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诉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挂历侵犯著作权案

第一篇：陈逸飞诉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挂历侵犯著作权案

案 情

原告：陈逸飞，男，美国籍。

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陈云龙，男，上海霞飞印刷厂承包户。

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4年9月初，原告陈逸飞与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下称中图公司）达成合作出版与销售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15000本的口头协议，由陈逸飞提供挂历的版模，中图公司负责安排联系出版书号及印刷，挂历最低销售价不得低于每本44元。

同年9月7日，中图公司与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品名全开95版陈逸飞油画精品挂历（柒张），数量15000本，单价16.65元，彩色7幅，交货日期9月20日交5000本，总金额249750元”。9月8日，大一公司开出《工程单》，主要内容为：“客户中图公司，印件名称陈逸飞月历，样本数量5000本”。9月11日，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称世图公司）应中图公司的要求，开出《印订施工单》，该《印订施工单》内容为：“承印厂大一公司，书刊号ISBN7－5062－2025－3／J.06，书名陈逸飞油画作品选，定价108元，印数5000册”。上述《印刷合同》和《印订施工单》均由中图公司委托被告陈云龙交给大一公司。9月12日，因挂历封面印刷要求高，陈云龙即以大一公司的名义，委托案外人中华印刷厂印刷，印数为2万份。大一公司共印制了19900本挂历的6幅内页，由案外人青浦盈盈装订厂装订后交给陈云龙。同年9月、11月、12月，大一公司共收到中图公司支付的印制费304250元，其中124250元由中图公司支付给世图公司后，再由世图公司支付给大一公司。同年12月，大一公司应陈云龙的要求，出具了3张“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数量共计15000本，单价分别为16.65元、17.55元和19.80元。陈云龙将该3张发票交给了中图公司。印制的19900本挂历均以世图公司名义和出版书号出版，中图公司收取14900本，其余5000本陈云龙称由其销售4150本、送人850本，中图公司收取陈云龙返还的现金64291.80元。

原告陈逸飞以被告大一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加印挂历5000本并由被告陈云龙销售，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理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该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2万元。

被告大一公司答辩称：其受陈云龙委托印刷挂历，陈云龙受中图公司委托。我公司印刷2万本挂历是依据中图公司15000本的印刷合同及世图公司5000本的印制单，最后按实际印量19900本与中图公司结算。我公司没有擅自加印，没有侵权。

被告陈云龙答辩称：中图公司委托其联系印制挂历为2万本，有15000本的印刷合同和5000本的印制单为证，其行为得到中图公司认可，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

审 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考虑到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将该两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中图公司述称：其与大一公司签订15000本的印刷合同后，先委托世图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刷单给大一公司，后又口头通知大一公司再印1万本，未开印制单。

第三人世图公司述称：其根据中图公司的要求向大一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制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方式为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被告大一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包括书刊印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陈逸飞系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中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该七幅油画作品的著作权。被告陈云龙在整个挂历印制过程中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知道实际印制挂历的数量与开出的发票不符，并实际处分了加印的挂历，此行为构成对原告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云龙辩解其系代理行为，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大一公司应委托人要求印制了19900本挂历，故原告诉称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中图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加印原告油画作品选挂历，其行为构成对原告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图公司另辩称其未加印挂历，但其出具的《印刷合同》、要求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具的《印订施工单》、付给大一公司的印制费、接收大一公司开具的发票和陈云龙处分挂历后返还的部分现金等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世图公司虽未经原告同意开出《印订施工单》，但因原告对该挂历以世图公司名义出版已予认可，故世图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对于本案原告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请，应在扣除挂历的合理制作成本后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停止对原告陈逸飞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共同赔偿原告陈逸飞经济损失141800元，其中陈云龙赔偿4万元，中图公司赔偿101800元，并对陈云龙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完毕。

三、原告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 析

本案是一起违反印刷、出版管理规定与侵犯著作权行为相交织的案件。审理主要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侵权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行为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1988年联合发布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承印图书必须持有许可证。新闻出版署1989年发布了《加强书报刊印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出版社、期刊社委印的正式出版物实行书刊定点印刷制度。被告大一公司非书刊印刷定点单位，也不持有印刷许可证，故不具备印刷的资格，不能承揽印刷业务。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书刊的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非出版单位，与被告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超越了经营范围。第三人世图公司将《印订施工单》发给不具有印刷资格的被告大一公司，其选择的主体不合格。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有关印刷、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属违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著作权包括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财产权。该法第四十六条第2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是侵犯著作权行为。本案原告系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被告和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挂历并出售牟利，其行为属侵犯著作权行为。由于违反印刷、出版管理法规的行为，应由新闻出版署等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非法院管辖范围，现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诉由向法院起诉，故法院在审理中不处理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根据原告的诉请，对被告及第三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审理。

