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论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

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民事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民事调解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笔者冒自揣测，对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罗列，以对其原因加以分析，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式下优化民事调解工作的对策，希望能促进民事调解实务发展。

一、当前民事调解中的存在问题

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许多优势，被国外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重视，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与“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各个阶段。在司法实践中，从人的利己性根源来看，民事调解仍然存在的一定问题。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人类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循经济性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得到资源配臵的最大化。

（一）法院、法官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积极寻求调解，也滋生了司法腐败。

（二）原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原告不愿意选择调解，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1980年全国第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率69.1%，此后逐年下降，至2003年为29.94%。近年来，随着对调解工作的重视，比例又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三）被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调解违反合法、自愿原则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双方当事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双方当事人

是原告牺牲自己的部分预期利益，无论是诉讼费的分担，或者债务的分期履行，或者债务的部分减少，或者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人或者组织都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做出任何一个选择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被告作为一个理性人，如果调解结果同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致，他不可能选择调解，因为判决的最坏结果也是满足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在此前提下，他选择调解只是为原告与法院减少成本，对于他本身，并无明显的成本的减少与收益的增加。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与自身的利益，加上被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某些法官根据其对案件的认识对原告进行说服，甚至利用原告对的不了解，迫使原告接受调解；被告也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原告接受其调解方案，如利用原告不愿意撕破脸，得罪人的心理，甚至有的被告在原告放弃部分利益达成调解协议后，又不自动履行协议，使原告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此，对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构成极大的挑战。被告达成调解后不自动履行义务，是原告不愿意看到的，虽然调解过程形式上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实质上，这一结果并不符合原告的真实意思，容易将审判中的矛盾转移至执行程序中，不利于维护的和谐稳定。

（四）来自双方当事人串通的因素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的灵活性，设臵上没有判决的严密，无须对相关事实进行严格的认定。实践中，不少当事人恶意利用调解制度，规避法律、逃避义务，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许多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故意将债务转移由一人负担，以此来逃避对第三人的清偿义务。

三、优化民事调解工作的对策

针对当前民事调解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民事调解中应树立法官的正确观念，规范与完善民事调解相关制度，特别是加强纪检监察对调解的监督和引入检察机关对调解结案案件的抗诉机制，并探索有效的调解技巧，促使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验，专业化的分工，带来效率的极大提高，因为庭前法官没有审判权，双方当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避免法官利用审判权设租获取超额效益；庭审法官“只审不调”，避免审判法官先入为主，防止当事人将调解法官的成见带入审判。

2、对受理费实行分段收费，激励当事人主动选择调解。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考察，受理费也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组成部分。如果法院能够对受理费实行分段收费，采取类似撤诉的规定，规定在答辩期前调解、庭前调解、庭审时调解与庭审后调解受理费相应的减少，减少的金额按照时间前后逐级递减，势必导致大量案件以调解结案。许多案件，双方当事人就因为在诉讼费用上负担不能达成一致，致使调解失败。虽然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比例，但往往有争议的诉讼费用金额较大，而且当事人因诉讼费用不能达成一致的，在签字前反悔的很多。

3、适时引导当事人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责任形式的多样性，鼓励诚信行为，惩罚违约行为，维护司法权威。《调解规定》第十条已对该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在《调解规定》出台之前，一些法院已尝试引入民事责任条款，如：在协议中约定义务人分期清偿债务，义务人到期不履行，权利人可以就已到期未履行与未到期的债权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4、加强人民法院内设的纪检监察机构对调解的监督。人民法院内部除了诉讼法规定诉讼程序上的自我纠错机制外，在组织机构设臵上，还有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肖扬同志曾指出，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是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院纪检监察工作责任更加重大，纪检监察工作对保证法官为民、务实、清廉和公正、高效司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民法院被群众誉为“最讲理、最公平、最廉洁”的地方。人民法官如产生不廉洁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关

双方的思想工作；

2、代理人劝说法，基于当事人对代理人的信任，由代理人给当事人分清是非，解释法律，阐明利害，促使案件调解成功；

3、亲友外力法，类似于代理人劝说法，适用于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案件，通过亲友用亲情、友情来促成协议达成；

4、冷处理法，对于离婚案件可以采取此法，部分离婚当事人双方因为琐事纷争，一言不合，赌气提出诉讼，离婚并非真实意愿，通过冷处理，可以让其稳定情绪后冷静处理，易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5、互换位臵法，法官可以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劝说双方当事人站在对方当事人角度考虑，此法易于缓和矛盾，增进了解，互相理解，以期达成协议；

