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外国人笔下的“中国故事”
外国人笔下的“中国故事”
2011年03月25日03:22 工人日报
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是若干个符号：“龙”、“长城”、“故宫”、“四大发明”、“方块字”、“武术”、“兵马俑”、“三国”、“鸟巢”、“水立方”、“中餐”、“姚明”……在英国伦敦Water Stone书店里，这些符号构成了关于中国旅游书籍的斑斓封面。而由这些符号来认知中国，往往类似“盲人摸象”。
20世纪80年代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的马克·布雷恩这样写道：“当时“中国故事”就是关于“熊猫、迪斯科、神秘的旅游目的地、野人、健身和流行音乐”的。然而，慢慢地，他们发现这个简单的、猎奇式的“中国故事”模式，已经远远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这个经历着复杂和深刻变迁的巨大国度。”为此，有不少外国人亲自来到中国，于是书写“中国故事”亦成了近年来的一个出版热点。
旅居中国：个人体验式写作
马可·波罗，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到达蒙古帝国。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该书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此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马可·波罗有所不同的是，最近几十年来，异域者旅居中国写作的群体繁多，但主要以作家、记者、学者为主。
《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异域者旅居中国写作慢慢流行起来。在旅居中国写作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她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中国，亲历了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直到抗日战争、国内战争……这一段可谓中华民族历史上动荡纷乱的岁月。她的几部主要作品又都是以中国为素材、题材与蓝本的。赛珍珠虽出身于美国传教士知识分子家庭，但她的情感、观念和实际生活方式，却都倾向于中国的普通民众。
与赛珍珠相比，旅居中国写作的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则被誉为“关注现在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海斯勒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曾在中国生活了10年，自言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少关心政治，他想写的是中国的日常生活。2011年初，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最新篇《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在国内出版。许多欧美主流媒体、专家和大学，都将海斯勒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历史的机缘，德国文化名人乌苇·克劳特在“文革”后期来到了中国，意想不到地一住就是35年。人们只知道他娶了漂亮的中国女演员沈丹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北京结识了众多文化名人，使老舍话剧《茶馆》首次走向欧洲，把德国电视剧《探长德里克》介绍到中国，并发起多项中德文化界的交流对话。克劳特在中国出版的《穿越界限：一个德国人在中国的35年传奇》，真实记录下他眼中的中国经济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过程，讲述了一个深爱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金美净是韩国釜山人，因为一次发生在香港的美丽邂逅，她认识了安徽马鞍山的一位帅哥，从此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异国之恋。为了爱情，金美净离开了韩国，开始了她在中国做媳妇的生活。韩国女成为中国媳妇后，她经历了怎样的文化磨合与冲击？一个韩国女在短短8年间，不光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学了中文写作，她甚至还出版了《嫁到中国》一书。
对于大多外国人来说，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曾经只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遥远国度”。这或许是异域者愿意到中国旅行和写作的缘故罢，正如有的学者表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将会有越来越多异域者走进中国，书写“中国故事”抑或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版单位争夺的领域。
“中国先生”：描绘变化中的细节中国
“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制造”、“中国未来”……一些异域者有迫切的愿望要了解中国、预测中国未来，他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庐山”内外描绘变化中的细节中国。因此，那些熟知、讲述、书写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异域者，常常被称为“中国先生”。
英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就给中国“奉上”了绚丽的“高帽”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说，“中国会与崛起的印度一起终结自1800年起由西方统治的世界”。学贯中西的雅克还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指着地图上的上海说，“这里，我的理想在这里”。在非母语国家旅行的游客拦住一位当地人问：“请问您会讲普通话吗？”周边国家围绕着复兴的中国，深深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中国给予无私的经济援助；孔子的学说、秦朝的建立、四大发明、新中国的建立变得众所周知；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
说到佛教，不能不提比尔·波特和他的《禅的行囊》。这位汉学家多年醉心中国文化，对禅宗更是情有独钟，该书即为他始于2006年春天的纵贯大半个中国的寻根问禅之旅。从北京大钟寺出发，五台山、赵县、洛阳、潜山、韶关、广州一路下来，他几乎走遍与禅宗有关联的城市、乡镇、寺庙、故居，拜访多位僧侣、居士、百姓，俨然中国版、禅宗版的“在路上”，只不过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空虚和迷茫的旅途，比尔·波特的行囊中满是对禅宗的开解与顿悟。一路上，他的遭遇颇富戏剧性，顺利或困顿都曾遇到过。途经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饮食民俗，各式身份人物面对他时的不同态度，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差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倾向的一角，这些都被这个心怀信仰一往无前的美国老头记录下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侧面细节反映。
早在2004年圣诞节的时候，美国主妇萨拉·邦焦尔尼发现收到的39件礼品中有25件标注着“Made in China”。邦焦尔尼对此进行了一番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准备用一年时间尝试是否能忍受“离开中国产品”的生活。这一尝试自2005年元旦开始，结果是到了岁末邦焦尔尼一家坦然接受失败，并与“中国制造”重归于好。邦焦尔尼的职业是商业记者，她遂就此写了一部畅销书，题目叫做《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假如大家可以不将邦焦尔尼的行为视作“离谱”，那么新西兰作家乔·本尼特的举动就实在考验大家的承受力了。2008年，49岁的本尼特在家乡超市里买了一包5条装的内裤它们同样“Made in China”这本来是极普通的事，但本尼特却忍不住浮想联翩：为何5条质地优良的内裤只要8.59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0元）呢？算算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缝纫、仓储、物流的成本，再想想税收、分包、离岸、到岸等盘剥，它们简直廉价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于是本尼特生了一个比邦焦尔尼更加大胆的念头，他要亲自到中国把事情弄个明白。本尼特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他立刻就开始了联系机票购买以及落地接待事宜。他的中国之行取得了预想中的成功，果实就是现在这部《内裤从哪里来：从一包内裤看中国》。这次匪夷所思的旅行让他深刻认识了全球化经济产业链的惊人效率：中国在为世界提供质优价廉产品的同时，并没有受到一个世纪前那样的压榨和剥削。
