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

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发表时间：2010-10-25 18:53:00 阅读次数:128 所属分类：合同类参考文件与案例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宋晓明

编者按：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济南召开了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听取了各地法院对当前商事审判工作机制和商事法律适用的意见。针对各地法院反映的一些商法理解和适用中的常见、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在会议总结时作了解答。本报对其中部分内容予以刊载，以利更好地指导商事审判实践。

近年来，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能动调节经济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高度重视对市场经济法律规则和商事法律实践的研究及探索，密切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加强对疑难问题的调研和探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对审判实践中的如下常见问题作一个梳理和归纳，并提供一些初步的意见。

一、公司对外担保效力判断的思考

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和效力，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在此我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基本思路。

首先，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如果公司是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外的他人提供担保，同条第一款则规定由章程决定究竟是需要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决议。可见，并非公司对外提供的所有担保都需要股东会作出决议。只有在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时，是否经过了股东会决议同意才应成为公司担保效力的考量因素。

其次，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比如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直接在为股东的担保函中签字确认的），有观点认为担保应无效，理由是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而既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要求由股东会决议，接受担保的债权人应当按照该款的要求查看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不得以不知道法律为由来主张自己为善意，所以公司未提供股东会决议时，债权人并不构成善意，债权人此时应当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以该担保应当无效。而且，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由于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担保归于无效，所以该款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

我们认为，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也不宜笼统认定该担保无效，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判断。对封闭性公司，比如有限公司或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况且封闭性公司不涉及众多股民利益保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等公共利益问题，因此，能否绝对地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认定担保无效，值得商榷。但是如果是公众公司，比如上市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的担保，属于重大违规行为，侵害了众多投资者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应当认定无效。尤其是在接受担保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时更是如此。应当注意的是，商业银行接受担保时对股东大会决议仅负形式审查的义务，不应要求其进行实质审查，比如即使上市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决议是伪造的，也不应影响担保的效力。

二、需经批准、登记才生效的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这里，批准、登记等手续是该类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在理解时应当注意：其一，这一规定为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变更或排除该规定的适用。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类合同需经批准、登记生效，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无需批准、登记合同也生效。其二，该款是对合同生效要件进行规定，不符该款的合同不生效。应将这里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时所需的登记区分开来，不动产物权转让时未经登记的，只是物权不发生变动，该转让合同仍然是生效的。其三，认定合同法定生效要件规范的效力层次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四，法律、行政法规虽未明确规定批准、登记合同才生效的，但该规定为强制性规范且意在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的，未经批准或登记，合同也属未生效。

合同未生效情形下法律责任的认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本着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原则去处理。我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规定了两种责任方式，即判决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和赔偿损失。在判决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可以继续办理批准和登记等手续的情形下，才能判令相对人办理相关手续，完备法定生效要件；第二，法院应当依据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不应判令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而且，应判令相对人办理相关手续，不应判令审批或登记机关办理审批或登记手续。这涉及到司法权的边界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还应注意的是，如果审批或者登记等事项是针对合同中部分条款的生效，当事人未办理相应手续的，可以认定该条款未生效，而非整个合同未生效。如果当事人对该条款约定了违约责任，在不履行约定义务时，义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涉诉问题的探讨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确定以及能否再据此提起诉讼的问题，涉及到公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我院法释〔2008〕17号《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结合征求到的我院有关部门的意见，我们认为：

第一，在认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时应严格把握认定标准，不能做扩大解释。首先，该债权文书必须以给付为内容。其次，必须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对没有给付内容或没有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不得适用该《批复》。对是否为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应注意结合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书、进行公证时的谈话笔录等进行综合认定。对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当事人因对其发生争议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在当事人能否提起诉讼的问题上，司法实践中还存有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其一，《批复》中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需要明确，尤其是如何协调当事人对该公证债权文书内容有争议和该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关系。而且，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时，是否必须全部经法院的执行机构裁定不予执行后才可以向法院起诉。其二，申请执行期限经过后，债权人起诉时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目前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依据《批复》的规定，只有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法院才应受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批复》制定的初衷是为了简化程序而非否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有利于债权人的角度看，即使其未在申请执行期间内申请执行，也不应认定当事人放弃了诉讼权利。因此，该期间经过后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否则，债权人本为保护自己的债权申请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最终却因此丧失诉讼权利，这是不合理的。其三，申请强制执行期间经过后当事人对公证债权文书中的给付内容重新达成协议的，一方依据该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的问题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认定该公证债权文书重新恢复了强制执行效力，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立他字〔2001〕第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事项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后又重新就其中的部分给付内容达成新的协议的应否立案的批复》规定的精神，视为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这些意见如何取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调解结案的商事案件再审启动方式的思考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进行再审程序；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并需要再审的，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条赋予了上级法院和本级法院院长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权力，但是，这里规定的可以再审的对象仅仅是“判决、裁定”，不包括调解书，所以严格从字面理解，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不能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依职权提起再审。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了调解书，就不能对该案件进行再审。实践中，案件当事人间的调解可能是“手拉手”调解，即当事人间希望通过调解达到案件之外的其他目的，而该目的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比如在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时，为了防止公司日后向自己要求赔偿，该第三人让公司某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然后在诉讼中与该股东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公司免除该第三人的责任。此时表面上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实际上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类调解书的效力应予否定。在法律程序上，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的规定，在作为当事人的公司（原告或第三人）申请再审时，法院发现违反当事人意思或违法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应当进行再审。但是，应当明确，这里的再审仍然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在当事人不申请再审，但调解书确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能否依职权提起再审，需要立法来释明。

