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大宛列传》札记

第一篇：读《史记·大宛列传》札记

摘 要：《史记》作为一部鸿大的史书，历代人们对它的评价都极高，它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面有无数的精彩篇章，而《大宛列传》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它的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汉武帝开通西域攻打大宛的目的、出使西域的汉使的真实情况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大宛；匈奴；西域；汉使；中华文明

《史记》作为一部鸿大的史书，历代的人对它的评价都很高，它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有无数的精彩篇章，而《大宛列传》也是其中之一。通过阅读《大宛列传》我们可以思考如下问题。

汉武帝开通西域攻打大宛的目的（一）汉武帝开通西域的目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后来汉武帝又“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两年多后，由于大宛久攻不下，武帝又“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赉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那么汉武帝花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力与精力去经营西域，先派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后来又派李广利等人率兵攻打西域，其目的何在？我们先看看西域有哪些国家，这些国家实力如何，值得汉武帝如此费心？《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且西域不仅国家多，还多是小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小，如?s羌国“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大宛这样的较大的国家也不过“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而这样的人口数与汉朝相差远矣。汉朝即使攻占下这样的小国，其实力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大提升。那么汉武帝开通西域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读《史记》《汉书》我们发现武帝开通西域的目的在于断匈奴右臂、消灭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由此可见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初衷就是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后来张骞向武帝建议道：“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可见正是出于连接乌孙等西域国家从而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汉武帝才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二）汉武帝攻打大宛的目的

那么武帝为什么要坚持攻打大宛呢？首先汉武帝伐宛的主要目的还是上文所提及的断匈奴右臂，控制西域，从而迫使匈奴臣服。而汉朝能否攻下大宛关系到能否控制西域，所以汉与大宛之战至关重要。汉武帝后来“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l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汉朝征发这么多的士卒就是为了保卫河西走廊、支援前线，从而为消灭匈奴做准备。第二，汉武帝伐宛，欲得到大宛的藏于贰师城的宝马，用大宛的好马以改良中原的马，加强战备，为日后讨伐匈奴做准备。之前中原所用的战马主要是从匈奴购买，匈奴的战马因自然放养而战斗力较高，而汉朝的马多是人工饲养，战斗力较差。后来汉与匈奴交战，匈奴不再将马匹卖与汉朝。所以武帝打算用西域大宛的汗血宝马来改良中原的马，从而培育出优良的战马。综上所述汉武帝开凿西域攻打大宛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断匈奴右臂、攻打匈奴。

（三）汉朝对匈奴仇恨的累积

由此可见匈奴给予汉朝的屈辱之深及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之大。那历史上汉朝对匈奴的仇恨是如何一步步累积的？首先，在汉朝建立之前，匈奴就已经兴起了一位杰出的首领冒顿单于。汉初定中原不久，匈奴就大举围攻马邑，“因引兵南逾勾注，攻太原，至晋阳下。”于是汉高祖率兵反击，“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这就是“白登之围”。在这场战役中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包围七天，险些无法逃脱，逃脱后高帝刘邦忧匈奴之患，只好“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稍止。”这就是汉朝的“和亲政策”，但收效甚微。匈奴多次入侵中原，杀汉朝的高级官僚，对汉朝北部边疆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汉朝的统治极为不利。第二，在吕后时期，匈奴极为骄傲，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书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封书信引发吕后与汉朝朝野人士的不满。再加之之后匈奴单于对汉傲慢不恭，甚至威胁汉朝赶紧准备好足够的缯絮米蘖，否则匈奴就大举入侵。这一切使得汉对匈奴极为怨恨。综上所述，自高祖时汉朝就承受了许多侮辱，加之匈奴对中原地区的骚扰杀掠、对汉朝统治的威胁，使得汉朝对匈奴怨恨极深。而汉武帝对西域之经营实是长久积累的屈辱怨恨感的集中爆发。

出使西域的汉使的真实情况

（一）《史记》中记载的出使西域的汉使的情况

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因出使西域而封侯。自从张骞出使西域而得功名富贵后，世俗奔利之徒蜂起效仿，后来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者素质相对较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其吏卒亦辙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赉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由此可见张骞之后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者多品行不端、贪图小利，而这样的使者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引起了汉与大宛的战争。由于武帝欲得大宛之汗血宝马，而大宛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汉使的做法恶化了汉朝与大宛的关系。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未能在外交方面做到任人唯贤，这给汉朝带来了巨大损失。

