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书报告(史记-酷吏列传)

第一篇：中国通史读书报告(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读书报告

1200060608吴东方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类传，记述西汉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生平事迹。特别对汉武帝时期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陽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读后感：

司马迁写《酷吏列传》的目的是抨击汉武帝及其重用的酷吏苛政虐民，使得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的举措，但我读了酷吏列传后，结合我对整个西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了解，却对酷吏这类人产生了尊重敬佩，更对任用他们的汉武帝他的雄才大略，非止对外，对内也有远见卓识，佩服的五体投地。

列传开篇先引述孔子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治理与否，不在于刑法是否严苛，而在于君王是否宽厚，并举了吕后时期和景帝时期侯封、晁错的例子，认为严酷的官吏导致了国家的**。我却不这样认为，侯封之死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其生平事迹并不可考。而晁错则历来被认为死得冤枉，他出于集中皇权，削弱藩属的大局考虑，不顾父亲以死相谏，执意建议景帝削减封王的藩国，结果落了个“衣朝衣斩于市”的悲凉下场。易中天先生曾在他的《明月何曾照渠沟》中评晁错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但易先生也承认“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

至于郅都，他上任郡守，严惩豪强，族灭首恶，手段不可谓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公正廉洁，不徇私情。

张汤则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酷吏，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又多行丞相事，满朝官员、皇亲贵戚没有不畏惧张汤的。九卿之一的廷尉职责权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御史大夫是汉代三公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主管监察，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正国级。司马迁还提到“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说明张汤还曾多次代理行使过丞相的职权，深得汉武帝亲信和器重。但张汤最终也恰恰倒在他代理丞相时的三个长史手里，一代酷吏最终自杀狱中，也算是莫大的讽刺。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重新调查案件，发现所谓张汤与商贾勾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纯属造谣污蔑，汉武帝下令把三个长史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

遍读整篇《酷吏列传》，诸如郅都、张汤、赵禹、义纵、尹齐等皆以严酷暴烈，执法苛刻，不避贵戚著称，他们多清廉奉公、死后家无余财。然而同样名列酷吏列传的如杜周之流，虽然一开始也执法无私，但身居高位后“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显然就不那么令人尊敬。

司马公虽然不是非常赞成酷吏的作为，但也公正的记述他们的好的地方，并且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于那些虽然残暴，但不以法律为上，专嗜杀虐的官员，显然连酷吏二字都不配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熟悉两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和东汉都是亡于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农民失去土地，流民成祸。王莽实行新政，将土地收归国有（将天下田改为“王田”）也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一步变为奴隶，政府对豪强大地主的约束力将持续下降，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所谓宦官专权、外戚干政、腐败横生都是皮毛和表象。

酷吏打击豪强，实际上损害的很多都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维护的恰恰是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威和下层百姓的权益。士大夫阶级是历史的主要描述者，他们当然不喜欢张汤这样的酷吏，更喜欢宽容仁厚，以德服人的循吏。但恰恰是张汤这样的酷吏，包括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时祭出五花大棒，才能震慑豪强，惩治不法。

为什么我如此推崇被视为统治者爪牙走狗的酷吏呢？因为我认为相比一些沽名钓誉，以君子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四处惺惺作态的所谓清流相比，酷吏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历史。在汉末、魏末、明末都出现了一批号称清流的士人，汉有党锢之祸，晋有竹林七贤，明有东林党人，历史上主流声音是力挺这些清流或者党人的，认为他们执政将比阉宦执政更能挽救朝代的危亡。但我认为，除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派和实干家，清流和阉宦执政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文人误国比太监误国更危险。

崇祯帝斗倒魏忠贤之后清洗阉党，一时之间“众正盈朝”，撤销东厂，撤回驻各河道、布政司、海关的太监，东林君子们随后就将治河经费、茶税收入、海商税赋收归己有，而原本能有效抽取南方丝织业商人财富的布税、丝绢税免除。但朝廷也不能不吃饭啊，正直的东林党人把持朝政之后提高了全国的粮食税，不仅如此，为了补偿军需，每亩地收两钱军税，为了补充马匹，每亩地收五钱马税，为了恢复万历以来没能得到“赐名”的远方宗室的皇粮，也要从每亩地收税。以陕西一省为例，张居正评估认为亩产值在五钱银子，可崇祯年的税负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两银子，这就是说即使勤恳的农民努力的耕作一年收获二倍于张居正评估的收成，也只够交一半的税，怪不得李自成、张献忠们不种地了呢，都说明末天灾连年，在我看来，没有天灾也禁不住东林君子们这么折腾啊。要知道在东林党执政之前，魏忠贤主要是从京城的官员和江南的商人身上搜刮财富，在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能拨给辽东需要的军费，那时候陕北没有那么重的税赋，也没有那么多的起义。

