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讲记(一)

第一篇：《史记货殖列传》讲记(一)

《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一）《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一）文/张文江

记》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

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也可以把本纪、世家、列传（所谓帝王的家谱）看作人，表看作时，书看作空。《史记》描述时、空和人的关系，是一部整体性的通史。

《史记》这本书，可以有三种读法。一种是文学的读法，就是看看其中的人物故事，项羽打过些什么仗，以及鸿门宴之类。文学的读法主要读本纪、世家、列传（尤其是列传），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另外一种是史学的读法，这不单单要了解本纪、世家、列传，还需要了解十表和八书。史学的读法在人物之外，还要注意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典章制度等还有一种是哲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这就牵涉《史记》本身的象数结构，需要理解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之间的关系。《史记》是一本有志之书，司马迁本来就是易学传人，他开创了纪传体来表述他的思想，以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承袭的了。现在一般人读史记》用的是文学的读法，也有一部分人用的是史学的读法，用哲学的读法的人很少。

《货殖列传》在全书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卷一百二十九，是倒数第二篇。列传主要按照人物的年代来排列，同时也兼顾重要性。从“伯夷叔齐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开始，一点点下来到韩信、张苍这些人，再后来是少数民族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再后来是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合传，比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最后最后，排进去个《货殖列传》，然后用一篇大文章作总结，就是“太史公自序”。一般全书的序都在完成以后写的，古代的序也都是放在最后面，那么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倒数位置不一定是最不好的，居末位而不淘汰，也许正说明了它有存在的理由。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里面，倒数第二是鼓上蚤时迁。鼓上蚤时迁的地位很低，但是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少不了。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批评：“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的这个批评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班彪那儿抄来的，原话出于《后汉书·班彪传》，只是在语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这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的是《史记》全书的思想倾向，尤是

《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因为《史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来自黄老和儒家的结合。而《汉书》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则纯粹来自儒家。“序 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的是“游侠列传”，也就是现在的武侠小说之祖。对于安定的治世来说，游侠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乱世也维护

了一部分社会的正义。“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反的就是《货殖列传》，他指责司马迁把经济的地位放得过于高了。在我看来，班固的批评是由于他的境界不够，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汉书》比不上《史记》。在《汉书》卷九十一也有《货殖传》，其中大部分内容沿袭了《史记》，而和《史记》不同的内容主要就是今要讲的导言，可以代表司马迁的思想境界。这个导言重要的不得了，现在看来还非常新，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大作用。这一次讲《货殖列传》，就是想把这篇文章的观念彻底地检查一遍，主要讲其中的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脱离不了哲学。至于哪些地方出产什么，哪里又有了一个发财的人，则可以省略一些。“货殖”这个词从哪里来？最早来自孔子。在 《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自己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过去一般人都认为，这句话是表

彰颜回，讥讽子贡的（比如《汉书·货殖传》）。我觉得这些解释受了后来儒家观点的影响。在我看来，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是喜欢的，当然对颜回的喜欢还要更多

一点。先看颜回，颜回“其庶乎”，他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吧。“屡空”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空匮，一个是虚中。空匮是从物质方面讲，颜回比较穷，家里没什么东

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缺油少酱的。虚中是从精神方面讲，指的是心性修养，经常能把自己的心思空掉。我觉得前一种解释虽然有可能是原义，但是后一种解释

还是不能放弃。而且深一步讲，前后还可以贯通，因为对于物质的相对匮乏能安之若素，非有很高的精神修养不可。如果比较《系辞下》第五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 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庶几”完全可以相应于精神修养。我觉得“屡空”是一个很好的修持境界，就是经常清理自己的思想，在一生的某几个

时间，能够有几次归零。要知道普通人的一生，一次归零都不一定有，一天到晚都是自己的成见。“屡空”是一个在问题中的实践概念，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 学。形而上学往往想象一个空的境界，然后把它提得非常高，于是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跟人也就没有了关系。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他不接受关于人生的宿命 性结论。中国人历来就是安贫乐道，他不接受这个命运，就是从事买进卖出的活动。亿（亿）通“臆”，就是猜想，那是做生意最要紧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生

