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介绍张充和的诗词(三)

第一篇：(11)介绍张充和的诗词(三)

(11)介绍张充和的诗词

（三）介绍张充和的诗词

（三）在美国，除了教书法之外，充和也教昆曲，而且几十年来每天练字，从不间断。她还经常跟一些教中国文学的教授和访问学者们如杨联生、余英时、张光直、饶宗颐等人写诗唱和。有些诗是朋友非常欣赏的，比如“寻幽”、“归去”等诗，特别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些诗句。等一会儿有两位年轻朋友要朗诵六首充和的诗词。充和写的诗大部份是五言绝句，七言的也不少，还有律诗和古诗。古诗的篇幅都比较长。此外，她也写词，不过比较少，比如《临江仙》、《鹧鹄天》、《八声甘州》等等。她把写诗作词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把日常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和朋友的谈话，自然而真实地写下来，就像我们写日记一样。我们写日记总是比较真诚的，因为是跟自己说话，不是特意写给大家看的。充是为自己写诗，为朋友写诗，或者互相唱和。她写字也是如此，都是因为朋友喜欢，她就写了相赠，从来不是为了钱。有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字在大陆是有价钱的！”好像是在说一件非常稀奇的事。

她写的诗词，文字美，音律美，意境美，而且情真意切。再加上她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所以她的诗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她所塑造的环境中，看到她所看到的，感觉到她所感受的。她写景、写日常生活的诗比较容易懂，不过，有一些回忆和追悼亡友的诗，因为提到特定的人物、事情和环境，只有熟悉这些人事和环境的人才能理解。

比如今天我所选的一首追悼诗，叫做“题独往集”，是追悼一位叫陶光的朋友。陶光是她在北京清华大学谷音曲社的昆曲朋友，也是另一位终生爱慕她的人。陶光是清代贵族端方的后人，很有才学，可是个性又狂又狷，很不容易跟人相处。充和跟汉思结婚以后，陶光在昆明娶了一位唱滇戏的女演员。后来到台湾去，在师范大学教文学。由于一些教授，特别是教授的夫人们，很看不起他的太太曾经是戏子，所以不愿意跟他们来往，甚至不愿意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他跟太太经常吵架。有一次，他们吵了架以后，太太到董同和家去“避难”，好几天没有回家，陶光那时候本来就生病，再加上几天没有饭吃，竟然倒毙在路上，真的是做了俄殍。他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他在生前曾经出版了一部诗集，叫《独往集》，他曾托付朋友将来一定要把这本书交给充和。充和1965年到台湾，陶光已经死了许多年了。充和看到这本书，并知道陶光是在这么凄凉的情况下离开人间的，感慨万千，所以就写了“题独往集”这首追悼诗。诗里提到他们当年一起在清华谷音社唱昆曲的情景。陶光爱唱小生，充和常常为他吹笛伴奏，所以她说她吹小生的曲子反而比较熟悉。诗的第一段有“容易吞声成独往，最难歌哭与人同。吟诗不熟三秋谷，冻馁谁教涂路穷？“，第二段有“致命狷狂终不悔，与生哀怨未全埋”的句子。就是叙述陶光独特的个性，使得他不能与人相容，终至含怨而死。认识陶光的朋友看了这首诗，都说充和真的非常了解陶光。

题《独往集》（部分）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张充和为沈从文所题墓志铭，刻在湖南凤凰沈从文墓的石碑上，一共四个句子，每句只有四个字：“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四句中暗含着“从文让人”四个字。大家都说真是“神来之笔”。从某一个观点来看，充和与她的“沈二哥、三姐夫”十分相似，他们都是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自然人”，他们始终都保持了原有的自然和真诚。只是沈从文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而充和一生都比较幸运。

下面还要谈一谈充和在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时所写的一些白话散文。在发给各位的资料的最后附有两篇短文，有时间的话，请各位看看，就知道她的才气不只限于传统诗词方面。我特别要给大家念的，是编印这些散文的编者所说的一段话：

“张充和是传统淑女中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她的幻想是如此离奇瑰丽，如梦幻，如神虚，如形影。她的描述不落俗套。读她的作品，使人感到隔着一层细纱幕观戏，有那似真似假，模糊雾迷的情景。本来散文就是采用意识流的技巧，张充和将她这天然的长处升华到虚无缥渺间去，给读者飘飘欲飞的感觉。她的散文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有浓厚的戏剧性，好似舞台上演戏，情折事曲。她的文字结构紧密，如一出精彩的戏曲。她是昆曲家，精通古典音律，她的文字作品也表现出戏曲的节奏。”

一个好消息：现在三联书局正在计划出版充和的诗文，也许明年我们就能看到这一本专集。

最后还要提到他们张家的家庭刊物『水』。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刊物，是由他们张家人自己编写，印刷，然后分给亲朋好友內部观摩的，里面有很多非常值得一看的好文章。

谢谢各位！

第二篇：诗词知识介绍（范文模版）

诗词知识介绍

一、唐诗介绍

1、主要形式和特点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是流行于唐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形式，是在汉魏民歌、乐府诗基础发展起来的，象《陌上桑》、《长歌行》、《孔雀东南飞》、曹操的《短歌行》等都是乐府诗和民歌。唐诗主要有六种艺术形式，一为古体诗，一为近体诗，其中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二类四种，一类叫做绝句，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类叫做律诗，分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举例：

五言古体诗：例如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李白的《长干行》，诗中有“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七言古体诗：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五言绝句：孟浩然的《春晓》、王之焕的《登鹳雀楼》

七言绝句：贺知章的《咏柳》、张继的《枫桥夜泊》

五言律诗：王维的《观猎》、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七言律诗：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2、唐诗派别

（1）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王维、孟浩然、卢纶、李益 特点： 题材多青山白云、幽人隐士；风格多恬静雅淡，富于阴柔之美；形式多五言、1

五绝、五律、五古。代表作：王维：《山居秋瞑》、《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过故人庄》

（2）边塞诗派：代表人物 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特点： 描写战争与战场，表现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或描写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奇异的风土人情，又或描写战争的残酷，军中的黑暗，征戍的艰辛，表达民族和睦的向往与情怀。代表作：高适：《别董大》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浪漫诗派：代表人物李白。特点： 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反对雕琢。代表作：李白：《月下独酌》、《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

（4）现实诗派：代表人物 杜甫。特点： 诗歌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多表现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代表作：《三吏》、《三别》、《兵车行》。

3、唐诗的平仄

诗词的意境可以给人美感，可以取悦于读者，或可以传情达意，给人启发。诗是用来朗诵的，于是有人想到何不让诗词的声音也能给人美感，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平仄之说就此诞生。

平仄是指汉语发音的平声和仄声，泛指诗文的韵律。平仄是四声二元化的尝试。四声是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古代汉语的声调分平、上、去、入四声。在普通话四声中，分为阴平

（一）、阳平

（二）、上声

（三）及去声

（四）。一般说来一、二声为平声，三、四声为仄声。

唐诗的句子是以两句为一个单位的，每两句（一和二，三和四，依次类推）称为一联，同一联的上下句称为对句，上联的下句和下联的上句称为邻句。唐 诗的构成规则就是：对句平仄相对，邻句平仄相粘。

如果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就是：平平仄仄平。同理，如果上句是：平平平仄仄，下句就是：仄仄仄平平。

对于五言来说，它的基本句型是：平平仄仄平或 仄仄平平仄

这两种句型，首尾的平仄相同，即所谓平起平收，仄起仄收。加点变化，改成首尾平仄不同，可把最后一字移到前面去，变成了：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言诗平仄规则与此相同，只是在五言诗的前面再加一个节奏单位，它的基本句型就是：首尾不同的句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首尾相同的句型：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七言近体诗无论怎么变化，也都不出这四种基本句型。

这些句型有一个规律，就是逢双必反：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但是逢单却可反可不反，我们写诗的时候，很难做到每一句都完全符合基本句型的平仄，单数字可以不太讲究平仄，重要的双数字和最重要的最后一字一定要讲究平仄。口诀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就是说第一、三、五（仅

指七言）字的平仄可以灵活处理，而第二、四、六以及最后一字的平仄则必须严格遵守。

除了第一联，其它各联的上句不能押韵，必须以仄声收尾，下句一定要押韵，必须以平声收尾，所以五言唐诗的对句除了第一联，只有这两种形式。即单数句用仄仄平平仄或平平平仄仄，偶数句用平平仄仄平或仄仄仄平平。七言的 与此相似。

第一联上句如果不押韵，跟其它各联并无差别，最后一个字用仄声。如果上、下两句都要押韵，都要以平声收尾，这第一联就没法完全平仄相对，只能做到头对尾不对。

再来看看邻句相粘。相粘的意思本来是平仄相同，但是由于是用以仄声结尾的奇数句来粘以平声结尾的偶数句，就只能做到头粘尾不粘。例如，上一联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下一联的上句要跟上一联的下句相粘，也必须以平声开头，但又必须以仄声收尾，就成了：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平仄规则：对句相对，邻句相粘；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一句不押，上下相对；一句均押，上下皆平；邻句相粘，头粘尾不粘。例如

王之焕·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平仄平平仄，黄河入海流。平平仄仄平。

欲穷千里目，仄平平仄仄，更上一层楼。仄仄仄平平。

陆游·书 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仄)仄平平仄仄平，中原北望气如山。(平)平(仄)仄仄平平。楼船夜雪瓜州渡，(平)平(仄)仄平平仄，铁马秋风大散关。(仄)仄平平仄仄平。

塞上长城空自许，(仄)仄(平)平平仄仄，镜中衰鬓已先斑。(平)平(仄)仄仄平平。出师一表真名世，(平)平(仄)仄平平仄，千载谁堪仲伯间？(仄)仄平平仄仄平。

例如毛主席《长征》诗的第五、六两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两句诗的平仄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就本句来说，每两个字一个节奏。平起句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仄，仄仄后面跟着的是平平，最后一个又是仄。仄起句仄仄后面跟着的是平平，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仄，最后一个又是平。这就是交替。就对句来说，“金沙”对“大渡”，是平平对仄仄，“水拍”对“桥横”，是仄仄对平平，“云崖”对“铁索”，是平平对仄仄，“暖”对“寒”，是仄对平。这就是对立。

3、唐诗的押韵

唐代产生的近体诗，押韵的位置是固定的。诗词中所谓“韵”，大致等于汉语拼音中的韵母。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或绝句，首句可以用韵，也可以不用韵。律诗首句入韵的如王维的《终南山》、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马嵬》、陆游的《黄州》等；绝句首句入韵的如杜牧的《泊秦淮》等。律诗首句不入韵的如李白的《赠孟浩然》、杜甫的《客至》等；绝句首句不入韵的如杜甫的《八阵图》等。

（1）近体诗一般只押平声韵，仄韵的近体诗非常罕见。但是王维《杂诗》、柳宗元《江雪》是押仄声韵的。两首诗都是绝句。

（2）近体诗用韵的要求很严格。无论律诗、长律或绝句，都必须一韵到底，而且不许邻韵通押。

（3）古体诗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

（4）古体诗押韵比近体诗宽，邻近的韵可以通押。

《平水韵》共有一百零六韵，其中平声有三十韵，编为上、下两半，称为上平声和下平声，这只是编排上的方便，二者并不存在声调上的差别。近体诗只押平声韵，我们就只来看看这些平声韵各部的韵目（每韵的第一个字）：

上平声：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下平声：一先、二萧、三肴、四豪、五歌、六麻、七阳、八庚、九青、十蒸、十一尤、十二侵、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

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押“三江”的韵，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押“一先”的韵。

4、唐诗的对仗

律诗的四联，各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按照规定，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首联和尾联可对可不 对。绝句的两联也是可对可不对。排律的首联可对可不对，中间各联都必须对仗，最后一联不对。

对仗的第一个特点，是句法要相同。对仗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能用相同的字相对。对仗的第三个特点，是词性要相对，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代词对代词，虚词对虚词。如果要对得工整，还必须用词义上属于同一类型的词（主要是名词）来相对，比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数目对数目，方位对方位，颜色对颜色，时令对时令，器物对器物，人事对人事，生物对生物，等等，但不能是同义词。前面所举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星”对“月”是天文对，“野”对“江”是地理对，而“垂”对“涌 ”，“平”对“大”，“阔”对“流”，也都是在词义上属于相同类型的动词、形容词的相对。象这样的对仗，叫做工对。比如杜甫的诗如《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李商隐的《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二、宋词介绍

1、宋词的含义

词是诗歌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可以配乐歌唱，句型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为是可以合着音乐歌唱，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词是宋以后的通用名称。词是隋唐时以中原一带的新的民间音乐为主，融合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形成的文学形式。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2、词的种类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后来跟音乐分离，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文人的词深受律诗的影响，所以词中的律句特别多。

词是长短句，但是全篇的字数是有一定的形式，每句的平仄也是有一定的规定。词大致可分为三类：⑴小令；⑵中调；⑶长调。有人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①。这种分法虽然未免太绝对了，但是，大概的情况还是这样的。

3、词牌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是填词用的曲调名。最初的词，都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词的曲调有一千多个格式，曲调的名称即词牌，一般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后来主要是依调填词，曲调名和词的内容不一定联系，而且大多数词都已不再配乐歌唱，所以各个调名只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定义。有些词牌，正名之外另标异名，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名不同罢了。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西域女子发型象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④，又叫《秦楼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罢了。

4、宋词的对仗和押韵

（1）词的对仗

词的对仗与律诗不一样。词调绝大多数都是长短句，词调成百上千，对仗依词而定，没有固定的位置；词的对仗比较自由，相邻两句字数相同，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词的平仄则有的对，有的不对，依词调而定。所以说，词的对仗，既广泛又灵活。说广泛，凡是相邻字数相同的句子，一般可对仗，凡一字领后面的四个四字句，一般也都可对仗，而且普通对、扇面对均可。说灵活，这些地方也可以不对仗，对仗方式也灵活，平仄可相反，亦可相同，也不避同字。

近体诗对仗要求避免相同的字，但宋词没有这条限制。如苏轼《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上下句平对平、仄对仄，且用了“有”这个相同的字。

宋词对仗的位置虽然不象近体诗那样固定，但大体上也有个规律，一般都是在相连的并且字数相同的词句用对仗。

（2）词的押韵

词的压韵与诗的押韵方式有几点不同之处：

第一，唐诗的韵脚一般都在句末，但是词的韵脚有可能却在句中。因为词的格律需要，一句话可能被分成数句，韵脚就有可能出现在意思上并未成句的地方。

第二，词有的与近体诗一样，限定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且平仄有限定，有的却平仄两可。

第三，词的押韵间隔，很难以奇偶来论定，只能讲一般短调较密，长调较疏，密的甚至句句入韵。唐、五代有的词调较密，宋以后新创的较疏些。宋代的语音与诗韵已有很大不同，因此宋代的词人往往将诗韵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加以变通。词韵比诗韵宽了很多，只要主要元音相近就可以押韵，从整个音系来看与近代的北方音系更加接近了。

（1）一首一韵的：和近体诗的押韵方式相同，一韵到底，这在词中居大多数。如《渔家傲》

(2)一首多韵的：如《菩萨蛮》：

（3）以一韵为主，间押他韵的：如《相见欢》：(4)同一韵部平韵仄韵通押的：如《西江月》：(5)数部韵交协的：如《钗头凤》：

(7)句中韵：宋词在句中押韵的例子很多。如柳永《木兰花慢》 此外还其它多种用韵方式。

三、诗词的鉴赏

第一个方面，我们欣赏古典诗词就要欣赏古典诗词的意境美，从领略、把握诗词的意境入手，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诗词那种深邃的、优美的境界，那种优美的艺术魅力。意境美是中国古代诗歌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标准，也是欣赏诗歌首先应当注意的。

什么叫“意境”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面这样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其实真正能够体现一首诗的意境美的，应当是情和景的有机结合、情和景的密不可分，也就是我们欣赏一首诗，看它怎样写景，看它怎样通过写景来把思想感情

融会其中，这是古代诗歌创作意境的一种艺术追求。

意境美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种意境叫“雄奇阔大”；第二种叫“旷放开朗”；第三种叫“苍凉悲壮”；第四种叫“深邃沉郁”。这四种类型表现了一种“阳刚之美”。此外还有四种，第一种叫做“浓艳瑰丽”；第二种叫做“淡泊静谧”；第三种叫做“清新素雅”；第四种叫做“凄冷寒凉”。这四种大体上集中表现的是“阴柔之美”。所以诗歌这种意境美，给我们的感受，无非是“阳刚美”，无非是“阴柔美”。

读了具有“阳刚之美”的诗以后，在我们眼前，往往会产生一种它所表现的形象，有的像崇山峻崖，横绝太空；有的像大河横前，波涛汹涌；有的像迅雷疾电，走云连风；有的像大风卷水，林木衰摧；有的像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有的像倒酒既尽，仗藜行歌；有的好像是行吟泽畔，饮恨吞声。总而言之，这些形象，都给我们一种美感。一般说来，这种美感是激扬振奋的，是奔放热情的，是深沉坚实的，是劲健悲慨的。

读了“阴柔之美”的诗词，一般说来，作者所描写的也大多是大自然的景物，青山绿水，芳草鲜花，比较素淡。或者描写一些纯洁天真的人物，生动活泼，俏丽可爱。它的表现手法往往是细致纤丽的、清奇婉转的，好像是流泉鸣琴，洋溢着生气。第四种是“凄冷寒凉”，这类诗词，它所表现的情事环境大多是哀伤凄冷的，如愀如悲，如泣如诉，往往以凄婉楚恻来打动人心。读这类诗词，它可以引发人们的畏惧和悲悯，用一种悲剧的方式来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向往。

欣赏中国古典诗词的第二个方面，应该是语言美。因为中国古典诗词也是语言的艺术，是最精粹的、最精练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人们说这个语言很美，就是讲它的语言像诗一样，所以诗的语言是非常美的语言，诗歌的语言如同绘画的颜料，这个画面再美，也要靠语言来涂染它。所以诗歌的语言美，可以使作品表现出一种绘画美。古代的诗歌概括力强、体制小，所以要求语言比较准确精练、生动形象。