农民们受不了重税，就抛荒土地，揭竿而起，从农民变成“流民”，而招安流民需要钱，镇压起义也需要钱，而流民也好，官军也好都是只吃不吐的，崇祯只好拿出内帑来喂饱他们，自己则节衣缩食，把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卖了换军费。眼看没啥卖的了，崇祯就想找百官借钱，而东林君子纷纷表示我们两袖清风，一毛不拔，发奖金可以，借钱免谈，崇祯苦苦相求，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首辅陈演更是表示自己从不收受贿赂，一文钱也拿不出来，崇祯自己的岳父周奎也才捐了一万两，是京城捐钱最多的。而崇祯看两线作战压力太大，相与后金议和，“众正”就跳出来喊“卖国贼”，最后负责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处死。李自成都打到河北了，崇祯弱弱地提出了“南迁”之议，结果被骂的狗血喷头，东林君子纷纷表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御史大夫李邦华甚至直接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估计崇祯气也被气死了。

读史的人看到东林党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的豪情都会异常感动，尤其是身为明朝倒数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和倒数第二任首辅陈演到国亡之际连五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真是让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如果再往后翻几页，会让人破涕为笑的是，李自成入京，从整个紫禁城搜刮出的财物变卖只有数万两白银，而魏藻德交出数万两白银，陈演主动“助响”四万两求活命，结果被家奴告发，刘宗敏发掘其家地下，发现全是白银，还有无数黄金和成斛的珍珠，不得不说陈演不给崇祯一文钱，把钱留下来给李自成也算“明智”，毕竟保全了性命，但也就多活了四天，“四月八日，得释”，四天之后李自成败给了多尔衮，陈演终于难逃一死。对了，还有那个慷慨解囊一万两的国丈周奎，李自成进京之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或被杀，或自缢，他交出了七十万两白银和所有宅邸家产换了一条命。

我不否认在东林党早期，和汉末、晋末的很多清流之中，都不乏有宏图报国之士，但他们一旦与大地主、大商人站在同一条战壕，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汉末群雄并起，重用寒门、招抚流民屯地的曹操击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风流雅俊的刘表，并不只是个人的造化，更是时代的必然。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分田地给贫农，蒋介石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金融把持在四大家族及团结在四大家族的大地主手中，纵使三民主义喊得再响，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呼声。历史总是演了一遍又一遍。

读完酷吏列传，回味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中国需要酷吏，需要像张汤一样打击犯法不避开权贵豪强的酷吏，需要像郅都一样不徇私情，公正不阿的酷吏，抑止豪强，打击腐败。吏治清则中国治。

第二篇：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并且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史记》也具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两篇类传，分别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事迹以及汉武帝时期残酷暴力、执法严酷的酷吏形象。两篇传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了太史公司马迁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当权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所采取的严酷暴虐的政策。

一、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写作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列传》，因此其就成为了最早为“循吏”作传的人。《循吏列传》开篇即阐明了太史公的“循吏”观：“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司马迁看来，循吏就是“本法循理”之吏，是奉行无为治民策略的官吏，“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是司马迁眼中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刻画了这样五个形象鲜明、政绩显赫的典型循吏：孙叔敖、子产、公孙仪、石奢、李离。楚相孙叔敖主张施行教化引导百姓，实行和缓政令；郑相子产坚持礼义道德，受百姓爱戴；鲁国博士公义休奉公守法、依理行事，不贪小利、两袖清风；楚相石奢刚正廉直，孝顺忠君；晋国狱官李离不徇私舞弊，奉公执法，敢于承担过错。诚如古人所言“良吏，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蕲于为朝延安民而已。”《循吏列传》中的五位良吏作为典型代表，各有其独特的治国才能，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忠君爱民，遵纪守法。这些人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官吏形象，他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笔给天下官吏树立榜样。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叙述反映了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篇幅短小精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取材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难怪古人赞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而这种写法，正是与其身为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是专题性的传记，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作者用简洁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内心矛盾困惑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在酷吏严峻刑法的背后，司马迁更在探索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表达了对理想政治体制的向往。因而后人有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

