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5篇材料）

第一篇：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北京工商大学 夏京春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之说”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长,时间长了,也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羸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1]思想

徐白斌

（西南财经大学 13级财务管理2班 41315082）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潮流之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却提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反潮流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多次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工商业者立传，并且详细的论述了农工商虞应该并重发展的观点。司马迁不仅批判重农抑商的思想潮流，同时也批判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潮流，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剥去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鼓励人人发财致富。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反潮流；儒家思想

从战国以来，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推行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却首创经济史传，为工商业者立传，表现出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史观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不仅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也揭露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强烈地批判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的观点。

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农工商虞并重。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司马迁引用《周书》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想使社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使人民富足，使国家兴旺，就必须要有虞人开发山泽，有农业、商业、手工业同时发展，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虞人各司其职，做好社会分工，才能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所需，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政治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社会分工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不谋而合，这也体现出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超前之处。[3] 司马迁把商业作为“民所衣食之原”之一，可以看出重农抑商的观点与统治者想要国泰民安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则经济不兴；经济不兴，则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富裕，则国家不强；国家不强，则会受到外来民族的侵扰。总之，四业兴旺，则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则国家贫弱［4］。反对封建正统“灭人欲”观点，主张人欲动力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在这里，司马迁指出了人欲“终不能化”，只能“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只有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人们才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的批判。

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认为要“防范人欲”。在这样一个提倡礼义以提防遏制人欲的时代，司马迁一反潮流，宣扬欲望动力说，明确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提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利益而遏制人欲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其遏制人欲，不如利用人性逐利的本质来发展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促使国家富强，政治稳固。

反对封建纲常，提出“素封论”。

秦汉以来，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秦朝商鞅变法，汉朝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统治者为巩固政治，通过禁止商人入朝为官的做法，企图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的抑商之法，恰好为司马迁揭露封建纲常提倡的仁义提供了反证，揭露了仁义道德的虚伪。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同时他也写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社会等级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之下必定存在的，人们如果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经商来获得社会财富，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司马迁为我们描写到“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乌氏倮和寡妇清都是通过经商致富，后获得了秦始皇的封赏，司马迁意在鼓励人人都去经商，发财致富。

司马迁最后在《货殖列传》中总结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再一次表明，通过经商致富，人们可以由下至上，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获得“素封”之名。这一观点，在《汉书》中得到佐证，即“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并且为后世人所赞同。在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司马迁的人欲动力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5]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儒家封建纲常正统思想作为背景的前提下，还能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当政者的经济政策，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敢于揭露封建仁义道德的虚伪，这些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反潮流，并不意味着反叛，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有这种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被后来的班固和金代的王若虚[6]等人强烈批判，说明司马迁的反潮流观点的确是击中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要害，才会让文人志士发出“迁之罪不容诛矣”的愤怒之音。因此，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虽然是反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潮流，但是却是顺应了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潮流。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像一朵绚丽的烟火一闪而逝，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但是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里，司马迁有着这样超前的经济思想，这确实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1]韩兆琦《史记精讲》，第433页。

[2]《论语·里仁》

[3]本文凡引《货殖列传》均不加注。[4]张大可《实际研究》，第423页。[5]《孟子》卷一三《尽心下》

[6]王若虚：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局，2002.[2]韩兆琦译注.史记【九】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3]韩兆琦.史记精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4]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

第三篇：《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

《货殖列传》折射出的司马迁社会思想

[摘 要]《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从《货殖列传》的记述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思想，更能领略到作者独到而深邃的社会见解和他伟大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货殖列传；司马迁；商业

史家有四长：学、才、识、德。在史家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道德感召下，用宏观的视角与全局的意识来审视社会、指引社会，这才不枉费文人士大夫立功、立言、立德之人生追求，这才使历史学有继往开来的真正价值。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的探究，读者无不赞叹司马迁非同一般的文学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中品读出历史学在明辨社会是非与安邦定国中的借鉴意义。作者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进步意义，其中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试图构建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司马迁成长在汉朝黄老之学与独尊儒术的交替时期，因此在是非判断上能够集各家思维方式之所长。既能走出道家思想小国寡民的误区，又能深刻领悟社会发展“顺其自然”之真谛。司马迁反对老子倡导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1）几乎没有推行该种社会的可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经济要顺势而为，为人民幸福谋利益，做好守夜人的角色，自由放任，不与民争利。这种思想颇有近代欧洲经济上自由主义的韵味，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其进步意义可想而知。可惜司马迁的这种理性声音并没有被日后更多的政治精英接受，日后封建政府横加干涉经济，总想构建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结果不按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走，好心也办成了坏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小农文明缓慢的发展，成为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可见促进经济自由发展，政府因势利导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人民在追名逐利中客观上必然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过分的放任经济的自由也是不正确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没有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算作其思想的一大局限吧。