意眼”。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这个词的贬义，生意眼不是需要你抠什么东西，而是需要你有这个判断力，因为人总是不可能达到信息的完全具备。当然一个人占有信息 越多越好，但是在信息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你的判断力了。同样的信息，如果由不同的人来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亿（亿）不可

能全准，但是他中的概率要比别人高。子贡判断下来胜多负少，于是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孔子当然是欣赏颜回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欣赏 子贡，所以一个是屡空，一个是屡中。“赐不受命”一般人认为是批评，在我看来是一种爱护。因为一般人相信命运，而对于子贡这样的人来说，他相信的是这个不

相信命运的命。检查儒家对命运的观念，一般认为孔门都是相信命运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句话其实不一定错，相信了也可以安心，但 是它是通过子夏之口传出来的。在我看来，要研究《论语》或者孔子，一定要了解学生和老师的区别。而学生讲的往往是大义，老师讲的往往是微言，《汉书·艺文 志》所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在原则上是近乎对的，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在古代社会是近乎对的。然而大义虽然近乎对，但是 把原则说死了，而微言除了原则以外，更有着弦外之音。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 而》）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到的话，那么即使地位低贱我也干，我不一定是不要钱的人。但是下边的这句话，却隐隐约约地有一个命在。如果我去追求富贵，未必能如

我所愿，那么我还是做自己内心喜欢事情为好，而所谓求道或者研究学问，这是不受命运限制的。他最后有一个肯定，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第二位，作出了自己的人生 选择。但是他没有说经济问题不重要，也没有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压制别人。在我想来，孔子是欣赏子贡这样一个聪明人的，他对命运的看法和子夏的“死

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而这一点点区别决不可忽略。

再回过头来看，在孔子的这段话中，有着两条路线。颜回这个人，一门心思朝内走，他对人的心性有一个极大的好奇，非常想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以及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内圣，而内圣到达极深处，往往可以跟佛道相通。所以后来佛道中人要沟通孔门，也经常会把颜回拉出来。也就是在颜回这条线上，以后就有人讲，庄子是颜回学派的传人（见钟泰《庄子发

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页）。子贡这个人，一门心思往外走，想要把自己的天才发挥出来，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外王。所以如果有人搞一个命的说

法来限制他，他不愿意听，他也能够得到成功。子贡本人能欣赏颜回，孔子往往也喜欢跟他讨论。

孔子知道，如果跟子路谈颜回，子路不一定认可。凭什么具体事情都是我干的，而你们却是最高境界。但是和子贡谈，子贡马上就说，颜回比我好，老师讲得真对，孔子听了也心花怒放。比如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这是发自内心的敬佩，语气非常谦虚。子贡以外的其他 学生，比如曾子等人也是认可颜回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子贡能欣赏颜回，而欣赏子贡的人不一定能欣赏颜回。因为颜回的“屡空”是看不见的，你看不出他做 出了什么事情，他完全是心性的变化。你只有自己在精神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才能知道他这里两样了，那里两样了，里面的东西千变万化，其妙无穷，而这些变化

一般人是看不见的。一般人看得见的是子贡通过货殖发了大财，于是大家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他究竟是怎样发财的呢，如果我们来依样画葫芦，是不是也可以增加

一些财产性收入呢？这就留下了货殖这条经济性的路线。

《货殖列传》的“货殖”是什么意思？你买来物品不是为了给自己使用，而是预

期别人要使用，然后再转手卖给他，这就是货殖。什么是货？货的大致意思是处于变动中的财物，可以有音训和形训两种解释。从字音上解，货者活也，就是一个变

来变去的东西。从字形上解，货从贝化，贝是古代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贝的变化，也就是买进卖出的活动。什么是殖？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货

殖就是把货买进卖出，然后多了一块出来就是殖，也就是利润或者利息。有人把殖解为立，那么也可以把它作为企业的形象。企业这个词来自日文，顾名思义，企就

是站立，这个公司要站立起来往前走，也是一个活的东西。殖可以解作生，这个生为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做生意”。“做生意”中的“生意”，原来是

