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再评价

第一篇：关于诗经的再评价

关于《诗经》再评价的几

个问题

夏传才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观念到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使受益的我们，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也有待我们来更新。

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古人说它是“圣经”，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最有影响的当是胡适先生，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1]。当时古史辨学派诸君或称“民歌总集”，意思是一样的。从胡适到古史辨派，他们拨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两千年迷雾，扫荡封建性的说教，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作出贡献。他们的“民歌总集”说，对中国现代诗经学，乃至欧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者研究《诗经》，大多研究《国风》中的“民歌”。如闻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风》诗[2]。研究《雅》诗《颂》诗的学者极为少见，说《诗经》是“民歌总集”或“歌谣总集”，就把《雅》、《颂》视而不见地撇开了。

在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P·Mercel Garnet）的《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把全部《诗经》作为古代的歌谣。这部书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国美国同时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3]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俄国，从19世纪末的汉学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H·T·ФеЛоренко），在他们的《诗经》论著中都称《诗经》是民间的乐歌，《国风》全部是歌谣，所以《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著《钟与鼓———口头词组《诗经》研究》[4]，运用西方研究欧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语理论（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将它全部作为口头歌谣创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经》的“民歌”说更盛极一时。论者们首先确定《国风》是民歌，而《国风》160篇占全部《诗经》的多半，所以可以说《诗经》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华”的指导方针，剔除贵族有《雅》《颂》之作，《诗经》自然就是“民歌总集”了。庸俗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演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奴隶，所以《诗经》是奴隶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笼了许多奇谈怪论。《诗经》是“民歌总集”之说，在中外的影响都广泛而长久，但是历来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鲁迅，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他注重《诗经》的文本。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中就不理会当时的“民歌总集”说，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5]这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后来他计划撰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在提纲中称《诗经》为“周诗”。30年代朱东润曾向“民歌”说提出挑战。他的长论《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6]，比较详尽地考证《国风》绝大部分诗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间，当然，《诗经》也就不是“民歌总集”了。可是他的挑战并无人应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50年代末胡念贻发表论文《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7]，提出“把《国风》和《雅》的一部分笼统地说成民歌，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他考察论证这些诗篇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统治阶级人士的书写文学。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当时，这个问题也不能展开讨论。

在《诗经》中寻找可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篇，即使穿凿附会，也太难了。在中学教科书里只能收进《伐檀》《硕鼠》两篇，大学中文系教科书也不过20篇，经过他们的“剔除”，《诗经》这部世界性的文学遗产，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既然没有庸俗社会学可以利用的，“文革”时期便发展到极端，干脆把《诗经》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列入要破除的“四旧”之中，付诸于火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所谓“民歌总集”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便是对自己的否定。

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能够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了。

《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用地方乐调演唱的歌诗，它们的作者有大小贵族、下级士吏、自由民，却很少劳动者之作，它们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歌诗，反映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现周代社会的风貌，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因为用地方乐调演唱，所以它们和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运用了民歌的艺术形式，有些作品带有民歌的色彩，乃至《小雅》中有些贵族写的诗也带有民歌的风味，但它们毕意已上升为书写文学。我们不否认《国风》中也有少数篇章，是原来流传的口头歌谣的记录，但已经过整理者的加工润饰，它们保留着民歌的胚胎，也已经成为书写文学。

贵族公卿列士创作的《雅》诗，在体制、韵律、比兴、固定词组等艺术形式方面，也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这只说明作者对民歌学习、借鉴乃至模仿，它们本身并不是民歌。大《雅》中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保存着周民族古老传说和口头歌谣的遗存，也经过后人加工改写。

《颂》诗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贵族乐歌，追溯源流，它从古老的祭歌发展而来，但它与原始宗教祭歌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朝廷的作品，不是口头文学。

综上所述，《诗经》不是民歌集，但它与民歌有密切联系；它不是口头文学，却是由口头文学发展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书写文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是中国古代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性进步。没有这个飞跃，便没有整个的中国诗史。它继承了民歌贴近生活和富于人民性的优良品性，全面地吸取了民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创造出艺术优美、思想内涵丰富的歌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诗史是由《诗经》开始的，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二、为什么要研究《诗经》

为什么要研读《诗经》，研究这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诗歌集，有什么现实意义？《诗经》用为学校教科书，已有约3000年历史了。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是贵族学校的必修课程。春秋时代，在列国交往中赋诗应对，是行政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才干；贵族社交活动也离不开引诗、赋诗，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他要求掌握三百篇诗应用于政务，出使办外交能够赋诗应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任务了。