五、涉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商事案件审理中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市场主体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这一趋势体现在司法层面上，就是无论是在市场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还是在利益的救济方式上，都存在着竞合、连带、不真正连带、补充等特点，法院对当事人利益的界定和保护往往需要考虑多种法律因素。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和服务者，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行政机关的监管行为、服务行为如果对民商事主体产生损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如何认识这些责任性质、如何设定责任顺序、如何分配责任大小将是需要特别研究的课题。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时常遇到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相交叉的问题，比如在请求撤销房屋错误登记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能否直接对当事人的善意取得进行认定？再如，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我们认为这一条是比较典型的商事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交叉的例子，对登记错误这一事实，真正的权利人既可以向提供虚假材料的商主体追究责任，也可以向承担登记职能的行政机关要求赔偿。对这些责任间的程序设计及协调方式，目前我国程序法上尚无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做法也不完全统一。目前我们正在起草制定《关于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并作出相对统一的规定。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类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重大问题较多，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献计献策。

第二篇：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整理版

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思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发表时间：2010-10-25 18:53:00所属分类：合同类参考文件与案例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编者按：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济南召开了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听取了各地法院对当前商事审判工作机制和商事法律适用的意见。针对各地法院反映的一些商法理解和适用中的常见、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在会议总结时作了解答。本报对其中部分内容予以刊载，以利更好地指导商事审判实践。

近年来，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能动调节经济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高度重视对市场经济法律规则和商事法律实践的研究及探索，密切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加强对疑难问题的调研和探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对审判实践中的如下常见问题作一个梳理和归纳，并提供一些初步的意见。

一、公司对外担保效力判断的思考

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和效力，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在此我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基本思路。

首先，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如果公司是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外的他人提供担保，同条第一款则规定由章程决定究竟是需要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决议。可见，并非公司对外提供的所有担保都需要股东会作出决议。只有在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时，是否经过了股东会决议同意才应成为公司担保效力的考量因素。

其次，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比如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直接在为股东的担保函中签字确认的），有观点认为担保应无效，理由是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而既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要求由股东会决议，接受担保的债权人应当按照该款的要求查看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不得以不知道法律为由来主张自己为善意，所以公司未提供股东会决议时，债权人并不构成善意，债权人此时应当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以该担保应当无

1效。而且，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由于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担保归于无效，所以该款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

我们认为，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也不宜笼统认定该担保无效，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判断。对封闭性公司，比如有限公司或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况且封闭性公司不涉及众多股民利益保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等公共利益问题，因此，能否绝对地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认定担保无效，值得商榷。但是如果是公众公司，比如上市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的担保，属于重大违规行为，侵害了众多投资者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应当认定无效。尤其是在接受担保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时更是如此。应当注意的是，商业银行接受担保时对股东大会决议仅负形式审查的义务，不应要求其进行实质审查，比如即使上市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决议是伪造的，也不应影响担保的效力。

二、需经批准、登记才生效的合同相关问题的分析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这里，批准、登记等手续是该类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在理解时应当注意：其一，这一规定为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变更或排除该规定的适用。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类合同需经批准、登记生效，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无需批准、登记合同也生效。其二，该款是对合同生效要件进行规定，不符该款的合同不生效。应将这里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时所需的登记区分开来，不动产物权转让时未经登记的，只是物权不发生变动，该转让合同仍然是生效的。其三，认定合同法定生效要件规范的效力层次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四，法律、行政法规虽未明确规定批准、登记合同才生效的，但该规定为强制性规范且意在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的，未经批准或登记，合同也属未生效。

合同未生效情形下法律责任的认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本着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原则去处理。我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规定了两种责任方式，即判决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和赔偿损失。在判决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可以继续办理批准和登记等手续的情形下，才能判令相对人办理相关手续，完备法定生效要件；第二，法院应当依据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不应判令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而且，应判令相对人办理相关手续，不应判令审批或登记机关办理审批或登记手续。这涉及到司法权的边界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还应注意的是，如果审批或者登记等事项是针对合同中部分条款的生效，当事人未办理相应手续的，可以认定该条款未生效，而非整个合同未生效。如果当事人对该条款约定了违约责任，在不履行约定义务时，义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涉诉问题的探讨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确定以及能否再据此提起诉讼的问题，涉及到公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我院法释„2008‟17号•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结合征求到的我院有关部门的意见，我们认为：

对没有给付内容或没有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不得适用该•批复‣。对是否为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对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当事人因对其发生争议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

误的关系。而且，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时，是否必须全部经法院的执行机构裁

否则，债权人本为保护自己的债权申请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最终却因此丧失诉讼权利，这是不合理的。

这些意见如何取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调解结案的商事案件再审启动方式的思考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进行再审程序；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并需要再审的，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条赋予了上级法院和本级法院院长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权力，但是，这里规定的可以再审的对象仅仅是“判决、裁定”，不包括调解书，所以严格从字面理解，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不能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依职权提起再审。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了调解书，就不能对该案件进行再审。实践中，案件当事人间的调解可能是“手拉手”调解，即当事人间希望通过调解达到案件之外的其他目的，而该目的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比如在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时，为了防止公司日后向自己要求赔偿，该第三人让公司某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然后在诉讼中与该股东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公司免除该第三人的责任。此时表面上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实际上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类调解书的效力应予否定。在法律程序上，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的规定，在作为当事人的公司（原告或第三人）申请再审时，法院发现违反当事人意思或违法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应当进行再审。但

是，应当明确，这里的再审仍然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在当事人不申请再审，但调解书确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能否依职权提起再审，需要立法来释明。

五、涉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商事案件审理中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市场主体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这一趋势体现在司法层面上，就是无论是在市场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还是在利益的救济方式上，都存在着竞合、连带、不真正连带、补充等特点，法院对当事人利益的界定和保护往往需要考虑多种法律因素。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和服务者，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行政机关的监管行为、服务行为如果对民商事主体产生损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如何认识这些责任性质、如何设定责任顺序、如何分配责任大小将是需要特别研究的课题。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时常遇到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相交叉的问题，比如在请求撤销房屋错误登记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能否直接对当事人的善意取得进行认定？再如，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我们认为这一条是比较典型的商事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交叉的例子，对登记错误这一事实，真正的权利人既可以向提供虚假材料的商主体追究责任，也可以向承担登记职能的行政机关要求赔偿。对这些责任间的程序设计及协调方式，目前我国程序法上尚无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做法也不完全统一。目前我们正在起草制定•关于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并作出相对统一的规定。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类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重大问题较多，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献计献策。

