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

第一篇：《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

《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

[摘 要]《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从《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思想，更能领略到作者独到而深邃的社会见解和他伟大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货殖列传；司马迁；商业

史家有四长：学、才、识、德。在史家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道德感召下，用宏观的视角与全局的意识来审视社会、指引社会，这才不枉费文人士大夫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追求，这才使历史学有继往开来的真正价值。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的探究，读者无不赞叹司马迁非同一般的文学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中品读出历史学在明辨社会是非与安邦定国中的借鉴意义。作者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进步意义，其中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试图构建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司马迁成长在汉朝黄老之学与独尊儒术的交替时期，因此在是非判断上能够集各家思维方式之所长。既能走出道家思想小国寡民的误区，又能深刻领悟社会发展“顺其自然”之真谛。司马迁反对老子倡导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1）几乎没有推行该种社会的可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经济要顺势而为，为人民幸福谋利益，做好守夜人的角色，自由放任，不与民争利。这种思想颇有近代欧洲经济上自由主义的韵味，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其进步意义可想而知。可惜司马迁的这种理性声音并没有被日后更多的政治精英接受，日后封建政府横加干涉经济，总想构建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结果不按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走，好心也办成了坏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小农文明缓慢的发展，成为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可见促进经济自由发展，政府因势利导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人民在追名逐利中客观上必然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过分的放任经济的自由也是不正确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没有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算作其思想的一大局限吧。

二、求富，天道使然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没有什么行业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人民会在求富心里下自由的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最赚钱的行业。“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经济领域上各行各业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无所谓贵贱。“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4）。“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司马迁对各行各业的平等认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环境下可谓先进，对此我们应该肯定。但是用今天的观点看，虽然行业没有贵贱，但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于是人们根据个体觉悟境界的差异与情商智商的高低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因此在社会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中，受各行业从业人选影响，人员素质因行业差异而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可见司马迁在全面认识各行业与各行业从业人员上看，缺少一种全面的评判。

各行各业都给人们提供了求富的机遇，加之人们都有一颗求富的心，那么人们都不应该给自己的贫穷与富贵找太多外界客观的借口。聪明的人总是会寻找机会求富，愚蠢的人只能忍受贫穷，故“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6）。可见司马迁心中并没有那种简单的仇富情节，对财富和财富的拥有者都有着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在文章中司马迁甚至用赞许的眼观来认识范蠡、白圭、巴寡妇清等人，对他们致富报之以肯定的态度。聪明的人总是善于发掘机遇寻找财富，“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凑”（7）。

三、贫穷是罪恶之源，富裕是繁荣之基

司马迁看清了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经济生活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存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8）。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社会心理学中人类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社会大众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时候才有更高领域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艘嬲茫�失�嗽蚩臀匏�之，以而不乐。”（9）智慧的精英转化成了财富的精英，财富的精英进而转化成了道德的精英。这些因智慧而富，因富而德的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诱导作用；那些投机钻营之辈，往往富不过三代，其反面意义警醒世人。社会就是在求富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善，逐渐成熟，大浪淘沙般的向前发展。人性都有追名逐利的一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0）。所以人们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物质利益满足的前提下，又开始追求精神世界中的成就，经济繁荣才是内修德政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与之相反，衣食无着、贫穷落后也就成了愚昧与罪恶的源泉了。

四、社会风气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早年云游四方，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对各地风气好坏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及社会风气好坏，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但社会风气的好坏也会反作用与经济的发展，纵观汉王朝各地民风差异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司马迁也重视通过介绍各地历史沿革来分析各地民风形成的原因。

关中之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1）。加之地处京城战略要地，交通四通八达，历代经营有佳，“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2）。

河东、河内、河南地区，“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13），种、代地区靠近北方边疆，靠近匈奴，因此“人民矜�这澹�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14）。“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15）可见中山地区受历史因素影响，当地人民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社会健康发展也就成了一大难题，男盗女娼便不足为奇了。 邹、鲁在汉朝时期是桑麻产区之一，司马迁评价当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16）。

同为楚国故地，因为民风的不同，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西楚地区“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17）。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浙江以南的东楚地区风俗同越地相同，“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18）。南楚地区民风与西楚相似，“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19）。

在司马迁的论述中，可以看成各地风气形成的历史原因，更能隐约的感觉到汉朝时期各地社会风气对各地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很大，落后地区或许也应该在辨析自身文化风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上寻找落后的原因。

