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舆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与推进作用 微博议政 舆论监督新平台

论网络舆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与推进作用

-微博议政，舆论监督新平台

【摘要】门户网站微博兴起，因其独特优势，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日益巨大作用，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支新生主导力量。面对微博给舆论监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应积极应对，兴利除弊，实现网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地发挥微博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微博；网络舆论监督；微博监督；立法建设；

根据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的观点，“一种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离不开以下7个要素：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因素、舆论的韧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1]这其中，舆论的主体指的是公众，即由相近或相同的认知而关联、且具有社会参与自主性的人，舆论客体指的是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问题，舆论的本体指的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在具有这些特征之后，一个舆论之所以成为舆论还需要有一定的数量、强烈程度、韧性和功能上的要求，否则可能只是小范围内暂时的情绪表达，称不上舆论。以此来对照微博，从舆论主体上来讲，以我国用户数最大的微博产品新浪微博为例，它把用户分为两种，实名用户和匿名用户，其中实名用户都是各个领域的名人或组织，匿名用户则是普通网民，其中后者占据了微博使用的大部分，他们分散在全国，以微博上观点和信息联结，且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具有成为舆论主体的潜质；而微博所特有的传播模式则给了公共话题进行聚合与裂变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只有公共话题能够引起这种信息的聚合和裂变），加上微博的“转发”、“评论”功能，无疑为舆论客体和本体的存在提供了空间，统计也证明，55%的舆情事件首先由新媒体发布，其中，网络新闻占30%，论坛占15%，微博占5%，手机占5%。微博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信息发布的有效渠道。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微博不但具有形成舆论的可能性，更以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性，成为网络舆论中的一支轻骑兵。

目前，在我国，微博开展舆论监督的优势有以下三个：

（一）人人都是监督主体，实现了监督主体的平民化，个性化。

微博平台上，以秒为单位的巨量信息更新，涉及社会生活、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信息来源四面八方，无所不包。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极大地满足了同一层次公众对于信息的不同需求，甚至满足不同层次公民对信息的需求，使监督的平台更广阔。微博的出现实现了话语权的进一步下放，使更多的公民可以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运行中来，信息化的飞速普及为这种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微博最大的特点是新闻信息来源于大众，普通民众从媒介的“旁观者”转变成为“当事人”，形成“我即媒体”。人们在自己的“媒体”上传播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形成“面对面”的网状传播模式。只要有网络存在的地方，哪怕是一部小小的手机，都可以使公民的表达成为现实。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点对面”的传播形式。

（二）打破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使监督更加广泛和快捷。

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局限性有：第一，时间滞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个案，要经过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得到批准后才能公开报道，结果新闻成了旧闻，并且报道的角度、内容的取舍都要经过研究，“负面新闻正面报道”的要求使得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失去可信性和公信力。第二，空间阻隔。发生在一个单位内、某一区域的事件，受传播空间的限制，不一定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不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此，其监督作用并不明显，导致有些被监督的人并不十分害怕舆论的影响。微博的出现消除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权威控制、时间滞后和空间隔断，实现了即时互动、跨界集聚、自由交流、平权讨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个案经由网民发帖、灌水、加精、置顶，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浪，提高了舆论曝光的效率，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并且相对于传统媒介，微博的运作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仅移动通讯技术就能发布信息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快速有效的传播。如果没有微博，像“湖北邓月娇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等可能就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传播，甚至被封锁。

（三）通过微博舆论监督形成浩大的舆论声势。

“围观改变中国”这一振奋人心的话语在微博的平台上正在日益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平事，经过微博的发布、转发、评论，可能最终迫使相关责任人作出反应。轰动一时的“李刚案”，少不了微博的功劳。微博时代，网民的嘴是堵不住的，信息是封不住的，舆论监督是挡不住的。微博不再是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拟世界”，而是现实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名博友笑蜀评论到：围观已改变很多，改变了番禺垃圾焚烧、改变了谢朝平事件、改变了宜黄强拆。与常规宣传手法不同的是，微博上的互动、沟通便捷得多。微博舆论监督就在我们身边，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于中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来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得到初期迅猛发展。进入2013年，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微博从单纯的社交工具逐渐变为舆论监督利器，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大部分政务机构微博与官员微博立足于公布信息、倾听民间声音，做到了与网名的良好互动，促进了工作的良好开展。

