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货殖列传》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市场经济

第一篇：浅析《史记·货殖列传》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市场经济

浅析《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早期的市场经济

摘 要 《史记·货殖列传》作为一部战国到秦汉的商品经济史，描绘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变化情况,体现了商品 济发展的轨迹。本文阐述了其反映出的中国古代早期市场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市场预测理论、商品购销理论、经济效益评价理论。文章认为,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便已涉及到商品流通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市场预测成为商品买卖的重要依据,同时强调商品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动而变化, 直观地指出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并且从微观角度,具体到某一生产者、商业 营者的利润来评价其 济效益。关键词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 中国古代 早期 市场理论

《史记·货殖列传》作为一部战国到秦汉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生产和交换为坐标,描绘了当时的经济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经济曲线,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轨迹,反映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远见卓识。下面仅就其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早期的市场理论作具体探析。

《货殖列传》作为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一部商业经济史，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市场理论的阐述和运用方面尤其花费较多的篇幅，包括市场预测理论、商品购销理论、效益评价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一、市场预测理论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的子贡应是中国古代早期进行市场预测的最典型的代表。市场预测在春秋时期称为亿。《论语·先进》中有孔子赞誉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的话。“亿”，据朱熹所说：“意度也。”即市场预测，子贡善于猜度市场行情,因此增加财富。既然是意度, 照字面意思看是凭经验的主观成份自会居多,而预测虽然是预计和推测,但不是主观臆断,更不是毫无根据的瞎说,预测应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分析,市场预测必须以市场调研为依据。那么子贡是仅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他对市场有一定了解,并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和有实际的依据呢?市场预测理论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提出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

此外，《货殖列传》还对子贡、计然、白圭等人经商活动进行的具体记述，就是运用市场预测理论的成功例证。子贡在经商实践中根据 “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从商品供求关系入手，来进行市场预测，做出了准确、及时的决策。他看准时机，贱买贵卖，通过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的相互转化，以获得财富的增殖，成为中国古代成功进行市场运作的典型代表。而计然则是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预测和指导自己的经营。他指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这个“时”,主要指年岁的丰歉和水旱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他认为天时变化,从而农业生产的变化规律是可以预测和掌握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每逢六年有一次丰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丰年,一次小丰年;每逢六年有一次旱年,十二年中有两次旱年;十二年中还有一次水年。能预知未来的丰歉水旱,就能预测到粮食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除了在丰年收进粮食,纳入储备,以供水旱荒歉年份出售外,还应根据天时变化预测决定其它商品的经营对策。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

而白圭对市场的预测与计然的市场预测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司马迁说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善于掌握经营时机,当机立断，乐观时变。他也有一套商情预测方法。白圭认为农业收成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十二年一个周期,三年有一个较小变动,丰年过后的第三年是旱年,旱年过后的第三年是丰年。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收贮粮食在歉年出售。在水旱年成的荒歉季节到下一年收成季节之间,这一年中积著率岁倍,即从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白圭的这种农业经济循环论，与计然的“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受了其前辈的影响。

他们都把农业生产与商业经营联系在一起，进行商业循环预测，这是古代商业预测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史记货殖列传 中,准确的市场预测,了解、分析市场及有关因素,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些预测的理论和思想有的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有的不符合,但不论其主导思想如何,有一点是一致的:

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的涨跌,是古代市场预测的核心内容。

二，商品购销理论

市场预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行交易，最终建立购销关系。而购销理论作为市场理论的核心，乃是强调商品的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化以及影响供求变化的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市场中的商品购销理论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与分析。

1、司马迁的自由购销思想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阐述了其自由购销思想。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由购销思想和购销理论。他既肯定了农业生产的首要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他从宏观的角度阐述：社会自由分工和合作,各自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不必人为地限制和规定。他指出在活跃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其特点有三:一是由社会自由分工的农、虞、工、商各个部门,各自担负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通过生产、流通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产销关系由社会的生产、交换自然形成,并非行政、督教、规定所能做到;二是商品价格高低决定商品运动的流向;三是只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司马迁基于他的自由购销思想,认为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上策是对私人商业任其发展不加干涉;其次是国家因势利导给以鼓励;再次是教导或告诫;又次是运用国家权力进行调节和限制;下策则是国家直接经营与民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应该指出,司马迁的自由购销思想,并不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准确地说,他是主张以经济放任为主,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导向、鼓励、劝阻、调节与限制的作用。

2、范蠡、白圭的购销理论

《史记·货殖列传》有如下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太史公评价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意思是说他能随时逐利,适应市场,采取灵活的购销策略。并且他非常讲求信用,“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择人而不负于人,故能不为人所责”。他既居货,又耕畜,农、牧、商结合, 从生产到流通,综合经营。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太史公说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后来衰老,子孙继续经商,家财遂至巨万。范蠡经商致富,有一套购销理论,即所谓“积贮之理”。这套理论与原则,一方面来源于范蠡本身经商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则如范蠡自己所说是受了“计然之策” 的影响。“计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而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那么计然之策又包括什么内容呢?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1）要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经营购销。强调增加储备,积蓄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能掌握这两者,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2）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却知贵贱”。价格涨跌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前者是因价格上涨,商品贵了,供给就增加,供大于求,价格下跌,贵又复为贱;后者则是供给减少,价格重趋上涨的缘故。应当顺应这种规律,即所谓的“顺其恒”。在商品贵到适当程度时,要当它似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及时抛出,即“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低时,则要当它似珠玉般地收购,即“贱取如珠玉”。不能因为价贵就守货惜售,也不能因为价贱就观望不进。

