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雄安新区历史沿革与区位优势探析
雄安新区历史沿革与区位优势探析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称这一重要举措为“千年大计”。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本文不揣浅陋,试对雄安三县历史沿革、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略作钩沉及探讨。
一、雄县历史沿革钩沉
(一)燕国最早临易水建临易,后为燕南赵北之地雄县很早就有华夏先民的活动足迹。西周建立后,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奭长子燕侯克代封。春秋时期,燕桓侯(公元前698年—公元前691年在位)即位之初,山戎强大,南下侵袭,燕桓侯被迫迁都。《史记集解》引《世本》云:“桓侯徙临易。”[1]1551“临易”之名,取濒临易水之意,这是雄县最早的名称。治所在今容城古贤村一带(一说在南阳村“燕国城”遗址一带),即所谓“易别都”。考古显示,燕襄公(公元前657年—公元前618年)在位期间,将都城从临易迁回蓟城[2]13-14,此后临易为燕国易邑。之后迫于山戎侵袭,燕前文公(公元前554年—公元前549年)再次迁都至“易”,《水经注·卷十一·易水》:“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3]235战国时期,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易地属赵国[4]595。公元前295年沙丘之乱后,赵室衰弱,惠文王五年(公元前294),“与燕鄚、易”[1]1816。此“易”地,当即临易。可知其曾一度归赵,后又重新回归燕国。此后,燕王喜十二年(公元前243),“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今徐水西北)、方城(今廊坊固安)”[1]1560。易邑恰在两地之间,雄县再次纳入赵国版图。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秦军在易水破燕,县境纳入秦国版图[4]595。
(二)秦汉统一之后分别建易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为四十郡),在雄县之地建易县,治所仍在“易别都”处,先属广阳郡,后属上谷郡。汉五年(公元前202),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九月,击灭臧荼,“破之易下。”《正义》引《括地志》:“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临易是也。”[1]2069刘邦封卢绾为燕王,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改上谷郡为燕国,分置涿郡,易县属涿郡[4]1578[5]27(今河北涿州一带),治所仍在古贤村,即燕之易邑。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易县改属河间国。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卢绾之孙卢他之以东胡王身份降汉,被封为亚谷侯[1]2639,今雄县城内有亚古城村,是为亚谷城旧址,《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引《城冢记》认为,汉景帝封卢他之就在此地(一说在安新县三台镇),这应是在今雄县县城建城的开始。东汉时,易县仍属涿郡,汉和帝永元二年(90)改为河间国[6]3436。
(三)公孙瓒筑易京城东汉末期,公孙瓒于雄县筑易京城(治所在今容城南阳、暂村一带)。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公孙瓒杀幽州刺史刘虞,尽占幽州之地。此前有童谣说:“燕南陲,趟北际,中间刚好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6]2362公孙瓒认为说的就是易京之地,随即迁至,修营垒,筑楼观数十重,临易水,通辽海,成为魏晋时军事重镇[6]2363。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袁绍派遣部将麹义与刘虞之从事鲜于辅合兵,率十万之众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数败,只得退还易京固守并“开置屯田,稍得自支”。之后,“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6]2363。汉献帝建安三年(198),袁绍大举进攻公孙瓒。次年,易京城破,公孙瓒自杀而亡,易京城遭到破坏,但规模尚存。易京城被彻底毁灭,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319年,石勒命令大将孔苌趁段匹 固守穷城之际,“讨平幽州诸郡”[7]2729。建武四年(338),东晋所封的幽州刺史段辽袭后赵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同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征辽西归来时,路过易京,看到城池的规模和坚固程度,十分厌恶,以为非吉祥之兆,遂派两万士兵加以毁坏,城壁被夷平,从此易京城在雄县境内彻底消失[3]234。
(四)三国时期建易城县,南北朝时期“易”之名消失三国时期,雄县之地为曹魏之易县,后更名易城县,治所在今容城县古贤村(旧名古县)以北,属河间郡。曹操为统一北方,于建安十二年(207)秋,开始远征乌桓的作战,路过易县时,采纳郭嘉建言,“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8]434。西晋时仍作易城县,属河间国[7]424。东晋仍之。治所在今雄县西北容城县境内的古贤村。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后燕辽西太守以涿郡属魏,魏复故名易县,改属高阳郡”[9]28。东魏沿袭北魏易县置,又改名曰易城县,治所仍在今容城县境内的古贤村。北齐天宝七年(556),废易县入莫县(今任丘市北),属高阳郡[9]28。从此,“易”作为县名在雄县历史上基本消失,当它再次出现时,已经迁移到今天雄县的西北方向百余里之外。
(五)唐初到五代设归义县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析固安县及莫县原易县属地,置归义县[9]29,属北义州,县治于州中,治所在今雄县县城西北15.4公里容城县王路村北。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州县俱废,入河北道。贞观八年(634)复置归义县,属幽州[10]1517。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改属莫州,同年还属幽州[10]1020;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属范阳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还属幽州;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改属涿州[9]29。五代时期,后梁乾化元年(911)归义县入燕,属涿州;乾化四年(914),后唐灭燕,归义县入后唐,仍属涿州[5]597。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归义县随入辽,属涿州。
(六)后周及北宋建雄州,“雄”字首次作为雄县地名出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世宗亲征伐辽,收复瀛、鄚二州,取瓦桥关(唐末五代初建,旧址在今雄县城关)。瓦桥关和霸州益津关、瀛州高阳关相犄角,控扼幽蓟,为当时军事重地。周世宗移县治于瓦桥关,建雄州,“以其地南邻易水,北有拒马河,所谓当九河之末,控扼幽蓟,为军事重地”[11]1663,治所在今雄州镇,戍重兵,“雄之名自此始”[9]30,“雄”字第一次出现在雄县的大地上。之所以命名雄州,其一,是为了与霸州相呼应,取威烈之意,以彰武功,震慑辽邦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大雄山”下注:“县治西南二里。高峙数十丈,峰顶平广。一名望山,以其标领群岫,为众望也。其左翼为小雄山,奇峰牙列,石罅甘泉出焉。五代周置雄州,盖因山为名。”按此说有误,《雄县乡土志》载大雄山本北宋景德初年,黄湾河(易水支流,早已废),自南经此东入瓦济河,当时雄知州李允则积土为土山,以捍冲刷而成。可知雄州在前,大雄山在后,山因雄州而得名。其二,是形容地势险要,雄州瓦桥关是南北必经之路,兵家必争之地。其三,表达了周世宗胸怀壮志,统一中国雄霸天下之义。从此,唐所置归义县以白沟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县,南归义先属后周,次年即960年,归北宋,仍属雄州。北归义则隶属辽之涿州。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为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雄州之归义县改归信,以雄州之新镇(今属廊坊文安县)置平戍军。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使曹利用与契丹于今雄县狄夏台(今雄县龙湾镇狄头村)定和议,遂以白沟河为宋辽分界,县境亦以白沟河为界而分为南北。南为宋之归信,属雄州;北为辽之归义,属涿州[12]2124。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以雄州在易水之北,赐名易昜郡,属河北东路。这是“易”字最后一次在雄县地名历史上出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金灭辽,涿州辽将郭药师降宋,北宋收复涿州后仍置归义,于是归义、归信两县并存。金太宗天会三年,即北宋宣和七年(1125)郭药师叛宋投金,归义为金土,属涿州。靖康之初,宋之归信陷于金,金后将归义并入归信,仍隶属雄州,为州治所在地。天会七年(1129)在雄州置永定军[13]576,增领保定(今文安新镇),隶河北东路。金贞元二年(1154)改隶中都路。
