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第一篇：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 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⑥据《高祖本纪》载：沛公连夜领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围了好几圈。南阳郡守想要自刎，其舍人陈恢越过城墙去见沛公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⑦。

陶、睢阳：两县原都是僻居内地的小县，后邗沟与淮泗菏济沟通后，两城都位于运河之滨，于是便随着商货云集，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都会。《货殖列传》载：“陶、睢阳亦一都会也。”⑧又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⑨ 《汉书音义》曰：逐时而居货。韦昭云：随时逐利也。”

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赵为大国，而邯郸又适“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故在战国时即已为“天下名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西汉时，其盛不减：“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⑩

燕、蓟：两地皆地连辽东，东北边胡，东接秽貉、朝鲜、真番，是沟通中外的重镇，又盛产鱼盐枣栗，故也是商货聚散的重要都会：“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1

江陵：江陵是楚国的故都，为江南经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由于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故商业的发达亦比较早。“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12 寿春、合肥：战国时楚徙都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镇，合肥受南北潮，为南北商货交流聚散之处。“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13

番禺：番禺即今之广州，自古为对外交通之门户，又为“奇怪”和“珍异”之所聚，所有中国商货之出口与南海诸国商货之入口，均径由此门户，故自古即为中外商贾所麇集。当江南广大地区还处于尚未开发的榛莽状态时，番禺即已一枝独秀，成为一个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的大都会。《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4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

二、司马迁的重商观念

司马迁认为，在各种行业中，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5他指出：经商之所以容易致富，并且还容易获致巨大的财富，这是由商业的性质决定的，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１）商业营运，实际上是资本运动，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年间，社会上就流传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谚语，据《韩非子》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是说商人手中资本的作用，它是在不停的周转中——即流通中来不停地使自己增殖的，所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是商业资本额的增多。

（２）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古代商业主要是买贱鬻贵的贩运性商品，这样性质的商业说明生产与流通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直到汉代，这种商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国语》所下的定义的范围：“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贵贱的差额愈大，则商业的利润愈高。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差额主要为两种原因所造成：其一，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许多物产的有无多寡之间出现很大差异，成为《盐铁论》所说的多者独衍、少者独馑，即在盛产该物品的地方，价格奇廉，而不产或少产的地方，则价格昂贵；其二，是意外灾害如战争、饥馑、疾疫等和荒歉造成的物价波动。总之，只要供需之间不协调，便是商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商人常常于不旋踵之间即已腰缠万贯。

（３）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这也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二是受市场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所列举当时四大经济区的特殊物产，虽然都已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故皆待“商而通之”，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而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财富所有者。同时，商人为赚取大的利润量和高的利润率，其所贩运的物品，不但都是产自外地的罕见之物，而且都是产自远地的特殊之物，地理的差距愈遥远，价格的差额也愈巨大，于是陇蜀的丹沙毛羽，荆扬的皮革骨象，江南的楠梓竹箭，燕齐的鱼盐旃裘，兖豫的漆丝絺纻等等，便都成了商业贩运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性质的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之中，至西汉，商业的发展又远远超过了战国，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一个时期。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6司马迁以具体事例，描述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富商大贾的具体情况。很显然，司马迁不是为那些暴发的资本家写个人的发家史，而是要通过那些暴发户来说明贯串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这些富商大贾都是兼营工商业或兼营农牧业，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17以上这些人都是“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18汉代这样的富商大贾非常多，说明汉代商业资本积累得非常大。