第三篇：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人民法院的金融商事审判工作不仅要通过审理金融纠纷案件，维护金融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而且还应立足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高度，密切关注各类金融案件的动态变化和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在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建言的方式，推动金融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综合反映2010年金融商事审判工作情况，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商事案件的透明度，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现将我院2010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金融商事案件[1]审判基本情况

2010年，我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77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25亿元[2]。受理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12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65亿元[3]。审结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59件、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02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在受理的389件一、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中，主要案件类型包括保险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票据纠纷、信用证纠纷、信用卡纠纷、典当纠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期货合同纠纷、信托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等20余种纠纷类型。其中保险合同纠纷居首，占收案总数的28.3%；信用卡纠纷次之，占22.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居第三位，占收案总数的17.7%（具体详见下图[4]）。

2010我院受理的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收案结构呈现“两升一降”现象

与2009年相比，2010年我院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具体收案类型呈现结构性变化：

1、保险类纠纷大幅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自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以来，社会公众保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纠纷诉诸法院增多；机动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车辆事故频发导致车险纠纷增多；有关新保险品种的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向造成事故的第三人进行追偿的意识有所增强，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理赔等环节仍存在管理和服务缺陷等。

2、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纠纷案件所占比例上升。当前，在市场投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规模均处在较快发展期，这一过程中的违规或不规范做法所留下的纠纷隐患开始显现，相应的纠纷数量有所上升。

3、证券类纠纷案件继续呈下降趋势。随着证券公司综合整治活动的开展，证券经营机构的规范程度提升，进入诉讼程序的大多系前些年证券公司经营违规期间遗留的纠纷，但案情复杂，关联诉讼与纠纷多。

（二）涉外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呈现“三多现象” 2010年，涉外、涉港、涉台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并呈现如下“三多现象”：其一，涉及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明显增多。2003－2008年我院受理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6件，年均不到1件。而2010年我院连续受理了两批共6件申请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原因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虽有所缓解，但局部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2009年底的迪拜债务危机，给国内企业带来较大损失。金融危机导致境外大量在建项目“烂尾”、部分海外企业取消订单、违约拒付款甚至恶意欺诈的情况屡有发生，中方企业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得不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裁定中止我国银行向海外企业、海外银行支付保函或信用证项下款项。其二，涉及境外人员消费贷款的案件大幅增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境外人员由于海外资金链断裂，无力继续偿还在我国境内因购房、购车等所发生的消费类贷款，遂被银行起诉追索。2010年来，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9件，而2009年为6件，同比上升50%。其三，涉案标的金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涉外金融案件急剧增多。2010年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12件，而2009年同期仅7件，增长了近一倍。

（三）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涉及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银证转账、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等。其中，不少新类型案件还涉及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异地、迂回操作等新型犯罪手法，导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金融机构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及责任划分比例等司法认定上存在诸多困难。例如，我院受理了首例因持卡人信用卡被盗刷银行诉特约商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首例因“银证通”出现清算失败引发的新类型证券纠纷案等。

二、金融商事案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一）保险纠纷案件矛盾易激化，案件上诉率高 保险合同一旦发生理赔争议，被保险人往往情绪激动，容易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缠讼现象较多。据我院统计，保险纠纷案件仅占辖区基层法院金融案件的10%左右，但却占金融上诉案件的30%。原因在于：

1、当前，各类保险产品已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购买，分担风险的功能日益突出，与医疗、教育、事故责任等社会民生息息相关。

2、涉及新旧保险法适用衔接问题的案件较多。如车辆过户但保险公司未及时批注新车主是否能得到理赔等问题，根据新旧保险法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相关案件占据了一定比例。

3、新案、难案不断涌现。随着保险市场及其产品不断开发和社会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包括银保联合涉农贷款、投连险在内的各类保险新产品引发的新类型保险纠纷逐渐增多。

（二）证券纠纷案件“调撤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证券监管部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力度的加强、证券市场机制的完善，证券公司经营行为逐步规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能力普遍增强，证券经营纠纷呈低发趋势，同时，纠纷调撤率逐年下降。2010年，涉证券公司纠纷案件调撤率为18%，而2007年为38%、2008年为29%、2009年为27%。原因在于：（1）证券公司内部管理及问责严格，调解意愿不高、程序繁琐、让步艰难；（2）证券公司不规范经营历史遗留老案逐步减少，新类型案件所涉操作较为规范或约定较为明确，可协调的余地减少；（3）在一些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出于尽责方面的考虑，较少选择调解方式，造成因证券公司破产而衍生的债权债务案件调撤率普遍较低。

（三）金融消费者维权案件明显增多

当前，针对金融机构服务过程中的瑕疵提起的诉讼明显增加，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某些保险公司在服务过程中，未提供保险条款、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理赔过程中的定损程序不规范、保险合同格式设计上存在瑕疵与误导；一些银行在办理信用卡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当事人身份、对短信诈骗等新类型诈骗方式未以张贴告示、警方提示等方式提醒存款人谨防受骗上当等；部分证券公司在推出网上交易的同时，未充分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未预备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的规范流程，对系统故障导致的服务缺陷未能及时弥补等。此类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暂时还跟不上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如我院受理了投资性保险产品的购买者以保险公司股东变更将影响公司投资能力为由起诉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的新类型案件。

三、金融商事案件中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有待进一步规范

1、部分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尤其是限责条款负有说明义务，但在办理团体保险业务时，保险代理人统一收取保险费、签发保单，极易忽视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另在汽车销售公司代理销售机动车保险中也存在同样问题。由此带来的弊端体现在：其一，一些保险合同条款本身比较专业、术语多、内容冗长，缺少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及限责条款的说明，容易在出险后对免责或限责条款发生争议。例如，由于不少保险公司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保限责条款未作明显提示，也未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在出险后依据保险单的格式条款拒绝赔付被保险人支付的超出国家基本医保标准部分的医疗费用，易引发争议。其