本尼特在新西兰买到的内裤大体是通过以下环节制造出来的：“新疆的棉田”“乌鲁木齐的棉纱厂”“福建泉州的针纺织厂”“上海的海关码头”。此外还要搭配从泰国来的部分橡胶制品。最后新疆的长绒棉就变成了呵护臀部的优质内衣，并通过轮船集装箱送往世界各地。不过本尼特的探秘行程是逆向开展的。他第一站来到上海，因为只有这里有足够多的新西兰同胞能为他提供帮助：产业链各环节的商家并没有足够的闲暇与慈悲来为一名作家升华想象力，何况这往往还得建立在透露商业情报的基础上。为此本尼特接受建议“谎称”自己是某国际大商家的采购经理，由此展开了一场顺藤摸瓜的“福尔摩斯式”旅程……
或许异域者眼中关于“中国故事”的细节描述都是泥沙，但正是这些泥沙包含着金子，而读书的过程和真谛就是“沙里淘金”。
第二篇：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
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
8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特别是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1938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斯诺的评价和感激：“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说：“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所了解。”在中国，斯诺被视为中美沟通的桥梁；在美国，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斯诺意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从现实出发，试图缩小不同观念与看法间的差距。他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通过解读中国政治形势，斯诺用更准确、更具包容性的观点来描述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使他能够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其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斯诺的经验，对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进行国际间的人文交流仍然有很多借鉴意义。
未来5年，中国在“十三五”期间计划实施的100项重大工程中，最后一个项目是“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队伍”。这个队伍中应该有更多理解中国的国际友人，他们是人文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
在国际间的人文交流中，相互的理解与友谊不但是由“中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世界”所决定，也是由“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来决定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彼此间要用平等和包容的精神谋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1993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以来，通过斯诺纪念活动来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中国故事。两年一度的斯诺国际研讨会在美国和中国轮流举行，斯诺和中国的故事影响着更多美国友人的加入，研讨活动已经从纪念斯诺先生拓展到教育、医疗、企业合作等各个领域。比如以“人文交流：创新友谊和谐”为主题的第15届斯诺研讨会就包括中美高等教育的合作与战略机遇、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国际合作、水污染治理与绿色经济、中医的价值与成果导向研究等4个分论坛，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与斯诺家乡――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宣布筹建“姐妹城市”，美国斯诺纪念基金会启动在华埃德加?斯诺医生实习计划及实施美国和中国的音乐交流计划等。
让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也要请进来、送出去。为了更好地让大学生了解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选修课“名记者专题”中邀请了克鲁克、马海德、阳早寒春夫妇等十几位国际友人的二代或三代后人举办系列讲座，向学生们介绍建国前后这些著名国际友人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作出的贡献，这门课受到青年学生们的欢迎。海伦?斯诺的家乡是美国犹他州雪松市（Cedar City），在200g年举办的建市158周年活动上，雪松市市长Gerald Sherratt主持了海伦?斯诺铜像揭幕仪式，他认为海伦?斯诺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当时我在雪松市的南犹他大学连续问了几个大学生，他们都不知道海伦?斯诺是谁。2013年，我再次访问这座城市，来到海伦?斯诺铜像所在的市中心广场时，一位美国青年主动过来给我讲海伦?斯诺二战期间在中国的故事。
青年人讲好中国故事
青年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青年人的价值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人员往来，尤其要推动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多年来，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与国外的大学和机构共同举办了让大学生和中学生参与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努力使青年人成为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主体，通过融入不同的文化，通过了解彼此的故事，通过跨越常常隔阂我们的成见和误解，增进沟通，成为深化国际关系的活力。通过高校之间的活动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友谊，为中外青年学生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学科间的交流活动、青年论坛、论文比赛开展自由交流和对话，增进沟通。青年成为中外交流大舞台上的积极因素，为促进中外交流、深化国际关系增加活力。
在中美人文交流中，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要是通过斯诺的影响力来拓展中美青年之间的交往。以翻译海伦?斯诺的作品为内容的“海伦?斯诺翻译奖”竞赛活动已经举办了6届，吸引了数千名大学生参与，中美两国获奖学生将分别赴美国和中国的相关高校交换学习一个学期。2014年，来自海伦?斯诺家乡的南犹他交响乐团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联合奉献了一场蕴含中西方音乐特色的精彩演出，其中《汉调――行云流水》由北大中乐学社民族管弦乐团与美国南犹他大学打击乐团共同演绎。由中美双方联合编导、作曲、演出的《海伦之梦》大型现代舞剧也在中美两国巡演。