《酷吏列传》刻画了汉朝的十一位酷吏。这些酷吏从政坚持以严刑军法为工具，惩治豪强，打压权贵，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有景帝时期的施行严酷刑法、执法不避贵亲、公正廉洁的郅都，还有武帝时期的十位酷吏，即宁成、周阳由、张汤、赵禹、义纵、王温舒、杨仆、尹齐、减宣、杜周。张汤坚持己见、同情弱小勤于政事；赵禹为人廉倨据法守正；义纵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尹齐“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杨仆“敢挚行”；减宣“官事辨”“敢决疑”等等。通过对施行严刑峻法的11位酷吏的勾勒描绘，反映了汉代前期特别是武帝时期酷吏横行，严法诛杀的社会现实，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前期吏治演变的一些轨迹，在研究汉代政治史、法律史、吏治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十几个酷吏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矛盾心理。太史公对酷吏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对于他笔下的这些酷吏，他没有一锤定音，既没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仔细体味，司马迁对这些酷吏的态度有褒有贬，并不一统而论。

在《酷吏传》中，太史公五次写道“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来说明酷吏执法能力之强，这是对酷吏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暴酷法治的主谋是最高统治者，而并非这些官吏有意为之。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他对酷吏的认识和评价。他清楚地看到了酷吏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不仅仅是武帝政治专制和皇权强化的结果，之中也包含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大量任用酷吏，打击豪强，限制兼并，聚敛财富，稳定社会以维护统治需要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可以在《酷吏列传》中看出，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对酷吏的产生和存在保持了一种客观理解的态度。他在如何解决德政与法政、法治与暴治之间产生了困惑与矛盾，但对于这些矛盾，他也是无力解决的啊。

三、对比《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乃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循吏列传》语言简洁，意气高远。而《酷吏传》用意短悍，有肃杀之风。《循吏列传》中太史公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司马迁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

“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循吏温柔善良，忠君爱民，是由史至今社会需要和百姓爱戴的理想官吏。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循吏为了成就其自身名望，做事往往显得小心谨慎、束手束脚，真正能力没能得到完全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循吏已经不能适应汉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的政治统治。循吏只能出现在政治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中。而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既廉洁，又严执法令，不畏权势，坦坦荡荡，无所畏惧，比起循吏来，他们更痛快爽气，而其治下也大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它所关注的是与广大人民息息相关的官吏统治问题，更是因为它们传递出了太史公的政治理想——治国的根本在于实行“德政”。在循吏和酷吏身上，司马迁看到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和身不由己。个人命运往往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这也是司马迁本人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初步探索。

第三篇：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第四篇：《史记》读书报告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科目：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

《史记》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元封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司马迁还写了《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展现了他的精神——身处逆境而不馁，蒙受耻辱而发愤，无论在何种艰难困厄的环境里，都不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追求，都不动摇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都要坚韧顽强地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内容概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此书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全面而客观的叙述反映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面貌。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对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因而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史价值】

在史学方面，《史记》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四史”的开篇之作，古人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

在文学方面，《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叙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此外，整部《史记》就是一部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在美学方面，《史记》中描述的壮观历史场景等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如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如果说巨鹿之战通过衬托作用表现了项羽作为一员大将那果断勇敢一往无前的英雄胆略，体现了他性格的崇高美的话，那么，巨鹿之战那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般的壮景，则是从场面上显示了力量和气势的美。

【人物塑造】

《史记》中的“记”、“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司马迁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且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等，从而展现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如：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轻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某些共性，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都是为知己者而死。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 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 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史记》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功也是它能流传至今，为后人推崇效仿的原因之一。

【思想内涵】

《史记》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以及历史人物的刻画，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如：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形象——对暴君口诛笔伐，揭露刘邦不事劳动，嗜酒贪色，虚伪权诈的流氓相以及他为了建立自己的封建政权而不惜牺牲至亲的自私行为；刻画暴官酷吏的凶恶脸谱——他们仗势欺人，残酷横暴，司马迁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揭露了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吕后残忍对待戚夫人，武安侯仗势卖官纳贿，营私舞弊陷害异己；同情人民的正义反抗——歌颂秦末陈涉、吴广起义，塑造项羽勇猛灭秦的英雄形象；歌颂下层游侠之士的优良品质——歌颂讲信用、勇敢、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如郭解、荆轲等，表达封建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处境的善良愿望；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

