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简介

第一篇：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简介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简介

郑强教授简历

郑强，男，1960年09月生，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共浙江大学党委委员

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系主任

浙江大学先进纤维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省政协委员

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高分子学科委员会委员兼聚合物表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流变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应用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新材料委员会委员。10余种国际、国内学术期刊编委。近5年，在相关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SCI、EI收录论文140篇）。

作为“浙江大学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称号获得者，近年来，应邀到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院校、机关、企业、部队，作有关爱国主义和人文素养方面的专题报告160余场，受到热烈欢迎，其教育观点和思想受到广泛关注。中央电视《东方时空》、《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予以专题报道，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国民辛勤地耕耘；一个民族的振兴需要民众的自尊自强；一个中国的年轻学者，只有将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融汇于新世纪中华复兴的大潮中，才能有最大的成就。？？郑强

郑强，1960年9月出生。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到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从事新型有机硅材料研究。1988在成都科技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在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研究所从事聚烯烃形态结构与性能研究。1990年至1994年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2年至1994年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到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教授和时任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PPS)主席、日本流变学会(RSJ)会长T.Masuda教授；1994年获四川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从事多组分体系动态流变学研究。

现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系主任。兼任教育部高分子材料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流变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高分子科学委员会聚合物表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复合材料学会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材料分会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学术成就：(1)将动态流变学方法引入两类最典型的“排斥效应(Repulsion effect)”导致相容的共混体系，对其相分离和相行为进入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长时区域特征流变响应以及时温叠加失效与相分离的定性和定量特征温度概念，丰富了多组分复杂体系流变学理论。(2)将流变方法引入粒子填充导电复合材料体系，探索了小应变、大应变及体积膨胀与导电结构网络的变化及导电机制的关联，发现了非浓度唯一的动态逾渗现象形成的转变的微观机制。(3)建立动态流变光散射组合方法，为获得真实Spinodal温度开辟了新途径。

近年来负责主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和骨干教师基金各1项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十多项。在Macromolecules, Polymer, J.Polym.Sci.Part B: Polym.Phys., Chinese J.Polym.Sci.，《高等学校化学学报》、《材料研究学报》、《复合材料学报》等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SCI收录论文23篇，EI收录论文17篇。主讲研究生课程4门，培养硕士、博士各8人。

曾荣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基金优秀教师奖”(1998年)，浙江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1999年)，“浙江大学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称号(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1年)。

本文来自: 浙江博客（详细出处参考：

第二篇：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经典语录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经典语录

1、日本人宁愿喜欢黑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

2、日本人侵犯我们，因为我们出了很多汉奸。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

3、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日本总统为什么不谢罪？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的尊严和历史最重要，相反其它亚洲的不满太没有分量，所以他们可以置之不理。

4、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但你到法国市中心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筑，他们以历史积淀为自豪，而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

5、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

6、大家都在嘲笑俄罗斯，但我知道俄罗斯将来一定会发达，因为那里的人2天没吃饭了饿着肚子还排队，而我们有2个人也要挤的不可开交。

7、将来中国即使发达了，但你看看那些开着豪华车的富翁们从车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教育，中国再富裕也不会强大。

8、读书是为了承担责任。但现在的教育让女人承担了太多责任，让男人逃避了太多责任。

9、人类历史，实际就是一连串冲动。所以大家不要鄙视冲动，因为冲动都是可爱地。

10、中国的足球不缺乏技术，不缺乏金钱，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哪怕是对消费者的责任感。

11、会唱歌的人用气息发音，所以不累。当我看到你们说话时喉头是动的，我就知道你唱歌肯定不好。

12、未来20年，中国人崇拜的将是知识而不是官员。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这个民族对知识的尊重，无以复加。但现在在中国有点钱的人，有点小权的人–哪怕是个科长，也可以照样把大学教授弄得没有尊严。这种貌似聪明的聪明，洋洋自得的市侩，是多么肤浅啊。

13、一个男人，只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对自己的老师鞠躬，绝对不应当对权贵与金钱低头。但如今，大多数人正好反了。