(七)元代雄州开始隶属保定元初太祖年间,雄州领归信(州治所在)、容城、保定(今文安新镇),先隶燕京路,后改隶顺天路。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废雄州,至元四年(1267),归信县并入容城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雄州、归信县同时复置,县仍治于州中,雄州属大都路,二十三年(1286)改属保定路,雄县与保定的隶属关系由此开始[14]1355。
(八)明代始称雄县,延续至今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七月,废归信县入雄州,属保定府。七年(1374)四月降雄州为雄县[15]889,雄县始得名于此,属保定府。同年容城县并入雄县。此后,虽然隶属多经变更,但“雄县”之名未改。洪武十三年(1380)一月复置容城县。清军入关后,顺治元年起(1644)继续沿用明置,雄县仍隶属保定府。1913年2月雄县改属范阳道,1914年改属保定道,1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属河北省保定道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雄县区划几经更迭。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投降,废联合县,恢复雄县单县建制,再次组建县政府,属冀中第十专区[5]13。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雄县属天津专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雄县改属保定专区。1958年10月2日雄县、新城、涿县和涞水县东部地区合并,称涿县。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县政府改称)驻地高碑店,属保定专区。1960年5月3日专区与市合并,改属保定市。1961年4月28日析置雄县,同年专区与市分置,属保定专区。1970年4月26日专区改为地区,该县属保定地区。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雄县属保定市。2017年4月1日,雄县划归雄安新区。
二、容城历史沿革钩沉
(一)容城早在战国时期即设置“县”级行政单位容城之得名,始于战国时期燕国。考古出土的战国燕系大量带“都”字的官印可证,“都”为燕国地方行政设置,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战国时期燕系玺印有“容城都□□左”[16]32,1984年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盆有“容成”戳印文[17],可知容城早在战国燕国时期即已得名,并成为“县”级行政单位。
(二)秦代正式设置“容城县”秦朝建立之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实行郡县制,置容城县,属广阳郡。考古显示,秦代确已设立容城县。20世纪90年代,河南出土一枚“容成”钱,孙仲汇从钱文书体风格和历史特征等角度考之为“汉武帝行五铢之前物”,“战国末年,秦有长安君铸‘长安’钱及文信侯吕不韦铸‘文信’钱、性质和容成钱同”[18]47,后晓荣先生进一步指出:“‘容成”钱也应为秦某封君铸币”,容成为地名,古代“成”“城”相通,“容成”即“容城”,“秦置容城县,西汉因之置县”[19]。
(三)汉代容城县隶属于涿郡汉代仍置容城县,隶属于涿郡[6]1578,治所在今城子村一带。汉初,“高帝封赵将夕为侯邑”。《史记》载,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以匈奴降王唯徐卢封为列侯。《索引》曰:“《功臣表》唯徐卢封容城侯。”[1]2078王莽立新朝,改容城县名为深泽县[6]1578。东汉章帝建初二年(77),封曹谌为容城侯[20]54。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废容城入范阳国。晋武帝重置容城县,属范阳国[7]425。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废容城入范阳县[20]54。
(四)隋唐时期几经裁撤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改范阳县为遒县,治所仍在今城子村一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容城及幽州之固安、归义置北义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裁撤北义州,“三县各还本属”[21]1512,容城地隶属河北道易州。武周圣历二年(699),契丹入侵,容城军民奋起抵抗,固守得以保全,因而赐名为全忠县。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复名遒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恢复容城县,改易州为上谷郡,容城隶属之[10]1019。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罢上谷郡,改为易州,容城隶属易州。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又改容城隶属雄州[20]54。
(五)宋金元时期或属安州,或属雄州五代时,因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容城属契丹易州。后周世宗收复容城南境,移县治于雄州城内。宋建隆四年(963),重新设置容城县。契丹则于拒马河以北侨置容城县,这一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形成南北两个容城并存的局面。金国兴起之后,先后灭辽和宋,南北容城归一,县治地仍在城子村一带,隶属雄州。金大定六年(1166)析容城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定兴县[20]54。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析容城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渥城县,隶属安州[20]54。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割隶安州[13]577。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容城划归安州。金宣宗贞祐二年(1215),改属河北东路安肃州[13]577。后仍属雄州。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割雄州三县容城隶属顺天路”[14]1355。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渥城县并入容城[20]55。至元二十三年(1286),容城属保定路雄州[14]1355。
(六)明代起容城县复置,隶属保定府明初容城隶属雄州。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四月雄州改县,废容城入雄县[15]889。明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复置容城县,属京师保定府。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县治由古城(今城子村)迁往现址[15]889。清代,容城县隶属直隶省保定府。1913年,容城属范阳道,次年范阳道改为保定道,仍属之。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同时废道,容城隶属河北省。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根据抗战的需要,先后与邻县设置联合县。1940年8月,属晋察冀边区第十专区。1941年8月,成立容定新雄霸联合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联合县撤销,恢复容城县建制。1947年土地改革时期,也曾一度划分为容定(兴)县和容新(安)县。1949年初恢复原建制。1949年,容城县属河北省保定专区。1958年,曾一部分划归定兴,一部分归雄县,同年又划归徐水县。1962年1月恢复容城建制。1970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容城县属保定地区。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容城县属保定市。2017年4月1日,容城县划归雄安新区。
三、安新历史沿革钩沉