诗歌欣赏的第三个切入点就是形式美。中国古代诗词是最讲究形式的，在

长期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各种规律、各种体制，再结合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使得古代诗歌在形式上具有一种音乐美和建筑美，诗读起来很好听，抑扬顿挫；也有一种建筑美，诗很规整、很整齐，就像我们现在盖的楼房一样，上上下下都是方的。当然词有长短句，它也是一种形式、一种形态，所以它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这种形式美，在世界的诗歌园地当中也是独具一格的。古典诗词这种格律的要求很严格，也比较复杂，但它的基本要求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平仄”的要求，“平仄”就是字的声调；第二个就是“押韵”的要求，“押韵”押什么韵；第三个就是“对仗”的要求，“对仗”“对偶”。这些都比较复杂、要求比较严，所以过去毛泽东主席说了，提倡青年人写新诗，但不提倡写旧体诗——他不是说不提倡大家写，主要从意义上来看，这种格律比较束缚人，因为诗重在抒情，如果很想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又被这种形式限制了，不能够遵守自己的规律，那么诗写得就不像格律诗，那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还是提倡大家写新诗、写自由诗。但是要欣赏古典诗词就必须要懂一点，不一定写，但是要懂。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曲作品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而增强文化素养，提高我们认识生活、概括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为适应新时代的新挑战，打好坚实的基础。

四、鉴赏举例 唐诗鉴赏：

使至塞上 作者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使的身份出塞宣慰，察访军情。这实际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这首诗作于赴边途中。

“单车欲问边”，轻车前往，向哪里去呢？“属国过居延”，居延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远在西北边塞。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诗人以“蓬”、“雁”自比，说自己象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出临“汉塞”，象振翮北飞的“归雁”一样进入“胡天”。古诗中飞蓬比喻漂流在外的游子，这里却是比喻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大臣，正是暗写诗人内心的激愤和抑郁。与首句的“单车”相呼应。万里行程只用了十个字轻轻带过。

然后抓住沙漠中的典型景物进行刻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后两句写到达边塞：“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到了边塞，却没有遇到将官，侦察兵告诉使臣：首将正在燕然前线。

诗人把笔墨重点用在了他最擅胜场的方面——写景。作者出使，恰在春天。途中见数行归雁北翔，诗人即景设喻，用归雁自比，既叙事，又写景，一笔两到，贴切自然。尤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边塞荒凉，没有什么奇观异景，烽火台燃起的那一股浓烟就显得格外醒目，因此称作“孤烟”。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了它的劲拔、坚毅之美。沙漠上没有山峦林木，那横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落日，本来容易给人以感伤的印象，这里用一个“圆”字，却给人以亲切温暖而又苍茫的感觉。一个“圆”字，一个“直”字，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现了作者的深切的感受。诗人把自己的孤寂情绪巧妙地溶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的描绘中。《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 12

这就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段话可算道出了这两句诗高超的艺术境界。

宋词鉴赏

蝶恋花

作者

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伫倚危楼风细细”。说登楼引起了“春愁”。全词只此一句叙事，便把主人公的外形像一幅剪纸那样突现出来了。“风细细”，带写一笔景物，为这幅剪影添加了一点背景，使画面立刻活跃起来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极目天涯，一种黯然魂销的“春愁”油然而生。“春愁”，又点明了时令。对这“愁”的具体内容，词人只说“生天际”，可见是天际的什么景物触动了他的愁怀。从下一句“草色烟光”来看，是春草。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愁恨的连绵无尽。柳永借用春草，表示自己已经倦游思归，也表示自己怀念亲爱的人。那天际的春草，所牵动的词人的“春愁”究竟是哪一种呢？词人却到此为止，不再多说了。“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写主人公的孤单凄凉之感。前 13

一句用景物描写点明时间，可以知道，他久久地站立楼头眺望，时已黄昏，还不忍离去。“草色烟光”写春天景色极为生动逼真。春草，铺地如茵，登高下望，夕阳的余辉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如烟似雾的光色。一种极为凄美的景色，再加上“残照”二字，便又多了一层感伤的色彩，为下一句抒情定下基调。“无言谁会凭栏意”，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登高远望的心情，所以他默默无言。有“春愁”又无可诉说，这虽然不是“春愁”本身的内容，却加重了“春愁”的愁苦滋味。作者并没有说出他的“春愁”是什么，却又掉转笔墨，埋怨起别人不理解他的心情来了。作者把笔宕开，写他如何苦中求乐。“愁”，自然是痛苦的，那还是把它忘却，自寻开心吧！“拟把疏狂图一醉”，写他的打算。他已经深深体会到了“春愁”的深沉，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排遣的，所以他要借酒浇愁。词人说得很清楚，目的是“图一醉”。为了追求这“一醉”，他“疏狂”，不拘形迹，只要醉了就行。不仅要痛饮，还要“对酒当歌”，借放声高歌来抒发他的愁怀。但结果却是“强乐还无味”，他并没有抑制住“春愁”。故作欢乐而“无味”，更说明“春愁”的缠绵执着。至此，作者才透露这种“春愁”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他的满怀愁绪之所以挥之不去，正是因为他不仅不想摆脱这“春愁”的纠缠，甚至心甘情愿为“春愁”所折磨，即使渐渐形容憔悴、瘦骨伶仃，也决不后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一语破的：词人的所谓“春愁”，不外是“相思”二字。

第三篇：诗词鉴赏介绍

诗词鉴赏介绍.txt﹃根网线''尽赚了多少人的青春い有时候感动的就是身边微不足道的小事。﹎破碎不是最残酷的 最残酷的是踩着这些碎片却假装不疼痛 固执的寻找﹎将来就算我遇见再怎么完美的人,都有一个缺点,他不是你,_____下辈子要做男生，娶一个像我这样的女生。诗词鉴赏方法

什么样的诗算有“意境” 周振南

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已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先说“意境”，意境这一词的提出在唐朝。日僧遍照金刚在《文境秘府论》里介绍唐朝的诗论，在《南卷·论文意》里有“夫作文章，但多立意。”“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这里所说的“意”，同“情”结合，即情意。所说的“境”，即境界，即把感情色彩著在景物上。“以境照之”，即在境界上产生诗意，就可创作了。托名王昌龄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的三境就是意境，只是把偏重于写山水的称为物境，偏重于抒情的称为情境，偏重于言志的称为意境。这里讲的物境，主要讲山水诗，要写出泉石云峰之美，这种美的观点在诗人的心里，诗人一定要处身于泉石云峰中，掌握了泉石云峰之美，看得透彻，了然于心，所以能够描绘出泉石云峰的形象。所谓物境，主要有两点，一要看到山水的“极丽绝秀”，即山水之美；二要“形似”，描绘出山水的形象来。因为写出了诗人的美学观点，是形象和美的结合，所以构成意境。情境、意境同物境的分别，只是情境写出了“娱乐愁怨”，意境写出了“意志”，把情意跟景物结合，就成了情境和意境了。其实这三者都是情景和境界的结合，情和意也往往结合着，抒情里有意，达意里有情，写山水里也往往有情意，所以这三境都是意境。

再来看什么样的诗才算有“意境”，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诗人受到外界景物感触，这种景物互相联接着是无穷的，所以称为万象，只要在视听的范围里所接触到的，着上感情色彩，产生诗意，都可构成创作。流连指在欣赏景物时，不忍离去，这里就产生感情，给景物着上感情色彩，沉吟就在进入创作了。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图貌”是描绘形象，是写景；“与心”是表达情意，是抒情。这两者结合，就做到情景交融，构成意境了，即情意同境界结合了。“写气”是描写气候，“属采”运用辞采，也是为写境界用的。下面举出具体例子：“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嘤嘤’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下面就来看看刘勰所举的例子。

《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状少好），灼灼（状鲜明）其华。之子于归（这个女子出嫁），宜其室家。”“灼灼”，描写桃花的红艳，是“图貌”；也赞美新嫁娘容貌的美艳，是“与心”；即情景交融，就是有意境的诗。这里好象没有写出一种境界来，为什么说有意境呢？王国维《人间词活》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这里，写桃树的少好和桃花的红艳，用来兴起新嫁娘的年轻和容貌的明艳，反映了诗人喜悦赞美的感情，这就是有境界。不过这种用意没有明白说出，这就属于三境中的情境。

《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令我来思（助词，犹兮），雨（下）雪霏霏（形容雪大）。”“依依”写军人出征时看到柳枝的柔弱，是“图貌”，又反映了依依不舍的感情，是“与心”，即情景交融，写出了意境。《诗·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音搞，状明亮）出日。愿言思怕，甘心首疾（头）。”妇人想望丈夫回来，象天旱想望下雨，却是太阳照耀，不会下雨。“杲杲”是状日出，又反映妇人失望的心情，也是情景交融。

《诗·小雅·角弓》：“雨雪瀌瀌（音标，状雪下得大），见睍（音现）曰消。”受到谗言毁谤的人说，谗言很多，像雪下得大，看到日光说雪要融化，为什么不融化，还是相信谗言呢？“瀌瀌”是图貌，也反映受到谗言毁谤的人的失望心情。

《诗·周南·葛蕈》：“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共鸣喈喈。”“喈喈”描写黄鸟的鸣声，也反映妇人喜悦的心情。

《诗·召南·草虫》：“喓喓（音腰，状虫鸣声）草虫，趯趯（音提，状跳跃）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妇人想念丈夫，独自听到虫鸣，感到节令的变化，引起心忧。“喓喓”描写虫声，引起感触，也是情景交融。以上引了《诗经》中的六个例子，“灼灼”“依依”是“图貌”，描绘形貌；“杲杲”“瀌瀌”是“写气”，写气候：“喈喈”“喓喓”、是“附声”，写声音。这里既“随物宛转”，又“与心徘徊”，做到“情貌无遗”，即情景交融，有意境。作者把感情色彩著在景物上构成境界，含有感情，即情意，所以是意境。这是《诗经》中有意境的诗。

《物色》里又说：“及 《离骚》 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到屈原宋玉的《楚辞》中描绘意境的作品，就比《诗经》写的丰富了。

《九歌·湘夫人》：“帝子（女）降兮北渚（小洲），目眇眇（状远视）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描写秋风的柔弱细长，也反映情思的婉转波动。在秋凤中，洞庭湖波的起伏，也反映情思的起伏。这里也是情景交融，对景物的描绘更为丰富，像诗中有画那样，境界也更突出了。

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状风声）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憟（犹凄怆）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音穴）寥（状空旷）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积蓄的雨水）而水清。憯（惨）凄增欷（叹息）兮薄寒之中人。”这里写秋天气氛的可悲，下面还有描绘，且不说，光就这里写的，写风声，写草木凋零，写天高气清，潦水尽而水清，写轻寒袭人，再结合远行送别，去故就新。用这样多方面的景物来衬托人物愁苦的心情。这里用景物构成的境界内容更丰富了，情感也极强烈。这就构成 《楚辞》 的特色，与 《诗经》中的写意境不同了。

《物色》里又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是讲南朝刘宋时谢灵运的山水诗，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檄。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首诗里，“窥情风景”，“钻貌草木”，不是诗人把感情色彩著到景物上来描绘草木的形态，是诗人看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结合上联，“出谷日尚早”，不作林壑有微明，结合“入舟阳已微”，不作云霞无夕霏，却作“敛暝色”，“收夕霏”，太阳出来前的夜色被林壑收起来了，晚霞的飞动被云霞收起来了，这是写林壑和云霞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带有拟人化，它们会收敛暝色和夕霏了。再像“芰荷迭映蔚”，菱花和荷花反复地光采照映，菱花照荷花，荷花照菱花，蔚是光采，即互相照耀，这也是写菱花和荷花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蒲稗是两种水边的草，因依是互相依靠，非常亲密的样子，这也是写出蒲稗的情态。诗人把山水花草当作有情的，看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情态，这是谢灵运山水诗所具有的特点。上引这首诗的末了，作“虑谈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者，试用此道推。”虑淡，思虑安静对于名利就看得轻了，情意恰合自然合理，寄语养生的人，试用这个道理来推求吧。即满足于山水景物的情态，忘掉争名夺利，有利于养生。这就是“志惟深远”。这首诗写景物的情态写出了意境。

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谈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讲的有我之境，即《诗格》里讲的情境或意境；无我之境即物境。冯延巳《鹊踏枝》：“泪眼问化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用“泪眼问花”写妇人的悲哀孤独，无人可问，只好问花了。用“飞过秋千”，秋千正是她同丈夫亲爱时打秋千处，现在丈夫出外游冶，看到秋千，不堪回首。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出在外飘泊的游子，孤独寂寞凄凉哀怨的心情，把这些心情著在景物上，无我之境象谢灵运的山水诗，写出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像元好问《颖亭留别》：“寒波淡谈起，白鸟悠悠下。”写出寒波白鸟本身所具有的情态，没有把自己“怀归人自急”的急迫心情加到“寒波”“白鸟”上去。所谓“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就是用我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与不用我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不用我的感情色彩看到景物上去，还是用我的眼光来看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象“淡淡”“悠悠”，象上引的“映蔚”“因依”这种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还是诗人的眼里所看出来的，还是带有诗人的主观成分在内。因此用“以物观物”来说明，还不大确切，倘用摄影来说，照相机是物，所摄的影也是物，但摄影时还要选择角度，注意光线距离，要选择美的镜头来摄影，这里也有摄影者的美学观点在里面。因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川”里，含有诗人爱菊的感情，所以要“采”，含有诗人爱庐山的感情，所以说“见南山”。所谓无我之境就是《诗格》里的物境。

《人间词话》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这里提出境界出不出的问题，也就是哪些诗有境界，哪些诗没有境界。一个“闹”字把诗人心头感到的蓬勃春意写出来了，一个“弄”字把诗人欣赏月下花枝在轻风中舞动的美写出来了。这些是诗人的独特感受，写出了这种独特感受，不论是情景交融，诗人把他的感情色彩着到景物上去也好，诗人写出了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也好，都是有意境的。要是作者没有自己的感受，只是把人家写过的意思再写一遍，人云亦云，既没有作者的情意，也行不到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态，那就是没有意境的诗了。漫谈“想诗” 金开诚

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说，现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赏析之类的文章，都是作者想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在阅读中并没有欣赏到那么多东两，只是为了写文章，所以才把这些意思想出来，使“赏诗”变成了“想诗”。这些同志还说，广大读者谁会这样去看诗词呢？所以，现在许多赏析文章是脱离群众的欣赏实际的。

我认为这种议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却值得商榷。诗词赏析是一种文学研究工作，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不同于随便浏览，所以很需要开动脑筋，力求作出正确深刻的论述。就拿“广大读者”来说，如果想在诗词欣赏中真正得到思想教益和艺术享受，也是必须用心去想的。因为阅读与欣赏的过程主要完成于大脑。当然，接受诗词要通过眼睛或耳朵，没有它们，诗词的特殊信息就不能进入大脑；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中间，字与字、音与音之所以会在内容上联系起夹，从而变成一项有意义的欣赏活动，主要还应归功于大脑的分析与综合。由于大脑对外界信息的分析综合早已习惯成了自然，所以人们仿佛觉得阅读与欣赏都是由眼睛(耳朵)就地完成的，但这毕竟是一种错觉。有句俗话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小和尚”也不是完全“无心”的；倘若完全“无心”，那么连佛经的文字或声音符号都不能认知和记忆，也就无法“念经”了。但“小和尚”毕竟用心不够，因此虽然“念经”，还是不解佛经的意义，感受佛经中的形象。所以在诗词的阅读与欣赏中，“想诗”乃是正常的、普遍的现象；赏析作者与一般读者相比，只是想得更深透一些。这也是应该的，因为研究工作毕竟要提高一步，才有助于促进一般的阅读。

欣赏诗词要想，那么怎样想呢？由于诗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所以就要按照它的特点去想它，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当然要弄懂了语言才能欣赏到艺术。因此，准确地了解诗句的含义，就是第一个要想的问题。

二、诗词是用语言文字符号的组合写出来的，表现为一句句话或一行行字，本身并没有形象性；然而人们在欣赏中却能产生丰富的形象感。这形象感的产生，从欣赏者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根据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进行了“再造想象”的缘故。因此，诗词欣赏者准确地按照诗句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就是第二个要想的问题。

三、诗词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因此，欣赏者在感受诗词所表 现的形象时，还要进行恰当的联想，这就是第三个要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三想”，是由诗词这种认识对象的特点所决定了的。因此，任何人欣赏诗词，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都在以上三个方面用过心思。现在要迫究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心思就有较深的心得，而有的人却难以深入呢？这里边当然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以解决的。我现在想要着重谈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进行“三想”的时候，不能一头扎到诗词本身之上，而必须善于运用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经验，把它和所读的诗词准确地联系起来，才会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感受。下面主要以《文史知识》所发表的诗词赏析为例，来具体说说这个问题。

首先在诗词字句的解释上，由于中国古代诗词不但是用古代汉语写的，而且还是精练含蓄、跳跃性较大的“诗家语”，它所反映的又是古代的社会生活和古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准确地解释字句既要借助有关的古代汉语知识、历史文化知识，还要借助欣赏古诗词的经验。关于这一点，在欣赏包含典故的诗词时，情况尤为明显。例如《文史知识》 81年2期，有倪其心同志分析唐代孟浩然《过放人庄》的一篇文章。《过敌人庄》一诗粗看起来明白如话，然而倪其心同志根据律诗的规则和前人的注释，指出诗中第一句“鸡黍”化用《论语·微子》荷蓧丈人典；第五句“开轩”用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语点；第六句“桑麻”用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语意；末二句又用陶渊明在重阳节出宅把菊、酌酒醉归典。从而揭示这首诗在叙事、抒情中还有述志之意，写出了孟浩然原来想学孔子“为了行义而谋仕”，后来又像阮籍那样“从现实政治中有所觉悟”；最后“追慕陶渊明的意向”，“有意要归耕田园”。这一层自述志趣变化的含义，在诗句中蕴藏较深，倪其心同志是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诗词欣赏经验才把它挖掘出来的，这就是真正把古诗作为古代人的诗来读，显然表现了对原作各句的深入理解。

