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人感受

第一篇：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人感受

亲历三年困难时期后的个人感受

采访人：梁XX 历史与社会系

被采访人：易XX（采访人的外公）79岁，现已退休，退休前为供电局工程师；先居住与广州；生有一女二男，现与配偶及大儿子一家三口居住。采访时间：2010年10月4日 采访地点：易XX家中

采访大纲：本次采访是想通过被采访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来具体了解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被采访人因当时的工作需要，经常需到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出差，对各地的情况有很好的切身感受。并且借助被采访人对自己关于当时所见所闻的想法来分析之所以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

问：请问三年困难时期身边有认识的人饿死吗？

答：广州里面没有，乡下（江门鹤山沙坪）里也没有听说，只不过乡下粮食会较困难。不过当时听说其他地方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问：那当时有多困难，能结合一下个人情况吗？

答：当时每月的粮票是不够吃的，由于我从事都不算劳力劳动，所以每月只有30斤粮票。而且后来，我们单位还开会，内容是关于自愿每月减粮的。虽然说是自愿，可是如果没达到标准，那就不准散会，谁都不准走。由于当时我家比较远，晚了会没有船回去，于是我自愿减三斤。后来就后悔了，每月才27斤根本不够吃，唯有用其他票去跟人换粮票。

我记得广州的粮票是月月清的，就是当月的粮票一定要当月用完，不然就当是贡献国家。还有有一次出差到南京，发现南京卖面包居然标出每个面包生重、熟重还有冻重三个时期的面粉重量。上面还有南京粮食局核查过的标志。可能是由于面包在三个时期所含的水蒸气不同，怕消费者花了冤枉的粮票（来买水蒸气）吧。还有一次去东北出差，到了鞍山。当地的人接待我去饭堂吃饭，吃了个“全包面”，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你肯定也不知道啦，可能东北年轻一点的也不会知道呢。当时去到饭堂，见到黄澄澄那样的，看上去还好，一入口就知道有多难吃了。原来所谓的“全包面”就是将整根的玉米，连玉米的皮、还有玉米根一起扔进机器里面，把它搞成粉状，然后煮那个粉的，不是一般的难吃。还有一次在餐馆见到一个台山人，发现他一个人点了差不多十个菜，就是没有点饭，上去一问，原来他粮票用完了。

问：那广东的粮食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了？

答：大概是59年吧，那年广东多处地方发大水。那时候单位组织我们去东莞考察水灾情况，看到那些屋子都有一条差不多到屋顶的水浸的痕迹。然后当年开始粮食就有点紧张了。

问：那么，那几年的灾难很严重，很大吗？

答：灾难是每年都有的，那么大的中国，每年出现灾难是正常的。好像需要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需要下雨却拼命地下。但那些灾难都没有这几年那些什么北川啊、舟曲啊那么严重。

问：那自然灾害不是导致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

答：不是，相对于自然灾害，当时有一个更严重的在全国范围都大幅存在的灾害，就是“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这是造成困难的内部原因。当时的人太追求冒进，太浮夸了，特别是那些领导，为了升官就拼命吹。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也要吹。吹得厉害的能够升官，而且就算被揭发是吹的也不会降职，如果你老老实实报反而会永世不得翻身，有很多甚至把自然灾害报成是大丰收。问：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

答：我听闻的就有，在我们鹤山乡下，当有人来检查（收成）时，就把全部的田的禾插在一起，为了防止它们不会闷死，还用风扇吹。还有的就是把割下来的禾抬来抬去。把检查完的禾重新抬回来再检查一次，用来刷数据。亲身经历的就是当时在湖北读大学，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我处在半失业，还有半年大学没读完。湖北领导请我们学校（现今的华中科技大学）一个农业教授去验收，回来报告要向全国各地推广经验，因为把谷种种到像番薯那么大。这些不是摆明自欺欺人的话嘛，但在那时是很正常的。（笑）