14、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同志们，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地没有尊严。在留学的日本京都大学的人当中，我是唯一回来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为我活得有灵魂，活得有骨气。

15、大学生要不平庸，就要爱自己的专业。

16.现在谁是汉奸？北大清华的学生，因为他们用学习的知识帮外国人开拓市场，打败我们中国的企业。

17.我对部队院校所有解放军说过：国难当头时，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是那深山密林里的二炮导弹兵，绝非京城里，黄浦江边那些开着奔驰宝马的百万富翁。

18.最让我感动的是金晶小姐，27岁，没有男朋友，我在浙大说过：如果郑老师还是单身，或者离了，我就去求爱。我跟浙大的男同学讲了，你们都给我写封信去，求爱。我们一定要让中华民族优秀的女子，在情感上得到慰藉！

19.用谁的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个工具在为谁服务。

第三篇：浙江大学知名教授郑强教授演讲摘录

浙江大学知名教授郑强教授演讲摘录

1.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

2.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

3、将来中国即使发达了，但你看看那些开着豪华车的富翁们从车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教育，中国再富裕也不会强大。

4、读书是为了承担责任。但现在的教育让女人承担了太多责任，让男人逃避了太多责任。

5、中国的篮球不缺乏技术，不缺乏金钱，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哪怕是对消费者的责任感。为什么中国男子足球队却总是输给别人呢，他们绝对不缺钙，这不仅仅是身体素质的问题，因为实际上的问题在于精神已经残废了。

6、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同志们，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地没有尊严。在留学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人当中，我是唯一回来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为我活得有灵魂，活得有骨气。

7、滥用学历：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学历是指一个人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三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

8、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

9、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

10、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

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go-vern-ment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

11、为何出国后会更爱国？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户大地震时我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

12、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

13、我们浪费太多时间学毫无用处的英语：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

14、关于出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1０天可以, 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

15、关于奥数：看看那些小学，中学，高中的奥林匹克竞赛，已经成为老师牟取头上光环的手段，牺牲的是什么，是学生本身，你看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那些得到奥赛金牌的同学，他们到后来有几个在这个领域真正的坚持下来，坚持不了，因为他们的心灵已经疲惫，他们一切的智慧已经被扼杀，这叫什么，这叫摧残式的教育和掠夺式的开发。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

第四篇：东方时空对浙江大学郑强教授专访

东方时空对浙江大学郑强教授专访

什么叫素质，最根本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和办事的原则

整个读书受教育，根本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是素质当中最重要的两条

人物引擎

郑强，重庆人。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被分配到四川一与国防相关的化工研究院。在这偏僻之地，他重温了大学4年中曾读过的书，豁然发现实际上自 己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学明白，才明白自己需要不断学习。3年后，他考上了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1988年他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 任教。1992年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身份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4年获四川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作为留学归国人才，他以讲师身份回到 阔别13年的浙大。2年半后以优异的业绩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3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郑强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的资助，是浙大惟一连续三届荣获“浙江大学学生心目中 最喜爱的老师（教书育人标兵）”称号的老师。

郑强妙语

●树立健康的人生观，远比获得高学历更重要；

●教育是把双刃剑——好的教育让人走向睿智，反之让人愚昧；●钢琴、外语、计算机，不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更不是惟一；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民族语言，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过分强调外语，不仅不科学，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撼动，对民族凝聚力的解离；

●我们孩子成人后的不作为、难以有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求学过程中其智力受到了掠夺式开发，能力受到了过度超前培养。

2000年12月，郑强应邀在浙江图书馆作了一次《教育与科技的理念》（又名《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事后有人将演讲整理后发到互联网上，被反复转 载，轰动全国，在教育和科技界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强烈反响。