(一)战国时期燕国建安邑,“安”字首次作为安新地名出现安新建制始于战国时期的“两国三城”,其“安”字得名即源于此。战国时期,燕国筑阿邑,《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以徐、滱二水并过其西,徂经其北。曲曰阿,以齐有东阿,故曰西阿。”[1]1801可知阿邑又名葛城、依城。史籍又载,阿邑又称“安邑”。《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周显王)十三年,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22]121《史记·六国年表第三》集解引《纪年》:“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1]721邯郸成侯即赵成侯,周显王十三年和赵成侯十九年系同一年,即公元前356年,可见以上两种文献所记录的是同一件事。考之史籍,战国时期魏国有安邑(今山西夏县),在当时的秦国和韩国之间,属于魏国辖地,也是战国时期魏国早期都城。战国时期,赵国和燕国边界在河北,赵成侯和燕成侯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秦韩之间的魏国属地去会盟。由此可知,此安邑即阿邑,也就是葛邑,也称葛城(今安州镇政府所在地)。这是“安”字作为安新地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阿邑(即葛邑)之所以名之为“安邑”,当有两层含义。其一,从音韵学角度看,“阿”和“安”在上古音中,同为同声影纽字,阿属“歌部”,安属“元部”;直至《广韵》,阿属“歌韵”,安属“寒韵”,仍属同纽字。安应是阿的音转,也就是“一声之转”。其二,从赵成侯和燕成侯会盟的历史背景看,赵成侯自其即位起,便开始与周边国家连绵不断的战争,在进攻卫国和齐国时取得一些胜利,但在与强魏的战争中,却屡遭失败。赵成侯晚年与齐国、宋国、燕国等周边国家积极修好,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连年战争后的赵国得到喘息的机会。因此,称会盟之地“阿邑”为“安邑”,应是会盟双方希望和平安定之意。此后,本属燕国的安邑即葛邑,在赵孝成王十九年(247)划归赵国,“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集解》引徐广曰:“葛城在高阳。”《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1]1829《水经注》载,“滱水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地说》无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国志》曰:高阳有葛城,燕以与赵者也”[3]247。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葛邑,在今河北安新县西”[23]1095。
(二)战国时期的“两国三城”,奠定了今天安新县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务,燕国在白洋淀之北岸燕南长城以南除葛城(安邑,今安州镇政府所在地,因其在濡水之阳即北岸,亦称之为濡阳)之外,燕国还修建了三台城和浑埿城,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台城,即今天安新县三台镇政府所在地,当时是燕国边界上的军事要地,又邻水而修建浑埿城(今安新县政府所在地)。据《太平寰宇记》载,“浑埿城,在旧县南四十里”。“按《城冢记》云:燕、魏(此处“魏”应为“赵”之误)二国各据一方,分易水为界,燕筑三台,登降耀武。汉赤眉贼起兵于此,亦增筑三台。”[24]1365《太平寰宇记》虽为宋代地理著作,但此处引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城冢记》,又记述西汉末期的赤眉军曾起兵于此,由此可知三台城与浑埿城之悠久。
(三)秦汉魏晋时期分属高阳、容城两县辖域秦代,安新为广阳、钜鹿两郡交壤地。西汉至隋代,安新县建置较为复杂,三城所在地区,大都属高阳、容城两县辖域。在西汉时期,白洋淀曾出现了多年枯水期,故1985年在安新王家寨、边村、安州东角等地均发现大片的汉墓群[25]905,出土了“五铢钱”等大量文物。在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赤眉军曾在此筑城起兵。据《安新县志》记载:“公元18年,新朝王莽天凤五年,赤眉军起义至县境,乡人在三台因城筑寨以防入,开通从敬业禅寺至山西村隧道用以藏身,三台因此称刘盆子寨。”[25]11东汉末年,安新现境的西南部建有依政县。西晋时期,沿用东汉末期设置,为依政县,后改为依城县[25]12,“晋为高阳国地,后魏为高阳郡地”[25]534。
(四)唐至五代,四易县名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设置武兴县[25]79。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分河间县在葛城置武昌县[21]1515,治所在今河北安新县南。神龙元年(705)改为武兴县,代宗广德二年(764)置唐兴县,先后属瀛州、易州、莫州,均为河北道[10]1021。五代时,后梁开平二年(908),改唐兴县为顺安寨,隶属于保寨军节度使[23]279。后唐建立,再次改为唐兴县。后晋初,改唐兴县为宜川县,属莫州。后晋天福元年(936)割让给契丹。后周显德六年(959)五月收复,废宜川县入莫州。
(五)宋代设立顺安军,“安”字再一次作为地名出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因故唐兴县而设唐兴寨。淳化三年(992)于唐兴寨设置顺安军(今安州垒头)[12]2130;至道三年(997)移军治于高阳县,在即今河北省高阳县东25里(今高阳旧城)。金世宗时期,升顺安军为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安州徙治葛城,并设置葛城县,为安州附郭。泰和四年(1204),金章宗因宠爱元妃李师儿,在其故里置渥城县(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渥”字乃“埿”字之形讹。),隶属安州。泰和八年(1208),安州又移治渥城县,称新安州,葛城仍为县[25]1079。
(六)元明两代隶属保定,元代“新”字首次作为安新地名出现元代,安州仍领渥城、葛城二县,并徙治葛城。至元二年,州县俱废为镇,渥城改为新安镇,“元以金人移安州治此,故曰新安”[20]529,这是“新”字作为安新县地名第一次出现。新安镇并入归信县。安州并入高阳县[14]1355。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渥城又并入容城县。此后,至元九年(1272)安州、葛城、渥城复治,渥城县更名为新安县,新安县之得名由此开始。此时,安州继领葛城县,与新安县同属保定路。明洪武二年(1369)七月以其州治所葛城县划入安州,明洪武七年(1374)七月将新安县划入安州,安州降为安县。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复设安州(安县即废)和新安县,安州治新安县,属保定府[15]890。
(七)1914年始建“安新”县至今1913年,废安州,改安州为安县,属直隶范阳道。1914年,安县(安州)与新安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属直隶省保定道,这是安新作为县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1949年8月,安新属河北省保定专区。1950年4月,安新县驻地由安州迁至新安。原有的安州则降为安州镇,两地之分合就此结束。1958年,与徐水、容城合为徐水县。1961年,析出复名安新县至今。1970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安新县隶属之。1994年12月23日,保定地市合并为保定市,安新县隶属保定。2017年4月1日,安新县划归雄安新区。
四、雄安新区区位优势作为元明清三代京畿腹里重地,雄安新区位当联系北京、天津、河北的中心枢纽位置。从历史上雄安三县的地理位置、建制、沿革可知,三县很早就有着自然地理、地缘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战略协作关系。
(一)雄安新区位当河北古文化走廊上古雄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地区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发展。地质时代太行山东麓二级台地的形成,以及东部大小洼淀组成的古白洋淀原始形态,奠定了新石器时代保定地区定居聚落形成和分布的模式,即古白洋淀北部、西部高地,古黄河西道以西及至太行山东垣连接燕山与冀南的狭长地带。特有的地理环境,使雄安三县先民在保留原有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接受来自于燕山南北文化的渗透,进而融合传递于中原并与之互相交流发展,形成了河北文化史上的开放地带。从南北方向看,太行山东麓作为北方草原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流碰撞的接合部和过渡地带,也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处和战争走廊[26]12;从东西方向看,易水流域因众多水流和湖泊又成为连接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中间地带。雄安新区位当这两条开放地带相交的核心地区,其开放、吸纳、交融的河北古文化走廊特征十分突出。
(二)雄安新区深受易水文化和燕文化影响雄安三县之所以很早就建城或建县,离不开易水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易水最早见之于《山海经》,称燕水。据谭其骧先生考证,燕易音近,燕水即古易水[27]51。由此可知,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燕文化,源于易水文化,并且是易水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其精神实质就是易水文化。雄安三县虽位当游牧和农耕文化融合的河北古文化走廊,但易水流域因其独特的地域特征所形成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质朴务实、正道直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千百年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传承,从心理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方言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影响着雄安三县的人文精神演变和发展,成为雄安地区历史文化积淀中最鲜明的特征。