二、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或者虽已经履行但缺乏规范的程序，导致审判实践中保险公司往往因无法举证证明尽到说明义务而致败诉。

2、保险公司未交付保险条款情况较易引发讼争。不少保险公司将原先印制在保险单背面的保险条款分离出来，另设书面条款，这就容易出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约而未交付保险条款的情况，由此引发的诉讼较多。该类纠纷集中于财产保险合同，且多涉及机动车辆。例如，汽车销售公司等部分保险代理机构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出于疏忽，未交付保险条款或无任何交付手续。又如，不少企业特别是货运企业因与保险公司存在多年业务往来，双方在续签保险合同时简化投保手续，一方交钱，一方仅交付保险单。

3、信用卡申领的审核流程缺乏规范制约，审核的标准不够严格，特别是在核实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环节易出现风险。如陈某诉某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犯罪嫌疑人用伪造的银行卡、身份证到银行挂失更换新卡后将卡内钱款取走而致讼，陈某认为银行在犯罪嫌疑人办理换卡业务中未仔细审核银行卡及身份证，存在过错，因此要求银行赔偿其损失。

（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1、保险公司在总、分、支公司公章的使用、涉货运行业投保、定损的手续等内部管理方面有待完善。具体体现在：其一，部分保险公司总、分、支公司公章混用，易引发主体争议。如在一起保险案件中，合同主体为某保险公司，却由该公司上海分公司应诉，而该公司上海分公司亦未提交保险合同转让或上级公司授权委托的相关材料。其二，保险公司在办理涉货运行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投保手续不规范等疏漏。如投保主体虚拟，部分个体运输户为了节约保费，通过虚设公司投保团体车险。又如投保险种不当，运输公司为其承运的货物投保，应投保责任险，但有的运输公司为节约保费，投保了货损险，保险公司也未及时提醒甚至发现有保险公司代理人误导的情况。其三，涉机动车保险纠纷案件中，定损主体约定不明、定损不及时、保险人不认可被保险人单方聘请的第三方对机动车损失评估并修理的费用等情况较为常见，其中保险公司也存在相应责任。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冯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冯某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于第一时间向保险人报案，但保险人却未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查勘和定损，后冯某持某物损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意见书及事故车辆勘估表要求理赔时，保险公司却提出对冯某单方委托及修车费用勘估表中的材料进销差价不予认可，遂引发诉讼。

2、银行在信贷业务审核中仅作书面审核留有隐患。体现在：其一，信贷人员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和还款能力不作实际调查，疏漏了对贷款不能按期归还这一重大隐患的排查和预防。其二，银行在与房地产交易的中介公司联合发展贷款业务对象时，对中介公司代借款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采取轻信态度而不作真实性审查，忽视中介公司为追求自身利益可能帮助“制作”不合实情的贷款、抵押手续材料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1、金融机构在进行业务创新的同时，服务方式和水平尚未能同步跟上。当前，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成为金融交易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应的服务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尚未跟进，易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网上银行签约账户中储户的资金突发短少；银行卡未丢失，但银行卡账户上资金被“克隆卡”异地消费或取现；证券公司银证转账系统、报盘机等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客户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发生损失。上述案件中，金融机构在操作程序、及时提示风险、纠纷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机制等方面均存有明显疏漏。

2、典当公司综合费过高问题。我院在审理多起典当纠纷案件中发现，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费率存在异化为变相高利率的趋势，极易引发当事人争议，值得重视。如在一起典当纠纷案中，借款人以动产质押，借款本金仅2000万元，而三年间的综合费用加上利息竟高达4000余万元。

（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保险代理人不规范操作而引发诉讼的情况较多，表现为：虚构团体险、代客户签字、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擅自向投保人承诺缩短理赔等待期、在具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推介时夸大投资收益率、怂恿投保人隐瞒病史等。个别案件中，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如在一起案件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持投保人身份证，以投保人名义办理了保单挂失、补发和保险合同解除手续，将退保后的保险费打入该业务员的个人账户。又如，保险公司业务员故意修改了保险合同上填写的投保人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数字，导致投保人即使如期交付保险费，到期也无法获取保险金。

（五）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金融交易的复杂化、流程的电子化及风险程度提高，出现了不少由于社会公众自身金融知识匮乏和风险防范意识缺乏导致受骗遭受损失的案例。我院受理的多起银行卡纠纷中，客户自身存在疏忽大意、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交易中被犯罪分子利用漏洞实施诈骗，损失惨重。如周某诉某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实为犯罪分子利用虚假商业信息引诱周某实施转款而引发的金融纠纷。又如，我院受理的三起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例中，束某等人轻信上海某投资公司的宣传，交纳巨额交易保证金通过国外某公司网站平台进行黄金现货延迟交割交易，导致血本无归。

四、防范金融风险、妥善化解金融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

1、保险公司应规范条款说明、保单交付的服务流程。（1）进一步规范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方式。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可以继续采取传统的口头方式；对于口头说明不足以引起当事人理解的，可以针对不同的险种制定规范的书面说明内容作为合同的附件进行说明；对合同条款重要内容的说明和解释，还可以采取“说明笔录”的方式，把说明情况记录在卷由当事人签字；对重要客户的说明义务可以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用音像制品方式固定下来，从而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争议较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对赔偿责任、范围、金额有重大影响但尚不构成免责的条款，可参照目前单列“责任免除”条款的体例，单独设臵“责任限制”条款。（2）保险公司须重视保险条款的交付，即使是对长期投保客户，也要做到每次投保，每次都交付相应的保险条款（保险条款每年都可能会发生部分条款的变更），不能随意简化；完善交接手续，通过让投保人签收交付回执等形式保留证据；加强对代理机构和保险代理人的培训，提高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建议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之际将投保单与条款粘贴在一起，并加盖骑缝章。

