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内容总结

第一篇：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内容总结

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

作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背后蕴藏的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复杂的现代性转换。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则是传统家族仪式的缺失，此结构性的空白恰好被电视所填补，因此春晚才得以成功地镶嵌到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中。

每年春晚之后媒体上骂声一片，但收视率却依然坚挺。人们这样边看边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除夕夜有一个结构性的仪式饥渴需要满足，这就为电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仪式行为的介入提供了前提。回顾春节联欢晚会这二十多年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中隐约地感觉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作者通过多重视角来透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发现了三部分的内容，即1）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民俗仪式和民间戏剧、曲艺形式的挪用；2）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谱系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3）中国电视市场化发展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晚会强有力的塑造。接下来的篇幅里，作者开始论证这三个方面，但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而是杂糅在一起。

作者在分析02年春晚时，用“北京时间”所营造出的“天涯共此时”来描述民俗意义正在向国家意义的转换；到了06年的春晚则是通过网络电视以及各语种的国际频道进行全球直播，这进一步体现了国家意义的非领土化转化过程。

事物的变化发展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完成的，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外，市场化与消费主义也日渐凸显。06年推出的“网络春节”致力于服务“全球华人社群”，很明显这里出现了市场的概念。06年，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小品均进入春晚，这说明了国家媒介系统从公共服务原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产物。市场化发展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与地方电视台的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摩擦，例如一些有实力的地方台挑战央视春晚的地位，但往往以地方台都是为之让路作为结局，原因在于地方台不拥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资源，无法取得它所占据的民族仪式的效应。在清醒地意识到无法与中央台占据的政治资源相抗衡的基础上，各省级卫视台转向建立在市场的前提下，尽其所能以“非政治化”面目实现各自不同的“非地方化”策略。（例子：上海文广与专业财经类媒体的合作；湖南卫视打造的“超女”效益）效果都十分明显。这种以“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表征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实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央台优势地位的威胁和挑战，而国家对此则是默许乃至鼓励，原因在于它大力推动“民族文化”的打造和输出，而媒介产业的全球战略正是以去地方化和非政治性为其特征的。在电视市场化的推动下，将垄断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商业利益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失败的例子，即06年春晚关于大熊猫命名的短信投票。

作者同时对02年的春晚内容中刻意回避农民题材小品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因为当时的“三农”问题已是社会危机，而06年春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小品则占了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在内容努力建构城乡之间的“兄弟”之情，力图在意识形态上缝合城乡差别。这就是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

作者在从三方面分析论证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代社会的节日的意义已经残缺不全，但是仍然会寻找替代物，大众传媒的仪式意义正是这种替代和利用，只是内核已经不同。而春晚则是这种大众传媒仪式中的一种，它被转换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依靠所占据的位置获得垄断利益。虽然说“去政治化”的市场化娱乐及其产业蓬勃发展，但其背后仍有着深刻的政治问题。例如“超女”/“春晚”被想象成民间/官方、民主/威权、市场/国家的象征，并从中生产出“抵抗”的想象性快感，超女才会如此成功的。

作者在文章的最末尾用反问的语气警醒读者，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本质上是无法为中国人提供狂欢的可能的，如果有，那只是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

第二篇：国外电视内容监管法律

美国

美国对广播电视的监管首先是从技术方面开始的,当时管制的一个重点是频谱资源的分配,解决空中的“拥挤”问题。这一阶段出现了如下相关的法规:1910年出台《航海无线电法案》,规定用于航海操作和军事防卫的无线电频率须在商务部登记。1912年出台《无线电广播法》,确立由商务和劳工部负责以许可证的方式对无线电波进行管制,并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对频谱资源进行分配。1927年依《广播法》成立专门的联邦广播委员会(FRC),颁发执照,实行频谱资源管理。同时还确立了广播业的“公共利益”原则。1927年的《广播法》也有内容监管方面的内容,例如它对猥亵言论作出的规定:禁止“通过广播传播的任何淫秽、猥亵或粗俗的言论”,还有广播业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原则等等。

