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最终定稿]

第一篇：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

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

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2007-12-16 13:47:01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打击违法犯罪，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裁判是非曲直，维护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这一性质决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是最公正、最讲理的地方，同时决定了司法公正、社会公正在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审判工作最终是用裁判文书表现出来，向当事人展示，向社会展示。裁判文书的内容体现了法院讲法、讲理、讲情，最终实现公正。通常法院的裁判文书讲法、讲情、讲理在文书的主文部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们开始在裁判文书尾部以法官的身份附上“法官后语”，以发自法官肺腑的忠告和劝解。笔者认

为“法官后语”虽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如：许某在丈夫车祸死亡之后，拿到了死者单位给付她的补偿款万元。公婆要求许某返还部分补偿款。根据实际情况，某法院判决许某给付公婆1万元，补偿款虽然得到了法律上公平分割，但公婆与儿媳之间由于诉讼而引起的亲情创伤一时难以修复。承办该案的许法官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把法理与情理融为一体，在裁判文书后面附加这样一段“法官后语”。“金钱无法代替感情，摒弃前嫌，真诚以待，重修亲情是本案当事人及原告子女今后应当深思的问题，也是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当事人收到裁决书后，被告许某在裁判文书末尾看到这样一段循循善诱、意味深长的话，感叹万千，立即履行了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又如某法院毛法官在对两名凶残的未成年的被告人的裁判文书后写了这样一段义正词严、发人深省的法官后语：“虽然你们尚未成年，对法律知之甚少，但面对素不相识 的同龄人，竟会如此凶狠的将其活活打死，难道几年的徒刑能赎回一条人命吗？如果你们还想重新做人，不要忘记自己犯下的致人死命重罪！”。对上述两例“法官后语”适用的对象各有不同，对许某一案，“法官后语”重在教育转化，对两未成年人一案，“法官后语”则重点给予鞭挞谴责。这也是“法官后语”的两大主要内容。笔者了解到“法官后语”这种做法在英、法等国家和地区长期普遍存在，香港地区法官也有采用。某法院是在全国法院中率先引入这种做法，值得借鉴。裁判文书一般而言，是法官裁判案件全过程的反映，主要通过逻辑推理，运用法律来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和需要给予一定法律伦理教育的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有针对性地依法进行教育、启示、谴责、训诫、惩罚，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法官后语”可作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承办人负责拟稿，由审判长核稿签发。“法官后语”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当事人

对裁判结果的理解。因此“法官后语”要确保在法理上讲的明白，情理上讲的透彻，道理上讲的清楚，文字上要简洁流畅，充分体现法官的法律水平和社会阅历，要做到以理服人，决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笔者认为，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法官后语”的运用，但当前“法官后语”的适用确实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以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为核心内容的裁判文书改革的有效形式，一段好的“法官后语”的作用对于审判工作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为了确保“法官后语”的质量，笔者认为必须掌握四个环节：其一，必须从实际出发，渐进而行；其二，只有严格依法裁断，没有法律障碍，当事人情绪稳定，不存在矛盾激化的案件，方附署“法官后语”；其三，只有确实不宜放在裁判文书正文部分，不同于司法建议的内容，并且是合议庭多数法官的群体意志的内容，方可作“法官后语”。其四，不搞一哄而上，不推行硬

指标。这样才能使裁判文书的”法官后语”娓娓动人，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总而言之，“法官后语”是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主审法官在审理完结案件后，书写裁判文书时，综合全案案情，针对裁判实体的主要内容，以表达合议庭人员、主审法官动之以情、言之以理、绳之以法，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理解，附加在裁判文书后的心里话。