五、用商人的利益眼观看待各色人群

用商人的视角看待任何人都是利益的产物。“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20）这句话点明了人性中不可抹杀的那种名利欲望，完全用商人的眼观去看待世间万象与人性的弱点。想必这种观点并非司马迁的本意。世间不同的人，思想境界不同，其核心追求是不一样的，众生并非皆属拜金主义。司马迁可谓西汉文人士大夫之楷模，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德、立功、立言乃其人生核心追求，这种信仰坚定的人岂是功名利禄能够收买的。或许这里存在着司马迁写《史记》故意留下来的曲笔把，这种曲笔的目的不是为谁辩护，而是意在自损人格。或许写到这里的时候，司马迁流露出来的是心中的痛与泪，是对于他人不理解自己鸿鹄之志的怨愤，流露出的是在被他人讽刺人格尊严时的一种无奈与无力的抗争。文章的最后又写了关于发家致富之道。以司马迁的才能完全可以富甲一方，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富裕，因为司马迁有更高的境界信仰与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写《史记》，传递历史，传递责任，传递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司马迁恰恰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否定世俗社会那些下贱的眼观，彰显人性中信仰的伟大。

总结

受时代局限性影响，《货殖列传》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更正的一家之言。但探究司马迁的核心思想精髓，仍能品味出作者治史思想之伟大，《史记》不愧为司马迁用真心与生命铸就成的不朽佳作。治史重在指导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货殖列传》中品读到很多社会发展的哲理：人民财富的多寡，更多的取决个人的能力与社会的需要；政府需要做的是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且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国家的统一保驾护航；单纯的保护所谓的贫穷阶层，其结果只能是保护了落后阻碍了进步。现如今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造成各地经济发展快慢的原因除去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外，我们也应该找寻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社会文化与风气。提升国民素质，改造国民性将是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2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第二篇：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1]思想

徐白斌

（西南财经大学 13级财务管理2班 41315082）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潮流之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却提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反潮流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多次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工商业者立传，并且详细的论述了农工商虞应该并重发展的观点。司马迁不仅批判重农抑商的思想潮流，同时也批判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潮流，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剥去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鼓励人人发财致富。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反潮流；儒家思想

从战国以来，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推行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却首创经济史传，为工商业者立传，表现出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史观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不仅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也揭露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强烈地批判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的观点。

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农工商虞并重。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司马迁引用《周书》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想使社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使人民富足，使国家兴旺，就必须要有虞人开发山泽，有农业、商业、手工业同时发展，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虞人各司其职，做好社会分工，才能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所需，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政治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社会分工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不谋而合，这也体现出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超前之处。[3] 司马迁把商业作为“民所衣食之原”之一，可以看出重农抑商的观点与统治者想要国泰民安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则经济不兴；经济不兴，则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富裕，则国家不强；国家不强，则会受到外来民族的侵扰。总之，四业兴旺，则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则国家贫弱［4］。反对封建正统“灭人欲”观点，主张人欲动力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在这里，司马迁指出了人欲“终不能化”，只能“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只有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人们才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的批判。

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认为要“防范人欲”。在这样一个提倡礼义以提防遏制人欲的时代，司马迁一反潮流，宣扬欲望动力说，明确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提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利益而遏制人欲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其遏制人欲，不如利用人性逐利的本质来发展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促使国家富强，政治稳固。

反对封建纲常，提出“素封论”。

秦汉以来，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秦朝商鞅变法，汉朝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统治者为巩固政治，通过禁止商人入朝为官的做法，企图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的抑商之法，恰好为司马迁揭露封建纲常提倡的仁义提供了反证，揭露了仁义道德的虚伪。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同时他也写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社会等级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之下必定存在的，人们如果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经商来获得社会财富，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司马迁为我们描写到“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乌氏倮和寡妇清都是通过经商致富，后获得了秦始皇的封赏，司马迁意在鼓励人人都去经商，发财致富。

