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范文）

第一篇：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范文）

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

2014年07月07日 07:30 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2期 作者：戴一峰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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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是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这些调研档案资料因覆盖面广、连续性强、权威性高、情报色彩浓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 键 词】晚清 海关 通商口岸 调研

【作者简介】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众所周知，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然而，肇端于清咸丰四年(1854)江海新关的建立，以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为标识的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却别具一格，成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本文意在耙梳晚清海关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开展的调研活动作一个初步探究。

一、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肇端：贸易报告

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开展的调研活动，最初是围绕口岸贸易展开的。清咸丰九年(1859)，江海关和粤海关开始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其后，潮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津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厦门关(同治元年，1862年)、东海关、九江关、镇江关、江汉关(同治二年，1863年)、牛庄关、打狗关(同治三年，1864年)等相继开始编制各自的年度贸易统计，就地印行。各关贸易统计大多以半年为一册，其内容甚为简单，且各关统计项目并不完全一致，缺乏规范①。

同治三年(1864)，随着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关政趋于统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发布通令，要求统一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并将各关贸易统计送至江海关税务司处，由江海关的印书房汇集出版②。贸易统计的编制及其内容因此有了较大改观：各关贸易统计开始由半年一期改为一年一期，统计的项目、口径亦开始统一、规范③。

同治四年(1865)起，各口开始按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在年度贸易统计之外，另外编制年度贸易报告，由各口海关税务司亲自负责编写④。各通商口岸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除记载所在口岸当年的贸易发展趋势、贸易环境、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和贸易物品的量值变化，以及进出口商品的集散流通路线等与该口岸贸易直接相关的信息外，还记录和评述各关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种信息，叙述颇为详细。其信息来源，或是各关税务司以及其他关员亲自前往调查目的地开展调研活动；或是通过向当地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函件咨询收集相关信息；或是通过当地报刊登载的各种相关报道收集信息⑤。此是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的肇端。光绪元年(1875)起，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开始负责撰写全国贸易报告，置于各关贸易报告之前⑥。

晚清海关对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非常重视。光绪五年(1879)，由于部分海关没能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甚至有两处海关没有提交光绪三年(1877)的贸易报告，海关总税务司专门发布通令，要求各关今后务必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如果延误，必须向总税务司呈递公文，说明缘由⑦。

光绪八年(1882)，贸易统计年报与年度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关为界别，分成二册。上册为“全国贸易报告及统计辑要”，下册为“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上下二册所载内容与上年各部相较，无多大改动。但因是年，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贸易报告应将重点放在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内容上，并将其篇幅限定为4页，因而，全国及各关之贸易报告篇幅大大减小⑧。但这并非意味着晚清海关开始减弱其通商口岸的调研。相反的，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已酝酿着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通商口岸调研。这便是数年后海关十年报告的出台。

光绪十六年(1890)，总税务司通令明确要求各关撰写年度贸易报告的内容应依次叙述所在口岸的贸易情形概况、税收、对外贸易、埠际贸易、内地税则、船只、旅客、金银、药材(洋药、土药)和杂论等十项，同时重申其篇幅不能超过4页⑨。由此形成了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内容。

晚清海关贸易报告涉及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记载的内容覆盖面较宽，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无疑为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尤其是19世纪60—80年代，海关十年报告尚未出台之前的贸易报告，更是研究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贵资料。

二、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扩展：专项调研

清同治中叶，随着晚清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晚清海关兼管或介入事务的增加，权势的扩展，依据独揽晚清海关行政管理大权的总税务司的指令，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调研也逐渐扩展到各种专项调研。医务、港务和金融等方面的调研，就是其中引人瞩目的几项。

1.医务调研

同治九年(1870)12月31日，总税务司发布当年的第19号通令，要求各地海关自1971年起，每半年提交一份医务报告，由海关造册处汇集出版。日期定为每年的3月和9月⑩。根据该通令，医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海关所在口岸中国人和外国人各种主要疾病发生情况的情报收集和对当地医疗条件、医生状况的调查。为此提出以下几项调查和收集情报的主要项目：

(1)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国人的死亡率及其死亡的原因；

(2)当地流行的主要疾病是什么；

(3)当地流行病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治疗的特殊办法；

(4)发病的季节，地方的风土，以及之间的因果关系；

(5)当地有否特别的疾病；

(6)当地有无瘟疫，产生的原因，治疗的办法，死亡率。

从同治十年(1871)至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总计刊发了80期的医务报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医务报告涉及牛庄、宁波、天津、福州、烟台、淡水、汉口、高雄、九江、厦门、镇江、汕头、广州和上海等口岸。其后则扩大到其他通商口岸(11)。

显而易见，这些调查记录，为口岸城市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医务报告中对疾病原因的记载也为研究当地的人口变动、都市民俗、饮食状况，以及生活习性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12)。

2.港务调研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中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通商各口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酌视建造(13)。于是，始自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各口新式海关的陆续建立，各关税务司相继因地制宜地开展港务工作。同治七年(1868)四月，晚清海关正式设立船钞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负责海港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助航设施的建造和维护，指泊出入港口船只，测量船只吨 位，验察损伤船只，调查失事缘由，验看引水执照等。由于该部门的经费完全来自于船钞专款收入，故名(14)。

船钞部门的设立，是海关第一次大规模兼管海关本务外的业务，也是海关组织机构的第一次部门扩张，由此形成海关组织系统的第二个大部门。其在海关内部的重要性仅次于征税部门。

船钞部门内设三类机构：其一，营造处(Engineers)，参与一切有关改善沿河沿海之航行，改善海港以及监督与此相关之所有公共工程。其二，理船厅(Harbours)，委以监督船只锚泊与河道巡吏考试任用及引水之责。其三，灯塔处(Lights)，总管灯标部门事宜(15)。