三、司马迁的财富观念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平准书》载：“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齐桓公称霸，魏国的强大，都是由于重用谋臣，实行发展经济措施的结果。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司马迁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秦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9。秦的灭亡也与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其结果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0。在如此衰败的经济情况下，人民无法生活，只好奋而反抗，推翻当朝统治。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货殖列传》中，他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从商致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势力之大。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在《货殖列传》中，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则是没有道理的指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强调了经济生活的重要，并以齐国为例，指出发展生产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现象，只能因势利导，予以适当满足，而不应该用空洞的说教去禁止这种追求，或者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他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分析，认为农、虞、工、商都不可缺少，轻视货殖是毫无道理的，这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卓越的见识。他指出当时社会只要有钱，则名誉有了，地位也有了，犯了法还可用钱去赎，所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就难怪人们拼命追求钱财了。王公大臣无不如此，何况编户齐民呢？他还带有讽刺意味地说：要不是子贡很富有，能够聘享诸侯，孔子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早在孔子时代，钱财已有这样大的作用，到了汉代，其作用更是深入到各个领域。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揭露这一种社会现象，这与那些以讲功利为羞耻的儒者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四、司马迁的流通观念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国民经济已在前代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１）全国各个经济区和各个生产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个整体之中，彼此成为互相依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它是什么地方的一个生产物，也不管它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等采集猎获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成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或为人们喜好的奢侈品，都成为生产贩运的经营对象，而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司马迁在指出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时说：“夫山西饶材、竹、楮、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1。意即四大经济区所有的各种地方物产，原来不但不是商品，而且有很多还不是供使用的用品，现在都为全中国人民所喜好，并成为全国人民“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等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因而自然也都成了农、虞、工、商各个经济部门从事经营的专门业务。

（２）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产品由商业而变为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商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2商人出现后即商业发达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把原来当作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的物品，或者未经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品，现在经商人之手而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变化在战国年间已经开始，到了秦汉时代就更为显著了，司马迁曾指出这种变化：“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23以上这些东西，原本都不是商品，只是由于商人来收购贩运，才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富给之资”。这些东西的主人之所以能“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是因为到了这些东西的成熟收获季节，自有商人从四面八方来收购。这都充分说明：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而变为商品的。但是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运动的方向就倒转过来了，这时不再是商业把生产物变为商品，而是商品的自身运动形成商业，过去是商业支配产业，现在正相反，是产业支配商业了。这样一种细微难见的隐约变化，司马迁也敏锐地观察到，他在《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瓶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24所有这些东西的生产者，根本都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不管从事其中的哪一种生产，都可以发财致富，“比千乘之家”。说明上述的任何一种产品，对于它的所有者，都是以变换价值的形态存在的，亦即都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交换价值来进入流通领域的。

五、司马迁的经营理论

从事商品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大都是作坊手工业，特别是那些产量巨大的采矿、炼铜、铸钱、冶铁、铸造、煮盐等等，都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小量的生产，而必须是大规模经营，这是由手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有的组织形式。在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所有这些企业都是在“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下，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资本多、雇工多、产量多、利润多的特点，所以很早就使其经营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１）所有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都是资本所有者。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运行的。司马迁早就敏锐地看出，象冶铸煮盐等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和营运，都是在资本的命令下进行的，他在《平准书》中指出：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25可见投资于这些企业的都是富商大贾或地方上的豪强大家，他们都是先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于发财致富之后，才具有充分的资力来从事这些经营。

（２）由于这些企业都具有规模大、产量多、利润高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是人人所必需，因而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以致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大量例证来阐明了这一问题：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26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27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28。鲁地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29。“［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0。从上面数例引证可知，在汉初实行放任政策时，于是采矿、冶铁、煮盐、采铜等业遂成为一项最有利的经营，因为它可以直接形成财富。

事实上，在冶铁工业发达之后，其所铸造的铁器主要都是农具，因为农具的需要量最大，有广大的国内市场。秦时除有众多的私营冶铁业外，还有官营的冶铁业，秦有铁官，如司马迁之先昌，“昌为秦主铁官”31，可知秦时政府也大量地铸造农具。秦时还没有实行禁榷制度，故秦和汉初的私营冶铁业亦非常发达，例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秦迁卓氏，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氏”32。他们所冶之铁，当然都铸造为农具或工具，才能贾椎髻之民或滇蜀之民，亦才能富至巨万。实行禁榷制度后，盐铁皆收归官营，官营冶铁业亦主要是铸造农具，并于各郡县遍设铁官以推销供应。有时由于官工场的粗制滥造，单纯地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致所铸造的农具粗大笨重，不甚适用，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不善和推销人员的服务态度不佳，亦给农民增加了诸多不便。

