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高校大西迁
中国高校大西迁
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1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1939年。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 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华里，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上课。
22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注释。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在这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2500多人毕业，800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1794人，共5000多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竟占了118人。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8月15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失地为止。”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10月初，学生开始迁徙。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在职工们的 343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4─1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哥哥“逃得快”。
5转引自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帮助下，王酉亭将鸡、鸭、鹅、兔等装笼，安置在马和牛的背上，然后赶着成群的马、牛、猪、羊向四川进发。1938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王酉亭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仅剩的20多头荷兰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达重庆，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说，当他意外地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6。王酉亭也因护送有功被誉为“中大的有功之臣”。
抗战八年，我国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学、未受战事任何影响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学院一所，许多高校都是一迁再迁。如浙江大学曾四次搬迁：一迁浙西天目山，二迁赣中吉安，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同济大学一迁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口，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贺县，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南溪。迁校次数最多的要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内迁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庆、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庆为最多。据统计，截至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1所，合计31所，占内迁高校的1／3。重庆与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坝。在内迁高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立了34所国立中学，用以收容、安顿沦陷区中等学校的流亡师生。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适应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需要，减少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损失，保存了民族发展的元气，增强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还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属偏远的内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灵是导致这些省份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大量高校的内迁，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和传播开来，加速了这些地区从闭塞中苏醒过来。
杨宏雨
编撰
6转引自刘敬坤：《长途跋涉的中央大学畜牧场》,《民国春秋》1992年第五期。
第二篇：浙大西迁情[推荐]
浙大西迁情，求是精神 ——访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有感
10月7日我校全体教职工在校长李峰的带领下来到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西来庵，在那里受到伊丽老师的热情接待，先进行了一番深 入的交流。
她介绍了下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的概况和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的
铁事轶事。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这次西迁途经赣、湘、粤、桂4个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的 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
城。
70年前，一所大学的入迁，在一座封闭的深潭里激起文明进步的浪花；而这方质朴的山区，也丰满了一所名
校的精神
湄潭人保守，男子得用帕子包头，姑娘们压根儿不可能在河里游泳。但游泳是浙大体育课的必修项目。当男女生们在湄江练习游泳时，当地的老百姓惊呆了，有的还向县政府告状“有伤风化”。不过，看多了，也就慢慢
接受了。
1945年浙大购地几十亩，修建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并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乃至贵州都引起了轰
动。
湄潭没有电，从没见过日光灯等电器。浙大物理系搬来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竺校长决定每年的6月6日“工程师节”这天，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