同治十一年(1872)，船钞部门开始遵照总税务司的指令，汇总各通商口岸上报的调查资料，编制中国沿海及沿江灯塔、灯船、浮标和信标目录，每年印行一期(16)。光绪元年(1875)，则进一步提交一份有关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灯塔、浮标、信标等引航设施建置以及航道情况的调查报告，同样每年印行一期。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用以标明沿海危险之处灯塔的建设与维护情况；

(2)驻于不能设置灯塔之岸边灯船的购置与维护情况；

(3)用以标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内应予避开之处浮标及灯桩的设置与维护情况；

(4)清除沉船、疏浚航道和加深航道等改善航道措施的实施情况。(17)

从光绪元年(1875)到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造册处共印行了33期的港务报告(18)。这些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清末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助航设施分布以及航道状况变化的翔实信息(19)。

3.金融调研

晚清海关对通商口岸城市金融的调研，起因于对海关银号的调研。考海关银号之设立，实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公行制度废除，行商代外商赴关纳税的制度随之不复存在。为寻求新的替代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对外商纳税办法作了如下规定：海关应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数处，发给执照，注明准某号代纳英商税银字样，作为凭据，以便英商按期前往(20)。次年的中美、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也均做 了类似规定(21)。依照这一规定，五口开放通商后，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海关银号，执掌海关税银的收纳，按期上缴。咸同年间，各口新关相继建立后，海关银号仍沿旧例，没有变更，大抵每埠俱设海关税收银号一所，但亦有设二所者(22)。且海关银号向来开设新关之侧，以方便商人前往纳税(23)。其时海关银号约分两类：一系经官府允准，由较为殷实知名的旧式钱庄、票号承办；一系海关监督或地方官员自办，委托其亲朋好友经营；然以前者为多。但无论何者，均归海关监督或海关道管辖，无容各口税务司插足之余地(24)。

光绪三年(1877)，总税务司向各口税务司发出一道通令，要求他们对本口岸海关银号的运作作一详细调查，呈报总税务司。调查内容包括：

(1)谁是本口岸海关银号经办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关银号所雇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

(2)海关银号的经费开支由谁提供；

(3)现行体制的运转是否令人满意，有什么抱怨；

(4)税务司本人有什么建议。

赫德在通令中要求各税务司务必详细调查，确保信息准确可靠和完整，并要求他们复制一些当地的有关资料(25)。

遵照总税务司通令，牛庄、天津、直迫、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高雄、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十九处海关对所在通商口岸的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货币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调研，并撰写了相关的报告，递交总税务司。光绪五年(1879)各口税务司的调研报告，由晚清海关造册处以“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制度与当地货币问题报告书”为题编制成册(26)。

这些调研报告为我们保留了有关19世纪中叶主要通商口岸金融状况的及其珍贵的史料。

三、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深化：综合调研

光绪十六年(1890)，鉴于自光绪八年(1882)以来，始于同治四年(1865)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被要求缩小篇幅至4页，与年度贸易统计合并印行，致使每十年将十年间的贸易统计与贸易报告综合成册出版成为必要，总税务司发布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下一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除撰写4页之贸易报告外，还应编制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七年(1991)的“十年报告”，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供海关造册处汇编出版(27)。

通令同时对十年报告的内容、篇幅和编写方式、方法均做了明确要求。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该文件应可读，引人入胜，并可扩展至三十页。除可以将当地见闻编入外，不应忽略下列诸项：

1.回顾1881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2.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3.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4.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5.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1)关平两各年兑换多少英镑，(2)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6.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司1889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7.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8.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进。

9.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10.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设置助航设备。

11.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12.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13.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

14.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15.各省可选考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16.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17.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18.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19.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20.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21.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近地方，是否出现过海陆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别事务。

22.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23.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及会员之特权与义务，等等。

24.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25.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26.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1891年末该地之状况与形式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

通令还告诫各关税务司：“上述虽非包罗一切，然多少对在税务司之调查方向有直接帮助，并示明期望编写何种文件。各关税务司接此通令后，应立即浏览前任编写之报告，保持1881年前后问题一致，并自行决定此类报告中何一部分可再利用，或何种观点应予以采纳，且详述、修改、质疑、或评论之。此外亦可考虑是否将各项中之某项题目分予属下人员，并指示华员及欧籍人员，按题目及指示方向，代各关税务司调查。过往十年间所编写之要事月报亦应指定一人加以查阅，对有助于编辑十年报告之处作出标注。”(28)

通令最后要求：该十年报告之日期应署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并应在十八年三月初(1892年3月底)之前送交造册处税务司。十年以后，应再编写另一十年报告，其日期署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2月31日)，以此类推(29)。

光绪十九年(1893)，首期十年报告正式出版，全称为“关于中国、朝鲜向外国开放口岸贸易航运工业以及口岸所在地省情的十年报告：1882年至1891年”。其内容系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逐一编写。各项内容的详略，取决于不同海关所在地省情的特殊性。另有部分海关或由于资料的缺乏，或由于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限制，部分项目空缺。报告中还附上有关该口岸十年间进出口贸易货值、税收，以及进出港船舶数量与吨位等统计表，可供比较该口岸十年间的变化(30)。

依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十年报告每隔十年编制出版一期。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第2期十年报告问世。该期内容仍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编写。但由于各关叙述益加详细，篇幅有所扩大，以至本期十年报告分为二卷：第一卷包括华北以及长江流域各关，第二卷包括华南各关(31)。

鉴于前两期十年报告已对各口岸省情作过综合性的描述，为避免重复，宣统二年(1910)，新任总税务司安格联发布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在编写第三期十年报告时，应主要关注各地物质和道德的进步方面，一切无关紧要的内容和表格应尽量减少。为此，通令对先前的26个项目加以整合，缩减为21项，即：(1)贸易与航运、(2)税收、(3)鸦片、(4)货币与金融、(5)人口、(6)港口设施、(7)灯塔航标、(8)邮政电报、(9)各省行政和省议会、(10)司法、(11)农业、(12)矿山与矿物、(13)制造业、(14)铁路公路、(15)教育、(16)卫生改善和博物馆、(17)移民、(18)物价与工资、(19)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20)陆海军、(21)当地报刊(32)。