1934年的《通讯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部通讯法涉及内容监管政策有如下几点:第一是确立了“波长属于人民”的原则,有效制止了电波相互干扰的混乱状态,解决了以前立法没有解决的频谱资源分配问题。第二是创建新的监管机构FCC（联邦电信委员会），取代了原先的联邦广播委员会。法律特别否定了FCC具有取消节目或者向电视台命令节目政策的权力。禁止FCC成为“内容检查者”。但同时又赋予FCC制定规章的权力以保证电视服务适合服务对象的利益。由此FCC发展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节目内容的“指导原则”。这是FCC涉足内容监管重要标志的一个开始。第三是国会提出了几项特别的节目限制。如涉及政治言论的第315条、涉及赞助者身份的第317条以及涉及节目重播的第325条等等。第四是阐明广播执照所有者不是“公共传输者”,而是“公众信托人”。执照所有者必须满足市民、教育和宗教组织所支持的“公共利益、方便和必须”要求。很明显,除了第一点之外,这次立法和前面的完全不同,它虽然也牵涉到频率的分配,但其重点已经开始涉足广播的内容问题。而且这种内容方面的管制暂时还只限于框架性的指导———公共利益标准。至于广播电视具体应该传播什么样的节目没有详细的和带针对性的说明。

1946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出版了工作报告《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责任》(俗称“蓝皮书”)。在蓝皮书中,FCC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出了四种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行为:商业化太浓;过于依赖电视网;有关公共事务讨论的节目太少;节目类型总体上不平衡。

1960年FCC颁布了“ 1960年节目政策声明”,进一步强调应该遵守节目质量标准,并加强制作和编播代表公共利益所必需的14类节目:1.给予地方居民以表达自我的机会;2.开发和使用地方人才;3.儿童节目;4.宗教节目;5.教育节目;6.公共事务节目;7.电视台社论;8.政治广播;9.农业节目;10.新闻节目;11.天气和市场报道;12.体育节目;13.少数族裔服务节目;14.娱乐节目等等,以满足不同地域和社区的经济需求。

美国 1996 年《通信法》正式建立了美国电视分级制，并且以法律形式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广播电视和电信业进行监管。该法案要求在美国销售的 13 英寸以上的电视机，都必须装置过滤低俗节目的 V 芯片，即必须具备通过电视分级编码的方式遮蔽相关节目；电视节目生产商要按照节目分级标准对电视节目定级；除新闻和体育节目以外，所有电视节目都要进行分级；电视网和电视台等播出机构要在电视节目播出的前 15 秒钟和插播广告后在屏幕左上角播出分级图标提示观众；电视节目的分级情况要在当地主要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上刊登预告；设立独立督查部门对分级制执行情况进行监测。

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淫秽色情节目内容和暴力内容侵害的一系列法律，包括：《1990 年儿童电视法》，《1996 年儿童电视法修正案》，《2005 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2005 年淫秽与暴力广播电视内容控制法》等。这些法律对影响电视节目内容违规播出的相关主体进行了规范，特别是对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既规定了其对违法播出淫秽和暴力节目的电视播出机构所能采取的措施，并且对采取措施时要考虑的因素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政策法规、主要内容、相关的内容监管政策

日本

1950 年 6 月，《电波法》、《广播电视法》、《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正式颁布，从那时候开始，电波三法成为日本新广播电视体制新基石。

（一）电波法 《电波法》侧重传播过程中的物理和技术领域问题，它对有限的无线电波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和管理、对使用无线电波的企业和机构的设置和运营、对无线电设施的使用和相关的技术进行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相关法令还有《电波法实施规则》、《无线电台执照申请手续规则》、《国际电气通信联合宪章》、《广播电视用频率使用计划》等。