二、确定本案的侵权责任人

本案原告起诉时未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但从侵权行为的发生来看，原告与中图公司订立了出版销售挂历的口头协议，中图公司与大一公司签订了印刷合同，与陈云龙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世图公司向大一公司开出了《印订施工单》，基于该两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这种联系，考虑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该两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法院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本案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陈云龙和第三人中图公司承担。中图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原告作品选挂历，诉讼中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只要求大一公司印制15000本而非2万本挂历，故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应负主要责任。被告陈云龙明知实际印刷挂历的数量与开出发票不符，又未经原告许可销售了加印的挂历，故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由于第三人中图公司与被告陈云龙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负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行为属违法行为，二是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表示反对或听之任之。本案第三人中图公司在诉讼中虽否认同意被告陈云龙销售加印的挂历，但又实际收取了陈返还的部分销售所得，应视为对陈违法行为的认可，故应对陈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

本案被告大一公司和第三人世图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称被告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查明大一公司承印19900本挂历是应中图公司、世图公司的要求，其既无侵权行为，又无侵权故意，故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出《印订施工单》虽不是受原告委托，但其出版行为原告已予认可，可视为是一种经追认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可免除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世图公司可不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前两个诉请。侵犯著作权的经济赔偿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另一种是侵权人的全部非法所得。本案原告要求按其实际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即未经其许可加印的挂历数5000本，乘以合同约定的每本挂历最低销售价44元，共计22万元。法院认为，最低销售价中应包括成本，故应将最低销售价44元减去成本价15.64元，再乘以5000本的数量，得出赔偿额为141800元。对于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由于原告在出版作品选挂历的过程中，未按我国出版、印刷管理的有关规定直接与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签订协议，而是以口头合同方式与无出版权的第三人中图公司合作，故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从侵权行为看，被告陈云龙侵权在于帮助委托人销售加印的部分，被告大一公司不构成侵权，所以法院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不予支持。

责任编辑按：

本案原告陈逸飞所享有的著作权确实受到了侵害，并且是其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受到了侵害。但使用权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因使用方式及其许可范围不同而可表现为更具体的权利。就本案情况论，原告许可中图公司出版发行其作品挂历，行使的即为以挂历方式出版发行其有关作品的权利，可简称为作品出版发行权。出版发行权的具体内容如何，包括出版方式、印刷数量、何种文字及至销售地区等等，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与出版商签订的出版合同，为著作权人授权的实际限度，又为出版商因此而取得的出版权的限度及其应履行的义务的限度。出版商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所为的出版发行行为，可产生著作权人两种请求权——合同违约和侵权（侵犯许可权），因该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故著作权人可择一而诉。但本案著作权人对与之有出版发行合同关系的中图公司并未主张任何权利，而是向与之没有合同关系的大一公司和陈云龙主张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这说明其无意追究其合同对方的违约或侵权问题，仅有意追究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侵权责任，而且其事实理由为大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加印及由陈云龙销售。原告的此项主张，基于其对作品享有的许可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但是，该项使用许可权所针对的应是对著作权人负有著作权法律关系义务的人。大一公司如果是自己出版发行他人作品，则对著作权人负有取得许可的义务，否则即为侵犯著作权人使用许可权的侵权行为；但大一公司在本案中仅是居于承揽人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出版发行行为而印制挂历，其仅对与之有承揽关系的定作人负有承揽合同上的义务，对著作权人的义务是由定作人承担的。因而，认定大一公司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在事实上应限于其是否在承揽合同以外加印挂历并自行发行销售、赠送，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即应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侵权诉讼请求。同理，陈云龙与中图公司有印制挂历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对中图公司负责，中图公司对原告负责。从本案事实来看，陈云龙代理中图公司向大一公司订作的19900本挂历，无论中图公司事先的主观想法如何，中图公司事实上是依19900本挂历数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结算的，即认可了陈云龙的代理后果，中图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即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风险责任。据此，原告与中图公司合同约定的印量是15000本，中图公司实际接受的印制发行量是19900本，是中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侵权。在这里，陈云龙作为代理人是否应当负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虽然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是基本条件，但一方面代为寻找承揽人的行为及印刷承揽行为本身并不属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还要看受托人有无审查委托人是否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显然，陈云龙作为一般公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此，陈云龙虽有销售超印的挂历的行为存在，但因中图公司认可了全部印数及按此全部印数承担了全部印刷费用，并向陈云龙收回了应收款，故陈云龙的行为均应视为是中图公司的行为，包括授权的、追认的和默认的在内，陈云龙既无侵犯原告著作权的独立责任，也无与中图公司一起的连带责任。