其次，根据诗词所规定的“再造条件”来进行“再造想象”，这是欣赏中的重要环节，诗词需要反复玩味，所谓“玩味”主要就是指读者在准确理解诗句的基础上，去想象和感受它所表现的形象与情味。人类心理活动的实际情况是，任何“再造想象”（包括通过说明书去想象物品的样子，根据设计图去想象楼房的形象），都是需要借助想象者本身的知识经验的；而在诗词中，则因为诗句所指示的“再造条件”极其简练、含蓄而富有启发性，所以更需要调动读者的有关知识经验，才有可能把诗词所要表现的抒情形象充分想象出来。例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所表现的形象，一般都认为是容易想象的，无非是说杜甫草堂的门外停泊着远航的船只。然而《文史知识》83年12期所刊李思敬同志的《画意与诗情》一文中，却表现了一种新的想象：“诗人欣赏过以窗为框的西山雪景之后，再把眼光投向窗外，又发现了奇观：透过他那院门口，又看到辽远的水面上飘着东去的航船。„„这又是一个合乎透视学原理的描绘：他把辽远的‘万里船’和杜家的院门口压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以门口为画框，则万里船竟如泊在门中。”这一新的“冉造想象”相当精辟有理，而作者之所以会对原句作出这种想象，则是因为他把绘画艺术中的透视学知识与原诗联系起来，从而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有了新的理解的缘故。关于“门泊东吴万里船”，在《文史知识》81年 5期所刊的张永芳问志的文章中，又有不同的“再造想象”，也是言之成理而颇有新意的：“一般都认为四句诗一句一景，全部是诗人凭窗而望时见到的景物，我却以为第四句写的虽是实有之景，却未必会是与黄鹂、白鹭、西岭同时出现在诗人眼前的景物，而是浮现于诗人心中的景象。在诗人触动离情的时候，平日久已见惯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景，顿时浮上心头，历历如在目前，这是十分自然的。”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想象，也是把有关的知识经验同原作联系起来的结果（详见原文）。由此可见，就像“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一句看来简单的诗，通过仔细玩味及与不同的知识经验相联系，还是可能作出不同的“再造想象”；人们可能一时难以判别哪一种想象更符合诗人的原意，却显然可见两种说法都表现了对原诗的深入理解与感受。

下面再说一个例了。《文史知识》82年10期中有葛晓音同志的《读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文，原诗中写到著名画家曹霸为“先帝御马玉花骢”写生，那天先帝把这匹马牵到庭前，曹霸受诏作画，须臾画成。接着原诗写道：“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葛晓音同志对这四句是这样说的：“骢马本不应站在御榻之上，一个‘却，字以疑怪的语气造成画马乱真的错觉，榻上庭前两马屹立相对的奇思又使这错觉更为逼真。‘屹’字与上文‘迥’字照应，便从双马昂然的姿态活画出它们矫健的奇骨。‘至尊’和‘圉人太仆’虽是陪衬，简略的神态描绘也都切合各自的身份。玄宗虽喜而只是含笑催促赐金，确乎是帝王风度。养马的国人与掌舆马的太仆在两马相比之下怅然若失，更是马官才有的特殊心理，这就从观者的反应巧妙地点出画马的神骏即使真马也难胜过。”这种“再造想象”在诗词赏析中较为多见，它并没有用上什么特殊的知识经验(如历史资料、艺术理论等)，而只是凭着对原诗所提供的“再造条件”的细致理解。来进行“再造想象”，然后把想象的结果准确地记述下来，即成一段较好的赏析文章。说到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目前许多初学者写作诗词赏析往往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多复述原作的内容，同时在复述中穿插一些解释或观感。这样的文章总波认为没有深度，不算有质量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葛晓音同志也是复述原诗的内容井作解释和谈观感，却被认为是较好的赏析呢？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她根据原待所作的“再造想象”是较为确切而清晰的，可以说是揭示了原诗所表现的生动画面和幽默意趣，说得也较有分寸。这里所表现的“再造想象”，虽然表面看来并未运用特殊的知识经验，实际上却还是与作者的历史知识、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经验密切联系的；在思维过程中不充分调动这些因素，也是没法作出这种“再造想象”的。

最后说说诗词欣赏中的联想问题。凡是艺术，都有引发联想的功能，而诗词则是引发力较强、留下余地较大的一种。但联想的产生也有待于欣赏者用心玩味思索；假如一目十行，匆匆翻阅，那么连诗中所表现的形象都无法准确“再造”，也就更谈不上由此引发联想并感受隽永的诗味了。宋代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司马光举了他读杜诗《春望》的一串联想，而明确指出这种联想是必须“思而得之”的。“思而得之”也就是“想诗”。诗词欣赏中产生联想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可以称之为预期的联想与非预期的联想。所谓“预期的联想”是指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已经期望欣赏者产上这种联想，为此而在诗中作了巧妙的限制与诱导，使读者在欣赏时能循着作者的意图去进行联想；这种预期的联想虽然“意在言外”，却是作者所要表现的诗词内容的有机组成。例如《文史知识》83年11期，吴战垒同志在在《诗的含蓄美》一文中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所写既是杨花，又不仅仅是杨花，而包孕着对风尘沦落的女子的深厚同情；‘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所写既是日暮春愁，又不仅仅是日暮春愁，而流露了对国是日非的殷忧和感慨；而且更重要的往往在后面的深层意蕴。”这一段中所举二例都属比喻范围，而被比的对象却是“更重要的”“深层意蕴”；欣赏者对这种“意蕴”是必须通过准确的联想才能发现的，而联想当然又离不开欣赏者已有的知识经验。

“非预期的联想”，即并非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表现的内容，只是因为欣赏者另有其特定的思想感情或生活经历，因此在欣赏中产生他所特有的联想。例如《文史知识》82年 6期，胡经之同志在《美感和真实》中说：“离别姑苏三十载，怀念故乡之情总是萦回不断。每当想起故乡，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唐代诗人张继那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默想之际，自己便不知下觉地进入了诗中的境界，激起我对故乡的美好回忆：静夜河边的点点渔火，深夜启程的乌篷航船，寺院清晨鸹鸹乱叫的树巅群鸦，隔壁庵堂昼夜常响的钟磐之声„„重新唤起了我对少年生活的多少怀念。当然我也想起了我曾经见到的枫桥。„„那时，苏州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享有盛名的古迹枫桥，满目疮痍，一片衰败景象„„”唐代张继在创作此诗时，并没有想要引发读者的思乡之情；广大读者也并非都是苏州人，不一定都有对苏州的那些“美好回忆”，更不一定见过“一片衰败景象”的“古迹枫桥”。因此胡经之同志的那些联想乃是他个人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和他本人的知识经验相联系的。

在诗词赏析中，通过预期的联想把原作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就谈不上深入地认识原作。至于非预期的联想，则在一般阅读中乃是读者的“自由联想”；有时，这种联想也能加深对某一首诗的感受，甚至成为特别喜爱这首诗的原因。但在作为文学研究的诗词赏析中，非预期的联想就可有可无。既然可有可无，那就要运用恰当；像胡经之同志所写的那一段，就很有感染力量，既有利于加深其他读者对原作魅力的认识，也使赏析文章本身很有特色。

以上主要是谈在对诗词的理解与感受中应该怎样想。由于诗词赏忻属于文学评论的范围，所以如果写作正规的赏析文章，在理解与感受的同时，还不能不对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作出评价，而这就又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文艺理论，还要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背景等等，把这些知识同赏析对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才能得出一定的结论。所以，总起来说，诗词赏析始终离不开一个“想”字。诗歌的气象 周振甫

在讲诗歌的气象前，先看一下“气象”这个词的意义。《梁书·徐勉传》引《答客喻》：“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这个“气象”指自然界的景色。《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个“物色”相当于上文所引的“气象”。《物色》里又称“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这个“气貌”就跟“气象”更近了，气象相当于“风貌”。又《夸饰》：“至如气貌山海”，就是描写山和海的风貌；“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这种描写，要光采照耀，声貌飞动。这样讲“气貌”，就同诗歌的气象更接近了。因为诗歌中的气象，也要讲描写景物，要描写得光采照耀，声貌飞动。范仲淹《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里讲那里的景物变化无穷，也含有光采照耀，声貌飞动的意思。

就“气貌山海”说，皎然《诗式·明势》说：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睹三湘、鄢、郢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

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

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雅

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

这段话是讲诗歌描写山水的，注意山水的“千变万态”，即要写出“气象万千”来。有 “萦回盘礴” 的，有“极天高峙”的，有“合沓相属”的，有“万里无波”的，即讲气象有种种变化。要写出“气胜势飞”，也要写出光采照耀、声貌飞动来。这里没有提“气象”，已接触到诗歌的气象问题，即写气象要注意景物的种种变化，写气象要求“气胜势飞”。论诗讲“气象”的，有严羽《沧浪诗话》。他在《诗辨》里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郭绍虞先生《校释》引《诗说杂记》：“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联系讲景物的“气象万千”，那末用气象来指人的仪容，即“仪态万方”了。“气象万千”指自然景物的多种变化；“仪态万方”指人物风貌的无美不备，不限于“庄重”了。就人的气象说，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风貌，在隆重的宴会上显得庄重，在亲戚的情话里显得亲切，对待儿童显得和善，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的风貌，都极为美好。那未用气象来论诗，不光指描写景物，也指描写人物和社会各种情态，要写出无美不备的情状，写得光采照耀，气势飞动。这正象《文心雕龙·风骨》里说的：“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不论描写人物或景物或别的，要描写得正确，使“篇体光华”，才有气象。

《沧浪诗话·诗评》：“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这里讲谢灵运 《拟魏太子邱中集诗》 八首，气象不象邺中诸子的诗。即谢灵运拟人的诗，还是自己的风貌，不象被拟者的风貌。《沧浪诗话·考证》引陶渊明《问来使》：“‘尔从山中来，旦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予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大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这里认为《问来使》这首诗，风貌不象陶渊明，象李白。

这样讲气象跟风格又有什么不同，又附录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这里提出“子路事夫子时气象”，即《论语·先进》：“闵子侍侧，訚訚（和悦貌）如也；子路，行行（刚强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刚直貌）如也。”这样看来，气象是指表现在外的气度神态，象闵子、子路、冉有、子贡四个人的气象分为三种，都表现在外，容易辨别。这里又指出苏轼黄庭坚的诗，象米芾的字，笔力劲健，有子路的刚强气象。盛唐诗象颜真卿的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就风格讲，劲健和雄壮都是刚健的；就气象讲，一象子路的刚强，是外露的；一是浑厚，比较浑成，也比较深厚。这是风格同而气象不同。再结合《文心雕龙·体性》看，它讲八种风格，构成四对，即：“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这是就作品的风格说的。他又指出作家的风格，绪合作家的气质个性讲，就跟八体的讲法不同：“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 就这四家的作家风格看，贾谊的“文洁”，近乎作品风格的“精约”，但“体清”又近于“清新”，加上“俊发”，不是“精约”所能概括了。司马相如的 “理侈而辞溢”，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繁缛” 不能概括“傲诞”。扬雄的“志隐而味深”，近于八体中的“远奥”，但“远奥”不能概括“沉寂”。刘向的“趣昭”近于八体中的“显附”，“事博”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这两体都不能概括“简易。”这里指出作品中的风格不能完全概括作家的风格。作家的风格，除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外，还要加上作家的气质个性来考虑。那末作家的气象，跟作家的风格又有不同，还要加上作家的气度神态来考虑。诗歌的气象，就是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作品的风格，再加上作家在诗歌中所显示出来的作家的气度神态，这才构成诗歌的气象吧。

再结合具体作品来看，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用质朴的风貌来含蕴着精拔的辞采。象《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又：“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又：“开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把“守拙”“穷巷”“朽株”写进诗里去，诗中所反映的生活比较质朴。可是在他集子里的《问来使》诗，对从山中来的客人，问的是我家里的菊花、蔷薇、秋兰怎样，酿的酒怎样，问得比较超脱，对于开荒、园田等事都不问，缺少陶渊明所具有的质朴的风貌，这就不象陶诗的气象了。

再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象他拟王粲，称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乡”。他的拟诗：“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既燎烟，涵崤没无象。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这六句都是工整的对偶，正显出谢灵运诗讲究辞藻对偶的风貌。再看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迫攀。”除了用“豺虎”作比喻外，不讲究辞藻，不讲究对偶，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生活，比较真实。这里显出谢灵运诗的风貌跟王粲不同，所以气象不似。

《沧浪诗活·诗评》：“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这里提到建安气象，同谢灵运诗不同，提出诗歌的时代风貌问题，即建安诗的时代风貌，同东晋到刘宋诗的时代风貌不同。《文心雕龙·明诗》里讲建安诗道：“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它的时代风貌，一是慷慨磊落的才气纵横，二是不追求细密，要求表达情意的鲜明。《明诗》里讲谢灵运诗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即讲究对偶，追求新奇。工于描绘景物。这才说明建安诗的气象同谢灵运诗的气象不同。严羽光就是否可以摘句和有无对偶立说，还不确切。就王粲的《七哀诗》说，它的好处在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不讲究对偶，也不宜摘句来欣赏。象“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但建安诗并不都是这样，象曹植《美女篇》：“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以上八句全是对偶，不能用有没有对偶来分别建安诗的气象跟谢诗不同；曹植诗也可以摘句，不能用能不能摘句来分。谢诗的气象，还是象《明诗》讲得确切。如《登江中孤屿》，其中六句：“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他从景物中看到灵异，看到景物中含蕴的真实情意，把它写出来。象“乱流趋正绝”，写一股溪水象有意要冲向河中把正流绝断。“孤屿媚中川”，他看到江中的孤屿象有情似的向中川献媚。他看到云和日、空和水好象有知似的，云日互相辉映，空水共同显示清澄和鲜明。这样来描写景物，显示谢诗的独特风貌，跟建安诗的气象不同了。

《沧浪诗话·诗评》：“汉魏古诗，气象混炖，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这里提到汉魏古诗的气象，除建安诗外，《文心雕龙·明诗》里提到汉的古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胡应麟《诗薮》说：“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这是说，古诗十九首工于抒情写物，写得极为真切，非常感动人，写得又很自然，不迫求词藻。写得比较浑成，融为一体，不宜摘句。这些构成古诗的风貌，形成混炖的气象，跟陶谢诗的可以摘句不同。对于陶、谢诗的气象不同，已见上面所说。

又《诗评》称：“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这里指出不同时代的诗具有不同风貌，构成不同气象。翁方纲《石洲诗话》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盛唐诗公全在兴象超诣”，“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这样说明唐宋诗的不同，还不够说明唐宋诗的不同气象。讲气象还要描绘出唐宋诗的不同风貌来。还要说得更具体，使人容易捉摸，象缪鉞先生《论宋诗》：“唐、宋诗之异点，粗略言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读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读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幽寻，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经过这样的多方比喻，才突出唐、宋诗的不同风貌，显出唐、宋诗的不同气象来了。那末所谓诗歌的气象，就是诗歌的风格，再加上诗人在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气度神态，构成诗歌的风貌吧。谈谈“情景交融”

任中杰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杜哺这一绝句，初看上去，纯然写景，未露丝毫情意。仔细读来，却如罗大经所说：“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其中寓有诗人的一片“真乐”。这种写法，即所谓“融情于景物之中，托思于风云之表”（费经虞语）。无怪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情与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要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谢榛语）。情因景生，景以情合，二者相互生发与渗透，并从而达成融合无间的状态，于是美妙的诗歌意境便产生了。顾起元说：“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旖旎佚丽之形出焉。”用现在的话来说，情因景而物态化，景因情而意象化，这便是诗人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构思的基本内容。而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便成了诗歌意境创造的基本途径之一。虽则，胡应麟曾称道王勃五言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诗，“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张戒也说：对景言情，“此乃众人之所同耳”，杜甫则“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这是说，诗歌以言情为主，诗中不著景物，也未始不能写出好诗。被称做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即是如此。然而，从我国的古典诗歌民族传统看，情景交融标志着我们民族基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古典诗歌往往通过借景言情，寓情于景，而使诗情画意高度融合，从而在艺术上表现为含蓄蕴藉，诗味浓郁，使人读之，悠然神远。

诗歌，或借景言情，或寓情于景，或缘情布景，其中所写景物，不只对诗人所抒之情起着规范作用，显示着诗人思想感情的趋向，使诗人内在的，乃至抽象的情感外化、客观化和对象化，从而加强诗歌的形象性、具体性、生动性。而且，“情融乎内而深且长”，“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更加强了诗歌的美感，而耐人寻味。刘熙载说得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深入雅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日春往冬来，有何意味？”一首简短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犹能感荡人们的心灵，怕是和它善于写景，“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即真相显 然，生韵亦流动矣”（陆时雍语）有关。

情景交融的诗篇，使人仿佛身入其境，感同身受。情景交融的诗篇，景实而情虚，虚实结合，“妙在虚实之间”；景有限而情无限，有限与无限相统一，好在“近而不俘，远而不尽”。这就往往能做到象梅圣俞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各自领略到创作与鉴赏带来的美感。

诚然，以情景二者而言，情为主，而景为从。因此，徒自描摹，为写景而写景，纵使声、光、色、态俱全，日月迭璧，山川焕绮，也不会产生感人的力量，不足与诗歌意境的创造。大谢(灵运)、小谢(眺)，有时不免为后人所诟病，就因为他们的诗作往往景多而情少。更不必说有些摹拟之作，描绘景物，尽成堆垛，其中缺少真情实感，而窒息着诗的生命。深情是诗歌生命之所系，诗人必得“以情会景”。否则，“本自无意，不能融景”。费经虞说得好：“„„青山、绿水、白云、红树无诗不有，而必知所以用之，非遂以此为诗也。”刘熙载则提出了“重象尤宜重兴”的说法。他说：“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设色之可拟。故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

诗人写景抒情，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相间，具体写法，不一而足，要在善于变化。试看杜甫如下三首诗：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倦夜》

这首诗前六句写景，一句一个画面，从初更人定依次写到天色微明。前四句仿佛客观地摹写，五、六两句运用比兴手法，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景物之中，而以飞萤、水鸟相比，暗示着诗人身世的孤凄。第七句点明诗人一夜未眠的原因，第八句总摄全诗，诗人叹息一夜大好时光白白地过去了。这一句，犹如神龙掉尾。有了这一句，前六句景色全活了。原来诗人忧念国事，感叹身世，而一夜未眠。唯其彻夜静卧未眠，对于外界的景物变换方才体察得如此深细，而其间正以情贯之。

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合。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

