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管理论文大学行政化管理浅析

第一篇：教育行政管理论文大学行政化管理浅析

教育行政管理论文：大学行政化管理浅析

摘要：目前，大学官员越来越多，大师却越来越少，大学是应该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文章通过解析大学内部行政化的现象，追溯其根源，对淡化大学行政化提出几点建议。关键词：大学；管理；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本位和官本位制度，如教育部管辖的大学中有十余所为副部级，其他的和省属的一些大学，其级别则是厅级、副厅级。与此一致，大学的书记、校长也享有与之相应的待遇，这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的痼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一、大学内部行政化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而如今，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宁愿放弃一些学术成就，而去行政部门当个副处长，或者到行政部门做兼职，这样其就有调控资源的权力了。现在一些留校毕业生，也愿意往科长、处长的岗位上发展，而不愿意搞科学研究，这在大学校园里是令人担忧的现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对学术事务随意进行粗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第二，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本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是讲资历或学术职位。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行政机构根本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大学的行政权力本原本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其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

二、行政化之根源大学行政化对大学本身和社会已经产生了严重侵害，行政官员成为学校资源的最大享用者和学校利益群体中的强势集团。由大学官僚化折射出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大学运行和发展的绊脚石，官僚化现象已是大学身上的一颗毒瘤，要根治这种现象，还需诊断其成因。

第一，特殊的文化环境致使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残余———官本位思想不仅蔓延至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这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使大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浸染。其突出表现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复杂化，校长变成了政府在大学的职能代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校长的产生机制和任期制上的诸多弊端。

第二，学校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高校难见大学本应该有的格调。社会上有一句戏言：“跑部（步）钱（前）进”，仅此一语，则可道破为何高校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上所述，高校行政化之弊病明显，不改变行政化倾向，我国的高等教育就难以健康发展，创新型国家之路也会更艰难。现在应该把改变行政化倾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任其成为顽疾。然而，高校行政化之成因复杂，绝非仅靠高校内部或教育部所能解决。因此，改变行政化倾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扭转行政化倾向欲改变行政化倾向，就要改变政府部门中的风气。人们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潜规则，不能使之大行其道。有些不良行为之所以能形成潜规则，之所以能让行为的当事者泰然处之，说明风气已经败坏到相当深的程度。不良风气会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蔓延到高校中，可能会使某些大学的精神和格调荡然无存，这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应该逐步淡化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潮。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社会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仅仅依靠在高校中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无济于事。第一，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需要改革。大学校长的选聘和任免往往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具体表现在于大学校长的选聘方式范围单

一、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选聘到最合适的体现民意的人选。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党政部门、教职工、学生代表参加的遴选委员会，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校长的遴选方式。这种改革显然也需要上级部门的认同与推动，单靠学校自身难以实现。第二，有效地制止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适当在现有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利基础上，设置各类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规章的制定，对规章的落实进行有效监督。第三，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绝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是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这符合和适应教育培养人的使命和责任。第四，精简学校机关的处室，合理配置学校领导和学校机关中层领导职数，削减学校机关冗余工作人员，人尽其用，用尽其才。除掉机关的衙门作风，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对学生来说，管理人员是教育者，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行家里手，平等对待学校的教职员工，实事求是地处理自己份内的工作。第五，健全监督检查机制，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学内部的管理要加强党的监督、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使各种监督手段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保证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总之，改变高校行政化倾向势在必行。同时应该全社会都意识到，改变行政化倾向任重道远，需要高教系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参考文献：

1、向志强.我国教育产业化理论研究的现状[J].教育评论,2002(5).2、孙大廷.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6(1).3、敏岳.警惕大学的“泛行政化”倾向[J].理论学习,2006(11).