由此，本案实体责任应由中图公司单独承担，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基于法院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审判案件的原则，原告未在本案中对中图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即应直接驳回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否再诉中图公司由其自行权衡，不必追加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显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性质。但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其参与的一方当事人的依附性来论，该第三人在诉讼利益上与所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一致，应支持该当事人，从而该当事人胜诉，该第三人没有责任；该当事人败诉，该第三人负有替代履行的责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显然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之间没有一致的诉讼利益，两被告胜诉不等于中图公司没有责任；两被告败诉，中图公司可免除责任。这是不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依附性特征的。在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该第三人应是与不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关系的，只通过与其参与的一方与不参与的一方发生间接事实关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与原告有法律关系，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与原告只有间接事实关系，即如原告诉中图公司，大一公司及陈云龙应作为依附于中图公司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该诉讼。据此，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要求上，中图公司（也包括世图公司），也是不应当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第二篇：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诉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抄袭其广告作品制作自己产品的广告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

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工业区兴业四路。

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2号。

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委托广州柏信广告有限公司为其金正VCD机产品制作电视广告，并约定制作的电视广告著作权归原告所有。该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燃烧的烈火，配以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李时珍、屈原等人物的头像，金正VCD机产品和“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词。广告制作出来后，于1997年6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原告又在《读者》杂志1998年第4期封底及有关报刊上发布了金正VCD机产品广告，这些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语及金正VCD产品等。此外，原告还通过户外广告牌、海报、礼品袋等形式印刷、发布了与上述广告画面相近似的广告。

1997年12月，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委托达美高广告（香港）有限公司为其GP88无线电对讲机设计制作平面报纸广告，并刊登在《广州日报》1998年4月20日和5月18日的第19版和《深圳日报》1998年5月18日第8版上。该广告的主要画面为对讲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燃烧，配以“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及“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文字。

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在《广州日报》等报刊上刊登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广告语和广告画面与其金正VCD机广告如出一辙，无论是广告创意还是表现手法，均抄袭了原告的广告。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鉴于后来被告已停止侵权，请求法院判令禁止被告今后不再使用该侵权广告，在《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上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

被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不是“真金不怕火炼”一语的著作权人。该语作为一个成语，早就被收录于《汉语成语字典》、《中华学生字典》、《辞海》等各类词典中；该语作为一句广泛流传并使用的俗语，早就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使用该语均不需要经过授权。原告亦不是将“真金不怕火炼”作为广告语和用于广告创意的第一人，早于原告将该语用于广告创意的大有人在。“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创意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并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创意等内容本身。所以，原告根本不具有提起本诉的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提起本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电视、杂志、户外广告牌等为其金正VCD产品所作的广告，分别属于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将被告刊登在报纸上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广告和原告的上述作品相比较，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以及所作广告的产品名称及图案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两者的表达形式差异较大，因此，被告的广告作品不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抄袭、剽窃，原告指控被告的作品是抄袭、剽窃其作品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院于1998年10月29日判决：

驳回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认定抄袭并不要求两者完全相同，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时，应从整体上进行。本案中，上诉人的金正VCD产品广告，包括“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火焰”画面、“VCD产品”和“产品说明”四个部分。被上诉人的对讲机产品广告，除产品及其说明外，其主要部分和实质部分的广告语和广告画面，均与上诉人的VCD广告相同或相近似，抄袭的范围占整个广告的大部分，足以认定侵权。2.上诉人的金正VCD产品广告不仅有电视、杂志、户外广告的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还包括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被上诉人的对讲机产品广告就是按照上诉人的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制作的，侵犯了上诉人的著作权邻接权。3.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今后不得使用该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在《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上登报向上诉人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判令被上诉人发布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广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受理费。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为其金正VCD产品制作的广告分别属于电视作品和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将被上诉人刊登在报纸上的摩托罗拉GP88对讲机的广告和上诉人的上述作品相比较，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以及所作的广告的产品名称及图案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整体画面显然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双方的作品虽然都表达了“好产品可经受考验”的意思，也都配以火焰和所宣传的商品来表达此意思，但由于二作品画面明显不同，且表达此种思想的通常方式也就是火和物相映，因而尚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作品构成对上诉人作品的抄袭、剽窃。“真金不怕火炼”一语已是家喻户晓，也不能作为上诉人的作品来保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对讲机广告属抄袭、剽窃，缺乏依据，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使用对讲机广告及赔偿经济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至于上诉人在提起上诉时还认为被上诉人侵犯其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以及不正当竞争一节，是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理，上诉人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2月3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判断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要从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和著作权的法律特性进行分析。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无体物，主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人们一定思想或情感的特定表现形式。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活动时，总是要用特定的方式记载和体现出创作成果，如果这些成果不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往往可以取得专利权，而不能获得著作权。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本身，这是国际著作权保护的共同原则。著作权保护对象要求有独创性。