（二）广播电视法

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广播电视的普及、播放自律、民主自由原则、播放管理与内容做出了法律规定。对日本放送协会的目的、经营、运行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也对民营电子传媒媒介的运作和节目等做出了相关规定，并对 NHK（日本放送协会）和民营电子传媒并存体制及相关关系作出了说明。《广播电视法》侧重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内容领域。自颁布以来，《广播电视法》几经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 2010年 3 月，本次修改将《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法》、《有线电视法》、《电气通信义务利用放送法》这四部法统一成《广播电视法》。新修改的《广播电视法》于 2011 年 6 月 30日正式实施。除此之外，有关法规还有《广播电视法实施令》、《广播电视法实施规则》、《广播电视普及的基本计划》等，这些法规的出台也为《广播电视法》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保障。

（三）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

1950 年 5 月 2 日颁发的《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是电波三法中进度最缓慢的一部法律。虽然当时国务大臣以提案形式提出反对，但最终仍以独立于内阁的形式成立了电波监理委员会。1952年，随着日本主权恢复，《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设置电波监理审议会，成为总务大臣的有关电波法、广播电视法等法的咨询及审议机关。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商业电视台需要遵守《商业电视业界实务守则》，该守则是由澳大利亚通信及传媒管理局颁布的。与美国的节目分级系统不同的是，澳大利亚除了对内容提出限制之外，还对播出时段、播出时间做出了硬性规定，分级系统分为标准分级系统和儿童分级系统两大类。澳大利亚的标准分级包括G、PG、M、MA15+、AV15+(比MA15+的暴力镜头多一些)几个等级，意义和美国的分级系统差别不大。澳大利亚1992年广播法规定设立广播管理局，要求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对不同类型的广播电视服务实行不同层次的管理政策，以达到广播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包括： • • • • • • • • • • 促进广播电视机构有效地向澳大利亚全体公民提供娱乐、教育和信息节目； 为广播电视发展提供有利的管理环境，促进竞争，满足受众的需要； 掌控有影响力的广播电视机构的条件下提倡多样化； 保证澳大利亚公民有效地监督广播电视机构；

促进广播电视机构反映澳大利亚的统一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鼓励节目提供者提供高质量、有创造性的节目；

鼓励商业性和社区性的节目提供者满足公众需求，公正真实地报道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件，适当报道本地重大事件；

鼓励节目提供者在提供节目素材时尊重社区标准； 鼓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节目提出批评； 确保少年儿童免受有害节目的影响。

德国

1、宪法

德国的联邦体制意味着各州对文化和媒体事务享有唯一的管辖权，没有联邦广播电视法。德国宪法对广播电视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宪法第5条确立了言论自由、广播电视自由和广播电视事务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则，成为德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对这些原则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和发展。1961年，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做出一系列有关电视的判决，成为随后几十年德国媒介政策和监管的重要基础性文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有效阻止了保守党联邦政府康纳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企图建立一个新电视频道的努力，这一频道将作为商业实体来运营并由政府直接控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称，它支持以下原则：首先，广播电视是专属各州的责任；其次，政府控制广播电视违反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理念和精神。自从二战后重建广播电视业以来，私营产业尤其是报纸出版商一直希望国家放宽对广播电视业的准入限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许多人反对商业广播电视，尤其是社会民主党（SPD）。1982年身为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出任德国总理后，开始大规模铺设宽带有线电视系统。同时，第一个商业电视频道也开始运营。20世纪80年代期间，西德各州都颁布了新的广播电视法，引入商业广播电视。联邦宪法法院此时在许多有关电视的判决中，进一步阐明了“双轨制”的体系和法律基础。例如，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减轻商业广播电视媒体的公共服务义务必须以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已经充分履行了公共服务义务为前提；应确保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在新体制中的发展地位。

2、州广播电视法16个德国州广播电视法对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和商业广播电视媒体的体制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包括监管机构的组织和权限、商业广播电视媒体执照的颁发以及新闻标准和节目义务等。州广播电视法在基本价值、标准和组织原则等方面是类似的。但在对商业广播的规定方面有明显不同，如有些州允许地方广播电台大量存在，而有些州只批准建立少量的地区性广播频率。