“据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政法微博的发展进入平稳期，呈现地区注册量均衡化、注册官员职业类别多样化的特点。截至2013年10月31日，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法微博总数已达24270个，其中包含17279个政法机构微博和6991个政法官员微博。从微博总量上看，目前政法机构微博影响力“Top1000”和官员微博影响力“Top1000”本年度共发微博7732851条，平均每个官员帐号发博1960条，平均每个机构帐号发博5772条。”[2]

2010年两会时，微博问政最初仅仅是两会代表和委员的个人行为，通过开通个人微博的方式发布两会信息，征求网民意见，甚至将其中部分意见上升为提案。这种微博问政的形式受到了网民的追捧，其形式也由最初的个人行为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正式行为，各级国家机关纷纷开设了本机构的官方微博，作为与网民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手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法院微博直播庭审成为政法微博年度特色。2013年8月，济南市中院对***案的审理情况进行了微博直播，一举引发国内外舆论轰动。8月22日起，@济南中院通过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150多条微博、近十六万字的图文，“直播”海内外高度关注的***案审理过程，数亿人得以“围观”庭审实况。政务微博首次成为大案要案审理中唯一消息来源。

毫无疑问，微博问政能够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接受与认同，原因就在于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微博具有更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可以使网民与代表委员之间的沟通更加积极和灵活；二是微博的低门槛准入使得普通民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三是微博使用的广泛性能够使特定议题的讨论更加全面而深入，进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微博问政已经成为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3]

但是，随着各级国家机关的相关实践活动，微博问政的局限和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

其一，从主要目标来看，微博问政更多的是权力机关进行信息公开的手段，单向性为主的交流方式影响着网民“加关注”的热情。一方面，初期的微博问政是代表委员为网民提供两会信息的一个窗口。这种交流方式固然直接而便捷，但是，其局限于两会期间的时效性容易给网民留下错觉，认为微博问政仅仅是两会期间的特殊现象而在平时不予关注。另一方面，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国家机关的官方微博也更多的以公布相关信息为主。虽然相比于传统的信息公开方式，利用微博等自媒体已经相当直接和迅速，但是，政府机关的官方微博中很少对网民的评论进行回应，甚至在很多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关闭了评论功能。无论是代表委员的个人行为，还是政府机关的官方行为，在实践中大多进行的是单向的信息公开，而非有效的互动交流，以至于很多网民在兴冲冲地对官方微博“加关注”之后，由于难以得到有效回应而取消了对这些微博的关注。

其次，微博问政的实践还缺少相应的正式制度约束，缺少常态化机制对其效果进行保障。虽然大量政务微博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但是，这种跟风式的发展还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自然也难以保持长久有效。在微博问政中，政府是主导，因此微博问政机制应纳入政府工作条例，用成文的规章制度使微博问政制度化、常态化，并以此来考核政府绩效，评估微博的使用效果。这样，政府官员才能更切实地关注舆论发展新走向、考查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政府才能切实地把握真实民意，才能将“微博”蕴含的巨大社会能量有组织、有计划地调配，将民众的潜能和力量发挥出来。另外，辟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即政府加强信息公开、求证、查询、反馈机制，建立健全及时、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简而言之，只有将微博问政纳入相关正式制度的约束，才能保证政府机关对其官方微博保持足够的热情，才能够激励其利用微博与网民实现有效交流。”[4]

微博问政在实践层面中出现的弊端，其根源在于微博问政自身的基本定位：信息发布。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定位，政务微博的作用与传统媒体并无本质区别，仅仅是更讲求速度而已。在目前政务微博的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引领微博问政走向深入的倾向，其核心是围绕特定主题与网民进行持续有效的交流与沟通，积极对网民的意见进行收集和回应。这种方式是对微博问政的发展和延伸，可以称之为“微博议政”。

