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水稻协会引领农民增收
水稻协会：引领农民增收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21 作者：赵衍波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以出产“响水”牌、“镜泊湖”牌大米久负盛名。但在１９９９年采用客土造田技术以后，虽然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产量，质量却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渤海供销社的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原有的为农服务体系和功能基本丧失。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我们新组建的班子决定从当地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水稻生产问题入手，利用供销社优势，创办具有合作性质的水稻协会，着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第一步，搞好调查，聘用人才。我们多次深入各村农户家中倾听农民意见，了解农民想什么，需要水稻协会做什么。通过调查了解到，要办好水稻协会，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水稻栽培技术人员，二是水稻生产物资供应，三是水稻产加销龙头企业。有供销社作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主渠道，水稻生产的肥、药、膜、具供应不成问题，我们还有响水米业、镜泊湖米业做依托，龙头企业也不成问题，缺的只是技术人员。为此，我们聘请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水稻农艺师朴锦春作为协会的技术专家，常年为稻农提供技术服务。
第二步，打好基础，抓好示范。为了把水稻协会真正办起来，我们积极争取牡丹江响水米业等龙头企业予以扶持。响水米业承诺每年给订单任务１０００吨。２００１年，我们考虑到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根据实际能力先发展５０个订单户，落实水稻种植面积７５０亩。经过一年的试点示范，水稻增收效果明显，订单内水稻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０．２元，并由响水米业全部收购。
第三步，成立协会，规范运作。经过紧张筹备，宁安市渤海水稻协会于２００２年８月正式成立。协会下设１５个水稻分会、１个水稻物资科技服务中心、１个大米专业合作社。为满足会员和农户的技术需要，我们特聘东北农大５名水稻专家做顾问，并有１名专家长期坐堂服务，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水稻协会实行“六统一”，即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价格、统一收购、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为会员和农户提供全程综合配套服务，初步建立了专业化生产服务体系。
水稻协会成立后，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为会员和农户提供水稻生产经营的系列化服务上。
产前服务。根据《全省Ａ级绿色水稻种植技术方案》，同会员签订《绿色水稻种植订单合同》，由协会常年提供免费服务。为保证品牌质量，组织由会员代表、协会理事、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先后到省农科院、东北农大和水稻研究所学习考察，把已认定的品种收集起来，组织专家鉴定，邀请龙头企业负责人、协会理事参加“品尝会”，选出品质好、口味佳、粒形美的品种，供会员和农民选择。品种最终选定后，我们再请有关专家讲授品种特征、种植要领及要求，严格按照《Ａ级绿色水稻栽培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生产。
产中服务。第一是保育秧。俗话说：“秧好半年粮，壮秧产量高，秧苗壮不壮，就看播种量。”为了确保育出壮秧，我们采用了东北农大金学泳教授发明的“三超”水稻栽培技术，要求农户按规程操作，为水稻在后期生长过程中抗病害、抗低温、抗倒伏打牢了基础。第二是搞好病虫害防治。在水稻的每个生长期，我们都要将《预防措施方案》及时通报给各水稻分会和农户，并派人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操作。第三是指导科学施肥用药。近两年，宁安多雨寡照，稻瘟发病率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制订了《施肥施药科学管水方案》，印成小册子发放到每个会员手中，指导他们科学施肥用药。小朱家村过去由于施肥用药不合理，水稻单产和质量一直很低。自该村加入水稻协会以来，我们对全村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使该村迅速跨入科学种田的先进行列。
产后服务。每到秋收季节，协会都要求会员和农民分品种单割、单打、单拉、单送，防止品种混杂；对预留的种子，收割前要到地中选优分离，复壮繁殖，防止退化。为避免会员交粮过于集中，我们还同米业公司制订了会员交粮日程表，做到统一收割、统一交粮、统一结算。这几年，由于稻子水分大，不能按时交粮入库，农民还贷出现困难。我们及时出面同米业公司协商，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还贷问题。在搞好产后服务的基础上，每年水稻销售完毕后，我们都要召开协会理事会，总结一年来水稻生产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制订第二年的协会发展计划。
创办水稻专业协会，使我们供销社和广大农民尝到了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甜头。目前，水稻协会会员达１５００多户，发展绿色水稻种植面积近１．６万亩，每亩比非会员户增产三到五成；每公斤水稻售价在１．８元以上，比非会员户高０．２２元，仅此一项人均增收就达１５００元。今年，我们又在会员中推广了东北农大“两段育苗”这一高产新技术，预计可使水稻单产增加二三百公斤，每亩增收近５００元，农民增收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水稻协会会长）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干果助推农民增收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干果助推农民增收