6、诉调对接、委托调解、邀请调解法，利用已经建立的速调对接网络或独立调解人制度，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根据案件性质和实际情况，适时对案件通过诉调对接的平台，予以委托基层民调组织调解或邀请独立调解人等到庭协助调解。以上的技巧为笔者调解实践中的常用技巧，有更多的技巧有待于大家在审判实践中去共同总结。

四、结语

调解制度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古代调解时以“礼”等儒家伦理道德和民间习俗为依据，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主要，与现在的司法调解方式有相通之处。现代的司法调解始于抗日战争时的苏区。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战时期，该审判方式强调依靠群众，注重调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与审判结合起来，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标，追求实体正义，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调解的政策经历了以“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自愿、

第二篇：民事调解

摩梭河街道办事处

2010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半年工作总结

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安排和部署，我办继续开展“五乱”治理工作，不断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现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卫生整治情况。一是我办继续加强辖区卫生环境的治理及维护，本月主要对主干公路沿线路面、水沟及居民住宅区等处的卫生环境进行集中治理；二是继续配合相关单位抓好市场整治，组织社区联防队员、低保户及志愿者队市场对乱搭乱建，乱摆摊点的外游商进行清劝，对辖区街道、农贸市场、背街小巷、沿街小广告进行了全方位的整治。上半年来各社区出动人员共计5276人次，出动车辆56台次。清理、维护总面积累计达201180平方米，疏通、维护沟渠总长7942米，清除卫生死角共计62个，清理垃圾共计60.4吨，铲除杂草4325平方米，清除乱贴乱画以及小广告421张。三是认真落实“门前五包”。发挥各社区力量，认真组织并督促责任单位、责任人切实履行“门前五包”义务。同时为更好的开展“持续治五乱，整洁迎五一”攻坚月活动，组织街办和社区人员以及责任单位每周五开展“治脏日”活动，大范围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保洁和整治工作，做到生活垃圾无堆积，无积存现象。四是推进城乡风貌打造工作，我街办从五月起利用周末休假时间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并联合陶家渡工商所对辖区各社区沿街商铺进行摸排调查、上门宣传门前店招标准的相关设置管理规定，并对需要规范整改的商铺进行了登记，下一步为需要整改的商家制作统一的店面招牌。

（二）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加大城乡综合整治工作宣传力度，提高辖区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一是在辖区范围内广泛张贴宣传横幅、宣传画，组织社区以墙报、板报等形式加强日常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利用企业优势，通过广播、新闻、公益广告播出等形式营造城乡综合治理氛围；三是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低保人员在临街店铺、建筑工地及居民区深入宣传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和意义，努力营造全民共同参与城乡综合整治的良好氛围。上半年我街道共悬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横幅10幅，张贴宣传小标语422张，制作板报、宣传栏43版，入户宣传商家200余家，口头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卫生、健康教育知识，累计受教育人数6066余人次。四是为更好的体现攻坚月活动的意意，我街办组织各社区周末在太平社区球场坝内集中宣传爱国卫生、爱护环境等常识。开展科学知识、卫生知识和健康知识教育，在辖区内形成“讲卫生、懂礼仪、有修养”的良好风尚，引导群众提高环境卫生常识，摒弃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不良行为，培养良好的生活习俗和卫生习惯。广泛开展“卫生家庭”、“卫生单位”、“卫生社区”创建活动。

（三）加强协调，共驻共建。一是协调、督促川煤（集团）攀煤太平矿、春辉物业、供应处等辖区企事业单位加强其负责区域内卫生环境的清理、整治，深入推进环境整治工作；二是加大与区级共建单位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共建单位的支持，帮助社区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二、存在的困难及提出的建议

（一）存在的困难。一是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系城市管理，摩梭河片区城市管理责任主体为攀煤集团，辖区内城市环境管理等社会职能又处于由企业逐步向政府的过渡时期，工作协调、推动难度较大；二是由于摩梭河片区本属于工矿区，先生产后生活，地理环境复杂，存在大面积的采空沉陷区和棚户区，该片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多年累积而成的卫生死角多，脏、乱、差现象特别突出，彻底治理难度大；三是我街办与仁和区太平乡犬牙交错，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因区域管辖界限不清等原因，工作难以协调同步；四是通过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虽然有了一定改观但未得到根本解决。以三十九社区二路公共汽车灰槽子站周边为例，私家面包车乱停乱放现象屡禁不止，习惯差，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有待相关部门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五是居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卫生习惯和意识与城市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乱倒污水、乱丢垃圾的现象还依然存在；六是因长效机制不健全，市场监管人员不足，居民生活习惯差等原因，市场内乱摆摊点及张贴小广告的现象时有发生，小广告清除容易但反弹快，维护十分困难；七是从近期工作情况来看，社区无偿承担了辖区内攀煤责任区域的卫生治理和保洁工作，然而辖区企事业单位对其责任区域内环境卫生的整治和保洁力度不够，参与程度不高。街办多次协调，收效甚微；八是由于近段时间，外来闲散人员增多（大部分来自凉山州及云南昭通偏远地区），生活习惯差，随处乱扔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及辖区卫生环境。

