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读后感[五篇范例]

第一篇：《货殖列传》读后感

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下面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货殖列传》读后感，欢迎阅读。《货殖列传》读后感一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繦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第二篇：货殖列传读后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读《货殖列传》有感

近日读了货殖列传一文，感想颇多。没有想到西汉时期司马先生的经济思想是如此先进，有好多经济主张都和我们西方经济学不谋而合，真的是很意外的发现啊。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描述的不仅是当时的普遍社会现象，恐怕也是现在甚至将来的社会写照吧。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只为去“奔富厚”。虽然我曾经对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行为很不屑，但现在我却认为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人的天性就是要为个人谋求利益的，谁又会否认呢？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尽其能，竭尽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不过，很神奇的是，当大家都顺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去追求财富时，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在史记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提到。

那么，人民都去逐利求富了，当政的人该怎么办呢?司马先生再次展示了其远见卓识，即顺应自然，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放手发展经济；其次因势利导，疏而不堵，即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思想很先进，有没有？比西方经济学家早提出来两千多年啊。

司马迁还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我很悲哀的表示认同。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于的弟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晕，就连圣人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

虽然当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如，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傈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紊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删物之理也。”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认为礼仪道德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道德品质也有一定提升。并且，中国人在外国的公共场合精神面貌也有所提高，这是财富带来的正效应啊。

最后再来谈谈司马迁的生意经。首先是价值规律，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丁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残，残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还有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各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虽然司马迁生活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十分先进，如果他能去从商，一定会是成功的商人。

第三篇：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一：货殖列传读后感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篇二：货殖列传读后感

读了司马迁《史记》名篇《货殖列传》后，深深佩服于子长先生对于发展经济社会的远见卓识。

“货殖”古代指经营商业和工矿业，我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货殖含义更广，包括发展经济各项产业的全部（物质文明），文中发展一二三产事例诸多，兹不赘述。司马迁发展货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这和我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如出一辙，因为没有了物质基础，即便是天花乱坠的思想教育也是空中楼阁。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不富裕，说话办事少人听，少人信，少力度，少人干，甚至没人追寻。对于国家而言，国力不强盛，落后很可能挨打，所以说发展经济在什么时候都是要牢记的。

如何发展经济社会，文中首先指出掌权者要管理好国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说：“（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顺其自然，按其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发展要求，按照法制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盘剥和压榨人民。用现在的提法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和以德执政。这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提出来应该是多么多么的超前呀！

其次用事理正反两方面深刻证明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的问题。用姜太公吕望、管仲的事例说明了发展经济可以富国强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意思是说： “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

第四篇：货殖列传论文

《货殖列传》“分工论”浅析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2班 张志向 20***

摘要：《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录农、牧、工、商诸业生殖货利及相关的人物传记。在他的叙述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很多经济主张。其中主要的经济理论有，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等。关键词：司马迁、分工论、中西方对比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跟社会分工。

在描绘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中，他认为当时的西汉地大物博并且有以下的描述，“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1】。”并且这些丰富的物产都被中原人民所喜爱。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从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每个区域都有区域性的特产，在地理区域上应该因地制宜的满足地方人民的生活需要，尽可能的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另外，在自然规律的解释上，虞人开发木材来进行贩卖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人们使用，人民各尽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何为欲望，这大概就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法则。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不仅仅可以丰富物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推崇的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之间发挥自己的特色彼此进行合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分工的论述中是，“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这四者包含了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所有因素。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四者相互统一合作整个社会才会不断地发展。

在社会分工上，目前为止有过三次的的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后期，指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在此以前，交换只是偶然的现象，游牧部落出现后，它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他原始部落多，而且种类也不同，从而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这次大分工，有力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也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指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工具的采用，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业生产，如纺织、榨油、酿酒、金属加工和武器制造等，它们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这次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直接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开始出现，并使商品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社会的瓦解。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指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时出现的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

商人阶级的出现，缩短了商品买卖的时间，扩大了商品的销路，又一次推动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2】