3、州间协议

各州还联合起来共同签署了州间协议，建立起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监管体制，作为州广播电 视法的补充。州间协议是德国广播电视政策的核心，因为它为区域分割的市场提供了一种全国性的法律框架，对媒体政策领域某些最敏感的问题做出了规定。州间协议是建立ARD和ZDF及其财源体制的法律基础，同时还包含适用于商业广播电视的主要原则和规定。州间协议规定的对象主要包括：（1）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包括电视广告规定、商业电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商业电视跨州传播时州广播电视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等；（2）地区性公共广播电视网——ARD；（3）全国性公共电视媒体——ZDF；（4）全国性公共广播媒体——德意志广播电台（Deutschland Radio）；（5）公共广播电视媒体ARD和ZDF的财源；（6）公共广播电视媒体的资金请求和执照费数额的确定程序。州间协议经常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有关州政府会进行谈判，往往反映出不同政党各自所要实现的目标。例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了阻止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的对公共广播电视采取更严厉限制的提议，同意对媒体所有权制度进行修改，允许大的媒体集团进一步扩张实力。

4、其它相关立法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州间协议、新媒体服务州间协议以及联邦电信法等，都对德国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媒体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未成年人保护州间协议为不适宜儿童收看的节目规定了分水岭制度，还规定在州广播电视监管机构内设立负责未成年人保护事务的委员会。

英国

在广播电视领域，英国非常重视法律治理，同时辅以政策规制。从无线广播电视的诞生兴起，到公共广播电视、商业广播电视及其监管体制的确定，再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的发展，一般是先制定法律，后进行实践，同时辅以政策。比如英国为了改变由英国广播公司独家经营电视的政策，1954年制定电视法，成立独立电视公司发展商业电视；为了改变由英国广播公司独家经营广播的政策，1972年制定无线广播法准许开办商业广播；为了发展有线电视，1984年制定有线电视法，设立有线电视局监督管理有线电视业；2003年制定通讯法，合并多个监管机构，设立通讯管理办公室，统一监管广播电视和电信业务。

为了适应新的融合管制环境,英国政府在年推出了新的《通信法》，并依据通信法成立了融合的管制机构—,由电信管理局、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播放标准委员会五个机构融合,全面负责英国电信、电视和无线电的监管。英国对在互联网上传输的内容和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实行不同程度的监管,对于互联网上的内容监管较为宽松,而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进行严格的监管。除了传统的内容管理之外,英国还非常重视视听内容管理。但是,对于融合性业务的内容监管则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原因在于虽然《2003年通信法》中规定了对广播内容的监管职责,但是对于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分发传输的内容,并没有明确规定。

韩国

韩国的广播电视的运营机制、结构调整、监管体制等都以法律为依据，1963年通过了第一部广播电视法，确定国营、民营并存体制；1980年通过言论基本法，禁止商业广播电视；1987年通过广播法，恢复商业广播电视；1991年通过有线电视法，发展有线电视；2000年颁布新的综合广播法，对公共广播机构、独立监管机构、商业广播电视活动进行全面规范；2004年修改广播电视法，允许开展卫星数字多媒体广播（S-DMB）业务。由于法律的出台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多方协商，形成共识，有利于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防止出现偏差和朝令夕改，降低政策法律实施的成本，从而实现广播电视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

其中韩国2000年广播法第20条规定设立韩国广播委员会的目的是：保障广播电视的公共属性，履行广播电视的公众义务；保持中立；促进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质量的提高；维护广播电视业的公平竞争。美国联邦管制法典第47篇是专门管制通讯产业的有关法规，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任务和目标进行了规定：FCC的任务是保证全体美国公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并不受歧视地获得迅捷和有效的国内外通讯服务，无论该通讯服务是通过无线电、有线电、卫星还是线缆来实现。FCC的战略目标主要在宽带、竞争、频谱、媒体、国土安全和自身现代化等六个方面： • • • 宽带：FCC应制定管理政策，促进在宽带服务领域的竞争和创新，推动宽带设施领域的投资，监控宽带服务业务在美国国内外的进展；