(三)雄安新区位扼南北咽喉、辐射远及东北和关中雄安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雄安地区自古以来就处于政治、军事和交通重镇,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从横向看,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燕晋、燕齐、燕赵必争和分界之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抵御和招降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可靠后方。北宋时期,雄安三县更是位当北部边境的战略要地,处在抗辽的前沿,以白沟为界,利用白洋淀水域和平原区地下栈道,建“水长城”和“地下长城”相结合的工事来抵御辽军南下。从纵向看,这一地区位当南北交通要道,严耕望先生曾指出,唐代平行于太行山东麓大道的两条交通要道中,东线“南北交通唯此一线,宋人奏事云‘雄州河北咽喉’”,此亦天然形势所形成者[10]1666。三国时期,影响历史走向的袁绍攻灭公孙瓒、奠定河北霸主之战,也发生在这里。唐初太宗东征高丽、震慑东北亚的战略进攻路线,穿越三县以西的易州(今易县)。明代雄安三县又是“靖难之役”前期河北主战场,著名的雄鄚战役和白沟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不仅如此,连接雄安三县的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因其“处东西两孔道罅地,三面水环陆居,其北川堑渎沟,葭苇丛蔽,兵法谓泉土纵横,天半之地”[28],以其上下游众多河流和因自然地质湖盆地形等不可多得的天然屏障,使得这一地区在冷兵器时代的战略地位极为突出,这对未来雄安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四)宋元明清以降的经济枢纽和文化重镇雄安三县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和文化传承底蕴。北宋景德元年(1005),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长达30多年的战争。双方以今易水、白沟为界,互开榷场,为边贸场所。通过榷场的商业贸易,促进了雄安地区契丹与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催生了绵延至今的白沟市场。明代“靖难之役”后,雄县成为连接北京至南京之间的官吏往返、商货运销的重要交通枢纽,南可到达经济发达的松江、浙江地区。同时,白洋淀沿岸的安新、容城商船,也通过白沟等九河之水交汇到雄县,使得这一地区水上贸易往来也非常发达,“天津舟榷泊于城下,而渔人日中为市,亦有通商便民之利矣”[29]。雄安三县历史上的经济贸易传统,为今后雄安新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雄安三县经贸发展,为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元代容城县成为文化重镇,著名理学家刘因,“明代第一直谏义士”杨继盛,清初创立“夏峰学派”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儒孙奇逢,被誉为“容城三贤”。“三贤”虽然非同时代之人,但他们的精神上承易水文化、燕文化的任侠勇义、慷慨悲歌之精髓,贯通理学北派的经世救世、躬行践履的旨要,开启雄安三县百姓厚重淳朴、尚义求实的民风。“三贤”精神已然成为雄安新区文化传承之源,必将在未来发展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软实力作用。
(五)“华北之肾”彰显环境特色并维持生态平衡雄安新区最大的地理优势,莫过于历经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而形成的“华北之肾”白洋淀。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文精神都深深地打着白洋淀水乡区位特色的烙印。白洋淀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控制污染、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生态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容城县大儒孙奇逢曾写诗赞美白洋淀:“芦月凄凄轻艇横,暝烟初破晚钟声,菱荷香遍白洋水,烂醉渔歌天海宏。”在雄安新区的七个方面重点任务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在普遍干旱缺水的华北地区,雄安新区“绿色”的自然地理、天然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在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未来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孙进柱,王大林.保定历代大事记略[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3]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5]雄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9]雄县新志[O].影印本,1929.[10]宋 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脱 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罗福颐.古玺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7]蔡全法.近年来新郑“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简释[J].中原文物,1986(1):78-89.[18]孙钟汇.西汉“容成”钱[J].中国钱币,2004(2):47.[19]后晓荣.秦广阳郡置县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2-45.[2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3]中国历史地名辞典[K].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24]乐 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25]安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6]詹文红.中国地域文化通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4.[27]谭其骧.长水集·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中国地方志集成·新安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6.[29]保定府志[O].明隆庆五年刻万历三十五年增修本.Abstract: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decided to set up Xiong’an New Area in Hebei,which is a thousand-year plan.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Xiong County,Rongcheng county and Anxin county,from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unique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and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ocation advantage of Xiong’an New Area.Key words:Xiong’an New District;historical evolution;regional culture;location advantage(责任编辑 陈 静)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of Xiong’an New AreaZhao Yungeng(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2494(2017)05-0001-08收稿日期:2017-06-08作者简介:赵云耕(1971-),男,河北顺平人,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篇: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具有哪些经济意义?