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

第二篇：浅谈裁判文书附署“法官后语”适用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打击违法犯罪，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裁判是非曲直，维护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这一性质决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是最公正、最讲理的地方，同时决定了司法公正、社会公正在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审判工作最终是用裁判文书表现出来，向当事人展示，向社会展示。裁判文书的内容体现了法院讲法、讲理、讲情，最终实现公正。通常法院的裁判文书讲法、讲情、讲理在文书的主文部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们开始在裁判文书尾部以法官的身份附上“法官后语”，以发自法官肺腑的忠告和劝解。笔者认为“法官后语”虽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如：许某在丈夫车祸死亡之后，拿到了死者单位给付她的补偿款8.1万元。公婆要求许某返还部分补偿款。根据实际情况，某法院判决许某给付公婆1万元，补偿款虽然得到了法律上公平分割，但公婆与儿媳之间由于诉讼而引起的亲情创伤一时难以修复。承办该案的许法官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把法理与情理融为一体，在裁判文书后面附加这样一段“法官后语”。“金钱无法代替感情，摒弃前嫌，真诚以待，重修亲情是本案当事人及原告子女今后应当深思的问题，也是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当事人收到裁决书后，被告许某在裁判文书末尾看到这样一段循循善诱、意味深长的话，感叹万千，立即履行了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又如某法院毛法官在对两名凶残的未成年的被告人的裁判文书后写了这样一段义正词严、发人深省的法官后语：“虽然你们尚未成年，对法律知之甚少，但面对素不相识的同龄人，竟会如此凶狠的将其活活打死，难道几年的徒刑能赎回一条人命吗？如果你们还想重新做人，不要忘记自己犯下的致人死命重罪！”。对上述两例“法官后语”适用的对象各有不同，对许某一案，“法官后语”重在教育转化，对两未成年人一案，“法官后语”则重点给予鞭挞谴责。这也是“法官后语”的两大主要内容。笔者了解到“法官后语”这种做法在英、法等国家和地区长期普遍存在，香港地区法官也有采用。某法院是在全国法院中率先引入这种做法，值得借鉴。裁判文书一般而言，是法官裁判案件全过程的反映，主要通过逻辑推理，运用法律来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和需要给予一定法律伦理教育的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有针对性地依法进行教育、启示、谴责、训诫、惩罚，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法官后语”可作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承办人负责拟稿，由审判长核稿签发。“法官后语”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理解。因此“法官后语”要确保在法理上讲的明白，情理上讲的透彻，道理上讲的清楚，文字上要简洁流畅，充分体现法官的法律水平和社会阅历，要做到以理服人，决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笔者认为，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法官后语”的运用，但当前“法官后语 ”的适用确实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以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为核心内容的裁判文书改革的有效形式，一段好的“法官后语”的作用对于审判工作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为了确保“法官后语”的质量，笔者认为必须掌握四个环节：其一，必须从实际出发，渐进而行；其二，只有严格依法裁断，没有法律障碍，当事人情绪稳定，不存在矛盾激化的案件，方附署“法官后语”；其三，只有确实不宜放在裁判文书正文部分，不同于司法建议的内容，并且是合议庭多数法官的群体意志的内容，方可作“法官后语”。其四，不搞一哄而上，不推行硬指标。这样才能使裁判文书的“法官后语”娓娓动人，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总而言之，“法官后语”是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主审法官在审理完结案件后，书写裁判文书时，综合全案案情，针对裁判实体的主要内容，以表达合议庭人员、主审法官动之以情、言之以理、绳之以法，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理解，附加在裁判文书后的心里话。

第三篇：关于法官后语的演讲稿

从法官后语来看裁判文书情理的界限

原告邵某系南京某高校九九级学生，被告张某系该校经济系教授。2002年5月8日上午，在上课前，邵某因眼睛疲劳疼痛不适向任课老师张某请假，但未获批准。原告诉称，张某手持话筒对着全班同学说：“你有什么用，不如回家种地”。原告认为老师在公共场合故意侮辱、贬低其人格，伤害其人格尊严，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书的正文之后附加了段”法官后语”，为：随着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当前大学教育阶段已出现了教学双方不和谐的音符，应引起教育界有识之士对传统教育方式改革的理性思考。被告作为老师有传授知识、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义务，对原告的批评是其教育责任心使然，虽然本案中其行为未构成名誉侵权，但亦应掌握教育艺术。原告作为学生，应当遵循学校的作息制度，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应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同时应主动与老师进行思想沟通，而不应曲解老师的善意批评及教育。