本案中，原告东莞市金正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要求保护著作权的作品是其为VCD产品所作的广告（发表在电视上和报刊杂志上）。电视广告的画面主要是熊熊燃烧的烈火配以一批历史人物、科学家的头像、金正VCD机产品以及“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平面广告画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的广告语和金正VCD机产品。而被指控侵权的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平面广告的主要画面是对讲机在熊熊烈火中燃烧，配以“真金不怕火炼”的广告语及“摩托罗拉GP88无线电对讲机”的文字。双方的广告都用“真金不怕火炼”喻义产品可经考验的意思，通常表达这意思都是用火与物相衬。“真金不怕火炼”是家喻户晓的成语。因此，原告的广告在表现形式上没有独创性。对比双方的广告画面，两者在火焰的形状、图案、广告语的字体、排列及所作广告产品名称和图案等方面有较大差别，整体画面明显不同。被告的广告不足以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抄袭、剽窃。本案一、二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无论原告在一、二审中所持的具体理由如何，其中心问题都是被告的广告作品是否抄袭、剽窃了原告的广告作品。

抄袭，是把别人的作品抄来当做自己的作品的一种侵权行为，简言之即为照抄照搬。抄袭的认定，不以抄来的作品作何用处为其成立的条件，也不以是否完全相同为其成立的条件，其认定成立的条件仅是作品内容的具体表达形式相同。因此，两个作品在具体表达形式上有明显区别的，一般不应认定有抄袭的问题存在，存在的可能是创作上的借鉴、引用、融合的问题，而这些正是创作上允许和客观上必须的。这是抄袭行为的形式要件所决定的。抄袭行为的实质要件在于作品是否是作者独创的，即是否为作者自己独立创作，而不是照抄照搬他人的。因此，尽管两个作品完全相同，只要是各自作者独立创作的，也不认定有抄袭的存在，两个作品均各自独立地享有著作权。据此，证明两个作品相同或基本相同，仅是抄袭行为形式要件的要求，存在抄袭的可能，而不能据此确认抄袭行为成立，只有在同时证明了被控作品不是被控作者独创的情况下，抄袭行为才得以确认。

在抄袭的问题上，不承认创意或表现手法的抄袭，这是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这个基本点所决定的。创意为一种思想上的主观意思表示，可以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但不能通过作品予以垄断；表现手法是一种技巧或技能，可以传授，也可以学习，也不存在由谁垄断的问题。否则，社会将无法发展和进步。

基于抄袭认定的要求，原告对其广告中所用“真金不怕火炼”之广告语是否享有著作权，以及火与物相映来表现“真金不怕火炼”的喻义是否为通常方法，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原告广告中广告语、火焰画面、产品、配音等各自及其相互之间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融合形式，是否为被告广告照抄照搬。两者在此问题上差异较大的，就很难认定被告广告抄袭了原告广告。

