人的信赖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刚诉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应诉义务案

（一）基本案情徐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之前，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徐刚的诉讼代理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李海霞律师为此从北京飞往成都，徐刚也向单位请假参加庭审，为此共计花费3444.54元。但当日因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未出庭，且没有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因出庭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合议庭不得不停止当日的庭审活动，并通知另行安排开庭时间。成华区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致使徐刚遭受上述经济损失。徐刚为此诉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判令成华区人民政府支付徐刚的应诉费用3444.54元。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徐刚诉请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向徐刚支付开庭应诉费用3444.54元，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徐刚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徐刚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从上述规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中，与提起诉讼的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诉讼活动中所发生的行为，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诉讼行为，而非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或其工作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并不是行政行为。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实质是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起诉行政机关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徐刚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系对违反诉讼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自然也不应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给予救济，这是因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徐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以及立案登记制的深入推行，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诉权保护意识，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诉讼救济，使长期困扰行政诉讼发展的“立案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多样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也具有多样性，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围和受案条件的起诉才会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诉人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参与行政案件庭审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未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参加诉讼活动，这一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诉讼法所调整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非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行为引发的纠纷只能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但是，本案的典型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既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诉讼权利，更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法定诉讼义务。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并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这说明行政机关不遵守法定出庭应诉义务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当对方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出庭应诉义务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时，自然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承担。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却在微信中学习，成长。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众号，累计覆盖50万法律人，总有一个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