（二）提出的建议。一是在交通秩序及市场周边环境整治中建议相关责权部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特别是对于新建的集贸市场周边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反弹，同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消除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及小广告、牛皮癣清除的现象；二是针对企事业单位建立相关奖惩制度，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做好其责任区域内的卫生整治工作。同时建议区城指办在下发整改通知单时，按其责任划分，将需企业整改的区域直接将整改通知单下达企业，督促企业共同维护辖区卫生环境；三是进一步探索维持整治成果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四是继续加强督查力度，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曝光，对整治不理的相关单位进行及时通报；五是进一步探索执法队员、保洁员、联防队员“三位一体”的城管责任制。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我办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发动全民参与，继续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加大与机关、学校、卫生服务站的联系，以点带面，发动全社会参与，全面提升辖区居民环保意识和道德素质。

2.继续加强对“五乱”的治理，同时加强对已治理区域的保洁和维护，巩固整治效果。

3.全力协调、督促攀煤（集团）太平矿、春辉物业、供应处等单位加强责任区域内的卫生治理，及水沟排污、道路维修、路灯改造、环卫设施等工程建设，全面提升辖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深入推进治理工作。

4.进一步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制度，同时以增设城管所为契机，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建设，以制度管人、教育人、激励人，使其自觉投入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来。

5.按要求进一步做好资料整理、数据录入、文件归档工作，保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资料的准确、完备。

6.建议全区再次开展定期或不定期集中清理外来人员的行动，同时公安部门加大对出租房和外来人员的管理。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论民事司法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对 经济 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大大向前迈进一步。按照《规定》，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交、缓交、免交的救济措施，使其能正常地行使诉讼权利，最终保护自身实体权利，从而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的郑重承诺，体现了 社会 公平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司法救助仍存在一些有待补充和完善的 问题。笔者，就现行民事司法救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谈下自已的浅见，恳请老师予以斧正。关键词：民事司法救助 问题 对策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 法律 制度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当事人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济措施，减轻或者免除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负担，保证其能够正常参加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经济上的“贫弱群体”，在法律诉讼中，这一“贫弱群体”常常因为经济上的“贫弱”，造成诉讼地位的“弱势”。有理，却没钱打官司，在各国建立起法律援助体系以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诉讼活动原本是不收费的。20世纪80年代根据法律规定收取诉讼费用后，人民法院也积极推行了一些司法救助措施，使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一样可以平等地用诉讼手段保护自已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在执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好转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理，却没钱打官司，这个问题日益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映。“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肖扬院长在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2000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式颁布实施。这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 中国 司法救助制度从雏形走向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步骤，对推进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将起到积极作用[1]。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刘会生称，我们建立起的司法救助制度，与以往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措施，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从制度上确保了贫弱群众行使诉讼权利，排除了随意性；第二、形成了规范的操作程序，实践中能很好体现司法救助的全部内涵，体现了 科学 性；第三、填补了法制建设中的制度空白，具有开创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明确，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当事人为 交通 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及其他人身伤害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 农村 “五保户”的；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当事人为国家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有困难的；当事人因 自然 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司法援助；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 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 企业 的。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实施司法救助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必须是当事人能够举证说明或者侵害行为显而易见，有胜诉的希望或可能的；另一个是当事人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承担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必须提交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2002年以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下各级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活动，使诉讼弱势群体有了法律强有力的支持，及时淡化了社会矛盾，调解了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五年来，全国法院一共开展司法救助近百万件，一共减免当事人诉讼费数十亿元，使许多老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通过减免诉讼费，向法律讨了个说法，争得自身应有的合法权益，司法救助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沐浴着法律的阳光。2003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博爱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对12类157件案件实行了缓、减、免交诉讼费，总金额达35万元[2]。