通令称：这些项目已足以描述各口岸十年内发展情况，如果还不够，针对各地特殊情况可以增加其他一些内容，但除非万不得已，每一段篇幅尽可能不超过30行(500字左右)(33)。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三期十年报告(1902—1911)正式出版时，已是民国二年(1913)了(34)。

晚清海关十年报告是在海关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一种海关文献。它以十年为期编制，故名。显而易见，十年报告对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部分扩大到所在省份——在晚清30年间(1882—1911)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情状的不间断记录，为我们的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四、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特点与价值

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帝国走向衰亡，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不断膨胀的特定历史时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研究表明，晚清海关在其演化历程中形成的若干特质，使得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成为可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特色和价值。

首先，自同治四年(1865)确立外籍税务司管理体制后，总税务司赫德就竭力将晚清海关打造成晚清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其时，晚清海关所统辖的海关总关已达14处。至光绪二十年(1894)则增加到25处，关员多达4293人，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44处，关员已近2万人，达19169。众多的海关遍布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连同其管辖下为数更多的分关、分卡，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关网络(35)。与此同时，这个规模庞大的独立王国内部实行垂直的统一管理。各口关政由海关总税务司以发布“总税务司通令”的形式来统一步调，以“总税务司训令”的形式来处理各口海关的特殊问题，各口海关税务司则定期向总税务司呈送函电，详细报告各种事务。这使得晚清海关内部，信息交流及时，渠道畅通，办事有令可依，有章可循，有效保持着高度的行政统一性(36)。这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其次，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驻华领事馆译员出身的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近半个世纪。在其任职期间，他野心勃勃地致力于扩展海关势力，强化海关作用，扩大海关影响，提升海关地位。为此，晚清海关挟其优势，先后兼管常关和厘金，兼办大清邮政、海务、新式教育，以及筹办参展世博会事宜等；海关总税务司以及部分高级关员，甚至参与清政府的许多外交活动，插手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军的创办；由此在晚清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有计划、有操作规范地要求各地海关调查、收集当地的各种政治、经济、人文、军事和社会等资料，定期汇报。尔后将这些调研资料汇编印行，提供给中外各种组织和个人。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故，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档案资料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覆盖面广；第二，连续性强；第三，权威性高；第四，情报色彩浓厚。这使得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虽然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资料，尤其是其中的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就受到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就选用了部分海关年度报告和十年报告中的资料(3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史学繁荣，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尤其是城市史研究的迅速推进，已有上海、厦门、苏州、广州、福州、拱北、杭州、重庆、汕头和天津等地旧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十年报告被翻译、出版(38)。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合作，由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关贸易年报和十年报告，是为总计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其间，也不断有学者对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和十年报告加以评介，或在研究中加以利用(39)。但是，笔者认为，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及其留存的这批珍贵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梳理、辨识，尤其是有待更充分的解读和利用。故作本文以抛砖引玉。注释：

①《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350页。

②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4年第1号、第9号，1865年第3号。

③海关档案：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64。

④海关档案：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65。

⑤海关档案：Reports on Trade, 1864-1874。

⑥海关档案：Reports on Trade, 1875。

⑦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79年，第57号。

⑧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82年，第200号。

⑨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476号。

⑩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70年，第19号。

(11)海关档案：Medical Report, 1871-1911。

(12)参见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版，第649—650页。

(1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8页。

(14)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8年，第10号。

(15)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一辑，1869年，第25号。

(16)海关档案：List of Chinese Lighthouses, Light-vessels, Buoys, Beacons, etc, on the Coast and Rivers of China, 1872-1911。

(17)海关档案：Report on Lights, Buoys, and Beacons, 1875-1908;Report of the Marine Department, 1909-1911。

(18)1876年和1881年没有报告；1898年的报告未印行；1909年和1910年的报告为合刊。

(19)民国二十二年(1933)，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her, T.Roger)依据港务报告编写出版了《中国沿海灯塔志》(The Coastwise of China)，由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印行。中文译本为海关副税务司李廷元所译。

(2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1页。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3页。

(22)魏尔特等：《关税纪实》(中文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印行，1935年版，第2页。

(23)《申报》1897年2月11日。

(24)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译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21页；魏尔特等：《关税纪实》(中文本)，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印行，1935年版，第1—3页。

(25)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第2辑，1877年第32号。

(26)海关档案：Reports on the Haikwan Banking System and Local Currency at the Treaty Ports, 1879, Shanghai。

(27)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28)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29)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890年，第524号。

(30)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31)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32)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910年，第1737号。

(33)海关档案：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总税务司通令)，第二辑，1910年，第1737号。

(34)海关档案：Decennial Reports, 1902-1911。

(35)海关档案：新关题名录，1894年，1910年。

(36)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37)如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3册)，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3册)、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和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册)等。

(38)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戴一峰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富强、乐正等编《广州现代化的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年)译编》(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莫世祥等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译编《潮海关史料汇编》(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印行，1988年)；吴弘明译编《津海关贸易年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

(39)评介方面，如方志钦：《近代中国海关的特异功能—洋员对华的情报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吴松弟、方书生：《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等。至于利用方面，散见于各种论著，恕不一一列举。

第二篇：“海关文化建设”调研报告

“海关文化建设”调研报告

上海特派办、上海海关学院联合课题组

一、调研工作情况

（一）背景情况

为深入了解辖区各海关单位贯彻落实《海关文化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基本情况以及广大关警员对海关文化的需求，科学研判形势任务，理清总体思路并提出对策建议，上海特派办与上海海关学院组成“海关文化建设”课题联合调研组，于2011年5月下旬开展了专题研究。

调研期间，恰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举行以及总署党组扩大会议召开。调研小组根据中央和总署党组关于文化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对课题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就海关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所肩负的使命，以及海关文化建设的新方向、新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调研开展情况