司马迁最后在《货殖列传》中总结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再一次表明，通过经商致富，人们可以由下至上，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获得“素封”之名。这一观点，在《汉书》中得到佐证，即“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并且为后世人所赞同。在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司马迁的人欲动力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5]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儒家封建纲常正统思想作为背景的前提下，还能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当政者的经济政策，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敢于揭露封建仁义道德的虚伪，这些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反潮流，并不意味着反叛，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有这种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被后来的班固和金代的王若虚[6]等人强烈批判，说明司马迁的反潮流观点的确是击中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要害，才会让文人志士发出“迁之罪不容诛矣”的愤怒之音。因此，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虽然是反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潮流，但是却是顺应了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潮流。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像一朵绚丽的烟火一闪而逝，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但是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里，司马迁有着这样超前的经济思想，这确实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1]韩兆琦《史记精讲》，第433页。

[2]《论语·里仁》

[3]本文凡引《货殖列传》均不加注。[4]张大可《实际研究》，第423页。[5]《孟子》卷一三《尽心下》

[6]王若虚：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局，2002.[2]韩兆琦译注.史记【九】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3]韩兆琦.史记精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4]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

第三篇：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

货殖列传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

司马迁

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此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

货币，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编辑本段 索隐述赞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编辑本段 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

白话

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毫。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财经

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

货殖，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编辑本段 内容分析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编辑本段

艺术特色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

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

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

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编辑本段 后世评价

鲁迅有过“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的话，实际上很多人都有鲁迅这样的不满情绪。正史里除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难以入史书。司马迁为商人立传，开史家先河。商人在旧时是被歧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俸禄视为天经地义，把当官获取的富贵视为荣耀，而歧视商人的智慧致富。对商人不但歧视，还要限制和打击。《管子》还主张降低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百工商贾”不许穿用羔皮貂皮做的衣服。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也就是商人经商活动。司马迁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商人的作用，还把一个汉朝统一后的华夏大国、天南地北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展示给我们。两千多年前华夏大地丰厚的自然物产便可以养人。司马迁二十岁开始，从北方南下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窥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上汶水、泗水，到齐鲁大地，经彭城，过梁、楚而返回家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对后来写《货殖列传》备下了足够的基础。读《货殖列传》，让我们对统一后的大中国、为她的广袤富饶而庆祝。《货殖列传》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弥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种国家统一后的昌盛繁荣局面势不可挡扑面而来，国家一统，才有了通商之便，南北各地的物产才得以交流，成就了千载难逢的商机。太行山以西的木材、竹子、谷木、苎麻、旄牛、玉石，太行山以东的鱼、盐、漆、丝、乐器、颜料，长江以南的名贵树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兽牙、皮革，碣石以北的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畜的筋和角、铜矿、铁矿„„这一切物产都因为商人的活动得以南北交流，想想这对富民兴国带来多大的影响！

司马迁有游历全国各地的经历，对各地的风俗人情有?极深厚的兴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的风俗人情和形成，又与地方物产水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河东、河内、河南地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所以当地的民俗吝啬节俭，熟悉世故。中山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所以民俗狷急，靠投机谋利为生。郑、卫两地的风俗跟赵相似，因为接近梁、鲁，所以注重节操。齐地山海环绕，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所以那里的民俗宽容豁达。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邹、鲁靠近沭水、泗水，民俗喜欢儒术，礼仪完备，那里的人小心谨慎，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还有越、楚两地的风俗，彭城以东的风俗，皆与水土有关。最有意思的是楚、越地区，土地多人口少，以稻米为饭食，用鱼肉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用买卖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丰富，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那里的人得过且过，没有财物的积聚。因此长江、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也没有千金财富之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区，多受水、旱之灾，所以那里有人们喜好积蓄储藏财物。这些风俗人情非常有趣，这便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的财富观是非常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富商大贾的传奇致富，也记述了一些靠盗墓犯法、赌博恶业发家的人。还有卖浆水致富、磨刀致富、卖小食品致富、兽医致富的人。除盗墓赌博之外，司马迁对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马迁充分体会到财富对人的重要性。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养官不养民，官有俸禄，民不但要自食其力，还要抽粮纳税养官。

司马迁看到这样的现实：在陆地养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水中占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树„„齐鲁千亩蚕桑大麻，等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本，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司马迁把无官职俸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与一地政府长官比富，亿万富翁能和国王同享乐。

难怪康熙爷感叹不如江南富贵！

第四篇：《史记˙货殖列传》之经济思想

《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芸芸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准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准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准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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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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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货殖列传书评