法官后语是1996 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判决书中，别出心裁地附上一段对当事人具有教育意义话，并公开发表“裁决文书附设法官后语的思考”一文。从此法官后语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影响，不少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纷纷效仿。具体来说”法官后语”,是指人民法院在规范化的裁判文书之后对案件的当事人所给予的有关法律、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或者就个案所发表的感想、启示一类的简短的评论性的文字;其目的在于于法理之外对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和道德感化,以息事宁人、钝化矛盾。”法官后语”代表着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全体组成人员的有关道德方面的评判或者法律方面的意见,是对裁判文书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的补充和说明;”法官后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由此看来法官后语除了在法理上就案件对当事人进行说明外，主要的是在情理上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我认为，裁判文书不仅要讲法理，也应该讲情理，但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裁判文书中情理的来源，主要是立法的规定和精神。因为法是人制定的，一部好的法律，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一定的情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就是把法中所蕴含的情理开发出来，或者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把法律中应当具有的新情理解释出来，使法律体现人性。上面的案例中法官超出法理的范畴对邵某进行道德教育，我认为是不妥的，这种做法“离析了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忽略了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内涵；况且在”法官后语“中，往往夹杂着过多的法官个人的道德认知，而其个人修养和水准以及道德层次参差不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也使一些以前被人们广泛接纳和认同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得道德的标准产生了不确定性，由此破坏了法律裁判的权威性。因此，裁判文书的情理，本质上不许法外用情、法外说情。

“法官后语“很像英美法系判决文书的附带意见，但是附带意见一般不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它只是对各种可能的事实进行补充的法律说明，其主要内容是法律其目的仅仅是说明性的，表明法官的法律立场和态度，而非教育性的，英美法官始终注意保持自己法律卫士的身份，警惕以道德卫士自居。如果法官后语是就判决进行法律适用或情理方面的说明，则完全可以充实到判决书中;与案件相关的建议，可以在判决书送达时告知相关当事人，而当事人则有采纳与否的自由，没有必要在判决书后附加。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于当前中国裁判文书说理过于机械化、过于简单粗暴的看法，都说我国法官素质不高，没有能力说理，但我认为这是现行司法制度的原因。朱苏力曾经指出，”哪怕是象诸如判决书写作这样的不起眼的技术问题，也不只是一个个人能力的问题，而必须将之同相应的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许多具体的司法制度制约了判决书的说理:一是由于我国不实行判例制度，即使法官写出优秀的判决书来，也只能针对个案产生作用，对其他类似案例作用不大。这就导致法官写作热情不高。二是现行判决书实行的是集体署名制度。即使说理充分的判决书对外公布，社会公众也很难知道到底是谁撰写了这样一份判决书，不能让法官个人产生成就感。既不能额外获得物质利益，又不会获得精神奖励，法官没有动力对判决书精心说理。当然还有其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篇：裁判文书

（2012）浦刑初字第387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10-30)（2012）浦刑初字第387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某，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6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某某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陈某，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齐某，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刑诉〔2012〕36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于2012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卫祖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某，辩护人陈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信用卡诈骗罪

2011年5月起，被告人吴某某向某某银行申领卡号为42703000470****4牡丹信用卡一张，从2011年7月10起至同年9月，其持该卡恶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现和消费，合计人民币98,803.45元，经某某银行多次催款，被告人吴某某拒不偿还。被告人吴某某因诈骗犯罪事实被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其另有信用卡诈骗的犯罪事实。经讯问，被告人对信用卡诈骗事实供认不讳。

二、诈骗罪

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谎称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骗取被害人张某人民币944,800元，后将赃款挥霍殆尽。

2012年6月5日，张某将被告人吴某某扭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吴某某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信用卡诈骗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其处十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吴某某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吴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提出辩解；认为在实施诈骗犯罪时没有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进行诈骗，而是以借款为由从张某处取得钱款。辩护人提出在诈骗犯罪中被害人有过错；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中有坦白情节；被告人吴某某系初犯，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诈骗事实

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谎称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先后多次从张某处共骗得人民币944,800元，后将钱款挥霍殆尽。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张某的陈述笔录，证实吴某某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多次骗其钱款，除经催讨归还部分钱款，共被骗上述钱款。