一个有诗意的词，我最早读到还是在小时候，那是《唐诗三百首》中的第一首，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个 有诗意的词看上去和经济活动无关，其实倒可以作为货殖的一个关键，因为一定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才值得你去从事或者投入。过去有一本《黄石公素书》，作者旧题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其中《安礼篇》有两句话，“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可以作为“生意”的最好解释。“富在迎来”，富在迎这个正在来的东西，有

一个发展，有一个创新。“贫在弃时”，贫在你根本不理解时代，要去拉住一个正在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出售辫子绳结的百年老店，但是清代灭亡了，人们都已 经剪辫子了，这个店再好也没有前途了。迎来是欢迎要来的新生事物，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朝阳产业。弃时是把落后的东西抱住不放，是一个趋于衰亡阶段的夕阳产

业。

下边是开篇第一段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

马迁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然后直接提出了批评。金克木认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也是老子的话，至少是司马迁解说老子的 话。他的理由是，正文先是“老子曰”，然后是“太史公曰”，其间的标识很分明，可见这句话仍然是老子的，这就成了老子在反对小国寡民思想（《范蠡商鞅：两

套速效经济软件》，见《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14-15页）。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古人引文没有像现在那样严格，引着引着，把自己的意

见插了上去，也相当自然。“必用此为务”以下，应该是司马迁的观点。

在今本《老子》中，这段话出现第八十章，文字大致差不多，有

几个无关紧要的出入。比如说，“狗”作“犬”，“俗”作“居”，“业”作“俗”，“至”上有“民”字。此外，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一句话“至治之极”。大致

意思就是在最好的治世，大家彼此都各管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来往。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读到老子的这段话很不理解，就去问潘先生，说老子为什么这么讲，明

显好像不大对的样子。潘先生说，老子讲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你现在心里想的东西。当时我大概是没有力量问下去了，所以不知道在潘先生心目中，老子讲的到底

是什么。这一问题暂时先搁置一边，现在想下来，从古一直延续到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确实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有所考虑，决不是开历史倒车。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有批评。他说“必用此为务”，如果一定要照着它来实行，“輓近世涂民耳目”，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要靠这套思想来蒙蔽老百姓，“则

几无行矣”，差不多是行不通了。“輓近世”的“輓”通于“晚”（司马贞《索隐》），“輓”也就是近。也有人解释成“挽回”的“挽”，意谓挽回近世的风俗

（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7页），那么“涂民耳目”就不通。所谓的“涂民耳目”，也就是愚民政策，给老百姓进行 精神催眠。司马迁承认，老子的思想在上古物质不太发达的时候可能是对的，如果在近代再来推行这套理论，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这是《货殖列传》的开场白，用

一句话叫破，立了一个论。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司

马迁力量大，起首一句，用的是逆笔。这句话非常重要，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也可以反过来讲，神农以后，我全明白了。《史记》参照的是《易经》的古史系列，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代，然后春秋战国，然后汉代。那么要搞明白的是，对于货殖来说，第一，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第二，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

么，第三，神农以后发生了什么。

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易经·系辞下》第二章，就是伏羲或者庖牺的制作：“古者庖牺氏之王

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稍微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对这段文字基本上耳熟能详。这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对整体知识的分类，总共分成了六大类。“仰则观象于天”，天文学。“俯则观法于地”，地理学。

“观鸟兽之文”，动物学。“与地之宜”，一般认为是植物学，现在想来，还应该包括矿物学。“近取诸身”，医学，生理学。“远取诸物”，物理学。目的是什

么，“以通神明之德”，了解、认识你自己。“以类万物之情”，对万物有一个掌握。而对六大类的知识贯通在王，王就是所谓天地人的贯通，这是人的第一次真正 的惊异和好奇，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哲学行动。伏羲在《系辞下》中写成庖牺，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庖是什么，熟食。在伏羲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用

