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吕不韦列传》读后感

第一篇：《史记·吕不韦列传》读后感

神秘的吕不韦

史太公在《吕不韦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善于经营之道、善于投机政治的大商人吕不韦以及一些和吕不韦息息相关的人物，如资质平平、毫无主见的子楚，淫荡不堪的赵姬，通过情人立足政治高位的嫪毐，寡薄亲情的秦始皇。很多人认为在这篇传记中没有一人是史太公同情的，我认为值得争议。

初识子楚时，子楚在赵国做质子，“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这样一个落魄王子，吕不韦却慧眼识珠，称“奇货可居”。说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投资眼光，而且他这种投资还是跨领域的，从经济到政治，可不是简单的贩贱卖贵原理，就能坐等收益。可见一个传奇人物必要的特征在于气魄和果敢。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气魄果敢是源于吕不韦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他弃商从官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整个秦国。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上层阶级统治是不阻碍商业的发展的，后来统治者“重农抑商”也是因为商业势力过于强大威胁政治，所以经商的前途不一定比从官更窄小，经商获取的利益也未必就比从官少。探索吕不韦投资政治前途的原因，不如归结于他的鸿鹄之志，只不过他这种雄心大志是对于政治权利的强烈渴望。

再看吕不韦游说子楚和信阳夫人的姐姐。子楚本对吕不韦一番“吾能大子之门”的妄言深感不屑，但吕不韦却没有立刻倾吐他的计谋策略，而是胸有成足地回应“大君之门，乃大吾门”，即使是平庸的子楚也知道了吕不韦要同他共谋什么样的大事。在与信阳夫人姐姐的沟通中，又提纲挈领的指出立子楚为适嗣对楚系家族的益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成功地获得了华阳夫人的大力支持。这样一个凭商起家的富贾，能对政治形势有如此透彻的解读也是很难得的。

而此传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部分就是吕不韦知赵姬有身，而割爱献姬给子楚。至于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不是吕不韦我们先暂且不议，单单着眼于这个事件本身，夺妻夺子在古代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更别提是吕不韦“绝爱”的赵姬。但是古今成大事者，往往为成一事，果断舍弃自身喜欢的东西（古代女性本来就是男性的商品）。至于后来，吕不韦做国相因为生怕他和赵姬私通的丑闻暴露而影响他的政治地位，而向赵姬进献大阴人嫪毐来代替自己，恐怕也是由于他那颗无情而贪慕私利的心作祟吧。更别提吕不韦集三千门客编《吕氏春秋》一书，悬千金于市门之上，曰一字千金，做学问如此张扬不羁，不过只是急于媲美战国四君子的德誉名声，满足他作为千古伟人的虚荣心罢了。

第二篇：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16年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伟大源于悲悯

——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第三篇：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第四篇：《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读后感

初读这篇文章，我们好象都只关注到蔺相如。原本平凡的他，何以一跃晋身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一切都得追溯到和氏璧。关于完璧归赵的故事，我们一定都耳熟能详。一句“王必无人，臣请奉璧往使”揭开了他成功人生的篇章。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儿，他有着非凡的自信和才能。完璧归赵与渑池相会的故事将蔺相如的智慧与勇气表达得淋漓尽致。关于负荆请罪，乍看之下，我们似乎也只能看到蔺相如的顾全大局与宽容大度。而廉颇呢？最多也只能落得个知错就改的美名。一切看似都是在褒蔺贬廉。其实，非也非也！关于廉大将军，他不仅有勇，他也有智。“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这是出自谁的话？看上去有点大逆不道，但它包含着廉颇赤裸裸的爱国之心啊！我们都只认为蔺相如会审时度势，但这话岂不表明了廉颇的审时度势吗？也许他的智慧不及蔺相如，但我们不能一味认为他只是一个莽夫，实乃赵之良将，以勇气闻于诸侯。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此两人在也。但在蔺相如未出现在秦王之前呢？由此观之，秦臣欲引相如去汤镬时，可能秦王因赵还有廉颇在而未杀之，反而厚遇之。可以说因廉颇的声望，相如则得以保命，并使秦王“毕礼而归之”。通过对他们两人的综合了解，我反而觉得相如有一点儿矫情，而廉颇则坦荡荡。廉颇者，爱国之忠士。虽然他在渑池相会之后嫉妒蔺相如，表现出小人之心，但最后的负荆请罪，众目睽睽之下肉袒负荆，这何尝不需要气度？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可谓是个成功的人物，完璧归赵后官拜为上大夫，渑池会后又提升为上卿，且口碑很好。顺大势者成，逆大势者败。这里，势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当时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称霸于世，人才济济，谁也不甘示弱。秦国虽日益强大，有吞并六国之心，但苦于对手林立，一时不能得逞。蔺相如为了国家出使秦国，顺势而为，一举获得成功。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目标切近者成，目标虚幻者败。凡做成一件事必须要有明确的可能实现的目标。蔺相如的目标很明确：或者城入而璧留秦，或者完璧归赵。而且这两个目标也是切实可行的。