（二）《汉书》中记载的出使西域的汉使的情况

但我们阅读其他史料，发现出使西域的汉使的情况与《史记》的记载有很大不同。《汉书？西域传》未提及出使西域的汉使的情况，但《汉书？张骞传》委婉地提及到张骞之后出使西域的汉使的情况，“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从这可以探知张骞之后出使西域的汉使皆称博望侯以取信外国，而外国亦信这些使者，说明这些汉使比较有信义。由此可见出使西域的汉使并非《史记》所描述的那么不堪。而且汉出使绝域立节不屈者极多，如任敞、路充国、苏武。当时出使西域之人奋发有为、进取勇决，跨穷漠逾葱岭，立功于崎岖万里外绝域之邦，往往得其所欲而归。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反映了汉代民风的豪健。以武力为前提的中华文明的传播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其向外传播往往以震慑性的武力为前提，如中原文明向西域的传播就是通过汉朝攻打大宛来实现。武帝欲得汗血宝马，大宛不肯与，加之大宛攻杀汉使，天子大怒。于是汉派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讨伐大宛，未能取胜。之后汉又派六万步骑、马三万匹、运量牛十万余头出征支援。及至汉军班师时入玉门者仅万人、马千余匹，十亡七八。其实在汉伐大宛之战中，汉朝虽付出巨大代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汉武帝攻打大宛的目的是“尽虏破宛”，攻下大宛，同时得到汗血宝马。但最后战争的结果是大宛“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终不得入中城”。由此可见汉军并未攻下大宛，只得到汗血宝马，武帝并未实现这场战争的初衷。但汉朝却通过讨伐大宛威震西域，并在敦煌、酒泉置都尉，在仑头屯田，从此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中西交通自此畅达，华夏文明也得以向外传播。而西域国家也向汉朝学习铸兵器、穿井等技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西域与南方发展情况不同之原因

张骞凿空西域与春秋战国时楚国对南方之开发实有相似之处，但南方终成经济发达之区域，西域则始终相对落后，但对中华文明亦有特殊贡献。之所以会造成南方与西域发展情形的巨大差异，有很多复杂因素，如气候、地形、社会环境等。首先，地形上，西汉时南方尤其是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地势饶食”，土地比较肥沃，“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且由于人口少，开发得不太充分，故为以后的开发留下较大余地。而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该地区土地贫瘠，沙漠盐卤地较多，缺少水源。这片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又无节制地放牧，加之武帝时期迁徙民众充实酒泉、张掖等四郡，在仑头等地屯田，进一步开发西域，但同时也加剧了西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第二，气候上，武帝时中原、南方与西域都比较温暖，出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的情形，但西汉末期气候却大幅变冷。南方虽气候卑湿，但相对潮热，人口少，故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而西域本就纬度较高，气候偏冷，后来受整体气候影响变得更冷，草木牲畜多冻死，游牧经济遭到重创。加之迁到此处的中原人不适应日益变冷的气候，纷纷逃回中原，从此西域更加荒凉。后来迁到此处的多为少数民族人，终日游牧，加剧了西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第三，社会环境方面，南方从东汉时期就开始发展，出现了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们纷纷逃往南方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且南方社会安定，这一切都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但西域从西汉末期就开始衰落，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环境动荡，加之生态环境恶化，西域人口锐减发展迟滞。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在此就不赘述了。

虽然南方与西域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都对中华文明做出特殊贡献。佛教逐渐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南北朝时西凉一地保存了华夏的礼乐文明，同时中原还从西域引进了蒲陶、苜蓿等作物，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南方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保存了中原的礼仪文化，并且产生了玄学。在辽宋金对峙时期南方不仅保存了中原的礼乐文明，还极大地发展了华夏文明。总之无论是南方还是西域，两地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史记》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反战反通使反外交，这在《大宛列传》中体现得更加清楚。读《史记》时应当与其他史书结合着读，这样更能发现《史记》的闪光点，同时也能够更接近历史真相。总体来说，《史记？大宛列传》不失为一篇精彩的历史著作。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作者简介

赵芳（1992年-），女，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第二篇：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第三篇：读《史记·李斯列传》有感

读《李斯列传》有感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

（九）班 龚政铎

惜哉！李斯。有李斯之才而不以荣名终，皆因少时理想之狭隘。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斯作为郡中一名小公务员，看到厕中、仓中鼠之生活天壤之别，于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由此而得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遂一生为“重爵禄”所困。

昔者，李斯为秦强而西入秦事秦王，亦可谓识时务者，顺历史潮流而动。斯出计离间六国君臣，谏止由韩人郑国间秦而起的逐客令，广纳人才，尽忠王上，“二十馀年，竟并天下”。

国既定而斯力主废分封、立郡县，尊皇帝，夷郡县城，销其兵刃，遂定政制。国定而政制建，李斯又主张除百家学说，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文字，创小篆、隶书；平斗斛度量，收铸币权于中央，便利经贸交流；筑驰道，沟通四方，加强联系。每一项都是功在当代而对后两千年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此，李斯已可谓千古功臣了，然而他并未功成身退，观其行，皆在“重爵禄”三字。