2、银行应严格信用卡申领、挂失的审核流程，防止他人冒名申领信用卡透支消费、或用伪卡挂失。在对信用卡申领的审核中，应强化规范经营和谨慎经营意识，严格把握审核的标准，特别对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核实，严格要求申请人本人亲自办理信用卡申领、挂失手续，从源头上加强防范冒名申领或挂失信用卡情况的发生。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

1、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管理。（1）保险公司应将货运行业列为重点行业加以关注，对相关保险合同加强管理，对于签约、核保、理赔等相关程序严格把关。保险公司在运输公司代货主投保货损险的同时，明确说明货损险的受益对象、与责任险的区别或积极提示运输公司投保货运责任险。（2）保险公司应进一步简化理赔手续、缩短理赔期限；第一时间介入事故的伤残鉴定或物损评估，加强与被保险人、相关中介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对异议内容及时做好记录；积极到庭应诉，特别是提高一审案件的出庭率，如实向法院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依法提出合理的申请。（3）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公章保管及使用、诉讼事务处理等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4）加强对保险代理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提高保险代理人的报考任职条件，从源头提高保险代理人队伍的素质水平；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和回访制度，针对出险个案的投保、核保、理赔过程开展调查，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代理人予以严肃处理，对严重违反行业规范的代理人实行“禁入制度”；定期开展全面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素养、保险实务营销培训、保险、法律、医学等各个方面。

2、完善银行内部管理。加强对信用卡、贷款发放过程中申请人证件的审查；对信用卡多次欠费逾期不还等存在恶意透支或欺诈情况，银行应设立及时识别和预警机制；对信用卡欠费案件采取措施，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有效沟通，了解情况，排查隐患，而非以简单的短信提示和寄送逾期催款单的方式联系。

3、证券公司应制定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保障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1）加强情况研判，应对可能出现的交易量大幅上升情况，及时提升交易系统承受能力；（2）制定应急预案，对不同突发情况，确定应对原则、处理程序等，并落实责任人和责任追究制度；（3）落实上报制度，发生突发情况后，应落实专人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监管部门和交易所；（4）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熟悉预案内容，适时操作演练。

4、规范伤残鉴定和物损评估等中介机构。相关部门既应着手打击、严厉惩处部分鉴定单位或个人的不法行为，同时要建立中介机构的信誉评级体系，包括将中介机构纳入相应的综合管理系统，制订事前准入制（资格审查）、电脑选取制（事故发生后由电脑自动抽取或依次轮流）、末位淘汰制（每年评定一次，可由相关行政部门或行业协会打分、向社会公示）等制度规范，以进一步提高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水平。

（三）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1、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考虑采用“替代式”理赔。可参照属于医保范围内的同类“可替代”的药物或器械的费用予以赔偿，如被保险人使用了进口钢钉，保险人可以按照国产钢钉价格进行理赔等。改变目前“一刀切”的核定模式，在细化核查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医治病人所急需的、必要的医疗费赔偿额。今后可通过提高保费等方式，逐步扩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

2、证券公司在进行网上交易系统升级、交易方式转换的同时，也应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对于因自身系统故障导致客户损失发生的，应采取合法手段解决问题，不得强行将客户股票抛售。对客户因不理解证券公司内部操作规程而发生的争议，应当耐心劝导，鼓励证券公司与客户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争端。

3、调整典当行业综合费用的收取标准和方法。建议主管部门对《典当管理办法》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一是典当行收取综合费用不宜提前从发放的款项中预扣；二是宜将综合费率按月计算，改为按笔计算，续当不宜再另收综合费；三是宜将综合费率与银行贷款利率挂钩，由固定改为浮动；四是对综合费率设定合理的范围。

(四)宣传普及公众金融基础知识，提升风险意识 金融机构、媒体及职能部门应通力协作，大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不断增强普通公众的风险意识，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实际承受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服务，选择服务好、有信誉的金融机构。例如，加大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醒投保人正确认识保险的功能与价值，在投保前应仔细研读保险条款，尤其应关注保险事故、责任免除、被保险人义务等重要保险条款的内容；充分揭露保险纠纷中个别职业代理人的不法行为。

（五）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建议在法院与保险同业公会联合化解保险纠纷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加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与法院联合化解金融纠纷的工作。（1）建立专家库，聘请行业专家、资深从业人员等当调解员，形成稳定的队伍。（2）规范诉调对接流程。首先，进一步严格厘定诉调对接案件的范围。应限于可能对金融行业或实务操作存在重大影响，需要监管机关和同业公会配合的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等。其次，必须规范委托和承接手续。在将案件委托同业公会调解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向同业公会出具书面公函，同业公会接受的，应出具承接回执。法官可将起诉状副本、材料复印件、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继续调解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与公函一并转交同业公会，为其继续调解提供参考。三是法院必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如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案外人利益；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3）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扶持和配套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发挥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拓展金融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妥善化解金融纠纷。

第四篇：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疑难问题及对策

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疑难问题及对策

一、关于案件管辖

1、原告以签订合同时被告外国公司在东莞设有代表处提起诉讼，但双方之间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不在东莞，而被告外国公司的代表处在立案时已注销，则东莞市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意见一：根据《民事诉讼法》

理期限长，必然影响审理的效率。若根据原告或相关情况能反映被告下落不明，刻意逃避债务，或根本无法查明被告在港澳台或外国地址的情况下，可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不成功后直接作公告送达。如果被告有联系电话，通过电话被告知悉有诉讼但不愿意前来法院领取司法文件的，如果在通话记录有记载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通过互助或协助方式送达而直接公告。

2、对外国当事人作司法协助送达及对香港当事人作委托送达，均需提供外国、香港当事人在当地的住址。若原告无法明确提供被告的住址，亦无法查实被告的住址，则应如何处理，是否可以公告送达？