费开放。
当地很多老人还记得那些“节日”：浙大将一架报废的飞机拆迁过来，做风洞教学实验。当地人围着庞然大物指指点点，很是小心翼翼又很是惊喜连连，场面像足了过节！而校长竺可桢更明确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
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著名的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也随校一路西迁至湄潭。在这里，他充分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进行研究。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生物系师生捉昆虫的身影。当年和学生们一起捉昆虫的孩子们，现在已是耄耋老人
了„„
而湄潭深深浅浅的县史上，从此也烙
下浙大的痕迹。
那个叫“湄红”的新茶，就是浙大迁到湄潭后，协助当地研发的新茶品种；湄潭的精耕细作水平远近闻名，那是当年浙大农学院在湄潭设的农业推广部，培育出了７个水稻、小麦、杂交油菜良种和９个优良果树品种，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方式；而那个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浙大农学院教授罗登义命名的：1942年起，罗教授对贵州170多种水果蔬菜进行研究，发现刺梨的维生素C含量尤其丰富；还有那个“浙大防洪堤”、“浙大码头”，那是浙大土木系师生勘测设计完成的，从此后让当
地少遭了多少水灾„„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这是被后人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今天的湄潭人反复在说，浙大人的到来，就是对“文化长征”的最好诠释。
一群浙大的“部落”教授，一次次穿行于中国东部的杭州与西南部的湄潭
1946年5月，浙大从贵州回迁到杭州，湄潭再次沉寂。但这种沉寂并没有太久，在近40年后，又再次被浙大人集体激活。
1985年，浙大教授、昆虫学家唐觉回到了湄潭。他是农学院1941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湄潭呆了整整7年。他和蔡邦华教授曾在湄潭一起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五倍子的繁殖增产及相关成果的推广应用。回到湄潭后，他立即决定在当地推广五倍子的生产技术。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冠题的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等。
资料显示,1936年浙江大学有教授、副教授70人，文理、工、农3个学院共16个系，1946年回迁杭州时，已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7个学院共28个系。在湄潭生活过的师生中，后来出了50多位院士。
1945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后来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87年，浙江大学、湄潭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浙大师生在抗战时期与湄潭人民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这段光辉历史，经贵州省文化厅、湄潭县人民政府多方筹资，将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加以维修，成立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陈列馆设在东西庑和两座阁楼中，分“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园”、“湄杭情谊深”六大部分，共展出了500多张照片，数百件珍贵文件及大量书籍，手稿史料。湄潭作为浙大人的第二故乡，与浙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当初的湄潭就不会成就如今的“东方剑桥”。伊丽老师还告诉我们，正是在这块“求是精神”纪念牌前，竺可桢老校长、伊丽老师不无自豪地说，为了充分挖掘并展示这段历史，馆长已经与科学院竺学方面的专家以及浙大知名校友等联系，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浙大西迁史。因为当今的中国教育缺乏与民族精神的紧密结合，正是这样还原浙大西迁史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在浙大西迁过程中能够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科学家教育家，正是求是精神的支持，以及西迁过程中对民族精神的了解体会孕育了他们深厚博大的思想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
政府和社会对我们浙大的教师们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他们相信我们能在浙江大学湄潭办学的这段历史中找到我们苦苦寻觅的答案，将其求是精神发扬光大。
第三篇：浙大西迁历史人物简介
浙大西迁及历史人物简介
浙大西迁：1937年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部迁往浙江建德，这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在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在广西宜山，第四次迁到贵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1940年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湄潭为遵义浙大的分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1943年，钱琢如、苏步青发起成立“湄江吟社”。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湄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讲学，回到英国后，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西迁颂》和《西征行》是由浙江大学学生原创的关于浙大西迁的诗文。西迁颂
杭城西子，人间天堂，浙滨名校，国之成均。上虞可桢，临危掌校，涤旧气，求革新，欲承江南文风，育忠毅英才，立心天地，树我国邦。天违人愿，万事多艰，鲲鹏展翅，恰逢惊雷掣天；蛟龙入水，巧遇大旱骤至。丁丑之秋，华夏遭难，学府落泪，国运益颓，文道临渊，来日无多，去处何觅？天目禅源，西迁之始，国难当头，空门不空。登临浮玉，方知山川之广；求学净土，才晓学海无涯。黄卷青灯，难掩学子悲色；古木奇峰，不敌倭寇炮坚。寇舰登陆，浙东佳郡，无地容身，举目寻路，遥指建德。千人临江，极目眺望富春江水；齐登乌蓬，洒泪挥别故土家乡。扶老携幼，举校搬迁，五日方抵严州越池；心弦弗定，立足未稳，怎奈再度流离沛颠。
庐陵吉安，六一居士文风浩然；白鹭洲头，天祥文山正气贯天。师生偕行，甘苦同当，暂居青原，奔赴赣中。江西泰和，荆广之咽喉，淮浙之唇齿，声名文物，地灵人杰。名校徙入，造福乡里，百姓称道，恩泽无量。澄江学校，广纳寒门学子；浙大码头，喜迎渡河船舟。十五里洪堤，降伏急江恶浪；六百亩荒地，化作沃土良田。戊寅仲夏，虏犯浔城，藕舫辛劳，远觅新址，倦极备息，岂料妻儿病逝，草葬松山，肝肠寸断，长子从戎，不辞而别，天各一方。国难家祸人离，试问天下校长，几人曾尝此辛酸？悲哉！痛哉！