第二篇：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我们想到了当下学术界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管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 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 校的风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四、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

第三篇：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自由民主之地也，研究学术之所也。大学社团，是促进学生友好交流，提升各方面素质的有效途径，团结同学，增强责任感的可行方式，进入大学，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社团的侵袭，从大一的基层开始，到大二的副部再成为主心骨，这是成功者的路径，然而大部分人是中道崩殂的，他们由于没有成为社团的领导团体的一员并且不愿与下一届的学生受到同等的待遇而选择了离开。所以，大学社团的人员组成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大一是主力，领导阶层是很少的。说道领导阶层，就不得不说说大学社团的结构与职位，社团的职位一般有主席(或者会长，社长)一位，副主席两位(大多数)，秘书长一位，这是核心领导层，还有几个部，是负责执行的，每个部一般部长一名，副部长两名，作为未来的继承人，还有部员几个不等，他们是社团的基层劳动者。一般来说大一当部员，大二是副部长，大三是部长，大四是主席，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大量部员会在大二选择离开，这就造成了一种传统的稳定形式。副部长既然是部长的最可能人选，那么副部长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换言之，社团的领导人是怎样选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最近大学的各大社团与学生会都相继已经或者将要换届了，那么他们的社团干部是怎样产生的呢？大部分情况来说，我们的社团标榜的是民主选举，但是我们事实上很少见到选举的真实存在，似乎连选举的形式干脆也抛弃了。大部分的换届干部已经是内定好的了，既然已

经知道了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在乎那些“繁文缛节”，干脆把民主的形式也抛弃了吧，于是我们的社团换届纯然变成了私人操控的，在院学生会是辅导员院领导说了算，在其他社团也是几个重要的部长考个会就决定了，更有甚者，某些院的几个女生在自己宿舍开个会就将整个学院的所有部长定了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一无所知他的过程，只知道某一天一张通知下来，换届了，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成为了新的干部。这样草草的样子真的好吗？我不否认这样的的优点，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选举产生也有着类似的现象，这是为了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保证施政方针的有效继承，苏联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可行性，西方的虎视眈眈也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然而，我们小小的社团需要这样吗？会有人试图颠覆你的社团吗？会有敌方试图打入我军内部吗？可笑。

现在许多社团的宣传语或者报纸通知上，居然也出现了“平稳过渡”的 字样，着实令人可笑，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化令人发憷，平稳的集成过渡十分重要，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已经政策的实施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然而，小小的社团有这么可怕吗？平稳过渡，只是一种官腔，一群官腔体系中的一句，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话就是形式主义，他为加大社员的差距与阶层感推波助澜，使整个社团的民主思想也走向瓦解。这只是一角，在某些社团里，行政化的干部俨然已成为官员，摆架子、颐指气使、假大空的会议盛行，干事与干部的差距加大，不仅事实上思想上也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行为都已经违背了

大学和社团的本质，需要去之，结合实际情况改之。社团是学生发展提高的基地，不是腐败增值的土壤，某些人如有他图，望另寻佳径。虽有众多行政化打来的的缺点，但是我们的社团还是有许多生机勃勃的，闻前同桌说他们的选举进行了一下午，想想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又说她被选为预备党员，这在西安各大高校没有担任班干部大一被选为预备党员简直就是异数。对于社团的将来建设，路还是很长，我们还是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完善自己，让我们的大学社团发展起来，真正达到他产生的目的，发挥它的作用。

第四篇：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大学教育行政化弊端什么叫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自己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行政官员说了算，因为他们握有掌管教育资源的权力。就这次拜年通知，它的要求对象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学；通知的口吻完全是指令式的，就是在下达任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领域中的铁定规律；但，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教育领域不是要服从，而是要自主。如果没有自由与自主，大学就不会有它的灵魂。大学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这一体制本身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显示了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针对争论数月的高校“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中央政府一锤定音，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高校改革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弊病。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从政府官员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这些人的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1所985高校党政一把手进行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其中，直接从教育部司局长岗位到这些高校任职的就有4名。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可避免地助长大学的功利主义。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2007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批评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这些弊端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影响下教育的本质错位

高校泛行政化、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的泛行政化、官僚化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官本位” 色彩依然浓重。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整个管理体系都是按照行政原则，类似政府管理部门的体系建立起来，行政人员群体庞大，学术人员如教授、博士、学科带头人等与行政部门负责人身份混杂，高校对干部的考核、提拔、任命也效仿政府机关，要求比较严格，程序大体相当，且职务之间的待遇、权力、相应享受的权利差距较大，因此，很多行政人员都感觉在高校得到“一官半职”，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待遇条件和地位大不相同。以这样的思想出发办学，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下，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高校教师都重自己的行政身份而轻自己的学术责任，对担任职掌权乐此不疲，对科学研究敷衍马虎。这些都导致了本质性的错位，大学在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泛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是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这里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教育机构，说明整个的管理体系以行政为原则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行政机构难以“消肿”，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存在。