问：什么时候开始对演讲发生兴趣？

答：说来很偶然，源于一次到外省为浙大的招生宣传。当时学校正筹划如何提高浙大在外省的生源质量。那时我恰好到四川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是学校希望我在可 能的情况下，去当地中学介绍并宣传浙大。于是我找了成都最好的一所中学，带了一大堆资料，还郑重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不料到了校门口，门卫却不让进，以为我是去推销药的。好不容易说服了他，见 到了校长，可这位当地最牛的校长又说，他们学校只接受院士来讲座，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格。怎么办？第一场仗就败了，要走进其他学校也难。于是我告诉他，我 不是来宣传自己学校的，我想帮助而且能够帮助中学生解决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要读书？学生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吗？几分钟后，他不仅答应让我在他的 学校演讲，而且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结果反响强烈，一发而不可收，重庆等地的重点中学闻风而来，请我去做报告，一连讲了近10场。我没有单纯鼓动学生读浙大，而是讲自己留学的真实经历和感 受，讲自己对读书目的的看法。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

问：从那以后就爱上演讲了吗？有没有计算过自己讲了多少场？讲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答：回到浙大后，刚开始我在自己所在系、学院内部为学生作一些演讲，后来就被请到学校去讲。慢慢地影响扩展到社会，于是省内外的一些大学、中学、企业、部 队、医院、甚至幼儿园也请我去讲。通常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平均一个月2~3场，多的时候每周一场，到现在约有130多场了吧，涉及到10多个省市。通常我所演讲的内容与我所研究的高分子领域基本无关。而是以教育为主，剖析教育弊端，涉及的都是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社会发展和青年学生息息相关的话 题。去企业、部队时，我还会讲人文、爱国主义方面的话题。演讲中所提到的观点，人们也许并不陌生，所批评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并非无人看到。只不过我是以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对自身所处的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大声说出来。

看不惯的事，我就得管郑强经过校门时，经常会有门卫主动向他行礼；而除了一大堆

博士生导师、杰青、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等头衔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校园卫士”。

问：你从小就喜欢演讲吗？

答：不。小时候的我爱好京剧、打乒乓球、唱歌，玩的东西很杂。还差点成了京剧演员。我从10岁开始唱京剧，而且唱得不错，重庆一流的剧场我都去表演过，包 括接待重要外宾的礼仪活动等。后来中国京剧团还两次通知要录取我呢。还好，我父亲“救”了我，没让我去。因为他考虑到男孩子16岁会变嗓子，像六龄童的兄 弟七龄童，一换嗓子就完了。果然高二的时候我变嗓子，唱不了京剧了。不然说不定我今天就是京剧团一个干杂活儿的。小学毕业那年，我又爱上了乒乓球，结果一路打到了重庆市。现在在浙大乒乓球比赛里还排得上号呢。高一的时候我拉过手风琴，一拉就是3年。高二变嗓子后，京 剧唱不了，我就改跟专业的老师学声乐。后来在日本、浙大频频参加唱歌比赛，都是小时候玩的成果。

问：你觉得小时候的这段成长经历对你以后的道路有什么影响？

答：它让我健康成长。我父亲是教师，奉行“无为而治”，从来不管我读书。我学京剧、乒乓球，也完全是因为个人爱好，不像现在的小孩子，是被父母逼着学。正 是这种“野性”，才促成了我后天的成长。因为人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爱好什么，玩的东西多了，才慢慢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而兴趣是发展的源动力。其次，小时候的成长经历让我养成专注做事的习惯。小时候看到别人能当上红小兵、当上解放军，就特别羡慕，所以我做事情就特别努力，因为我知道要做得比别人 好很多倍，才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机会。像学京剧，我就天天跟收音机学，乒乓球就在水泥台上练。打倒“四人帮”后，我突然发现，我也有“资格”考大学。那时距 离高考也只有一年多时间，几个月内，我的成绩连连升级跳。没有任何诀窍，靠的就是这种专注的精神，一本物理习题就做了十几遍。

所以小时候随波逐流地玩未必是坏事，不要过早定向。表面看起来一些无用的东西，可能后来就起作用了。

问：听说你经过校门时，浙大的门卫会主动向你行礼，学校还授予你“安全保卫工作十佳先进个人”称号，这是为什么？

答：因为我“好管闲事”。校门口是纠纷之地，经常由于交通拥挤出现矛盾，我时常会帮助他们调解一下，所以门卫对我特别好。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校园里有人违 规逆向行车、摆摊设点，还有学生在图书馆大声喧哗，你能容忍吗？这是高校！看不惯，我就得管。西泠印社唐涛先生给我题了“江流有声”四个字，就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而好管闲事、擅长演讲，以及专注做事的个性和习惯，都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尤其是音 乐。音乐就如中