宜山文庙，结茅驾竹，重振学术研究之心；东郊标营，开荒平地，复起讲诵不绝之音。求是校训，治学之道，造求真务实之气，显博学审问之象。一浮睿智，炼文言校歌，尚能高材，谱宏丽乐章。晨曦微露，百废待兴，不料时运不济，苦难踵至。穷乡僻壤，烟蛮雨瘴，疟疾横行，缺医少药，回天乏力。
日机啸空，警报长鸣，炸弹雨泻，校舍毁夷。热血男儿，七十又七，奔赴前线，服务战地，为校争光。敌扰桂南，天灾人祸，立锥之地难寻。遵义春暖，湄潭水清，一川风月，七载光阴。云敛长空，蜂蝶竞舞，绝无空袭警报之忧；水澄远浦，鱼虾欢游，断无敌船炮鸣之患，实乃治学胜地，黔北江南。桃源江公祠，浙大图书馆牌匾可辩；北郊地母洞，文渊阁库宝印痕犹存。山高路险，不弃文脉，十万藏书，墨馥醉人，学子勤读，苦中尝甘。风景虽美，民风虽纯，时事仍艰，物资仍匮。蜻蜓点水，尽道盐米之贵；逢六进一，毕显肉蔬之缺。衣薄食菲，以书当粮，身陷幽谷，青云壮志不坠。校舍简陋，可睹费巩灯长明，烛照一片冰心；农场坡陡，可嗅湄红茶飘香，润泽一方丹田。逆境出人才，绝境现英雄。昔阳明先生贬串龙场，修身习性，方悟心学，创办书院，学徒蚁聚，开自由讲学之风；今浙江大学流落黔省，探求真理，科学报国，三地办学，天下来同，筑西南人文高峰。数学泰斗种菜，植出陈苏学派，列居寰宇三甲；物理大师牧羊，育出诺奖得主，蛮声四海学界。工程师节，普及现代科学，破除迷信愚昧；戒烟义演，传播健体理念，减轻罂粟流毒。抗战胜利，举国祈盼，乙酉季夏，八年耻辱，一朝得)。全校师生，喜极而泣，九载寒暑，始返杭州。嗟乎！大任天降，五千二百里征程，不改报国图强之心；继学往圣，三千二百个日夜，不辍教育救国之志。名师云集，专静纯一，争鸣学术，悉心育人，终结累累硕果；学子发奋，笃行慎思，深入工农，感恩群众，始成效国大器。浙大西迁，文军长征，历经劫数，四易校址，辗转六省，排万难，冒百死，遍尝世间疾苦，冶铸中华名校，誉称“东方剑桥”。
西征行
华夏远世千载荣，中国近代百年辱。黄海东沟英雄没，马关春帆国人羞。奉天北营一朝退，三省黎民一何苦！倭人侵凌由来久，山河破碎不忍睹。卢沟桥上月色寒，宛平城内枪声乱。淞沪敌船纷纷至，黄埔壮士赴死战。金山转瞬沦敌手，杭城一夜现阵前。国破家忘人无定，时艰命舛学不安。江干乘船溯江西，天目登车逾岭南。林场孔庙作校舍，东门民房供一眠。山居小城无闲处，江岸学宫有纷繁。黄氏公望如有在，富春江上多流连。中朝飘亡至巴蜀，敌锋直指杭州府。忍痛割舍工农校，毅然西进踏征途。金华连遭敌袭扰，师生困顿坐寒冬。交涉兵车附西行，随同难民尝苦楚。严冬一月转奔波，寒风凄雨入吉州。白鹭洲上暂借住，中学堂里文心朴。泰和上田迎新客，千里赣江水悠悠。朝阳起时山读清，三更灯火温习苦。澄江办学启民智，沙村垦殖解民忧。十里长堤今犹在，见说当年浙大功。办报募捐慰前线，同仇敌忾贯长虹。忠肝义胆效程婴，忍辱负重学忤臼。可怜人世多磨难，侠魂永葬青松浦。天若有情天垂泪，一腔风雨化黄土！马当彭泽相继失，另觅它处不宜迟。四十余日多跋涉，宜山之下有净室。甘冒百死求真知，校训确立自此时。一浮为词尚能曲，国有成均传唱斯。南国烽火遍地燃，铁蹄难容一讲坛。绍荣亲赴黔中地，湄潭溥泉相迎欢。春江赣水宜山地，两载颠沛终获安。度日维艰不坠志，民风淳朴学井然。忧民吟诵湄江社，救国义演铁犁团。整风涤气革旧貌，劝学笃进换新颜。精英学术誉天下，正气中天岂可掩！天降大任劳筋骨，熊熊火中得涅盘。八年耻辱一朝雪，九载寄寓始返杭。钱塘书院虽残破，学子涕泪且喜狂。一尊还酹江月饮，两袖拂奏凯歌唱。文军长征惊寰宇，东方剑桥名史章！
1、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上虞县）。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担任了1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蔡元培-北大、蒋梦麟-北大、竺可桢-浙大、罗家伦-清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在南京大学建校60年之际题词“东南学府，为国之先。男女同校，唯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2008年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评选中，与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获评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2、苏步青（1902.9.23—2003.3.17），原名苏尚龙，著名数学家，共产党员，浙江省平阳县人。1919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推动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数学领域的中心，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王淦昌(1907年—1998年)，江苏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
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3月，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3、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国际著名遗传学家，1930年获苏州东吴大学理学士，1932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硕士，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校长顾问等职务。1978年以来，先后发起和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遗传学报主编，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长。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荣誉，曾任第八届（1948年在瑞典）国际遗传学大会常务理事，第十五届（1983年在印度）、十六届（1988年在加拿大）、第十七届（1993年在英国）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1996年又当选为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1984、1985年分别被加拿大约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95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获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4、贝时璋（1903.10.10—2009.10.29）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祖辈靠打鱼为生，父亲是德商洋行的一位职员。12岁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在汉口的德华学校，后到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读中学。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滨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秋回国。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在浙江大学20年，他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1948年，贝时璋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受邀请担任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他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1957年成立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他任研究员兼所长。1958年在该所基础上又改建为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直到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