很多因为临时需要而建立的行政部门因时过境迁无事可做，但依然存在，没有淘汰，反映出了行政制度的不合理，和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如许多大学在扩张的时候都会建立基建处，招了很多人，定职给级。但是在任务结束后，这些部门人员没有任务或任务很少，但和别的工作繁忙的部门待遇一样，仍然能坐享处长、副处长、科长的待遇，这种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改观。长此以往便会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三）：扩张的个人欲望驱动官僚主义的滋生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意识的提高，高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利益” 的驱动下，对有利可图的工作滥用职权，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为本部门或本人进行“创收”，人为的不顾集体利益设置工作障碍和关卡，不顾学校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一心”为自己谋利益，该公开的流程和制度不公开，漠视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人治大于法治，对于无利可图的工作则相互推诿，拖拉，造成人为的“管理停滞”等官僚主义作风和“衙门作风”。

教育中存在的过多的教育行政化。使得办教育成了一些人敛取好处的场所，最终会导致本质的错位。

二、行政权力下学术与行政权力模糊导致的资源浪费

高校行政管理的制度缺乏创新也是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之一，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而且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因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并未得到关注与改革。表现为：一方面，规章制度落后于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拖拉现象时有发生；对行政管理工作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的失误；学校内行政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却被束之高阁；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校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高校的急速扩招，在校生人数呈现出较快增长，高校教职工迅速从“人员过剩” 变成“人员不足”，多数高校几乎所有方面的人员都出现“缺编”现象，大量招用新的人员成为高校用人的关键。这样的变化掩盖了高校人员结构本身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导致改革无法向深入推进。高校用人制度、人员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积累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诟病。能够有效提高运行效率的机制需要尽快建立起来，学校的这些问题长期的得不到解决，使得属于发展学校本身和学术建设的资金被“瓜分”。这些都显而易见的成为高校教育中资源隐性流失，阻碍学校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行政化导致高校领导职位成为某些干部官升一级的台阶，只是自己实现仕途理想的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另谋高就。因此造成高校工作得不到连续。频繁更换一所学校的校长，会导致大学发展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特色。工作的阶段性也使得每一届领导能够尽力为学校谋发展。只是做“太平官”，在自己的任期内不犯错，但在工作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行政化也让高校领导不思进取。这些对于高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三、行政化导致高校学术氛围弱化。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维护广大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权益虽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国家法律与教职工权益之间缺乏具体制度的衔接，没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作保证，从而形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模糊、学术权力弱化的局面。在以往行政权力居于优势的现行制度，让没有掌握“教育资源”的学术权力被弱化。学术权力的弱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校是搞学术的地方却成了满足个人利益与权力的“角逐场”。

高校行政管理部分人员业务素养低，亟待加强高校业务人员素养就要进行行政管理改革，从认识上看，我国大多数高校把管理当作一般性的事务性工作，没有形成对管理工作的正确认识。对管理工作和管理干部均缺乏应有的关注，形成了长期的片面化理解，认为管理工作“人人都会做，人人都能做”。从来源上看，我国高校的管理者来源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优秀教师或者各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二是留校任教人员；三是从社会应届毕业生中考试选拔：四是由政府官员中选择高校领导。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所以不管是以任何渠道进入到高校管理系统的，最终都会由于“行政化”成为弱化学术权力的主力军。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进而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在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得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合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也没有这种权利。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这与我们提倡的发挥个体的积极性背道而驰。行政化要求我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学校有最大发言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干部。正因为是教育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有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权力一旦得不到约束，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学校的教育干部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呢，这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利益，还会容易形成一个错误的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干部。在此错误的教育导向下，谁还会静下心来搞教育。从这些出发，高校的学术氛围弱化便成了必然。

四、教育行政化引发的教育腐败

第五篇：行政管理论文

小城镇决策与公共参与机制建设

摘 要：小城镇决策实际上乡镇政府的决策，论文在分析其决策特点基础上，分析了面对公众如何决策。小城镇决策必须尊重民众意愿，公共参与是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关键，基于这些认识，论文提出了要建立小城镇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机制，将公共参与行为法制化和制度化，从而促进基层乡镇政府“善治”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小城镇，决策，公共参与，机制