2、证人吴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曾经帮助吴某某归还张某部分借款。

3、被告人吴某某、被害人张某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相关的借条、收条，证实吴某某向张某借、还款的部分情况。

4、被告人吴某某的供述笔录，证实其虚构做生意需要资金，多次向张某借款，钱款被挥霍，除归还部分外，尚有上述钱款未归还。

二、信用卡诈骗事实

2011年5月，被告人吴某某向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行申领卡号为42703000470****4信用卡一张，从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1年9月持该卡恶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现和消费，2011年9月最后一次还款，累计拖欠该行本金合计人民币98,803.45元，经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

2012年6月5日，被告人吴某某因诈骗犯罪被被害人张某扭送至公安机关，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诈骗犯罪事实；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被告人吴某某有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经讯问，其如实供述了信用卡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吴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经庭审质证属实的被害银行的报案材料及信用卡申请材料、交易明细、催收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表格”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吴某某辩解在实施诈骗犯罪时没有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进行诈骗，而是以借款为由从张某处取得钱款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多次供述其以虚构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向被害人张某借款，并得到被害人的印证。故被告人吴某某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已构成诈骗罪，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吴某某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吴某某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吴某某应当两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者。被告人吴某某的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缴纳。本院为保护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根据被告人吴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6月5日起至2025年6月4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的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陆红源 审 判 员 石耀辉 人民陪审员 戴雨珍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 洁

（2012）温瓯行审字第345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2-10-26)（2012）温瓯行审字第345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住所地温州市××海路××号。组织机构代码证76640145-7。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某，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郭溪街道××号。组织机构代码证766401457。

法定代表人章某，负责人。

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于2012年10月2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温某某商处［2012］97号行政处罚决定，本院已于2012年10月23日依法受理。申请执行人请求本院强制被申请人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缴纳罚款225000元及逾期履行加处的罚款。

本院经书面审查，未发现上述处罚决定有《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予执行情形，该处罚决定具备执行效力，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提交的材料符合《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作出的温某某商处［2012］97号行政处罚决定，准予执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圣国 审判员

黄良聪 审判员

薛三豹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赛蓉

（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36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212-3-6)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367号

原告李xx，男。

委托代理人章x，上海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x，社长。

委托代理人徐xx，男，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工作。

原告李xx诉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xx及其委托代理人章x、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之委托代理人徐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xx诉称，原告自2009年12月起在被告处担任蔬菜推销员，并被安排在xxx联洋店工作，2010年5月13日原、被告补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每天工作时间自6时至20时30分，做一休一，每月工资人民币1,600元（以下币种相同），被告并为原告缴纳社保金，合同期限自2010年5月13日至同年12月31日。因招不到人，应被告要求，原告工作时间调整为全年无休，实际每月工资3,800元，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11年1月23日被告在xxx联洋店的摊位撤出超市，与原告解除劳动雇佣关系，并让原告自行找工作。被告撤出xxx联洋店时，由案外人上海yyyy专业合作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yy合作社）接替被告进驻xxx联洋店，原告与yy合作社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然起始日为2011年1月1日，但原告实际系2011年1月23日起为yy合作社工作，yy合作社仅支付了原告2011年1月几天的工资，社保金也没有为原告缴纳。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x确约定根据劳动合同法、本市劳动合同条例建立雇佣关系，被告应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被告从未支付过原告加班工资，也未给原告缴纳过社保金，且2010年12月被告只发给原告该月工资462元，少发3,338元。2011年11月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等，因被告主体不适格，未予受理。现诉至法院，要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即一个半月的工资5,700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

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27.59元（春节3天、元旦1天、清x节1天、端午1天、劳动节1天、国庆节3天、中秋节1天，共计11天×1,600元/月÷21.75天×300%）；

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24.14元（元旦1天×3,800元/月÷21.75天×300%）；

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办理健康证费用120元；

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的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费3,640元（260元/月×14个月）。