5、卢鹤绂（1914～1997），字合夫，祖籍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9年考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理科班。1931年，在河北省工业学院机电预科学习。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1936年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近代物理和原子物理。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还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兼第一研究室主任，上海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永久会员、理事兼物理学名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物理学专业组成员，《原子核物理》副主编，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美国希格玛赛科学荣誉会会员等职。主要研究成果有：1938年发现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发明时间积分法，精确测定了锂6和锂7的丰度比；1941年研制成60度聚焦高强度质谱仪；1946年研究出估算原子弹和反应堆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1949年最先提出核半径公式应改为1.23×10－13A1/3厘米；1949－1956年发展出可压缩流体的粘弹性理论；1959年计算了片状柱型等离子体的稳定性等等。
6、陈建功（1893—1971）杰出数学家，著名数学教育家。早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20余年。解放后，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执教，与苏步青一起把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成我国数学领域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后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涉及正交函数，三角级数，函数逼近，单叶函数与共形映照等。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子为中科院院士、控制论专家陈翰馥教授。
第四篇：参观浙大西迁陈列馆有感范文
参观浙大西迁陈列馆有感
今年，我有幸考进了湄潭浙大小学。这所规模宏大，环境优美，承载着湄潭人民殷切希望的校园是由浙大捐资，当地政府匹配资金共同修建的的一所公办学校，它是浙大西迁湄潭办学那段光辉历史的见证，也是湄潭人民与浙大校友传递深厚情谊的桥梁。
七十二年前，浙大迁往了我们这座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的城市扎根七年，在这七年间，他们与湄潭人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为湄潭输入了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湄潭的教学风气，为湄潭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拓展了空间，还为湄潭的学子们注入了永久的浙大求是精神。
今天，湄潭浙大小学的建立，正是为了缅怀那段对我们有着深远意义的历史，正是为了将曾经的浙大求是精神发扬光大。因此，作为浙大小学的教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深入仔细的了解影响湄潭文化教育的浙大西迁到湄潭办学的那段历史。以便更好的带领学生将浙大求是精神发扬光大。为此，我们学校在2012年十月七日，组织全校教师一起参观了浙大西迁陈列馆。十月七日的早上8点半以前，全校的老师跟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地来到约定地点：浙大广场。因为浙大西迁原来的陈列馆文庙正在维修，所以将陈列馆暂时搬迁到了东南西耐庵，需要坐一段路程的公交车。坐在公交车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陈列馆里究竟陈列着哪些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呢？参观之后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和震撼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陈列馆的馆长印丽老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以导游的身份带我们参观了陈列馆，这是一间面积不大的房间，里面有一尊当年浙大校长竺可贞的塑像，然后就是墙壁上按时间顺序挂满了有关浙大西迁办学时的很多宝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
首先，印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竺可贞校长，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求是”二字就是他当年为浙大提出的校训。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是他毅然带领浙大师生踏上了西迁流亡办学之路，虽然历经艰辛与磨难，却为国家培养和保留了一批知识精英。正是他的“求是”校训让浙大学子们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和条件下依然坚持学习和科研，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后，印老师根据墙上的图片给我们深情的介绍了浙大西迁过程中搬迁的地点以及当时遇到的重重困难。在浙大搬迁到湄潭之前，浙大经历了三次搬迁，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能长期安定下来。最后，是湄潭人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将浙大师生请进了湄潭，是湄潭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物美价廉的淳朴民风让浙大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方净土，使他们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扎根，开花结果。由此，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其中有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就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使我们这个小县城因此而蓬荜生辉。