上层迅速调兵遣将,可探其重视程度,许勤直接就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查阅许勤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许勤曾于2010年6月任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对于特区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是本次规划建设启动的重要助力。在同一天新闻媒体报道这两条中央的决定(新区与调任),可以说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本次调任深圳大将,是否旨在打造下一个深圳?引人深思。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在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曾埋下伏笔,“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本次新区建设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将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核心意义有以下四点:
(1)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2)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3)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4)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那么雄安要如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如果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盘围棋,那么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取胜的关键一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表示,雄安新区对于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意义非凡。
他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区域发展多以城市作点,连线成形,雄安新区建立后将于北京、天津构成等边三角形,先从物理空间上对京津冀城市布局进行优化,再从资源流动方面下功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京津冀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指明方向,补上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最后一块拼图”。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则指出,河北绿色崛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冀中南是河北的主体,建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杨开忠表示,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北京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京九线、津保交通轴线交汇于此,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近、交通便捷。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环抱白洋淀,具有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迈出第三步
提及雄安新区,总是关联着两个参照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背后,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发展形势,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应该思考京津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燕生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之前两个特区设立的背景相比,雄安新区发展面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雄安新区的发展关系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将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样板。”张燕生说。
在张燕生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点:第一步是1980年深圳特区的成立,它的使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第二步是1992年浦东新区的成立,浦东新区是综合改革试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2017年雄安新区的成立是第三步。
他认为,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核心位置,它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是中国的“硅谷”。
雄安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韩国“今日亚洲”网站刊文认为,中国的各大经济新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今后将一起助力中国全境经济均衡发展,同时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早日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
班邦·苏尔约诺指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进程,但是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继续改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新,值得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学习。
龙涅·林斯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相信雄安新区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看到中国发展成果的一个新窗口。
郭生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中国新时期新增长点的形成,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开放将朝纵深发展,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经济专家郎咸平表示,将河北雄安列为一个新的特区,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巨大。这个特区和过去深圳特区是不一样的,不是依靠它拉动GDP,也不是依靠它发展工业,而是全新的一个理念——一个注重环保、绿色的智慧型城市。同时它还将发展高科技、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高效交通网络等等。它将更重视改革和开放。
这整个构想我觉得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对雄安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代表中国的未来,甚至代表你的未来、子孙的未来。
本次党中央的文件中“千年大计”、“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些字样可不是随手提的,政策的随行跟进,全程的推进力度都一定会是火力全开,而会议中的表态,“把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作为坚决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作为河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大机遇,主动服从服务大局,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粗看一眼都能明白,四个字,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雄安新区的崛起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有利于减轻北京的大城市负担,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扩大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也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举。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全球瞩目,雄安新区的崛起预示着中国经济即将迈出新的一步,对于中国稳固国际上的地位也将提供新的动力。全球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而雄安,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引擎。
第三篇:雄安新区(历史)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2017高考历史怎么考?