意见一：内地与香港没有签订关于调查取证的安排，故不能委托香港调查取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等方式查询香港当事人的在香港的住址，并委托香港法院送达。对于原告不能提供外国当事人的明确住址或提供被告的住址无法送达（公告送达除外），可以要求原告补充提供被告的明确住址。如果属于海牙取证公约的缔约国或双边条约的签约国，可以尝试以调查取证的方式调查被告的住址。若上述措施均不可行，可以公告送达。

意见二：《

除外）的，应要求原告补充提供被告的明确住址。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应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相关司法文书。（2）原告起诉时没有提供被告存在的证明，但根据起诉状所列明的被告的姓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等情况对被告按照法定的送达途径（公告送达除外）能够送达的，送达后被告不在法定的期限内应诉答辩，又拒不到庭的，可以依法缺席审判。（3）原告在起诉时没有提供被告存在的证明，根据起诉状所列明的情况对被告按照法定的送达途径（公告送达除外）无法送达的，应要求原告补充提供被告存在的证明，原告拒不提供或者补充提供后仍无法确定被告真实存在的，可以认定为没有明确的被告，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至少花一年的时间送达，所耗时间过长。可以将委托调查及委托送达一并进行。

意见三：根据张军在2011年6月21日全国法院涉港澳台工作暨涉台司法互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于受送达人在台湾地区的地址不明确的，仍应当委托送达，同时在委托送达的请求书中尽可能说明所掌握的受送达人的身份和联络方式等信息，请求台湾法院据此查明受送达人之所在并予以送达。而大陆与澳门已签订调查取证的安排，同样参照上述程序办理。

4、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有外国、香港当事人的签名，但当事人的证件无法核实，则应如何处理？是以普通案件还是涉港台案件立案？对此类案件应当如何送达？

意见一：根据《

驳回原告的起诉。

5、向外国、港澳台当事人在当地的地址邮寄司法文书被退件，退件理由是查无此人，则是否仍需就同一地址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

意见一：经邮寄已显示查无此人或退件，则证明被送达人不在该送达地址居住，再就同一地址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已无意义，故不应再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而应直接公告。

意见二：从委托台湾送达而退回的材料显示，台湾对受送达人进行送达的地址与法院提供的地址可能不一致，故受托送达的法院非仅就委托法院提供的地址送达。因此，提供地址是为了提高送达的成功率，即使经邮寄送达不成功，亦应通过委托送达或司法协助送达。

6、“三来一补”企业及外方作被告，“三来一补”企业已倒闭，向“三来一补”企业在工商局备案的外方地址邮寄司法文书被退件，退件理由是该地址查无此公司，或经证实外方不在其注册地址，则是否仍需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

意见一：经邮寄已显示查无此人或退件，则证明被送达人不在该送达地址居住，再就同一地址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已无意义，故不应再作司法协助送达或委托送达，而应直接公告。

意见二：从现有委托送达的情况来看，受托送达的法院非仅就委托法院提供的地址送达。因此，提供地址是为了提高送达的成功率，即使经邮寄送达不成功，亦应通过委托送达或司法协助

送达。

7、有一些案件经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查询，台湾或香港当事人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是两三年）均没有出境记录，或原告及一些关系人反映台湾或香港当事人一直在大陆只是不肯露面。该些案件是否仍有作委托送达的必要？

意见一：该情况显示受送达人居住在大陆，仅为了逃避债务而刻意不露面，委托送达的成功率极低，没有委托送达的必要。

意见二：至出入境管理科查询的情况仅能反映从查询日往前的被送达人的出入境记录，但不能推定其后被送达人的出入境情况，为谨慎起见，仍应作委托送达。

8、人民法院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向外国当事人或港澳台当事人，邮件回执显示当事人拒收，可以是否认为已送达？

意见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

住证，公安机关应该要求该当事人提供台湾身份证。台湾身份证记载有住址，有利于法院邮寄送达或者委托送达。建议两级法院与公安部门沟通，调取台湾当事人在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居办的身份证复印件。

10、在2011年6月之前，对港澳台当事人未采取委托送达，而是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途径均未能送达后直接公告。截止2011年6月，该些案件的公告期或已过或已过大半，则该些案件是否仍需要再作委托送达？若无需再作委托送达，则送达判决书是否必须采取委托送达？

意见一：因未穷尽送达方式而公告，公告有瑕疵，应作委托送达，不成功后，再重新作公告送达。

意见二：由于对送达要求的变更是在2011年6月之后的，此前未采取委托送达而公告的案件大部分公告期已届满，且公告费用原告亦已预付，若重新作委托送达并在委托送达不成功后再作公告，原告的意见会很大，且原告极有可能不同意再预交公告费，不利于案件的处理，故应按原进程处理。若在送达应诉时没有作委托送达，则在送达判决时亦无必要进行委托送达。

11、通过司法协助送达涉外当事人产生的送达费用（如翻译费、一些国家要求收取的送达执行费），涉外、涉港澳台案件中，公告费用是否属于诉讼费？如果原告不愿预交，则如何处理？

意见一：由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没有将该些费用明确纳入诉讼费范畴，故不属于诉讼费。

意见二：该些费用均是在诉讼中对被告进行送达而产生的费用，若不列入诉讼费，则不仅对原告不公平，且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亦会非常被动，故应列入诉讼费。若原告不肯预交，应作按原告撤诉处理。原告在预交后，允许原告在诉讼中随该些费用产生情况而随时提出对方负担，因该些费用是诉讼程序中发生的费用，与实体审理无关，不影响被告的实体权利，故不需重新给对方举证期。

意见三：该些费用均是在诉讼中对被告进行送达而产生的费用，若不列入诉讼费，则不仅对原告不公平，且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亦会非常被动，故应列入诉讼费。若原告不肯预交，应作按原告撤诉处理。因涉及公告判决的费用无法在判决时确定，原告预交公告费后，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就公告费另行起诉。

