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之经济思想

第一篇：《史记˙货殖列传》之经济思想

《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芸芸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准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准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准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

周先民：《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民94.10）。賴漢屏：《史記評賞》（台北：三民書局，民89.8）

二、期刊

張文華：〈近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綜述〉，《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7卷第三期，（2005年4月），頁510-560。

李挺：〈《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可學學報》，第25 卷第2期（2005年4月），頁71-76。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湖北審計》，第12期，總刊第175期（2003年），頁49。

王生：〈司馬遷的重商經濟思想探微〉，《農業師院學報》，第3期（1994年），頁29-33。

何梅琴：〈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極其進步性〉，《平頂山師專學報》，第12卷第4期（1997年12月），頁48-52。

聶翔雁：〈從《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的進步性〉，《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3期（2004年），頁55-57。

馮曉琴、楊世民：〈由《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延安教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25-27。

賈明遠：〈簡論司馬遷的經濟管理思想〉，《西北大學學報》，第33卷第2期（2003年5月），頁68-70。

李理：〈司馬遷經濟倫理思想簡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1995年），頁54-57。

唐凱麟、陳科華：〈「善者因之」─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3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1-22。

楊華星：〈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探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9卷第5期（2003年9月），頁122-126。

徐衛民：〈論司馬遷的商業思想〉，《漢中師院學報》，第4期（1994年），頁57-61。王鑫義：〈司馬遷論商場成功之道〉，《安徽大學學報》，第5期（1997年），頁91-93。丁毅華：〈司馬遷的貧富觀〉，《學術月刊》，第5期（1995年5月），頁73-80。區永坼：〈司馬遷經濟思想論述〉，《武漢教育學院學報》，第15卷第4期（1996年8月），頁56-60。李德甫：〈司馬遷經濟思想 ─學習《史記˙貨殖列傳》斷想〉，《創造》，（1996.06），頁46-47。

張文明：〈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生產經營思想〉，《貴州文史叢刊》，第一期（2003年），頁53-56。

繆坤和：〈《史記˙貨殖列傳》所展示的分工與商品經濟發展析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6卷第6期，（2000年），頁126-129。

陶家柳：〈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頁72-76。

張澤暉：〈〈貨殖列傳〉的經濟思想〉，《創造》，（1998年12月），頁50-51。陳及：〈《史記˙貨殖列傳》與現代市場經濟觀〉，《商業文化》，（1994年4月），頁54-56。

張文華：〈關於《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經濟區劃分問題〉，《荷澤師範科學學報》，（2004年8月），頁34-36。

吳宏岐：〈說《史記˙貨殖列傳》中經濟小區的數目〉，《中國歷史地理叢》，第4期（1998年），頁90-96。

李挺：〈太史公論庶人之富─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思想戰線》，第1期（2002年），頁67-70。

王爾春：〈小議《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岩穴奇士〉，《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11月），頁40-41。

孫志敏：〈試析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1期（2003年），頁57-61。

賀信民：〈禮生於有而廢於無─論《史記˙貨殖列傳》之倫理學價值〉，《唐都學刊》，第19卷第1期（2003年），頁40-44。

金久紅：〈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道德觀〉，《懷北煤師院學報》，第22卷第3-4期（2001年7月），頁3-4。

溫冠英、朱林：〈論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南昌大學學報》，第32卷第3期（2001年7月），頁75-80。

陶禮天：〈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讀〈貨殖列傳〉〉，《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總第7期（1995年），頁30-36。

林榮琴：〈試析《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地理志》中的風俗地理思想〉，《西 北大學學報》，第27卷第4期（1997年），頁41-43。