始皇崩，赵高说服胡亥篡位，又欲与丞相斯同谋。“汤武杀主”、“卫君杀父”这样的例子与赵高的行为并无共通之处，而李斯亦未动心。当赵高言及“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李斯就头脑发昏了，曲意顺从。忤逆之行就，已为不忠。胡亥登基，赵高掌权，李斯反欲谏。谏阻不成，反阿意上书，助胡亥为暴政，劝君王为“督责”，滥施严刑酷法，“税民深者为明吏”，“ 刑者相半于道”。知秦由暴政而亡，暴政由赵高挟持李斯，教胡亥不学无术、为所欲为而所共筑。掌废立，严督责，已为大不忠，却又上书昏主，欲谏而显忠，何可得哉？失大忠而得小忠，本末不分也。

将李斯比之陈平、商鞅，其功不在二人之下，然其既无明哲保身之术，又无忠贞不渝之行，阿意逢迎，为爵禄活而不得。悲夫！故知当于可为处为，不可为处退，有所守，方有所成。

又问三者皆有智谋，何为卒不同哉？窃以为少之志向定命运。鞅少好刑名之学，此后至死实践；平为社宰时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胸中亦有天下。而观斯少时之鼠说，真有英雄之才而不脱鼠辈之志矣。谨以此为戒。

第四篇：读《史记 货殖列传》有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这学期的公共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课堂上她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东西，这让我对经济也产生了些许的兴趣，所以这次在选题的时候我选择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而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我认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能为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货殖列传》在开头引用《老子》的对最清平的政治环境的描述，反对其对追求物质享受的忽视和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观点，因为这相当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产不同的商品，即“区域分工”，不同人从事不同的职业生产出人们生活的用品，即“社会分工”。从周朝到汉朝有很多大“货殖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上的成功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也就是司马迁想要在文章中阐明的有关经济规律的东西。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区域内特有的优势，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扬长避短，使得国家变得富有；计然对于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又善于观察发现藏在价格表面内部的经济规律，还注意资金和货物的周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范蠡使用计然的五条策略，助勾践报仇雪恨，建立霸业，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经商，三次赚得千金之财；子贡是孔子最富的学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帮助孔子扩大的名声，可见财富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圭看清时机，买入卖出，捕捉赚钱的时机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却能不讲究物质享受，可谓是“聚财有道”；乌氏倮和巴郡清寡妇本来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竟能与皇帝分庭抗礼，足以见得财富的多少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了。之后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汉中地区，河东、河内和河南，蓟，楚越地区，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渗透着各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细致的描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详细且生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画卷。接着，司马迁又发表见解，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取得财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然后他详细地列举和描写了当时中国大地上人们追求财富的不同途径的现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重要性，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最后司马迁记叙了若干当代较为成功的“货殖家”的实例，向人们提出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货殖”致富的经验的建议。

其实，再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有这么两个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商人，一、要重视财货，给与其适当地位；

二、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具备灵活的头脑。

首先，关于重视财货这个问题。过去的文化观念就是重利轻义，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人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 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是有其正确性的。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譬如计然和白圭。白圭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里面蕴含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这些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都不需要去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利用这样的规律性变化来获利。而计然的看法也与白圭的这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关注。而现在的许多投资人就是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因为错过了绝好的时机。另外，计然还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这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这种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的观念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和借鉴。

这就是我读《货殖列传》我发掘出的一些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篇：读《史记 游侠列传》

读《史记 游侠列传》

再读《史记》，《游侠列传》让人感慨颇多。这篇文章太史公最是斟酌用意，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以朱家、剧孟、郭解等出身草根的游侠为例，称颂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高贵品格。《游侠列传》篇全文共2400余字，着墨不多却字字珠玑，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既非改朝换代的帝王，也非封疆裂土的诸侯，更非名垂青史的诸子百家，一介草莽，何得以让太史公如此垂青，独成一篇，以极其真挚的笔墨写进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人身上，有哪些优秀的闪光点让太史公如此青眼有加呢？通篇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学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他们都很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为了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付出一切努力也要达成。

薄望之美。朱家曾暗中相助季布摆脱被杀的厄运，等到后来季布官拜河东太守成为抵御匈奴的名将时，却终身不再与季布相见。郭解救了别人的性命，从不沾沾自喜，觉得奇货可居在人家面前夸耀。他们帮助别人，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从来不指望被帮助之人能报答什么，也没有想过要以此扬名，厚施而薄望，是一种纯粹的不带功利之心的乐于助人。