原告在上诉中还提出了两个在一审时未提出的诉讼主张，一是认为被告行为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权邻接权，二是认为被告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两个主张都是一审未提出也未审理的主张，已超过了原告一审主张的范围和一审审理的范围，依两审终审制的原则，二审法院是不能审理一审未主张也未审理的主张的，故二审法院对该两请求是不能接受并予以审理的。如果该两主张是原告在一审时就主张的，一审通过审理也是不能支持的。其一，何为著作权之邻接权？邻接权是由著作权派生出来的一种独立存在的权利，它是指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由传播作品的人对其赋予作品的传播形式所享有的权利，如出版者对其赋予作品的出版形式，表演者对其赋予作品的表演形式等。所以，原告如主张邻接权，必须具备邻接权的主体资格，在本案中具体的应同时是广告电视作品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人或广告印刷物的出版者。如原告不是这种主体，就不能主张这种权利。如原告是这种主体，那么被告侵犯原告邻接权行为就应当表现为对原告的录音录像制品和广告印刷物的原样复制，而不可能是以抄袭来认定的，以抄袭来主张权利，只可能是著作权本身上的权利，不可能是由著作权派生出来的邻接权上的权利。其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基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构成竞争关系，而竞争关系的构成，应当是建立在具有同种使用功能或价值的同种类商品基础之上的。本案原告广告中宣传的是VCD视听产品，而被告广告中宣传的是对讲机通讯产品，是两种使用功能或价值完全不同的商品，双方之间就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竞争关系，就谈不上一方对另一方的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第三篇：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3月17日受理原告关东升诉被告赵淑雯、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并于2003年9月22日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道琼斯公司侵犯原告著作权,判决道琼斯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万元。

原告关东升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教授,其诉称,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判令道琼斯公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作为“道“字书法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但未提供充分证据。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不予支持。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不予全额支持。故做出如上判决。

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2944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关东升诉称,1994年春夏之交,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而且,所用“道”字将原告所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及原告名章、闲章等题跋、落款全部删掉,只使用了“道“字,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原告认为,原告所创作的“道”字构成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原告创作的“道“字书法作品是为赠给道琼斯公司总裁,该书法作品原件所有权应归受赠者,但该书法作品的著作权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属于原告。道琼斯公司总裁在受赠该书法作品后,有权展览其受赠的书法作品,但不能以商业目的复制使用或许可他人复制使用该作品。道琼斯公司从未提供原告专门为道琼斯公司商业目的使用而创作该“道”字,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商业目的使用该书法作品得到了原告的许可。因此,道琼斯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书法作品“道“字,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已构成侵权。侵权事实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曾多次向道琼斯公司主张权利并力求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但道琼斯公司非但不承认事实,反而抵赖和推卸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判令道琼斯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公司网站首页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 1

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告赵淑雯辩称:其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简称盛祥书店)销售的只是有可能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图书,所以,其承担法律责任是建立在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上的,而且,由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仅限于停止销售相关图书。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的商业标识中包含的“道”字确为原告所写,但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于1994年就书写“道“字进行接洽,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原告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同意为道琼斯公司书写一幅“道”字,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在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道“字作品后近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往来,而且原告至2002年初从未对道琼斯公司将“道”字用于商业用途表示反对。道琼斯公司将原告的题字、名章等与公司企业身份无关的题跋、落款删掉也是由使用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经审理查明:1994年下半年,原告书写了一幅“道”字书画,其中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原告将该幅书画交付给道琼斯公司委派来的人员。

1994年11月开始,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画中的“道”字用于商业标识。

1996年4月,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向原告发出中文和英文书面邀请。中文邀请函表示将原告作为唯一的书法界代表,邀请原告参加当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道琼斯新指数发布会及道琼斯指数发行100周年纪念活动。英文邀请函中有称原告为“我们商标中的‘道''字的创作者“的内容。1996年5月25日,原告收到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支付的费用1000美元,收据表明为对原告在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100周年纪念推广活动中所做工作的酬谢。

1996年5月26日,原告再次书写了“道”字书画,并标有“道琼斯指数发行一百周年纪念“的落款。

在《关东升书法篆刻》一书中,收集了原告书写的“道”字,并附有“1995年,为美国道琼斯公司题写‘道''字“的内容。

2002年11月21日,经原告及公证人员上网查询,“道琼斯国际财讯”网页上,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2002年11月2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2号科伦大厦A座对其外部的广告牌及大厅的指示牌现场进行拍摄,取得照片7张,公证人员对拍照过程进行了公证。照片显示广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道琼斯公司在其公司的手提袋、信封、贺年卡、职员名片、公司简介封面、报刊广告上均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标识。上述商业标识均包括“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字样。

2003年1月20日,原告在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购买了《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该书封面标明为“道琼斯财经系列之一“,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装潢。

原告为购买《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两本)支付费用68元,支付公证费4850元,支付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费20元,支付翻译费780元。