意见四：该些费用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意见二：不能在法院公告栏公告，由法院先行垫付公告费用，再在判决中判令由败诉方承担。

意见三：裁定驳回起诉。

意见四：不可以在法院公告栏公告，应当在境内外报刊上公告，由人民法院承担公告费用。

1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外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规定》

意见一：在公告开庭时间后，已按公告时间开庭。在开庭后，法院再调查取证的，应当组织对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但质证无须公告。

意见二：在公告开庭时间后，已按公告时间开庭。在开庭后，法院再调查取证的，应当组织对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组织质证应当进行公告。

3、涉外或者涉港澳台当事人提出上诉，是否应当提交证明诉讼主体资格证据的公证、认证手续？若涉外或者涉港澳台当事人在境外以邮寄方式提交上诉状，是否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意见一：因在一审时已提交证明诉讼主体资格证据的公证、认证手续，二审时可以不再重复提交。但是，若上诉状在境外签署，并以邮寄的方式提交，则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意见二：可以告知提交人在一定宽限期补办相关手续，不能办理的则以通知形式告知视为法院未收到该上诉状。

4、香港当事人处于清盘状态，原告不配合提供清盘人资料，法院如何调取清盘人资料？当事人提供的清盘人资料是否必须经过公证认证？

意见一：应当由原告提供，并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否则，裁定驳回起诉。

5、调解案件，涉外或者涉港澳台当事人主体资料是否必

须经过公证认证手续？

意见一：按照两级法院2007年的诉讼调解工作指导意见，一般应当提示或告知当事人撤回对外方当事人的起诉，如果当事人不肯撤回对外方起诉，则应当判决，而不能调解。

意见二：如果当事人不肯撤回对外方起诉，而明确表示放弃愿意追外方投资方承担责任，仅由“三来一补”企业承担责任，则可以制作调解书，并且不需要涉外或者涉港澳台当事人主体资料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6、转型中“三来一补”企业尚未注销工商登记，是否应当以该“三来一补”企业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意见一：应当以该“三来一补”企业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根据《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全力支持“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粤工商企字[2009]317号）的规定，“三来一补”企业除可转型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外，允许其转型登记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其中，由境外投资者投资的，可以以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等形式申请登记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其中中方签约者继续经营的，可以作为股东（投资人）申请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企业）法人。“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时，企业登记机关可先行确认其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核发有效期一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此执照仅作企业法人资格凭证，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供企业办理有关审批许可手续等。待企

业取得有关审批许可后，再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等相关登记注册手续。

7、在诉讼期间，“三来一补”企业注销工商登记并转型为企业法人，是否应当将当事人由原“三来一补”企业变更为企业法人？

意见一：应当将当事人由原“三来一补”企业变更为企业法人。根据《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全力支持“三来一补”企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粤工商企字[2009]317号）的规定，转型登记后的企业在一年内办理好有关手续，包括相关审批许可文件变更，原“三来一补”企业注销等。

8、“三来一补”企业注销工商登记并转型为企业法人，对于“三来一补”企业注销工商登记前实施的行为或签订的合同发生纠纷，是否应当将原“三来一补”企业的投资方与企业法人作为共同当事人参加诉讼？

意见一：应当将原“三来一补”企业的投资方与企业法人作为共同当事人参加诉讼。根据《关于做好东莞市来料加工企业就地不停产转三资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东外经贸[2008]40号）

工企业法律责任。

四、其他问题

1、在涉外国案件缺席判决的情况下，判决书是否要翻译？

意见一：如果不需要通过司法协助送达判决书,则不需要翻译。

2、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请求法院制作判决书的，应当准许。那么判决书应当如何制作？有什么特殊要求？是否应当进行开庭审理？

意见一：无需单独进行开庭审理，但在调解笔录中应当调查基本的事实，并将当事人要求出具判决书的要求记录在案。在判决书格式上基本格式应当与正常判决书一致，但查明部分应写明基本的事实，和调解的情况以及当事人要求出具判决书的要求。本院认为部分可以简单说理即可。

意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融资租赁，问后面一次融资租赁的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机器没有明显的标志，无法辨认是哪家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要求确认所有权或者优先受偿，能否支持？

意见一：

意见二：由于债权人并非实际违约，债权人不能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并承担责任。

4、合伙诉讼案件中，一方当事人申请会计审查，但财务帐册明显不齐，是否还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意见一：如果符合委托审计的条件，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事人对法院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问题是时间周期较长。费用比较大。

意见二：法院决定不予委托审计，这样做到的好处是效率较高，但当事人的意见较大。

意见三：确认合伙关系解除，驳回清算的诉讼请求。

五、个案问题

1、生效判决认定B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A因此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现A另案起诉代理人B，要求赔偿B的行为导致的损失，被告B以被告住所地不在东莞市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而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生效判决并非东莞市法院作出。东莞市的法院是否管辖权？

2、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如何？在审判过程中，对电子邮件的证据形式如何规范和有什么要求？证据的形成地应当如何认定（发出人所在地还是服务器所在地）？如何认定电子邮件的真实性。

3、因原、被告属于亲属，在没有约定合伙体双方具体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合伙体中一 方（原告）主张对合伙体的水电、工人工资等支出属于垫资，另一方表示当时没有对合伙体的水电、工人工资等支出以及合伙体的流动资金进行约定，因合伙体经营较短时间即出现亏损，双方没有分红，该部分款项是属于原告对合伙体的借款，还是属于原告对合伙体的投资。

4、被告（合伙体之外的人）出资接受合伙体资产，并在协议中约定由被告承担合伙体的债务。原告（原合伙体合伙人）表示，合伙体对其所欠债务，被告应当承担。被告表示当时因未对合伙体的具体债务进行清算，只是概括表示，