六、司马迁的货币理论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

（１）货币起源论。其主要论点：其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33。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货币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圣王贤君为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创造发明的。其二，货币产生的时间。他认为高辛氏以前已有货币，不过未有文字记载，不可得而详考。又认为虞夏以前早已有货币，到虞夏之时，其币分为“金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即黄金、白银及铜。而铜又有钱、布、刀之别，此外还以龟贝为货币。其三，货币形式的统一。到了秦代全国货币统一为二，“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純紥矠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货币形式划而为一，币材也集中到金属体上。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不十分发达，交易额不很大，以镒为单位的价值量太大，不适合小额交易的需要，必须由价值量较小的贱金属铜来充当币材。

（２）货币流通与物价理论。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指出：从建元（前１４０）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仅就货币而言，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即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四铢，如以一两２４铢计算，半两足值铸币应重１２铢，可法定含铜量仅四铢，已是不足值的铸币。因而只是价值符号或货币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铸币，不可能再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况且官府巧法铸造或私铸的货币，经过磨取铜屑，会越铸越轻，越铸越薄，远在四铢以下。这种劣币势将充斥流通领域，币值越低，货币购买力也就越低，物价越高。当时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和当时实际情况的。基于此，他反对纵民私铸，赞同汉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认为：“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货币交换关系发达后便出现了贪诈尖巧，兼并倾轧，巧取豪夺，趋利若鹜，弃农经商等社会现象。这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动和刺激了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同时他又指出货币的消极作用，激起人们对于货币的崇拜和追逐。对此他作过客观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是对商品货币关系下人类社会心态行为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它促成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吾诈，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商业畸形发展，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危机。司马迁客观反映了这种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３）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学说。司马迁把高利贷与工商业者并列，并为之立传，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他们的致富活动，流露出他对汉武帝打击商人政策的不满。《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高利贷的经营业者可以称家，足见他的普遍存在，已不是某一行业的兼营业务，也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已是一种专门经营货币借贷的高利贷行业。无盐氏则是其中最有头脑，最善玩巧，孳殖和争于机利的代表人物。无盐氏是司马迁正面记述，并与范蠡、计然、子贡、白圭、蜀卓氏等一同作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靠“取与以时”，可资后来“智者”借鉴效仿的楷模，可供垂范的典型，而不是作为指斥、反对的对象。他将货币借贷视为正当的营业，未予否定或歧视，因而他在记述高利贷剥削活动时，描述高利贷资本急骤积累时毫无贬词，他是我国公开承认高利贷合理性的第一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那些没有爵位俸禄封地食邑人的盈利收入能与列侯封君匹敌时，称之为“素封”。对他们，司马迁采取的是客观态度，并未流露出任何批评或反对之意。

司马迁的贡献还在于，他专门开辟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两个篇目。《货殖列传》专门保存和记述了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富商大贾的业绩及时代背景，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信用制度和货币信用学说提供了宝贵史料。《平准书》专记汉初至武帝一百年间包括货币、信用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研究西汉货币信用制度和思想史提供系统、丰富的史料，尽管它还不十分完备，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可他为后代史学家所开创的先例、首创之功不容抹煞和低估。