就原告于1994年书写的“道“字作品,原告与道琼斯公司之间未就作品的使用问题达成过书面协议,道琼斯公司亦未就此向原告支付过费用。

2002年间,原告曾与道琼斯公司就“道”字作品的使用纠纷的处理进行过协商。

本院认为(全文):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前,并持续到该日期之后,故本案审理应适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为其于1994年所书写的“道“字书画。该书画为书法艺术创作成果,属于美术作品中的书法作品。该作品内容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道“字为该作品的主要内容,亦独立构成作品。原告作为上述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原告许可,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原告上述作品,均属于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写的“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道琼斯公司以上述方式使用原告的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且原告现否认自己曾许可道琼斯公司以商业标识的方式使用该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应就其已实际获得原告许可承担举证责任。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且谢绝了道琼斯公司支付报酬的要求,但道琼斯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充分证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定。道琼斯公司主张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的,故可得出原告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该作品的结论。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所创作,也只能认定原告将作品原件的所有权转让与道琼斯公司,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道琼斯公司可以以展览作品原件的方式使用该作品,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以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长期未表示异议为理由,主张原告已实际许可其使用作品,该观点亦不能成立。著作权法确实未限定许可必须采用书面方式,但道琼斯公司如主张自己获得原告实际或口头的许可,必须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的、直接的许可其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未及时提出异议,以及原告参加道琼斯公司的纪念活动,均不能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及直接的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其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理由,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道琼斯公司在以商业标识方式使用原告作品过程中,未给原告署名,同时将原告书法作品的题跋、落款、名章、闲章删去,虽然道琼斯公司主张这是因将“道”字作为商标使用而造成的,但在原告未许可道琼斯公司将其作品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道琼斯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对原告就其作品所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因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道琼斯公司因此所获得的利益不能确定,故本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主张道琼斯公司存在数十种使用原告“道“字作品的侵权行为,每种使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道琼斯公司的侵权行为包括在广告、网页、名片等多种作品使用方式,但均是作为其商业标识来使用的,各种使用方式只是标识的载体有所不同,其性质是同一的。正常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只要取得原告同意其将“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这一项许可,即可以以上述多种方式使用作品。因此,道琼斯公司的多种作品使用方式应视为一项侵权行为,对原告要求每种使

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将根据道琼斯公司的侵权情节,在50万元以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因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亦应包含在内。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未就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精神损失的实际费用提供证据,对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所销售的《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属于正式出版物,作为销售商,该书店不可能知道该书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问题,故其主观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侵权行为。

二、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关东升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其费用由被告道琼斯公司承担。

三、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关东升经济损失四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四元。

四、驳回原告关东升其它诉讼请求。

第四篇：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介绍】 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该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进行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乌苏里船歌》的引子及尾声为创作部分。1963年，该音乐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制，署名：东北赫哲族民歌。1964年，该歌曲《乌苏里船歌》发表时署名：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1999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19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在北辰购物中心销售的刊载《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各类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

原告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称：《乌苏里船歌》是基于对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调改编而完成。涉案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署名权等精神权利和获得报酬权等经济权利。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上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伤害了每一位赫哲族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乌苏里船歌》数次，说明其为赫哲族民歌，并对侵犯著作权之事作出道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40万元，精神损害费10万元。

被告辩称：《乌苏里船歌》是郭颂、胡小石、汪云才借鉴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共同创作的。该作品使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为世界所了解。目前全国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乡有三个，其中两个在同江县，一个在饶河县。原告只是其中之一，它们无资格和理由代表全体赫哲族人提起诉讼。以《想情郎》为代表的赫哲族民间传统曲调，只是一首古老的四句萧曲，并没有歌词，而《乌苏里船歌》既有新创作的曲子又有歌词。郭颂坚持《乌苏里船歌》是其创作的歌曲，不同意原告的侵权指控。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从作曲的专业角度对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等曲调进行技术分析鉴定。鉴定报告结论是：《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调基础上编曲或改编而成。 【审理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以《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曲调，应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法律保护。原告作为民族乡人民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与《想情郎》曲调相比，《乌苏里船歌》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其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乌苏里船歌》曲调的作者在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乌苏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乌苏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作品。

郭颂在“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的演出中对于主持人以为《乌苏里船歌》系郭颂原创作品的失当的“更正性说明”未作解释，同时对相关出版物中所标注的不当署名方式予以认可，且在本案审理中坚持认为《乌苏里船歌》曲调是其原创作品。上述行为表明郭颂是有过错的。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

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主持人发表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中央电视台作为演出组织者，对于其工作人员就未经核实的问题，过于轻率地发表议论的不当行为，应采取适当的方式消除影响。