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至2010年12月31日到期，合同并未约定任何经济补偿金，期满后合同自然终止，故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010年10月被告退出xxx联洋店，由yy合作社接替被告，原告继续在xxx联洋店为yy合作社工作，并不需要重新找工作，yy合作社接替被告前，被告从未拖欠过原告工资，接替后被告没有发放过原告工资，实际由yy合作社发工资给原告，故不同意支付原告主张的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虽然劳动合同系2010年5月13日签订，但原告于2010年3月起即在被告处工作，由被告安排在xxx联洋店做果蔬推销员，双方自2010年3月起建立劳动关系，至2010年12月合同期满，仅包括2010年清x节、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共计7天的法定节假日，不包括春节、元旦，故同意支付原告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1,600元/月÷21.75天×7天×300%=1,544.83元。对社保费用，基于上述理由，同意支付2010年3月至同年12月的费用2,600元（260元/月×10个月）。原告主张的2011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24.14元，该节假日并不在合同期限内，不同意支付。对办理健康证费用无异议，同意支付。

经审理查x，2010年5月13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合同期限自2010年5月13日至2010年12月31日，„„工作内容xxx蔬菜理货员，工作地点xxx联洋店，„„本合同的工资计发形式为货币，乙方的月工资为1,600元，„„甲方按国家和本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为乙方参加社会保险。2011年11月15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等，未予受理。2012年1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通知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均确认依据《劳动合同法》等签订该合同，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期满，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原告主张2009年12月起即在被告处工作，且实际工资3,800元/月，但就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x，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个半月的经济补偿金5,7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自认原告自2010年3月起在被告处工作，本院予以确认，则至合同到期日2010年12月31日，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未满一年，且合同约定月工资为1,600元，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1,6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被告自认2010年10月yy合作社接替后被告未付过工资，故本院认定被告未支付原告2010年12月的工资。被告主张接替后由yy合作社发放原告工资，则2010年12月工资应由yy合作社发放，然原告予以否认，被告对此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x，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认收到被告2010年12月工资462元，本院予以确认，然基于前述理由，月工资应为1,600元，而非3,800元，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少付原告2010年12月工资为1,138元，应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少付工资3,33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基于前述理由，春节、元旦并不在原告为被告工作的劳动年限内，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对该项请求之主张，与法无悖，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2011年法定节假日元旦的加班工资，该期间亦未在原告为被告工作的劳动年限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费用，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主张自2009年12月起算，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对该费用之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同意支付原告办理健康证费用，本院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600元；

二、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12月少付工资人民币1,138元；

三、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544.83元；

四、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办理健康证费用人民币120元；

五、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人民币2,600元；

六、驳回原告李xx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1元，由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储刘明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丁 叶

第五篇：对法官素质和裁判文书制作的几点看法

对法官素质和裁判文书制作的几点看法

社会上常常对法官的素质进行抨击，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许多学者抑或信马由缰的批判者，是否真正长时间地全面地深入了解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生活、工作经历和内心活动以及法官在体制和制度的旋涡中费尽心机周旋从而忠实于法律信仰维护正义的苦难历程？如果你了解了，会对中国法官表示深切地同情和怜悯。同时，会对法官具有的高素质表示钦佩。

法官的素质是不能完全由文凭和学历来决定的。现在许多舆论界人士和学者言法官素质必以欧美为标准。是的，美国的法制建设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的确科学而完备。我们也应当看到，美国许多著名的大法官并非法律科班出身，但是他们也为美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更应当看到中国的国情。

现实中、舆论上，非法律人士针对某些各行各业都存在的不良或者丑恶现象鞭挞法律人，难能可贵。对于法律人来说，是一种监督和鞭策，即便有些偏激和偏差都无妨，谁让你从事的是这种高尚的职业呢？但是，不少法律学者、律师、法官，喜欢站在自己目前职业的角度非客观、全面地，不公正地相互攻讦，贬损对方，褒扬自己，显然有失偏颇。应验了“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的老话。

舆论界也正在把法官的素质与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联系起来抨击：由于法官素质的低下所制作的司法文书缺乏说理性，从而洋洋洒洒地论证说理的裁判文书应如何制作。从法官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些理论界提供的司法文书的制作标准简直是现代的八股文，对于只受过高中、初中、小学教育的当事人来说如同天书。如果你认为体现司法公正的裁判文书是给当事人看的，是向社会普通百姓公示的，那么你会主张：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在于让普通百姓读懂并认可其公正性。而只有高素质的法官才能写出蕴含公平正义的浅显易懂的裁判文书。