这首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前景后情，融为一体，全诗气象雄浑，丽感慨深沉；用意曲折，而一气流转，诗人面对辽阔的江天，耳听清猿哀鸣，眼见飞鸟栖止不定，长江滚滚，落木萧萧，如何能不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诗人把新愁旧恨，浓缩在后四句诗里，参差错落，一语百情。由后四句回看前四句，可知全诗情景融洽，不着痕迹。情是景中之情，景是情中应有之景。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江汉》

这首诗第一联自嘲亦复自负。第二、三联，情景相间，虚实并举，既写景又抒情，浑然融成一片。诗人用“共”、“同”、“犹”、“欲”四字，把客观景物和诗人的思想感情自然融合在一起。最后两句，写出诗人“老骥伏枥”的情怀，意气昂扬。赵汸曾分析中四句说：“此诗中以情景混合言之，云、天、夜、月、落日、秋凤，物也，景也；与天共远，与月同孤，心视落日而犹壮，病遇秋凤而欲苏与，我也，情也。他诗多以景对景，情对情，人亦能效也；或以情对景，则效之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则能效之者尤鲜。”

通过上述三诗，似可约略懂得情景交融变化之法，在此不一一举例了。

情景交融，关键在融。有些诗，情景并同，然而妍媸各别。谢榛曾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这大约是因为，司空曙的两句诗，仿佛信手拈来，抒写自然，善藏善露，能给人以更多的关感。也就是情与景融合得好，不露痕迹。可知，同是情景交融，也自有高低优劣之分，或者说是有程度的不同。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情景浑融，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传统的美学观念中有一个显著特色，即认为世界万物具有类似人的精神、意识、性情的表现。因此，诗人们往往迫求一种“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理想艺术境界，物我同一，浑然无迹。正如黄宗羲所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

与此相联系，诗人抒情写景，莫不“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因此之故，同是情景交融之作，不同的诗人在写法与风格方面，却各呈异彩，各有千秋。比如，“大概李（白）写景入神，王（昌龄）言情造极。”（胡应麟语）又如：“耆卿熔情入景，故淡远；方回熔景人情，故秾丽。”（周济语）如此等等。

情景交融，说到底不过是创造诗歌意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而要创造出既优美而又深切动人的意境，最终还得看整个诗篇的立意。所谓“情景交融，错综唯意”（胡应麟语），所谓“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王夫之语）。这都较明确地指出了在情景交融过程中，意所应有的统摄作用。所以，抒情写景，贵在立意，而立意愈高。

语不惊人死不休——炼字与炼意 李元洛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圣杜甫著名的两句诗，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诗坛尽管新旧代嬗，但是，“语不惊人死不体”，却是不同时代的诗人都望凤来仪的一面艺术旗帜。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含意是丰富的，“炼字”与“炼意”即其中之一。我国的六典诗歌，在汉魏以前讲究完整的全篇，虽然也有佳句可摘，有如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的“见”字，但“炼字”、“炼句”毕竟是诗歌创作到了高度繁荣的唐代的自觉的产物。我国古代诗论中所说的“诗眼”，“句眼”、“一字眼”等等，就是对诗歌创作中的炼字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卢延让）、“诗赋以一字见工拙”（苏东坡）等等，则是诗人 们自道创作辛苦之辞，而熟悉“推敲”这一炼字的经典式佳话的读者，也不妨去读读元代刘秉忠《藏春集》中的《读遗山诗四首》，其中之一写道：“青云高兴入冥收，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后，百川春水自东流。”作者以形象的诗句描绘诗创作中炼字的过程，以及诗人炼得至当至隽的字以后的美好心情。吟诵之余，我们固然可以对炼字之妙得到感性的认识，不也可以分享到诗人的艺术的喜悦吗？

从大的范围来说，古典诗歌的炼字不出炼实词与炼虚词两个方面。尝一脔而知全鼎，下面，我们有所侧重地引例作一些说明。

炼数量词。数量词大约和讲究概念与逻辑的数学、物理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是枯澡乏味的。其实不然，优秀诗人的笔就仿佛是童话中一根可以使沙漠涌出绿洲的魔杖，那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数量词，在他们的驱遣之下却可以产生丰富隽永的诗情。庚信《小园赋》中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前人就称之为“读之骚逸欲绝”。李商隐的《锦瑟》，开篇就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尽管元遗山慨叹“独恨无人作郑笺”于前，王渔洋表示“一篇锦瑟解人难”于后，“五十弦”、“一弦”、“一柱”这些并非富于诗意的数垦词，在高明的诗人的笔下，却获得了一种朦胧之美与多义之美，却是不争的事实。“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把僧齐己的《早梅》诗中的“数枝开”，改为“一枝开”，齐己因此而拜郑谷为“一字师”，这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不必赘述。据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张桔轩有诗云“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遗山认为既指明了“一树”，就不能又说表疑问的“何处”，同时，一树梅花也绝非早梅，于是他就把“一树”改为“几点”，“几点”本身井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用在这里描绘逐水而流的梅花，却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使全诗气机流畅，韵味平添。

炼形容词。诗歌是社会生活的主观化的表现，少不了绘景摹状，化抽象为具体，变无形为有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历其境。这种任务，相当一部分是由形容词来承担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炼形容词，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种是形容词的重叠运用，一种是表颜色的形容词于句首与句末的运用。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鸥”，郭彦深就说“漠漠阴阴，用叠字之法，不独摹景之神，而音调抑扬，气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怎样描绘雪景？《诗经》中的“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约是最早的答卷了，而黄山谷《咏雪》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蝴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这是王驾写的《睛景》，王安石改后两句为“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除了易“蝴”为“蜂”，易“应”为“却”之外，炼字的关键就在于去“飞来”而改为“纷纷”，因为只有蜂忙蝶乱的侧写妙笔，才能令人动情地表现出晚春雨后特有的美景。至于形容词的单用，如吴文英的“乡梦窄，水天宽”（《鹧鸪天·化度寺》），“窄”与“宽”形容与对照俱妙；周密的“梦魂欲度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以“轻”字描状梦魂，化无形为有形，而且通之于表重量的触觉，更是形容词锤炼中通感的妙用。炼形容词铸于句首或句末，这种诗例也不为少见，如杜甫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翠干危栈竹，红腻小湖莲”、“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人馔来”，是形容词炼于句首，有如现代的印象派绘画，首先捕捉的是色采鲜明的印象。王维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都是形容问炼于句末的范例，而元稹的“寥落古行官，宫花寂寞红”，李商隐的“曾是寂寥全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也是炼形容词于句末，本是表热闹的宫花的“红”，又形容之以表冷清的 “寂寞”，炼字而运用矛盾修辞法，更觉合情深婉。李商隐的“暗”与“红”的色调对比，也许是从前人那里得到过启发吧？

炼动词。一首诗，是由一些诗的意象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组合而成的，而真正能构成鲜明的化美为媚的意象的词。主要是表动态的具象动词。因为名词在诗句中往往只是一个被陈述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表述性，而能给作主语的名词以生动的形态的，主要就是常常充当谓语的动词，这样，具象动词的提炼，就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主要内容，离开了炼动词，炼字艺术就会黯然失色。是的，欣赏古典诗词中那些精妙的动词．我们只要翻开古典诗词集，就有如仰望夏夜晴空，星光灿烂，目不暇给。庚信的《春赋》中有“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一句，清人许梿在 《六朝文絜》 中评为“生锭可喜”，因为班婕妤诗有“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如果庚信化为“月似歌扇”，当然也无不可，却远不如动词“入”的去熟生新，情韵回荡，而前面所说杜甫的“红入桃花嫩”，恐怕也还是受了庚信的启示。据说，王平甫对自己所作《甘露来》诗中的“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 十分自负，苏东坡以为精神全见于“卷”字，而“飞”字与之大不相称，在王平甫的要求下易以“横”字，结果使他叹眼不已。由此可见，即使同为动词，也要根据诗的规定情境千锤百炼。又如“吐”字，这是最平常易见而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的动词了，杜甫有一联诗句是“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苏东坡对此极为欣赏，我想，除了“明”字这一形容词兼摄动词的作用而富于动态之外，就是“吐”字下得极妙。宋代陈与义对此也颇为心折，他在《巴丘书事》中有句是“四年风露侵游子，十月江湖吐乱洲”，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赞赏说“言水落而洲出也，吐字下得奇警”。清代的查慎行，大约于此也未能忘情吧，他在《移居道院纳凉》诗中写道：“满城钟磬初生月，隔水帘栊渐吐灯”，写华灯初上灯水交辉的夜景，化静为动，造语奇特，这个富于动力性的“吐”字的运用，真是不让杜甫和陈与义专美于前了。

虚词的运用，在新诗创作中似乎远不及在古典诗词中地位重要。在古典诗词中，虚词的锤炼恰到好处时，可以获得疏通文气，开合呼应，悠扬委曲，活跃情韵，化板滞为流动等美学效果。罗大经《鹤林玉露》指出“作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炼虚字的作用。盛唐诗人善于运用虚字，其中又以杜哺最为擅长。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字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又如他的《寄杜位》：“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归怀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妙在虚字旋转其间，使气势顿宕，情韵欲流。如果说，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去掉“与”、“共”二字就会大为减色，欧阳修《昼锦堂记》首句本为“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递走后飞骑追加二“而”字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因此而使文义大为增光，那么，从上面所引的诗例中，我们就更不难领略诗词中炼虚字的美的消息。

正如同一个战士要在统一号令之下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一样，炼字也必须以炼意为前提才具有美的价值。因此，有字无句或无篇，是不足取的。只有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字不单是炼声、炼形，同时也是炼意，只有切合题旨，适合情境，做到语意两工，这样炼出来的字才能真正精光四射。沈德潜的意见还是可供参考的：“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从前引诸例来看，成功的炼字都是和炼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炼字，就是使“意”——作者主观的情思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具体化、生动化、纵深化与美学化，只有炼出具体生动的富于美学内容和启示性的字，才能使“意”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面严肃的艺术旗帜，而在炼意的

漫谈“诗眼”和“词眼” 陈志明

相传张僧繇画尤，一经点睛，便凌空飞去。诗眼、词眼，有似于此。

古人写诗作词，讲究锤炼字面。凡在节骨眼处炼得好字，使全句游龙飞动、令人刮目相看的，便是所谓“诗眼”、“词眼”。微云、河汉、疏雨、梧桐，何等寻常的景物，而孟浩然炼就“谈”字、“滴”字，写成了千古不磨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如果去了“闹”字、“弄”字，所写景色原也平淡无奇。而着一“闹”字、“弄”字，就境界全出，顿然改观。

“诗眼”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诗云：“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范成大也在诗中写到过“诗眼”：“道眼已空诗眼在，梅花欲动雪花稀。”范温的诗话更以“诗眼”为名，题为《潜溪诗眼》。“词眼”一词，首见于元代陆友仁的《词旨》。《词旨》分八部分，其六专论“词眼”。虽然“诗眼”、“词眼”的称呼出现较晚，而注意炼字，可以说与诗歌创作的历史一样久远。《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每两句只在关键处换一个动词，而估一有一掇一捋一袺一＊，逐层推进，同中见异，摇曳无穷，堪称为“诗眼”。南朝民歌《明下童曲》：“走马上前坂，石子弹马蹄。不惜弹马蹄，但惜马上儿，”一个“弹”字，墨光四射，如石韫工，令人耳目一新，与后世所说的“诗眼”已毫无二致。两晋南北朝时，随着声律论的兴起与骈骊文的盛行，在文人创作中追求警策、秀句（其中也包含了对诗眼的追求），成为一时风气。这不仅有陆机提倡于前（见《文赋》），并有许多文人追逐于后。“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朓)，“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何逊)，“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阴铿），等等，锤字炼句得其神韵，历来传为美谈。而“识”、“辨”、“下”、“飞”、“滴”、“暗”、”逗”、“息”等动词（“暗”字为词类活用，形容词作动词）与“逾”、“更”等副词，都不少为句中之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传神作用。唐代大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炼字句的圣手。他的《曲江对雨》诗，宋代题院壁，其中“林花着雨胭脂湿”句，“湿”字驳落，苏轼、黄庭坚、秦观、佛印分别以“润”、“老”、“嫩”、“落”补缺，都不及“湿”字鲜明生动。宋、元时代的诗论家，正是在千百年来诗歌的语言艺术日益精迸的基础上，在诗人们愈来愈自觉地注意锤炼字句的情况下，概括出“诗眼”、“词眼”这些诗学的新术语的。

诗眼、词眼在句中的作用不一而足。

或者用以翻出新意。如萧楚才改张乖崖“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之“恨”为“幸”，“恨太平”是对天下太平的不满，“幸太平”是因天下太平而感到幸福，一字之改而诗意迥异。

或者借以增添情趣。如韩驹改曾吉甫“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之“中”为：“深”、“里”为“冷”，改动两个字，使得原来只是用以指示方位的“白玉堂”与“水晶宫”，转眼显得雍容高华，超凡脱俗。

或者靠它加强形象性。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用“绿”字而不用“到”、“过”、“入”、“满”等字，是取“绿”字的色彩；韩愈帮贾岛斟定“僧敲月下门”，是取“敲”字声音（上句为“鸟宿池边树”，已是关门上闩的时候，“推”是推不开的，只好“敲”了）；秦观的“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取“抹”、“粘”的动作勾画出的线条轮廓。

此外，有的诗眼、词眼又关乎诗意的精确。如齐己咏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技”，使“一技”与“早”意丝丝入扣。有的诗眼、词眼还有助于铸就诗词的意境。洪＊ 《阮郎归》 词写春光，“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凭着一个“扶”字，我们感受到了从树林深处步步走近的春天。

怎样去锻炼诗眼、词眼呢？古人有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七言诗以第五字为眼的说法，如“孤灯然（燃）客梦，寒件捣乡愁”（岑参），“危峰入鸟道，深谷写（一作“富”）猿声”（郑世翼），“万里山川分晓梦，四邻歌管送春愁”（许浑），“莺传旧语娇春日，花学严妆妒晓风”（章孝标）。因而主张五言诗要在第三字上着力，七言诗要在第五字上着力。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五字句与七字句的节奏多作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如“孤灯——然客梦”与“万里山川——分晓梦”。而意义单位又往往与节奏单位相统一，在五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二字是主语，第三字是动词所在；在七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四字是主语，第五字是动词所在。动词是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关键字，因而自然成为锻炼字眼的重要对象。但若把诗眼定死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则又未免偏颇。原因在于，诗句的语法结构多种多样，并不都取上述完全句的格式，而诗眼也并不局限于动词一个类别。“身轻一鸟过”、“白玉堂深曾草诏”，便是不受诗眼在第三、五字说法局限的例子。这在词里，句于参差不齐，句法千差万别，当然更无从咬死第几字方得为眼，所以“绿肥红瘦”（李清照）既不妨以二、四字为眼，“宠柳娇花”（前人）又不妨以一、三字为眼。

应该说，锻炼诗眼、词眼，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条例可循。有的诗词本来无需在字眼上追求，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病后初见的春色，已是形神毕肖，就无需乎再加炉锤之功。韦庄的“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技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意境浑成，也就不必要再在字眼上煞费苦心。如果是有待锻炼的字句，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刘勰说得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字句之所以需要锤炼，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全篇的整体美。如果不能在宏观的背景上斟定字眼，就会象作画的人“谨发而易貌”（《文心雕龙·附会》），头发惟妙惟肖，面貌却走了样。明代诗论家谢榛无视篇意而轻改古诗字句，难免招致非议。他认为谢朓的“澄江净如练”（按“净”应作“静”），“澄”、“净”字意重出，意欲改为“秋江净如练”。殊不知这是一首写春天的诗，下一句便是“喧鸟覆春洲”。忽春忽秋，颠三倒四，还谈得上有什么诗意呢！在意辞关系上，前人是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的。《文镜秘府论·南卷》提出“精练意魄”。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些与刘勰所说的“振本”、“知一”都是同一个意思。韩愈帮贾岛推敲字句，正是从前后句文意的关联上选定“敲”字的。王夫之认为“‘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看似有理，其实是架空立论，未能从贾岛原诗的情景去判定选用“敲”字的妙处。

其次，锻炼诗眼、词眼还有侍于掌握多种修辞方法。修辞的格式不一，古人大致分为赋、比、兴三类。现代修辞学分类细密，多达几十种（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辞格本身并无高下之别，运用之妙全在于恰到好处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但就各种辞格相比较而言，在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则是拟人化的手法。诗人、词家既“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能与花草共忧乐”（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月花草，在诗人、词家眼中莫不可以被人格化，因而拟人的辞格被广泛采用。“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崔道融《溪上遇雨》）．“衔”与“喷洒”一经入诗，“黑云”便具有生命，犹如神尤一般活动了起来。此外，夸张、通感等于法，在锻炼字眼时也常为诗人、词家所瞩目。“寺多红叶烧人眼”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动人心目，给人以强烈印象，正是由于巧用夸张、通感，炼出了“烧”字、“闹”字的结果。

最后，大量掌握词汇，精通词类的活用，对于锻炼诗眼、词眼也至关重要。我国古典诗歌以精练见长，前人有所渭“五言（律诗）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酤不得”的说法。一旦诗中出现屠夫、酒贾（“屠酤”）这类充数的滥竽，就得换上适合身份的“贤人”，这就需要有丰富的词汇库存。王安石如果不掌握“到”、“过”、“入”、“满”、“绿”等十多个意义相近式相关的词，就难以在比较的基础上选定“绿”字。谢榛形象而凤趣地把这种通过比较加以 选定的方法称为“戴帽法”。他说：“譬人急买帽子入市，出其若干，一一试之，必有个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则诗眼靡不工矣。”在众多的词类中，动词由于其特殊的性能，固然应该成为锤炼的重点，但对于其他词类，即使是似乎无足轻重的虚词，也不可轻易放过。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用了一个虚词“似”，便使蔷薇处于与人似和不似之间，显出无限情韵。阴铿写送行迟到，只见“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虚词“空”、“已”若不经意进入诗中，对于描画诗人惘然若失的情状却有着画龙点晴的妙用。词类的活用，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在锤炼字眼时也值得重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诗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说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味同嚼蜡。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将莺雏与梅子的变化与风雨联系到了一起，并且用叠印的手法清晰展现出变化前后的异同。由形容词转成动词的“老”、“肥”，有如灵丹，在句中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当然，“作诗本乎情景”（《四溟诗话》卷三）。要写出好诗，要锻炼出足以振聋发聩的诗眼、词眼，最根本的还在于作者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性情。如果置真情实景于不顾，而只是在字句之间掂斤论两。那么，对于诗眼、词眼的追求，对于好诗、好词的向往，终不免象海市蜃楼一样，会化为子虚乌有的。诗的色彩美 吴战垒