医的穴脉，给人以激情和冲动，让我愿意表达并擅长表达，这正是演讲和科学创造都需要的。敢讲，是种教育行为

对连续三届高票当选的“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郑强说这是所获得的众多荣誉和头衔

中他最看重的一个。因为要博得这些独立意识很强的大学生的集体认同，是很不容易的„„

问：教育、人文演讲，通常被看成是人文教授的领域，你一个理工科教授却干起了人文，是否有超纲之嫌？

答：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谁说育人不是理工科教授的责任？传道为先。教师仅仅搞科研是不称职的，教师仅仅教书是不够的，还应当育人，并承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大学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科研应融合、体现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中，而人才的培养首先应注重精神和人格层面，其次才是专业。

有人说，演讲过多会影响专业研究。我说这得看你能否科学合理安排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事实上，从1998年至今，我发表的论文已有120余篇了，其中 SCI（EI）收录论文已超过100篇。浙大学生最常看到我的样子就是演讲前我啃一个面包喝一瓶水，别人在饭桌上耗费的两三个小时，我不就可以用来去演讲 了？事实上，我并不奢望自己在科研方面能做出惊天动地的成果。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我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对比之下，教书育人的职责就很重要，教书 育人的价值就更高。以后只要有时间，我依然会继续讲。

问：中国人有“明哲保身”的习惯，不愿意开口多讲。你为什么敢讲？

答：“江流有声”，个性使然。看到了问题，我不吐不快。我的父亲、姐姐和夫人又都是中学教师，而这些年我也在高校中看到了很多问题：有的中学优秀生，一上 大学居然跑进了留级生的行列；我培养的那么多西部来的学生，很少有选择回去的„„我看到的东西越多，越担忧，越想尽一份教育工作者的职责。

当然，这些年我也受到一些非议，说我演讲是出风头。我也怕，所以前些年我曾拒绝了任何有关演讲的邀请。可深思熟虑后，我觉得演讲没有错。为人要低调，但不 能怕事；学术可以悄悄地做，但教书育人一定要大张旗鼓。现在我脸皮厚了，主动要求为学生演讲。“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知识分子就应勇于承担 这样的责任。

问：你一个人讲，能对教育问题、社会问题起到多大功效？

答：我的理念是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哪怕是呼吁，它也是一种教育的行动。

最想和幼儿园老师沟通

问：为什么说现在最想和幼儿园老师沟通？

答：我发现，很多大学新生在入校时已经定型了。

培养学生就像做一个陶器，要阶段性地培养，不同的阶段任务不同。比如第一步只需要把水

和泥和在一起就行了，最多再捣匀一点。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却提前做了 中学、大学老师做的事，非要捏两把，甚至放进炉里去焙烧。结果陶器没做成，只做成一块块泥疙瘩，不能成器。后来者再怎么修补，也无法做出优质品。超前的教 育，会使孩子们的兴趣丧失；过度的挖掘，将使孩子们的潜力受到伤害。我们必将为这样的教育付出惨重代价。

第五篇：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txt-两个人同时犯了错，站出来承担的那一方叫宽容，另一方欠下的债，早晚都要还。-不爱就不爱,别他妈的说我们合不来。对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2008-04-21 14:38 前两天，本人有幸观看了“愤青教授”郑强的一席爱国演讲。从郑教授说话的口气来看，应该是浙江大学的一位风云人物，但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不可否认，郑教授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口才挺好，演讲的感染力很强，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郑教授的部分意见本人尚有疑问。回来想了一想，总结如下，愿与郑教授的粉丝们商榷。一．教育的目的