二、司法救助制度是一项对贫弱群体的法律救济制度。

现代 司法理念认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千百年来社会 政治 组织经验的体现，其最主要的内涵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 “平等”、“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低下，在社会竞争中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因失业或其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的人等，由于这些人经济利益的困难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人的权利被长期忽视。随着社会的 发展，这一群体不是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例如，据报载，某大城市一建筑工地的数十名农民工为讨要工资而绑架工头，扬言要同归于尽。另报载，一进城打工的农村孕妇因无钱就医，在分娩时难产，自已将腹部剖开，造成双胞胎婴儿一死一伤。因此贫弱群体的权利应当得到更加特殊的保护，实现真正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称：“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类群：

1、贫困群体，在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指城市的“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员）以及农村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或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弱、残疾人员）。市场经济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的企业职工以及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等等。据统计，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有2000万人，贫困面约占全国人口的7%，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我国的贫困人口总体上达到1亿人左右。

2、残疾人群体，根据全国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在90年代末，我国的残疾人达到61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5%。

3、老年人群体，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并且正以每年3.2%的速度急剧增长。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9.6%。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水平最高、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老年人往往被视为一种社会累赘，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明显的弱势人群。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单亲家庭;犯罪及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等。我国弱势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1、身份的多重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个人可同时拥有多重的弱者身份，如某一个人可同时作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而存在，但是，这种身份的取得往往源于法律的保护性规定;

2、身份的不稳定性，弱者的身份因法律规定要件的满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丧失，并不为个人所终身享有，而是随着 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

3、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取决于于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

4、身份的社会性，之所以要对弱者的身份予以界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社会公平。我国《宪法》第45条、48条规定了对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司法救助制度便是基于“平等”、“正义”、“人本”等现代司法理念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定的对贫弱群体的司法保护制度。

三、现行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最高院2000年7月28日公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简称《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对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刚刚确立，在各地的司法救助实践中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一）随意提高司法救助的门槛使部分需要救助的当事人得不到救助。诉讼费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诉讼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现阶段审判机关收取诉讼费的重要目的是支付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开支，保证法院有充足的工作经费，维持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司法救助等于法院经费的减少。许多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经费本身就无法保障，为了保证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转，许多法院不得不提高救助门槛，使许多应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

（二）将司法救助当成“人情救助”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有些地方拿司法救助当招牌，不能严格执行司法救助制度，变相送“人情”照顾“关系”，使不应得到救助的当事人得到了救助，严重歪曲、侵蚀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院的形象，干扰了法院的正常秩序。

（三）随意扩大司法救助的对象。有些法院在实行救助过程中将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也列为救助对象，认为①法人从其成立时起，就享有许多自然人相同的权利。②法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数的相当比例，规定法人可以也实行司法救助，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③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规定法人可以进行司法救助。我们认为司法救助是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的人权保护和司法正义等提出的，显然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 理论 依据。

（四）把司法救助变成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例如山东某法院在出台的《司法救助实施细则》中将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登门办理立案手续，就地办案，诉讼中，被救助对象本人调取证据确有困难的经中申请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或由审判人员直接调查收集证据„„”作为司法救助的内容，显然将司法救助制度当成一种万能的法宝，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我们知道，司法救助制度只是诉讼费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依据。

第四篇：浅析治安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治安调解主要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所引起的、情节轻微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主持，各方当事人就纠纷解决方案协商达成书面协议，经公安机关确认后，不再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处理治安案件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是治安调解的法律依据。这使得公安机关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了大量的民

间纠纷，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民警执法素质不高以及对治安调解的研究重视不够等原因，实践中治安调解执法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治安调解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的适用范围、条件把握不准。由于民间纠纷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民警对治安案件是否因民间纠纷引起把握不准，对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具体包括哪些行为类型亦不明确；有的民警甚至对只要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均进行调解，认为调解是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将“可以调解”错误理解为“必须调解”。

（二）重调解，轻取证。执法实践中存在一种“重调解，轻取证”的错误倾向，有的民警认为，既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治安案件，到时候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即可，没有必要花时间、费力去做调查取证工作。结果一旦调解不成，事过境迁，该取的证据无法取到，不仅导致难以认定是哪一方的过错，造成案件调解不下去，而且等到需要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处罚不了。