至于外在原因，就是中苏关系交恶了。那时候抗美援朝，它给了我们很多飞机大炮的，以为不用还的，谁知道又要我们还，而且还故意为难我们。记得有一次从上海坐船到汉口，遇到了两父子，儿子六十岁，父亲八十岁。儿子是刚从外贸退休的，他跟我们说苏联怎么为难我们。我们还债，没有钱还，用物质还。先用猪肉还，苏联却要求我们要用一种用来做衣服裤袋的lining布来包猪肉否则不收。还有就是用苹果还，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苹果筛选机，有几个洞，苹果要通过这个洞，又不通过那个洞的才要。是在边境那里，只有通过筛选机的才能进入苏联。苹果又不是工业品，怎么会统一大小呢？这些就是外部原因啦，苏联危难我们，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苏联的债我们后来还不是还清了。

浮夸风还有那个就是“放卫星”，各地都流行“放卫星”，就是拼命地吹自己的产量，把自然灾害都报成丰收，有咩办法唔死！（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表达其含义，故直接用粤语写出）到后来啊，各地都“放卫星”，也不管了，不用验收啦，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当时要交公粮的啊，你数目报的越大，交的公粮不就越多了嘛！台山那边交完公粮一个月口粮只有几斤谷，怎么吃啊。就算农业歉收，农民还是有口粮的，但那些干部报大数，（粮食）都交光了，留下那么一点，肯定不行啦。那些为了升官的，拼命地报，由一个县级升到省级，而且被人揭发是假的也不会有什么处罚。而且“大跃进”那时，宣传什么步入“共产主义”，大家都吃“大锅饭”。各地都报丰收嘛，那就拼命地吃，吃完就算了。记得有次去惠州出差，经过一地方，村民都敲锣打鼓的，拦住我们不给我们走。以为干什么，说什么已经步入共产主义啦，吃饭时间到了，经过这里的人一定得在这里吃饭。那吃就吃呗。可是那些粮食吃到没有就没有的啦。问：那饥饿爆发的时候，是否有人逃走离开自己的村子？

答：有啊，广东嘛，那时候很流行去“督卒”。就是偷渡去香港，就好像下棋，卒一过了河是没办法回来的，所以就叫“督卒”。那时候挺多人“督”的。香港有一次又说什么女王大赦偷渡犯，那些团体又在河对面站在，只要你一过去，就给水喝，给面包吃，来鼓动我们偷渡。那时候深圳啊，深圳有个民风，就算是那些民兵也不会抓那些偷渡的人。他们说明知那些人是偷渡的，但只要他们不入屋子，都会给水，给食物。他们说这是祖宗遗训，要帮助那些落难的人，因为他们的祖宗就是一路这样（受到人的帮助）才能来到深圳地区的。现在不一样咯，（深圳）什么“偷呃拐骗”（粤语俚语）都有。

我后来自己分析啊，一个社会发展总会有起伏，这些是自然的。那时候不是老是宣传“人定胜天”嘛，我觉得大家都理解错了，人定胜天并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而是人要“定”，就是镇定，淡定，才能胜任“天”。你看那时候的人哪里“定”啊，又浮夸了又乱来啦。人都不“定”，怎么胜任呢？本来有些灾害，在一开始就是可以预防的或者采取措施挽救的，这样就会减低伤害和损失。但那些人都不“定”，明知道有灾害了，还报丰收，那不就越搞越大，最后就很难收尾了。（完）

以上便是采访搞的全文。

易公是31年出生的，在读完高中后去了税局工作了几年后，再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读书，因此在“大跃进”开始时是处于大四的半实习半读书状态。后来，由于家人中有烈士，他能够被分配回广州工作。但因工作之需要，要经常到外地出差。易公的夫人（即我外婆）是在乡下的农村，两人于61年结婚后，外婆继续在乡下生活。因此，易公在“大跃进”以及“困难时期”两个阶段中，足迹是遍布各省主要大城市以及江门鹤山地区乡下农村的。

结合易公的体会及学生的一些愚见，大饥荒爆发有两个大原因，一个就是内部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之一正是易公所说的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的刁难。另外还有一层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封锁。记得唐德刚先生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曾经讽刺过蒋介石外交手段低劣，而毛泽东更是在外交上“强不知为知”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八路”。当时中国可以在美苏争霸中来个“渔翁得利”，但毛的外交政策却两边都得罪，受到两方的排斥。