微博议政并非是对微博问政的抛弃和否定，而是吸收了微博问政的优点并进行完善和提升。“公共权力需要通过对其政策以及管理目标进行解释，引导公共舆论对其的支持。通过政府回应，政府可以与公众实现政治互动，了解并满足公众的愿望，从而加深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5]具体到政务微博的实践运行中，政府机关就特定的议题与网民进行充分互动，积极反馈网民意见，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或者及时澄清相关不实信息等等，这种微博议政的鲜活场景实现了权力和权利的交锋与合作，真正发挥了网络民主的优势。具体来说，目前微博议政的运作方式及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具有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微博问政的缺陷之一就是单向性，侧重于官方信息的发布而缺少有效的互动交流。而在微博议政阶段，针对网民的留言、提问甚至质疑，政务微博都需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被称为“网络发言人”，这一尝试性制度已经在全国多地的政务微博中出现，专门针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回复。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官方微博的网络发言人大多集中在教育、交通、卫生、公安等与普通网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同时，网络发言人并非确定为某一具体个人，而经常是融合集体智慧之后以发言人名义进行回复和反馈，有些政府部门甚至出台专门规定，要求网络发言人在4个小时之内应当对留言进行回复。网络发言人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对网民的意见有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也借此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除了这种常设的发言人之外，微博议政的形式还包括各级政府领导不定期地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例如，2011年6月，珠海市公安局相关领导与网友在微博中进行了在线交流，对网民普遍关心的治安、交通管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认真解答。这种利用微博进行“微访谈”的方式，能够使得网民的意见得到来自权力机关的有效回应，同样受到了网友的热捧。

其二，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相结合。虽然政务微博能够带来很多便利，但其毕竟无法完全取代现实中政府机关的实际运行。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博的优势，线上的虚拟交流和线下的实际沟通必须同步进行，达到相互促进和融合。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听证会的举行。通过微博议政的进行，特定的社会问题就会被更加广泛的认知和关注。相应地，针对该事项的听证会就有可能成为必要。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机关在举行听证会时受到质疑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代表的产生。以价格听证制度为例，目前我国价格听证代表的遴选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化”倾向，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政府掌握着听证代表选择的主导权，代表如何选定、代表人数如何确定、代表比例如何分配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这种自上而下的遴选方式固然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但其公正性却大打折扣。“在这种背景下，发挥听证制度的民主性就必然要注重社会代表的遴选，而微博议政则可以成为遴选的参考标准之一：那些在政务微博中对该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和分析的网民，完全可以成为听证会中的社会代表。”[6]这样遴选出来的社会代表，既有参与听证的积极性，又为履行代表义务做了充分准备，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暗箱操作的嫌疑。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将线上讨论与线下听众相结合的尝试，例如2012年11月，广州市人大将对《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进行网上听证，就利用其官方微博征集社会听证人。而昆明五华区民政局在2012年10月的听证会直接允许网民利用微博报名。通过与现实中的正式制度相结合，微博议政能够在政府与网民之间发挥更加积极的沟通作用，在二者的互动中推动网络民主的进程。

简而言之，微博议政的实践是网络民主在自媒体时代的扩展与延伸，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议政中公民权利如何保障，政府态度如何转变，双方如何以积极、平等、互动的状态加强沟通、达成共识，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微博议政为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其实质正是权力运行公开化。建设性立场、理性态度与理性表达是网络民主在自媒体时代推进微博议政的前提。在充分了解其价值和隐忧的基础上，政府机关可以扬长避短地发挥微博议政的积极效果，更好地利用网络民主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良性影响，推动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2]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新浪微博

《2013年新浪政法微博报告》

[3]

孙光宁：《公民参与理论视角下的“微博问政”》，《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4]

李志飞：《微博问政的利弊与对策》，《学术交流》2012年第1期。

[5]

陈新：《微博论政与政府回应模式变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6]

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