火。从生食到熟食是一大进步，庖牺的庖暗含了他以前的燧人氏。牺从牛从羊，也就是从渔猎社会转变成畜牧社会。这个牺同时也是牺牲的牺，也就是原始宗教的祭

祀。庖牺这两个字，既表示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也表示了当时精神生活。而庖牺变成伏羲，是声音的变化。因为庖是重唇音，伏是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如重唇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要研究人类文化最深入的内容，必然要探索到庖牺时代，“始作八卦”可以理解为简单的符号。

神

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两件大事，于是人的生活变化了。《系辞下》第二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

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第一件大事，由畜牧社会转变成了农业社会，制作了耕田的工具，然后有了一个 大发展。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把农业社会推广到所有地区，就是神农氏的以教天下。第二件大事，跟《货殖列传》有关系，就是最早的市场产生了。《史记》说

“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绝非虚言，因为在神农以前还没有出现货殖。而神农的时候，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换也同时产生了。“日中为市”，有一个时

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你是

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市场就出现了。

市场是什么？如果用经济学上的定义，所

谓市场就是交易的总和。但是我们一般人提到市场，首先会直观地想到集市贸易之类的场所。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应该就是城市的起源。经常到一个地方去，固

定在那里交换，渐渐地会留下一些建筑、留下一些人，这样一点点扩大起来，城市就产生了。当然城市和农村是相对的概念，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农村，而有了城市农

村也出现了。现在所谓的大城市，源头就在这里，就是一点点交易，然后交易交易，一点点发达起来的。当然，随着城市的产生，国家也渐渐产生了，其实都跟经济

上的交易有关系。分析中文里城市这个词，城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概念，市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因为单单是经济活动，说不定会有外部力量来抢劫，为了抗拒外来干

扰，于是就出现了城。对于内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政治。对于外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军事。用城墙把一块地方圈起来，防止外部的入侵，这就是城

邦、国家的起源。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神农的时候市场产生了，以后一下子跳到了虞夏。虞就是舜，夏就 是禹，也就是三代的第一代。什么是“诗书以来”，就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以来。实际上，在文献逐步产生的历史阶段，也是物质逐步丰富的历史阶段。由此可以推

论，没有书读的时候，物质也相对贫乏，而有书读了，物质也就多了。六经的时间序列，《易》始伏羲，《书》始尧舜，《诗》始文王（也包括《商颂》），《春

秋》始鲁隐公。“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迁用这一句开端，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给《老子》想象的“至治之极”留下了余地。而“诗书所述虞夏以

来”，就是所谓的“輓近世”。

还可以有一个补充推论。伏羲的时候已经

有简单的符号，所谓“始作八卦”。而在神农的时候要完成交易，也应该有简单的计数。然后一下子跳到虞夏以来的成熟的文献，其间还应该有一个产生文字的阶 段。一般认为，汉字产生于黄帝臣仓颉的造字。那么在黄帝的时候产生文字，然后从简单的记事发展到成熟的文献，又有一个大的时间阶段。上边讲“神农以前，吾 不知已”，我的推论是市场交易还产生在文字之前，交易的历史就是有这么早，所以说单凭文字消灭不了交易。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

耳

目喜欢的是声色，口喜欢吃荤的，刍就是吃草的牲畜，比方说牛羊，豢是吃粮食的牲畜，比方说猪狗。欲极、欲穷，正是无止境的追求。“身安逸乐”，人的本性总 是好逸恶劳的。以上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而最有意思的是意，“心夸矜埶能之荣使”。眼耳鼻舌身以外还有一个心，这个地方深之极。这句话如果用经济学的一 个概念来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写了一

本书，《有闲阶级论》（1899，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5）。他把人们的追求财富，看成了一种表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心理现象。他说：“一个人要使他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69页）。而消费的重要目的，就是给他人留 下印象，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其邻居妒忌。我这么有钱，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没有人看见，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扪心想一想，在自己的虚荣心里边，难道

就没有显示的成分吗？这种炫耀性消费，对颜回这样的哲人大概起不了作用。对哲人来讲，在生活必需品以外，很少有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我行不行自己知道，不

需要跟别人比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抗拒不了。平时也不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是邻居买了车以后天天很得意地在门前开，那怎