当然，像易公所说的那样，外部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次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内部原因。那内部原因又是如何一层层累积起来的呢？以下便是学生的愚见呢。

首先，毛过于乐观地高估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的作用，太急于求成。的确，毛非常成功地发动起人民的积极性，对却忽视了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文化素质低的问题。结果引发了各地争相“放卫星”来自欺欺人以及“全民大炼钢”所制造的荒谬。或者，中国的乡村问题真的要如梁漱溟先生认为的那样，要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乡民文化素质才是改造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唯一途径。在“大跃进”氛围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很快地便失去了理智，从下面的工人农民到上面为了升官的干部都在浮夸。而小部分处于理智的人，如通过各地军区对实地情况反映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却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被毛打成是“右派”。就像易公所说“老老实实报反而会永世不得翻身”。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全国敢说真话的人以及敢揭穿谎言的人就更少了，各地干部就继续毫无忌惮地“吹”啦。可是当时是要按所报收成的数目来交公粮的，“吹”得越大，所要交的公粮也就越多。就算在实际收成正常的情况下，交完公粮后所剩的粮食也就在减少了。因此，在各地“大丰收”之际，每人交完公粮后所剩的自己的口粮却在不断减少。而且，“大跃进”期间的吃“大锅饭”，更是把原来有的积蓄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

就像易公所说，每年中国都会出现一些自然灾害，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由于各地都存在的“浮夸”风，以及不敢说真话的干部，这种小的自然灾害没有及时上报，更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来挽救，反而是继续“吹”，把灾害导致的歉收报成是“丰收”。结果就是，在实际收成减少的情况下，所交公粮不减反增，那么每人所剩的口粮就更离谱地少了。加上吃“大锅饭”已经把以前所积蓄的粮食吃光，于是这个地区的人就开始出现不够粮食甚至没有粮食的情况了。而那些丧尽天良怕东墙事发的干部，还禁止本地区的人外出逃荒，结果很多人就在本地区活活地饿死了。

以上的这种情况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结果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

第二篇：企业困难时期员工激励办法

很多企业都进入危机期，经营困难。那么，困难时期，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调动一切资源，保障员工源动力。员工的源动力就是工资收入，在困难时期，员工工资收入可以适当少发一些，但是不能持续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尤其是对于骨干员工和基层员工来说，这个工资收入就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唯一来源，如果工资收入得不到保障，员工肯定丧失斗志，而且一天到晚就会想着赚外快、或者去做兼职、或者尝试选择新的工作岗位。总之，员工在长期低工资面前，没有谁会真正用心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不用去谈所谓的对企业忠诚度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精神享受就是一句空话的。

很多企业，包括笔者曾经服务过的企业，在面临这种困难时期，总想着裁减人员、发基本工资，同时还幻想着员工对企业高度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每个月都超额完成销售任务，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幻想，永远没有可能实现！

正确的做法是：在困难面前，企业和单位大幅度削减平台、后勤服务人员，将绝大多数人都充实到市场营销一线，服务、服从于市场，制定公平、公正、公开的绩效制度，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以销售业绩来说法，拉开收入差距，发掘每个人的潜力和能力，保障那些为企业和单位做出较大贡献的骨干人员的工资收入，自然淘汰掉一批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富余人员。通过这些举措，真正有能力、能创造较大价值的员工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付出有回报”；同时，最大限度的精简富余人员，保证每个留下来的员工都有自身的价值和奉献。

当然，要想保障员工源动力，肯定需要企业和单位的负责人亲自去公关，调动一切资源，为自己管辖区域营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比如说，你负责一个省级市场的营销工作，那么在这种困难时期，你就必须要和公司领导进行多轮充分、有效的沟通，争取公司给予你所辖区域的费用支持、货源支持、工资额度支持，以及其他一些免考核条款的支持，这样你所负责的区域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营销工作中去，而且你所承诺给下面员工的奖惩、待遇都能落到实处。否则，即便你想法再好，公司从上面直接给卡住了，那么你肯定没有办法兑现你的承诺，也不知道如何用心去做这个市场了。