其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列国兼并，赋诗专对的用途已经不多，孔子整理《诗经》作教授学生的教材，更加注意诗的作用的其他方面。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深刻概括，兴，指感发情志，即诗歌艺术的激发感染作用，启迪陶冶人们的情操。观，指诗歌内容的认识功用，古人称为观俗，考察政治得失，我们现在则说认识生活。群，指交流情意，密切人际关系，加强了解和团结。怨，指对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进行讽喻和批评，即我们现在仍然说的，把诗歌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兴、观、群、怨这四种功用，现在仍然有效，不过诵的诗并不单指《诗经》，而指一切优秀的诗歌，当然也包括《诗经》在内。

孔子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单就字面讲，是增长博物知识。读《诗经》和其他诗，增长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在小、中学即进行诗歌阅读教学，除了陶冶情操，也还有增长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作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孔子认为读诗要达到思想端正，即我们现在要求“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思想好”；他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温柔敦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认为，读诗可以陶冶这种美好的人格。孔子说的陶冶情操，是就《诗经》的文学功用而言的，我们读《诗经》的优秀篇章，还可以受到它的艺术感染，通过它生动的形象、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感情而激起心灵的颤动。

关于通过《诗经》的艺术描写，形象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外国人早就提出这个见解。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M·Edouard Biot）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8]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饮食、居室建筑、农牧、狩猎、渔钓、政府机构、军队、战争等等20个项目依次简略介绍。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9]他们说的“百科全书”，自然是一种夸饰性的形容，意在说明《诗经》对了解古代中国社会有多方面的认识作用。

中国古人早就提出“六经皆史”，把《诗经》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可信的文献。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一方面把《诗经》中的史料应用于先秦史的研究；一方面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验证或重释诗篇。《诗经》中史料可以利用于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即使诗中的那些草木鸟兽虫鱼，也是古代博物学以及古代农业史、天文学史等学科宝贵的信实材料。对《诗经》时代及前《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祭礼、民俗、原始艺术等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末期起在中国正在积极展开。这些宏大的工程必将提高我们对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认识。

《诗经》语言学，又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还要求一字、一词、一音地细致而精确地去考察研究，所以相当艰巨。《诗经》的语言（雅言），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是研究汉语史最可信的上古语言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考察古文字、古音韵以及词汇的发展演变；总结其规律，将推动汉语的发展。外国学者也以《诗经》语言为材料研究古汉语，其目的则是探讨人类各种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

从三百篇的注疏来说，词语训诂是研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古人已经做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有完善。乾嘉时期起繁盛一时的《诗经》小学，对《诗经》文字、音韵、名物，乃至异文等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阙疑和难点。在当代，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不断进展，运用古文字学的新成果来研究《诗经》的字词，当不断提高《诗经》训诂水平。

《诗经》词语的基本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里，在我们现在的口头语言中和书面语言中使用；《诗经》中有二三百条成语仍具有生动丰富的内容，被现代人使用。为什么《诗经》作者能以简洁精确的词句构造成优美的乐章，其语言的逻辑性、形象性、和谐悦耳的音乐性，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习和研究《诗经》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将提高我们的语言表现力。

《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了，其中许多篇章，现在读起来，仍是琅琅上口、生动感人的抒情诗。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称赞《诗经》这些抒情诗迷人的艺术魅力。19世纪初，当《诗经》多种译本在欧洲流传，法国大诗人雨果说“路易十四时代，人们是古希腊学者，现在人们是东方学者。”[10]古老的作品历经岁月沧桑仍然闪耀艺术光辉，其艺术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借鉴其优良的经验，发展我们当代的诗歌文学。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提倡学习和研究《诗经》的现实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一点一滴地做起，把它们的精神融入现代新文化之中。《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又是被称为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的人类三大古代文学典籍之一。它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作，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和研究，从而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并吸取其优良的成份，发展建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

三、《诗经》艺术经验还值得借鉴吗？

对《诗经》的艺术经验应该如何评价，是不是还值得当代文艺创作作为借鉴？

我想起1950年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话。郭先生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稍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在全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界具有权威性影响。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提纲挈领地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总结。他认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因为“它保留着民歌民谣朴素的人民风味”，“有自然和生动的情趣”，“口语的形态”，“整齐谐适”的音韵；“《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辞句反复咏叹”。他又指出《国风》“叙事的成份很少，”“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份，没有什么悲壮的成份。”“《雅》《颂》是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周颂》好些是断片的东西，„„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含有诅咒的一部分变雅尚可取。”他的结论说：“作为今天在写作上的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问题，那倒还有很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告诉我们民间文艺的生命，比贵族文艺或宫廷文艺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由民间艺术的加[11]工。”我在80年代初的《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12]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对现代诗经学的贡献，提出他的《卷耳集》是体现“五四”精神、《诗经》诗体今译的开创之作，认为他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不过，郭先生的这篇谈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