【热点透析】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都没有变,直到现在。
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深圳、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而且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经连成一片,京津冀依然只有北京和天津比较经济发达,并没有形成那种真正的城市片区。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浓缩的地区,和周边北方地区反差极大。从资源的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巨大的浪费。只有设法增强北京的辐射能力,把北京的种种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去,才有望带动和推动河北等地的发展,缩短南北方经济的差距。
雄安新区的成立,可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三角区。当京津冀地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全国将南北方经济更加均衡,打造从渤海到南海的沿海经济发达带,这个发达带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是世界级的。
中国延续千年的“南强北弱”“南富北穷”将在这个世纪发生重大的格局性变化。中国国家的整体性、协调性将发生层次性的提高。
这样看来,雄安新区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表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不为过。
【相关知识】
北京建都史
蓟—北京建城之始
公元前1046年。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国家之一。
幽州—北方军事重镇
公元600年。辽代北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
南京—辽代的陪都
公元947年。从此今北京地区成为辽朝的陪都。
金中都—首都的序幕
公元1153年。金迁都新都,改称中都,北京建都的历史从此开始。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世界名都
公元1260年。从此诞生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
明北京—古都之最
公元14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北京的名称。
清京师—最后的王都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平—民国的特别市
公元1927年。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设特别市。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公元1949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成祖迁都
北京在辽和金代都做过都城,元代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末年,北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到关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将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就曾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二十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更能巩固他的统治。
【相关练习】
1.对下列中国古代王朝迁都的评述,正确的是(D)
A.商王盘庚迁都殷,商朝后期的政局从此稳定下来
B.金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使金与南宋对峙局面确定下来
C.元迁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朝的统治中心开始向中原转移
D.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了北方军事防御力量
第四篇: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2017-04-05行业研究报告 导语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来源:戴康 华泰证券研究所
一、雄安新区战略意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含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
雄安新区高举高打,战略意义突出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央媒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论述此举,规格空前。纵观中国历史,能以“千年大计”形容的事件屈指可数,对于党来说,复兴才能称之为千年大计。如果建新区能用“千年大计”措辞,新区建设必然比“京津冀一体化”承载更多政治意义。雄安新区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政治经济意义比肩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历史性战略抉择。但与前两个特区不同的是,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主要体现经济意义,而雄安新区政治意义更为重大。三者分别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深圳特区(1980设立)是沿海改革开放第一响,浦东新区(1992年设立)是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渗透的最重要的一响,前两者均处于改革初期,享经济发展红利;而雄安新区设立,处于改革攻坚期、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承载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
雄安新区成立规格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从设立方式看,此前18个国家级新区的成立,一般以国务院致省级政府批复函的形式批复,而雄安新区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发文宣布,规格高于一般国家级新区。
二、借鉴国外新都设立经验,把脉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
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毋庸置疑,其未来的建设发展路径在国内或许难有前例可相提并论,我们建议借鉴国外新都建立经验来窥之一二。国外新都建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选址兴建政府行政中心,如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另一种是围绕首都经济圈跨行政区协调资源定向发展,如东京首都圈等。从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东京首都圈的建立经验来看,首都人口密度越高、政治体制执行力越强、新城行政级别越高,则新城的投资力度会越大、建设进程越快、建成后吸引人口流入的成功率越高。我们预判,雄安新区投资规模将达万亿,在政府强执行力推动下将更快完成规划建设,建成后城市发展将分三步走。建议密切关注规划阶段,预计催化剂较多较密集。
马来西亚布城:强执行力推动副都快速建成
从选址确定到开始建立仅经过三年时间,建设五年完工后政府核心部门几乎都迁入布城。为了减轻首都压力,马来西亚从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考虑将政府行政中心迁出吉隆坡。1993年6月,马来西亚布城从6个候选地址中脱颖而出,因其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吉隆坡之间的战略位置、低开发成本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政府对布城的愿景是它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同时融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布城建设经过规划期(1993年至1996年)、建设期(1996年至2001年)和迁移期(2001年及以后)。2001年竣工后,所有政府部门正式入驻办公。该工程共花费了76 亿美元。
布城建设过程中一大特色是采用公私合营实施机制。公共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将继续扮演引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不断对开发过程的步骤和行政功能进行修订和简化,并与私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布城项目的实施主要涉及四个当事方:布城管理局、布城控股有限公司、市政公司和KLCC资产控股有限公司。韩国世宗市:新城规划阶段催化剂最集中
韩国世宗新城在规划阶段频繁出台相关规划。韩国面临的首都圈过度聚集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一直在竭力打造周边首都圈的卫星城市、甚至考虑迁都。韩国首都圈包括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78%,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高达49%。世宗市作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全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200km辐射区,因此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世宗新城规划2005年正式提出后的两年规划期内,政府频繁制订发布各项规划:建设基本规划(2005年5月-2006年7月)、广域都市规划(2005年7月-2007年6月)、开发规划(2005年8月-2006年11月)、实施规划(2005年9月-2007年6月)。
日本东京:关注首都圈中的行政次中心埼玉市