只要员工的源动力得到保障，那么后续的持续、良性经营肯定都会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困难时期必须大力加强和提升员工以及团队的信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在去年面临金融危机时，说了这么一句话：“金融危机就是信心危机”；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营销单元来说，在困难时期，最不能丢失的就是“信心”，只要“信心”存在，那么希望总会出现的！

加强和提升员工以及团队的信心，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1、团队领导人必须果敢、决断、有强烈的自信心。“上行下效”，团队领导人的言行决定了整个团队的言行，尤其是在这种困难时期。如果我们的团队领导人在困难时期，每天充满自信、面带微笑、从容不迫的开展工作，那么下面的员工都会充满信心的工作，而且感觉这种危机会很快过去。

2、制定阶段性的新型考核机制。以激励和奖励为主，奖多罚少，奖励金额可以不大，但是奖励频率可以增多。通过树标杆、塑造亮点，多给予员工激励和奖励，少处罚，重新恢复和提升员工的信心与激情。

商场如战场，营销团队就如同一支部队，“士气”是不能动摇的。困难时期，员工都知道经营形势不太妙，但是这股“气”是绝对不能丢的。而我们制定奖多罚少、以激励和奖励为主的考核机制，在困难时期将会发挥非常大的效用。

有些企业和单位，在遭遇困境时，往往喜欢“穷兵黩武”、“加强和加重执行力考核”，结果过犹不及，往往将骨干员工都给“考核”跑了！

3、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的各项政策公开透明、公正合理。如果在困难时期，我们仍然讲人情、吃大锅饭、保护无能高薪者，那么整个团队都可能要崩溃的！

第三，困难时期，必须聚焦资源，集中力量做好亮点，树立标杆，寻找到成功突围的方式方法。这点极为重要。

我们可以以下步骤来逐步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成功突围：

1、以激励和奖励为主，发掘、发现各地的优秀经验、方式方法，即：寻找亮点。

2、找到亮点后，然后加以总结、补充、完善，并再次寻找更大区域进行试点，检验这种经验是否具备可复制性、是否可以大规模进行推广。

当然，如果在没有亮点前，我们同样可以聚焦资源，集中力量，打造那么一两个亮点工程。然后对这些成功的亮点工程进行复制和推广。

3、经过较大规模的试点和复制后，再进行全区域内的整体推广，形成统一的合力，提炼出整个辖区内的一种新的核心竞争力。

4、以辖区内的新核心竞争力为突破口，逐步向其他领域突破，并且结合辖区内同期形成的其他各种有效的经验、方式方法，最终实现整体市场的突破。

企业困难时期员工激励办法

第三篇：资中筠三年困难时期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精)

资中筠:三年困难时期出国人员为何不准购食品回国

2014-9-26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第四篇：海外亲历：感受东京朴素和细致生活

海外亲历：感受东京朴素和细致生活

看到很多中国旅游团队来东京，跟着小红旗走马观花，纷纷呈呈，回到国内，无任何印象，难得来一次日本，不能深度游也算了，日本文化也滴水未粘有点可惜了，和日本人泡一次温泉，和日本人坐一下排挡，喝口暖暖的清酒，看着路边的风景，你会对日本有不一样的感受，东京浅草是排挡最为集聚的地方，这里不需要化上太多的钱，但总可以解除一下劳旅之苦。

东京的排挡没有烟熏缭天景象，也没有任何一丝的吵杂声，店铺上面全是居民住家，食客们都很文明，难得看到一醉汉也是被几个同胞迅速撤离现场。

排挡的准备工作其实一早就开始了，日本人工贵，一般排挡大多属夫妻老婆店，何况日本人坐排挡不重于吃而在于喝，很羡慕日本开饭馆的，菜色不那么好，但食客依然那么多，日本人基本上来说是喝个水饱。

附近有个海鲜摊，可以来这里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让老板娘做一下，煎烤葱姜爆之类估计有点难度，但水煮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个排挡都可以来料加工滴。