郭先生谈到两个方面的借鉴问题，一个是艺术经验（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借鉴，一个是创作方向或创作思想方面的借鉴。

关于艺术方法、技巧的借鉴，郭沫若认为古老的《诗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了。他只承认《国风》保留了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谣风味，如口语化、自然的韵律，所以主张现代人直接去学习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其实，《诗经》是中国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第一部诗集，它吸取了民歌的全部优良品性，又经过艺术加工。它运用口语，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切结合，韵律自然、灵活而变化多端，节奏琅琅上口而铿锵悦耳，重章叠韵，它们源自民歌而又加工提高为有强烈音乐性的优美的抒情诗。郭先生说的“调子简单”，应该理解为简洁精炼，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的优良传说。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能说“调子简单”吗？拙著《诗经语言艺术》[13]曾尝试对《诗经》的语言艺术作初步的总结，考察了它的诗体、韵律、多样的诗歌修辞手段、象征和隐喻的意象以及赋、比、兴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篇文章不可能多作重复。我认为《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是中国当代新诗需要学习借鉴的。以郭沫若今译的《卷耳集》为例，我们肯定其开创性的贡献，但又必须指出，他今译的《国风》40首，就信、达、雅而论，不仅许多地方失去原意，在艺术上也不如原著简洁优美。郭译只能说是郭氏自己的创作，调子不简单了，可是没有了简洁明朗、韵律和谐的美感。

对于《诗经》艺术经验的认识，郭先生不如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庞德（E·Pound）。这位美国新诗运动的领袖、西方意象派大师，特别推崇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的意象，1954出版了他选译的《诗经》英译本14向欧美诗坛介绍《诗经》以简洁的语句构成优美深邃的意象。庞德的诗体英译和郭沫若的诗体今译都像是他们的个人创作，距离《诗经》文本较远，但对《诗经》意象的领悟，庞德超过了郭沫若。我认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他“五四”时代成名的新诗，到他晚期的旧体诗，在艺术上不足的正是诗的意象。

至于郭先生说到《国风》没有波澜壮阔和悲壮的成份，我认为不必解释，抒情小诗就是抒情小诗，如同我们不能要求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像历史小说一样。《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是一座宝藏，中国的屈原、魏晋诗人、唐宋诗人都曾从中吸取艺术营养。我们这一代，不能把这座宝藏丢了。

要在创作方向上向《诗经》借鉴，郭先生说对了。他说学习《诗经》向民间文艺借鉴，这个见解也很对。但是，发展新诗，提高创作质量，仅仅向民间文艺借鉴，还是不够的。

60年代为推动当代新诗发展，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新民歌运动。这个运动，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为什么？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民歌，诚然有它优良的品性，如内容贴近生活、思想富有人民性，抒情真挚直率，语句平易自然，韵律明快灵活，以及即情即景运用比兴等，这些艺术品性，已为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面继承。由民间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的转化，是文学艺术划时代的进步。民歌与诗人精心构思、反复琢磨的书写作品相比较，毕竟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只有民歌才有人民性和艺术价值，如果这样，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国诗史。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都去找民歌、仿民歌，连大诗人艾青也不得不写“张大妈，六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现代诗歌将滑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借鉴民歌的艺术经验，决不是仿民歌。古代伟大诗人向《诗经》学习借鉴的，主要是创作精神，即贴近生活，关怀民生，追求政治清明，批判社会黑暗；即立足现实，有感而发，情操高尚，真情流露。李白赞美《板》《荡》精神，杜甫提倡“风雅”，陈子昂、白居易先后举起“风雅比兴”的大旗。这个“风雅比兴”传统，造就了一代唐诗达到诗歌发展的顶峰。整部中国诗史证明：继承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兴盛发展，出现大诗人，为天空增添光辉的星座；背离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步入歧途，诗坛黯然失色。

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当代诗人应该重视这个经验，创作新时代贴近现实、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