评《史记·货殖列传》

一、《史记·货殖列传》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提到《史记》，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其文学地位和史学地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史记》囊括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自然会对经济做出论述以及评价。《史记》中论述经济也就是表达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篇章有两篇，一篇是《史记·平准书》，另一篇就是被后人尊奉为治国思想“黄老之学”的《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中的列传多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货殖列传》是对西汉前期及其以前许多著名商人经商致富的活动与业绩的论述与评论。司马迁综合运用大量的史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其他经济思想。

《货殖列传》共有二十一段，围绕着倡导经济自由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以及我们在诸多西方经济学中学习到的经济学规律进行论述，比西方要早数千年。整个篇章中充满了司马迁基于历史和现实，对于经济现象以及经济规律的深刻思考，处处闪烁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智慧光芒。

二、经济思想

（1）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

首先,《货殖列传》充分展现司马迁经济思想之处就在于对司马迁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这让千年后的我们，不得不为司马迁的思想所折服。“人各尽其能，竭其他力，以得所欲。故物之贵贱，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也就是说，人们各尽其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天下之人，熙熙攘攘，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经济活动就像流水一样有它的自然规律，统治者不必插手，只要人们各安其业、各任其事、各尽其能，那么物质利益规律就会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生产流通顺利进行。司马迁或许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规律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第一驱动力。

（2）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看法

另外，《货殖列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对于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看法。在篇章的第二段，司马迁写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之。”他认为顺应经济的自由发展是国家采取的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次是在这种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下，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减免赋税等经济政策，为私人经济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引导私人进行一些对国家有利的经济活动，再次是国家通过教育手段引导人们，不要去进行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再次是国家对私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干预和限制，最次的是国家和百姓争夺利益。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比较，可以看出，司马迁继承了道家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不移地支持经济自由主义。

这一观点，在《史记·平准书》中表达从反面被表达了出来。《平准书》是一部西汉财政经济史，通过对大量经济活动与财政、货币体制变革的记述，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司马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斯密认为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过多干预经济活动，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调节整个市场机制的运行。但是，与同时期的桑弘羊相比，二者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两人虽然同样肯定商业的重要职能，但是在如何管理和调节的国家大政方针上，产生了分歧。桑弘羊认为，应该由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官营工商业的经济举措，来驱动并且控制人民，达到富国的目的。而司马迁则认为各阶层人民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民富了，自然国富，即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

另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也有探讨。“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 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人，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些话出自计然之口，越王勾践任用计然，使得国富民强，最终灭掉了吴国，一雪前耻。而后，2

范蠡将这些规律用于治家，最终成为拥有万贯家财的富翁。白圭同样是利用这些价值规律，在物价极低，别人抛售的时候买进，在物价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抛售，最终累积了百万家产。

（3）对于人们追逐利益的肯定

司马迁所阐述的这些经济规律及其对于经济活动应该自由发展的观点，是以他对于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肯定，对于商业活动价值的肯定为基础和前提的，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个人而言，是相同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又哪里会有兴致来谈什么礼节荣辱呢？正式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司马迁肯定了人性当中追逐利益的一面。“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甚至认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也就是说没有不是隐居的奇士，却像那些奇士一样穷困潦倒，司马迁是不耻的。乍一看来，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是有所出入的，但是司马迁同时也强调了另外一点，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就是在不违背道义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的利益。像《货殖列传》中写到的，子贡奔走于诸侯之间，为孔子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学术主张最终得以扬名天下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陶朱公经商三至千金，仗义疏财；白圭薄利多销，讲究职业道德。司马迁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这些人的赞美。两者完美结合，解决了如何对待“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只有在满足了几本的生存条件，在温饱之后，才能产生较高一级的思想道德境界。所以说，“利”是“义”的基础。

在西汉时期，有两位人物推崇重农抑商主义。一位是贾谊，一位是晁错。贾谊认为，消费超过了生产，是人民生活疾苦的原因，把从事“末技”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划归到不能“生之”的不生产者行列。而晁错则认为商人对农民半价买而倍价卖则是农民破产的根本原因。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与司马迁同时期的桑弘羊虽然在国家宏观政策上与司马迁不同，但是，两人却有相同的理论基础。桑弘羊曾说过，“富国何必用农本，足民何必井田也。” 司马迁也写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商业才是致富的最佳方法。