在中英人文交流中，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由李约瑟1965年创办的英中理解协会拓展中英青年之间的交往。李约瑟在抗战期间受命执行援华任务，行程5000里，给困难中的中国科学界以实际、真诚的帮助，向中国大学及图书馆赠送科学书籍7000余册，资助60余名学生赴英国留学，并编写了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灿烂文明，并提出近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诞生而未在中国发生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中理解协会成立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英国人能够更理解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2015年，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与英中理解协会在李约瑟的母校奥多中学举办了第一届论文大赛，安娜贝尔?巴克荣获第一届论文奖（论文题目：《李约瑟对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启示》），2016年她被牛津大学录取，专业方向是中国历史。今年，乔治?何克的母校圣乔治中学也将参加第二届论文比赛，更多的英国青年学生将通过论文比赛来讲中国的故事。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英国白金汉宫讲了何克的故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中英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休戚与共，谱写了中英友好的历史佳话。我们不会忘记，英国曾经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道义援助。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进一步促进中英人文交流，2016年9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与英中理解协会携手北京出版集团在伦敦举办“品读北京”英国书展，将举行何克的著I SEE A NEW CHINA的中英文版本首发式，并将同时举行二战期间英国援华总队的负责人Arthur Clegg的《支援中国（1937-1949）――回忆一次被遗忘了的英国人民援华运动》，现任英中理解协会主席Zoe Reed父亲（抗战期间李约瑟从双石铺培黎学校带到英国读书的中国青年）的回忆录，以及李约瑟传记中文版的首发式，具体生动地体现中英两国人民在相互支持、休戚与共中谱写的中英友好历史佳话。北京出版集团展示的500多本中国经典图书将赠给伦敦新办的中英双语学校，让更多的英国孩子来品读北京，了解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要体现共同发展的思想
中外人文交的源泉来自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友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也是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的时代。讲好中国故事，要体现共同发展的思想，这是沟通中外的密钥。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潮流，“共赢”的指向就是共同发展。在实现共同发展这一愿景中应承担的义务，“计利当计天下利”“对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都肩负重要责任”“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发展体现了文明的平等与融合，讲好中国故事，要认同文明多样性，主张文明平等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间应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让更多外国友人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无疑将改善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有助于中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倾听者、更多以心相交的朋友，从而提升中国软实力。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寻梦中国――中美人文交流访谈录》，用20个美国人的故事讲述在中国也有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本书以中英文双语出版，采访对象中第一部分为目前仍然生活在中国的著名国际友人的家庭，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再现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第二部分为目前活跃在中国教育、科技界的新一代国际友人，展现他们在中国实现和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仓Ⅱ新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第三部分为近年来中国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在这本书中可以找到很多国际友人讲中国故事的感人话语。寒春说：“我们在中国待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而来中国的，是为信仰而来。”潘威廉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中国可以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雷蒙说：“感觉在中国工作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约翰?桑顿说：“在过去的10年里，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中国上。如果我能够对双方都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将构成一个理想的事业。”马克?力文说：“不要认为中国梦只是中国人的事。我有一颗中国心，当然也有中国梦。”
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让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用各色眼睛看着这个红色的国家，我们无法回避。人文交流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这样文明间就能够和谐共处，相互促进。（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教授）
第三篇：外国人申请中国签证邀请函
商务签证邀请函/Invitation Letter for Business Visa
To Chinese Embassy / Consulate，I hereby invite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 to visit China, whose information is listed below:
被邀请人信息 — Information of the invited party 姓名
Name(as appeared on passpor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问目的（探亲、访友、旅游等）
Purpose of visiting China(Visiting relatives, friends, tourist, etc)________________
访问城市
Cities to visi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抵华日期
Date of arrival in Chin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谁将承担往返中国及在中国的费用？
Who will pay for travel & living expen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姓名或单位
Name of invit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被邀请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iter and the invit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联系电话
Inviter's Chinese 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地址
