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沅《江沱离堆考》再谈“离堆辨”

读刘沅《江沱离堆考》再谈“离堆辨”

摘要：刘沅所撰《江沱离堆考》利用史料、金石文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在都江堰（灌县），今根据刘沅文章内容，厘清刘沅考辨“离堆”位置的具体事实，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即今天都江堰离堆，而非乐山乌尤山。

主题词：离堆

沫水

李冰石像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号清阳，又号讷如，成都双流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刘氏以儒业传家，其父刘汝钦精通易学，“父汝钦，精易学，洞澈性理。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天，实天启圣人以明道化，不仅在数术也。”

刘沅自幼从父学习家学与儒家经典，三次参加会试，“三荐礼闱不售”，后决意留籍奉养母亲，在家讲学为生，因其居住之地有槐树，世人称为槐轩先生，称其学为槐轩学说，其主要著作合为《槐轩全书》。《槐轩全书》《江沱离堆考》被收录在文集《槐轩杂著》中，刘沅利用史料、金石文，对“离堆”所在位置进行辨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考据学功底。今根据刘沅文章内容，厘清刘沅考辨“离堆”位置的具体事实，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即今天都江堰离堆。刘沅《江沱离堆考》记载：《汉·河渠志》禹治水后，沫水尚为民害，李冰凿离堆山酾为二渠，即今之内江、外江也。而说者因《华阳国志》沫水出蒙山，冰发卒凿平，溷涯与水神战，遂以离堆为在名山，岂知冰之治水，固非一处。而离堆则在灌邑，与皁江亦称沫水。禹导江后，皁将循山麓，行山足旁，出是为离堆。水绕离堆而行，外无所束，盛夏水涨，江流直泻，潜蛟助之，遂为巨患，冰壅江作堋，析外江以儒郫，而凿离堆以通内江，二江支流各以十数灌溉。所周蜀为沃壤，冰之明德远矣。深淘滩低作堰，亦冰所遗。而山之麓复有水，则镌十八刻，候水之消长。以防浸淫，其下有山石如阈。盖当时水于此为堋，以此示后人低昂之准，迄今旧迹昭然，而《金石文》为低作堰为浅包鄢，《水经注》以离堆在南安，于是学者目嘉定之乌尤为离堆。俗又以隋时之赵昱为二郎，岂非考古者未尝躬亲寡闻者，弗明真赝乎。范成大云：“沿江两岸中断，李冰凿此，以分江流。”其目击言可破群说，今离堆之下蛟穴犹存，冬春之交水涸可入，其中空阔洪涛既至，出入正宕。其上店阁皆摇，而数千年毫无损益，亦奇观也。离堆之上祀冰子二郎，乡人犹曰伏龙观云。

刘沅考证李冰所凿离堆即是现在的都江堰（灌县）离堆。他考辨的理由有三：一是刘沅根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李冰所凿离堆在都江堰才会有内、外二江穿成都之中。至于“沫水”，刘沅认为是指皂江，而不是指大渡河。二是刘沅根据都江堰离堆旁留下的“深淘滩，低作堰”金石文是李冰所遗，判断离堆当在都江堰（灌县），而不是乐山乌尤山。三是刘沅根据范成大《离堆诗序》记载，判断范成大所见离堆即是都江堰（灌县）离堆。历史上关于李冰所凿离堆位置最有争议的是两个地方：一是都江堰（灌县），二是乐山（嘉州）乌尤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学者们就对这两种说法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讨论。喻全域《都江堰古史新论》（《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首先提出都江堰的沱江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他认为离堆在乐山而不是灌县。王纯五《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全域同志商榷》（《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批判了喻全域的说法，并进一步证明李冰所凿离堆在灌县。关于离堆所在位置的争辩源于《史记·河渠书》的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认为李冰所凿离堆在乐山是因“沫水”二字。持离堆在乐山乌尤山之说的，大都以史料证明“沫水”即指大渡河。明确地把“沫水”说成是现在大渡河的古地理书，首先是《水经注·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牦牛县北，又东至越西灵道县，出蒙山南，东北与青衣水合。”

汉晋时的广柔，是今理县一带，“徼外”则指理县西部邛崃山系，大渡河上源正是流经马尔康、金川、丹巴一线，汉晋时的牦牛县，则在今汉源县南，大渡河从泸定南至石棉，突然折向东方抵达汉源；而古代灵道县则在今峨边县南，大渡河正是由汉源东至峨边，那里确在峨眉山(蒙山)之南，最后向东北流到乐山，与青衣江会合。因此《水经》上的沫水，确为今大渡河无疑。但《水经》中所说的沫水是否又等同于《史记·河渠书》中的沫水呢？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因为古时对大渡河的称呼并非沫水一个。在《汉书·地理志》《蜀郡·汶江》中记载：“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蜀郡·青衣》：“《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