（4）其他经济规律

我在前面已经说道，《货殖列传》可谓字字珠玑，细细品味其中的每句话，分析司马迁列举的每一个事例，都能让我们发现现在我们常提起的经济规律、经济方法。比如在第十二段中，司马迁写到了关中之地只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财富占天下的十分之六，正是因为关中地区具有区位优势，地处交通要道，无处不通，商人很多。另外，全文大量叙述了通过创业致富的例子，这体现了司马迁的创业思想，通过全民创业，实现“富民”，进而实现“富国”。

三、写作方法----运用史实，有理有据

通读《货殖列传》，除了为司马迁的斐然文采震惊，另一个深刻的感受便是整篇文章字字铿锵，有理有据，相当具有说服力。这与司马迁总是引用大量的历史史实，针对这些史实来探求经济规律是分不开的。《史记》作为一部史书要忠于历史，并且我们知道，司马迁在完成《史记》的时候，不是闭门造车、道听途说，而是亲自走访、调查，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史学巨著。《货殖列传》一篇，与《史记》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采用大量的历史史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融合诸子百家思想精髓，创立了自成一派的“义利观”，并且发现了工商业背后的经济规律。像文中提到的乌氏倮虽然只是个牧业经营者，清只是一个寡妇，但是因为他们富有，分别得到戎王和秦始皇的礼遇，阐明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人达到成功或者说在精神上享受更高待遇的前提，而这为司马迁肯定人性中追逐利益这一面提供了事实依据。

四、历史地位及自身局限性

短短的一篇《货殖列传》，便将现在几万字的经济学著述所要表达的内容囊括其中，不得不对司马迁心生敬仰。以“无为而治”为理论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体制和思想，对于西汉前期经济的回复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化，“文景之治”早已过去，这种体制开始走向了它的反面，而国家干涉应运而生，所以桑弘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也更顺应潮流的发展。在社会发生改变，经济面貌也改变的情况下，司马迁是稍落后于形势的。他既没有看到前期“无为”政策积极效果掩盖下的消极作用。在自由放任政策的鼓励下，新的富豪大贾和地方

豪强互相勾结，形成新的割据势力。他们兼并农民，抗拒中央，成为国家的隐患。贾谊、晁错就对商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但司马迁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先秦时期起到积极作用的陶朱公、白圭等相提并论，这不免有些顽固幼稚了。这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与汉武帝的个人恩怨或许有一定的关系。甚至于连斯密也曾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会失灵的，国家适当的干预必不可少。

即使如此，司马迁自由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尤其是每逢朝代更替、百废待兴的时候，就被人们所提倡，用以恢复经济。自由经济主义的推行，必然会加强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缩短我国封建社会的历程。若古代中国的经济，能够顺应司马迁的思想，走说不定便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落后了上百年，封建统治周期过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拖了后腿的。正如梁启超读在读《货殖列传》后评价说:“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业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这样超前的经济思想，未能被传承和延续，我不禁也为其惋惜。

五、在今天的借鉴意义

《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直到今天，对我们仍具有指导意义。第一，就国家的宏观调控而言，众所周知，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给整个世界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也让我们认识到，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而在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纠正市场失灵和超越市场、引导市场。一般地讲，对于市场经济自身运用的相当完善的地方，政府无须干预。在这些方面，政府的职能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无事可做了。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政府的作用是纠正市场的固有缺陷。市场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为了弥补市场的这些缺陷，政府就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经济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其次，政府的作用是超越市场、引导市场。政府干预市场不仅仅是为了纠正市场缺陷，更重要的是超越市场。超越市场就是要求政府能够站在市场之上，控制市场的总体运行，防止其自发发展造成的危害。

第二，司马迁西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时代提出农业、商业、手工业共同发展，而对于处于社会主义的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产业结构上下一番功夫。农业是其

他产业的基础，工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但是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农业的生产力是无法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的，而工业，目前正面临着高能耗的弊端，使得我们的经济以粗放式增长为主，这些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应当以科技创新占领先机，抢占高技术市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这一环节的竞争力。

第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创业思想，对于我国现在大学生创业，以及就业难等问题也具有借鉴意义。而政府也应当鼓励全民创业，也要鼓励中小型企业、私人企业发展，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史记·货殖列传》夹叙夹议，作为《史记》当中记载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篇章，不得不让我们反复品读。每次品读，都会为司马迁那清晰深刻的经济思想折服，为我们拥有这样伟大的财富感到骄傲，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