Decision-making of the Small Tow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bstract：Public Decision-making of the small town is its governmental decision actually,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decision-making, at the base, it analyses that how to do the decision-making for the small town government.The small town decision-make must respect people’s will,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the key to guarantee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scientific in the course of decision-making, base on these know,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to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of decision-making of the small town and mak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legalization and systemization, which can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small town government accordingly,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Keywords：The small town, the decision-mak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mechanism.小城镇决策过程是政府履行职能、完成对社会治理的过程，随着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理论有新的变革和发展，面对这些变革，政府要有所作为，有所不为，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的课题。小城镇政府，我国政治体制的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因其自身的特点——基层，她的能力如何，能力如何得以体现，……直接关乎政治体制稳定发展和合法性的存在，同时影响政府体系合法性基础，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这些，促使政府思考是继续延续传统的决策体制，还是革新以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传统的决策体系其效能如何，其相对应的决策成本——收益是否符合现时代人们对政府作为的要求等等，应对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变革，因此，小城镇政府决策应有科学的理念和思想，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科学地决策要求积极推动公共参与，因此政府在决策时要积极推进公共参与，建立健全科学的、合法的公共参与机制，以此对政府决策献计谏言，同时对其进行监督，保证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彰显公共利益优先的公共参与的核心价值。

一、小城镇的决策

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一个城镇的发展和未来。失败的决策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正视客观实际，不尊重科学的盲目决策，致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从深层次看，公共利益和民主科学决策观念的缺失是其失败决策的原因，而因决策而发展良好的乡镇是因为他们在决策中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利用公众和专家学者的作用，积极促使他们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小城镇决策是小城镇政府遵循区域发展原则，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条例、条令，充分考量本地社会人文、经济基础、政治条件以及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的基础上，科学、合法作出符

合本地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的短、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发布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决定政令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区域发展性。小城镇是中国政治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单位，也是具有独立财政的最低单元，也是县域经济或以上的最基本组成要素，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不同的镇域，有着不同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人口等环境，这些都是决定小城镇决策走向的关键因素。

（2）直接关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小城镇是中国经济、政治的基本单位，也是中国社会基本单元村社、社区的直接统治、管理的政府，她的每一决策直接面对处于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小城镇决策的好坏、优劣、合法与否、科学与否，将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质询，这也就可能导致公共的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

（3）既具现实性又具前瞻性。决策不只是某一事件的补救措施，或是针对某一现时事件的解决办法，而且，它还是对由此可能引发的其他问题的前瞻性决断。在现阶段大部分的小城镇决策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政令发布，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有3-5年的短期、5-10年的中期、10-25年的长期的规划，这本身要求决策者有前瞻性的智慧，对未来时间有预见性和超前的把握能力。而对于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及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等，任何一事件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种因素交错，前因后果及未来的影响都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

（4）授权决策的原则。法律法规对乡镇政府的职能作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任何决策都不能超越法律，或者违反法律。法律明确了政府的决策活动，也规定乡镇政府决策的权限，随着小城镇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赋予小城镇政府较大的决策权利和权限，同时也对小城镇政府的行政行为、决策行为活动进行指导和约束。

二、面对公众小城镇政府如何决策

乡镇政府不仅要应对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同时，也要应对日益突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以及有组织保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当前，小城镇政府决策应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面对群体性群众危机，政府决策是否正确关乎事件的后果，要求政府以极大的政治智慧解决问题[1]；

第二，基层制度性的公共参与渠道缺乏，导致民意无处可疏，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第三，在农民税赋减少，而政府财政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渠道和机制，促进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良性发展。

（1）必须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指决策者依照科学程序，运用科学技术、现代的系统、信息、控制理论和方法去进行科学化民主决断，它包括三个环节：确定目标、拟定可能方案和方案优选。要实现科学决策，所有要素最终的归结是体制因素，也就是民主对决策的影响，也就是要求公众参与到决策中去。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制度化，最后落实到法制化。在小城镇的发展中，要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必须科学规范决策程序，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小城镇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小城镇决策应遵循如下4项程序：（1）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乡镇政府的调查研究主要表现为直接的调查研究方式，即直接联系调查对象，直接获取第一手材料，直接同群众商谈问题。从而详细、真切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熟悉乡情民情。（2）专家论证，可行性分析。乡镇政府应组织以专家为主体的可行性论证小组，对决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可行性分析：一要确立经济、技术、社会等价值标准；二要分析实现条件，即现实可能性。三要设计备选方案。解决“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即运用系统观点寻找实现目标的各种途径，从不同角度大胆设想，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论证，草