近代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色彩的经验类似感动或情绪的经验。诗人对色彩的敏感并不亚于画家，不过因为诗笔和画笔的不同，在对色彩的反映上和诉诸欣赏者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诗歌虽然不能像绘画那样直观地再现色彩，却可以通过语言的描写，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斩醅酒，红泥小人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一首相饮的小诗，其诱人之处，正在于“绿”酒、“红”炉两种色彩的和谐配合，在天寒欲雪的背景下，产生了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情味，仿佛在向客人含笑招手。

色彩的组合，给诗歌带来了浓郁的画意和鲜明的节奏。“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点缀得错落有致；而且由点到线，向着无垠的空间延伸，画面静中有动，富有鲜明的立体节奏感。在这里，明丽的色彩组合，正绘出了诗人舒展开阔的心境。“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江欲暮。”这是周邦彦《玉楼春》词中的名句。“青无数”指暮霭中青山连绵，眺望不尽；而雁背上那暗红的夕照却不过一缕而已。青、红二色的对比，一个无限在，一个非常小；然而正是在无边青苍的背景上，才衬托出这一缕晚照是那样地引人注目和令人依恋。

诗人爱用鲜明的对比色，来增加感情色彩的浓度。白居易回忆江南春色之美，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杨万里赞美西湖荷花的姿色风韵，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蒋捷感叹时序匆匆，春光易过，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在另一首词中写秋天清晨篱落间的景色之美，有句云：“月有微黄禽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这些佳句都是用鲜明的对比色，使画面显得十分绚丽，诗 人的情感也表现得明朗而热烈。这种“着色的情感”，具有绘画的鲜明性和直观感，仿佛可以使人触摸，增强了诗歌意境的感染力。

上面各例是色彩的明显对比，还有一种色彩的暗地对比，初看似不觉得，一加玩味，就感到富有含蓄的画意美。杜甫的“夜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上句明言“黑”，下句暗点“红”；四野黑云中闪烁着一星渔火，以黑衬红，所以感到特别明亮。钱起的“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两句都未明写色彩，而雨后之竹含“翠”，夕阳在山见“红”，仍暗寓鲜明的色彩对比。陶岘的“鸦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则写出了光与色的变幻和对比。乌鸦 翻动枫叶，使得叶上的夕阳之光不停晃动；白鹭站在芦花滩上，映得秋水格外澄明。上句是红与黑的对比，下句是青与白的映照。这种色彩的暗比，不仅可以用来写景，还可以写人。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写一位少女：“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杏红色的上衣，多么鲜艳；再配上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有如小乌鸦的羽毛，下句以比喻写颜色。两相映照，其人之美，宛在眼前。

诗人运用色彩的对比，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行情氛围。请看：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骆宾王）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

好象电影的镜头，从树上黑色的鸣蝉，转为狱中白发诗人的悲吟；从秋雨中飘零的黄叶，切入寒灯下白头的客子；从夜残媳灭的烛火，化为春去夏来，石榴绽开的红花（暗示耿耿相思，随着时序的转换而永无尽时）。诗人悲苦的情怀都寄寓在色彩对比和转换的镜头中了。有时候诗人不用复色对比，而通过一种单色，也能浸渍情感，收到很好的抒情效果。“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春草的绿色使离人想起爱人的罗裙，因而产生一种恋惜之情。“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满林枫叶，火红如醉，在诗人看来，不是秋霜所打，而是离人的眼泪染成的。在这里，色彩中饱蘸着感情，它已经超越了客观的写景效果，而成为独特的抒情手段了。

中国古典诗歌有炼字的传统，讲究“一字见境界”。有时这一个字，恰好是一种色彩。杜甫常有此例，如：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别的诗人也常爱炼这类字：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李贺）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

“五更疏欲断，一例碧无情。”（丰高隐）

“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清照）

例子不胜枚举。即此一斑，也能窥见色彩在诗人笔下可以产生何等神奇的魅力了。

谈谈诗歌的“理趣” 张少康

我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琳琅满目的诗歌画廊里，有一部分是以“理趣”见长而引人入胜的。比如苏轼著名的七绝《题西林壁》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一首说理诗，但是它十分生动有趣。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如果陷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事件之中，不能摆脱出来，那就无法全面、客观地去认识这个环境和事件的真相，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主观性。后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乎成了大家所常用的成语典故。这就是我国古代传统所说富有“理趣”的诗作。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敝帚稿略》卷二）包恢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较侧重于 说理。明代的丰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缶音集序》）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写诗，其结果就会象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井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艺家都认为诗歌贵有“理趣”，而不能坠入“理障”或“理臼”。所谓“理障”和“理臼”，都是指说理诗中那些违背了艺术特殊规律、丧失了审美特性的作品而言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程邵好淡理，而为理缚，现障也。”这是说程颢、程颐、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于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这一点清人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曾引用杜诗和邵雍诗作过对比分析。他说：

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

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

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

杜甫所写是从具体的生活感受中所领梧出来的一些道理。他在《后游》诗中从山水胜景、花柳倩姿中体会到大自然是毫无私心的；在《秋野》诗中从水深鱼乐、林茂鸟归体会到必须有清明政治，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在《江亭》诗中从“水流”、“云在”认识到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的，懂得这一点，那么人们非分竞争的心思、飞驰的意念也都自然消失了。这些道理不是以抽象的概念。推理来表达的。可是象邵雍的诗则纯粹是讲理学教条，说明阳气初动、万物未生，必待阴阳二气之和合方能产生万物，这样的诗毫无美的形象，显然是坠入“理障”而无“理趣”之作。

不过，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得浩然之气”的状况的。（参见《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宋人吴子良《林下偶谈》卷四中曾举出南宋初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叶适的许多诗句，指出它们都是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一定“义理”的。如《送潘德久》、《丁少明挽诗》，《题王叔范自耕园》三首诗，都是在生动的形象之中寓以某种“义理”，这比抽象的说理，不仅可使读者容易理解，也能体会得更深切。但是，宋诗中脍炙人口、理趣盎然的作品还不是这样一些近乎理学图解式的诗歌，而是象我们前面所举苏轼的《题西林壁》之类的作品。也就是说，真正以“理趣”而为大家所喜爱又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是那些善于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的诗歌。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

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

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轼给他弟弟苏辙的一首诗，写的是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借宿寺庙内，在寺壁题诗的往事。诗中以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这样的诗乍一读来并不觉得是说理，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就会感到其中寓有很深刻的道理。

在宋诗中，有一些完全是写景诗或抒情诗，但其中往往也含有说理的成分，并且由于其寓理深刻又具有理趣，所以成为全诗的“警策”之语。比如陆游的《游山西村》一诗写道：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扑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从全诗来说，这是一首游记般的描写农村风光的诗歌。可是其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既是实景描绘，却又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由于这两句诗的深刻的哲理内容，使这首诗也被传诵千古了。又比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从描写春景来说，此诗亦无特别出色之处。然而“春江水暖鸭先知”勾，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客观真理：由于鸭子喜欢游水觅食，故而能最先体会到春天的来临，水温的上升。它告诉我们：只有经常和某种事物相接触，也最熟悉它的人，才能最敏锐地发现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正是“理趣”使苏轼、陆游的这些诗中名句得到了家喻户晓的广泛传播。

诗歌的“理趣”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理趣”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以理语入诗”。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理语”，问题是要看这种“理语”在全诗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地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理语”不仅可以“入诗”，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比如杜甫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有不少议论说理的内容。比如：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

阳，物性固难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

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话。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这些虽都是比较抽象的议论、说理，但是我们读起来毫无概念化的感觉，反而觉得它非常真实、亲切地展现了社甫忧国忧民的崇高心灵世界。它是和全诗的整体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创造杜甫这个诗人自我形象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注重 “理趣” 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活》卷三云：“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大雅》中这两句都是歌颂、赞美周文王的。上句见于《文王》，颂扬他奋发前进；下句见子《思齐》，说文王能虚心听取臣民意见，采纳谏言。在六朝有不少诗人以老庄玄学哲理入诗。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象陶渊明、谢 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比如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末尾四句全写“玄理”：“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但这是诗人从对傍晚的山水风光中感受和体会到的，它和“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样优美、秀丽的景色描写，不可分割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时所说：“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全在骨高。”所谓。“腐”即指坠入“理障”，而“骨高”正指有“理趣”。又如陶诗《饮酒》第十七首写道：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此诗后半亦纯是说理，然亦不入“理障”，而有“理趣”。陶渊明讲的是应当急流勇退，脱离黑暗官场，隐居田园的道理。它使前四句形象描写的寓意更加鲜明，并且深化了。所以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称赞这首诗是“真理真诗”，“说理诗必如此，乃不愧作者”。

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惮语。沈德潜在《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序》一文中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苇，山月照弹琴’；韦苏州诗：‘经声在深竹，高斋空掩扉’，‘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柳汉曹诗：‘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山花落幽 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他所举的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如王维的《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写的“欲问义心义，遥知空对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之类，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来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动静交错意趣生 胡经之

一

世界万物，有动有静，变化不尽。动和静，这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

人的意识反映世界的动静，文学艺术表现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然而，不只反映的客体，而且反映的主体，都处于运动之中，时动时静。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同，使得主体对客体的感受和体验十分复杂。静的客体，有时主体会感受为动的；动的客体，有时却又感受为静的。客体的动态，有时会使人产生静意；客体的静态，有时却又使人产生动感。

文学艺术表现出对动静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可以使作品意趣横生，其味无穷。静的艺术，如绘画，所用的物质手段是静止不动的。然而，高明的画家，却能暗示出对象的动态，给人以动感。画中之竹，静止不动，但因为画出了包孕着变化的瞬间，从这瞬间的姿态，可以想象得出那竹子正在暴风雨中摇动。

动的艺术，如音乐，所用的物质手段是连续运动的声音。但是，高明的音乐家通过那运动的声音也能暗示出对象的静态。几声鸟鸣、笛音，衬托出了山岭早晨的寂静，萧鼓数声，越发显出春江花月夜的宁静。

文学用语言来创造艺术形象，比起其他艺术来，有更自由的表现力，写景状物，动中见静，静中见动，动静交错，变化无穷。

人在水中乘船行，放眼四周看动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苏轼三十六岁那年去杭州赴通判任，路过安徽，乘船出颖口，初见淮山，曾赋诗一首，写下了从船上观山的感受：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出颖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诗人在船上看淮山，烟雾迷漾，远近难辨。但是，那青山却象行船一样在高低起伏。这是诗人当时的真实感受。舟中看山，那山和船一起时低时昂。其实，青山并未低昂，而是船在水中起伏，人在船上也随之波动，看岸上青山似乎也在颠簸起伏。苏轼不少诗篇中都表现过类似的感受。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今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泛舟西湖，卧船看山，只见山峦起伏，忽俯忽仰；画船飘荡，好像懂得和月亮一起徘徊。西湖边上的的山峦是静止不动的，但躺在船中枕席上，人随着船的颠簸，看远处山峦也在上下俯仰。

有过乘船经验的人，恐怕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小时，我常乘乌蓬船，在船上看两岸景物，竹伎、树木、茅舍都在向后移动，或者，在向船迎来，饶有趣味。稍长，乘火车放眼窗外，只见近处树丛、禾田象箭一样飞驰而过，而远处的村庄、山峦却似在旋转，更觉新奇。文学艺术就表现了这种真实的感受。

二

同一景物，诗人在不同场合去看它，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正好反映了诗人（主体）和景物（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变化。天上的云，时而飘动，时而停伫，这是客体庄变动；观云之人，时而行走，时而静坐，主体也在活动，诗人的心境，更是变化多端。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曾几次写出观云的感受。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 ·······

（《襄邑道中》）

这是诗人在河南行舟襄邑道中的真实感受。船顺水而下，趁着顺风，百里路程只走了半天，水速是惊人的。榆堤两岸的景物，应似飞掠而过，此诗虽未写出，可由想象而得。然而，诗人注意的却是船上看云的感受：躺庄船上看那满天云彩，一动不动。船行百里，竟没有觉察到云彩和乘船人都在向东。船上观景，看天上云彩是一种感受，看两岸花木又是另一番感受。感受的不同，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的距离的不同：花木在近处，看去似飞动；白云离太远，观者未觉动。可是，同一个陈与义在另一种场合下看那天上的云，却又象跟着归去的诗人在 一起行走：

雨意欲成还未成，归云却作伴人行。

·······

依然坏郭中牟县，千尺浮屠管送迎。

（《中牟道中》）

这种感受也是真切的。人在年少时也都曾有过类似体验：人在行走，天上的星星月亮也象在跟着走。

抓住景物之间相对运动而显示动静关系，表现诗人对动静的真实感受，这在古典诗词中甚为常见。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赞这样的诗句乃“见道之言”，创造了“悟境”：

诗有见道之言，如粱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远树来”；庚肩

吾之“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两意相同，俱是悟境。

把无生命的景物看作有生命，把静止不动的景物当成自动，这还不是把诗人的心情移到景物本身，比如：

茆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春来。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为邻居杨德逢写的这首诗，“护田”和“排闼”虽然是用了《汉书》中的话作典故，但却生动地写出了水和山的动势：绿田被水围绕了，青山破门而入，把青翠送进了屋里。也是把无生命的静止不动的山和水写成有生命的活动的。但在古典诗词中，有更进一层的，把没有人情的景物写成富有人情，诗人把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品性移到景物，使无情者变得有情，亦有人意。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 ·······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水自摇沙水清。

（苏轼《新城道中》）

在诗人眼里，东风、晴云、初日、野桃、溪水等景物，都象有情之物，懂得人意。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

（林逋：《长相思》）

青山本来无情，亦不会起而迎送。但在离人眼中，钱江两岸的吴山、越山，似亦有情，都来送迎。清人查为仁的《莲坡诗话》中，记有一高僧雪峤，隐居山中，曾有诗云：

帘卷春风啼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

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 ·······

青山怎么会伸头？这当然是诗人自己的想象。久居深山，不与人住，寂寞之中，以山为友，把青山当作有情之物来对待，赋无情不动之物以人的性格，使寂寞生活带来了乐趣。

“两山排闼送青来”，这还只是写山上青翠破门而入，但青山并无人情。有些诗篇，写苍苔之色，竟想爬到人的衣衫上来了，无情之物却已有情：

朝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

（王维：《书事》）

洪觉范《天厨禁脔》称赞道：“此诗含不尽之意，子由所谓不带声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绝句，诗意颇相类”。这里所说的王安石绝句，乃是指“山中十日雨，雨晴门始开。坐看苍苔文，欲上人衣来”。这也是赋无情之物以有情的例子。

····· ·····

金圣叹极为赞赏这种文学手法，在《批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中云：

只如六一词，“帘影无风，花影频移动”九个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灵幻。盖人徒知帘影无风是静，花影频移是动，而殊不知花影

··

移动只是无情，正是极静；而帘影无风四字，却从女儿芳心中仔细看

······ ····

······ ··········

出，乃是极动也。

· ·····

赋予静止不动无情之物以有情，使之活动起来，不仅古诗中常见，就是在今诗中也不乏其例。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

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

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来迎。

（陈毅《乘车过雪峰》）

三

文学艺术中的写景状物，都是为了表情达意。写动写静，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动中见静，静中见动，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形成不同的意境。

王安石曾集诗两句，组成一联，上联是“风定花犹落”，下联是“乌鸣山更幽”，沈括《梦溪笔谈》说：“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冷斋夜活》则云。

荆公言前辈诗，“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

动中见静意。

·····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风定声静，然而花朵还在悄然落下，这是静中尚有动，在无声状态中见到落花的动。鸟鸣有声，然而鸟的鸣叫反而衬托出山中越发地幽静，这是以有声显示幽静。

东晋诗人陶渊明把这种动中见静、静中见动的手法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特有的诗境：

方宅十余宙，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材，依依墟至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归田园居》）

村宅、草屋，一片寂静，然而院内树木却又不甘寂寞，榆柳护绕后檐，桃李罗列堂前，静中见动。远处村庄，炊烟飘动，深巷狗吠，树颠鸡鸣，动中更觉山庄之静。这种动中见静、静中见动。动静交错的描绘，正是为了表现诗人那种内心既平静而又不平静的心情。

王维亦颇善于把动静巧妙结合起来，构成妙境：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这首《鸟鸣涧》是为友人皇甫岳所居而作的题咏，写出了云溪的夜景。夜深人静，春山空寂，却有桂花仍在悄然落地，正是静中见动；惊鸟时鸣，声传深涧，更显出山居之静，这是动中见静。

静中见动，可以使人益加有静穆之感。明人袁中道在《爽籁亭记》中曾细致述说过这样的体验。他爱静坐石下听泉声，其声变态百出：

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鹍弦铁拔，已如疾雷电霆，摇荡川岳。故予 神愈静则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萧然冷然，浣濯肺 腑，疏渝尘垢，洒洒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则吾神愈静也。

···

····

泉声越是喧闹，他的心神就越觉宁静；反之，心神越静，也就更感受到寂声的喧腾。

文学艺术就常用静中之动来衬托静境。早在《诗经·小雅·车攻》诗中，就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之句，以动写静。战马嘶鸣发出萧萧之声，旗帜悠悠飘动，然而《毛传》在释此二句说道：“言不喧哗也”，确是体会到了这种诗境。颜之推很敬佩这样的解释，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云：“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这里所说的籍诗，就是梁代王籍的《入若那溪》一诗，后四句为：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王籍离家多年在浙江会稽做宫，那里有风景秀丽的若耶溪，诗人在这里泛舟畅游，只见长空和溪水悠悠相连，水天一色，远处山头的白云和近处水面反照的阳光，相映成趣。在如此美好的景色中，诗人忽然听到几声蝉鸣，几声鸟鸣，使人越发感到树林寂静，山间清幽。于是，勾起了诗人自己厌倦官场生涯、怀念家乡的思归之情。明人恽向说：“蛩在寒砌，蝉在高柳，其声虽甚细，而使人闻之有刻骨幽思，高视青冥之意”（《道生论画山水》）