课题调研以海关文化建设的现状、成功经验、典型事例、内涵外延，以及深入推进海关文化建设的思路、途径、方法和措施等为主要内容。调研组坚持“调查-总结-分析-提高”的总体思路，于2011年7月至10月，在上海特派办辖区内选取武汉、上海、西安、厦门、拉萨、青岛、杭州等7个直属海关和13个隶属海关开展现场调研。通过听取情况介绍、问卷调查、座谈会与个别访谈、现场走访、调阅档案资料、查阅网上论坛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对辖区内的其他海关进行了书面调研。

调研期间，共召开26场座谈会和研讨会，共计260余人次参与了座谈，个别访谈20余人次，系统收集了45份海关文化产品，各方建议50余条。调研共发放并回收问卷620份，有效问卷580份，问卷有效率94%。问卷覆盖面较广，其中，受访者男女比例分别占总人数的60%和40%；35岁以下和35岁-50岁之间的关警员分别占52%和41%；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占77%；中共党员占79%；科员占20%，副科和正科级关警员占67%；综合职能部门、业务职能部门和隶属单位分别为20%、24%和52%；在海关工作10年以上和在海关工作10年以下的关警员分别占51%和49%。

二、海关文化建设的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海关文化建设的现状

总体来看，辖区海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纲要》精神，科学谋划文化建设格局，紧密结合地域特点和关区特色，扎实推进文化建设的各项主要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1、“文化建关、文化兴关、文化育人”的观念逐步确立，文化自觉不断增强。

一是对海关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各关都能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加强海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自觉地把文化建设作为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现代化海关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如上海海关坚持把“文化铸魂、以文化人”作为主导理念，从发挥文化的培育、辐射、融合和规范功能入手，积极提高海关文化建设水平；杭州海关隶属绍兴海关扎实做好文化建设基础工作，明确提出“文化育关”；西安海关隶属宝鸡海关坚持以人为本，以“家园文化”凝聚队伍等。在访谈中，广大关警员对海关文化建设的功能作用也有很高的认同度。问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认为海关文化建设“没什么作用”。近年来在海关文化影响下，68%和67%的人分别认为在人生价值目标、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方面变化很大或有一定改变；70%、77%、76%和75%的人分别认为在社会参与意识、生活方式、团队精神以及物质金钱观等方面变化很大或有一定改变；80%和82%的人分别认为在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法治意识和纪律观念方面变化很大或有一定改变。

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各关党组积极响应中央和总署党组的号召，更加自觉地把加强海关文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采取了各种举措深入推进。这些都充分说明海关文化建设在广大关警员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越来越深刻的认知。

二是对海关文化建设的规律、特性的把握不断深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在调研中，广大关警员普遍认为海关文化建设需要理性思考，需要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关警员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对文化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普遍认为要注意把握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内涵的特色性、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因此，必须立足于现实条件，切实增强实效性，分阶段有步骤推进；必须坚持“壮大主流、百花齐放”的原则，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使海关文化呈现多样化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和展现海关行业特点，努力吸纳、融会地域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等内容，形成关区文化特色；必须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体现文化建设的长期性。

这些观点的普遍提出和广泛认同充分说明了各关和广大关警员对海关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解把握正在逐步加深，自觉程度日益增强。尤其是杭州、宁波、合肥、南昌等海关大力开展海关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在海关文化建设中善于抓关键、积极创特色、敢于求创新，文化自信显著提升。

一是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文化建设，文化凝聚人心、推动工作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各关以服务大局、促进中心工作为宗旨，不断提升文化建设的推动力：与文明创建工作相结合，开展青年文明号、巾帼文明岗、口岸共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大力弘扬文明风尚，大力培育海关队伍文明服务、规范执法、奉献社会的良好气质，展示海关文明形象；与各类主题教育相结合，以先进事迹报告、巡回演讲、表彰奖励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宣传可亲可学的模范形象，着力拓展先进典型教育的实践载体，激励关警员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一批工作业绩优、群众基础好、示范作用强的典型人物脱颖而出，形成了具有海关特色的先进典型群体；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相结合，开展高雅艺术、文体活动，提高关警员修养，丰富关警员文化生活；与准军事化建设相结合，展现海关作为准军事化纪律部队的精神风貌。

二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打造鲜明的文化特色，海关的文化形象逐步鲜明。各关重视对海关历史文献、档案、文物等海关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运用，注重加强海关荣誉室和关史陈列室建设，在新关员入关、关员授衔、入党宣誓时，利用其开展海关历史、海关荣誉、海关传统、海关文化等教育，激发海关人的职业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充分发挥关史陈列室的辐射作用，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展示海关文化的平台，沟通社会大众的窗口。如拉萨海关关史馆先后被自治区授予“西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藏自治区国防教育基地”。上海、青岛、武汉海关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青岛海关建成了青岛海关历史博物馆，以历史、艺术的视角浓缩了青岛海关百年历史，隆重举行了庆祝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海关——烟台海关成立60周年华诞系列活动。苏州工业园区海关扶持地方特色文化“吴门画派”，西安、南昌、西宁海关充分利用关区独特的历史传统、革命传统和高原地区文化资源，努力建设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关文化。

此外，各关实施海关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与国际海关、社会各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海关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积极健全新闻宣传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及时、主动地报道海关重要活动，科学、准确地介绍海关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全面展示海关建设与发展的成就，争取社会各界对海关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南京、宁波海关以“网络文化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上文化平台。合肥海关建立专兼职网络管理员制度，充分发挥关员自发参与网络的积极性。