二、求富，天道使然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没有什么行业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人民会在求富心里下自由的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最赚钱的行业。“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经济领域上各行各业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无所谓贵贱。“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4）。“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司马迁对各行各业的平等认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环境下可谓先进，对此我们应该肯定。但是用今天的观点看，虽然行业没有贵贱，但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于是人们根据个体觉悟境界的差异与情商智商的高低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因此在社会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中，受各行业从业人选影响，人员素质因行业差异而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可见司马迁在全面认识各行业与各行业从业人员上看，缺少一种全面的评判。

各行各业都给人们提供了求富的机遇，加之人们都有一颗求富的心，那么人们都不应该给自己的贫穷与富贵找太多外界客观的借口。聪明的人总是会寻找机会求富，愚蠢的人只能忍受贫穷，故“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6）。可见司马迁心中并没有那种简单的仇富情节，对财富和财富的拥有者都有着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在文章中司马迁甚至用赞许的眼观来认识范蠡、白圭、巴寡妇清等人，对他们致富报之以肯定的态度。聪明的人总是善于发掘机遇寻找财富，“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凑”（7）。

三、贫穷是罪恶之源，富裕是繁荣之基

司马迁看清了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经济生活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存在。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8）。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社会心理学中人类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社会大众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时候才有更高领域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艘嬲茫�失�嗽蚩臀匏�之，以而不乐。”（9）智慧的精英转化成了财富的精英，财富的精英进而转化成了道德的精英。这些因智慧而富，因富而德的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诱导作用；那些投机钻营之辈，往往富不过三代，其反面意义警醒世人。社会就是在求富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善，逐渐成熟，大浪淘沙般的向前发展。人性都有追名逐利的一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0）。所以人们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物质利益满足的前提下，又开始追求精神世界中的成就，经济繁荣才是内修德政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与之相反，衣食无着、贫穷落后也就成了愚昧与罪恶的源泉了。

四、社会风气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早年云游四方，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对各地风气好坏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及社会风气好坏，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但社会风气的好坏也会反作用与经济的发展，纵观汉王朝各地民风差异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司马迁也重视通过介绍各地历史沿革来分析各地民风形成的原因。

关中之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1）。加之地处京城战略要地，交通四通八达，历代经营有佳，“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2）。

河东、河内、河南地区，“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13），种、代地区靠近北方边疆，靠近匈奴，因此“人民矜�这澹�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14）。“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15）可见中山地区受历史因素影响，当地人民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社会健康发展也就成了一大难题，男盗女娼便不足为奇了。 邹、鲁在汉朝时期是桑麻产区之一，司马迁评价当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16）。

同为楚国故地，因为民风的不同，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西楚地区“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17）。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浙江以南的东楚地区风俗同越地相同，“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18）。南楚地区民风与西楚相似，“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19）。

在司马迁的论述中，可以看成各地风气形成的历史原因，更能隐约的感觉到汉朝时期各地社会风气对各地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很大，落后地区或许也应该在辨析自身文化风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上寻找落后的原因。

五、用商人的利益眼观看待各色人群

用商人的视角看待任何人都是利益的产物。“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20）这句话点明了人性中不可抹杀的那种名利欲望，完全用商人的眼观去看待世间万象与人性的弱点。想必这种观点并非司马迁的本意。世间不同的人，思想境界不同，其核心追求是不一样的，众生并非皆属拜金主义。司马迁可谓西汉文人士大夫之楷模，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德、立功、立言乃其人生核心追求，这种信仰坚定的人岂是功名利禄能够收买的。或许这里存在着司马迁写《史记》故意留下来的曲笔把，这种曲笔的目的不是为谁辩护，而是意在自损人格。或许写到这里的时候，司马迁流露出来的是心中的痛与泪，是对于他人不理解自己鸿鹄之志的怨愤，流露出的是在被他人讽刺人格尊严时的一种无奈与无力的抗争。文章的最后又写了关于发家致富之道。以司马迁的才能完全可以富甲一方，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富裕，因为司马迁有更高的境界信仰与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写《史记》，传递历史，传递责任，传递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司马迁恰恰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否定世俗社会那些下贱的眼观，彰显人性中信仰的伟大。