作为教育工作者，郑教授很关心教育体制问题。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的教育体制亟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革。郑教授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学生塑造一种崇高的人格。因为当代教育体制是失败的。民众是被失败教育摧残了的精神残疾人。这个观点有点像鲁迅。但唤醒蒙昧民众灵魂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最容易想到的答案自然是知识阶层。郑教授也说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应该享有比行政官员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好像是符合逻辑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郑教授下面又说，既然整个教育体制是崩坏的。那么知识分子就是中毒最深的人群。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没有社会责任感，有钱人尤其道德堕落。开奔驰车的（教授原话）有卖国倾向，深山老林里的边防战士才是民族希望。这是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在郑教授眼里。精英和大众究竟哪个好，还是两者都不好？

既然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都是“不可救药”的，那么中国未来究竟指望谁？只有指望极少数先知先觉的清醒者了？这极少数的先知是否就是郑教授自己。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郑教授既然那么自信。我们也可以承认他是中国极少数先知之一。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教育者帮助被教育者塑造一种合乎理想的人格吗？如果是这样，郑教授眼里的理想人格具体是什么样的？郑教授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宣称中国学生尤其是男学生没有血性。作为比较，巴勒斯坦青少年看见以色列坦克搬起石头就砸，因此是有血性的。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假如我们不能同意呢？

先不讨论郑教授的观点合理不合理。但任何以塑造理想人格为目的的育人计划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从希特勒的优秀人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都是如此。因为价值观人生观是不能“灌输”的。到底哪种价值观才正确，也从来没什么标准，更不是什么人说了算的。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健康的教育体制应该给学生展现形形色色乃至相互抵触的观点和学说，帮助他们独立思考，形成多元价值观。教师不应该越俎代庖，帮助学生设计人生态度。最可怕的不是教育者没有“正确”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教育者强行为受教育者确立“正确”价值观的问题。郑教授在谴责现行教育体制摧残学生心智的同时。是不是又设计了另一种摧残心智的方式？

所以，假如有学生不同意郑教授对社会正义的定义，不愿意做郑先生理想中的“负责任的中国人”。那也没有错。有人就是觉得肯德基比德州扒鸡好吃，那是他的个人的自由。有人就是喜欢穿和服上街。那也是个人自由（穿戴有特殊含义的服饰，如纳粹党徽日本军旗则无自由）。有人就是喜欢开个宝马摆阔，同样也是个人自由。郑教授尽可以看不惯，笔者也看不惯，但没理由说自己的心态就是端正的，别人的心态就是扭曲的。

郑教授举例子说，他儿子看完《白毛女》后的想法是，杨白劳不该欠债不还。郑教授痛心疾首，认为这是现代教育失败的体现。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现代人法制观念进步的表现。当然，笔者不是认为黄世仁就是对的。因为欠债还钱是一个方面，高利贷又是一方面，欺男霸女又是一个方面。但你儿子才几岁，看问题哪能那么全面。郑教授与其下大力气跟儿子解释清楚什么叫阶级斗争。还不如不要再逼迫当代儿童接受《白毛女》式教育了。笔者实在看不出这出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戏剧，哪一点还值得二十一世纪的儿童再接受教育了。二．爱国主义还是国家主义

郑教授激赏爱国主义。这是没有错的。一般认为，爱国是不容许置疑的道德制高点，是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终极价值。谁要是稍微提点疑问，就立刻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问题是，每个人都讲爱国，但爱国二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郑教授并没有最终解释权。在中国，爱国教育几乎等于反日教育，这点对不对先不讨论。但郑教授对日本态度是什么呢？郑教授是留过日的，对日本又爱又恨。这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对日心态。但郑教授憎恨日本的是哪一点，欣赏日本的又是哪一点呢？综合起来看，郑教授恨的是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伤害中国人大国自尊的行为。这个不错。但郑教授欣赏日本的，恰恰还是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崇拜，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危机感。这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既然郑教授憎恨日本和敬佩日本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也就是被称为国民性的那种东西。那么教授认为日本国民性是好还是不好？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郑教授其实是赞成日本式民族主义的。只要它不冲着中国来就行。所以日本韩国德国统统是优秀国家的样板。需要用这种民族精神来改良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民族精神。培养中国人的血性和复仇精神。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爱国”，所以中国人是麻木的。中国政府太傻了，没像日本政府一样硬说国产货是天底下最好的。中国群众不爱国，没像韩国人一样跑到独岛（钓鱼岛）剁手指。中国人太没血性了，居然还唱日本歌曲，居然还用日本电器。人家日本人从来不唱中国歌（Beyond和邓丽君好像也在日本红过的嘛）。人家韩国人从来不开外国汽车。

