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李斯列传》有感

第一篇：读《史记·李斯列传》有感

读《李斯列传》有感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

（九）班 龚政铎

惜哉！李斯。有李斯之才而不以荣名终，皆因少时理想之狭隘。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斯作为郡中一名小公务员，看到厕中、仓中鼠之生活天壤之别，于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由此而得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遂一生为“重爵禄”所困。

昔者，李斯为秦强而西入秦事秦王，亦可谓识时务者，顺历史潮流而动。斯出计离间六国君臣，谏止由韩人郑国间秦而起的逐客令，广纳人才，尽忠王上，“二十馀年，竟并天下”。

国既定而斯力主废分封、立郡县，尊皇帝，夷郡县城，销其兵刃，遂定政制。国定而政制建，李斯又主张除百家学说，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文字，创小篆、隶书；平斗斛度量，收铸币权于中央，便利经贸交流；筑驰道，沟通四方，加强联系。每一项都是功在当代而对后两千年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此，李斯已可谓千古功臣了，然而他并未功成身退，观其行，皆在“重爵禄”三字。

始皇崩，赵高说服胡亥篡位，又欲与丞相斯同谋。“汤武杀主”、“卫君杀父”这样的例子与赵高的行为并无共通之处，而李斯亦未动心。当赵高言及“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李斯就头脑发昏了，曲意顺从。忤逆之行就，已为不忠。胡亥登基，赵高掌权，李斯反欲谏。谏阻不成，反阿意上书，助胡亥为暴政，劝君王为“督责”，滥施严刑酷法，“税民深者为明吏”，“ 刑者相半于道”。知秦由暴政而亡，暴政由赵高挟持李斯，教胡亥不学无术、为所欲为而所共筑。掌废立，严督责，已为大不忠，却又上书昏主，欲谏而显忠，何可得哉？失大忠而得小忠，本末不分也。

将李斯比之陈平、商鞅，其功不在二人之下，然其既无明哲保身之术，又无忠贞不渝之行，阿意逢迎，为爵禄活而不得。悲夫！故知当于可为处为，不可为处退，有所守，方有所成。

又问三者皆有智谋，何为卒不同哉？窃以为少之志向定命运。鞅少好刑名之学，此后至死实践；平为社宰时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胸中亦有天下。而观斯少时之鼠说，真有英雄之才而不脱鼠辈之志矣。谨以此为戒。

第二篇：读李斯列传有感

读李斯列传有感

李斯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读过《史记》后，我最感兴趣的人物之一。

李斯从一个平民直到成为中国第一个皇朝的丞相，自有他过人之处。他有的他的人生哲学。他说：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他觉得一个人地位低又贫穷，是很悲哀的事。很多人视富贵如浮云，不是他真看不上富贵，而是他能力达不到而已。这话说得尖锐，也有部分道理。然而把人生目标仅设定在荣华富贵上，也是他最终结局凄惨的原因。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在郡里当小吏，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就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作为还是没作为，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由此受到启发，来到秦国。没错，对于李斯来说，秦国的确是展示自我的一个超级平台，他努力提高自身阶级等级也不失为有志之举。不过正是他的老鼠哲学根本影响了他的人生。

首先，我认为他的部分思想是正确的，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使自己处在有利位置和环境，用现在的话说要有一个能发挥、能展现的平台。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句：“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意思是湍急的水，飞快地奔流，以至能冲走石头，这就叫“势”。假如水在一处小坑里，那就是死水，是掀不起波浪来的。我们都应该受到启发，在干一番事业前，也要为自己造一个“势”；要想有吃有喝，你就要到粮仓去，而不是到厕所去。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穷山僻壤的农村孩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刻苦学习，高中榜首，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

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也有着过激的一面，那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择手段。害死韩非子，接受赵高的提议，帮助秦二世篡位。以至于后来受到赵高的陷害，被秦二世处死，腰斩并被夷三族，死得相当惨烈，这里固然有李斯本人的责任，后人为此有点鄙视李斯，说李斯是“以鼠为志”难免没好下场也是情理之中。这和当代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其实在浮躁的社会，大家的焦点都集中于富贵的光环上，很少关注为赢得富贵而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人为了富贵丧失自己的人格和道德，那么他最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重点在不义二字。如果不信，看看史书，繁花落寞之后，多少人求为普通人而不可得就知道了。

尽管他此前协助秦始皇平定六国，建立秦帝国，为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距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但是他却一直都没弄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在他看来，他做的这些只是他追求权贵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从他后来阿谀奉承秦二世的时候不难看出。

没错，一个有抱负的人应该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舞台，但是找到舞台之后能否有所作为才是人生的重中之重。人虽然是动物，但毕竟有别于动物；动物往往只会享受别人的恩赐，而人却可以为自然、为社会创造价值。更何况荣华富贵正如曹老先生在《红楼梦》中所说，荣誉自古周而复始，此非个人所能保常。与其等到物极必反陷入历史的洪流，还不如顺势而为，接受历史的选择——功成身退。否则，“粮仓”倾覆，“硕鼠”安在啊？