东京将首都各项职能逐步引导至周边地区,发展成多圈层多中心的东京首都圈。日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都区部为核心的“一都七县”结构,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1958年开始,根据东京发展要求历经五次大规模规划,形成了目前三个圈层城市网络。三个圈层分别是核心层、中心圈层和外围圈层。核心层以服务业为主,中心层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外圈层以制造业农业为主。此外,还将首都功能分散形成了多个中心,如埼玉区域行政中心、神奈川区域工业聚集中心等。
其中埼玉市定位为日本的行政次中心,可作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模板。埼玉市接纳了国家行政机关职能的转移,同时带动周边需求。埼玉市的特点是交通便利,距离东京银座北部约28公里。国家行政机关转移同时带动部分人口疏解到埼玉市,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10年间新都心及邻近地区新增人口23000人,且大多是常住人口。到2014年,埼玉新都心站每日乘车人数增长了2.9倍。随之而来的生活需求也促进商贸业、餐饮业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会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启示
根据国外新都建立经验,可以得到关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的四点启示:新区建立的第一阶段规划期催化剂最多最密集,进入建设期和迁移期后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国内政府执行力度更强,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规划建设。新城建立后首都的人口增速将明显得到控制。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雄安新区建立规划阶段催化剂释放最集中
国外行政中心建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事件,尤其第一阶段催化性事件较多,且发生时点较集中。第一阶段为规划阶段,一般经历2-3年时间,期间将出台一系列的建设、开发、实施规划。第二阶段为建设阶段,一般历时4-5年时间,主要关注重要政府办公大楼项目的兴工情况,同时还将制定行政中心相关法律。第三阶段为迁移阶段,政府部门、企业陆续迁入新城,随后新城范围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可以看出,第一阶段是催化剂集中释放期,不断有相关规划办法出台,建设期和迁移期则进入实际建设搬迁阶段,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
国内政府执行力更强加快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马拉西亚政府执行力强,使得布城建设方案从提出到实施几乎没有延误,从确定选址到完成建设历时八年,而韩国世宗新城从选址到建设过程几经波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几次博弈导致迁都世宗计划改为建立新行政特别自治市,只从首尔迁出部分非核心政府部门。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建设,并且迁出规模或比韩国更大。
首都人口快速增长压力在新区建成后将得到缓解
马来西亚布城2001年建成,2006年人口达到约6万,随后逐年以3-4%增速增长,同期首都吉隆坡人口增速明显下滑,从2006年4%增速水平下滑至近1%。韩国首尔也出现类似的现象,人口在1992年达到峰值1090万人,随后因首尔首都圈的发展人口增速回落,2012年世宗建立后,世宗人口每月增速达2-3%,首尔人口净流出加快。目前首尔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1000万人水平。
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
马来西亚布城投资金额约76亿美金,韩国世宗投资金额约1320亿人民币,考虑到前两者建设时期久远、国内外体量规模差距,雄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将更大。首先雄安新区地区建设面积更大,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是韩国世宗面积的4.3倍。其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雄安新区凭地理位置优势必将承接重要职能,如同东京都市圈埼玉市。
雄安新区建成后,城市配套发展将分三步走。先保障行政功能建立,再完善核心 功能和配套居住区、引导高新产业进入,最后扩大发展。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先完成短期城市雏形阶段(2007~2015年):从城市政策层面,集中投资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政府资助研究功能,建立公共交通主干道等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长阶段(2016~2020年):投资大学和研究、医疗福利、高新产业等自足的城市功能,并完备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熟阶段(2021~2030年):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方案将世宗市的管辖地区作为第一层次空间范围,将与世宗市相邻的5个市和郡作为第二层次空间范围。
三、雄安新区坐拥地利人和,世界级都市圈呼之欲出 雄安新区处于京津冀核心地区,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安新区拥有“地利”的先天条件,是建设首都副中心的理想之选。
而相比国际可比经验,雄安新区还占尽“人和”的后天条件,体现在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将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基建效率,前期央企、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实现快速入驻,这些单位体量较大,新区建设路线图将随着新区规划方案的明确变得清晰可见。而“地利”和“人和”这两个优势将是雄安新区能够建成国际一流城市、北京能够建成世界级都市圈的决定性因素。
而根据国内的可比经验(包括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深圳东进计划和贵安新区),我们估算雄安新区基建相关投资规模在初期/中期/远期将达到6000亿元、1.2万亿元和3万亿元,对应的年限分别为3年/5-8 年/10-20年。
雄安位置极佳,自然条件优越,尽得“地利”
中央跳出原有北京的行政区划可能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城区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单中心的规划,“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导致市区拥堵日益严重,跳出北京市区另起炉灶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设立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的重要举措,需要在河北设立一个可以跟北京和天津媲美的核心区域,就像上面说的一样,雄安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位置比较合适。
第三,雄安自然条件适合设立新城,雄县、容城、安新,加上周边一些地区,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平原,另外,水源充足,搬迁成本也可控。总之,雄安新区位置绝佳,自然条件优越,因此,可得“地利”。
雄安新区后天条件相对可比经验更为成熟
北京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远高于韩国的首尔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1975-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后期),东京都市圈总人口在2700万-3200万之间,目前为4200万,东京都人口1996年不足1200万,目前人口也仅为1350万。东京都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低于北京市区,而且,北京规划上的缺陷使得疏解部分人口的压力更大。
同时,雄安新区初期主要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高,政策延续性强,并且基建效率极高,因此初期推进会远远快于可比的国际经验。
同时由于雄安新区初期承担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职能,是存量转移,因此不会出现“无人进驻”、“空城”的尴尬境地;而且,推进的方式将更加依赖行政命令,这一点区别于浦东、深圳,以及后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等,它们需要吸引新的进驻方,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新城建设效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短期见效也更难。
从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这一指标来看,浦东新区建设的最初5-6年时间里,有一波非常明显的建设高峰期,第二波建设高峰期是2008年之后;深圳市辖区的建设构成看起来更为平稳。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根据2015年央企总部人数情况,央企总部人数超过3万,这些人口将大部分处于北京,并且将进驻雄安;他们对应3万个消费能力较强的家庭,总人口超过10万。并且,学校、医院、商业等一系列配套,又会带来大量的人口增量。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如IT)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
总之,雄安新区政策推进力度大、定位高,初期入驻机构和人员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命令手段实现,新区建设具备更高的可行性;随着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明确,新区发展路线图将变得清晰可见,一流国家级新区呼之欲出。
四、雄安新区投资拉动测算:万亿投资规模未来几年释放