Inviter's address in Chin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inviter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第四篇：外国人申请中国签证邀请函
旅游签证邀请函/Invitation Letter fro Tourist Visa
To Chinese Embassy / Consulate，I hereby invite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 to visit China, whose information is listed below:
被邀请人信息 — Information of the invited party 姓名
Name(as appeared on passpor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问目的（探亲、访友、旅游等）
Purpose of visiting China(Visiting relatives, friends, tourist, etc)________________
访问城市
Cities to visi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抵华日期
Date of arrival in Chin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谁将承担往返中国及在中国的费用？
Who will pay for travel & living expen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姓名或单位
Name of invit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被邀请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iter and the invit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联系电话
Inviter's Chinese 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地址
Inviter's address in Chin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inviter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第五篇：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古诗
由于这些往事在我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我们欣赏风物景致时就有了成见，处处要以眼中已有的框子来取景；我们站在蚬山，举目四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可能再是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历史已经在它身上打下了烙印。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人已经使得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同永恒的自然联结在一起，留下了孟浩然诗中所说的这种“胜迹”。
人被困陷在自然的那种既定的机械运转中，他们逃脱不了盛衰荣枯这种自然的循环往复的变化。这个过程偏巧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见得最多的东西：它的样式是哀歌，是一种时间造成的距离，它相当于想象在唤起悲剧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时所造成的距离。
诗歌中最常见的是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的沉默，在落入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的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这样的沉默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形式，使他可以把诗的不完整作为来自生活世界的一个断片，而发掘出它更深一层的涵义。
宇文所安：为中国古典诗歌而生的美国人
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学者。
其英文本名Stephen Owen，直译应该称作“斯蒂芬·欧文”。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中国字中的姓氏“宇文”，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而“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他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
但宇文所安的确是地道的美国人，他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宇文所安从少年时期就对诗歌感兴趣。坊间流行的一个传说是，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读到了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中国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成为少年宇文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机缘。自此他欲罢不能，沉迷期间。宇文所安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曾一度担心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嗜好，会让他将来饿肚皮。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
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系学习。1972年，26岁时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学位。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77年，31岁的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的研究著作《初唐诗》。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
宇文所安编著了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等。大多数著作已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同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宇文所安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在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喜欢捧读吟诵王维、李白的诗句，达到一种忘我之境。每每说到兴起，也总是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而他常执在手中的烟斗，还记载着他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爱屋及乌”的一段逸事。哈佛大学一向有规定，禁止教授在学校抽烟。但宇文所安的办公室似乎成了例外，学校破天荒给他安装了一个通风的风扇，以满足他在办公室抽烟斗的癖好。谈起这段逸事，宇文所安不免有些得意。原来，早些年有所北美名校鼓励宇文所安跳槽去教书。哈佛得知自己的名教授将遭人挖角的消息后，也赶去做他的工作。“学校知道，拉拢我，关键是要帮助我解决我的烟斗问题。”最后，哈佛用一台小小的风扇成功地“笼络”了宇文所安的心。此后至今，宇文所安，一直安于哈佛。
虽然喜欢唐诗，但问起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宇文所安却愿选择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友人曾戏称他是为唐诗而活着的美国人。他却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不但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研究中做出了举世属目的成就，也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娶了个“异乡人”的太太。