查《禹贡》蒙山在今名山县西，那里是青衣江上源之一，所谓“大渡水”实是今青衣江；汉代的南安在今乐山；那么渽水就应该是大渡河了。《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阳江”条下对大渡河异名的解释是：“《通典》谓之‘青衣江’，以与青衣水合流也，或谓之‘峨水’，以峨眉山水流入也。”

可见大渡河在历史上并非只有沫水一个称呼，大渡河可谓渽水、峨水、青衣江。那么，沫水也就有可能不止专指大渡河。刘沅曰“皂江亦称沫水”应出于《宋史》，《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今为永康军，汉史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经阳山江、大皁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

皂江又称金马河，是李冰凿离堆后，外江的一条支流。刘沅曰：“皂江者，外江也，一名沫水，非南岸嘉州之沫水。”

而宋代的阳山江是指大渡河在今汉源县以下的一段，大皂江是岷江在今茂汉县至灌县的一段，此两段河流在宋代都称为沫水。元人揭徯斯《蜀堰碑》（见《灌志文征》）中说.，都江堰“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明人曹学佺在《蜀中广记·边防》中说：“大江……至汉为皂江，至灌为沫水”。由是可知，沫水之名，不专指大渡河，岷江在灌县的一段也称沫水，此乃同名异河，是岷江在此一段的地方名称，也即是因地而名的地方河段，有如前所称的阳山江、大皂江皆是这一类的地方名称。在宋以前没有史料显示沫水称为岷江一段，因此，人们才会对“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产生怀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宋以前也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冰所凿离堆在乐山。而关于沫水为岷江一段的说法，也在《四川通志》得到证实：“以今考之，江水自汉川县经灌县，俗呼沫江”。

可见，刘沅将“沫水称为皂江”作为判断离堆在都江堰（灌县）的依据是可靠的。刘沅认为“深淘滩，低作堰”的金石文为李冰所遗，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深淘滩，低作堰”见于古书记载的资料，最早是元代揭傒斯所撰《大元勅賜脩堰碑》：“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过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為斗鸡台，台有水则尺为之画，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則忧，沒其則困，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傍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

明朝洪武二至三年(公元1369-1370年)成书的《元史·河渠志》载有：“(都江堰)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又书‘深淘滩、高(应为低字)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明代四川学者杨升庵在其《金石古文》中录：“《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深淘潬，浅包鄢。潬古滩字，鄢即堰也。’冰在蜀治水泽利民，功烈盛矣。誓神而神至今不敢违之，教民而民至今不能违之。其文又简古如此，真异人哉。”

可知在元明时期.六字诀即已刻在都江堰的山崖石壁上。而在图中首次将这六字诀记载下来的，当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成书的《灌县志》，该书卷首载有《都江堰图》，其位置与元史记载相同。这六个字在元代就有石刻，则刻成时间应该早于《元史》的记录，早于何时，尚缺考证。但在明时，就有学者认为此六字非李冰所刻，陆深撰《俨山外集34卷》曰：“深淘滩，浅作堰，六言石刻在灌县，相传以为秦李冰凿离堆，以利蜀时所为，此恐后人所为，非古词也。至于节宣水利，无过此言。”

另，《升庵外集》卷六“水则”条记载：“深淘滩，浅作堰”六字诀见梁朝李膺所撰《益州记》。《益州记》已亡佚，唯《太平寰宇记》辑录《益州记》最多，却没有发现此条，且“淘”和“鄢”字在《说文》《金文》里都没有，秦人不可能将后来出现的字刻入碑文中。又清杭爱《复浚离堆记》云：“明正德间，水利监事卢翊专意疏浚，直抵铁板。的秦人所书六字诀曰：深淘滩，低作堰。大书观澜亭，用昭永鉴。”但明卢翊《灌县治水记》云：“旧刻相传在虎头山斗鸡台，水则立其旁，虽久剥落，索弗获，后之君子将无考焉。因摩石重刊碑刻则云。”卢翊本人所传碑文不见记述。《杨升庵丛书·金石文》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条，校勘记云：“李冰湔堰官碑，历代无著录，此碑乃明郑德时得于湔堋堰水中，传为秦刻，恐未必然，疑亦唐时之物。”