三是积极鼓励海关文化创作，繁荣景象初步呈现。各关以服务海关为主旨，积极发动、鼓励和支持关区各类文化人才开展海关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同时支持专业文艺组织和艺术家创作海关题材的文艺作品，通过“写身边的人，唱身边的歌，演身边的事，拍身边的景”等活动，努力打造海关文化精品并推向社会。如武汉海关编辑出版的由关警员集体创作的《大江月色》文集，面向社会举行大规模签名售书活动。由《关花》改编的反映海关题材主旋律的30集电视连续剧《国门卫士》现已完成拍摄。杭州海关隶属绍兴海关积极采用多媒体技术加强海关文化建设，做到内容“正”、形式“潮”、方法“活”，编写的《绍兴海关之歌》在关员中广为传唱。厦门海关隶属石狮海关、同安办事处广泛开展书画、文集制作，营造勤勉敬业、博学思辩、儒雅高尚、活泼进取的文化氛围。

3、各类海关文化建设机制逐步建立，文化自强正在逐步实现。

一是文化建设有效融入海关日常工作，为文化强关提供了舞台。各关切实加强体制机制建设，理顺组织关系，健全组织机构，充分依据《纲要》精神，纷纷制定了本单位本部门文化建设的实施办法。

在学习型组织建设中着力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通过集中学习、辅导讲座、参观考察、主题实践等多种形式，积极利用网上在线学习的平台，全面推进学习型海关、学习型处室和学习型科室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用主流文化鼓舞人、激励人、引导人，紧扣时代主题，利用重要节庆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运用关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了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大力弘扬“爱国、爱党、爱关”思想，创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如拉萨海关基于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提出了“政治立关”的战略思想和“五个幸福”（生活幸福、工作幸福、守边幸福、报国幸福、奉献幸福）；在问卷调查中，80%的关警员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对社会各种突发事件和思潮有应变预案。同时，坚持将思想引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及时掌握关员思想的新特点、新动向、新趋势，加强对关员心态的监测、评估和预警。在问卷调查中，82%的关警员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对关员思想的新特点和新动向等有及时的评判和引导，54%的关警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有效果。

在廉政工作中自觉增加廉政活动的文化含量，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活动，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科室、进课堂、进家庭”，不断扩大廉政文化覆盖面和影响力。如厦门、福州海关开展上廉政课、廉政短信、征集廉政书画摄影作品、开设网上“廉政文化”专栏等，厦门海关隶属东山海关开展“家庭助廉”活动，同安办事处和东渡海关开展廉政法规知识竞赛、“廉政情景片段模拟”活动等等；上海海关定期开展“清风三送”、“警钟三鸣”、“关爱三访”、“勤廉三树”等活动。问卷调查显示91%的关警员认为海关爱民、勤政、廉政情况很好或较好。

二是海关文化阵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为文化强关提供了保障。各关不断完善文体基础设施，逐步推进“四室一场”等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基本活动场所建设，积极共享社会文化资源开展海关文化活动；努力改善关警员的办公、生活、文化条件，创建文明有序、整洁美观的办公环境。如西安海关不断加强阵地建设，新建关史荣誉室、职工体育馆、瑜伽练功房等文化活动场所，并对礼堂进行改造，为文化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把文化建设经费列入预算，有些海关如上海、厦门海关还克服困难，不断加大文化建设自筹经费投入；许多海关还积极拓展文化工作阵地和渠道，探索实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建立了与地方心理专家、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辅导机构的交流、沟通、培训、授课机制。如青岛海关成立了心理协会，心理协会37人中有25名关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抓住“三个关键”（即关键的事、关键的人和关键时机）加大心理疏导力度，帮助关员解决心理难题。

三是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文化自强更加具有吸引力。各关充分依靠群众，发挥关区文体骨干的特长和作用，形成了群体性文体活动的组织网络，同时积极开展行业性、地域性、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小型多样、健康有益、群众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在基层蓬勃开展，广大关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升，为缓解干部职工工作压力、营造和谐氛围起到了极大作用。在问卷调查中，97%的关警员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经常或定期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如福州海关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荣获全国海关首届智力运动会总决赛桥牌冠军，荣获华东赛区比赛2项冠军与拼搏奖。青岛海关隶属龙口海关促进和谐团队建设，全关50余名关警员中的40余人参加管乐队，践行了努力打造“活力、和谐、幸福青关”的要求。青岛海关隶属日照海关开展覆盖全体干部职工包括家属子女的文化服务，突出文化建设中的人文关怀。问卷调查显示77%的关警员对目前文化环境中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很满意或基本满意；75%的关警员对同事关系和谐程度很满意或基本满意。

海关文化建设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积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弘扬海关精神这一海关文化建设之魂；离不开充分尊重关员主体地位，紧密贴近关员实际这一海关文化建设之本；离不开努力传承海关文化传统，努力推进地域文化、关史文化融合创新从而形成关区文化特色这一海关文化建设之源；离不开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科学谋划文化发展新格局这一海关文化建设之路。这为进一步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海关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海关文化在海关事业发展和队伍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单位还存在着重业务建设、轻文化建设以及文化工作边缘化的现象，海关文化建设与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学习型组织建设等工作结合得不够紧密。二是对海关文化建设的整体性规划有待进一步提高。问卷调查显示：50%的关警员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文化建设属于随意型或搞突击型，另有17%的关警员认为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文化建设有计划但不实施。这充分说明部分海关在实现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方面尚有不足。部分海关把文化建设放在海关工作的大局中进行思考、部署的力度，文化建设与业务建设的有机结合度还不够。此外，调研中发现，各关在开展文化建设中工作机制、条件保障、人才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部分海关文化设施硬件配置较为薄弱，海关对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

三是对海关文化建设主体的培育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大家都认识到海关文化建设的重点在基层、主体在广大关警员，但是文化建设中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关警员的主体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构筑广大关警员的共同精神家园和价值追求，文化对人的塑造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有待进一步显现。问卷调查也显示：50%的关警员对所在单位或部门文化建设只选择个别有兴趣的参与或仅仅关注但不参与。