么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大多数人不可能摆脱的攀比心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心夸矜埶能之荣使”。埶可以看成艺

（艺），也可以看成势（势），艺术的艺本意指种田，引申为技艺。技艺比较好的，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评价，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财富。好的评价和财富到了一定程

度，就会形成势。现在流行的所谓造势，就是预先通过形成宣传效应，来影响大众的心理。“夸矜埶能之荣使”，就是我的技艺或者势能比你好，你看我有多么行。“荣使”这个词，很多断句都是断在“荣”字下，我觉得还是“荣使”好。“荣”就是光荣，出于虚荣心，“使”就是颐指气使，出于支配欲。“使”就是可以指挥

一些人，于是把“荣”显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权势。如果把“荣使”的“使”断于下句，那么下文“使俗”又不通了，于是有人再改成“便俗”之类，但还是疙疙瘩

瘩。我觉得“荣使”好，只要一解释就全通了。“荣使”对于人有极大的心理影响，身后有跟班前呼后拥，不但是光荣，而且也是炫耀。

俗之渐民久矣。

这

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像一个有机体一样一点一点积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形成的，不是你用一个观念就能一下子改变的。“俗之渐”在希腊就是nomos，一天一天，一年一 年，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有自然的修复作用，在根基上极深极深，甚至可以关涉于整个的生态。而生态学（ecology）跟经济学

（economics）在词源上有联系，eco也就是家的意思。想吃好的，想穿好的，而且心理上还有一个作用，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点一点地自己发展过来 的。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你想提出一个好的理论，无论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你把一个非常 巧妙的理论来跟他讲，不管有多么吸引人，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终究不会听信这一套。你一定要向他推广，他也可能服从，但是里边的内容给你偷换掉了。《礼书》记

子夏讲，听了老师讲话很振奋，真想做一个好人，但出去看到了花花世界，还是感到了吸引（“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 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

故善者因之。

对于最高级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来说，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用不着代他想。“善者因之”，这是道家的思想。老百姓想发些财或者是积些钱，那么他想的就是你想的，你不用另外想一个东西。这非常接近哈耶克，社会发展没有目标，而且不要目标，他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

其次利道之。

对于好事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事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这句话和上面合起来，就是“因势利道（导）”。

但是“利道”已经有为了，因为有利就有不利。道家想象的第一等人，根本不要你去动它。所谓无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完完全全地顺着你，一点都不违抗你。而最后就会发现，你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他要的目的。

其次教诲之。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说合法经营，比如说，注意投资

险，等等。比利导之再下一等。

其次整齐之。

再下一等就是整顿市场秩序。

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下一等了。如果政府也参与做生意，谁做得过你。所以现在政企要脱离，裁判员不能兼做运动员。

如

果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分析，“善者因之”是道家的上乘，“其次利道之”是道家的下乘，“其次教诲之”是儒家的上乘，“其次整齐之”是儒家的下乘。这四种应

对都是对的，就是适应的层次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最下一种应该排斥掉，因为会出大问题。看不惯别人赚大钱，我也来赚，于是把社会弄坏了。我们现在大概是

想办法断绝掉最下一种，直接做的就是第四个层次，而试图努力想做的是第三个层次。最上边的两个层次太理想了，我觉得不大容易做到。

第二篇：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第三篇：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第四篇：读《史记 货殖列传》有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这学期的公共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课堂上她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东西，这让我对经济也产生了些许的兴趣，所以这次在选题的时候我选择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而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我认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能为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货殖列传》在开头引用《老子》的对最清平的政治环境的描述，反对其对追求物质享受的忽视和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观点，因为这相当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产不同的商品，即“区域分工”，不同人从事不同的职业生产出人们生活的用品，即“社会分工”。从周朝到汉朝有很多大“货殖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上的成功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也就是司马迁想要在文章中阐明的有关经济规律的东西。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区域内特有的优势，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扬长避短，使得国家变得富有；计然对于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又善于观察发现藏在价格表面内部的经济规律，还注意资金和货物的周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范蠡使用计然的五条策略，助勾践报仇雪恨，建立霸业，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经商，三次赚得千金之财；子贡是孔子最富的学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帮助孔子扩大的名声，可见财富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圭看清时机，买入卖出，捕捉赚钱的时机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却能不讲究物质享受，可谓是“聚财有道”；乌氏倮和巴郡清寡妇本来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竟能与皇帝分庭抗礼，足以见得财富的多少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了。之后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汉中地区，河东、河内和河南，蓟，楚越地区，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渗透着各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细致的描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详细且生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画卷。接着，司马迁又发表见解，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取得财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然后他详细地列举和描写了当时中国大地上人们追求财富的不同途径的现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重要性，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最后司马迁记叙了若干当代较为成功的“货殖家”的实例，向人们提出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货殖”致富的经验的建议。