他的妻子田晓菲13岁从天津十三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到康奈尔大学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1999年元旦，与宇文所安结为伉俪。现亦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出版作品有《爱之歌》等，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
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学术伙伴，在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承担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部分。“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不过都很喜欢诗”，田晓菲教授如是说。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访谈宇文所安 ◎李宗陶
█ 相比西方现代诗，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
记者：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为什么金斯堡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
宇文所安：哈！这是偶然的。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记者：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哪些吗？为什么会给你一种恋爱的感觉？ 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因为文字之美，有时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记者：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 宇文所安：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
█ 那些沿袭千百年的概念不是天然生成的，该贬值了 记者：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田晓菲：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记者：这一两年，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记者：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3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
宇文所安：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记者：前一阵，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我不觉得一个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么事，或者发动一个运动，你只能从自己做起。
█ 先秦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
记者：在《他山的石头记》里，有篇文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我想探讨的是：一个与身体脱离的“自我”概念的源头在哪里？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时离体的那个灵魂，而是一个更加具有社会性的直觉意识，也就是说，在身体之内，还居住着一个与肉体分离的“人”。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最精彩的哲学思考，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段落。肉体有“百骸、九窍、六脏”，究竟哪一部分盛纳着那个“自我”呢？庄子非常喜欢这个自我寻找自我的吊诡游戏。
我所感兴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我不太喜欢人们在谈论先秦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儒家的，这是道家的，这是名家的，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混杂和多元的，我甚至觉得诸子百家的文本有时候会有意压抑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譬如暴力，譬如通过对身体的自残来实现一个完满的自我。
在美国教一些华侨学生时，会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一些观念，譬如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温良恭俭让的。但当他们读到这些古代文本时，会大吃一惊：这不是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文化，而是有英雄主义，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国不符合的东西。但是他们一旦得知这些东西，就十分入迷。
记者：《庄子》里故意安排的那些先天残缺或受损的身体，是不是庄子他老人家当时就已经有了一种美学追求：残缺美？
宇文所安：身体残缺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人们看了《庄子》里的那些描写之后，意识到一个人不仅仅是由肉身构成，有另外的东西譬如精神，加上身体，构成了你的自我。庄子是通过游戏的、戏剧化的想象来寻找自我的，庄子的想象是哲学家的想象。
记者：您谈论过一个很有容量的字——“怀”。现在人们还常用到它，譬如“胸怀”、“情怀”、“怀才不遇”、“虚怀若谷”等等，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字吗？
宇文所安：战国时代流传的很多故事，是关于一些外表其貌不扬、内在蕴涵某种特异才能的人物。常用的一个字是“怀”。“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很强调表里如一，心里想的和外在行动要一致，这样才“诚”才“真”，但前提假定了人有一个内，一个
外。人们认为内里的好与外在的好吻合时，才是好的。内、外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中国文化格外关怀这一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
记者：您关注到五四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能谈谈其中存在的问题吗？ 宇文所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时，把中国古典文学一并国有化了。比方一个清朝的文人，可能觉得跟一个朝鲜诗人或者一个日本武士有共鸣，而不会跟一个中国农夫有共鸣，他是以阶级来决定身份认同，而没有国界的感觉，是泛文化的概念。而到20世纪时，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认定身份的方式发生变化，就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叙事性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新意识紧密相连。这种叙述与“白话”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与“白话取代文言”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延续到今天。
记者：最近新发现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跟他的《欧洲文学史》一样，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您怎么看这种带有明确意图或使命感的文学史写作？
宇文所安：这在周作人时代可能是好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应该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自身。人们应该学习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对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胜。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也一样。