湄潭人民曾经养育了浙大，浙大也因此而感恩湄潭，牵挂着湄潭，1987年，浙江大学、湄潭县人民政府为了缅怀浙大师生在抗战时期与湄潭人民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这段光辉历史，经贵州省文化厅、湄潭县人民政府多方筹资，将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加以维修，成立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昔日的浙大虽然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但重情的浙大人却时刻牵挂着湄潭，他们多次组团来到湄潭，来寻找他们梦里的第二故乡。1999年8月7日，浙大党委书记张竣生率浙大社会实践团莅临湄潭，受到了热情的湄潭人民隆重的欢迎，他在参观了当年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等办学旧址后，还欣然为求是中学题词：“发扬求是精神，开创育才辉煌。”张竣生书记离湄时说：“浙大是永远不会忘记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的。
在参观陈列馆的过程中，听着印老师深情的介绍，我无数次的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浙大师生不畏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学业和科研，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让我感动；湄潭人民的热情让当年在湄学习和工作过的浙大学子们在年老斑白，无法走动的时候依然牵挂着湄潭，想念着湄潭这个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地方的那种深厚情谊让我无比的感动；浙大校友们为了感恩当年湄潭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而对湄潭经济和教育的大力支持让我感动。小小的一间屋子，四周挂满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以及印老师的深情解说让我彷佛身临其境地到了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真实地看到了当年的浙大学子们在战乱，疾病，讥饿的折磨中，长途跋涉的疲倦中，依然不忘国耻而奋发图强，力争为国做贡献的场景。正因为有他们的这种不折不挠的精神，才有了当年的文军长征，才有了后来的大批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知识精英。同时，也让我真实地感悟了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的真正意义。
做为浙大小学的教师，承载的是县局领导的厚望，广大民众的期待。尤其是社会民众，他们疑问着：这所学校究竟能否在将来成为预期中的省级示范学校？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目标实现了，我们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功臣，可是目标不能实现，我无法想象社会对我们的评价。可是当前的现状不容乐观，因为我们面对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在家没有家长的悉心指导和协助教育。靠的就是老师长久的，刻苦的孤军奋战。这就注定了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无条件的要比别的学校的老师更苦，更累。在这种现状下，省级重点示范的目标无时不刻让我们感到压力巨大.或许我曾经在心里暗暗的抱怨过学生素质差，抱怨过工作压力过大，抱怨过省级示范的这条路在现状下走起来太苦，太累，但这些想法都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我甚至为自己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羞耻。因为浙大师生们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鼓舞了我。他们在衣食短缺，战乱纷飞，人身安全都不保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国家，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学业，艰苦科研为国做贡献。我们在和平幸福的今天，就更应该有充沛的精力去努力工作，努力奉献。相信有付出就有收获，只要我们能传承浙大的求是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在县局领导的指引下、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敬业爱业、求实务真、开拓创新、努力奋进，终究有一天，我们的努力会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喜人的果子。
浙大小学教师：黄畅 2012年10月13日
第五篇：交大西迁馆参观心得体会
交大西迁馆参观心得体会
5月21日，治安办党支部组织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西迁馆，这次党支部活动回来后，我深刻体会到了习总书记提出的“西迁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对“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最生动诠释。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先后参观了西迁馆和溯源馆。热情的讲解员详尽生动地讲解了馆内存放的丰富校史、实物资料和珍贵的历史档案，使得党支部的同志们深入了解了交大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西迁前后的变化。西迁馆展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交大人从繁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挺进大西北，扎根黄土地，开拓奋进，为使交通大学成为屹立于祖国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艰苦创业的拼搏历程。通过对交大创始人、历任校长以及著名校友的了解，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亲身经历过西迁历程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以及西安交大人对先辈们“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
我们要像西迁的交大人一样，始终把理想牢记心头，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艰辛、不惧荆棘，敢于攻坚克难、勇于开拓创新，在日常工作中不怕吃苦，努力拼搏，真真正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踏实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我们要从讲政治的角度，传承好、发扬好“西迁精神”，将个人的奋斗步伐深深镌刻到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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