总的来说，不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又不能把商业资本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总的出路，一是购置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就是通过重利盘剥以增殖其自身。然而，不论是进行土地兼并还是经营高利贷，对整个经济所起的都是消极的破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越发展，商业资本积累得越多，反而使整个社会愈不发展，以至愈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看到，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由于阶级和思想的局限，《史记》中的许多记载还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说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史记》经济思想内容之丰富，经济理论之卓越，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足以令后人景而仰之。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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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③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④⑥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3 24 26 27 28 29 32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⑤ 《史记》卷６０《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⑦ 《史记》卷８《高祖本纪》。18《汉书》卷９１《货殖传》。19《史记》卷２９《河渠书》。25 30 33 34 《史记》卷３０《平准书》。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９页。31 《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

第二篇：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 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 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

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 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则是应当予以批判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 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作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⑤ 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在两千多年以前, 司马迁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了经济力量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确是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⑥ 他论述了货币的起源、货币流通与物价的关系以及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等问题。

二、政治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经过统一、恢复阶段走向繁荣富庶,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并出现了豪强兼并情况的时候；是汉王朝已由稳定趋向强大,而所谓“文景之治”背后隐蔽的矛盾危机却在日益显露的时候,是汉武帝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积极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派比其他学派更占优势的时候。⑦ 这些现实生活无疑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当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司马迁承受来的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涂饰了一层时代的色彩。⑧ 这就是为适应汉初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而加以改造过的汉初之儒。汉初之儒的主要改造者是董仲舒。董仲舒从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仓库中经过精心挑选, 并杂揉进一些阴阳家学派的思想资料而加工改造的变种。司马迁主要地继承了这种思想资料。司马迁从董仲舒那里承受了不少思想资料,但决不只是董仲舒思想的翻版。他继承了董仲舒汉初之儒的儒家部分思想资料,而批判接受了其中阴阳家部分的思想资料。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下和史家掌管天象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神秘主义部分, 吸取了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的合乎自然实际的成分。⑨

司马迁也从道家吸取了思想资料。司马迁受了司马谈一些家学影响；但这正如他从儒家吸取思想资料那样, 他所吸取的是汉初所实行的“黄老之治”的思想资料。“黄老之治”是汉初适应中小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统治术。它的“无为而治”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干涉的消极态度, 而是以“无为”为表面,以“而治”为实质, 是“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的钓饵榨取政策；它是以“无为”为手段,以“而治”为目的,借以“保护”中小地主阶级发展的积极政策。⑩

所以说,司马迁吸取的思想资料并不单一。他吸取的不是纯儒纯道,而是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汉初之儒和黄老之治中吸取了经他选择的资料所形成的新结合体。这种新结合体适应了汉朝前期的社会需要,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利益, 有利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剥削和榨取,也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要求。司马迁是具有着浓厚的以汉为正统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的,概括说,就是“尊汉”思想。司马迁不仅以汉得天下为正,而且希望汉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他在《儒林列传》中写下这样一段故事；景帝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汤、武伐柴、封的性质间题的争论。司马迁编纂史记选择史料是有权衡的, 他之所以写入这样一段故事, 一方面固然说明他因同意黄生和景帝的意见而设法保留下来, 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他同样希望汉政权巩固和稳定的思想感情。司马迁对于武帝以前的汉初政治局面, 具有莫大的热情, 他曾不止一次地颂扬汉初恢复发展的“辉煌”成就。司马迁不仅颂扬汉初的政治局面, 而且对汉初的几个最高统治者也都在《史记》中留下了不少颂扬和肯定的文献记录。司马迁在以汉为正统的思想基础上, 更是中央集权的热烈拥护者。他在《史记》中充分发挥和宣传了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司马迁不满于秦的暴政 但对秦的统一集权则持肯定态度。他在《史记》的齐、鲁、燕、宋、晋、管蔡、陈祀等世家中都不惮繁地记录了“ 秦始列为诸侯”。《田敬仲完世家》中更大书一笔“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表示对这个实现中央集权统一局面的政权以极大的重视。⑪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若干政治问题的解释大抵归之于天命。他认为天上有灾异变化,人间必有相应的大事。这种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另外，司马迁的“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主要探讨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国家兴亡, 同国家施政人民情绪、国民经济、使用人材等的相互关系 从而提出了施政之当否、民心之向背经济之荣枯、用人之得失,直接影响到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和政权兴亡的看法。⑫ 同时, 他对于历史上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国家命运, 又往往不是片面地强调一点,不及其余；而多是注意全局,力求详明。如论秦亡汉兴,上述四方面的因素大致都已提到。毫无疑问,司马迁有些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是, 他处在专制、愚昧的封建社会初期,那么认真地注意历史的经验,深刻地说明了历史上的政治成败和国家兴坏的某些道理, 实在可以肯定为古代史学中的民主性精华。