竞争：FCC应确保建立一个广泛健全的通信服务竞争框架，鼓励创新，促进在国内外的竞争，使消费者真正实现通信服务的选择，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频谱：FCC应鼓励对频谱资源进行最有效、最合理的利用，以此来推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创新并迅速投入应用； • • • 媒体：FCC应修正媒体规则，使媒体所有权规定能够在一种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有利于竞争和多样性，有助于模拟向数字制式的强制性转换；

国土安全：FCC负责组织对全国的通信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确保该设施在受到破坏时能够迅速修复，确保普通公共卫生和安全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享有有效的通信服务 自身现代化：FCC应通过出色的管理展示其良好的业绩和成效，保持FCC独立和批判的专业使命，并与充满活力的通讯市场保持一致。

第三篇：7连电视访谈谈话内容

八连电视访谈谈话内容

一、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认识？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反腐倡廉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新举措，按时记笔记、写心得，旨在提高认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通过警示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加全面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基层党员干部是直接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基层工作者，是连队致富奔小康的领路人和带头人，认真做好新时期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搞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纪委全会上，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此有什么看法？

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如何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如何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是党支部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且工作的基础就是人，人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作为基层组织、一个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当中，定期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关心干部生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干部解决工作、生活、家庭和子女上学、子女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使干部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安心工作，轻装上阵，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工作。在工作上，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处处以身作责，以模范行动来感召人。在生活上，要处处关心、帮助干部，不论哪个干部家里有什么事，都要亲自关心过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密切干部、密切群众，得到干部们的拥护和支持。也才能将党的宗旨落实到行动上，真正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品质，也才能称得上是领导干部。所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把解决群众的实际工作困难和生活困难同搞好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凝聚人心，激发干部工作热情，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俗话说的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因此，“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样子”，七连党支部始终保持：一是要言行一致，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二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别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三是要身先士卒，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平常工作中，各项工作头绪多，人力不足，任务重，领导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因此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生产工作一线，才能激发干部工作的热忱，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本单位整治“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措施及成效？

我认为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就要看一名干部的宗旨意识、作风状况，很大程度表现在对困难群众的关怀上，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关切上，对存在的作风之弊的态度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要沉下去，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建立基层联系点，帮助群众解决民生、信访等问题。民生问题无小事，要切实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要立说立行、立查立纠、尽快整改，不能等待观望。可以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说的多，做的少。

反对“四风”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尽管我们长期在抓，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四风”表现比较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等等。

反对“四风”必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突出解决实际问题，使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坚持求真务实，着力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坚持群众路线，着力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坚持艰苦奋斗，着力解决享乐主义问题；坚持廉洁从政，着力解决奢靡之风问题。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反对“四风”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紧紧围绕活动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抓住“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关键环节，扎实有序推进，一定能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控本单位廉政风险？

坚持将岗位教育、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贯穿于风险防控工作全过程，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开展《廉政准则》学习，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观看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专题片，筑牢全体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思想防线。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1、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教育”的思想，导致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领导不力、措施不强、质量不高。

教育内容空洞，大而化之，不具体、不生动，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有的教育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没有把教育与解决党员干部党风党性党纪方面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与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往往是图了形式、走了过场

资金投入不足。虽然上级单位每年对反腐倡廉教育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投入，但力度不大、额度较小，导致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的需求。

本单位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体是怎样？

1、一个基层单位能不能搞好，队伍建设是基础。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廉洁勤政的高素质管理队伍。

2、要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大力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廉洁自律，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研究创新管理机制，建立竞争、激励、考核。要抓好制度建设和标准化管理，努力实现按制度管人管事，实现规范管理，建立和谐。