显而易见可以看出，在上面的社会分工中，农虞工商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主张的也是四业并举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体系。此外，司马迁认为无论是区域分工还是社会分工都是自然规律作用下的结果，在这个的作用下。社会的发展才能够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有了社会体系的形成，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在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也提出了分工论的相关经济思想。这与司马迁提出的社会分工与区域分工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经济思想是多么的超前。

在《国富论》中，作者对于分工有这样的阐述和理解；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偏向于对效率的阐释。个人的能力再强，一个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但是，合理的分工下，每个人只去负责一项或者两项的任务，那么效率在同等的情况下就会大大的提高。

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从微观看到宏观。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当成一个大的产品来说，合理的区域分工以及劳动分工，不仅仅是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更在一定程度上市培养了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区域；在特定的专业化的区域中，关于这个生产的劳动力就会被很大程度上的解放。从而去释放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局，2002.[2]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上海：三联书社，2000 [3]亚当·斯密.国富论.上海.商务印刷管，1972

第五篇：货殖列传书评

评《史记·货殖列传》

一、《史记·货殖列传》简介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货殖列传》在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史记》中很具有特色的篇章。这篇列传是司马迁记录经营农牧工商等生殖货利及相关的人物传记。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思想。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旨意，不是在于为贵族和统治者的增值财富做解说，而是在于论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二、经济思想与社会影响

1、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成长时期正好处于老道之学与独尊儒术的一个交替过渡的期间，因此在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和判断上面，能够博采众长，不落窠臼。即能够走出道家小国寡民的误区，也能深刻领悟“顺其自然”的真谛。在《货殖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就直言老子那种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生活方式是掩人耳目，行不通的。接下来司马迁通过西汉以前的案例古籍，得出了一个结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认为政府在管制经济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而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差是指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加以约束，最坏的结果是和百姓争利。强调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顺其自然就好，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是非常惊世骇俗，非常超前的。而且司马迁的这种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理念和后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经济的自由主义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其实东方出现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其实是远远早于西方的，只可惜司马迁的这种前瞻性思想没有被当局所接受。不过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到今天对我们而言，仍旧具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2、肯定了人的逐利本性以及价格机制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将人的各种活动都归结于一个“利”字，归结于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人的求利求财富的本性，恰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人们的逐利行为可以给经济带来发展，不对人们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人们便能如同水往低处流一般，自然而然地“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社会财富能够增长。

同时司马迁还认识到价值的变动规律。“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商品总是处在一种贵和贱的变换当中。后面也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即物价总是处于一种变化的过程中，当物价高到了极点，就会返归低价，当物价低廉到了极点，便会返归高价。用价格的变动来调整经济活动。而且这个价格高低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正是变现了“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个价值规律。

3、士农工商并重

先秦以来，主流思想向来就是“重农抑商”。商鞅肯定了商业的必要性，但是还是从重农强国的角度提出了“抑商”。他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业可以起到沟通有无的作用，但是“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即已过的商人多于农民，那么势必会造成国家的削弱。所以要抑制商业来保全农业，保全国家的实力。荀子提出“工商众则国贫”，韩非把商官技艺之士的不垦而食比作产不出粮食的磐石，贾谊，晁错也极端重农。而司马迁则认为农、虞、工、商，无论哪一个部门都既能富国，又能富家，从而否定了重农抑商的必要性。司马迁在《司马迁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充分肯定了他对工商业的重视，对商人的尊重，他认为不管是农还是牧或者是工商业，都是求富的手段，肯定了工商业追求财富的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而且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工商业的产生是社会的必然。工商业和农业牧业一样都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累积，因而重农抑商是及其没有必要而且不合理的。在西汉重农抑商的主流下，司马迁将士农工商并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古往今来的商人颇多赞誉，对范蠡，白圭，子贡，乌氏，巴寡妇清等商人都给予了很大的肯定。“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财富的重要性，并将这些成功的商人和君王相提并论，算是“素封”。说明了司马迁对于商人的重视，对于工商业的肯定，强调士农工商并重。