一、我国法官的高素质推进司法改革进程

多年的审判实践使我认识到，法治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的事业，凝聚着审判实践者的经验和智慧，不是在书本上、方格纸上绞尽脑汁空谈的虚无缥缈的楼阁。

法官的高素质体现于他在法律的实践中，主动积极地总结积累司法经验，用自己的灵魂对法之精髓不断理解、咀嚼，并同时指导自己的法学实践，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步行者。法官的高素质还体现于在法的适用中对立法目的的深刻领悟敢冒风险违背某些过时的法条和政策（通常曰之为：“打擦边球”）推进司法改革进程，是一个为了维护法律权威敢于牺牲，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法官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司法经验（法官素质的构成要件这里不再赘述，专家们论证的很全面）。在基层法院正是这一重要素质决定法官能够巧妙地采用民众可接受的同时又不违背法律精髓的灵活方式去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实际上，法律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实践对法律原则和法律理论的创制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实证主义法学家霍姆斯认为法律就是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是经验的总结和体现。法官不能从法哲学的信条和逻辑出发，而要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现状出发来进行裁判。他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 法官的重要素质——司法经验不仅能产生一个公正的司法裁判，还可能推进一个公正的社会。

正是司法经验使得我国的法官有着高超的审判艺术。中国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法律本身操作性不强、并且留有余地，导致执行不力。比如说目前的司法改革，民诉法、刑诉法、行诉法都没有改，各地法院遍地开花地改革，甚至把诉讼法都改了，这不是滑稽吗？其实，诉讼法严格执行到位本身也就达到改革的目的了，无需各自另起炉灶，用行政手腕搞政绩工程。可是为什么不能执行到位呢？这才是理论界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环境和体制的因素加上法院内部的裁判文书签发制度，困扰着法官公正裁判。

签发制度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裁判文书非经相关审判庭庭长、院长签发不得正式发布；二是相关庭长、院长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实质上是对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裁判结论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否决权。从签发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签发本身实际上成为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因为签发人对文书修改时，其实质是对裁判内容的变更；当签发人对文书签发或不予签发时，其实质是对裁判结果的肯定或否定。因此，从本质上看，签发人行使的是一种审判权力，签发行为显然属于审判活动的范畴。这就使得法官是非独立审判，法官对案件的审判权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要受到来自法院内部的各种制约，这就导致法官的裁判文书不能体现审判的真实过程和法官的独立的自由心证过程，严重影响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这样，也极易引起法官道德上的失衡。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上，辩法析理和案件结论完全可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相左。如此，我们法律的终极目的会将如何呢？即便不如此认识，那么要一位法官写出对案件本身通过自己的认识业已形成的观点完全或部分相左的法律文书，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并且很不人文甚至是残酷的。规则的不道德，却要求执行者依照不道德的规则去道德，这是一种很悲哀的桎梏。

中国法官高超的调解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陶冶的。法官为了规避体制和制度的无奈，在解决纠纷和依法办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调解。“从功能的角度观察，法律是调和、协调、折衷这些彼此交叉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或通过直接而实现的保障，或通过对某些个人利益的保障„„法律的目的是产生最大多数的利益，或在最低程度地牺牲其他利益的情况下，产生在我们的文明中份量最重的利益。” [2]法官拿出调解这一“绝活”来实行司法救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这难道不是法官的人格、经验、良心、道德和正义的责任感综合素质的佐证吗？

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实践使中国法官们充分理解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体现。宗旨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及时地救济和补偿。在行政诉讼中法官们目睹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苦难、哀号和示威。他们深深地感到如果通过走正常的诉讼程序，相对人的痛苦不但长时间解决不了也无法平息社会的骚乱，还影响政府的面子。于是他们从国家和社会大局出发,在充分理解了立法目的的基础上敢于违反五十条之规定,向当事人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他们同意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这不仅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及时落实了国家司法救济制度，不仅维护了政府形象和社会安定，从而真正维护了司法权威达到了行政相对人的目的；推进了司法改革使调解结案成为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趋势，最终使得国家的行政诉讼法修改草案基本已经采纳了调解制度。