总结

受时代局限性影响，《货殖列传》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更正的一家之言。但探究司马迁的核心思想精髓，仍能品味出作者治史思想之伟大，《史记》不愧为司马迁用真心与生命铸就成的不朽佳作。治史重在指导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货殖列传》中品读到很多社会发展的哲理：人民财富的多寡，更多的取决个人的能力与社会的需要；政府需要做的是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且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国家的统一保驾护航；单纯的保护所谓的贫穷阶层，其结果只能是保护了落后阻碍了进步。现如今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造成各地经济发展快慢的原因除去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外，我们也应该找寻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社会文化与风气。提升国民素质，改造国民性将是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2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

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第四篇：《史记˙货殖列传》之经济思想

《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芸芸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准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准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准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

周先民：《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民94.10）。賴漢屏：《史記評賞》（台北：三民書局，民89.8）

二、期刊

張文華：〈近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綜述〉，《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7卷第三期，（2005年4月），頁510-560。

李挺：〈《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可學學報》，第25 卷第2期（2005年4月），頁71-76。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湖北審計》，第12期，總刊第175期（2003年），頁49。

王生：〈司馬遷的重商經濟思想探微〉，《農業師院學報》，第3期（1994年），頁29-33。

何梅琴：〈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極其進步性〉，《平頂山師專學報》，第12卷第4期（1997年12月），頁48-52。

聶翔雁：〈從《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的進步性〉，《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3期（2004年），頁55-57。

馮曉琴、楊世民：〈由《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延安教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25-27。

賈明遠：〈簡論司馬遷的經濟管理思想〉，《西北大學學報》，第33卷第2期（2003年5月），頁68-70。

李理：〈司馬遷經濟倫理思想簡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1995年），頁54-57。

唐凱麟、陳科華：〈「善者因之」─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3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1-22。

楊華星：〈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探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9卷第5期（2003年9月），頁122-126。

徐衛民：〈論司馬遷的商業思想〉，《漢中師院學報》，第4期（1994年），頁57-61。王鑫義：〈司馬遷論商場成功之道〉，《安徽大學學報》，第5期（1997年），頁91-93。丁毅華：〈司馬遷的貧富觀〉，《學術月刊》，第5期（1995年5月），頁73-80。區永坼：〈司馬遷經濟思想論述〉，《武漢教育學院學報》，第15卷第4期（1996年8月），頁56-60。李德甫：〈司馬遷經濟思想 ─學習《史記˙貨殖列傳》斷想〉，《創造》，（1996.06），頁46-47。

張文明：〈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生產經營思想〉，《貴州文史叢刊》，第一期（2003年），頁53-56。

繆坤和：〈《史記˙貨殖列傳》所展示的分工與商品經濟發展析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6卷第6期，（2000年），頁126-129。

陶家柳：〈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頁72-76。

張澤暉：〈〈貨殖列傳〉的經濟思想〉，《創造》，（1998年12月），頁50-51。陳及：〈《史記˙貨殖列傳》與現代市場經濟觀〉，《商業文化》，（1994年4月），頁54-56。

張文華：〈關於《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經濟區劃分問題〉，《荷澤師範科學學報》，（2004年8月），頁34-36。

吳宏岐：〈說《史記˙貨殖列傳》中經濟小區的數目〉，《中國歷史地理叢》，第4期（1998年），頁90-96。

李挺：〈太史公論庶人之富─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思想戰線》，第1期（2002年），頁67-70。

王爾春：〈小議《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岩穴奇士〉，《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11月），頁40-41。

孫志敏：〈試析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1期（2003年），頁57-61。

賀信民：〈禮生於有而廢於無─論《史記˙貨殖列傳》之倫理學價值〉，《唐都學刊》，第19卷第1期（2003年），頁40-44。

金久紅：〈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道德觀〉，《懷北煤師院學報》，第22卷第3-4期（2001年7月），頁3-4。

溫冠英、朱林：〈論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南昌大學學報》，第32卷第3期（2001年7月），頁75-80。

陶禮天：〈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讀〈貨殖列傳〉〉，《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總第7期（1995年），頁30-36。

林榮琴：〈試析《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地理志》中的風俗地理思想〉，《西 北大學學報》，第27卷第4期（1997年），頁41-43。