北辰购物中心销售了载有未注明改编出处的《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出版物，应停止销售行为。但北辰购物中心能够提供涉案出版物的合法来源，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其特殊性，且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其经济损失，故对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三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主张不予支持。但郭颂、中央电视台应承担原告因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1款第9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第6条、第12条之规定，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被告郭颂及中央电视台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颂、中央电视台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号”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北京法院网：http[DK]://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483&k_title=乌苏里船歌&k_content=乌苏里船歌&k_author=，选取时有所精简。[KH1D] 【评〒析】

本案是国内首例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案件。此案的判决对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问题中所涉及的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那些作者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是该公约某成员国国民所创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我国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明确规定，只是在其第6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这也正是造成司法实践中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案件认定难、判决难的原因。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及保护的必要性。

谈及民间文学艺术，在国际层面上通常会提到folklore一词。它最初是由英国考古学家WJ汤姆森于1864年提出的。folklore是一个复合词，其中folk指民众，lore指知识、学问，folklore通常被译为“民间文学”。Folklore一词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等领域内被广泛使用着，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语境下也有所不同。参见张辰：《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78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则·案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folklore通常被翻译为“民俗”。根据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突尼斯通过的《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样板版权法》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通常意指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可认定由该国国民或种族群落创作的、代代相传并构成其传统文化遗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与科学作品。参见文化部版权处：《版权参考资料》，1983（5）。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划·案例》，6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与之相近的词语还有expressions of folklore，即“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一表述是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中提出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意指由具有传统艺术遗产特征的要素构成，并由某一国家的一个群落或者某些个人创制并维系，反映该群落之传统艺术取向的产品。参见唐广良：《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国际保护概述》，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14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划·案例》，6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在法学界存有争论，但在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之间基本一致，即认为民间文学只是民俗（folklore）中的一类。“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民间文学艺术的对象应当包括：1）言语表达：民间故事、诗歌和谜语；2）音乐表达：民间歌曲和器乐曲；3）动作表达：民间舞蹈、戏剧和各种仪式的艺术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动作表达是和口头表达相结合的（比如民间小戏），但纯粹的动作表达也是存在的（比如民间流传下来的杂技艺术），这些动作表达是民间群体内世代通过口传心授而得以保持和延续的，所以动作表达并没有改变民间文学艺术的口头性这一特点。关于物质形态的表达（有形表达），包括单色画、彩色画、雕刻、雕塑、陶器、镶嵌、木雕、金属器、珠宝、编织、针织、纺织品、地毯、服饰、乐器、建筑形式参见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不应该属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对象。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JP+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上，采用的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在中国版权立法讨论过程中，当时多数参与者同意按《伯尔尼公约》的原则，保护业已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参见郑成思：《版权法》，1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问题最初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如今尽管有《伯尔尼公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82年通过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仍然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立法保护，特别是那些具有丰富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欧洲及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属于公有领域，可以自由复制和表演，无须经过许可和交付使用费。实践中，发达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大规模无偿利用，从中获利，却不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民族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甚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任意歪曲、篡改，伤害了创作民间文学艺术民族的感情。为了保护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平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著作权贸易，我国应当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尚未正式出台相应的保护办法。由文化部起草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也仍处于修改阶段。因此，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已是当务之急。（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在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虽然可能有某个人为创作、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种个体创作正是因为符合特定区域或特定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特征才被容纳、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另外，随着历史的推移，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整理、加工、完善，逐渐渗透了无数讲述者、表演者的思想、灵感和艺术才能，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已经无法体现，而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一国国内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而成，具有群体性特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只能是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的民族或人群。[ZW（]参见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则·案例》，6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ZW）]因此，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司法保护上，应当确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由集体创作、传承该作品的特定民族或种族的群众集体共同享有，民族区域政府有权代表该区域民族或种族的群众作为诉讼主体主张权利。在无法判断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是由哪一个地区的民族或群体享有时，可规定由国家作为权利主体，行使相关的权利。另外，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中，国家依然是最有力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保证获取的利益不被非法使用，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法律与监督机制，保护传统资源保有者主张相关利益的权利，同时监督并指导代表相关群体利益的民间机构对其收益的使用。参见唐广良：《保护民族的传统资源》，载中国法学网：http[DK]://www.xiexiebang.com。[KG*8]所以本案中法院确认原告即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对赫哲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诉讼的做法是适当的。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改编人的法律地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改编人，是指在原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人。改编作为一种再创作，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加入独创性的劳动而形成新作品的行为。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改编人应享有对改编作品的著作权。