四、《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

《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在本文前面两个小题目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前些时，国家最高科研机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向我说：“《诗经》研究的题目现在很难找，所以文章难写，因此发表的少了。”当时我只能不置可否。确实，常有人表示：前人已经把《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现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回答：“阁下不入门，焉知堂奥深。”

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要的转型，到现在，还不满一百年，它真正进入建设时期时间还要短些，应该说现代诗经学和各项研究，还只开始不久。

从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而言，我们对传统诗经学两千年的发展过程，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清理：各家各派的名著没有完全研究和深入研究；因而许多成果和经验还没有接受。仍然有前人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重复那些艰难的探讨，或出现不必再有的失误。传统诗经学遗留下来一些重大学案，我们大多仍未能解决或未能圆满解决。现代诗经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很快，著作和论文累计几千项，也需要我们加以整理。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家一派、一个个课题进行研究，明了其得失，总结其成果和研究的经验教训。由于对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发展过程总结不足，因此，至今还无人写出一部总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能鉴往知来的《诗经研究史稿》。

前面说过，《诗经》训诂搞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完善；音韵、名物考证、异文，留下更多问题；辑佚和辨伪，也有工作可做。例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诗经韵读》，代表了一个时代《诗经》音韵研究的水平，有人则说其拟古音大都不正确。向熹教授的《诗经词典》，代表了当代《诗经》字词训诂的较高水平，在中外获得好评，而他经过继续研究，却进行修订，并准备再修订。霍松林教授讲解《关雎》一诗，说原诗因脱简掉了四言句四句，是掉了还是没掉，真掉了的话掉的是什么词句？《诗经》脱简阙文或错简错置的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都是什么，根据又何在？种种问题都有待研讨。

《诗经》的一字一词都需要重新验证，然后存正更讹。一字一词的训诂，用于阐释作品，常常产生对诗义的不同理解；用为历史资料，会造成对历史的误断。《诗经》农事诗在60年代曾展开一场争论，就是因为对诗中的名物、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近年颇为兴盛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对古文献的解读，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者，西周社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更是历史学界五十年未能解决的大老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诗经》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农？诸如此类，我们可以说，不是没有研究的题目，题目比比皆是，不过研究不能浮光掠影，必须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要求更多的知识，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诗经》的文学研究，包括对305篇的诗旨、内涵、艺术技巧，作出正确的阐释和审美的分析，以及在全民中普及这份文学遗产，总结《诗经》艺术创作经验，发展现代新文学，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近20年，出版的《诗经》各种注译本（全本或选本）已不下百种之多，大体上说，有一部分各有所长，也有一部分只是拚凑成说，陈陈相因。我们能不能集中力量，共同合作，编撰一部新的能够流传较久的注译本呢？希望这个注译本的词语训诂、内容阐释、艺术点评和诗体今译，都能够集现代诗经学成果之大成，达到新的较高水平，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20世纪的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有长足的、重大的进展，金文、甲骨文研究和陆续出土的文物文献，已经并将继续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提出新的研究题目，并解决一些问题。怎能说没有题目写呢？上海图书馆公布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诗论》，上海的报纸作了报导，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说是孔子的《诗论》，提出可据以更正文化史上的某些成说；经过更多学者研究考证，那是子夏（卜子）之作，并非孔子之作。可见一定要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共同讨论，最后才能审慎地作出科学结论。现在，各国的世界文学教科书，都讲述《诗经》；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研究《诗经》。对这一世界性学术的研究，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也有得有失。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把诗经学在全世界提高到新水平，也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开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开展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诗经》研究。多元的，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信仰）和学术上的多元（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方位，指文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比较文学以及文献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的各个方面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多层面，理论性和资料性，普及和提高，古译今和中外互译等等。现在诗经学又正在进行新的转型，它的建设时期正在开始。一切正在，怎么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我们站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世界学术、争取世界民主与持久和平的高度，就会感到肩负重任。等待我们致力的课题，不是几位大师或一代学者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注释：

[1]胡适《谈谈诗经》（1925），《古史辨》第三册。闻一多研究《风》诗，著有《风类诗钞》、《诗经新[2]义》、《诗经通义》及一批论文，所释所论全属《国风》均见《闻一多全集》。[3]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中文译本译为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4]王靖献《钟与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中译本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1935年发表于《武[6]汉大学文史季刊》，后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胡念贻《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收入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比奥《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原载《亚洲研究》，1843；后收入英国理雅各（Jamel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附文，1971年出版。

[9]费德林专著《史学、文学、哲学之源》（1969）中的《诗经》部分，译文见《费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0]雨果《诗歌作品集》，据周发祥转引自赛义德1979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主义》51页，见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11]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原载1950年《文艺报》，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拙稿《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收拙著《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3。