八、进行廉政公开承诺 1．加强学习，提高能力；2．加强修养，提高品行；3．加强调研，了解民情；4．加强服务，改善民生。5.廉洁自律，求真务实。

第四篇：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张鲁艳

平顶山学院英语系

河南平顶山 467002

摘要：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诗学，女权主义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Abstract: Ide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Susan Bassnet and Andre Lefeve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ideology influences translator’s choices on translating material, influences their concrete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Key words: ideology;poetics;feminism

引言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并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根茨勒(Gentzler)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翻译研讨班、翻译科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并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等。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中，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食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重要启示。文化研究早已成为中西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1990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该书也强调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自此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除上述两位外，玛丽亚 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也对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意识形态与翻译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P16）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意识形态界说为“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也有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导性观念,它解释社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们允许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而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2]文本。”(P12)《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作如下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1]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总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3](P176)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当然，翻译有时也会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翻译作品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翻译也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促进加强或破坏颠覆的作用，而这一点又常被人忽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详尽阐释。

1．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一政治目的服务，为一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爱。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一为严复，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称二者为“译才”并非由于他们的翻译多么忠实于原文以及翻译得多么准确无误。相反，这两位“译才”一百多年来一直遭受翻译界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及声讨批判。然而他们的译作还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反响非同。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里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成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功地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1]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P20)严复对翻译文本进行了精心选择，从亚当斯密的《原富》到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严复在国难当头时选择《天演论》就是他胸中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激情所使然。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经济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思想。

再看林纾，他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译作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给中国的小说界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种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之后，林纾又翻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部译作的问世则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劳工屡遭欺侮屠杀，林纾出于爱国热忱，有感于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翻译此书给国民敲响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林纾的译作出版后在广大人民中间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翻译的170余种作品尽管漏译误译删节触处皆是，然而其生动优美的译笔，风趣夸张的风格在读者中留下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他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一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等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4](P83)林译小说的魅力与影响自此可窥一斑。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除他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翻译动机。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廷腐败衰微，列强入侵瓜分中华国土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林纾便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认为，救国应该靠实业，而翻译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实业，他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救国救民之情。可见他的翻译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同时译作又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鲁迅1909年在日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他翻译的欧洲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可惜当时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作品出版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冷淡待遇，上下两卷每卷只卖出了几十册。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严肃的，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然而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却不被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接纳。

五四时期我国的翻译界涌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大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当时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数量相当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65部作品中又以托尔斯泰(12部)、契可夫（10部）、屠格涅夫（9部）为最多。[4](193)这足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了。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状况中，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摸索着生活的真理，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

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赞助人的翻译取向。翻译主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意识、文化形态作用于赞助人对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也反过来改造了文学、作者，而且在压制性社会中明确地充当教育、提供信息、改变政治价值观念并因而改变文学价值观念的工具。郑振铎曾指出：“清末的[4]翻译每每是利用外国小说著作思想来做改革政治的工具。”(P161)看来翻译的政治动机与文本的取舍也息息相关。

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赞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对立冷战，中国的出版界在选择译本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都有较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进步作家和进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能入选。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运用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进行解读，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它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多重的、复杂的。译者在重新表述意义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因。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面。无论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属佛经翻译。佛教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可以依托的价值观参照系。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家的意识形态，而佛教要想进入中国，免遭本土意识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形态的抵抗，就必须变更其形式或内容。历代佛经翻译大师常常用儒家道家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就常借用孔子、老子、庄子的文学观来阐述他的翻译观点，如他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佛经翻译初期，为了寻找中印文化的沟通点，译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4](P46)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针对这一事件，中西媒体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短语出现了两种译法，中国媒体译为return to China, 而西方媒体译为revert to China,一词之差,却包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

revert to China是一个法律术语，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根据这个解释，英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是履行法律义务，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回归中国”正确的翻译应是return to China,表示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由此可见，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超出了语言层次和翻译技巧范畴，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媒体故意使用revert一词来掩盖非法侵占香港的事实。[5]（P65）