【我最喜欢的历史故事】 看完了《史记》，我最喜欢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廉颇和蔺相如两人的故事。全篇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构成，就其人物形象及思想内容来看，《廉颇蔺相如列传》热情赞颂了廉颇、蔺相如两人的品德与才干，突出了他们身系赵国安危的历史作用，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传文着重刻画了蔺相如大智大勇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此外，它的艺术特色鲜明：选材典型，选取了三件典型的势力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完璧归赵”写其勇，“渑池之会”写其智，“将相和”写其德；运用反衬手法，使主要人物相得益彰，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突出——以廉颇的居功自傲、心胸褊狭，反衬出蔺相如的豁达大度，顾全大局，以廉颇重视军事斗争、轻视外交斗争，反衬出蔺相如的见识独胜廉颇一筹；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矛盾的引起，在于廉颇的争名位，矛盾的展开，是由于廉颇见相如“必辱之”，矛盾的激化，是相如的舍人皆请辞去，矛盾的解决，首先是蔺相如退让避辱，委曲求全，继而是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表白；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廉颇的“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表现他的自大与鲁莽狭隘，相如的“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表现他的不畏强权、机智勇敢及爱国热忱。

司马迁为我们还原了历史面貌，展现了生动的历史人物。看完这个故事，我不仅欣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更佩服廉颇的知错能改，同时，我还看到他们都具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现代意义】

司马迁述史，不仅仅是为了写史而写史，他的“一家言”，通古今之变，以察世事；述往事，讥刺时政，思来者。用历史的形式，针砭时势，寻求救世之道。历史的存在意义，在于后人；借古察今，我们应该要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得到历史的观照，实现司马迁作史在现实中的真正意义！

司马迁述史，反对空言，而注重实事，与现代人相比，司马迁更讲究诚信，不因现实而有的放矢，不阿谀奉承，不美言巧语歌功颂德，不守旧于前贤之见，而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而现代，这个媒体发达、信息通街跑的年代，现代人追求美好的生活，穿讲究时尚，吃也得讲究高档，人们努力地让自己穿上名牌，开上名车，物质奴役了人的精神。商业之风就乘着这辆时代快车，闯进了艺术领域，搅合着文学精神世界，就连人的感情也可以商业化，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商业化占领着生活每一个领域，书市上作品泛滥，却没几本现代作品可值一读，只搞得个文化市场乌烟瘴气，读者无从选择。现代人意识状态模糊混乱，社会道德沦陷，司马迁精神和《史记》思想则更成为我们的一个观照，值得借鉴，即借古察今，寻求现代更好的出路。

《史记》还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及统治阶级的残暴昏庸，造成人民疾苦，最后王朝也走向灭亡。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中国正在飞速进步，但仍存在许多弊端与黑暗的政治现象，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执政者需以史为鉴，方能是中国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真正富强起来！

【个人收获】

《史记》可谓是我国文学作品的瑰宝，它的价值巨大，读完《史记》后，我获益匪浅。

首先，通过读《史记》，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渊源历史及传统文化，了解了历史人物的丰功伟业及一些历史典故，还知道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过程及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以及对于历史的理解深度。

其次，司马迁自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便让我折服，他虽受宫刑，但出狱后仍坚持发愤著书，忍辱负重只为完成自己的理想——这对我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也该树立自己的人生、事业理想，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这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然而，我们也需认识到成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正如司马迁花了多年的收集、编撰才完成《史记》，勾践卧薪尝胆18年才最终夺回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变得坚毅，只有具有恒心加上努力才能成功！

再者，《史记》中许多历史人物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如诚信、勇敢、刚正不阿、知恩图报，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需要我们学习并传承下去！再者，许多人物身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更激发了我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应共同守护并建设祖国，才不辜负先辈及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还有，《史记》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对它的研读，我得到了一定的文学熏陶，提升了我的文化内涵，对我的写作等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五篇：《史记》读书报告

近十多年来《史记》文学成就研究概述

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名著。历代研究《史记》，均文史兼顾，两者齐头并进。但比较而言，从史的角度研究《史记》更为热闹，而《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相对较弱。