法官素质的高低是相比较而言的。可以说，在政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商界„„等等，法官的素质相比较来说，不低。当然，现在法官的素质还远远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对某些社会现实的失望转而求助法律，渴望和谐社会的高标准要求。

二、高素质的法官才能制作浅显易懂的法律文书

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低下也是舆论抨击法官素质低的理由之一。那么高素质的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应该是什么样呢？

当前要求法律文书的制作要反映出真实开庭审判过程，要求对证据进行全面分析、评判，举证、质证、认证过程要充分说明理由和法律根据，判决理由要充分、明确地表述出来。要求“辩法析理，输赢皆服”。这些要求不能说不对，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操作？“辩法析理，输赢皆服”。前四个字没错，后四个字可就值得商榷了。“输赢皆服”还要二审做什么？现实中可能吗？

我们的法律文书有没有必要以一种高深的八股形式来出现呢？法律文书的语言、文字、结构应当如何运用、表述、操作呢？“辩法析理”在法律文书中应当表达到哪种层次？许多法律文书长达几千字，甚至上万字，法言法语用得的确专业而高深莫测（姑且抛开滥竽充数、浮夸的文字不说）。遗憾的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法律文书是给谁看的？我们的法律文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谁？是当事人，是老百姓！不是上级法院，不是律师，不是优秀法律文书评定小组。

当然承认，许多法律文书制作的水平相当高，等到法律文书生效后，稍加改动，就成了一篇不错的调研文章或案例分析。试想一下，我们的法律文书的阅读对象，面对一份理论“高深”、词汇专业而隐涩的法律文书作何感想？术业有专攻，就是许多高学历的非法律专业的人士看起来都不见得完全明白，更何况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呢？面对一份这样的法律文书，对老百姓来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记得看过一份香港的有关继承析产案件的法律文书，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通篇文字简洁通俗，平铺直叙，篇幅不长。读起来就像在读一篇短小精悍的记叙文，或者说在读一篇简练的故事。没有多余的话，没有高深的法学理论，理由叙述得很清楚。也没有什么八股的格式、台头等浪费资源而又没有任何用处的废话。让人感觉，只要具有小学文化水平就能看得很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在法律文书中表达出开庭的全过程？为什么当事人的自然情况以及委托代理人的情况要在法律文书中表述出来呢？为什么要写明立案时间、审理期限等等？为什么要写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辩论意见？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举证和相互质证以及法院的认证在判决书中重复地表述出来？这些在开庭时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这些，有必要吗？法官、当事人通过开庭难道还不知道吗？上级法院通过卷宗难道看不明白吗？

案件主体——当事人是案件审理的基础，必须落实清楚。当形成法律文书时，当事人很清楚对方；证据的举、质、认是在开庭中必须要进行的。严格规范开庭程序，法官必须做的。这些在开庭中已经公开进行完毕了（一个法官完成不了这些程序，就不能写判决书），当事人清清楚楚，为何要在法律文书中再表述一次呢？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还是对开庭不完美或者说存

在漏洞的一种补充呢？判决理由，是应当用高深的理论，还是应当用平民化的语言？一切不言而喻。

最高院，省高院，中院它们的法律文书和基层法院的法律文书能一样吗？不同的案件的法律文书能用一种写作模式来固定下来吗？现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为何我们还要用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囿于法官的灵性思维呢？现在的法律文书过度强调技术形式而泯灭了它的真正功能

——法律文书是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回答，是当事人诉讼目的的书面结论，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判断的书面确认。当事人最终需要的是书面结果而不是书面过程，更何况案件审理过程已经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开庭审理，使当事人一目了然了。