2高素质者成，低素质者败。蔺相如是赵国宦官令缪贤的门客，缪贤向赵王说了推荐他的理由：缪贤曾欲背叛赵国去燕国，并说燕王曾与自己私下握手“愿结友”。蔺相如听了此事对缪贤说：“当时赵强燕弱，而你又是赵王的心腹。今你背赵去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将捆缚你送回赵国。”蔺相如要缪贤“肉袒伏斧质”向赵王请罪。由此可见相如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爱国精神。接受出使秦国的艰巨任务，也是相如主动承担的。他向赵王保证：“城入赵而璧留秦，城 不入赵，臣请完璧归赵。”相如出使秦国前赵王并未封他什么官职。后来在“将相和”中相如有意避开廉颇，更显出他的高品质。

3爱国，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思维活跃，随之应变，始终掌握主动。这一切蔺相如都具备了。相如三次夺回了主动权：第一次秦王将璧“传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机警地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用了一个借口“璧有瑕，请指示王。”使璧回到自己手中，面对偌大的场面，凶暴的秦王，没有过人的胆量是想不出这个主意的。第二次秦王“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住十五都予赵”，相如不被秦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也骗秦王“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如果蔺相如不能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璧再次到秦王手中，恐怕永远也不得回头了。第三次相如“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相如充分认识到只有璧离开秦国，璧才安全；也意识到，秦王设那样的场面，而自己拿不出璧来，会面临杀身之祸。但这有什么呢，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秦王终没有杀相如，因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与“欲引相如去”的“左右”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第五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读后感

昨晚闲来无事，便想起没读完的《史记》，翻开书本，不想又从第一页开始，于是翻到目录页浏览目录。在目录里，我发现有《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这两篇文章。当你看到蔺相如和司马相如两个同名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时你会好奇吗?当然，我十分好奇，心里纳闷怎么都喜欢叫相如啊？记得，小学语文课本有学过蔺相如的文章。所以，对蔺相如的印象是：足智多谋，聪明机智，宽宏大量，能言善辩。总之，他是一个有才华，有度量，有能力的忠诚的臣子。对于司马相如，则知之甚少，只听说过“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佳话。”司马相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带着疑问我开始了阅读之旅。读完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一、司马相如的名字为什么和蔺相如名字相同？

司马相如，成都人，字长卿，亲人又叫其犬子。上学后，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和学识，改名叫相如。至此，我算是明白了他为何叫相如。原来，古人也是有偶像的。偶像就是榜样，是学习模仿的对象，不仅想成为他，而且也要名字相同。相比现在，古人的崇拜方式真心是纯朴，但诚心十足。因为这不仅代表学习的毅力，更是誓成为偶像的勇气和决心。

二、关于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少时好学，长大后才华横溢，曾因《子虚赋》而闻名。此外，勤学剑，通乐理，弹一手好琴。当司马长卿在卓家弹奏琴时，美妙动听的琴声吸引了房外的卓文君，也把她的心带走了。卓文君虽然前不久才成为寡妇，但知音难觅，对相如是一听倾心。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卓文君难抑心中对司马相如的爱意，不顾封建道德礼教，冲破一切束缚和藩篱，置生死于度外，“夜亡奔司马相如。”夜亡奔，这是司马迁的原话。虽然，司马迁很爱惜笔墨，甚至说吝啬，但就这三个字足矣。一个夜字，说明文君等不及了，她片刻都不能离开相如，在他离开回成都的当夜要一起同行；亡字则更生动传神，文君的爱是多么得炽热，不顾生死，离开父母、抛弃优渥的生活就更不在话下，只要有相如在，冲动也好，不理智也罢，一切的一切就统统抛诸脑后吧；奔字则反映文君的胆识与魄力，只要决定了的事，那就义无反顾，虽然父母不同意，但那又怎样，我就是要与心爱的人私奔，一起流浪都无所谓。对于文君来说，因为爱情，“夜亡奔司马相如”就是最值得做的事情。请相信我，这不是偶像剧，只是一个女子追求幸福的最本真的行为！好样的，文君！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词语来赞美您！

然而，故事的结局更令人高兴。起初，尽管文君和相如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仍然恩爱如旧，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不离不弃。文君的父亲由刚开始的极力反对，断绝父女情，到后来经过亲戚朋友的相劝和目睹女儿幸福生活后转变了心意，心软了。血浓于水的父女情，岂是说断就断的。他二话不说就给文君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有数额不小的钱财和照顾文君生活起居的仆人。从此，文君和相如成为了富人。你看，文君的行为打动了所有人，连老天都帮忙，把顽固不化的父亲都说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