然而，同样是蝉鸣声，也可以叫人心烦意乱，无法宁静。王安石在旅途官驿中生病，困在途中无法启程赶路。深夜寂静，却难入睡，此时传来声声蝉鸣，更使旅人烦躁不安：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 ·······

（《葛溪驿》）

和上一首诗比较，本诗也以动托静，但呈现的是另一种意境。这一道理，读者不难明白。

（所引诗文下的重点号，均为引者所加）

诗的含蓄美 吴战垒

诗是言志抒情的艺术，重在表达情致，展示意境，使读者涵咏体味，感同身受。

古人有“言不尽意”之说，语言本来是传达思想情感的工具，但有些微妙的思想情感，却不能为语言所曲折尽传； 有时一颦一笑，一个流盼，一个手势，其所包含的情意往往比直接说出来的不知丰富多少倍。“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在无言的对视中，彼此的情意都已心照不宜了。

诗歌以抒情见长，诗人深知语言的表达功能和不足之处，他不但力求以言传情，而且善于因难见巧，把“言不尽意”这一语言的表达缺憾，化为“心头无限意，尽在不言中”的抒情技巧，这种技巧就是通常所说的含蓄。诗的含蓄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不言之美”。

司空图在《诗品》中论“含蓄”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谓“不着一字”，井非什么都不说，而是简练而传神地勾勒几笔，点到即止，极富于暗示性，意在言外，使人涵咏想象而得之。有如绝色美人，淡扫蛾眉，不事艳妆，而自觉风韵天然，楚楚动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只不过就眼前景物略施点染而已，不言离思，而别意之深长已悠然不尽。

含蓄的诗往往不止于所写的一端，而有言外的别旨和风神。“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所写既是杨花，又不仅仅是杨花，而包孕着对风尘沦落的女子的深厚同情；“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所写既是日暮春愁，又不仅仅是日暮春愁，而流露了对国是日非的殷忧和感慨；而且更重要的往往在后面的深层意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长吉的“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使人感到的也不仅仅是采菊看山和看人弹琴而已，前者的襟怀冲谈和后者的风情旖旎，都流于言外，体现了不同风格的含蓄之美。

由于含蓄之富于暗示性，在表现上以少总多，从无见有，就大大开拓了诗歌的内容涵量，并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余地。一些篇幅短小的诗，如绝句，就特别讲究含蓄，一唱三叹，余味不尽，在寥寥数句中，包孕着丰富的意蕴。如元棋的《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寥落的行宫中，寂寞的红花映衬着白头的宫女，她们在春日无聊之时，正闲话着开元、天宝年间的先皇旧事。这是一幅黯谈而凄凉的图画。作者只是淡谈地勾勒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的情事，引而不发，却意在言外，通过沉寥落”、“寂寞”，“白头”、“闲坐”等词，暗示了深长的沧桑盛衰之感。有人说这寥寥二十字，抵得一篇《连昌宫词》，从概括的意义上说，诚不为过。

有些情事或意愿，不宜在诗中正面直说，通过委婉含蓄的手法来表现，则显得雅致大方，别有风神。例如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是写临考前，怕自己的作品不合主考官的要求，因而小心翼翼地作诗讯问。这种意愿不便直说，就换一副笔墨，写洞房天明，新娘梳妆打扮后，含羞征求丈夫的意见来作比，含而不露，就耐人寻味了。即使撇开本意，仅仅作为一首闺意诗来看，也是很有风神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从屈原以来形成了以香草美人自喻的抒情传统，后人许多宫怨和闺怨诗，大都借以自伤不遇，在风格手法上不出含蓄一路。

含蓄的诗，由于不作铺陈直叙，而通过淡墨勾勒之笔和曲折比兴之词，追求言外的意趣风神，因而其意象常常带有某种朦胧性和多义性。合蓄的艺术魅力即在于此。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曾引用波特菜尔的散文诗《窗户》说：“从一个开着的窗户外面看进去的人，决不如那看一个关着的窗户的见得事情多。再没有东西更深邃，更神秘，更丰富，更阴晦，更眩惑，胜于一支蜡烛所照的窗户了。”所以厨川白村说：“烛光照着的关闭的窗是作品。”因为这种窗户不像敞开的窗户那样一览无余；它虽然关闭着，但在摇曳的烛光映照下，若明若暗，使人既能窥视，却又不甚分明；在朦胧中格外富有一种诱惑力，诱发人去猜度和想象那窗户里面隐藏着的全部秘密。这境界与诗的含蓄十分相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就是这种“烛光照着的关闭的窗户”。千百年来，无数读者在窥探这扇窗户，在朦胧中各有所见，但似乎都不能尽其底蕴，元遗山已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虽然众说纷纭，却都认为这是一扇很有魅力的“窗户”，尽管过去已从不同的角度见到一些诗意之美，今后也仍将继续窥探下去。从诗的朦胧性和多义性来说，其底蕴几乎是不可穷尽的。含蓄的诗之所以耐人寻味者，大半在于此。苏东坡说：“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所谓“必此诗”，就是说一不二，直白浅露，毫无含蓄蕴藉之致。这是作诗之忌。明乎此，我们对于读诗也不妨借来衍化一下：“读诗必此诗，定知非解人。”

含蓄是诗美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美的极至。含蓄与否，应视具体情景而定，不能为含蓄而含蓄。爱情诗一般都比较含蓄，但也不乏汉乐府《上邪》那种指天盟誓，大胆热烈的佳作。杜甫的诗以沉郁顿挫见长，但也有十分明白畅快的，例如那首《闻宫军收河南河北》，就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手舞足蹈，直抒胸臆，充分表达了战乱流离中忽闻胜利捷报的狂喜心情。在这种情境下作诗，既顾不上含蓄，也用不着含蓄了。

画意与诗情 李思敬

自从苏轼讲“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后，“诗中有画”这四个字便常常被人用作诗章的赞词了。确实的，不单是王维，许多诗人的名篇名句，每当我们吟味它，总觉得那么新鲜，总觉得意趣无穷，真切如画。那末，诗人是怎样地抒写这意趣，再现这如画的境界的呢？这确实值得我们作悉心的探讨。我们知道，画家是以图象、色彩形诸笔端，而诗人是以词章、格律吟于口吻，但由于艺术家们观察自然，描摹自然美时，常常具有共同的眼光，故可以不谋而暗契，殊途而同归。因此，我们往往可以从画卷中听出诗人的吟声，而在诗篇中又往往可以看到画家的笔法。所以我们阅读或欣赏古典诗词，如果从画家的技法，也就是造型艺术的手法着眼去探索诗情中的画意，也许会对诗境的美认识得更真切。

层 次

王维 《新睛野望》 中有一联脍炙人口的名句：“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首诗写的不是江南，但很接近江南的景象：新雨之后，极目四野，千重绿色，层次鲜明。田间，湛青碧绿；远处水光如银；再远处，山色青葱；更远处，重重苍碧。整个大自然似乎无一不是明净而澄彻的。任是怎样无心于山水的人，也不容你不觉得眼睛都似乎明亮了许多。面对这样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象，诗人把一切纷繁的细节都删芟得干干净净，只突出地去描摹那景物的层次，然而却真正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

为了突出景物的层次，诗人精选了明暗交错的四层色调，把眼前的稻田，田外的白水，水外的青山，山外的碧峰一层层烘染开去，所运用的正是绘画的技法。这是诗人构思的独到之处。我想，倘使让傅抱石、李可染来构思，他们的画面也一定是如此的。正因为诗人立意于此，才产生了“如画”的艺术效果。所以倘使只允许用一句话来说破这联诗句何以会“诗中有画”，那就是它具有造型艺术的强烈的层次感。

诗是最高形式的语言艺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探讨这层次感的奥秘，我感到其艺术魅力主要蕴含在“明田外”和“出山后”这一对词组里。“明田外”，体现出平面上的层次，把“田”和“水”的交界分得极明确，而且把田野拓展得很宽。“出山后”，体现出立体上的层次，把远山和近岭的轮廓染得极清晰，并且把其间的距离又拉得相当远。

如果我们再把这对词组放在艺术的显微镜下检视，又可以看到千钧之力几乎全压在了“明”字和“出”字上。这两个字是千锤百炼的精钢，是诗句的重心，是诗意的一双明亮的眼睛。“明”字之所以承受着千钩重量，是因为它一身而二任。它在这里用如动词，也就是“闪现着耀眼的银光”。这种光效，只有阳光之下的远水方能产生，而近水的形象大抵是碧波粼粼，不会有白而且明的光感。因此诗人就运用“明”字在这里所起的特有的光效，让人看到水的辽远，从而衬托出田野的广阔。这是“明”字的第一层作用。此外，白水而明，有强而耀眼的光感，至于“田”，自然是绿色的，是阴柔而偏暗的色调。强调了水的“明”，也就反衬了“田”的暗。这里，我们又看到绘画上运用明暗两种色调强烈对比的表现手法。对比的艺术效果就是层次感。不信换两个字，改成“绿水流田外”，词类对仗，平仄格律全然不变，只是换掉一种色彩，去掉原有的光感，撤消了色调对比的办法，而形象便完全被破坏掉了，鲜明的层次感也就完全模糊了。所以说“明”字在层次的刻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诗句的重心。

山后有峰，已经点明了层次。又用了一个“出”字，就更增添一番崭然而突兀的效果。诗人先看到的是山，忽然又注意到山背后壁立的远峰，于是用了一个“出”字，把人们的视野又拉出几十里开外。而且山是静的，峰似乎是动的，一动一静，又是鲜明的对比，因此远峰近岭，轮廓清晰。正如同看作画，随着画家的运笔，群山背后又现出一峰，画面上顿时更添一重山势。

现在把两句对比一下：水本来是流动的，但诗人不取其流动而取其明亮，以静写动。峰本来是静止的，但不取其静止而取其崭然突兀，以动写静。诗人的笔把大自然的常态，把人们通常对这常态的认识通通反过来写，这就巧妙地调动了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能力，安排出近景、中景、远景来烘染“层次”的画意，从而使人耳目一新。我想，这两句诗之所以出现鲜明的层次感的艺术奥秘大约就在这里。

透 视

杜甫《绝句四首》中“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句，大约是无人不知的。但自儿时学背这首诗起，一直不理解“门泊东吴万里船”有什么意趣。近读周振甫先生《诗词例话》，他有这样的分析：

黄鹂在翠柳上鸣，白鸳飞上青天。从窗里看到西山上的雪，门口

停着去东吴的船。黄鹏近景，白鹭远景，千秋雪远景，万里船近景。

上联黄翠白青，用了四种颜色，色彩鲜明。这样，就景物的远近和各

种色彩构成画面。千秋雪显得时间永恒，万里船显得空间广阔，含义

深远，那就不是画所能画出的了。（《诗词例话·情景相生》）

读了这一段分析，仍然体会不出“门口停着去东吴的船”怎样会“显得空间广阔，含义深远”，“不是画所能画出的”。关键问题是怎样解释“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句诗。老杜是不是在写他门口真的泊着一艘去东吴的船这样一个近景呢？恐怕不是，还应该是写远景，而且比“窗含西岭千秋雪”更远。首先。“从窗里看到西山上的雪”与“门口停着去东吴的船”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意境上的联系。如果说是时间与空间的联系，船在门口停着，在这有限的范围内怎样体现出“万里”来？如果只因为是条船，而船肯定是要行“万里”的，于 是就用它来体现“空间的广阔’，那么这句诗就呆滞得没有任何情致了。

诗中的画境是前后相衔接的，即使是跳动的镜头也总有内在的联系；断不会近、远、远、近这样随意跳来跳去。所以我们理解第四句要从第三句入手。第三句说的是从窗里看到西山上的雪，但杜甫没有用“临”“迎”‘邻”等字样，而用了一个“含”字。借大的一座山竟然可以“含”在窗内，这是用什么眼光观察到的？实在是一种透视的眼光。这句诗与“隐几唯青山”不同，那纯粹是从窗口向外看山。而“窗含西岭千秋雪”则主要是看窗，连同四方形的窗口一起看到两岭的雪峰，是把窗外西岭之雪和连同方形的窗口放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的。这“窗”，犹如油画的框，而“西岭千秋雪”则是框中的画。这就是第三句的情趣所在，画境所在。“千秋雪”无非是说山很高，高得积雪终年不化，高到雪线以上。这么高的山而可以象一幅油画一样嵌在（含在）小小的“窗”中，可见“西山”之远。不远则“含”不入。越远越小，才可以“含”入。所以说这句诗是运用绘画中的透视原理写的。至于杜甫会不会作画，懂不懂透视学则无关紧要。反正这个“含”字表明他的观察、描绘是完全合乎透视学原理的，因此杜宅中以窗为画框的那幅“西山积雪图”也是他画的，而且他只不过是画了一张画，究竟有没有“时间永恒”的意识在里边，似乎看不出来。

现在再看第四句就很好理解了。诗人欣赏过以窗为框的西山雪景之后，再把眼光投向窗外，又发现了奇观：透过他那院门口，又看到辽远的水面上飘着东去的航船。这又是一层画境。那船因为太远了，所以觉不出它在动，只像停泊在那里一样。泊在哪里呢？就泊在杜宅院门的门框中间。这又是一个合乎透视学原理的描绘：他把辽远的“万里船”和杜家的院门口压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以门口为画框，则万里航船竟如泊在门中。只有这样来理解这句诗，把“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一些概念联系在一起，才会出现奇异的画境，为什么说比“西岭千秋雪”更远呢？因为山高、水平，大凡观山觉得近，观水觉得远。我们站在景山上看西山，不是觉得很近么？其实那些山全在几十里、上百里开外。而站在长江大桥上望江面，又觉得几乎远得水天相连，其实并没有那么辽远。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杜甫这首诗所写的景并不是“近、远、远、近”，而是“近、远、更远，极远”。而且他只不过在那里写景，就像画家随便画一张练笔的小幅水彩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含意深远”的微言大义来。这两句诗值得称道之处全在于诗人通过绘画上透视的原理来处理景物的远近，从而显出逼真的画境。

角 度

古来写朝会的诗是不少的，恨总不及“九天阊阖（传说中的天门、宫门）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这两句。封建社会的朝会是怎样的场面，生活在今天的人怕是没有一个亲身经验过的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文艺作品去感受古代的生活真实。这首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人摒除了许多常用的庙堂文学的细节刻画，也没有任何圣明、尊严、诚惶诚恐之类的主观色彩的渲染，却把一个庄严肃穆，气象万千的宏伟场面如画一般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让我们恍若观礼其间，如见辉煌的殿字，如闻衣履窸窣的起拜之声。这两句诗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里。于是要问：为什么不事任何渲染便会写出如此宏伟的场景来？

人们通常不大注意“九天阊阖”这四个字。因为历来把皇帝看成天子，把宫阙比作上界，所以一首写朝会的诗出现这种神化的字眼也并不稀见。但在这首诗里，这四个字的作用却不同一般。它超越通常的比喻作用，一下子就把人间的殿宇推向云端，先给读者造成一个极大的仰角，从而把朝拜者的“万国衣冠”和被朝拜者的“冕旒”从艺术上拉开一段极大的距离，把读者的视线从地下引到天上。

在绘画、摄影中都是非常讲究角度处理的。一个极好的景，可以因角度处理不当而黯然失色；一个平淡无奇的景，也会因艺术家匠心独具的角度处理而顿生光彩，而仰角镜头的处理往往增添许多崇高宏大的效果。所以一座宫殿，一尊神像在画家或摄影师的仰角处理下，顿觉气象不凡。这两句诗的妙处正在于诗人运用了取景的仰角镜头，把“宫殿”推到“九天”之上，让“万国衣冠”遥拜于下，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所以诗与画有着共通的道理：一个被人吟滥了，画滥了的事物，往往会因为作家立意的不同，艺术处理的角度一变而远胜前人。

艺术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壮伟的场面不只是仰角才能体现，俯角也同样可以体现。长江万里图是俯视的角度处理而不是仰视的。同样的道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是想象中的俯视角度。仰角镜头主要表现高远，俯角镜头主要表现阔大，并且通过这种阔大而又反衬其高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诗兼用了仰和俯两种角度，前一句用的仰视角度，后一句用的俯视角度，所以它兼有崇高与阔大两重艺术效果，正犹如观剧，大幕一拉开，就把大唐帝国不可一世的气魄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两句诗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有这样如画的效果，主要应该从取景的角度去玩味。

设 色

白居易《忆江南》词中“日出江花红似人，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之所以使人过目不忘，也是因为诗人把春日的江景写得明艳如画。虽然只有两句，却不意向人们展开了一幅观赏不尽的江南春水图卷。这幅图卷是用极为浓重的色彩，以强烈的红绿对比的手法画出来的。认识这两句诗中的画境，主要要抓住“设色”的技巧。

这两句恃设色强烈，然而却并不使人感到鄙俗。画家布色也有这种手法。比如荷花，本来没有正红色的。荷叶也没有墨黑的。但齐白石、黄永玉却可以大胆地用正红色作花，川湛蓝色甚至纯墨色布叶。这虽是一种夸张，但在艺术上是极真实的，这种真实性就在于画家把色彩的属性强调到绝顶，因而易使人们感受到自然界内在的更纯的素质。在强调色彩这一点上，《忆江南》的作者和画家可谓不谋而合，都取得了异曲同工之妙。“红似火”，把红的属性提到了无法再高的地步，使“江花”红艳而且耀眼；“绿如蓝”，也把绿的属性提高到近于质变的程度，使“江水”深沉而透明。这就是这两句诗取得如画的艺术效果的奥秘。

设色，并非只有色彩浓重，对比强烈才有感染力。如果这样片面地理解绘画艺术也就俗了。浓艳固然是一种美，清淡也是一种美。诗同样如此。有些诗句写了色却不设色，没有色，而其佳处又远胜于设色。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就是如此。诗人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占写早春的诗，全诗并不见得怎样杰出，但第二句却可以说是一句绝唱。早春是一元复始万物复苏的季节，春草将萌未萌，新芽欲吐未吐。这时来到郊原，总会于有意无意之间，朦朦胧胧地望见远处一片似黄似绿，然而走近前来却又了无春痕。这是早春时节特有的景观。这句诗的绝，就绝在紧紧抓住了春草将萌未萌，新芽欲吐未吐的季节特往，似乎使人仍然感到原野上料峭的春寒。待人观察自然的细腻，对于景物的敏感固足以使人惊叹，但更值得惊叹的是他的表现手法：以不设色而见真色。