说真的，这里的排挡几乎没有出现有空座的时候，而且大多以周围老食客为主，来点沿水煮毛豆，煎条小虾小鱼，生啤就会源源不断灌下胃肠，排挡老板赚的就是酒钱啊。

在浅草，你会发现很多小时侯在中国，在上海见到过杂货店那些瓶瓶罐罐，非常亲切，而这些现在只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童年记忆了。浅草那区域少有大宾馆大饭店之类，最适宜2到3人，这里小饭馆众多，其中很多都是有点历史感的，每家店都有其特色，这家店菜色一般，但有其明星光临过，所以每天爆满是必须的。

这些看似简单的饭菜可是日本情侣们首选哦，如果在中国，请第一次见面的女朋友吃上拉面，出门之后，估计女朋友脸比拉面都长。顺便说一句，日本情侣约会大多是AA制，直到有点眉目，才由对方来支付，理由很简单，俺为什么吃你的?

喜欢浅草的风情，这里任何细节都会让你感觉新奇，就连简单的卷帘门都记载着江户年代的烙印。平常我们见到的卷帘门似乎脏兮兮的，但给这样一下，感觉很舒服很亲切很温煦。

浅草街道不那么繁华，公共汽车也整成中古的，如果你不把这里想象成是东京话或许更有味道。浅草的商业圈很大很广，类似这样的商业长廊在浅草有上千米，而且各种价格都比东京其他地方便宜很多。日本人很少用折伞，基本都是持长柄伞。小店里也没有折伞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两个人的房间提供的两套牙刷颜色居然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是一支白色，一支深色，深怕别人用错，想的真是周到啊。房间有块板子笔者一直没弄懂是干嘛的，感觉象是用来熨衣服的。没关系，搞不懂偶把的说明书拍下来，回来请教了高手，解答如下：裤子平整器如果薄型的可以放2条湿的不行哦还有薄的裤子用扳手的第2段扣上第2段的话，要用手向上和斜面拉一拉。和服也是日本的又一民族特色，宾馆每个房间都给客人准备了一套由和服样式改良过的轻便浴衣，穿上后还是很漂亮的。日本人很重视茶，每个宾馆房间都有一套让人爱不释手的茶具，同时有几包免费的袋泡茶让你品尝，味道淡淡的，感觉不错。

来说一下日本的宾馆。我们这次住的宾馆都是五星级，但是房间其实都很小。小到平放一个稍大一点的拖杆箱都有点困难。不过小归小，该有的设施一样也不缺，而且一样也不多，可以用“正好”来形容。殿方，就是男厕所啦。不过要注意，日本现在很多地方的门都是自动的，有的需要按一下就开了，不要死拽哦！人家的蟹缸是这样的。很多店的门口都有类似的卡通人物招牌，果然动漫业发达。日本的游戏业确实非常发达，到处都是电玩店、弹珠店，象这种投100日币就能碰碰运气的游戏机多了去了。好KAWAYI的机器猫，想要但没本事拿到。

这种车在日本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防暴车，居然连车灯都上了铁网，看来是很怕人家来砸。有人说日本人有钱才干净的，其实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就像一个人可以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但要干干净净的。

厕所内还有婴儿隔板，母亲可以在厕所内给婴儿更换尿布。一些年老的妇女，她们三五结伴而行。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日本老太太，她们穿着大方得体干净，一般都是带着遮阳帽，脖子上吸着漂亮的丝巾，手上也戴着白色的手套，拿着精致的挎包，脸上的粉底因为皱纹的缘故似乎涂抹得并不均匀，但是嘴唇还是一样的鲜红。

营养价值丰富的酱汤、纳豆、梅干，据说这些是日本人长寿三宝。

第五篇：个人时期1

个人时期

宝丽金时期

1978年，谭咏麟签约无线拍摄长篇电视剧《天虹》；同年谭咏麟与郑裕玲主持节目“BANGBANG咁嘅声”。[2]

1979年，谭咏麟赴台湾发展，在台湾拍摄电影历时三年，拍了20多部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文艺片。1979年2月，推出第

谭咏麟经典照片(13张)

一张个人粤语大碟《反斗星》，面世后不久便得了金唱片奖。[2] 《孩儿》获得了第一届香港商业电台金曲奖，这也是谭咏麟第一首得奖的个人作品。

1980年，推出第二张个人粤语大碟《爱到你发狂》；同年推出国语专辑《弹起来！唱起来！》。《爱到你发狂》获得了白金销量奖；专辑中的歌曲《莫说爱情重》则获得了第二届香港商业电台金曲奖。