参考文献：

①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J].江汉论坛报,2006(11):62.②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202.③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49-550.④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53.⑤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多维建构[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554.⑥李倩.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J].江汉论坛报,2006(11):66.⑦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3.⑧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4 ⑨⑩来新夏.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文史哲,1982(02):55 ⑪邓晋乐.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J].晋东学刊,1995(4):86.⑫邓晋乐.关于司马迁的政治观[J].晋东学刊,1995(4):80.

第三篇：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 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货殖列传》

独特

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工粗略的的分为“农、工、商、虞”四个部门，认为这四个部门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可见他很早就认识到对商业的重要性。他在《货殖列传》中又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细致的分工，例如农业、渔业、畜牧业、盐业、矿业、种植业等，并列举社会“末业”中从业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酱、杀牛、造船、漆器、纺织、刺绣等行业，可谓各行齐备，包罗万象。司马迁的社会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同样，也比西方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早了1000多年。

三、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风俗，主张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当地风俗民情特点结合起来，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举了姜子牙被封营丘的事例，那里本来多是盐碱湿地，人烟稀少，因离西周都城遥远而显荒凉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当地的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提倡工艺技巧;又积极变废为宝，利用盐碱湿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渔业和晒盐业，再让商人把海盐和鱼类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便纷纷流归齐地，齐国便慢慢富裕起来。到后来，齐桓公竟因此逐步积累，经几世奋而成霸业。又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宜种植农业，以农业致富。而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善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等等。又举白圭、猗顿、乌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迹。并以此为例，主张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和战争一样，都有风险。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话：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认为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一个人在经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随机应变，勇气上如不能果敢决断，仁德上如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上如不能有所坚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马迁高度赞扬经商者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出奇制胜的经商智慧。主张致富时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的世俗民风，智富、巧富、以奇致富，这是司马迁教民致富、发展经济思想又一重要思想表现。

四、在多渠道的致富路径中，尤重商业，“素封论”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致富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无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税”致富，其他如猗顿经营盐业、郭纵冶铁、乌氏倮经营畜牧业、巴蜀寡妇清开采矿石等。而从事“末业”的如陆地牧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渭川植竹等，市井手工业中特举例说有贩卖油脂的，虽为当时人所瞧不起小行当，而雍伯用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用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用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用它富到击钟佐食。并赞扬说这些人都是由于不耻微小、心志专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举的各种行业中，尤重商业，他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认为民间所产的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货殖”二字，即指“谋求财货繁殖生利”之道。他详细列举了从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顿、卓氏、孙氏、郑程等，并详细记录他们从事商业的事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创“素封”一词，赞扬了他们虽不经皇帝敕封但却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地位。而这种“素封”思想，表明了司马迁对商人、商业的重视，对商人、商业高度赞扬和肯定，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尤显标新立异和难能可贵。

五、正当致富，主张本富，反对奸富的思想

所谓本富，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在当时的社会中认为这样致富是最高尚的，应当受到褒奖和肯定。所谓末富，就是指从事商品交换、冶铁、畜牧、各种手工业而致富。所谓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着生命危险、靠攫取不义之财而获得财富。如司马迁所列举的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假印、伪造文书、贪污受贿等等。他在《货殖列传》中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这三个词是他的发明，这句话也是他的发明。他将奸富作为最下来看，说明了他在致富路径选择上的价值倾向，要走正路，正当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得。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求富者有着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对现世中的当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而言，司马迁的特殊的经济思想主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的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思想;最后表明他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3] 冯务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4] 陈小赤.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J].理论导刊，2008（2）.