在绘画中也有不设色的。中国的水墨画即是。不过，准确地说，应是以不设色而设色，于无色中见色。观郑板桥的竹，于浓淡之间确乎看得见他题画诗中所说的“请看十月清霜后，一种苍苍笼碧烟”。观齐白石的水墨芋叶，那饱含着水分的绿叶不是比什么真正的色彩都更真么？所以，上述韩愈诗句中那若有若无的草色，如烟似雾的柳绿，全然是水墨画法所创造的境界：于无色中见真色。

这种以不设色见真色的设色法，不乏其例。如“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等对云气、山色的描写均是。画家的眼力犹如诗人，诗人的笔意亦犹如画家。故诗情中的画意也可以从设色中去寻觅。联系前述《亿江南》的诗句来看，浓艳与清淡两种表现法可以说是浓妆淡抹各得其宜。

从绘画这种造型艺术的手法着眼去分析，认识诗情中的画意，当然不只上述这些，悉心探讨起个实在是很有趣昧的。姑记数点，与同好共玩。

什么是古诗中的“兴寄” 牟世金

讲究“兴寄”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它原是诗歌创作的要求，但“兴寄”的深浅有无，古人不仅常用于诗歌评论，且注重“兴寄”的诗，作者往往有意让它的意味“使人思而得之”，或“以俟人之自得”，而不正言直述。因此，了解这种特点，对阅读或欣赏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古诗的“兴寄”涉及许多复杂问题，本文只是简述它的来龙去脉及其重情意、主兴象的基本特征。

“兴寄”也称“寄兴”。如沈德潜评阮籍诗：“兴寄无端”（《古诗源》卷六），陈廷焯评贺方回词：“寄兴无端”（《白雨斋词话》）；胡应麟既以“寄兴无尽”评《青青河畔草》（《诗薮》内编卷二），又用“兴寄无存”评《柏梁诗》(同上卷三)。元稹论诗评诗则多用“寄兴”，如评“沈、宋之不存寄兴”，说自己的诗“稍有寄兴”等(均见《叙诗寄乐天书》)。所谓“寄”，就是寄托。钟嵘《诗品》评张华的诗“兴托不奇”，也就是“兴寄”平常的意思。“兴寄”可称为“寄兴”，“兴托”也可称为“托兴”，《诗人玉屑》中就有“托兴”一条。此外，如“讽兴”、“托喻”等，也是相近的意思。

所谓“兴”，原是赋比兴的“兴”。赋比兴是汉人从《诗经》中总结出来的三种写诗方法。“兴”的写法就是“托事于物”（郑众《周礼》注引），或“托物兴词”（朱熹《晦诗侍说》）。寄托于某种事物以表达感情的“兴”，也就是“兴寄”或“兴托”。“兴”字的含意是“起”，诗人所兴起的是情，所以，《文心雕龙·比兴篇》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有的便直接说：“兴者，情也”（《二南密旨》）。只是这种情是诗人触发外物而兴起，又寄托于物而表达出来的。由上述可见，古典诗歌的所谓“兴寄”，主要就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描写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兴”或“兴寄”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在我国古代漫长的诗歌史上，还不断有所丰富和发展。

《诗经》民歌富有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加以汉人尊为五经之一，成为儒家的一部经典，更增强了它在古代文学中的权威性，汉魏以后，每当文学创作出现浮华艳丽的严重倾向时，评论家乡强调《诗经》的优良传统以反对过分地追逐形式。兴诗的托物起情，便逐渐受到诗人和评论家的重视，并越来越突出其“起情”的意义。刘勰论比兴，就批评汉代文人“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他第一次明确区分比、兴的小大轻重，认为诗歌创作抛弃了更重要的兴，就远不如周代诗人的《诗经》了。钟嵘评张华“兴托下奇”，就因他的诗“其体华艳”，“务为妍冶”。到陈子昂提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修竹篇序》）也是为反对“彩丽竞繁”，希望恢复“风雅”的传统而强调“兴寄”的。其后，如李白一方面声称“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一方面强调“兴寄深微”（《本事诗》）；直到明人许学夷所论“汉魏五言、深于兴寄，盖风人之亚也”（《诗源辨体》）等，无不是从发扬《诗经》优良传统的要求来讲“兴寄”的。

“兴寄”的这种发展过程中，虽然始终没有离开“兴”的本义，却逐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一种“托事于物”的写诗方法了，而更侧重于用这种表现方法所寄托或兴起的情。“兴寄”逐渐形成和“彩丽竞繁”、“其体华艳”的相对概念，用以指对诗歌应具有充实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的要求。这和整个“比兴”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致的。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论：“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过矣；索其凤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憧关吏》、《塞芦子》、《留花门》 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从白居易在同文中称自己有关“美刺兴比”的诗为“新乐府”，元稹在《进诗状》中称自己的乐府诗“稍存寄兴”，可知“比兴”和“兴寄”的要求是相近的。这种“比兴”或：“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了。用这样的要求来衡量齐梁时期的诗作，自然是“兴寄都绝”。

唐宋以后，诗词的“兴寄”受到诗人们更大的重视。除上举明人胡应麟、许学夷等多次用 “兴寄” 的深浅来评论诗歌的优劣外，到了清代，甚至认为“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冯班《钝吟杂录》）；“伊古词章，不外比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没有比兴就不成其为诗，以至一切文学作品，无不是用比兴写成的，这就把比兴的地位提得更高了。比和兴的共同特点都是托物寓情。唐宋以后“比兴”连用，就往往指托物寓情的共同要求。清代诗人不仅认识到托物寓情的普遍意义，且不满足于一般的寄托，如陈延焯所论：“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白雨斋词话》卷六）不仅要有深厚的寄托，还要有广泛的意义而不专指某一具体内容，情与物之间要有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勉强的比附，才算得“兴”。这样的“兴”，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创作了。古代对“兴寄”的要求，这又是一大发展。

“兴寄”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古代写诗或评诗的重要要求，并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是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兴”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从《诗经》的实际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又为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不断丰富起来的。这样，它就符合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所谓。“诗以言志”，诗歌必然是为了表达诗人的某种思想感情而写，没有任何思想感情的诗是不存在的。但不借助于一定事物、不通过具体的形象而直陈其情，也不成其为诗，至少不是好诗。托物寓情正是“兴寄”的基本特点，它能受到历代诗人的普遍重视，并不断有所丰富，就是这个原因。

“兴”的含意古来虽有种种不同解说，但如“触物起情”、“借物兴情”、“托物寓情”等，大多不能离开“物”的作用，这个“物”，就指事物的形象，所以，“兴”和“象”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古代诗人对“兴”的重视，正因为诗人抒情言志必须通过一定的形象。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刘熙载举以为例说：“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艺概·诗概》）仅仅说“春往冬来”，的确毫无诗味，甚至不成其为诗。运用“兴寄”的托物寓情则不只是为了有诗意诗味，还在发挥诗的更大作用。古代诗词，篇幅短小的甚多，怎样才能使有限的篇幅，容纳丰富而深厚的内容？主要就靠“兴寄”。《诗人玉屑·讽兴》中举到王安石一诗为例：“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此诗乃“送吕望之赴临江”，因其出守临江，使黄雀敢于远飞而无遭捕杀之虑，这确能说明很多问题。所以《玉屑》析云：“诗才二十字耳，崇仁爱，抑奔竞，皆具焉。何以多为！能行此言，则虐生类以饱口腹，刻疲民以肥权势者寡矣。”这里有歌颂，有批判，确是思深意广。

这种“寄兴”之妙，就是充分发挥了形象的作用。钟嵘《诗品》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这话发展成古代诗话中的名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其实，能发挥“有余”或“无穷”作用的主要是形象，所以，“深得文理”的刘勰在《物色》篇提出：“物色尽而情有余。”“物色”就是事物的形象，上举王待就是借“黄雀”这个形象而“情有余”的。古人常讲意在言外，也就是借助形象而产生的象外之意。如《六一诗话》引梅圣俞所举诗例：“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诗人并不直言旅途的愁苦，但他们描绘的形象不仅表明了愁苦，且生动地再现了途中早早晚晚的愁苦之状，它比直言愁苦更为感人。这种可贵的经验，古人曾做过许多总结。如李东阳《麓堂诗活》所说：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

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这段话可以作为本文的小结，它具体说明了：“兴寄”的特点和作用。直质的陈述，只能是言尽意止，没有感人的力量。必须把感情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这种形象中受到感染，才能产生意味无穷的作用。细心体味我国古代诗词，不仅会发现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也有助于领略其独特的艺术趣味。什么是“隔”与“不隔” 黄葆真

“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

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魂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

忆王孙。——《少年游》。”

这首小令是欧阳修的名作。它与林通的《点绛唇》“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梅尧臣的《苏幕遮》“露堤平，烟墅杳”，并称为词中歌咏春草的三阕绝调。但是王国维认为，其上片“语语都在目前”，是成功的，而下片则是失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上片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三月春色的美妙图画。作者意在咏草而着墨于人，写一深闺少妇，凭栏远眺，睛川历历，碧草连天，她的心也随之飞向天涯，系念着远行的亲人。这里直接写草的虽然只有“暗碧”一句，但读者却从少妇的思绪中感受到萋萋芳草，绿遍天涯了。象这样写无情草木映入思妇之眼，融进离人之情，就不仅境界广远，而且真切动人。下片呢？还是紧扣春草来写的，但却连用了三个典故。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有一名句为“池塘生春草”，这里就用“谢家池上”暗指春草；又因为江淹 《别赋》 里写道：“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江淹浦畔”，也是暗指春草；另外，《楚辞·招隐上》中又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词中疏雨黄昏，更忆王孙云云，便由此化来，说的还是春草，然而，这三个涉及春草的典故所出的三篇作品，所写的生活境遇，思想情感，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同样描绘了春草，但三者的具体意蕴却差别很大，把它们堆砌在一起，既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也没有表达出真切的情感。不知典故出处的人，读来固然不知所云；知道典故出处的人，也只懂得下片事事都说春草，除了感到由辞采、声律带来的低度的形式之美以外，很难与作者的情感共鸣。总之，这首小令的上、下片，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给予人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这在人们以诗词为对象的审美活动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虽然早就引起了中国古代理论家们的注意，但直到王国维才用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对它作出了理论概括，这就是所谓“隔”与“不隔”。王国维说：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

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

二句，妙处唯在了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

游》咏春草上半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

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

为了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

如此，方为不隔。

（《人间词话》第40、41条）

王国维提出了“隔”与“不隔”这对审美概念，但他只举实例而未加界说。我们根据他所提供的实例来分析，可以知道，“隔”与“不隔”是对诗歌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作出的综合评价和集中概括。从横的方面说，主要有“情”、“景”、“辞”，三大因素；就纵的方面讲，又包括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三个环节。分开来看，三大因素、三个环节，彼此不同，各自为用，任何一点处理不当，都能影响审美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隔”；反之，要使作品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不隔”，那又必须诸因素、诸环节辩证统一才行。以写“情”而论，王国维认为，“真”则“不隔”，涂饰则“隔”。前面所举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两个写情而不隔的例子，其共同特点都是直抒真情，略无隐饰，而《人间词活》的第六十二则中，他又指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久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

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深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贞有淫、有高尚有鄙下，其伦理价值是不同的。但若发之于诗，却只有“真”才能美。不真就不能动人，不真就不能使人产生美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因而赞扬“诗人篇什，为情而造立”，批评“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杜甫为诗“直取性情真。”刘熙载评郑板桥“书画是雄还是逸，只写天真”。他们都认为“真情”是艺命作品中美的基础。王国维进而指出，生活中的淫鄙之情，在诗词中出之以“真”，就可以使人产生美感。相反，生活中的高尚情感，在诗词中涂饰出来，成为游词，人知其假就不觉其美了。可见以“情感”为审美对象的诗词作品，其“隔”与“不隔”，表现为真与不真，实质为美与不美。写景体物之作，其“隔”与“不隔”的实质也在于能不能使人产生美感以及产生什么程度的美感，但其所以能使人产生美感又与写情不同。因为它主要在于得景物的“神理”，而不迫求形貌的真实。王国维说：“美成（周邦彦）《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姜夔）《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周邦彦以一十六字，不仅画出了雨后新荷（生动的）视觉形象，而且让人感觉它的勃勃生机。姜夔的《念奴娇》、《惜红衣》二词同为写荷之作，其中也不乏“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之类的名句，但却不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秋荷之美。其主要原因就是姜夔没有把握住“荷之神理”。至于“辞”这个 因素当然也很重要，因为它是物化的手段、信息的载体，其自身又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是，情、景、辞这三大因素，对于构成诗词的审美价值，只有相对的有限的独立作用。艺术作品的“隔”与“不隔”，也不是三者相加的失败或成功，而是三者按照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辩证运动、自然融会的结果。而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则是创作——鉴赏过程中，艺术思维的三个主要环节。

首先，在诗词创作的构思阶段，能不能在诗人头脑中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这是决定“隔”与“不隔”的第一个环节。但艺术境界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艺术思维，使主观的情、志、意与客观的物、景、境，达到辩证统一、自然妙合。中国的诗歌理论家们，有的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晞文《对床夜语》）。有的说：“景中带情，而有骚雅”，“情景交炼，得言外意”（张炎《词源》）。有的说：“‘诗本乎情景„„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谢榛《四溟诗话》）。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作出了更高的概括。他在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总之，从观物得意，因景生情到情景交炼，意与境浑，这就是物我统一，情景妙合，在诗人头脑中初步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的过程。不过，这种艺术境界只有诗人自己能感觉它，它虽然鲜明生动，但往往稍纵即逝，因此优秀的诗人不仅善于运用艺术思维捕捉到生动的艺术境界，而且善于及时地把它物化进语言文字。王国维说：“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这就是说，诗词作品“隔”与“不隔”，不仅要看诗人头脑中有没有形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还要看诗人能不能把它“镌诸不朽之文字”，否则读者还是不能“自得之”的。因此，境界的物化是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当然在实际创作中，境界的形成和境界的物化，一般是交叉进行的，很难从时间上分出先后。在境界的物化阶段，造成“隔”与“不隔”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处理艺术境界与声律、词采的关系。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刘熙载说：“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他们都强调词采、声律与艺术境界的高度统一，要求语言文字须把意境充分物化。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另外一类作家，他们程度不同地忽视意境，而把词采华茂，声律谐合，当作诗词创作的主要目的来刻意追求。出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自西汉以后脱离了口语，而以书面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向前发展。在文学创作中，“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也因此成了基本功。在诗歌创作中，古近体之隶事用典自不必说，就像词这种新兴的韵文形式，其文学语言本来是比较接近口语的，但从北宋开始，也逐渐走向文字化了。周邦彦的作品就已经以善于融化前人诗句而闻名，而辛弃疾则进而将经史杂说，任意驱遣了。如果作为物化意境的手段，典故事义用之得当，它所容纳的信息量，确能超过一般词语，可使作品既有合蓄蕴藉之致，又增辞采声韵之美。但是，如果把这一艺术手段绝对化，甚至当作艺术创作的目的本身来追求，就违背了诗词创作的基本规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或不能将意境充分物化，或根本没有将意境物化，人们读来，其上者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其下者则除了形式之美外，就别无所有了。王国维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说的就是姜夔没能把意境充分物化，而过分注重了词采、声律本身。至于张炎批评吴文英之作“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可以说是指吴文英几乎没有把意境物化。例如：“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亏不蘸芳洲。”这是《声声慢》——闰重九饮郭园词的前三句。他大约是要写修竹垂柳，掩映楼台的郭园之美。我们不能说他头脑中没有构成美的境界，但他物化这一境界时，却以“檀栾”代“竹”，“婀娜”替“柳”，“金碧”暗指“楼台”，几乎成了一串哑谜，而境界全无了。词中的替代字象 一堵高墙，把作者与读者几乎隔绝了。当然，在诗词创作中，使事用典“替代”，而终于“不隔”者，也不乏其例；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马上琵琶关塞黑”以下，一口气连用了五个有关离别的典故，因为它“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一向反对诗词中“隶事”、“替代”的王国维，也说它是“能品而几子神者”(《人间词话》删稿第十六条)。由此可见在诗词创作的意境物化一环中，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不在于物化手段即“辞”本身，而在于“辞”能否把意境物化，或物化的程度如何。

境界的复制，这是诗词作品“隔”与“不隔”的最终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隔”与“不隔”，也主要是指物化在诗词的词采、声律中的艺术境界，能不能在读者的头脑中被近似的复制出来。当代西方，有所谓“接受美学”者，认为一切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一为创作意识，二为接受意识。作者物化在作品中的创作意图，必须经过读者调动生活经验，发挥主观想象，进行丰富、补充、具体化，才能够实现。我们不赞成那种过分夸大读者作用的观点。因为在鉴赏活动中，作者、读者这对矛盾的主导方面还是取决于作者能否创造出鲜明的艺术境界及其物化的程度如何。读者固然可以调动自己的想象对作品的艺术境界进行再创造，但是读者在再创造时使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还是由物化在词采、声律中的有关信息唤起的。被唤起的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由物化在作品中的信息的内容、性质所决定的。物化在作品中的艺术境界的有关信息，能否被读者快速而明晰地感知到，以及它被感知以后，能否迅速、明晰而且大量地唤起读者的有关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进而引导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迅速而明晰地创造一个近似原作的艺术境界，这个区别就是“隔”与“下隔”。能则“不隔”，不能则“隔”，其快速、明晰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程度不同的“隔”与“不隔”。王国维说，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就是指物化在其中的艺术境界，能够在读者头脑中迅速、明晰地复制出来，而其语言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对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具有特别强大的召唤的力量。而下半阕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仅只能唤起读者在欣赏有关作品时曾有过的审美感受的余波，加上这些感受的属性不同，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因此就不能不觉其“隔”了。

第四篇：七夕爱情诗词精选(三)

七夕爱情诗词精选

（三）---七夕节古诗

辛未七夕

唐李商隐

恐是仙家好离别，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归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七夕