拟出各种不同的备选方案。（3）群众评议，权衡利弊。在被选方案面前，乡镇政府领导者就要做出选择和决断, 这是决策的关键。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扩大征询意见的范围，使更多的专家与群众参加评议，评估备选方案的效能价值、后果及其影响、利与弊等。乡镇领导者可组织一定范围的听证会，使与决策有直接关系的人有表达意见、提供材料和证据的机会，扩大决策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4）跟踪实施，信息反馈。在实施过程中要跟踪调查，掌握实施情况。乡镇领导者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要深入实际调查，了解情况，特别是方案实施中的困难,主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征询实施部门的主管、群众的意见，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指导与控制,并迅速对原决策方案做出修改，确保决策目标能实现。

（2）人本决策

小城镇建设涉及到诸多方面，方方面面都与民众有切身利益关系，如：土地征用、户籍改革、经济开发、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决策更应考虑公众的正义诉求。决策要体现公众的合理、合法、科学的诉求，也就是要进行人本决策。小城镇决策要切实体现人本原则，这是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归宿和落脚点。小城镇决策虽然指政府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即行政管理对象在处理国家政务与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过程。

所谓人本决策是从体现政府统治意志的政令发布式转变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治理行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吸收公众参与到决策的各个环节，既最大体现政府意志，也合理体现公众意志，同时使得决策设计更具人性化、可接受性、可实施性，这无疑对政府、对决策涉及的执行对象都是有利的。

人本决策还体现的是民主思想、科学思想、民本思想，这是现代决策精神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人本决策过程重要环节是公共参与决策。

小城镇的决策要遵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人本决策的原则，而保证这些得以贯彻的关键环节就是推行决策过程民主化、公开化，就是要建立决策过程的公共参与机制。

三、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

（一）公共参与理念和目标选择

公共参与公共参与是指公众因公共利益需要以一种合法的渠道通过公众集体或集体代表参与到政府的决策、施政等广泛的行政行为的行为，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民主治理精神，本质上要求政府的决策和实施行为处于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中，具有以下特点：

（1）公众主体性。公共参与的主体是公众或其委托的代表，公众主体性赋予公众的普遍知情权和监督权，其行使的参与行为在于确保普遍利益不受损害。

（2）公益性。公共参与要调整的是公共利益，或是涉及区域内大部分民众或实体的利益，因个私利益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参与关系不是公共参与。

（3）合法性。合法性是公众与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当然，政府或者说决策者与民众本身不在一对等的地位上，政府往往忽视公众存在，由此而造成的不合法但合理的参与过错不在公众。而政府和公众都是希望公共参与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在合法的渠道下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或接受公众的参与。

（4）客体确定性。公共参与的客体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等外部行政行为，对于政府内部行政行为，即政府内部的奖惩、升迁等不具约束力，或者说公共参与不调整内部行政行为。（5）形式多样性。公共参与的形式、渠道是多样，有政府主动，如：座谈、走访、问卷调查、召开代表大会等，也有公众主动的：投票、选举、上访等。

公共参与的目标（Goal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选择包涵以下内容：

（1）提供信息给民众，让公众懂得决策的过程、议题和价值（The Values）, 并且能有效地参加。

（2）提供完全的机会给公众以听取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意见和以此影响计划过程的结果。（3）建立舆论和公众的支持政府的远景计划和目标，并与政府一道为实现计划和目标而努力。

（4）保证计划的有效开展，决策的有效实施。

（5）公众的合理、合法的建议和意见能被接受，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6）推动政府科学、合法治理。