法律文书的改革，不应当局限在技术层面，更应当重视法律文书的目的和它的阅读对象以及社会效果。对于法律文书的说理，是法律文书的精髓，但是，决不是仅仅在“本院认为”中去写，应当贯穿于整个法律文书始终。所以，法律文书不应当有任何格式，应当由法官自由发挥，把案件的结论意见写透，把法律精髓写透。并且，必须用平民化的语言，简练、清晰、干净、利落，无需用高深的法律术语。当然，最高院和省高院的法律文书另当别论。

可以这么说，对于从事审判实践多年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凭借的并不主要是逻辑和演绎，而是凭借着对法律精髓的理解，服从自己的良心，借助于社会经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人伦情理的把握，进行推理而得出的对案件的认识，从而做出裁判。“法律推理是一种独特的纠纷解决办法，它部分是科学，部分是艺术。与科学探究一样，法律推理按照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根据仔细地观察和精心的证据权衡而尽力理性地获得结论，然而，与艺术一样，法律推理的结果亦反映了‘艺术家’——即法官的裁量选择。法官的选择和艺术家的选择一样，反映了个人的偏见、恐惧、渴望和公共政策的偏好。”[3] 法官，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把一份法律文书制作的深奥，不是难题。这是法官的专业知识所要求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体现不了法官的水平。通俗地讲，这不是本事。但是，作为一名法官，把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和积累的理论素养以及对法律精髓的感悟通过法律文书这一审判实践的终结形式，平民化、世俗化地表现出来，没有深厚的法学素养和语言文字功底，不一定能做到。就像一名老师，要使他（她）的课让绝大多数学生听懂、学会，没有娴熟深厚的本学科知识是办不到的。

美国“政府向公民发布的宣传材料或文件，必须具有最大的可读性，阅读指数不能超过６级（初中毕业水准），因为当一部分选民看不懂政府的材料时，想想政府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结果？”也正因此目的“由此产生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小政府，一个服务为主导的政府，一个必须考虑选民利益、按程序操作的政府。”[4]

我们强调为人民服务，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就应当在每一个细节上表现出来对百姓的人文关怀。法律文书是法律最直接的在百姓心目中的表现形式。法律，应当让老百姓感觉到便利、实用，应当以一种亲善的面孔出现在百姓面前，而不应当让百姓感觉到它的威严、高深甚至是狰狞。法律，当老百姓感觉到实用、便利，会给自己带来益处时，才会对它从内心尊重、忠诚、膜拜。法律文书也应当起到这种友善和人文的作用。

结论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大国，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能相比，南北差距也很大。各地的风俗习惯也不相同。各省、直辖市不像美国各州那样具有很大的立法权限和自由度。我们不能用沿海发达地区的需求统一制定法律和操作规则，至少目前应当这样理解。当然，也不可能有两套法律和操作规则损害我国法律制度的统一。

这就需要法律人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实践、总结，由我们的法学家指导、引航。而不应该一味地埋怨、谩骂、诅咒。司法改革，理论上应当冷静、全面、超前，实践上应当稍许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我们的法官目前是一群默默无闻、忍辱负重的实践者。职业的磨练，使他们养成了不显山、不露水、不标新立异、不浮躁的谨严习惯和作风。我们法官素质正体现在面对来自社会公众对某些社会现实的失望转而求助法律这一日益飞涨的渴望和需要的压力，面对来自本系统内行政化的领导模式和体制牵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依旧是默默无闻、忍辱负重、严谨工作的法律忠实的实践者。

英国有句民谚：“培养一代贵族，必须付出三辈子的心血”。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法官，必将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事业的祭品。尽管话说得有些宿命和悲凉，但是也容不得我们退却和逃跑。任何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必然会有牺牲。我们不悔，因为我们无愧于我们的所学的知识和智慧，无愧于我们的默默无闻的伟大实践，无愧于我们的一腔热血。我们的法官素质正体现在用我们的法学知识和智慧无怨无悔地充当法坛的祭品，为培养一代精神贵族——具有高度文明素质的法官，我们甘洒一腔热血！我们无愧地说我们的法官素质是高的。

我们的法律文书不应当是新八股文，不应当是理论调研文章，不应当高深，应当是绝大多数百姓能顺利读懂的普通读本。高素质的法官才能且必须制作出浅显易懂，充分说理，使老百姓领会透彻，人文亲善的裁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