雄安新区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国内最可比经验是发达城市建设新区,我们认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合作区)、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最具可比性;国际经验,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和东京首都圈最具可比性。国内可比经验:雄安远期投资可达3万亿,三年内有望初步建成 雄安新区直接拔高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这样的级别,但浦东和深圳距今时间较久,经济背景、投资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比性较差;我们可以从近年我国一线城市新开区域或新设立的国家级新区的投资强度来推算雄安新区的投资情况,可以类比的有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
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大家比较熟悉。深圳东进计划提出深圳市区向东部发展,加大交通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发展等四大领域的投资建设,提升东部地区发展能力,进而带动深莞惠经济圈和粤东粤北地区发展;贵安新区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处的国家级新区,2011年提出,打造“大数据”中心。
雄安新区初期对应100公里的规划区域,与贵安新区面积最为接近,但贵安新区定位要远远低于雄安,而且地处贵州,因此,贵安投资强度要远低于雄安;雄安面积要远大于前海合作区,因此,雄安初期和中期核心区域投资强度与前海合作区相当,其他区域与贵安新区相当,而前海合作区和贵安新区加权投资强度约为60亿元/公里。假设雄安新区初期和中期投资强度为60亿元/公里,对应的投资规模为分别为6000亿元和1.2万亿元;雄安新区的远期计划可以类比深圳的东进计划,对应的投资规模是3万亿元。同样,根据这几个国内的可比案例,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预计为:初期3年,中期5-8年,长期10-20年。
国际经验对比:投资强度、建设进程国内案例更有参考性
国际对比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韩国世宗、马来西亚布城和日本东京都市圈的经验,从建成时间距今最近(依次为2011年/2001年/2000年前)、面积最为接近(465平方公里/49平方公里/除东京都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否是迁都(依次为是/是/否)这三个标准,韩国世宗与雄安新区最具可比性。韩国世宗的投资强度为2.8亿元/平方公里,远低于上面所列的国内新区标准。
世宗和布城前期都花费了2-4年的时间进行规划,建设施工时间则在4-5年;雄安新区定位“千年大计”,而从政府定调来看,也要求优先保证规划方案尽善尽美,然后再施工,因此,我们预计,雄安新区在施工前期相比国内新区会有较长的规划期(2年左右)。
第五篇:雄安新区(政治)
【热点透析】
1.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发挥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设立雄安新区,调整优化京津冀经济布局和空间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
(2)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设立雄安新区,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大城市”病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统筹京津冀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而作出的重大决断。
(3)设立雄安新区,缓解人口密集模式,有利于加快转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作为一体化战略的第一要义,设立雄安新区,对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5)贯彻落实科学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付功能,改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结构。更好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发展取得新成效。
2.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我国政府的职能。设立雄安新区,探索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的具体体现。
(2)我国政府的性质、宗旨和基本原则。设立雄安新区,是政府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有利于推动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贯彻了依法治国的原则。这说明,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3)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设立雄安新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这一点。
3.用《生活与哲学》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一种改革,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2)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设中国雄安新区,可以推动京津冀区域发展与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说明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3)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熊安新区的优势是政策扶持,劣势则主要体现在缺乏海港,交通规模化程度低,缺乏高新技术发展基础和资金投入,金融系统和金融生态相比较邻近地区,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种种困难,但是要看到发展前景是非常有利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相关练习】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政府在履行(B)
A.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
B.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C.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D.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2.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设立雄安新区的经济意义在于(C)
①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提升,优化经济发展战略②加强政府职能并提振政府的威信和社会各界的信心③极大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④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交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注:②是《政治生活》角度,③夸大了其意义
3.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契合三地民众的利益共识,作为公民也需要“不以一利之小私,损三利之大功,要大气不要小气”。这段话启示我们要坚持(D)
A.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B.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D.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回答4~5题。
4.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华文化(D)
①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独特性②具有海纳百川、熔铸百家的气魄③具有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点④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流、渐趋融合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5.建设雄安新区,要立足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强调“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蕴含的哲理是(C)
A.物质决定意识
B.认识决定实践
C.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D.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6.设立雄安新区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一战略的出台表明我国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便民利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人大、政府,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党的意志要通过全国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
7.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思路、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请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
答:①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充满信心地勇敢面对挫折和挑战。②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脚踏实地,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