（3）国家要用调节供求的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做到对产销双方有利。如所谓“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 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4）在具体商品的经销上,要注意商品质量。贮藏货物要完好,“务完物”;易腐败的食物则不能久留,“腐败而食之货勿留”

（5）特别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货币滞压在手中无息币;也不能“囤积居奇无敢居贵”。

从范蠡所用“计然之策”中总结的商品购销理论来看，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涉及到了商品流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并且直观地指出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

范蠡应用在经商中的“积贮之理”,到了战国时在部分商人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著名的代表当推同为《货殖列传》所记载的白圭。

白圭, 擅长经商,“乐观时变”,主要经营农产品、手工业品及原料。司马迁把他的购销原则归纳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言之就是:“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在粮食收获季节,买进米谷,供应丝漆等农垦所需的手工业原料;在蚕茧出产季节，收购丝绵和丝织物,而供应农垦所需的粮食。在丰收年和歉收年也是根据这个办法来进行商业活动的。白圭就是运用市场规律，从年岁丰歉和季节差异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中来加强经营，获取利润的。其购销经营的特点是,把某些尚未形成社会迫切需要，一时供过于求,因而价格比较便宜的商品, 预先加以大量购存，等待社会急切需要、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时,再行出售。此外,白圭还与经营贵重商品的商人有所不同。由于是以小农为交易对象,所以他特别奉行“薄利多销”的购销原则。他说：“欲长钱,取下谷”。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但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不抬高价格,也可获大利。为了增加粮食货源,他主张“长石斗,取上种’,即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供应,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战国时生产技术得以提高发展,白圭适应了这种新情况,不但供给粮食,而且出售种子,把发展商业放在发展农业基础之上,这一点是其购销理论的独到之处。

而越王勾践正是采用了范蠡、计然等人提出的经济政策，十年后就使国家大富：一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二是掌握价格调节规律，合理调节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三是保持手中的货币行如流水，手中的货物 “无敢居贵”，以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从这些具体的商业运作经验可以看出，商品购销的理论不仅涉及价值观念，而且渗入商品流通的过程中。

三、经济效益评价理论。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是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到某一生产者、商业经营者的利润来评价其经济效益。经济效益评价思想的提出应该说是 《货殖列传》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司马迁把农、林、牧、副、渔以及经济作物等的生产者作为本业。然后按同量资金分别计算某一行业一年中收成所获得是否达到二十万钱的盈利。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从上文可知:各种经营,凡能分别达到上述数量,每年即可盈利20 万钱。司马迁把从事商业经营作为末业。在末业中列举了酒店、酱醋店、粮店、竹木店、薪炭店、布帛店等许多行业,如“酒店年售出酒千瓮,酱醋店年售出醋千缸酱千缸,薪炭店年售出薪稿千车,亦可得利二十万钱”。

司马迁对本业、末业中各种行业具体经营的项目、数量、重量都较明确。说明他是经过直接或间接全面调查统计分析后得出百分之二十的税前利润率作为对本、末两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已是一个“下限数”,如“不中什二,则非吾材也”。太史公定这个下限是有依据的,当时放债者“子贷金钱千贯···亦比千乘之家”。按一贯为一千钱,千贯为一百万钱,利率百分之二十,正好和千乘之家 收入相等。如经济效益低于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则不如放款稳取利息,没有必要徒劳地从事经营了。

司马迁的这种从经营者的利润来评价其经济效益的理论，体现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轨迹，在当时应该说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除了上述的有关市场的相关理论外,太史公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如货币理论、财政管理等。作为一部战国到秦汉的商品经济史,货殖列传所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为后人展示了一幅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斑斓画卷。

总之，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商业市场仍然需要传统文化营养的滋润。总结并保留下来的市场理论是古代商业文化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借鉴、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2]罗

群:《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古代早期的市场理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8期