今来以来，孔氏乡党委以两保三带四规范为统领，干部住村包扶活动为契机，紧紧抓住县委县政府实施“西菜东果”战略有利时机，突破就党建抓党建的工作模式，因势利导把基层党建工作有机地融入到培育适宜本地发展的干果产业，确立了“项目促党建，项目促农建，项目带人才，党建带经济，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乡党委、政府积极争取、协调干果片区扶贫开发项目落户我乡，该项目计划新栽植核桃树11500亩，今春实际栽植10930亩，其中：加密3000亩（实为1500亩），耕地4200亩，二坡地、山地5230亩，剩余部分今年秋季完成。项目完成后，可实现人均60株干果树的目标，全乡产业收入可达5000万元。在抓党建促进干果产业培育确保农民增收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乡党委及村党支部核心作用和党员在农村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抓组织龙头，创建党建领办项目机制。
年初，乡党委首先抓党组织这个龙头，注重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统一全乡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认识，坚持把党建工作的“虚”与“实”结合、“软”与“硬”结合、“形式”与“内容”结合，把抓产业、抓发展、抓项目作为2011年乡党委党建工作的重点工作来抓。乡党委决定：把干果发展项目作为党建工作的领办项目，落实领办责任人和领办责任。
二、抓班子建设，筑牢干果发展组织保障。通过干果项目的发展，锻炼了村级班子的工作能力，统一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谋发展、谋出路”的思想和认识。在工作中，对个别软弱涣散的村级班子进行了整顿和帮助，对工作不负责任，阻碍经济发展的少数村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使村级党组织真正成为农业产业项目建设的战斗堡垒。
三、抓党员带动，提升干果产业发展规模。
在发展干果产业过程中，乡党委要求乡党委成员联系具体村进行督导，村支部委员及其他村干部蹲点落实。农村党员带头发展，每户党员户要帮带3户一般农户。由党员干部牵头，成立了“干果专业合作社”，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完善了相关手续，使合作社按章运作，规范发展。洪川村党支部书记时双印带头种植核桃、板栗达上千亩，党员干部牵头成立的马占岩干果经济林合作社投资20万元，整林地1000亩，植核桃树2万多株。
四、抓组织引导，建立干果发展服务体系。
今年在实施干果发展项目过程中，积极落实措施，为种植户提供各种服务。一是乡党委政府多方筹措资金为每户种植户给予补贴，凡种植干果的农户免费提供优质秧苗，并给予一定补贴。二是帮助解决种植户资金投入不足，乡党委积极与农村信用社协调为种植户联系贷款，为种植户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抓好干果销售，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前往河北等地干果营销企业实地考察和联系，签订购销合同，把孔氏干果推向市场，推向县外和省外。
五、抓技术培训，助推乡土技术人才成长。乡党委及各村支部多渠道组织种植户学习干果生产技术，促进乡土人才的成长。一是由乡党委出面，邀请干果种植专家到我乡进行技术和知识讲座，开展对种植户和乡土人才的培训。二是乡党委多次组织村干部、干果技术员和专业合作社主要成员出乡、跨县，到外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先后重点考察了左权核桃种植、汾阳干果种植等。重点学习了组织、种植、田间管理、储藏、营销等各环节组织和管理模式。
六、抓奖惩激励，增强干部群众创业劲头。
在2011年的干果发展工作中，乡党委把干果产业发展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纳入日常工作按月进行考核奖惩。年终，乡党委还将专门表彰一批干果生产种植大户、发展干果生产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同时对干果项目发展工作不利集体和个人给予通报，并拿出新的整改发展措施。
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县级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通过乡村两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乡“抓党建促产业发展”工作将会开展得更有声有色，取得更好的成绩。
典 型 材 料
庞锁怀，男，中共党员，1963年3月生，现任西寨乡党委副书记。近年来，在乡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县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部署，以全面推行“两保三带四规范”农村党建新机制为抓手，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全乡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振奋，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全乡新农村建设的业绩进一步跃升。
一、强素质，树形象，努力增强抓好党建工作的能力。庞锁怀同志自担任西寨乡党委副书记以来，自始至终把提升全乡农村党建工作水平放在了重要位臵，为确保实现全乡党建工作跨越发展。首先，从提高自身素质，提升本人的工作的能力做起，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为抓好党建工作奠定过硬的工作本领基础。一是注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二是注重了党建工作的调查研究，坚持每月有10天左右的时间深入农村基层对全乡的党建工作进行调研，认真了解和掌握全乡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思想状况、发展思路等；三是严要求、守纪律，对全乡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教育，农村干部的考核管理、发展党员等工作，带头执行纪律和有关制度，严格把关，认真负责。
二、抓基层，求实效，努力提升全乡党建工作水平。多年来，庞锁怀同志按照县委组织部的安排部署，在党委的领导下，明确党建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和开展了全乡创先争优等活动。