[13]拙著《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台北云龙出版社，1990；修订本加“新编”二字，语文出版社1995。

[14]庞德的选译本称《孔子颂诗集》，1954年在美国出版。

作者简介：

夏传才，192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广大学院高级文学创作课程讲座教授、日本宫城女子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著有《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新编》、《十三经概论》、《思无邪斋诗经论稿》等专著。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第二篇：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之一)

【内容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留学资讯http://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从196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数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们已经年届50。这一经历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多。在一般公众中，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学术界，自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家的忽视。

我认为，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并且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导人。

一、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1955到1961年间不到20万人（注：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从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万人。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从1967到1979这13年间，大约有165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见表1)。

表1 不同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 年份 下放 到农村 ％ 到知青农场 ％ 到国营或军 ％

总人数 人数 和大队人数 垦农场人数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110。

*根据半官方资料，1980年的下放人数为155000人。因资料没区分下放种类，所以不便放入表中(顾洪章、胡梦洲，1996：301)根据表1，下放人数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附图

图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况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上大学、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

从表2看出，1968-1980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1660万，而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1800万。相对于1980年的1.34亿城市人口(见表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由于不断有人返城，实际住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900万人，虽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表2 各累计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乡(1973-1980)的知青人数 年份 1967年以来 1962年以来 1962年以来 累计返城 在乡的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下放人数 累计返城人数 比例(％)知青数[*]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16764800)[**](93.6)(1000000)

第三篇：供应商评价和再评价制度

供应商评价和再评价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原料供应商的管理，保证原料供应商的合法性和挑选合格供应商提供依据，确保原料供应商的质量和数量，对供应商进行阶段性的评估与考核，从而有效保证质量的稳定性，保证本公司使用的原料安全、质优和追溯性。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规定的供应商泛指一切可以向公司提供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的原料、包装耗材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适用于本公司生产管理部门使用。

第三条 管理职责

1、生产管理部负责组织对供应商进行选择、评价与再评价，并对供应商的供货情况进行评价与再评价；

2、制造部部长负责对合格供应商进行最后审批。

第二章 供应商评价与再评价

第一条 供应商评价原则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信誉可靠、产品合法、质优价廉为评审依据，选择合格的原料供应商。

第二条 供应商选择、评价及再评价流程

1、生产管理部按公司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控制的要求，根据关键原料的一致性、符合性和有效性原则，收集符合供货条件的供应商信息、资质等资料，并对所收集的供应商信息、资料进行初步筛选。

2、生产管理部在品管部的配合下对经过初步筛选的供应商的资质、产品质量、保障能力及诚信度等进行全面的分析、考核、评估后确定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并填写《供方评价表》。

3、将经过筛选的合格供应上报制造部部长审核，将通过制造部部长审批的合格供应商录入公司的《合格供方名单》之中，归入档案，妥善保存。

4、采购担当负责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供货质量、到货及时性随时记录，并填写《合格供方供货明细》。以便对供应商随时评价、每年再评价。

第三条 评价内容

评价供应商主要针对其资质、诚信、产品质量、供货保障能力等，对影响程度不同的采购产品可采用不同的评价准则。公司在评价供应商时应全面考虑以下因素：

1、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价格、后续服务、历史业绩等；

2、供应商的诚信度、保障能力；

3、来自外部方面的信息（如同行的评价、主管部门的推荐、第三方认证等）；

4、若涉及采购产品中有强制性认证的，还应有认证的证书和质量证明等。

第四条 评价与再评价频率

1、随时评价：对新入选供应商或已经入选但供应的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或信誉、能力一般的供应商应该随时进行评价。

2、再评价：公司每年年底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一次再评价，对供应能力、质量信誉较差、到货及时性较差的供应商坚决剔除。

第五条 评价与再评价标准

1、对第一次供应原辅材料的供应商，除提供充分的书面证明材料外，还需经样品测试，测试合格才能供货：

（1）新供应商根据相关要求提供少批量原料；

（2）交品管部实验，实验结果反馈给生产管理部门；

（3）实验结果不合格则取消其供货资格。实验结果合格的，必要时再经试用，均合格的，经制造部长批准后，可列入《合格供方名单》，并且进行随时评价。

2、随时评价标准：

采购担当负责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供货质量，到货及时性随时记录，如有质量或者到货及时性发现一次问题，坚决剔除该供货商。