记者：您主持的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和方法来再现所谓“过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如我在演讲里所说，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
记者：您欣赏“春秋笔法”吗？
宇文所安：那只是一种看诗/阅读的方式。
记者：哈佛的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课感兴趣吗？您这几十年所做的学问有传人吗？ 宇文所安：在过去，比较文学系做欧洲文学研究的人总是比做亚洲文学的多，我是反对这样的。哈佛的东亚系还比较大，有许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不算太冷清；有些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可能是真寂寞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佛本科生想学汉语，可能也有一些实用的考虑；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也越来越多，但从选课的情况看，可能现当代文学对他们而言更容易进入一些。一般来说，我每年收1-2个研究生，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现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很多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宇文所安教过的学生；除了学术界，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比如上海美领馆的副总领事也曾是宇文所安的学生。）
（本篇访谈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文学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专访宇文所安 ◎王寅
“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这是一个陷阱。”——宇文所安
█ 理解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这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写《初唐诗》的时候刚刚30出头，怎么会想到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放在唐诗上？全部读完《全唐诗》，中国人未必都有耐心的。
宇文所安：很难说。读了一些唐诗，很喜欢，就是这样开始的吧。记者：关于唐诗的三本著作花了多长时间？
宇文所安：具体写《初唐诗》是两三年时间，最重要的是做时代研究，花的时间很长。记者：我觉得您的著作是对唐诗的一种新的解读，其中提到文学史对李白与杜甫的价值判断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宇文所安：以往有一种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包括欧洲的传统文学史都是这样，就是说文学史是由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字贯穿而成。但实际上，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
举个例子，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到最后“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还是没有提到建筑。可是你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你读
上一百首两百首，你会发现所有的诗人写到寺庙时，都会谈到寺庙的建筑、建筑中的壁画什么的，以这种意象激起你向佛的心理，等你看完这些诗，再看王维的诗，你会惊喜地发现：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的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不看那两百首诗就不明白王维这首诗的妙处，你刚才问到怎样在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感动惊喜，而不是倦怠，这就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在很多方面对王维诗赞赏有加。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把王维定位在一个隐逸的山水诗人的位置上，并没有放在特别的高度，在诗歌技巧上也没有给他太高的评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惊喜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您？
宇文所安：我对那种排座次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比如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我是非常喜欢王维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
王维的《辋川集》运用了很多很有地方特色的字词，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诗人使用过。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感，要知道一个诗人的好处的话，真的要看历史，要看传统，因为有时你看一个人写的东西，要看这个人的全集，也要看其他人的全集，也许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很普通的意象，把它放回原来的历史背景下你会发现：啊！这样的写法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记者：您还谈到王维是“克服技巧的技巧”。
宇文所安：比如《观猎》“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人的视线向上，鹰的视线向下，王维的视线很有意思，在描叙的时候，他不是在人的视角上看景物，而且最后的视点是在很广阔的一个空间，人的视线聚焦在射雕处这样一个点上，但是这个点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打猎是对战争和暴力的一种模仿，这和打仗、和征服一座城池一样，是在一种完美的控制之下，最后是归于平静，归于空无。
并不是要给诗人排座次和正名，只是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记者：您还认为王维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仅次于杜甫，这应该怎么理解？在王维以前的传统您指的是什么呢？
宇文所安：我所说的王维的这种传统是一种宫廷诗、宫廷文化的传统。拿他与李白对比的话，李白如果要通过进士考试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从小生活在宫廷文化当中，所以他没有那种宫廷诗写作的环境，而王维从小浸透在宫廷文化氛
围里的，他继承了这种东西，同时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为宫廷诗其实是很典雅的，很讲究控制的。王维是继承了很多宫廷诗的精工的东西，但又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张力，这是很多宫廷的应酬诗所没有的。而李白则是一个“外人”。
记者：您在下笔的时候，有没有为王维的被忽略抱不平，要恢复他一个应有的地位？ 宇文所安：也不是说要给这些诗人排座次、给他们正名。他们都非常伟大，只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记者：我还注意到您非常喜欢李贺的诗，您觉得他的诗非常好翻译，也非常漂亮。但是在传统文学研究者看来，李贺的诗比较难懂，他是唐朝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
宇文所安：他的影响很大，在唐朝，甚至在宋朝的很多词人也非常喜欢李贺。记者：这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吗？ 宇文所安：是的。