笔者认为可信。六字诀的原理可以说是在秦代就已为人们所发现、掌握和运用；但最终形成具体的“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则是后人不断总结和提炼的结果。因此，把六字诀说成是李冰的制定，尚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说明。最后，刘沅根据范成大《离堆诗序》记载，判断范成大所见离堆即为都江堰（灌县）离堆。范成大除了在《离堆诗序》中提到离堆，在其文集《吴船录2卷》中也提到离堆：“崇徳庙在军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辛未登城西门楼下，临岷江，江自山中至此，始盛壮，对江即岷山，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之后皆西戎山矣。西门名玉垒观，自少城转登浮云亭，李蘩清叔守郡时，所作取杜子美诗‘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登临雄胜。又登怀古亭，俯观离堆，离堆者，李太守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沠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怀古对崖，有道观曰伏龙。相传李太守锁孽龙于离堆之下观，有孙太古画李氏父子像，出玉垒关，登山谒崇徳庙，新作庙前门楼甚壮。下临大江名曰都江，江源正自西戎中来，由岷山涧壑出，而会于此，故名都江。”

范成大文的记载比诗序更充分的证明了离堆在都江堰（灌县），而非乐山乌尤山。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成都居住二年，于淳熙四年（1175年）离任，离开成都。范成大所记当属实，刘沅引范诗来作证，合乎逻辑且具有说服力。除范成大外，我们推测司马迁作《史记》亦见到过都江堰的离堆。《史记·自序》：“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之南，南略邛、筰、昆明”，又在《河渠书》中说“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

。清王鸣咸《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瞻岷山、离堆，即为郎中使巴蜀时事。”司马迁由长安到邛、筰、昆明，成都是必经之地，他在文中将岷山与离堆并称，显然司马迁所到之处是离成都不远的岷山之旁的离堆。若司马迁所记为乐山乌尤山之离堆，其地属应是当时一早己设置郡的犍为郡南安县，而南安地不当与岷山相近，故不能将岷山与离堆并提。证明李冰所凿离堆为都江堰离堆最有力的证据是，1974年在都江堰灌溉工程新修建基地上出土的李冰石像。石像完整无缺，未被冲泐。袖手直立，意态雍容，面目清晰，衣纹犹存。前部刻有题铭三行：“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石像左袖)。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石像右袖)。”中行八字题：“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图版拾捌)，故称为李冰石像。这座造象是现存都江堰水利工程最早的文物，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造像本称“石人”。古代设置石人和石犀，分别用于测量水位，疏浚渠道，进行科学管理。秦时“壅江作堋”，穿导两江，为保证堰渠的使用效率，已注意到了经常观察水位，发挥人力控制流量。常璩《华阳国志》记录这项措施较为详细：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渝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这段叙述，虽带有迷信色彩，但却分别指明了石人和石犀的作用与所在位置。李冰“作三石人”，陈壹也“造三神石人”，都是测量水位的“水则”。常志叙述石人测水，是以它的肩足表示水位的上下准点。刘沅著有《石犀考》：“昔李太守治江水，凿离堆，命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江流，五石犀以厌水怪，其立石人为江中也。与江神约曰竭毋至足，没毋至肩，后人镌而记之，为《誓水碑》。”

《誓水碑》，因在石人上刻有“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文字说明；汉制石人虽无此文，作用相同。新出土的石人造象，高2.9米，其底部制作留有石桦，象下石座尚待发掘。仅据石象，已不难推测秦汉时岷江水位的涨落差距。通过对刘沅《江沱离堆考》的解读，我们的结论是李冰所凿离堆在都江堰（灌县）所在地，而不是乐山乌尤山所在地。其理由有三：一《河渠书》中“沫水”并非特指大渡河，岷江一段古人亦称“沫水”。二“深淘滩，低作堰”并非李冰所书，而是后人总结不断提炼的结，但1974年出土的李冰造像却是离堆在都江堰的有力证据。三范成大所见离堆即今都江堰离堆，且司马迁疑见过都江堰离堆。近人郭沫若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到灌县仔细查看了李冰离堆后，给都江堰管理局的题字是：“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离堆所在，或以为乃嘉州乌尤山，余嘉州人也，今至此观宝瓶口，犹余斧凿痕，谓在嘉州者，乃妄说耳!”此题字己由都江堰文物保管所石刻嵌在离堆上之伏龙观二殿后壁上。

作者简介：马旭，1983年出生，都江堰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发表论文《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为研究中心》等。电话：***，邮箱：24232932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