1981年1月16日，温拿重组灌录了大碟《曲中情》。8月推出第三张个人大碟《忘不了您》，取得了四白金的成绩，这张专辑不仅奠定了谭咏麟香港乐坛一线歌手的地位，亦在1999年入选了宝丽金20世纪20张最佳专辑。10月30日，谭咏麟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第十八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3]

1982年，凭借歌曲《想将来》在香港电台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16] 1月24日-26日，在美国大西洋城开了六场演唱会。4月推出第四张个人粤语大碟《爱人·女神》，专辑中的歌曲《雨丝情愁》则入选了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10月，受邀于香港帮好友邓丽君拍摄无线电视特辑，和邓丽君共同演绎《爱人·女神》。11月，推出第五张个人粤语大碟《精装谭咏麟》。12月24日至25日，在香港政府大球场举行了两场个人演唱会。

1983年4月，推出第六张个人粤语大碟《迟来的春天》，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迟来的春天》获得了无线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以及香港商业电台金曲奖；9月3日至4日，温拿乐队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9月12日，温拿乐队出版大碟《温拿十周年纪念集》。

1984年1月，推出第七张个人粤语大碟《雾之恋》；7月5日，推出第八张个人粤语大碟《爱的根源》，在日本出版第一张细碟《夏日寒风》。1984年7月11日，与谷村新司，赵容弼在日本举行“84年亚洲和平音乐会”。8月4日至9日，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六场演唱会，打破了香港红勘体育馆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纪录。8月16日至9月1日，谭咏麟赴新加坡及加拿大举行巡回演唱会。9月3日，在香港出版日文大碟《夏日寒风》。12月19日，出版第一张个人演唱会大碟《Alan Tam 84 Concent》。

在1984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谭咏麟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以及金曲金奖，并有《爱的根源》、《幻影》、《爱在深秋》三首歌曲入选

专辑封面图片(26张)

十大劲歌金曲。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爱的根源》、《爱在深秋》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以及IFPI大奖。《爱的根源》和《雾之恋》两张专辑的成功也奠定了谭咏麟在香港歌坛的巨星地位。[17-18]

1985年2月，推出第九张个人粤语大碟《爱情陷阱》，在香港本地累计销量100万张。7月9日至28日，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连续20场的“谭咏麟超白金演唱会”。11月08日至10日，谭咏麟与谷村新司、赵容弼在香港成功举行亚洲和平音乐会。12月，谭咏麟推出第十张个人粤语大碟《暴风女神Lorelei》。《雾之恋》、《爱的根源》、《爱情陷阱》这三张以浪漫情歌为主要风格的唱片被称为“爱情三部曲”，它使得谭咏麟的歌唱事业走向颠峰。

1986年7月，推出第十一张个人大碟《第一滴泪》；8月15日至30日，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富士谭咏麟万众狂欢演唱会”，共开20场。同年领衔主演动作喜剧电影《龙兄虎弟》。[19] 在年终颁奖礼上，《朋友》、《无言感激》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第一滴泪》获得香港商业电台金曲奖。他本人则在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1987年，推出了《墙上的肖像》、《再见吧 浪漫》两张粤语大碟；同年与早见优合作出演电影《用爱捉伊人》。[20] 7月，谭咏麟在香港红馆连开17场个人演唱会，这是谭咏麟连续三年举办多场次的个人演唱会。在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谭咏麟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Don't Say Goodbye》、《知心当玩偶》、《无边的思忆》入选1987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Don't Say Goodbye》、《知心当玩偶》入选第十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16]

1988年2月13日，谭咏麟于1987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宣布退出有比赛性质的音乐比赛节目，之后继续出唱片。1988年2月至8月，谭咏麟推出了《迷惑》、《拥抱》两张大碟，并灌录国语唱片《半梦半醒之间》。7月，专辑《迷惑》销售获“七白金奖”。《拥抱》专辑获得了1988香港IFPI唱片销量冠军大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