[3]丁光勋:《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学术月刊，2005年，第 1期

[4]王兆祥《:<货殖列传>的市场理论与理财观念》，《商场现代化》2007年5 月（下旬刊）总第504期，

第二篇：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第三篇：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第四篇：读《史记 货殖列传》有感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这学期的公共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课堂上她总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东西，这让我对经济也产生了些许的兴趣，所以这次在选题的时候我选择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而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我认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能为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货殖列传》在开头引用《老子》的对最清平的政治环境的描述，反对其对追求物质享受的忽视和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的观点，因为这相当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由于地理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又提出了不同地域生产不同的商品，即“区域分工”，不同人从事不同的职业生产出人们生活的用品，即“社会分工”。从周朝到汉朝有很多大“货殖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上的成功都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也就是司马迁想要在文章中阐明的有关经济规律的东西。这些例子依次是：姜太公和管仲利用自己区域内特有的优势，合理使用现有的资源，扬长避短，使得国家变得富有；计然对于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又善于观察发现藏在价格表面内部的经济规律，还注意资金和货物的周转，从而获得最大利润；范蠡使用计然的五条策略，助勾践报仇雪恨，建立霸业，而后，范蠡又用剩下的策略去治家和经商，三次赚得千金之财；子贡是孔子最富的学生，他也利用自己地位帮助孔子扩大的名声，可见财富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圭看清时机，买入卖出，捕捉赚钱的时机非常敏捷，然而自己却能不讲究物质享受，可谓是“聚财有道”；乌氏倮和巴郡清寡妇本来地位卑微，但是由于各自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竟能与皇帝分庭抗礼，足以见得财富的多少对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了。之后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大地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汉中地区，河东、河内和河南，蓟，楚越地区，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渗透着各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细致的描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详细且生动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巨大画卷。接着，司马迁又发表见解，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取得财富，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都会去追求。然后他详细地列举和描写了当时中国大地上人们追求财富的不同途径的现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财富的重要性，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最后司马迁记叙了若干当代较为成功的“货殖家”的实例，向人们提出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货殖”致富的经验的建议。

其实，再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有这么两个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作为商人，一、要重视财货，给与其适当地位；

二、要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具备灵活的头脑。

首先，关于重视财货这个问题。过去的文化观念就是重利轻义，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人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 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是有其正确性的。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譬如计然和白圭。白圭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里面蕴含的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这些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都不需要去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利用这样的规律性变化来获利。而计然的看法也与白圭的这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就是说商品的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我们并不需要去关注。而现在的许多投资人就是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因为错过了绝好的时机。另外，计然还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这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这种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的观念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和借鉴。

这就是我读《货殖列传》我发掘出的一些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篇：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读《史记·货殖列传序》

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向贤柔

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对我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史学，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主张、一种号召，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将自己的思想精华全部融入进去。窥一斑而知全豹，现仅于《史记·货殖列传序》为例，简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决定了古代历代君王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主张。“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刘向·《说苑》），这是魏国改革家李悝的观点，他认为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是完全对立的，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破坏农业生产，减少农业劳动力，损害农民利益。因而，李悝实行了以“尽地力之教”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实行“平粜之法”来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市场。李悝看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从表面看来，这样一种政策似乎兼顾了农业与商业，但从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

抑商政策，只不过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来调节利益分配，将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国家和农民，这种政策必然损害工商业者，而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积极性的提高。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商鞅变法中则体现得更加明显，“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成了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对秦孝公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人喜商，所以农事不举；农事衰败则国家危亡。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在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商鞅在变法中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规定：

一、“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禁止商人经营粮食，限制粮食在市场上流通。

二、“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使“农逸而商劳”（《商君书·垦令》），加重商人赋税和徭役。

三、“壹山泽”（《商君书·垦令》），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专卖。

这些政策的实行就当时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长时间延续下去的时候，其消极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在汉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对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进行

了限制。汉武帝时规定“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同时，设置大农等官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既买之”(《史记·平准书》)。针对这种状况，司马迁认为，“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针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现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马迁论证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针对老子提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司马迁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认为“则几无行矣”（《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明白那种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马迁对人性理解得很透彻，他明确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视人的欲望，“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序》），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的交换。除了个体的差异，司马迁还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阂和差异，“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

传序》），而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序》），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各种职业的相互配合，“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这一方面论证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强调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创造性的解读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强调商业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强调，只有经济上的富强才能达到政治上的亲和力。他举例说：“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史记·货殖列传序》），除此以外，“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更是盛赞齐国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增强国力，从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所以，司马迁并不强调孔孟所主张的礼制，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马迁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的话就显得太不足了，因为古代也强调农业对国家和统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马迁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强调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它应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并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货殖列传序》），他把士、农、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战传统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并对我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种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举动。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他不仅是挑战整个社会舆论，更是直接挑战当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这些观点；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绝不会仅仅拘泥于历史，更是要超越历史，这样的思想也才会历久弥新。

除了政治与经济，司马迁还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话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佑荣辱”，认为，“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史记·货殖列传序》），他称颂美德，但它所主张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才能奢谈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养高尚情操，这就当今社会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同时，司马迁提出了自己对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看法，主张实行宽松的的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序》），司马迁认为，管理社会，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其次是要实行引导，再次是要对人进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约束人，最下者乃与民争利。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首先，他提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管理经济的最好方法是顺其自然，“善者因之”，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因此，司马迁对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平准均税等打击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最下者与之争”，坚决反对与民争利。

《史记》中很多思想都具有开创性和超越时代的意义，司马迁能够看清社会的角角落落，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种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独创性、预见性，以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司马迁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就正是因为其对历史的永久的指导意义而永久流传。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仔细

去品读。这篇文章《货殖列传序》简谈一下个人意见，有很多纰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 著

《司马迁经济思想通论》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书》 商鞅 著

《汉书》

班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