但是郑教授的理想其实已经成为现实了。前几年上街烧日本国旗围攻日本使馆的事情发生得够多了。中国网络上充斥着“东京大屠杀”，或者“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的极端言论。可见韩国青少年有荷尔蒙，中国青少年也有荷尔蒙。只要你会煽动，总会有青少年为国家争取外交主动而自残自焚的。民族主义是大众情绪的超级酵母。只要有人组织，中国照样有小孩敢开着飞机撞世贸大厦。

那么郑教授对这些游行的看法是什么？郑教授先批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使中国民众头脑太实际，失去了毛泽东时代连原子弹都不放在眼里的勇气。后又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跟日本人学科学技术，再回过头来和日本人死磕不迟。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前后矛盾之嫌呢。教授究竟是赞成头脑实际还是反对头脑实际？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关键是彻底否定军国主义，不是用一种军国主义来反另一种军国主义。当今世界总不能跟金庸小说似的，你杀我全家，我再杀你全家，杀得江湖腥风血雨，最后大家死绝才算完。

爱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吧。爱家爱国是人类固有的朴素情感，是乡土感情的升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人是天生爱国的，并不需要谁来大肆宣传。一个成天忙着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是底气不足的国家。

再者，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众说纷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看马克思的。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它本身就是不具备人格的。它之所以事实存在一种叫作“主权”的类似人格。是因为它是人的共同体。个人把自身权利交付给国家，国家才有了自由意志。但任何主权都不能是没有节制的，不管它属于哪个人还是哪个阶级。不能要求公民为之作无条件和不成比例牺牲。像日本似地把国家神圣化，当作顶礼膜拜的绝对精神，不是正常现象。这样的国家不是理想国家，是压抑人性的利维坦。

郑教授很滑稽地认为，他没能在日本解决婚恋问题，也是种族歧视的结果。日本人宁可 嫁给非洲人，都不愿意找华裔的丈夫。这话听起来有点离奇。笔者不知道每年中日跨国婚姻的具体数据是多少。只知道郁达夫，周作人，郭沫若都有日本太太或情人。难道一个世纪过去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如晚清？郑教授想找日本老婆而没找到只能说明个人魅力不够，不能怪祖国没给撑腰，更不能怪同胞没给挣面子。再退一步讲。难道中国男孩娶了日本老婆就是占了日本人的便宜。中国女孩嫁到日本去就是吃了大亏。那么女性在精英知识分子郑教授的眼里成了什么了。是个物品？证明国家实力的稀缺资源？是不是还要加几道关税防止肥水流到外人田啊。中国女孩找外国老公就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吗？中国女孩和外国男孩之间就没有发生纯粹爱情的可能？ 三．女权问题

我不知道听讲座的女生，对郑教授赤裸裸的大男子主义言论毫无反感，是不是也是郑教 授所谓“精神麻木”的一种表现。郑教授一边对日本恨得咬牙切齿，一边不断拿日本作为样板，教育“不觉醒”的中国人。日本什么都是好的，连日本女人一结婚就放弃工作，日本博士没几个女生也是好的。是的，我相信日本女性社会地位较其他发达国家为低。但这难道就是个值得效仿的好现象吗？郑教授只看到日本女人在“责任心强”的男人的保护下“一低头的温柔”。没看到她们因为没有经济权而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郑教授可能要说自己并不反对男女平等，只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然分工。但没有经济独立哪来的人格独立呢。娜拉出走了拿什么养活自己。

不可否认，男女有生理上的差异。一些女权主义者彻底否定女性气质存在的必要是另一个极端。男女各有擅长的领域。军队和重体力劳动部门中男性占绝大多数，不是对女性的歧视。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数量远超男性，也没什么不合理。但大多数职业是没有性别差异的，智力领域尤其如此。男女有别不是反对女性走上社会的理由。