再拿严复为例，选择了《天演论》为翻译文本后，他对翻译策略的运用也下了一番功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被译界奉为圣典，然而他自己的译文又是如何忠实于原作呢？让我们对比一下《天演论》开场白的原文与译文。

[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 it may be ,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ing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严译］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味，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4]（P120）

对比之后，发现严复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以第三人称译第一人称，译文首句便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通篇考察《天演论》，可以发现严复对原文多有增删，有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更改原书的比喻。对某些词语重点发挥，并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整段整段地以自己的语言译述，删略其次言，突出其要旨。严复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译文之“信”也就有限了。但他不追求“忠实的译本”，而采取达旨的方式进行翻译。他的目的是以赫胥黎的书为底本，向中国传播进化论思想，并向国人发出由于积贫积弱而有亡国灭种危险的警告，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4]（P123）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中“雅”的标准历来遭到译界的质疑。严复的“雅”指的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进行翻译。他这种特殊的译法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严复心中预定的读者群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但却往往保守成性，甚至冥顽不化，而要让他们接受思想启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复真是用心良苦，他调动了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包括“汉以前字法”。[6]（P26）

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中错译误译漏译随处可见，其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的现象更比比皆是。这与他不懂原文有关，与他落笔如飞的速度有关，但也有一些是他有意为之，或添油加醋，或信笔行之，或插科打诨，或抒写己见，然而正是这一“讹”的译法使读者对林译留恋往返，赞叹不已。林纾的翻译策略变化不断，尽管许多不为人称道，但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符合社会意识的期待，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译者Evan King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了老舍的两部作品《骆驼祥子》和《离婚》，并对原作做了很大改动。《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被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救了出来，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译文出版后立即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遭到老舍先生的严厉批评，并引起了强烈不满。然而Evan King在翻译《离婚》时依然篡改了原文，《离婚》中对民族软弱性的深刻揭示与讽刺变成了哗众取宠的轻浮小闹剧。Evan King对这两部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说到底还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民众精神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轻松愉快的娱乐。另外美国在经济上正处于工业机械化生产的快速发展期，紧张的劳动之余，也需要轻松的享乐。大众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兴起，这一大众文化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通过掩饰严酷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让读者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和谐、欢乐和圆满之中。[7]（P67）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保证译作的畅销，为了顺应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大幅的修改甚至歪曲。意识形态与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界多少年来一直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情有独钟，不耐其烦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后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纠缠于此不能释怀。直至后来西方翻译界有了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流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才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翻译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人们总将翻译比作女性，比如：“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原作是强壮而富有创造力的男性，译本是羸弱、派生的女性”。这种把翻译视作女人的翻译观不仅贬低译者和译作，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重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动摇此观念赖以产生的基础。[8]（P27）

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但却无法消除。Lefevere 和 Bassnet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译界人士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翻译不是一方净土，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在评价译作时不应一味提倡所谓“忠实”，评论家也不应把翻译错误挑出来批评一通了事，而应该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相对公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的、无限扩大的，它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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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政治---一个赛义德后殖民个案分析[J].外国文学, 2002(4)6． 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J].中国翻译, 2003(4)7． 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8．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 2003(5)作者简介：

张鲁艳（1970-），女，汉，河南省鲁山县人，平顶山学院英语系讲师，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第五篇：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企业文化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松散、弥漫状态的文化被提纯之后形成的结构严谨的思想力量，它一旦被人掌握，就能以最小的冲突（矛盾）获取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法国哲学家阿苏撒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政治权力的概念分离开来，并用意识形态去解释人们是怎样用物化、形式化的行为活动去感知想象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散漫的意识（主意）被整理，被系统化，被浓缩成为清晰的概念，被组合成为一个想象的世界。