第五篇：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 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 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

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 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则是应当予以批判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 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作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⑤ 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在两千多年以前, 司马迁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了经济力量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确是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⑥ 他论述了货币的起源、货币流通与物价的关系以及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等问题。

二、政治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经过统一、恢复阶段走向繁荣富庶,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并出现了豪强兼并情况的时候；是汉王朝已由稳定趋向强大,而所谓“文景之治”背后隐蔽的矛盾危机却在日益显露的时候,是汉武帝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积极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派比其他学派更占优势的时候。⑦ 这些现实生活无疑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当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司马迁承受来的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涂饰了一层时代的色彩。⑧ 这就是为适应汉初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而加以改造过的汉初之儒。汉初之儒的主要改造者是董仲舒。董仲舒从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仓库中经过精心挑选, 并杂揉进一些阴阳家学派的思想资料而加工改造的变种。司马迁主要地继承了这种思想资料。司马迁从董仲舒那里承受了不少思想资料,但决不只是董仲舒思想的翻版。他继承了董仲舒汉初之儒的儒家部分思想资料,而批判接受了其中阴阳家部分的思想资料。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下和史家掌管天象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神秘主义部分, 吸取了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的合乎自然实际的成分。⑨

司马迁也从道家吸取了思想资料。司马迁受了司马谈一些家学影响；但这正如他从儒家吸取思想资料那样, 他所吸取的是汉初所实行的“黄老之治”的思想资料。“黄老之治”是汉初适应中小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统治术。它的“无为而治”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干涉的消极态度, 而是以“无为”为表面,以“而治”为实质, 是“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的钓饵榨取政策；它是以“无为”为手段,以“而治”为目的,借以“保护”中小地主阶级发展的积极政策。⑩

所以说,司马迁吸取的思想资料并不单一。他吸取的不是纯儒纯道,而是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汉初之儒和黄老之治中吸取了经他选择的资料所形成的新结合体。这种新结合体适应了汉朝前期的社会需要,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利益, 有利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剥削和榨取,也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要求。司马迁是具有着浓厚的以汉为正统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的,概括说,就是“尊汉”思想。司马迁不仅以汉得天下为正,而且希望汉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他在《儒林列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故事；景帝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汤、武伐柴、封的性质间题的争论。司马迁编纂史记选择史料是有权衡的, 他之所以写入这样一段故事, 一方面固然说明他因同意黄生和景帝的意见而设法保留下来, 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他同样希望汉政权巩固和稳定的思想感情。司马迁对于武帝以前的汉初政治局面, 具有莫大的热情, 他曾不止一次地颂扬汉初恢复发展的“辉煌”成就。司马迁不仅颂扬汉初的政治局面, 而且对汉初的几个最高统治者也都在《史记》中留下了不少颂扬和肯定的文献记录。司马迁在以汉为正统的思想基础上, 更是中央集权的热烈拥护者。他在《史记》中充分发挥和宣传了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司马迁不满于秦的暴政 但对秦的统一集权则持肯定态度。他在《史记》的齐、鲁、燕、宋、晋、管蔡、陈祀等世家中都不惮繁地记录了“ 秦始列为诸侯”。《田敬仲完世家》中更大书一笔“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表示对这个实现中央集权统一局面的政权以极大的重视。⑪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若干政治问题的解释大抵归之于天命。他认为天上有灾异变化,人间必有相应的大事。这种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另外，司马迁的“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主要探讨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国家兴亡, 同国家施政人民情绪、国民经济、使用人材等的相互关系 从而提出了施政之当否、民心之向背经济之荣枯、用人之得失,直接影响到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和政权兴亡的看法。⑫ 同时, 他对于历史上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国家命运, 又往往不是片面地强调一点,不及其余；而多是注意全局,力求详明。如论秦亡汉兴,上述四方面的因素大致都已提到。毫无疑问,司马迁有些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是, 他处在专制、愚昧的封建社会初期,那么认真地注意历史的经验,深刻地说明了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和国家兴坏的某些道理, 实在可以肯定为古代史学中的民主性精华。

参考文献：

①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J].江汉论坛报,2006(11):62.②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202.③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49-550.④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53.⑤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54.⑥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J].江汉论坛报,2006(11):66.⑦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3.⑧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4 ⑨⑩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5 ⑪邓晋乐.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J].晋东学刊,1995(4):86.⑫邓晋乐.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J].晋东学刊,1995(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