第四篇：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北京工商大学 夏京春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之说”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长,时间长了,也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羸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思想剖析

思想剖析 自参加党校集中学习以来，我得以较为集中的学习了党的思想、方针、路线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理论；较为系统的学习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我县实际较为深刻的学习了旅游立县战略理论、环境保护理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理论，对现阶段党和国家重大思想、方针、路线及我县发展战略精神实质与科学内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和鼓舞。同时对照此次学习要求，结合本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实际，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从中找出了现存的问题与不足。希望各位领导、同事指导、帮助、批评与监督，现对个人思想领域存在主要问题和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汇报如下：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1、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平时政治理论学习主要通过电视新闻、浏览浏览报刊、网络，没有系统、深入的研读，对现阶段党的重大思想、方针、政策理论实质、内涵、作用缺乏深入的思考与认识，未能较好的运用先进的的思想理论武器武装自己，更未能较好的运用先进的的思想理论指导自己想问题、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以致未能很好的开展实际工作。

2、开拓创新意识不够强。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创新思维，缺乏争创一流工作业绩的信心和勇气。在如何开展工作及更有效的开展工作方面缺乏大胆而富有实效性的探索，工作方法有待改进，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日常工作安排多，检查落实少；待在办公室多，深入基层少；行政管理多，服务基层少；忙于事务多，调查研究少。致使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一线、脱离群众，工作部署落实执行力不强等问题。

4、组织纪律修养有待加强。平时放松了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修养，组织纪律观念有所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所松弛。日常工作中，一定程度存着思想懈怠、工作纪律未能严格遵守等问题。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针对以上问题，本人认真进行了剖析和反思，从而找出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实质与危害性。

1、在学习上，首先是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认为政治理论是理论性的知识，与自身的实际工作实践联系不大，未能深入的研读和思考，致使理论学习不够深入。通过此次学习我认识到科学的思想理论是指导我们实践和工作的理论武器，虽然自己从事的工作岗位普通，但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果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缺乏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就会偏离前进的方向。其次是学习方法不当。看的比较多，但缺乏深入的思考研究，理论与实

际脱节，未能将所学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未能较好的做到学以致用，致使在工作中，工作缺乏创新，业绩不够突出。

2、在思想上，未能很好地与时俱进。产生了懒惰思想，对工作、对事业缺乏深层次、长远性的思考。做好本职工作，不应该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落实到工作的各个环节，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落实。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只凭原有的经验和做法是难以应对新问题、新情况的。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不懈的探索，才能把握工作全局，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

3、在工作作风上，由于懒惰思想的支配，致使工作作风有所涣散。工作作风涣散，本质是工作态度问题。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不同的工作态度，就有不同的工作效果。有效地开展工作，必须要有科学、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任何不良的工作作风，对工作都是有害的，都是要努力克服的。

4、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自己的组织纪律修养，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组织纪律是科学有效开展工作的前提，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个人自律，严格遵守各项组织工作纪律，更好的的开展工作。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1、加强理论学习，注重学习效果。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要把政治理论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增强能力的责任。切实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其次，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勤记学习笔记，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加强个人理论知识储备，逐步做到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渐转化为个人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2、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增强个人事业心、使命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立足本职，勤于思考，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解决实际问题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3、转变工作作风，注重工作失效。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为科学、高效开展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要发扬争创一流的精神，对自己工作，要下大力气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切实提高工作实效性。

4、加强组织纪律修养，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严格自律，切实加强个人组织纪律修养。同时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常对照党员的标准，检查自己的言行，自觉地改造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规范个人行为，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争取尽早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