组织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暂且将它的优劣伦理价值判断留给政治学去讨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焦虑不安的心理获得暂时的平衡，因为意识形态为人们原本无目的的行为活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赋予人们存在的理由。

先锋企业将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颠倒过来使用——先创造想象的世界，“营销”代表这个想象世界的核心假设和概念，然后生产转化用的产品、仪式、符号、组织（兴趣小组）甚至语言，来具体表现抽象的概念。企业意识形态在利用物质产品和有形的服务表达设计出来的抽象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影响力制造了受众并获得超值收益。这就给我们一个启迪，企业文化的思维模式与企业其它工作的思维模式有较大差异，它是主动创建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过程(见图一)。

先“创造”的想象世界就是企业文化假设体系，可见，企业文化与单纯的文化不仅已没有天然关系，反而南辕北辙，这一运用过程应是企业文化的真实面目，核心就是企业形成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别人无法仿制。

“文化”式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提炼精髓，它的思维认为：第一，被整理、浓缩、组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发展的现状与外来；第二，组织中的人总是能充分理解从他们生活中提炼的某种意识形态；第三，不同企业之间提炼的企业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第四，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形象；第五，被提炼出的企业意识形态必定适用于企业品牌；第六，被提炼出企业意识形态基本适用于企业扩张。“文化”式的企业文化是基于上面这些思维而发展起来的。主动创建也好，提炼精髓也罢，在探讨中，回避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为什么而创建？为什么而提炼？

企业文化是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又是什么？美国学者沙因在著作中提到，“文化的精髓就是共同习得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他们随着组织继续获得成功，而变成共享的和理所当然的。”“当组织新成员认识到组织的价值观、理念和假设肯定是‘正确’的时候，它们才会变成共享和理所当然的。”这里同样也没回答“组织成功”和“正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困扰，正是目前企业文化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这一症结的关键，就是日渐清晰的概念“商业模式”。沙因在著作中曾强调：“破译企业文化，先以‘界定商业问题’开始。”“界定商业问题”的内涵同样是指“没说清楚”的商业模式。目前最被管理学界接受的商业模式定义是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在2005年提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见图2）

国内多用“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及路径以及实现价值所需的内部活力和能力”的定义。任何一个商业模式都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立体模式，它是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持续发展力，是企业战略和企业执行力的转化环节。没有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就无法执行，更谈不上执行力了。

至此，企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企业在为自己选定商业模式后，主动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用意识形态的哲学武器获取最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沙因把“意识形态”称为基本假设，按基本假设、价值表达、表层现象理解，沙因的关于企业文化三个层次的观点更贴近实际。（见图3）

主动创建和提炼精髓的意义则在于，如何深刻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创建和改造出符合的企业意识形态并将其有效转化？这也是企业文化的关键。（见图5）商业模式中任何一个模式的改变都会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导致企业文化的改变。同时，对商业模式的不清晰是导致企业文化“虚化”、“泛化”、“活动化”、“CI化”的症结所在。（见图4）

从管理学方面看，管理的本源就是通过人员及其机构内的资源而达到共同目标的工作过程，即取得一致性的过程。衡量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是是否能让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合二为

一、高度一致。竞争层次论所述企业文化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文化理念的竞争，不是企业文化手册的竞争，更不是企业文化奖项的竞争，而是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趋势、战略、经营、管理、生产、服务等流程的影响程度的竞争，是企业文化对员工引导和发展的促进程度的竞争。从这个属性讲，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使企业进入企业文化管理时代。（见图5）

从文化方面看，企业的意识形态不能凭空而来，必然要有其生存的思想基础。因国度、民族、信仰的不同，必然带来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不同。因此，只要不是概念过窄的企业意识形态，都可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如双星的“佛文化”可适用于印度，但不能通过替换思想依托来适应西方国家；诺基亚的“科技以人为本”可用的思想依托范围就很广。将意识形态生存的思想基础与企业文化混淆，正是企业文化“文化”化、虚化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