再者，也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女生身体素质就适合炼钢铁，而且她自己也愿意炼 钢铁。那就应该尊重这种特例，给她们平等的工作机会。并且同工同酬，不得歧视。男性也不应该以“女人就应该怎样怎样”为衡量尺度。认为炼钢铁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因为女性不是第二性，她们和你一样有设计自己人生的权利。

郑教授又拿自己的儿子举例。认为他儿子之所以不够有魄力。是因为小学校选用女生做班干部的结果，女班干部做班主任的耳目，压制了男孩活泼好动的天性。平心而论，郑教授儿子的班主任教育方法是大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该不该在学生中间安插耳目。而不在于女生可不可以担任班干部。

就像中国每次公布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名单的时候。遇到女性，就要打个括号强调一 下，这个人是女。表面是在强调中国女性的参政率。实际还是把女性放在了边缘位置。好像女性（少数民族）参政是出于男性（大汉族）的善意和恩赐，是作为一种平等象征而存在的。美国的希拉里不会拿自己的性别说事，就像奥巴马不会拿肤色说事一样。性别不是资本，不是卖点。希拉里和奥巴马哪个更适合做总统是由他们的政见和能力决定的。不是他们的身体器官构造决定的。男人和女人哪个更适合做领导是个伪议题。因为在选任领导时，性别就不应该是个考虑因素。四．民主的价值。郑教授脱口而出“民主是假的”。民主是西方列强用来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球霸权工具。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人家马克思都没说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就不要民主了。人家只说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有“极大的民主”。你可以说，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民主化进程快慢是可以商榷的。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但不能这么武断地说民主就是有害和骗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要民主了。笔者一向很反对往“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本来很正面的理念上贴西方标签。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价值，并不为西方所独有。就像电灯电话是西方发明的，但全世界都在使用一样。民主是在西方国家首先实现的，但它最终还要在全世界实现。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不假，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本土的。事实上，现当代世界范围流行过的各种“主义”，从自由主义（保守、新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从西欧那么一小块地方发源的。西方强国自己在原始积累阶段大搞掠夺殖民，现在又疑神疑鬼其他国家崛起得不和平，自然有些气人。但也不能因此就抱定义和团思维，仇视西方文明了。既然要改革开放，那不向西边看向哪边看？总不能半部论语治天下吧。

最奇特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人素质高就适合民主。中国人素质低就不适合民主。或者中国人的质地与众不同，在全球通行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就不管用了。（我的初中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大学老师居然还这么说！）这种说法和袁世凯的高论有什么区别。

郑教授强调，韩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腾飞的。这个是事实，但人家在实现经济腾飞之后毕竟最终要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吧。政治独裁和经济腾飞从来就不矛盾。蒋介石搞独裁，但人家毕竟有个先训政后宪政的计划，有个最终还政于民的承诺。就这么着，还被一代代自由主义学者骂得要死。为什么郑教授只看到韩国爱国人士为个独岛剁手指。没看到韩国人因为光州那杆子事至今没有放过朴正熙呢。相反，郑教授说朴正熙政府是韩国最好的一届政府，不是典型的唯GDP论么？ 五，如何继承传统

郑教授很强调继承传统。但在当代中国，传统是个有歧义的词。中国至少有三个传统。一个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传统，一个是四九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传统。郑教授究竟要我们继承哪一个传统？须知这三个传统不但没有顺承关系，而且是相冲突的，尤其是儒家传统和毛时代的革命传统极不兼容。笼统讲传统只会让人无所适从。而郑教授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调和方案。

郑教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传统，也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个东西现在就算不是荡然无存，也基本是一片瓦砾。韩国人的传统礼仪保存得那样完好，日本人至今在礼节场合穿和服。这当然是好。笔者也认为是好。但人家的这些优点不复有借鉴的可能。因为保护传统只能保护尚未死亡的传统，不能把已死的东西从地下掘出来。像近几年七夕节的借尸还魂，就只有铜臭，没有文化。有人设计出一种仿古服装，给它起个名字叫汉服，呼吁我们逢年过节穿着，也没什么现实可行性。而于丹用儒家教条比附现代价值观，其实还是排斥了儒家文化的异质因素，取消了儒文化独立存在的意义。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把属于博物馆的东西好好保存在博物馆，让子孙后代知道有这个过去，不至于成为失根民族。完全没必要把传统文化再神秘化、神圣化，时不时祭出来吓人了。