四是对海关文化建设新方法、新路径的思考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以互联网为标准的“第四媒体”的影响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对海关文化建设新方法、新思路、新途径的研究探索需进一步加强，覆盖各关区的各具特色的海关文化链和文化品牌工程需要进一步形成。

三、调研的体会与思考

10月27日，于广洲署长在总署党组扩大会上对海关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了要求，指出海关要全面履行职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把握海关文化的发展方向；扎实推进海关文化建设，为海关事业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于署长的讲话为课题组进一步深化对海关文化建设的理解指明了方向。

根据总署党组关于海关文化建设的新要求，结合对海关文化建设现状的调研，我们感到，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不断提高对海关文化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在新时期新阶段加强海关文化建设的紧迫感，不断挖掘海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思考海关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切实有效发挥海关文化在引领思想、凝聚力量、鼓舞士气、弘扬正气、激发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要站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来认识海关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海关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鼓舞海关人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是全体海关人共同追求的理想信念，为实现现代化海关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因此，海关的科学发展离不开文化建设，在当前海关立足新起点、谋求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海关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海关文化建设既是推动海关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海关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海关文化建设可以在广大关警员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在海关系统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和谐氛围，达到激励海关干部职工投身海关各项业务改革和建设，为海关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助推力，为各项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思想保障。此外，正如于署长在总署党组扩大会议上战略性地指出的那样，要提高海关文化建设的综合效益，实现海关业务建设、队伍建设、文化建设同步发展。这更加明确地把文化建设作为海关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标志着海关在文化建设地位作用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海关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海关文化建设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直接关系民生幸福的有效载体。加强海关文化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海关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海关文化被广大关警员所认同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粘合剂，从各方面把全体关警员团结起来，使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整体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凝聚人心的同时，在广大关警员文化需要更加突出、更加迫切的背景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必备的衡量尺度。当前，关警员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海关可以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丰富人们精神世界，切实保障关警员的文化权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关警员的全面发展。海关文化建设既是推进业务建设的加速器，又是推动队伍建设的新平台。按照“把好国门，做好服务，防好风险，带好队伍”的“四好”要求，既要加强三大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同时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强化关警员守法、服务、创新、高效、清廉的意识，提高其自我要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自觉性，从而充分发挥“文化把关”作用，积极推进海关业务建设。同时，海关作为全国仅有的三支衔级部队之一，必须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坚强、业务过硬、值得信赖”的海关队伍建设要求，通过文化建设，做到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令行禁止、严格自律，在新阶段使队伍建设迈出新步伐。

（二）要在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落实“四好”总体要求的实践中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一是要始终突出海关文化建设的核心。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唱响时代主旋律，培育时代新风尚，努力提升海关文化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品位。于署长提出要从“爱国、厚德、增信、创新、奉献”5个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10字精神既充分结合海关工作特色，又全面融入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追求，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海关精神，是新时期的兴关之魂。

面对当今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为了使海关人能够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就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旗帜，自觉把新时期海关10字精神这一崇高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融入海关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并转化为广大关警员励志图强、创造辉煌的实际行动，自觉保持行业文化的先进性，不断丰富海关文化的时代内涵。

二是要忠实履行海关文化建设的使命。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既要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充分发挥海关的把关职能，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为优秀文化“引进来、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推进文化贸易便利化；又要积极推动海关自身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时刻高扬海关的文化理想，时刻高举海关的文化旗帜，努力建立海关的文化认同，努力保障关警员基本文化权益，努力树立海关的文化形象，以高度政治自觉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

海关所处的特定工作环境，决定了必然面对外来文化的涌入和冲击，必然面对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多样多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关文化建设更加要把传承民族和海关优秀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其滋养海关文化生命力、激发海关文化创造力、建设好海关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更加要关注关警员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越来越高的要求，用优秀文化成果满足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更加要注重用特色鲜明的海关文化铸造鲜明的海关形象，不断提升海关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力。

三是要全面理解海关文化建设的内涵。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贴近海关行业实际，努力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海关特色和内涵丰富的海关文化体系，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海关文化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海关职业特色的行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海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价值标准、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群体意识、精神风貌、形象标识等具有海关特色的各种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四个层面内容。

因此，建设海关文化必须大力培育具有感召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文化，铸就兴关之魂；必须努力推广和展示文明形象的行为文化，塑造海关之形；必须积极完善刚柔相济的制度文化，夯实建设之基；必须注重提升凸显行业品牌和个性的物质文化，彰显文化之特。只有动员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成上述目标和任务，才能真正使之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真正使海关文化在建设中发展，在发展中繁荣，在繁荣中共享，真正实现以文兴关、以文育人。

四是要牢牢把握海关文化建设的关键。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必须紧紧依托基层文化建设，引导鼓励广大关警员参与文化建设，让广大关警员共享文化建设成果，更好保护广大关警员的文化权益，使海关基层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断满足广大关警员的文化需求。文化建设的源头来自于基层，文化建设的成就体现于基层，文化建设的根基必须深深扎在基层。

没有基层关警员的广泛参与，也就形成不了文化发展的动力，产生不了文化生产力，文化建设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基层文化建设是海关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立足于基层，使基层成为海关文化建设的主体，让蕴藏于基层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激活基层，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基层掀起学习文化、实践文化、享受文化的热潮；必须服务基层，为基层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让广大关警员亲身体验和感觉文化就在身边，从而感受文化的力量，领略文化的真谛，自觉接受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规范。只有让每一位基层关警员从文化中受益，海关文化才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五是要不断增强海关文化建设的动力。积极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扎实稳妥地推进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文化建设的动力。文化资源是文化建设的土壤，不同的文化土壤培育出不同的文化风格，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亮色。文化改革和创新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激发文化活力、展示文化魅力、永褒文化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

因而，海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不忘本来，海关文化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海关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精神命脉；需要吸收外来，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辨证取舍的态度和转化再造的能力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关区的地域文化和其他行业文化等资源推动海关文化繁荣兴盛；需要着眼将来，从海关现代建设实践中，从文化建设自身的良好局面中，从与业务建设、队伍建设有机结合中，从加大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等改革创新力度中，从抓好一批体现海关特色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工程中，把握海关文化发展前景。