第三篇：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第四篇：读《史记 货殖列传》有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这学期的公共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课堂上她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东西，这让我对经济也产生了些许的兴趣，所以这次在选题的时候我选择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而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我认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能为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货殖列传》在开头引用《老子》的对最清平的政治环境的描述，反对其对追求物质享受的忽视和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观点，因为这相当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产不同的商品，即“区域分工”，不同人从事不同的职业生产出人们生活的用品，即“社会分工”。从周朝到汉朝有很多大“货殖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上的成功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也就是司马迁想要在文章中阐明的有关经济规律的东西。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区域内特有的优势，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扬长避短，使得国家变得富有；计然对于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又善于观察发现藏在价格表面内部的经济规律，还注意资金和货物的周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范蠡使用计然的五条策略，助勾践报仇雪恨，建立霸业，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经商，三次赚得千金之财；子贡是孔子最富的学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帮助孔子扩大的名声，可见财富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圭看清时机，买入卖出，捕捉赚钱的时机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却能不讲究物质享受，可谓是“聚财有道”；乌氏倮和巴郡清寡妇本来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竟能与皇帝分庭抗礼，足以见得财富的多少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了。之后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汉中地区，河东、河内和河南，蓟，楚越地区，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渗透着各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细致的描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详细且生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画卷。接着，司马迁又发表见解，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取得财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然后他详细地列举和描写了当时中国大地上人们追求财富的不同途径的现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重要性，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最后司马迁记叙了若干当代较为成功的“货殖家”的实例，向人们提出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货殖”致富的经验的建议。

其实，再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有这么两个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商人，一、要重视财货，给与其适当地位；

二、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具备灵活的头脑。

首先，关于重视财货这个问题。过去的文化观念就是重利轻义，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人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 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是有其正确性的。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譬如计然和白圭。白圭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里面蕴含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这些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都不需要去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利用这样的规律性变化来获利。而计然的看法也与白圭的这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关注。而现在的许多投资人就是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因为错过了绝好的时机。另外，计然还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这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这种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的观念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和借鉴。

这就是我读《货殖列传》我发掘出的一些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篇：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感（范文）

皇权的通病，历史的必然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感

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文字欺诈大本营。好不容易有个不畏强权的太史公，也未得上的嘉奖。为了完成心中的郁郁之志，也须有所“讳”，或语焉不详，或成了没嘴的葫芦，倒是哭煞了好奇心害死猫的泱泱后人。虽是如此，后人如你我，若想要了解前史密经，还是少不得查阅那些在强权监督下书写的产物。

你我处于现代的小民，赤条条来去了无牵挂。若弃于古代，一旦得罪了尾大不掉之辈，就人人得而“诛”之。管它罪出有名或是无名，即便是忠诚义士，得罪了当权者，威胁了掌政者，入狱的入狱，杀头的杀头。想人家淮阴侯虽授上将军印，且念“汉王遇我甚厚”，终因“欲发以袭吕后、太子”而斩于长乐钟室。

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其霸业、建立刘氏政权，离不开西汉三大开国功臣萧何、张良、韩信的辅佐。然三人之中，为韩信被中央集团斩杀宫中，这又是为哪般？

其实，对于这三位西汉功臣，自认为张良最为聪明。他深谙帝王心理，明白刘邦为人。于是乎，他采取不争称病的应对之法。张良言“吾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位列侯，封万户，布衣至极，此生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最终归隐，成为山野散人。至于萧何。汉高祖刘邦死后，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死的尚算早，不知是否有内幕。

刘邦，生于沛县，曾任泗水亭长，当地有名“无赖”一枚。其本身并无多大才能，幸得萧何、韩信之辈在其畔出谋划策。而韩信曾事项王，“管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韩信乃胸怀大志之人，执戟郎中终不是他的追求。而项羽身侧，能者居多，想要短期上位，恐怕难度挺大。于是，在萧何的引荐下，“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于韩信而言，刘邦对其有知遇恩。都言项羽败于刘邦。但若是没有韩信，项羽如何能败？公元前202年春，楚汉两军于垓下决战。韩信独当中军。他令两翼部队对楚军进行侧击、合围，再四面楚歌皆起，终令项羽于乌江自刎。

韩信坐拥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且是西汉开国功臣，威望自在，功高盖主。假使韩信造反，刘季小儿显然胜算不大。我自以为，韩信是内心充满对人性幻想的诗人。在他灵魂深处，或许想要报答刘邦的知遇恩情，故而即便是能言善辩的蒯通也不能说服他反汉立王。但韩信自立为齐王，让刘邦觉得他是有野心的。因此在项羽败亡后，夺其兵权，徙为楚王，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自己身边。虽其羽翼伤损，但爪牙尚在。刘邦的皇位坐的仍不十分安稳。“飞鸟尽，良弓藏”。天下大势既定，武将的存在只能是皇权稳固的威胁。于是，刘邦的内心一直闷闷不舒，但又恐朝臣向背，世人指责，背上那千古骂名。于是乎，“贤内助”粉墨上场。“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还是以刘邦的心终安宣告结束。

刘邦为何欲除韩信？只能说是人心、局势逼迫，权力、欲望驱使。一代名将，死其非所，实堪哀伤。但回头想想，这似乎又是历史的必然性，不必深究。若非要知其所以然，不如归去，问那森森白骨。

----大学语文结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