第二篇：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第三篇：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第四篇：读《史记 货殖列传》有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这学期的公共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课堂上她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东西，这让我对经济也产生了些许的兴趣，所以这次在选题的时候我选择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而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我认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能为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货殖列传》在开头引用《老子》的对最清平的政治环境的描述，反对其对追求物质享受的忽视和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观点，因为这相当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产不同的商品，即“区域分工”，不同人从事不同的职业生产出人们生活的用品，即“社会分工”。从周朝到汉朝有很多大“货殖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上的成功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也就是司马迁想要在文章中阐明的有关经济规律的东西。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区域内特有的优势，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扬长避短，使得国家变得富有；计然对于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又善于观察发现藏在价格表面内部的经济规律，还注意资金和货物的周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范蠡使用计然的五条策略，助勾践报仇雪恨，建立霸业，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经商，三次赚得千金之财；子贡是孔子最富的学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帮助孔子扩大的名声，可见财富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圭看清时机，买入卖出，捕捉赚钱的时机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却能不讲究物质享受，可谓是“聚财有道”；乌氏倮和巴郡清寡妇本来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竟能与皇帝分庭抗礼，足以见得财富的多少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了。之后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汉中地区，河东、河内和河南，蓟，楚越地区，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渗透着各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细致的描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详细且生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画卷。接着，司马迁又发表见解，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取得财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然后他详细地列举和描写了当时中国大地上人们追求财富的不同途径的现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重要性，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最后司马迁记叙了若干当代较为成功的“货殖家”的实例，向人们提出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货殖”致富的经验的建议。

其实，再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有这么两个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商人，一、要重视财货，给与其适当地位；

二、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具备灵活的头脑。

首先，关于重视财货这个问题。过去的文化观念就是重利轻义，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人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 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是有其正确性的。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譬如计然和白圭。白圭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里面蕴含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这些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都不需要去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利用这样的规律性变化来获利。而计然的看法也与白圭的这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关注。而现在的许多投资人就是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因为错过了绝好的时机。另外，计然还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这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这种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的观念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和借鉴。

这就是我读《货殖列传》我发掘出的一些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篇：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向贤柔

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史学，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一种号召，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将自己的思想精华全部融入进去。窥一斑而知全豹，现仅于《史记·货殖列传序》为例，简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决定了古代历代君王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主张。“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刘向·《说苑》），这是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是完全对立的，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减少农业劳动力，损害农民利益。因而，李悝实行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实行“平粜之法”来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市场。李悝看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政策似乎兼顾了农业与商业，但从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

抑商政策，只不过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调节利益分配，将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国家和农民，这种政策必然损害工商业者，而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鞅变法中则体现得更加明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成了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对秦孝公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人喜商，所以农事不举；农事衰败则国家危亡。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商鞅在变法中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规定：

一、“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禁止商人经营粮食，限制粮食在市场上流通。

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使“农逸而商劳”（《商君书·垦令》），加重商人赋税和徭役。

三、“壹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专卖。

这些政策的实行就当时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长时间延续下去的时候，其消极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在汉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对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进行

了限制。汉武帝时规定“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同时，设置大农等官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既买之”(《史记·平准书》)。针对这种状况，司马迁认为，“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马迁论证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针对老子提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司马迁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认为“则几无行矣”（《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明白那种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马迁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他明确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视人的欲望，“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序》），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交换。除了个体的差异，司马迁还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阂和差异，“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

传序》），而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序》），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这一方面论证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强调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创造性的解读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强调，只有经济上的富强才能达到政治上的亲和力。他举例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史记·货殖列传序》），除此以外，“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更是盛赞齐国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增强国力，从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所以，司马迁并不强调孔孟所主张的礼制，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马迁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的话就显得太不足了，因为古代也强调农业对国家和统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马迁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它应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把士、农、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战传统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种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举动。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他不仅是挑战整个社会舆论，更是直接挑战当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这些观点；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会仅仅拘泥于历史，更是要超越历史，这样的思想也才会历久弥新。

除了政治与经济，司马迁还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话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佑荣辱”，认为，“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史记·货殖列传序》），他称颂美德，但它所主张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才能奢谈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养高尚情操，这就当今社会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同时，司马迁提出了自己对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看法，主张实行宽松的的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序》），司马迁认为，管理社会，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其次是要实行引导，再次是要对人进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约束人，最下者乃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首先，他提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管理经济的最好方法是顺其自然，“善者因之”，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因此，司马迁对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平准均税等打击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最下者与之争”，坚决反对与民争利。

《史记》中很多思想都具有开创性和超越时代的意义，司马迁能够看清社会的角角落落，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种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独创性、预见性，以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司马迁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就正是因为其对历史的永久的指导意义而永久流传。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仔细

去品读。这篇文章《货殖列传序》简谈一下个人意见，有很多纰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 著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书》 商鞅 著

《汉书》

班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