3、再评价标准：

公司每年年底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一次再评价，采购担当根据一年的《合格供方供货明细》，如有质量或者到货及时性发现问题多于三次的确定不合格，剔除该供货商。三次以下（含三次）的确定合格，上报制造部部长审核签字，继续录入公司的《合格供方名单》之中。

4、供应商的日常管理

生产管理部应时常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并对供应商的供货业绩进行跟踪，及时与品管部进行沟通。供应商产品如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生产管理部应及时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但质量仍没有明显改进的，应取消其供货资格。

第四篇：考核、评价再评价工作制度

考核、评价再评价制度

文件编号：GL/BC-03

1、目的：通过对人员的评价再评价，确定其是否适合本岗位工作；培训后对参与培训人员进行考核，确定培训的有效性。

2、范围：对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考核、评价再评价。

3、内容：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工作态度 3.1对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内容包括：

1)质量体系的维护运行情况； 2)质量检验的准确率、及时率； 3)质量反馈的处理率； 4)生产工艺改进验证情况； 5)不合格品处置情况； 6)生产计划完成情况； 7)过程质量控制知识； 8)技术文件的完整性； 9)产品技改情况； 10)安全生产事故率； 11)生产人员管理情况； 12)生产任务完成情况； 13)清洁卫生情况； 14)与其它工序配合情况；

15)降低采购价格、减少库存积压、采购物料的质量、供应商评价。3.2对工作能力的考核评价内容包括：

1)专业能力：医疗器械的基本知识（功能、构成、生产、使用）掌握情况； 2)计算机能力：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3)语言能力：沟通技能、交际能力；理解能力、书面与沟通能力； 4)综合能力：责任心，独立工作能力，吃苦耐劳，有团队精神；策划、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工作的条理性； 数学运算能力，思考、逻辑能力；

5)工作态度的评价标准包括：优、良、中、差。3.3评分法对人员进行评价： 首先是选定岗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采用一定分值表示每一因素，然后按预先规定的衡量标准，对现有岗位的各个因素逐一评比，求得分值，经过求和最后得到各个岗位的总分值。其基本步骤是：

a确定岗位评价的主要因素；

b对各评价因素区分出不同档别，并赋予一定的分值；

c对各岗位进行评价。给各岗位每一因素打分，然后汇总，计算出各岗位的总分值；

d根据各岗位的总分值进行排序，得到相对分值的高低。

4、每年年末对员工进行业绩考核和岗位评定。

5、评价标准

90～100：优； 75～89：良； 60～74：中； 60以下：差。

6、行政科按上述办法对员工进行日常工作业绩的评价和年终绩效考核，可随时对各部门员工进行现场抽查，对评价结果为“差”，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员，应安排培训或转岗，使员工的能力与其从事工作相适应。

7、考评的结果可作为提供薪酬管理，人事调整，人员培训的依据和基础。

8、对人员进行再评价的条件及濒次： a每年一次，年底对各岗位人员进行再评价； b对换岗人员进行再评价。9.评分细则（共100分）

第五篇：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迹是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史学家肯定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称颂他驱逐殖民者，收复和建设台湾的丰功伟绩，给予政治家、军事家、杰出人物、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荣誉称号，甚至有的评论者认为郑成功的历史活动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领导军民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事迹彪炳史册，驰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应该是国际英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评价的层面外，郑成功的伟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纪中国闽粤之地这个特殊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市民阶层的卓越代表。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旧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时期。当时，皇权专制主义既受到以“夷夏之辨”为中心的满汉民族为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同时更存在以反对皇权专制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农民大起义。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激发了阶级矛盾，爆发了几乎推翻明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大起义；东北满洲贵族向明王朝发动军事进攻，驱兵入关，入主中原，南明军民奋起抗清。

在国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风云大变的环境。此时，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者向世界大举进军，侵略非洲、美洲和亚洲，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穷凶极恶。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侵占印度沿海地区、锡兰、马来亚、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和爪哇，进行殖民统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万历年间，荷兰人几次入侵澎湖，天启四年（1624）侵占台湾。英国军舰也不断窜入广东沿海侵扰，北方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头号强国就是荷兰。这个国家于157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国内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积极开拓殖民地，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盛极一时。1602年，荷兰政府建立“东印度联合公司”，该公司拥有贸易特权，开辟殖民地，建立海陆军，兴建要塞和兵工厂，铸造货币，设立法庭等权力。1619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雅加达），作为侵略东方的大本营。它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夺得锡兰、麻六甲、马来群岛和香料群岛，进而侵略中国，控制了从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广大海域，成为海上霸王。