四、进一步推进海关文化建设的建议 于署长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精辟地提出海关既要从“大文化”着眼，发挥进出境环节的“文化把关”作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要从“小文化”着手，坚持“文化兴关”，在落实“四好”总体要求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海关文化。同时，总署党组在新形势下提出了“学军”这一海关准军事化纪律部队的建设方向。我们感到，进一步加强海关文化建设是形势所趋、任务所需、使命所在。我们必须立足实际，顺势而为，不断提高认识、做好规划、完善机制、培养队伍、创新实践、搭建平台，从而实现文化建设与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协调发展，大力推进“文化把关”和“文化兴关”进程。

（一）更新文化理念，强化文化认知，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海关精神文化建设。

文化偏重的是精神领域，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在海关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领作用。一是要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灵魂作用。依据这一论断，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海关文化建设全过程，认真贯彻“四好”要求以及于署长提出的10字精神，并切实转化为全体关警员的自觉追求，是海关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二是深入挖掘提炼海关共同的价值取向。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而价值取向就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不论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风俗习惯、精神风貌都是价值观的展现。只有表达了人类最优秀的价值观，文化才能展现魅力、形成凝聚力和感召力、发挥创造力。所以讲文化建设，首先要思考和推动价值观建设。建议在海关系统开展海关价值观大讨论，挖掘提炼出全体海关人认可、认同的海关价值取向，使之与海关精神一样，成为全体海关人的共识和行动指南。同时，在各关和海关院校各层级的培训中增加文化建设主题的课程，以提升各级领导和关警员对文化建设的认知程度。

（二）做好发展规划，全面推动海关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按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总体要求和内在精髓，大力推进《海关文化建设纲要》的贯彻实施，积极实行文化建设目标管理，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设计、科学规划，确定海关文化定位，制定海关文化建设发展战略和各层次、各阶段的海关文化建设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海关文化建设发展的目标、方向、原则、内容、载体等，提出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从而系统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建设规划方案。建议每个关区结合关区实际和海关的发展战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文化发展主线、形成文化发展思路、设定文化发展目标、打造本关区的共同价值追求，形成完整的文化建设框架，从而构画出海关文化发展的前景蓝图，促进海关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强化机制建设，持久保持海关文化建设的活力。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规范、健全的海关文化建设新机制，逐步形成与现代化海关相适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符合海关文化建设要求的海关文化建设机制。

研究机制，设立海关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可设置在海关院校），对国家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中外文化建设的规律、海关文化建设特点需求等进行前沿研究、宏观研究、理论研究、运用研究、比较研究、跟踪研究等。

激励机制，建立与海关现行的激励机制相吻合、相衔接、相配套的海关文化建设激励机制，以调动各类文化工作者、海关文化骨干、广大海关关员参与的积极性。建立海关文化建设“金点子”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广大关警员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踊跃参与文化建设，积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评估机制，对文化建设发展状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进行评估，定期进行考核指导，标准要科学，制度要规范，时间要常态，结果要公示，先进要奖励，落后要惩罚，以促使各关更好地履行职责，激发员工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党组（党委）统一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班子成员分工抓，党政工青妇齐抓共管，全体关警员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进一步明确总署、直属海关、隶属海关各层级文化建设组织管理机构（部门）和职责权限。借鉴部队文化管理经验和做法，在总署政治部设立文化建设处，加强对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在各关设立兼（专）职文化政工员，人力资源按照与海关总人数的适当比例进行配置，进一步丰富海关文化组织网络，为海关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进一步落实《海关文体建设预算管理办法》，加大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改善基层海关文化建设硬件条件。

（四）推动实践创新，深入发掘海关文化建设的功能。抓住明年海关文化建设年的契机，继续贯彻落实《海关文化建设纲要》，深入开展文化兴关“五个一”建设，大力加强海关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建设。按照“弘扬主旋律、讴歌先进性、展示新风貌”的宗旨，坚持贴近基层、贴近关员、贴进生活，加大海关文化优秀题材作品创作，创造出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摄影、书法、曲艺等一系列海关题材优秀作品和优秀曲目，不断加强海关对外宣传，树立和提升海关良好的社会形象。切实加强文化落地项目建设，各单位要积极学习借鉴兄弟海关和其他单位文化建设的经验，尊重和发挥广大关警员的首创精神，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及时总结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形成创作源于关员、活动依靠关员、舞台成就关员、成果惠及关员的群众性文化氛围，不断增强海关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五）着眼队伍素养，不断提高海关文化建设的水平。学习借鉴军队、警察系统文化队伍建设“专职、专业”的成功经验，突出专业化水平，从文学、书画、网络、音乐、舞蹈、曲艺、体育等各个方面系统打造海关文化骨干队伍，造就一批高层次、高素养、高境界的海关文化人才队伍和文化组织人才队伍。积极探索海关各类文化人才的引进、导入机制，解决和破解文化人才招录的政策难题，为海关招录文化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创造条件加大海关文化人才引进力度。健全海关各类文化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通过定期举办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不断提升文化人才的专业素养，努力为他们参与海关文化建设活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积极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发挥作用。有效利用社会文化资源，鼓励专业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海关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探索建立并逐步形成专兼结合的文化人才队伍。鼓励和支持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增强关情了解，增加基层体验。