（2）公共参与的模式选择

目前，决策科学的发展、管理科学的变革和政府价值取向革新为公共参与提供了多种模式选择和渠道。Demelza Birch在一项调查中总结了公共参与的19种模式：申诉和建议计划（Complaints/suggestions schemes）、服务满意调查（Service satisfaction surveys）、民意测验（Other opinion polls）、互联网（Interactive web-site）、投票（Referendums）、社区计划/需求分析（Community plans/needs analysis）、市民座谈（Citizen’s panels）、合作委员会/委员会介入（Co-option/committee involvement）、质询会议（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问卷调查（Consultation documents）、公开会议（Public meetings）、市民评审（Citizens’ juries）、焦点组织（Focus Groups）、走访（Visioning exercises）、服务工作者讨论会（Service user forums）、问题讨论会（Issue forums）、利益分配论坛（Shared interest forums）、区域/邻里讨论会（Area/neighbourhood forums）、服务管理者论坛（User management of services）[2]。在一个法制健全和政府效能高的体制下，这些模式的应用能够促使政府决策时考虑并接纳民众的建设性意见，因为忽视公共参与行为的合理、合法性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我国的情况是民众对政府的预期是“不变坏”，而不是政府效能的提高，因此民众参与的主动性较差，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体制，公共参与水平较低，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变革，和民众理性预期的提高，民众对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热情逐步提高，从现实看，放开较高行政级别政府的决策参与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这类政府决策的刚性较小，而基层乡镇政府实施决策过程的公共参与具有现实性，从我国小城镇决策特点看，发展公共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但其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和针对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了公共参与模式的多样化和效能的实现。

目前，从全国各地乡镇实践看，公共参与的模式主要有：听证会、协调会、吹风会、网上调查、网上征求意见（有条件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热线电话、信箱、上访、问卷调查、走访、座谈、投票表决、公民选举、蹲点了解情况等。这些形式中，有的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如公民选举、听证会、上访等，也是有法律保障的，一旦走这些程式，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于公众的合理合法意见和建议，决策者或政府有责任采用的，否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而其他的参与形式在法律法规上没有明文规定，因此选择这些形式，参与的程序是不定的，公众提的合理合法意见和建议法律没有规定决策者或政府有责任采用，因此可以说这些形式是非法律强制的公共参与形式，政府听取亦可，不听取也可，而这些形式大多数是政府主动要求公众参与的行为，政府主要用以听取民声，疏导民意的。

在给定的条件下，不同的模式选择起到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公共参与的模式选择效能的最大化决定于三个方面，一是决策信息是否完全可知；二是民众的理性预期；三是是否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参与行为的实现。不同的模式，在这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国家、不同体制之下的模式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每一种模式下这三方面的要素都是不完全的，都不是必然的存在，因此，选择公共参与的模式在于符合实际情况和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

因此，建立相应的公共参与机制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这种机制在于保证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疏导民众的理性预期，以及公共参与过程公众合理合法的意见得以采纳，促使决策者作出合法科学的决策，同时保证公共参与的价值得到体现，原则得到遵循。（3）公共参与的原则和价值取向

公共参与的主体应该是民众，民众的理性预期是公共参与的原始动力，是直接诱因，这种预期的本质就是利益最大化，从决策者的角度，决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公益，但是这并不是决策本身具备的天然素质，决策最终带来的是利益调整，政府的预期和民众预期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这原因是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公共参与可能带来决策成本的增加，但从整体看，公共参与的预期应该是积极的，是能够符合公益和社会发展的原则。公共参与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参与过程必须依据的准则，既是一种道德观念的体现，也是法理的体现，公共参与的价值取向在于保证公共参与预期符合公共利益，同时将公共参与调整在道德和法理共同的范围内。

公共参与核心价值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s Core Values）指出公共参与的核心价值是：①公众应该在影响他们的生活的决定中保留自己的意见。②公共参与包括民众的意见将会影响决定的许诺。③公共参与过程在于沟通利益而且要满足所有的参加者的参与需要。④公共参与过程在于寻求并促进包含那些潜在的影响。⑤公共参与过程包括参与定义他们如何参与的方面。⑥公共参与过程应提供给公众一些在参与过程中的需要的信息。⑦公共参与过程传达给参与者的是怎样使他们的意见影响决定[3]。总结起来，公共参与的价值取向应该包含以下涵义：一是必须尊重民众的意愿，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赋予政府履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职能，也体现在民众的认可，也即事实合法性，民众的意愿是政府应该响应的诉求，也是政府本身的行政的目标，政府事实合法性基础是民众的需求；二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公共参与的实施需要其他制度安排来保证，民众理性不是天然的，政府也不是天然为公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在于约束民众和政府行为，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预期收益；三是信息对称和公开，民众对涉及自身权益的信息有知情权，而在政府行政行为，作为主体的政府和客体对象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对等使得民众很难获取必要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政府行政的成本。