司马迁的农工商业并重和自由放任主张虽然很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不利于封建经济的巩固,所以在当时不可能被统治者所接受。东汉的班固就曾批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司马迁传》)。进入近代以后,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往往引司马迁“善者因之”的话来鼓吹经济自由。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时期作《〈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对它作出了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解释。

三、学术地位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录经营农、牧、工、等货殖活动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阐发了一种朴素的市场经济观念，充满了国家不干预，以经济利益有道市场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社会分工和发展大流的观念。这种类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的观点，比西方近代以来的重商主义理论早了两千年。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

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

在学术研究方面对于《货殖列传》的研究热度也居高不下。自宋代赵访撰写《读货殖列传》起，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30篇论文，居《史记》各篇研究之首。其中直接以“货殖列传”呈现的名篇有44篇，题目未出现“货殖列传”字样，但仍然主要是对《货殖列传》进行研究的也一起计入。

四、研究方法

《货殖列传》研究方法可以由两方面来进行概括，一是对于经济思想的一些论述，另外则是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一些经济思想进行论证。

在经济思想的论述方面，《货殖列传》开篇便直言道《: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思是说，《老子》一书写道:“治理国家达到顶峰状态，邻近国家的百姓比邻而居，可以相互听到鸡犬的声音，百姓们各自享受自己的美食，穿着美丽的服饰，安于已经形成的风俗与习惯，快乐幸福地从事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来之时也不相互交往。”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无疑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可见，司马迁对市场的论述是从对老子交易观点的批判开始的，从而开启以下对市场的阐述。司马迁曰:“夫神农以前„„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则充分论述了司马迁本人对有关交易和政府作用的所有观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让市场自然运行，不作任何干预。接下来司马迁也肯定了人的逐利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间的人们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财富。同时司马迁还论述了市场上的价值规律“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即东西贱是贵的征兆，贵是贱的前奏。商品的贵贱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最后司马迁还花了大篇幅肯定了工商业的重要性，强调了农、虞、工、商都只是追求财富的手段，是一样重要的。除此之外司马迁还对经济的区域性和比较优势等进行了阐述，这里便不一一列举。

在《货殖列传》的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司马迁很注重对人物的考察，如对计然、范蠡、子宫、白圭等人描写，通过记述这些人成功经商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交易理论。同样，他还以相同的方法描述了乌氏倮和巴郡寡妇清这两个特殊的人物，来说明和证明财富的重要性，以及财富对政治的影响。其次，司马迁在分析交易范围和行业利润的时候明显使用了计量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定量分析模式。总的来说，《货殖列传》一篇中其后的一大部分都是司马迁使用实证方法论证其开篇所提命题合理性的有意安排。这种方法与现代的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五、改进空间

司马迁在开篇的时候说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认为政府不需要对经济进行任何管制，顺其自然，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活动。过分了强调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而忽略了自由市场经济也会失灵，出现投机、垄断、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等市场失灵现象。为了避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遭受到破坏，政府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不管，而应该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宏观上的调控。

其次，司马迁在描述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时，说道“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即求富的道路上，聪明人和愚笨的人财富累积差距非常大，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衣食不足。确实，不可否认，个人的机敏和愚笨确实会对个人的财富积累造成差距，但是仅仅“人和”是不够的，还需要“天时地利”。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环境的限制，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司马迁在描述物质充实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时引用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才产生的，贫困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礼节。这段论述有点过分强调了物质充实和精神思想之间的必然性。物质的富足不可否认可以促进精神思想的建设，但是并不是精神思想的充分条件，忽略了文化以及教育的作用，单纯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这是不准确的。

尽管《货殖列传》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还是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是在司马迁当时所处的社会看来，《货殖列传》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纪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是具有进步性的，突破了先秦以来重农抑商的的传统思维，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一直到现在都还对现在的经济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