唐·李商隐

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七夕偶题

唐·李商隐

宝婺摇珠佩，常娥照玉轮。

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

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

明朝晒犊鼻，方信阮家贫。

壬申七夕

唐·李商隐

已驾七香车，心心待晓霞。

风轻惟响珮，日薄不嫣花。

桂嫩传香远，榆高送影斜。

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

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

唐·李乂

桂宫明月夜，兰殿起秋风。

云汉弥年阻，星筵此夕同。

倏来疑有处，旋去已成空。

睿作钧天响，魂飞在梦中。

七夕寄张氏兄弟

唐·李郢

新秋牛女会佳期，红粉筵开玉馔时。好与檀郎寄花朵，莫教清晓羡蛛丝。

七夕宴悬圃二首

唐·李治

羽盖飞天汉，凤驾越层峦。

俱叹三秋阻，共叙一宵欢。

璜亏夜月落，靥碎晓星残。

谁能重操杼，纤手濯清澜。

霓裳转云路，凤驾俨天潢。

亏星凋夜靥，残月落朝璜。

促欢今夕促，长离别后长。

轻梭聊驻织，掩泪独悲伤。

七夕

唐·李中

星河耿耿正新秋，丝竹千家列彩楼。可惜穿针方有兴，纤纤初月苦难留。

七夕泛舟

唐·梁锽

云端有灵匹，掩映拂妆台。

夜久应摇佩，天高响不来。

片欢秋始展，残梦晓翻催。

却怨填河鹊，留桥又不回。

乞巧

唐·林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七夕

唐·刘威

乌鹊桥成上界通，千秋灵会此宵同。云收喜气星楼晓，香拂轻尘玉殿空。翠辇不行青草路，金銮徒候白榆风。采盘花阁无穷意，只在游丝一缕中。

奉和七夕宴两仪殿应制

唐·刘宪

秋吹过双阙，星仙动二灵。

更深移月镜，河浅度云輧。

殿上呼方朔，人间失武丁。

天文兹夜里，光映紫微庭。

七夕歌

唐·刘言史

星寥寥兮月细轮，佳期可想兮不可亲。

云衣香薄妆态新，彩輧悠悠度天津。

玉幌相逢夜将极，妖红惨黛生愁色。

寂寞低容入旧机，歇著金梭思往夕。

人间不见因谁知，万家闺艳求此时。

碧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

七夕

唐·祖咏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日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七夕

唐·罗隐

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惟恐曙光催。

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

古意

（唐）孟郊

河边织女星，河畔牵牛郎。

未得渡清浅，相对遥相望。

七夕

罗隐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

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

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

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

七夕

（唐）权德舆

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

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

七夕

唐·清江

七夕景迢迢，相逢只一宵。

月为开帐烛，云作渡河桥。

映水金冠动，当风玉佩摇。

惟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

七夕

唐·卢殷

河耿月凉时，牵牛织女期。

欢娱方在此，漏刻竟由谁。

定不嫌秋驶，唯当乞夜迟。

全胜客子妇，十载泣生离。

七夕诗

唐·卢纶

祥光若可求，闺女夜登楼。

月露浩方下，河云凝不流。

铅华潜警曙，机杼暗传秋。

回想敛馀眷，人天俱是愁。

七夕诗

唐·卢纶

凉风吹玉露，河汉有幽期。

星彩光仍隐，云容掩复离。

良宵惊曙早，闰岁怨秋迟。

何事金闺子，空传得网丝。

七夕泛舟二首

唐·卢照邻

汀葭肃徂暑，江树起初凉。

水疑通织室，舟似泛仙潢。连桡渡急响，鸣棹下浮光。

日晚菱歌唱，风烟满夕阳。凤杼秋期至，凫舟野望开。

微吟翠塘侧，延想白云隈。石似支机罢，槎疑犯宿来。

天潢殊漫漫，日暮独悠哉。

七夕赋咏成篇

唐·陆敬

夙驾鸣鸾启阊阖，霓裳遥裔俨天津。

五明霜纨开羽扇，百和香车动画轮。

婉娈夜分能几许，靓妆冶服为谁新。

片时欢娱自有极，已复长望隔年人。

七夕

唐·吕岩

四海孤游一野人，两壶霜雪足精神。

坎离二物君收得，龙虎丹行运水银。

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桥南畔有旧宅。

父子生来有两口，多好歌笙不好拍。

浣溪沙

唐·毛文锡

七夕年年信不违，银河清浅白云微，蟾光鹊影伯劳飞。

每恨蟪蛄怜婺女，几回娇妒下鸳机，今宵嘉会两依依。

七夕

（唐）徐凝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七夕

（五代·后唐）杨璞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七夕醉答君东

（明）汤显祖

玉名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

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韩庄闸舟中七夕

（清）姚燮

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厅红晚气凉。

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

第五篇：《诗词入门三》

三 贵在起步

现在学作诗词的，大致有三类情形：一类是读了些诗词，很想试试，把自己的情意寄托在诗词中，可是从来没有写过，不摸门；第二类是开始写了，但在创作手法、格律形式等方面，不符合古典诗词要求，尤其是平仄不合辙；第三类是基本上掌握了古典诗词创作的要求，但在思想性、艺术性诸方面有高底、精粗、雅俗之分，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第一类情形，贵在起步。鲁迅曾说过，婴儿学走路，迈出的第一步，总是歪歪扭扭，很难看的。可是母亲总不会因为孩子走得难看，而不让他迈出第一步。学作诗词，就要像婴儿学走路一样，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不迈出这一步，你总是站在想作而不会作的诗词门槛外面。怎么迈出第一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急起步。不必等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之后，再去写；读了一些诗词之后，你心中有那种不吐不快的激情，就不要管它什么比兴、格律等要求，把你内心想说的流淌到笔端，写成打油诗可以，写成顺口溜可以，写成“四不像”也不妨。等以后古典诗词读多了，读熟了，逐渐掌握了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诗词语汇、格律要素之后，再将这些原始作品加以修改。其中有的作品，虽然格律不规范，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朴实而自然，也不必重新加工，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若是有条件，请老师修改修改，并请他讲讲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登程可能快当些。起步之后，往往越想写，越觉得自己功底浅，越驱动自己多读诗词，这样便进入了前面所说的读----写的良性循环之中。到了这一步，可以说已经起步登程了。第二种是依样画葫芦。像学书法先临帖、学绘画先临摹那样----结合读诗词，选择那些合自己情意、对自己思路的诗词，按其句式、平仄、韵脚填上自己想抒发的思想感情。许多诗词造诣很深的人也偶用此法，如毛泽东将陆游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步原韵写为：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扫尽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马翁。

鲁迅在“九．一八”以后，为批判国民党从北平抡运文物，而不准大学生逃难，将崔颢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依原句式戏写为：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这种直接的仿作，初学的人是很难达到上面两首诗那样的水平的，也像婴儿学走路一样，总是歪歪扭扭的。别着急，这也象临帖、摹画似的，功到自然成。用这种方法起步的同志要注意：当你还没有掌握格律，尤其学会辨认平、上、去、入四声之前，千万别在你的作品上标以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及词牌名称，因为这种作品往往格律不规范，尤其是平仄不合辙，若是标上了上述名称并发表出来，懂格律的人看了会当成笑话的。用这方法上路，可以分两步走，先顾一头----使画出的葫芦尽量充分、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情意，以后再兼顾格律，尽量做到格律严谨。

第三种是零部件组装。就是将自己曾经背诵熟记的诗词句子、词语组装起来，用以表达自己的情意。例如有个老同志离退下来后，顾虑接班的青年干部难以胜任，可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不仅胜任，而且干得非常出色，老同志不甚感慨，想写首诗抒发一下情感，于是就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诗词中选出适当的诗句，组装成一首七绝：

谁持彩练当空舞，风卷红旗过大关。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第一句是从毛主席《菩萨蛮.大柏地》中摘出的；第二句是从《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摘出来的；第三、第四句都是从朱总司令《攻克石门》中摘出来的。集前人诗句成篇，古已有之，今人亦常试之。董必武《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集杜甫五言诗24句，成五古六章，赞颂爱国华侨陈家庚先生：

子负经济才，（送唐十五诫寄贾待郎）

风雷飒万里。（大雨）

树立甚宏达，（北征）

壮心不肯已。（戏赠友）

览物想故国，（客居）

眼中万少年。（别张十三建封）

卑枝低结子，（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二）

蔓草易拘缠。（寄题江外草堂）

版筑劳人力，（泥功山）

大屋加涂墍。（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诸生旧短褐，（桥陵）

萧疏外声利。（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乾坤几反复，（苏大侍御涣访江浦）

合沓岁月徂。（遣怀）

青衿一憔悴，（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复来薙榛芜。（草堂）

时危异人至，jqk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

六合已一家。（后出塞）

千秋沧海南，（八哀诗张九龄）

窈窕桃李花。（喜晴）

山色佳有余，（五盘）

深意实在此。（塞芦子）

俯视但一气，（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万里苍茫水。（忆郑南）

作集句诗也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技巧，必须对某一名家的诗读得很多，理解很深，背得很熟，记得很牢，用得很活，初学者是很难达到的，但可以学作借句诗，即借古人诗句或诗中词语组装成诗篇，抒发自己的情意。借句有明借、暗借两种。

明借，即把古人诗句直接引来，或者稍稍改变用在自己的诗里。例如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尾联：“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句是直接借用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中的下句的。又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将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稍加改变而成的。《七律 ．答友人》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化用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句。《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化用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无伦”句。

暗借，即把古人诗句拆成零件，组装成部件，用到自己的诗中。这种暗借，一眼很难看

明。别人的作品，不敢胡猜，这里不避自荐之嫌，说说自己的。我写诗是从零部件组装起步的。直到现在还保持***惯----每当构思立意之后，就在自己记忆库中翻箱倒柜，搜寻、选择那些适合表达自己情意的诗句、词语，然后加以改作、组装，尤其是那些应酬诗，基本上是组装品。这里试举两例：

“双拥”（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五十周年之前，有位同志作了一幅写意画：筐筐、篮子里里外外画了许多萝卜、白菜之类的蔬果。她要我题一首诗，表达对“双拥”五十周年的纪念。这是急就篇，来不及立意构思，就直接到记忆库里寻找零配件搞组装。首先想到的是“双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的，要从李白、杜甫那里是很难找到适当的零配件的，所以先从老一辈革命家抗战诗词中搜寻，当然排在第一位的是毛主席的诗词，记得毛主席在1943年写过一首《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开头两句是“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采薇”是《诗.小雅》中的篇名，其诗描写戍边抗击外族入侵的兵士久历艰苦，在回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取得“采薇”这一零件，就很快得了第一句：“块根白菜采薇吟”。有了第一句，第二句就好办了。看到画面上的筐筐、篮子，想起《孟子》上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写下了“箪食壶浆鱼水情”。人家请你题诗，总得对此画表示点恭维之意，而且写诗是“感情用事”，总该有点艺术夸张。所以第三句写了“泼墨素笺笺瑟瑟”。一搞艺术夸张，自然会想起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于是又从他的《战城南》中搜寻到两句：“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其中“洗兵”出自《史记.•周本纪》：周武王伐纣时，天雨为之洗兵器，后以此喻有道伐无道的胜利进军。于是第四句就出来了：“似闻天雨洗兵声”。这算不算“意识流”？我也说不清！半似吟诗半打油，当场交差：

块根白菜采薇吟，箪食壶浆鱼水情。

泼墨素笺笺瑟瑟，似闻天雨洗兵声。

另一例也是为他人题画。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其中有这么一段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我读了之后沉思悠悠，想谱入平平仄仄平，但是写诗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要用形象思维，我一时又捕捉不到适当的形象。正巧，那时总政老干部学院莲花池分院的同志，送来一幅山水画，配上一首七绝，要我修改这诗。那画可谓气势磅礴：云海、群峰、瀑布之下，一湍急流，岸边几株苍松，悠然自若，似听急流欢唱。于是，借他杯里酒，浇我心头块，诌了首五绝：

云海漫千峰，飞流下九重。

逝川滔不绝，兴废语苍松。

拙作中的”逝川“是从李白《古风》：”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温庭筠《苏武庙》：”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和毛主席《七律． 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中借来的。用在这里，既反映画境----急流滔滔不绝逝去，又比喻时光老人滔滔不绝地叙述历史教训。”兴废“是从刘禹锡《金陵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和叶帅《八十抒怀》：”八十无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中借来的。由于”兴废由人事“与”兴亡在吏治“意思相似，暗喻着时光老人向苍松滔滔不绝讲的历史教训的内容，这样就与总书记那段讲话中的精神相扣。

用这种方法起步比较容易上路，采用”急起步“和”依样画葫芦“方法开始的，也得通过”零部件组装“阶段，才能步入门槛。用这方法起步，须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读过相当数量的诗词和古典文学作品。

前面曾讲过，现代人写旧体诗，是把古典诗词作为工具，表达自己的情意，这不仅要仿其框架结构，而且还要选用其建筑材料，就是说，要选用古典诗词语汇。”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对酒》）可以入诗；”鸡蛋一斤三块八“则不像诗句。”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

娃劝不休。“（白居易《登城夜宴》）是诗句；”卡啦ＯＫ先生唱，高级香槟小蜜陪。“虽然平仄合辙，对仗也凑合，但不能算诗句，只能是打油。诗与打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合乎格律，主要看有没有艺术美感和深广的意境。据说唐朝有个姓张的，以榨油为业，人称张打油，能诗，曾作咏雪诗：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爱新鲜的心理，古已有之，就像象前几年扯开嗓子唱电影《红高梁》插曲似的，这诗一下子就传开了，并且出了名，当时和后代不少人偏偏愿意效颦，于是就把这种俚俗诗，以始作俑者之名名之，称为打油诗。至于有的人表示谦逊，把自己的诗称为打油，那是另一回事。开始学写诗，难免打油味较浓，随着读诗词和古典文学作品的增加，典雅词语的积累，运用技巧的磨练，便会油味越来越淡，诗味越来越浓。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填词不仅不排斥俗语、俚语，而且为了增强词的韵味，还要艺术地运用口头活的言语。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谈，这里从略；二是旧体诗用语虽讲究典雅，但有些诗，尤其是政治讽刺诗，诗人有意加点”油味“，以增强其幽默讽刺的艺术效果。古人诗中不乏其例，如唐人曹邺《官仓鼠》：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这首诗用口头语，咏官仓鼠，画贪官污吏像，把当时的吏治腐败，骂得个痛快淋漓。宋朝大诗人苏轼《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诗人借以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之无限感慨；寓庄于谐，正话反说，借”孩儿“讽刺”愚且直“、”无灾无难“的当朝公卿。

又如鲁迅的《学生和玉佛》：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北平危急，国民党政府抢运故宫文物和团城玉佛；同时对大学提前放假、学生逃考之事予以训斥：”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鲁迅写了上面那首诗予以鞭挞。

打油还能以诙谐反映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聂绀弩，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文学家，1957年遭厄运，十年浩劫中备尝肉体折磨，在北大荒”劳改“期间写了许多格律严谨的七律，典雅中掺以打油，或打油中缀以典雅，反映他在逆境中从未悲观颓唐，对生活充满乐趣，对前途充满信心，读来既有谐趣又很感人。他同遭同样厄运的万枚子一起舀粪，写了两首七律，兹录其一：

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萧萧。

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稀稠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整首诗是打油体，其中巧妙地用了几个典故：”燕昭台“：相传燕王为延请天下士，筑台置千金于其上，名黄金台。诗人借以喻黄色的粪堆，读来使人忍俊不禁。”白雪阳春“：是将战国时楚国高级乐曲”阳春白雪“的语序颠倒了一下，借以喻同遭厄运的两位文人，并同”苍蝇盛夏“相对仗，妙趣横生。”澄清天下“：典出《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借以抒发诗人在含冤中，还充满革命战士的责任感、自豪感。这样的诗若无坚定的革命信念、深厚的古籍知识、娴熟的艺术技巧，决不能写出来。

聂绀弩认为，作诗有娱乐性，完全不打油，等于”自讨苦吃“。我以为，这是对旧体诗已经有一定的功底的人来说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打油是高级打油，和那种不讲比、兴，不讲格律的打油完全不同。所以，学诗词起步之后，首先还应在基本功上下功夫，多积累古典诗词语汇，若是停滞在低级油腔上，是很难上路的。待到功夫深，自会典雅、打油恰到好处，挥洒自如。

起步之后，要较快地上路，需要经常练习。练习就需要有点外力推动。譬如，有条件的，可以组织个诗词学习班，一定时期内号召学员写几首诗词，选出一批比较好的作品编辑出版诗词选集。又如爱好诗词的朋友相互酬唱，你来一首，我和一首。因为读了朋友的作品，往往会引发自己的诗思，同时又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得不应酬一下。前人许多好作品，是在酬唱中产生的。例如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放言五首》等都是和作。还有个办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压，规定每周或每月写几首习作。学诗词，起步之后，打打停停，一曝十寒，是很难上路的。

学诗词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及格了呢？开始标准不要定得太高，达到以下三条就算及格了：

第一条，有真情实感。品评诗词有所谓”三真“，即真情实感、真积力久、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就是说写诗词要抒发自己的真情意，不能无病呻吟，也不能抄袭别人的。真积力久，就是说要下真功夫、持久地日积月累知识，所谓”一分神来，九分汗下“（郭沫若）。真知灼见，就是说不落老套，有自家的新意，所谓”意必己出“，”意新语工"。其中真积力久和真知灼见，对初学者不能作这样过高的要求。但真情实感却是起码的要求，一开始，路就要走正----你写的东西，必须是是客观现实与你的心灵击撞拼发的火花、从自己的胸中流淌到笔端的；

第二条，表达真情实感不是用政治口号、时髦名词（词中可以适当用些），而是尽量用形象的、典雅的诗词语汇。

第三条，格律基本达标。

初学写作的同志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先学写诗，还是先学填词？一般说，应先学写诗，再学填词。诗是照格律写的，词是照词谱填的。诗句字数有五言、七言两种，句数有绝（四句）、律（八句）、长（十句以上）三种，共六种。而词则复杂得多，词谱以千计，常见的也有几十种，词谱是更严的格律。学会填词，你可以有广宽的选择，恰当地抒情达意，但是若辨四声的基础没有打好，格律尚未调配自如，填词反而觉得拘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