社区发展协会（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在研究公共参与在社区实践成效时，总结了以下好的经验和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①促进活跃的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参与使得所有社区成员能够切实影响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②使社区成员学习而且了解社区问题，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政治上的，心理学的, 以及其他与改变他们行动过程的冲击。③将社区中不同兴趣和文化纳入社区发展进程；并且脱离那些对社区成员不利的影响。④积极地工作以提高社区成员、领袖和团体的领导能力。⑤要公开全部的促进社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策略[4]。

从小城镇实践和发展看，决策的根本目标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公共参与的原则主要是民主和科学两大方面，民主方面的原则有：（1）公众有表达不同意见、提出合理建议的机会和渠道，决策者或者说政府应该提供这些机会和创造相关的条件。（2）决策者或者说政府在决策时应吸纳公众的合理、科学的意见，不能走形式，走过场，漠视公众的意见。（3）公众要积极参与决策，对决策进行监督，决策者或政府要积极应对公共参与，不能消极应对，接受公众的监督、申诉和质询。科学方面的原则有：决策是系统工程，公众要充分了解决策的相关程序、内容等，科学地参与到决策中，提出可行的、合理的建议，以利于决策采用。而决策者或政府不能只针对现时事件决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开阔的视野，着力解决系列问题，要广泛听取相关各方的建议、意见。

（4）影响公共参与的因素

公共参与不管是机制性还是非机制性的，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有显性影响，也有潜在的影响；有公共参与的主体即公众自身的影响，也有公共参与的对象也即决策者或者政府的影响……。Demelza Birch在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A survey of local authorities 中列举了7项促进公共参与的因素：合作战略、部门计划、中央政府、公众或社区要求、政策组织、个体、地方政府网络，在对216个权力机构的问卷分析得出，96个权力机构（44%）认为合作战略是最主要的因素，37个权力机构（17%）认为部门计划是最主要的因素，很少权力机构（3个）认为个人是最主要的，没有机构认为地方政府网络是最主要的。同时，该文也列出了六项公共参与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资源、时间、公共利益、国会支持、官方支持、法律支持等，其中缺少资源、时间、公共利益是主要的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公共参与[5]。

从我国的小城镇决策中公共参与实践看，影响因素主要有，从政府角度看有：官员的能力、政治素养、相关法律不足、政府决策很少考虑公众，从公众角度看有：缺少资源、参与水平不高、缺少时间、没有法律保障、渠道少等。但是，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我国信访体制是比较健全的，各级人民政府都设有信访机构，可以接待公众来访，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的，而且，不是公众的所有参与都适合走信访路线的，因此，建立广泛的公共参与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

四、小城镇公共参与机制建设

（1）小城镇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机制

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主要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经济，进行乡镇机构调整和建制村合并，农村耕地、建设用地、绿化用地整理，大力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有效利用开发自然资源，进行生态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社会治安交通综合治理，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关系，政府任一项都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特别地，在小城镇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用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都直接关乎群众的生活。从小城镇建设中反馈的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有些决策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市场因素，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造成资源浪费，损害群众利益。因此，能否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直接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对于小城镇的决策怎样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呢？如何保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谁对最终决策负责，谁又能对决策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政府的非天然公益要求适当制度安排去约束其行为，建立一种制度性公共参与，一则可以保障公众的利益不受合法的非法的侵害，二则可以促使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三则，有利于决策的实施，四则，有利于改善政府和公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参与行为贯穿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不仅是政府的主动的、积极的行为，也有民众的主动的、积极的行为，它所体现的是民众理性和政府对民众意愿的重视和对群众利益的关切，然而，在我国小城镇建设中的决策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是公众的主动要求和对切身利益的关注，而要求参与到政府的一些决策行为中，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进行必要的监督，是由下而上的诉求，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够有效的实施公共参与，政府对此认可度比较低，这种非体制性的参与并不能得到预期收益，目前，公共参与渠道的渠道缺乏或不畅通造成许多民众与基层政府的冲突性，民众的参与意识的提高与政府忽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的矛盾可能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