慷慨之美。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总是从最贫贱的开始，而自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衣服破的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小牛拉的车子。这些游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危济困、帮助弱小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成人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洛阳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答应何解。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郭解名声显赫，大将军卫青都非常佩服郭解的为人，乡里人更是对他非常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声望，强行灌别人喝酒，对方酒量不济，实在躲不过盛怒之下拔刀杀死了他，之后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悲愤异常，发狠说道“以我弟弟的名望，我的儿子被杀凶手却逃之夭夭”，将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路上任凭雨打风吹，以此来羞辱郭解。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觉得凶手未免欺人太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外甥报仇。郭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把罪责归于自己姐姐的孩子，收尸埋葬了他。以郭解当时的声望，只要他通报地方官府就能将凶手定罪，仰慕他的少年甚至敢杀掉得罪他的人来向他表示尊敬和崇拜，在如此威势之下，郭解仍然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时大义灭亲维持正道，不仗势欺人，真是难能可贵。

气量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郭解声望很高，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他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让事情有了完美的结局。

敬畏之美。郭解“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穷困时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终如一者则寥寥无几。当时郭解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却能做到不乘车走进衙门，到旁的郡国替人办事时，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不能办到的也尽量使各方面都满意，然后才肯接受别人的款待着实不易。

据司马迁所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游侠既非位极之人臣，何得太史公如此吟唱？在太史公的眼里，朱家、剧孟、郭解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他们的仁义、谦逊、明理、讲信用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为老百姓所称颂，而这些优点，是大多数沉迷于功名利禄的上流社会人士根本不具备的。与其说这些美好品质为人民所称颂，不如说是司马迁从心底里赞赏他们，才将他们记载在正史里。

汉武帝时的官场是一个卑鄙自私的肮脏世界，这里没有正义与人情。窦婴为田蚡所害，李敢光天化日下被霍去病射死，宾客们甚为无耻，如《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言：“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庙堂之上衮衮诸公与草根游侠对比如此强烈，太史公有感于此，其对充满人格魅力的游侠的歌颂，正是对汉代官场、上流社会的这种卑鄙无耻的道德面貌表里不一的赤裸裸的鞭挞。

《史记》对游侠的盛赞，和司马迁的经历也有关系。想来司马迁的为人，也一定是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吧。他在书中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可他们都有人帮助，那些平民百姓有了困难，也有游侠的帮助。而司马迁呢，因为出言不慎，被判了死罪，家中无钱，无法交钱免死，只得选择腐刑，以完成未竟的事业。

公孙弘是汉武帝尊奉起的儒生中的极高代表，其“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此种人竟能谋得丞相之位。更有甚者，其竟强词夺理，在汉武帝面前进“莫须有”之言，使郭解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侠全族被杀，其残忍之面目，昭然若揭。在这样的官场中，司马迁怎么可能得到同僚的帮助呢？游侠不被统治者所谓的“法律”、“制度”所羁绊，站在道义的基准面上行事，而他自己，则被封建桎梏所迫害。因此，出于对游侠的侠义行为的赞美和敬畏，以及感伤自己的身世，司马迁将游侠写入了列传当中，文字优美，感情激荡，结局却是悲怆的。

汉代虽被称为盛世，但太史公却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其专制统治亦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了对匈作战，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来搜刮民脂；在治安不稳之时，实行对官民残暴镇压的酷吏统治，这些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在此情况下，连三公都可能朝不保夕，“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另外，汉武帝对臣民的杀戮多出自个人意志，酷吏更是迎合其心理行事，如《酷吏列传》所载：“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清平者”。在此统治下，人民“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汉朝经历了“吴楚七国叛乱”以后，统治阶层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及豪强采取严厉打压的政策，本不属于地方豪强的游侠，因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汉朝政府防范打击的对象。文景之后，朝廷不断屠杀游侠，没有汉初“汉祖杖剑，武夫勃兴……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情景。如郭解之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时亦尽诛“济南瞯氏、陈周庸”，武帝时郭解更是被灭了族，从此汉朝再无真正的游侠。游侠“扞当世之文罔”的行为正是对世间不平的反抗，对独立不羁精神的追求。他们为黑暗的人世带来些许光亮，但终被统治者肆虐的狂风所熄灭。太史公在热情歌颂游侠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极大愤恨。

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凄美悲壮的游侠形象在我心中久久不散。游侠并非不爱生命，而是希望活的更有价值，他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活的任性、洒脱、无拘无束。反观当今社会，当人与人之间变得以利益为准绳，以金钱为信仰的时候，当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当世人变得比自我为中心、趋利避害的时候，在这样的土壤里，侠义的衰亡不过是个必然的结局。

朔风起，北方寒，黄鬃马，青铜剑，斗笠，披风，愿游侠向我们走来。

杜明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