长期以来，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心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因为中国有“重农抑商”以农立国的传统，而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平坦、宽阔的冲积扇平原，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和人口稠密、技术精湛的农民，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传统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要延续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的传统，就要加强对中原地区与江浙一带农民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控制。而对全国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相对来讲，就要宽松的多。特别是在王朝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带，对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闽粤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东临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农业社会里，这里文化经济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一直是北方经济南移和开发的对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期，由于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肆向东方侵略，闽粤东临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绝世界文明联系的天然屏障，而成为联系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闽粤商贸活动的“黄金水道”，丘陵地带的地理环境正好成为淡化内地以农立国传统的“减压阀”。在农业经济严重破产的条件下，闽粤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进行商贸活动这一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以消费为中心，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财富的增殖即发财致富为灵魂。这些西洋的冒险者到东方来经商和野蛮抢掠，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区分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既要从客观的经济总量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认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以财富的增殖为目的，那么，在实际上就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郑成功的身世典型的体现了闽粤地区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轨迹。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末闽南农业经济破产的情况下，为谋生计只身前往澳门随母舅黄程学习经商，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又当荷兰人翻译。广泛接触西方人，对世界形势及各国情况比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询问泰西诸邦国情。和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相比较，在早于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对西方国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国和东方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凭着智慧和精明能干，郑芝龙和家族成员经营海商，商船往来南北洋及日本、吕宋、加留巴、东京、交趾、暹罗等国，进行贸易活动。经过郑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敌国”的海上商业资本，在闽粤沿海之地构建起来一个，和内地农业文化有很大区别的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商业贸易，就不可能有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的侵袭，和东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得益于惨淡经营的海上商业资本的支撑。同时，郑成功的抗清收台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以为支撑和延续庞大的海上商业资本和新的生产方式服务的。

从个人出身来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长崎平户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户的名门望族。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并且在此度过童年。当时，平户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许多外国商人驾船载货入港贸易，荷兰人和英国人设立商馆，港市繁荣。郑成功童年在这里对西方人和商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父亲郑芝龙曾经只身打败数十个荷兰人，此事使他蔑视西方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年已七岁的郑成功离开日本，返回福建故乡安平镇。安平镇是郑成功之父开府所在，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货物山积。安平海商与郑氏商船航海通贸东西洋各国，运回“番货”，带回海外各国消息和奇闻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郑成功从幼小的年龄开阔了眼界，直接和间接获得许多同龄孩子无法想象的世界知识。尽管他的父亲在他回国以后，给他延聘饱读儒家经典之师，使其深受儒学文化传统之熏染，对其坚毅的性格和忠贞爱国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没有走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孩子所成长的道路，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儒家圣贤书。十年苦读求取功名，做官升官发大财，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业活动视为“末业”，贱视甚至仇恨它而是从小接触东西方各色人等，受到来自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响。耳闻目睹了经商活动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以及对国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为受到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响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选择传统中国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职和使命就是成为郑氏家族船王的传承人，开创郑氏家族更为强大的海外航海贸易事业。

也许有人会讲，郑氏父子都曾经受到明、清两朝的招抚。郑芝龙先降明、后降清；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这不是殊途同归，还是对传统士人人生模式的认同吗？我认为从主观上看，这反映了郑氏父子儒家传统文化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试图化解和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为其庞大的海上贸易活动寻找到合法的保护伞。郑芝龙的先降明、后降清这一心态最为明显。而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虽有“夷夏之辨”的族类意识，但他所认可的“夏”绝非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绝对皇权专制主义。而从客观环境来看，明清之际改朝换代，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无暇应对闽粤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抚的方式任用地方势族维持一方安定，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权官僚体制的视角里，这些地方势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异类”。这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郑氏父子走过了海盗——海商——政府官员的人生轨迹。海盗生涯是郑芝龙早期起家杀人越货的非法商贸活动。而作为海商的郑氏父子，总是希望获得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源和资格，垄断闽粤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庞大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使郑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给沿海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把闽南泉漳地区建设成为繁荣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巨额利润，郑氏父子训练一只精锐的军队，既保证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为防御以荷兰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条件。