其只知合伙体对外的债务，不知合伙体对原告存在债务，不应承担。问举证责任应该有谁承担？

5、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款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认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无效的情形包括：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此处的“社会公众”的标准如何去界定。如华鼎担保公司东莞分公司在我院已有十宗向不同的个人借款的案件，借款的总金额已达1000多万，是否视为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6、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找不到债务人及连带保证人，债权人委托律师于2008年3月6日向债务人、连带保证人发送律师函催还借款，但该律师函因无人签收而退件。债权人于2008年11月2日于《东莞日报》登报催促债务人、连带保证人偿还借款。2010年9月10日债权人将债务人、连带保证人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其两人还款。原告对连带保证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7、外资企业的董事（并非股东），对于股东会的决议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无效或者撤销？

意见一：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是很明确的。主要是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的主体是不明确的。我们认为要考虑该董事是否与决议内容有利害关系。8、1993年《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份公司发起人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公司在1995验资时，A股东足额出资，B股东

（是公司）出资不足。后公司对外发生债务，经判决执行中，B股东以自有的一块土地拍卖后，向原告偿还了公司的部分债务（所拍卖价款少于B股东出资不足部分），公司对原告的债务没有完全清偿，公司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B股东在2006年注销。债权人在2011年将A股东起诉至法院（诉讼时效未过），要求A股东承担责任B股东出资不足的连带责任。这时，是否参照新公司法适用？在审判实践中，如旧公司法没有规定，新公司有规定，是否就可以参照适用新公司？

9、公司为公司股东或法人提供担保，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需有股东会决议，现被告缺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该份股东会决议，能否视为该担保是合法有效的？如果认为有效，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10、原告与A公司存在买卖关系，B公司是A公司的投资方，但在工商局出示的材料中显示B公司对A公司出资不足，现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A公司与B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供执行的财产，这样是否能视为“不能清偿”。

11、某“三来一补”企业或者其外方投资者针对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也没有办理报建手续的土地及房屋要求确权，是否允许，如果不允许，是驳回其起诉还是诉讼请求？

意见一：应当驳回起诉。参照《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供嘉宇集团使用。简某被定罪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刑事判决同时认为，简某虽以“嘉宇集团”和广州银丰公司的名义吸收存款，但“嘉宇集团”未经注册登记，简某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未经广州银丰公司等公司讨论，且资金大部分为简某个人调度而未进入公司，故简某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单位行为。本案原告起诉的存单即是刑事判决中认定的简某非法吸收存款所开具的存单之一。该案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即出资人直接就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件）。问题1：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存单纠纷规定）的规定，出资人起诉金融机构的，应通知用资人作为

意见三：原告款项流入哪里必须追加简某及简某用于非法集资的组成机构为

及利息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鉴于刑事案件已认定，客户是“嘉宇集团”找来的。银行仅为开出存单，原告应知晓款项并非交付银行而是给“嘉宇集团”，故应属于出资人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

第五篇：《中国涉外商事审判研究)》

《中国涉外商事审判研究(第1辑)》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目录 领导致辞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致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审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信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副省长李容根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涉外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金融危机与涉外商事司法应对

金融危机对我省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涉外商事审判中的新问题及其应对

金融危机背景下西部涉外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下湖南省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新特点及对策

金融海啸背景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金融危机对深圳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院涉外商事审判的新进展、新挑战

金融危机对涉外商事审判的影响及司法对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金融危机：既是危机，更是机遇

金融海啸对涉外审判的影响及对策

如何从司法层面应对金融危机对涉外商事审判的影响

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法律问题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特征及其对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资非正常撤离法律问题研究及法律制度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下劳资利益平衡的司法保护——对滨海新区基层法院的涉外企业劳动争议的调查

外商隐名出资诉讼障碍及司法对策

未缴纳出资的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金融危机下防范外资逃废债务不容忽视的问题

涉台投资企业股东身份的司法确认

我国台商隐名投资权益法律保护的思考——兼谈“海西”建设的能动司法 当前涉外审判中关于公司解散、清算及破产的若干法律问题

金融危机语境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解散清算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外商投资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金融危机下的思考与应对 涉外股权转让纠纷法律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审理涉外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思考

审理涉外股权转让纠纷的司法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涉外股权纠纷若干法律问题

论未经行政审批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以行为给付之诉为视角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资股权转让

涉外商事合同和担保法律问题

刍议情势变更原则在涉外商事审判中的适用——兼论《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在金融危机下的价值

人民法院能否判决当事人履行未生效合同——程宏利、程伟俊与张坤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评析

论我国对外连带保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以诉讼时效为例

承诺函不构成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

金融危机与信用证纠纷法律问题

金融危机引发信用证纠纷案件中的若干新型问题研究

金融危机对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影响及对策

涉外商事审判程序问题

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中的问题、司法对策与展望

台湾地区法院认可内地民事裁判的现状和启示

涉外商事审判程序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冲突法规则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解释

论关联行政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司法认定与介入

电子邮件作为域外送达方式的问题与对策

试论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从广州市汇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诉Intel corporation案谈起

涉外商事诉讼调解

加强涉外商事审判调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具体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诉讼调解高效快捷化解涉外民商事纠纷

浅谈诉讼调解——以涉外民商事审判为视角

第二辑

领导致辞

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涉外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制定与完善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

涉外民事审判中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及其直接适用的法 论最密切联系规则的原则化

解读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国际条约的相关问题研究

涉外保证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问题探析

――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和第41条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法律适用及其他法律问题探讨 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涉外不动产物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正义规制

论国际商事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

找法的困惑

――涉外商事审判中外国法适用的现状与思考

域外法查明制度研究

我国域外法查明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浅谈域外法查明中的法律专家制度

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案法律适用研究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中的衡平司法

――以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为视角

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公共秩序保留

区际民事司法中的“公共政策”保留：香港的最新判例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研究

析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公共秩序条款的适用

论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适用

――兼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

公共秩序保留在我国民商事领域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及 仲裁裁决司法实践中适用之考量

涉外仲裁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