其实，再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有这么两个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商人，一、要重视财货，给与其适当地位；

二、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具备灵活的头脑。

首先，关于重视财货这个问题。过去的文化观念就是重利轻义，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人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 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是有其正确性的。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譬如计然和白圭。白圭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里面蕴含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这些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都不需要去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利用这样的规律性变化来获利。而计然的看法也与白圭的这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关注。而现在的许多投资人就是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因为错过了绝好的时机。另外，计然还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这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这种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的观念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和借鉴。

这就是我读《货殖列传》我发掘出的一些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篇：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向贤柔

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史学，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一种号召，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将自己的思想精华全部融入进去。窥一斑而知全豹，现仅于《史记·货殖列传序》为例，简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决定了古代历代君王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主张。“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刘向·《说苑》），这是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是完全对立的，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减少农业劳动力，损害农民利益。因而，李悝实行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实行“平粜之法”来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市场。李悝看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政策似乎兼顾了农业与商业，但从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

抑商政策，只不过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调节利益分配，将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国家和农民，这种政策必然损害工商业者，而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鞅变法中则体现得更加明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成了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对秦孝公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人喜商，所以农事不举；农事衰败则国家危亡。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商鞅在变法中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规定：

一、“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禁止商人经营粮食，限制粮食在市场上流通。

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使“农逸而商劳”（《商君书·垦令》），加重商人赋税和徭役。

三、“壹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专卖。

这些政策的实行就当时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长时间延续下去的时候，其消极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在汉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对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进行

了限制。汉武帝时规定“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同时，设置大农等官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既买之”(《史记·平准书》)。针对这种状况，司马迁认为，“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马迁论证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针对老子提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司马迁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认为“则几无行矣”（《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明白那种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马迁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他明确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视人的欲望，“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序》），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交换。除了个体的差异，司马迁还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阂和差异，“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

传序》），而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序》），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这一方面论证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强调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创造性的解读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强调，只有经济上的富强才能达到政治上的亲和力。他举例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史记·货殖列传序》），除此以外，“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更是盛赞齐国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增强国力，从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所以，司马迁并不强调孔孟所主张的礼制，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马迁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的话就显得太不足了，因为古代也强调农业对国家和统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马迁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它应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把士、农、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战传统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种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举动。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他不仅是挑战整个社会舆论，更是直接挑战当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这些观点；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会仅仅拘泥于历史，更是要超越历史，这样的思想也才会历久弥新。

除了政治与经济，司马迁还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话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佑荣辱”，认为，“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史记·货殖列传序》），他称颂美德，但它所主张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才能奢谈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养高尚情操，这就当今社会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同时，司马迁提出了自己对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看法，主张实行宽松的的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序》），司马迁认为，管理社会，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其次是要实行引导，再次是要对人进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约束人，最下者乃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首先，他提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管理经济的最好方法是顺其自然，“善者因之”，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因此，司马迁对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平准均税等打击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最下者与之争”，坚决反对与民争利。

《史记》中很多思想都具有开创性和超越时代的意义，司马迁能够看清社会的角角落落，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种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独创性、预见性，以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司马迁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就正是因为其对历史的永久的指导意义而永久流传。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仔细

去品读。这篇文章《货殖列传序》简谈一下个人意见，有很多纰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 著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书》 商鞅 著

《汉书》

班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