1644年满清贵族回师入关并定都北京。从此开始直到1661年收复台湾前夕的十多年间，郑成功积极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这一活动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但通过北伐和拥戴南明小朝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获得正统的政治资源，以庇护他庞大的国际贸易事业。在这国内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郑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击清朝的南进政策以外，俨然以在海外中国商人合法经商的保护神出现。在这一时期，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经常在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残害中国商人，破坏中国同日本及南洋各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为了捍卫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与维护同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郑成功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652年开始，郑成功的商船驶往台湾，“红夷每多留难”，而就在此时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镇压郭怀一起义，屠杀台湾人民的事件。郑成功问讯大为震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与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①。这个行动使东印度公司当局惊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碍了公司在北方的商业活动”，台湾“陷于萧条”②，“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③。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遭到严重打击。接着，为打破荷兰人独霸远东海权与垄断贸易的局面，郑成功照会荷兰当局，他将派遣商船前往巴达维亚、暹罗、日本、东京、大员等地贸易，不许妨碍商业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蛮横无理，下令严禁中国船开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许多其他地方贸易，还抢劫中国商船。中国商民向郑成功申诉。郑成功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警告，“本人将发布一道命令，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大小船只皆不准开往巴达维亚、大员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货物”④。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对荷兰殖民者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同时，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屡次抢劫中国商船的暴行，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

公元1656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发布命令，谴责台湾荷兰当局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狼狈为奸，不张贴和执行他所颁布“断绝与马尼拉贸易往来”的命令。郑成功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视中国“商民为要供人食之鱼肉。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为此，他决定与台湾荷兰当局“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以示惩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侵占吕宋，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殖民统治，迫害华侨和中国商民。期间曾两次屠杀华人四万五千余人。郑成功时，侨居菲律宾华人逾十万，中国商船开往菲律宾每年近百艘。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残酷压迫当地居民和华侨，抢劫中国商民财物。华侨和商民向郑成功申诉惨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况。郑成功谴责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断绝通商。在当时，有如此胆略者，东方惟有郑成功一人。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郑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贸实力和超人的胆略与勇气，以他高度的爱国精神，勇敢面对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海上霸王荷兰的挑战与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人和东方各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与尊严。随着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师”清军的迅速南进，特别是父亲郑芝龙惨遭清朝的杀害，这诸多因素迫使郑成功收复台湾，开辟事业新基础的决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亲郑芝龙对他介绍台湾岛及其开发、经营情况，并特地嘱咐说：“倘不可为，台湾有如虬髯之安。”郑成功由此得知“台湾系我先王（郑芝龙）所有”，乃“吾故土”⑤。从此，他一刻不忘“驱荷夷”收复台湾这一神圣使命。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帮助下，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郑成功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统帅二万五千多将士，战船数百艘于1662年打败荷兰殖民当局，胜利收复台湾，使资本主义强国荷兰失去了远东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许多研究者大多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是亚洲和欧洲两者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一场国际性的正义战争，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确当的。但在此基础上更应该说收复台湾的胜利，是东方市民资产阶级战胜西方市民资产阶级的结果。因为郑成功所领导的这只军队，是靠海上商业资本所供养，收复台湾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海商集团和东方海商集团航海和贸易活动的安全。经商、特别是经营跨越国家界限的海商活动，实质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活动，是对明清王朝统治的严重冲击，是要求对外开放贸易，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郑成功从事海外贸易，反对海禁，就其自觉的目的是试图扭转国家衰势和追求诱人的海商贸易利润的努力，而在不自觉的层面上体现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滥觞和先声。正是这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养成和滋润了中国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根苗。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整个东方传统自然经济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更表现了新生产方式的威力。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多年来，许多的学者、政治家高度评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赞美他。但这种高度的评价和称颂，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视角。其实，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郑成功受到包括日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传统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中接受和发展了一种新生产方式，暗示和导引着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这可能就是历史前台的行动者郑成功本人，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历史意义。

根据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始终没有发育出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萌芽。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来看，从明清以来江浙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萌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对明清以来，闽粤之地以郑氏家族为代表的蔚为大观的海商集团的活动的评价，就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郑成功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会讲，郑成功收复的宝岛台湾，最终不也归入严格皇权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一统版图之中吗？一度兴旺的中国海上国际贸易，在更为严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滞了吗？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能抹杀在此之前，闽粤之地曾经存在过的兴旺发达的国际海洋贸易以及对中国、对东方社会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和束缚，长期以来我们漠视和回避郑成功历史活动的市民资产阶级属性，妨碍了对其历史地位的公正、科学地评价。今天，应该拨开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图书馆流通部] 注释：①③杨英《从征实录》。②C.E.S.《被忽视的福摩萨》。

④《郑成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陈伦炯《海国闻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