关键词：文学思想审美观人物描写军事文学文学影响

目录：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四、《史记》对军事文学影响

五、先秦文化对《史记》的影响

六、《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正 文：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对司马迁哲学、政治、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文学思想则不注意。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这首先在于他认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力图将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并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司马迁还总结了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参酌个人创作的体会，提出了以“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此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视作家的政治态度，重视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的统一等等，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美学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从美学方面来研究《史记》，出现了一种《史记》研究美学热。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认为，“真实”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重要的审美原则，反映了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趣味。由于“爱奇”，使《史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了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论述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时认为，《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这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宋嗣廉也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渗透在整部《史记》之中，这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极其重要的因素。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认为，司马迁的审美观有其时代性，还有突出的独特性，这主要的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韩文还从历史背景、时代风尚、个人遭遇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条件。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在一部书里集中地为三千年历史人物立传，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风姿有别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人物画廊，对后代的写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司马迁写人艺术成就的探讨，一

直是《史记》研究的重点。

近十几年有别于以前的突出贡献是：

第一，对《史记》写人手法的分析，已经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广。涉猎的问题之多，研究的方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司马迁笔下写得成功的人物很多，过去的分析、欣赏只限于项羽、刘邦等十来个人物上面。而如今对《史记》人物的分析评论，已经扩展到五六十个以上，《史记》中写得较出色的人物几乎都有文章评说。经过这样大范围的挖掘，司马迁写人的手法、写人的成就，可以使人看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准确。

第三，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如韩兆琦对《史记》所写的人物特点作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后提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的画廊；由于《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异常悲壮、异常惨烈，其主要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史记》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以写悲剧人物而享盛名，《史记》则是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的文学作品（《史记评议赏析》）。韩文的这个观点，发人所未发，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又如自从扬雄指出司马迁有“爱奇”的特点后，历代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作者还认为，司马迁为了达到传奇人于天下的目的，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突破史书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文章最后论述说《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刘文关于司马迁“爱奇”主要是为了写人的意见，颇有新意。

四、《史记》对军事文学的影响

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描写战争，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记》最精彩的笔墨之一。司马迁写了大小凡数百次战争，写得虽详略不同，但大都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不仅反映了史实，而且也为军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记》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是近年新开辟的课题。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认为，《史记》突破了前人的军事文学创作，注意写出战争产生的根源和具有全国性的规模，注意描写对战争的全局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因素，以及高级指挥部的决策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专门为统帅、参谋长、将领立传，以人物为中心比较具体地描绘某一战役、某一战斗，这是为编年体的军事文学所不及的。此外，《史记》在描写战争的场景和场面方面，也超过了前人而有其显著特色。从文学角度对《史记》战争文学进行探讨军事描写篇章的特点有四个：一是司马迁不是表面地写战争的一般情况，而是多方面地向深处开掘，尽量地触及到战争胜利的本质原因。正义感、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灵魂。二是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司马迁不是不分大小、轻重一一记述，而是做了精心选择和剪裁。三是《史记》写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朴素记录，而且是有声有色的生动的彩色艺术画卷。四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中心，使真人真事的艺术处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五、先秦文化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与先秦文学《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先秦文学对《史记》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是对这种影响的纵横比较，深入探讨，到近些年来才兴盛起来。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专门讨论了《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对《史记》的影响，认为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展示人物形象，这种方法《左传》

开其端，后来在司马迁的笔下更趋成熟，终于成了史传文学的主要写作方式。其次，在细节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左传》已经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对《史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关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问题，如果说《左传》还只是滥觞之源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笔下，这种手法就发展成波澜壮阔的长江大河了。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孝感师专学报》）将《史记》与《战国策》作了认真比较。

六、《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之大，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讨论《史记》对后代各类文学作品影响的文章，通过把《史记》放在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了《史记》的价值，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在这种讨论中，又以讨论《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最为热烈，成果最大。《史记》与小说有关系，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而近十几年才得到人们的注意。《史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也培育与影响了后世小说家；可以把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史记》中的优秀传记，看成是“传记体的历史小说”，文章还认为，探索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该追溯到《史记》；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及其特色，《史记》也不能被忽视。

韩文认为，《史记》中蕴藏着诸多小说因素，它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一是《史记》人物传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效仿、所继承；二是《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这是一部伟大作品出现后所常有的情形；三是《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四是《史记》记事的时间长，所记的事件多，是后代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

《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我国古典小说在题材、结构、人物描写手法等各个方面，较之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卓然独具的鲜明特点和传统风格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史记》纪传体的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文章从历史人物传记体裁方面的影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方面的影响、人物描写方法方面的影响、题材方面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列举大量小说事例作了深入的比较论述。

结论：

总之，《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语）。所以，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仍是《史记》研究者应该思考，并为之努力去做的工作。

参考书目及期刊：

姚凤林的《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

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

韩文（《史记评议赏析》）

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

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

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

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孝感师专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