（三）久调不结，案件积压。这是治安调解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治安调解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民警头脑里没有形成调解的时效意识，抱着能调则调，不能调便拖的办法，奢望当事人不会长时间消耗精力而最终能达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长达一年也没有结果；二是有的民警热衷于治安调解，忽视案件的调查取证，在事实未查清，过错和是非责任未分清的情况下即仓促调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难度无形中增大，导致久调难结；三是治安调解协议缺乏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慎重对待自己在调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张，稍有不满意就有可能撕毁调解协议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调解出现反复，拖延了调解的时间；四是有的民警对经多次调解不成的，该及时进行治安处罚裁决的不及时裁决，担心处罚可能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对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对法院诉讼的迟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起诉，又重新回到公安机关要求继续调解，而此时公安机关对调解能否成功则无能为力，案件长期积压在公安机关得不到消化，从而引发大量的疑难信访案件甚至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四）治安调解功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破案打击职能的发挥。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处理民间纠纷工作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调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民警不仅要进行治安调解，还调处着大量的一般民事纠纷。由于公安机关“110”报警台的设立，群众联系民警方便快捷，加之公安机关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一般民事纠纷发生后，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安机关解决。公安机关为此耗费大量的警力，一个基层派出所有70％以上的警力要用于应付各类民事纠纷，其投入侦查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的精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效能。而且调解工作难度大，社会矛盾纠纷的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往往涉及到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多种法律关系，而多数调解民警由于没有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培训，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往往调解效果不佳，使有些纠纷久调难结，警力陷入其中，难以解脱。再则公安机关对一般民事纠纷并无实质的管辖权，调解缺乏法律支持和效力，派出所调解中难免有逾越权限，执法不规范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公安机关，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等民事纠纷调解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群众有了纠纷不愿找这些组织而愿找公安机关解决，这又必然导致国家有限调解资源的浪费。

二、针对治安调解存在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治安调解的范围和条件。将所有的民事纠纷求助全部纳入治安调解的范畴显然是做不到的，而将其一律拒于治安调节的范围之外显然也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容的，比较适宜的做法应该是对治安调解范围作出选择，将纠纷类型化，适宜公安机关调解的、当事人易于达成合意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单纯的民事纠纷、当事人难以达成合意的，即使当事人一方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解决，公安机关也不宜主动介入，而应说服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对于可能因民事纠纷而引起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应做好治安教育工作，防患于未然，并作好跟踪反馈工作。做到在治安调解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加强对治安调

解的监督。治安调解虽然占用了大量警力，但与打击、查禁、整治追逃等业务相比，调解工作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未受到足够重视，治安调解不作为考核指标，调解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立功受奖，违法调解行为也被排除在内部执法监督范围之外。应将治安调解纳入公安机关执法考评和目标考核范围进行考核奖惩，对违法调解行为予以责任追究。

（三）赋

予治安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现行制度规定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随时可以反悔，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起诉调解协议就成为一纸空文，这样，治安调解往往出现投入大产出小，耗神劳心不见效，费尽力气不讨好的现象，使得有些民警不愿意做这项工作，从而浪费了有限的治安调解制度资源，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诚信守约意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赋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而由公安机关主持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反而没有法律效力，这的确让人不解，建议立法赋予治安调解协议以合同的效力。

（四）完善治安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制度衔接。由于治安调解与民事诉讼之间缺乏具体的制度衔接，公安机关存在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等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带来困惑，也容易造成公安法院两家相互推诿，“踢皮球”，给当事人徒增许多不便，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建议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做出处罚裁决并宣告调解终结，并制作调解终结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安机关久调不结，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可以调解终结书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

（五）探索治安调解工作新机制。必须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构建大调解格局，变单一的治安调解为综合调解，形成多种调解主体协同作战，多种调解方式多管齐下的联动运作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公安机关摆脱被民间纠纷牵扯大部分警力的困境，集中精力打击违法犯罪。在有些地方的派出所内已经设立治安纠纷与民间纠纷联合接待室，对于“110”接收的民间纠纷，派出所民警先期出现场调查，应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的行为，由派出所受理，并予以查处；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轻微无须处罚的治安案件，当事人可自愿选择调解途径；对于民事纠纷由驻所人民调解员即时开展调解工作；其他的不属管辖范围的纠纷则告知当事人去法院或有关部门解决。

第五篇：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国当代司法制度经验的结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现行调解制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日益凸显，与我国目前司法改革进程中追求的公正和效率的主题不相和谐，其中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本文拟就现行反悔制度存在的缺陷、反悔制度的认识及立法完善作些粗浅探讨，以利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

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

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反悔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条件，当事人可在一定时限内提出反悔，否则则丧失行使反悔权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否则当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反悔的时限也可以比照设定：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对符合反悔条件的，当事人应在达成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提出。这样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补救手段，可确保司法公正。设立这样的反悔时效制度，也是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高效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