一是推行党建新机制，实施规范化建设工程。去年以来，在推进党建工作中，始终把推行“两保三带四规范”农村党建新机制作为党建工作的中心，全面推行，全力实施。
全乡21个行政村全部选举产生了村代会主席，特别是“四规范”的推行理顺了农村办事程序，还改善了农村的干群关系，不仅增强了两委与村民的凝聚力，更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今年凡是涉及项目实施、林权改革等重要事项的落实，全部按照“四规范”程序办理，有效破解了诸多问题和矛盾，呈现出良好势头。完成了4000亩退耕还林补植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完成了自筹30万元的沼气整改任务；25万亩的林改正在顺利推进。这些都有赖于四规范的助推。
二是夯基础抓培训，实施“固本强基”工程。
1、抓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项目，1、司家沟村自筹35万元建设了高标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2、直峪寺、茶臼沟村2个新建，三烈、小都、西五川、七截四个村改扩建工程克服了资金不足、路途遥远、拉运材料运费多、成本高等困难，按时按标准全面完成。
2、强化农村干部管理，为深化完善新机制，塑造过硬的干部队伍。（1）、抓培训提素质，切实做到“两委”干部清楚明白，党员群众支持理解。
（2）、抓考评重实绩，把新机制的推行纳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把新机制运用到工作中。
（3）、抓管理乡监督，党委制定了重大项目检查监督制度，主要程序上严格把关，涉及重大开支必须提交村代会或村民大会表决，经乡长审核批准，方可报账。
三是创先争优，实施党员干部引领工程。
开展活动以来，以“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绿色、活力、和谐新西寨”为主题，以促发展建设“四大产业，创星级党员抓五个带头，建五好支部强基层组织”为活动载体，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为目标，扎实有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1、强化领导，周密部署，夯实开展活动的组织基础。在县委动员会后，全乡就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召开了专题会议。
1、成立了创先争优活动领导组；
2、制定了《实施方案》；
3、党委政府班子成员确定了联系点11个；
4、各支部确定了指导员30名；
5、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相结合，做到了党委重视、组织健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围绕工作中心，创新创先争优活动的实践主题。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按照活动方案的目标要求，紧密结合西寨乡的实际情况，围绕全乡的工作重点，把招商引资工作和做强蔬菜产业作为活动的重点，确立了“基层组织争项目，党员干部抓工程”的实践主题。
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农村农业的发展基础。西寨地处偏远山区，长期以来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落后，在这次活动中，乡党委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今后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纳入活动开展中，结合年终考核，要求村村要有动作，截止目前，已经实施和正式批准的项目共计19个，投资1025万元，正在洽谈积极争取的2个，投资930万元。其中，平盛生态园蔬菜交易批发市场，清漳河生态流域治理一期集中灌溉工程。司家沟党员活动室、武家川扶贫养牛项目和茶臼沟、庄窝河道整治工程均已完工，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
二是扭住蔬菜产业发展不放松，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按照县委、政府提出的“西菜东果”战略，把蔬菜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号召全体党员创办蔬菜专业合作社，利用能人带头跑市场，搞营销，今年，全乡茴子白种植面积达到了6280亩，特别是西川八村在党员带领下面积达到1560亩。全乡茴子白产量达到了6500万斤。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全乡六个销售点，其中武家川、宋家沟、漳漕、司家沟四个销售点由党员成立的专业合作社主办，为全乡蔬菜的外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今秋，在推广设施蔬菜过程中，安家庄、司家沟、武家川三个村党员干部带头搞示范，建成大棚蔬菜100亩，为全乡蔬菜产业的提升发展起到了表率作用。
3、积极开展争创“星级党员”竞赛活动。在按照县委组织部实施意见开展活动的同时，全乡出台了鼓励措施，在年终总评后，按照四星村优，五星乡优，六星县优的标准，每颗星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通过开展活动，农村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进一步彰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全乡种植、养殖、销售等各类致富能手300余人，其中党员占52%，达到150余人；
2、全乡农民经纪人，特别是蔬菜营销大户，全乡现有蔬菜交易市场6个，其中4个由党员领办创建；
3、全乡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8个，其中有21个是由党员干部设立领办。
近年来，在党委的领导下，全乡的党建工作得到了提升，为实现全乡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决心、有信心，继续强化学习，深入基层，把“两保三带四规范”农村党建新机制推行好、实践好、运用好、完善好，努力实现全乡党建工作的跨越发展。
第五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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