美国能源部政府和公共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U.S.Department of Energy）发表的《如何设计公共参与计划》(How To Design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gram)认为一个有效的决策过程的公共参与计划包含三个阶段：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公共参与计划（Public Participation Planning）、实施计划（Implementation Planning），而决策分析包括：①解析为什么要作出如此的决策，②详细说明制定决策的步骤及日程安排，③决定是否需要公众参与，为得是什么目的；公共参与计划包括：①向公众详细说明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②确定利害关析——内在的和外部，③确定过程中每一步要用到的方法，考虑不同群体的需要④整合整个计划中的方法；实施计划包括如何提高公共参与的主动性[6]。

当前，公共参与制度化及法制化是有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顺应政府“治道”变革和适应政府“善治”要求。公共参与机制是促进政府良好决策的制度安排，也是预防、化解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保障群众利益的制度设计，就是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通过一种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渠道就政府政策、行政决策、行政问题的解决等等行政外部行为进行的协商、协调机制。针对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共参与实践，对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机制作如下描述：既然是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必须解决为什么而参与、公众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等问题。决策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共参与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系统过程，决策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内含公共参与过程，也就是决策过程中有几个公共参与系统组成，按照系统工程理论，公共参与作为一种输入（Income）,而参与的结果是一种输出（Outcome），在这个系统中，还包括传递函数（Transfer function）、反馈函数（Feedback function），传递函数将系统中各个结构、功能、相互关系有机整合，是处理公共参与的核心，也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反馈函数包括机制内的反馈，也包括机制外的反馈，内外界因素对输出结果也即决策的反映，传递到公众，而后通过公共参与对决策进行修正。同时，公共参与机制既然是一种机制，其主体、客体、调整对象是有机整体，其顺利和良性运行需要动力、协调和推进机制等，一方面要求决策者的自觉行为，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政府决策作法律上的约束，这是保障公共参与机制有效性和良性运行的关键，不仅要求参与过程、程序的法制化，也要求公共参与行为的制度化。（2）当前建立小城镇决策公共参与机制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赋予民众参与的对等权利。（1）提高民众的法律认识，这对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也起到促进、监督和约束作用；（2）信息公开，保证决策信息能够得到传达和赋予公众的一般知情权和质疑权。法律赋予民众有知情权。政府应尽可能公开一些政务信息，使民众对政府决策、动态有所了解，这实质上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3）尊重民众的意愿和参与诉求。

第二、立法为公共参与机制的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公共参与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公共参与行为的法制化是公共参与机制运行的根本保障，没有法律法规等给予的保护和对政府的约束、监督，不利于公共参与的发展，也很难体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最终影响政府施政能力，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第三、提高政府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意识。法律创制意义在于能够被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政府也以实现公众的最大利益为诉求，重视公众的意志。政府应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依法、积极、主动地就有关问题与民众磋商，听取民众的意见、建议。

五、结论

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凸现无疑会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近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 “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政府面

临强大的压力，乡镇政府能否解决好，关乎改革成败和我国现代化事业。我国政府正处于一种复杂的改革条件面前，随着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不断推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将暴露，这使得政府决策变的更加复杂和困难，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变革和改革的条件下顺利实现政府的职能。处于最基层的乡镇政府作用突现，面对政府管理和决策的理论变革，政府决策无法避免地要面对社会发展和公众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诉求。决策科学化，要求决策者将现代的科学技术用到决策中，同时，对决策进行经济学分析，要求降低决策成本和风险，提高决策的成本收益。决策的民主化则为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最可靠和最有效的体制保证，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科学和民主决策，需要公众参与机制的保证，确保政府以更科学、更合理的理念指导决策和管理；同时，公共参与机制为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问题，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提供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及至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明，谢威.群体性事件与公共决策[J].探索与争鸣，2002（2）：100-101.[2]，[5]Demelza Birch.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A survey of local authorities.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Research Unit, ODPM, Landon.2002.[3]，[4]The Co-Intelligence Institute.Principl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EB/OL].http://,2002-09-03.[6] James L.Creighton, Los Gatos, CA.Public Participation Planning Guide.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EB/OL].http://web.em.doe.gov/ftplink/public/doe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