（六）搭建广阔平台，多方推动海关文化建设的繁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采取得力措施，搭建起支持文化建设的广阔平台，为文化建设各项工作提供推动力。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努力开展和积极参与海关内部、外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海关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积极搭建网络平台，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广大关警员认为平时接触较多的媒介排名居首的是网络（占36%），因此，应当重视借助微博、关员论坛等文化建设载体，充分利用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文化建设样式，把互联网作为海关文化建设的新阵地、新平台。积极搭建传播平台，进一步加强海关刊物和出版社建设，努力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海关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海关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推进海关文化建设需要各关因地制宜、因时而宜、量力而行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需要建立求同存异、百花齐放的文化建设大格局；需要充分调动广大关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海关文化建设纲要》的要求惠及每位关员，真正把海关文化的根扎进群众的心里。课题组将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关独具特色的鲜活文化建设实践和经验，不断推进海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以上是调研组形成的阶段性课题报告。下一步，课题组还将进一步加强对海关文化建设的研究，将结合总署明年的海关文化建设年工作，认真抓好5项工作：汇编一套辖区各海关文化建设经验资料；探索设立一个辖区海关文化建设案例库；联手海关学会上海分会形成一批海关文化建设的学术成果；启动编撰一本针对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专业大学生使用的海关文化建设教学讲义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在上海海关学院的处长培训班中开设一门海关文化建设专题讲座。

第三篇：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李三谋 张卫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做红茶，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晒。至于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则谓之上汗，汗后仍晒，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六月初采者为“菏花”，七月份采者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民户制成其成品后，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晋商）收购，或送往客商处出卖。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自行晒炒，大量焙制茶叶，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咸、同时的茶叶，大都是散茶，晋商收购后，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华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同、光时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商、农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在湘、鄂的红、黄壤上，首先制造和发展红茶，创造出了偌大的几块红茶基地，以足量产品供应华北和中原人民饮用，成功地开发地力，为国兴利。他们使红茶享誉欧洲特别是俄国，进而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进一步促进了中俄经济和文化交流。俄人记载，红茶的边贸，使“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不仅这一地区如此，而且，“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饮用的红茶，并将之积极组织出口外销，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四篇：读晚清宫廷与人物有感

读晚清宫廷与人物有感

在图书馆徘徊了好久，最终选择了这一本史书，一直以来都对神秘的宫廷有强烈的兴趣，宫廷的轶闻韵事，是最富神秘性的，同时也是自古以来，文入学士及一般人所喜欢谈述的；惟其富于神秘性，难得真相，捕风捉影，遂在所为免；于是好事者为迎合世人心理，而向壁虚构的故事，也层出不穷了。

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晚清宫廷与人物》，是作者十余年在台湾撰述近代现代人物的一部分，全书包含了天子、庶人，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内容是如此广泛，但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与中国近代兴衰有密切关系的。

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儿，自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的最好说明。

读完这本书，感受难以表达，浩大的一幅历史长卷呈现在面前，形形色色的人，他

们的一生，或悲剧，或矛盾，或无奈，或正气，都已成为历史了，他们之所以是他们，因为他们生在那个年代，生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年代——晚清。

这本书的第一篇讲述的就是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人称“无冕女皇”。本书所着眼的，是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种种，所谓储秀宫皇太后就是慈禧，即西太后而钟粹宫皇太后即慈安，也就是东太后。一般人看来从称谓或所居宫殿似乎无太大差别，然而前后左右是有高下尊卑之分的，金银器皿可任意予求，但名分早定，慈禧虽欲强争，也是不可能的，无已，只有闷在心头待机发泄了。据薛福、成的《庸笔记》记载：“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举之：西宫优于才，二判阅疏章裁决庶务及召是咨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吶抐无语者，每有，，要么吶抐无语，要么翻来覆去老师问那么几句家常，充分表现了慈安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只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太太。然而慈安的暴卒已然成为了一桩疑案。从这一篇，慈禧对于国

家政权的掌控欲望可见一斑，而这两宫太后之间种种怨隙我们也不得而知。

印象深刻的还有光绪帝的读书生活这一篇，帝王的生活原来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不易，他们的童年乃至一生谨慎小心，无奈而为，所受教育严厉苛刻，实在承受了太多常人不知的痛苦与无奈，且看光绪帝的童年读书生活。光绪帝即位于一八七五年，时只四龄，安现代教育家的看法，只不过相当于幼稚园的年龄，但光绪二年他就正式入学了。光绪每日上书斋，都由太监抱来，功课相当繁重，先拉弓，次授蒙古语，次满语，然后汉书，而汉书教材则是成人都难完全了解的四书五经，生吞活剥的教他诵读。而平心而论，光绪帝是很好学的，但对于一个孩童而言，这样苛刻严厉的教学未免显得枯燥，所受教育也未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并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状况。其实光绪帝对世界各国颇感兴趣，但他左右不了自己所学。

光绪帝没有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儿童一样受着合理的教育以至不能适应三千年来的大变局。

所以读完这一篇，心理很是感慨，在我们这个年代，儿童所受教育虽不是非常合理，但相比较而言，已经是非常科学自由的教育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所有，能和大家一起坐教室阅读有趣的课本，幸福原来不过如此。光绪帝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读书生活，一切又是怎样了呢？

本书还从一些独特的视角，具体的年份叙述宫廷大事与人物故事，如天花与御医，就借顺治帝因天花而死讽刺宫中御医之庸，郭嵩焘超人识见，叙述了其具有超时代的简介不为当时人所了解，终至曲高和寡缺乏知音而郁郁而终。

读罢这本书，对于晚清宫廷的种种有了系统的认识，也更能够感受到在时代背景下个人力量的微弱亦或是强大，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身不由己，然而仍是有这么多为国家的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的爱国仁人志士，我们为他们所激励奋进。在当今，珍惜现在，把握幸福，积极奋进，贡献祖国，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第五篇：中国近代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今天对外开放本质区别是什么

中国近代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今天对外开放本质区别是什么 第一，背景不同：近代开放是在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出现的。当代开放是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逐步加强的情况下出现的第二，基础不同：近代开放是不平等的基础上，而当代开放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第三，指导思想不同：当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国家主权这一前提，在旧中国这一点是无从谈起的。

第四，性质不同：近代开放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当代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技术交流。

第五，结果不同：近代开放，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有利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工业。今天对外开放有利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使中国走向富强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