本案主审法院即认为，与《想情郎》曲调相比，《乌苏里船歌》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其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乌苏里船歌》曲调的作者在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乌苏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乌苏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作品。并判决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郭颂、中央电视台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第五篇：安通公司等诉城东运输公司合同追偿案

法定代表人；郑树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淑洲，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立冬，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下称安通北海分公司）。

负责人：詹立志，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淑洲，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

理人：潘立冬，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海市城东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岑秀英。

委托代理人：黄子威，桂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刚，桂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北海海事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张乾成；审判员：倪学伟、谭庆华。

6.审结时间：2003年5月23日。

（二）诉辩主张

1.原告安通公司及安通北海分公司诉称：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与被告签订有长期性运输协议。2002年9月17日，根据安通北海分公司的要求，被告安排其车辆运输广西合浦公馆出口烟花厂（下称公馆烟花厂）拟出口的1,858箱烟花，但被告提取货物后并未将货物安全运往目的地，而是将所运烟花和集装箱损毁。公馆烟花厂已向原告提起索赔诉讼，并保全了安通北海分公司40万元的银行存款；而原告方已向集装箱主赔偿了2,930.85美元集装箱损失。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集装箱灭失的损失2,930.85美元，烟花货主的相关损失392,885.24元及烟花货主另案状告原告而可能由原告负担的诉讼费用，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被告辩称：原告未书面通知所运货物为危险品，以致作为没有危险品运输资格和防范经验的被告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只有危险品才碰撞爆炸燃烧的意外事故，因而有关损失完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三）事实和证据

北海海事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1年7月1日，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与被告签订一份关于集装箱及其货物的运输协议，约定由被告承运安通北海分公司所需运输的集装箱及其货物，其中安通北海分公司的责任及义务为：市内或短途运输提前半天将所需运输的集装箱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和目的地等通知被告；负责对货物及时进行装卸，避免车辆积压；每月结算一次运费。该协议约定被告的义务为：按时将车辆派往指定地点，将所需运输的集装箱和货物安全、快捷地运到指定目的地；对运输车辆和司机的安全负责；保证所运货物的安全，并对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的损坏、丢失负责赔偿。

2002年9月10日，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与公馆烟花厂签订出口货物委托单，载明：公馆烟花厂作为托运人，就集装箱货物（其中有编号为EISU1475464的集装箱）16,000箱烟花向安通北海分公司办理托运；安通北海分公司应负责安排从公馆烟花厂清水江仓库至北海港的汽车运输以及北海至香港、香港至汉堡的船舶运输；由公馆烟花厂向安通北海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全程运费。

为履行与公馆烟花厂的约定，安通北海分公司即根据其与被告的运输协议，通知被告派车辆运输。2002年9月17日，被告派汽车将已装入集装箱的烟花从公馆烟花厂清水江基地仓库运至北海港装船。在清水江基地装车时，汽车司机发现所运为烟花，曾表示拒绝运输，但安通北海分公司称若拒绝运输则要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司机遂接受了运输任务。当日1743时许，由司机范谦明驾驶的装载40英尺集装箱（箱号EISU1475464）的东风牌桂E00692号平板车，在通过北海港铁路专用线M1-1号、M2-2号平交过道时，被0012号火车机车顶送38辆重车时撞上，造成铁路车辆P643411247、P62（N）3326741损坏，线路两钢轨扭曲变形，汽车平板车报废、平板车上的EISU1475464号集装箱及其所装1,858箱烟花燃烧报废，中断行车1小时17分。造成此事故的原因是：汽车司机范谦明驾驶机动车辆通过铁路平交过道时，未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规定，抢越过道，且运输烟花易燃危险品通过铁路不按规定申报。由汽车司机承担完全责任。本院在（2003）海商初字第019号案中查明，在受损集装箱的表面、箱号之下贴有“1.4G”、“UN0336”字样的黄色标签。

受损报废的EISU1475464号集装箱价值2,930.85美元，合人民币24,266.43元，其所有权属长荣香港有限公司，原告方已向箱主作了全额赔偿。

事故发生后，公馆烟花厂以安通公司和安通北海分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多式联运合同货物损害赔偿纠纷诉讼，要求该案两被告赔偿EISU1475464号集装箱受损所致的货款损失276,135.95元、经济损失116,749.29元，并承担有关诉讼费用。本院对该案判决：安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