记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觉得好翻译，他的诗里起承转合很多。
宇文所安：这是因为李贺（诗）的意象很简练明确，能够容易地找到对等的英文词来说明，而且比较少用典故。翻译杜甫最难的是要找到对应的语气，因为杜甫不同的诗有不同的语气，但是李贺的诗所有的语气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
记者：您对李白的评价好像并不是很高。
宇文所安：这个不一定。我不是不喜欢李白，只是不偏爱李白。
记者：您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赞同，您说李白除了诗歌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对很多诗人是有影响的，比如喝酒。
宇文所安：李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王维特别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做不到。相对而言，李白是独立不羁的，他总是四处游历。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吗？李客，客人的客，客意味着他是一个“外人”。
记者：从李白的身上您讲到，诗人必须杰出、独特。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排一下座次，不是在文学史上，只是您的心目当中的诗人。
宇文所安：每天不一样，每年也不一样。首先应该是杜甫，还喜欢孟郊，也喜欢韩愈，王维也应该算一个。
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我会选择南宋，南宋的生活比较享受
记者：在美国做汉学研究，是不是一件很寂寞的工作，别人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周围的人也看不懂中文。
宇文所安：难言也，呵呵。在哈佛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因为这里的东亚系有很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但是跟比较文学系研究欧洲文学的学者交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从这方面来说是很寂寞的。但是哈佛的东亚系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寂寞了。
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如果你跟美国人讲中国文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父亲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物理问题时强调要“从头开始”——不是从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而是从一个问题的起点开始，每一个繁复的步骤都要搞清楚。但是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很多所谓文学史常识，要辨析一个问题反倒不那么容易。从头讲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问题想清楚。
记者：我看到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您说，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多一点了解。唐诗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吗？那仅仅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而已。
宇文所安：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比较专业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然后干一辈子，所以在大学期间是他们接触文化、文学更广博的知识的最好时期，这是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记者：因为您接触古代的中国比较多一点，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古代的中国人？
宇文所安：我是美国人。可是美国人也不是西方人。记者：有没有想象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宇文所安：没有。比如说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记者：我很喜欢问汉学家这个问题，他们研究汉、唐，但是不一定喜欢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的人会选择南宋。
宇文所安：对，我也会选南宋，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
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记者：您这么喜欢诗歌，平时自己写吗？
宇文所安：我以前写过很多，可是现在不写了。年轻的时候发表过一些。记者：除了中国的文学家之外，您还喜欢哪些西方的作家？ 宇文所安：多得很，比如简·奥斯丁。记者：您还做过民国时期的研究？
宇文所安：是的，我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单一和单调。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
跟中国学者谈话，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希望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真正喜欢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非常丰富，没有什么本质或者中心点，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不同的声音，所以才有意思。
记者：您的研究和中国国内的学者相比，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不一样，您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
宇文所安：常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西方人怎么理解中国古诗？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中的意境？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大笑）这种问题很没有意思，因为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如果你一定要把持着，强调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这种态度是有害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要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呢？反正外国人都不懂。
记者：我觉得理解不是问题，主要是您提出的观点不一样，这才是有意思的。
宇文所安：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这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单一的“大团结”式的理解。如果我跟欧洲的文学同行谈话，他们不会觉得所有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对英国文化有着共同的“英国”式理解。
记者：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存在误读现象，顾彬曾在文章中写到，误读也是一种理解。您同意吗？
宇文所安：文学理论家会说：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我对顾彬的话是部分的同意，因为我相信存在着真正的误读——错误的理解。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很多学者想方设法来证明当时李商隐的妻子没死，等等，这种考证很成问题。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本篇访谈摘编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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