再者，这个传统被破坏了怪谁？怪五四吗？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说过偏激的话。鲁迅说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周作人说中国古典名著除红楼梦都是垃圾。钱玄同还说过人一过四十岁就该去死呢。但五四知识分子都不掌握国家强权。你可以在报纸上论战，发表最耸人听闻的观点。但你有说话的份，林纾也有说话的份。你提倡全盘西化，辜鸿鸣偏偏拖个辫子到北大上课。你说要革命。王国维不满意革清廷的命还跳了湖了。但大家都没说你这个封建余孽就自绝于人民了，死了还要往你身上踏一万只脚。

这就叫价值多元，信仰宽容。新旧杂糅是好事。五四传统也需要反思。但五四对古中国 的冲击基本是良性的。与之相比，四九年之后对传统的否定则是恶性的。我之所以说四九，没有说六六。因为我很反感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起码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文革理论就是那个什么座谈会讲话符合逻辑的演绎。

郑教授那么推崇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对什么破四旧的闹剧痛心疾首呢。很奇怪，郑教授又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虽然毛时代的新传统，是建立在对旧传统的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流负大部分责任。很多人觉得当今中国“人心太散”，没有民族凝聚力。成天向往着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对现代人还有吸引力，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说毛有魄力有革命激情。二是毛时代人人平等社会公平。说毛有魄力，是因为至今还有人相信，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就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趴下的。好像美国真的不是红色中国的对手了。事实上朝鲜战争当中，美国死了多少人，中国又死了多少人。美国妈妈成天跑到白宫示威，指着总统鼻子骂。中国妈妈大儿子死了再把二儿子送上战场。全死光了。政府给你戴个红花，逢年过节给你擦个窗户。领导跟你握个手。你就感动死了。就觉得儿子死的真是值了。首长握过的手就十天半个月不洗了。美国是抵挡不住内外压力撤军了。但假如人家真的就跟你杠上了。真的往朝鲜战场上扔原子弹，你怎么办。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的人，自己先尝一下试试。

说毛泽东时代公平的人，没看到这种公平是是建立在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极端不公平的基础上的。虽然这些人在人口比例上是“一小撮”。但“少数服从多数”不等于多数人可以任意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再说，“地富”尚有相对明晰的划分标准，“反坏右”的范围就弹性太大了，任何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打入右册。这就造成人人有权，但人人只有服从权，没有不服从权的局面。多数人的暴政也是暴政，而且是危害更大的暴政。

以上有点借题发挥，因为郑教授只是笼统地讲崇毛，没有说明崇毛的哪一点。笔者只是想说，毛时代不是好时代，毛传统不是好传统。

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民众不知爱国的问题。而是新左派把持舆论，民粹主义泛滥的问题。新左派常常被叫做愤青。这个词在网络上基本是褒义的。甚至很多网友都乐于标榜自己是愤青。我不清楚愤青的严格定义是什么。郑教授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他说自己不愤青，因为他讲礼仪，尊重底层人民。我觉得这个回答驴唇不对马嘴。谁说愤青是不尊重劳动人民的意思了。就我自己的理解，愤青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反体制，反主流文化，喜欢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什么的。

郑教授倒是经常看不惯一些社会现象，喜欢打抱不平。当然了，知识分子是不该躲进书斋的，完全有理由介入公共事务。但是郑教授是用什么手段干预公共事务的呢。从他自己的讲话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无非是两个方法。一个是亮出自己的地位和名望（我是浙大最出名的教授！）。一个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某长跟我很熟！）。这似乎谈不上反主流反体制吧。所以笔者认为，郑教授也的确不算什么愤青，只是个偶尔为民作主的体制内上层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