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之法治目标

第一篇：雄安新区建设之法治目标

雄安新区建设之法治目标

【摘要】雄安新区建设的号角已然吹响，产业、培训、环境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序幕已经全部启动，勇于担当使命，打造创新高地，改革突破，如何夯实千秋之城根基，努力在历史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法治建设无疑是这一切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基石与基础。如何用法治来保障新区建设顺利开展和进行，又如何实现特区法治为其他地区提供标杆和经验，本文将结合以往深圳、海南等特区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雄安新区建设的法治目标。

【关键词】立法 执法 司法

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提出了“建设雄安新区”重大战略，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结晶，并且坚决勇敢的将其定位为“千年大计，国之大事”。千年思想就要有千年思维和目标，是要彪炳史册的，一定要达到和成为全世界最美好、最文明堪称人间天堂的地方，绝不能搞成只有坛花一见的乌托邦①，要成为人民素质最高，科技最发达、环境最美好、社会最文明的地方，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既然定位全球，放眼世界，就是面对全球，以全球为己任，对全人类负责，为全人类服务，就要起千秋之点，奠定人类发展史的新起点，树立全世界承前启后的担当与责任，起到全球的表率和模范作用。立了千秋之志，就必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之事，切不可急于求成，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进行建设。无疑，法制建设将是这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建设的基础和基石。

“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二十一世纪看雄安新区”也是党中央的口号与定位。如今的经济、物质、文化、法制、信息、科技均已今非昔比，已然不同于30年前深圳、珠海和20年前的浦东建设，定位、起点、目标都要有全新的标准，如果再建设一深圳和浦东将无任何意义，应以“文化、法制”为基础，要为其他地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的模范，绝不能再粗犷发展，千年之后就如今之视宋唐，比如唐朝当时就是全世界的学术中心、物质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无愧为当时全世界最富庶、最繁荣之地，就因为其文化制度、法律制度是当时最完善、最完备的，如其化外人制度，对当今处理各国冲突法仍有借鉴意文。法治是当今世界促进社会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建立最公平，最公正，最完善的法治无疑也是新区建设的目标，也是新区各项建设的基础，我们务必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均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为全世界树立法治建设示范的担当、雄心和魄力。

一、如何确立新区立法目标

总书记通过四个坚持和明确了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②赋予了雄安新区高标准和高起点。这一切美好的目标和愿景无疑都体现了“千年大计，国之大事”这样一个总目标和伟大构想，新区建设筹备工作也已经开展了几个月，但笔者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制，法制对于这样一个雄伟蓝图就好比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如何立法，下面就结合原有经济特区的立法经验为基础，谈一下如何做好新区的立法工作。

1981年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授权广东、福建两省制定所属经济特区法规，授权海南省、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等以经济特区立法权。近30年来，这些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特区法规规章，促进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全国性立法提供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及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性质

我国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65条、第81条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作了直接规定。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第81条第2款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此外，立法法中对授权立法的一般性规定，也适用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如“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对有关授权决定中的经济特区政府规章，立法法未做规定。

根据相关授权决定和立法法的规定，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与一般地方性立法相比，具有其特殊性。一是在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对已有相关立法的具体规定作出变通。二是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省人大常委会备案，但和较大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所不同，不需要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三是具有优先适用效力。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有关授权决定未对经济特区法规性质作出规定，立法法第81条第2款、第86条第2款规定了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内的优先适用效力以及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但未明确它的性质和效力等级。由于理论上对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一般地方性法规等几层关系的理解不一致，导致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尤其是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之间的经济案件审理中的法律、法规冲突现象比较严重。

(二)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和适用范围

有关授权决定采用笼统的表述，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立法法则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通常认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变通和填缺。但如何界定“基本原则”的内涵、“变通”的尺度、“填缺”的空间，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争议较大。

根据有关授权决定和立法法的规定，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仅适用于经济特区范围内。我国五个经济特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特区范围与行政区域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一省两法”或“一市两法”。以情况较突出的深圳为例，宝安、龙岗两区的生产总值占深圳市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由于在经济特区之外，只能适用国家和广东省的法律、法规以及深圳市制定的较大市法规，而不能适用深圳市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

实际工作者和学者认为，经济特区法规适用范围受限，造成了经济特区范围内外在经济社会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面的不平衡，也不利于行政管理的统一，司法的统一，造成了经济特区内外群体权益保障上的差别。现在仅靠行使较大市立法权难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经济特区法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所管理的全部行政区域。

也有人认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一个立法“试验田”，为国家决策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考虑到这个因素，保留现有适用范围是适当的。一种意见认为，应指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宗旨和指导思想、所需确立的基本制度以及该法律或行政法规总则中规定的贯穿于该整个法律或法规的总原则，有关WTO的规则也应包含在基本原则范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倾向，为了便于经济特区立法创新，在理解上宜粗不宜细，必要时再就具体立法问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指导和解释。

(三)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

分析授权决定和立法法的有关内容，关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二是接受经济特区法规备案的机关对经济特区法规的审查。

有些人认为，作为经济特区立法的授权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较短，难以对授权实施真正的监督。在备案上，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备案主体上，根据相关授权规定，备案主体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省人大常委会三个主体，后两者有无审查权，并无规范明确。二是在理论上，备案审查的标准不明确，三个备案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各备案机关可能会基于对“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作出相互矛盾的审查结论。三是从实践中看，备案机关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大都备而不查，流于形式。对此，学者强调要完善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和法规冲突协调机制作为完善有关立法的重要内容，同时建立对备案的主动审查制度和终止授权立法的明示制度。③

有的学者提出，授权立法监督包括对程序的监督，许多国家都在授权法中明确规定了授权立法程序，被授权机关必须按照程序立法，否则监督机关可以以违反程序要求而宣布授权立法无效。④

一些学者还提出，要建立重要授权立法的批准制度，一些重要的授权立法应当在授权主体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⑤

（四）关于授权立法的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一些意见和建议：(1)依据立法法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国家主权、刑事法律制度、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司法制度以及明确属于国家事权的立法权，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不属授权范围。从七个法律部门对应分析，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不能涉及宪法和宪法相关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的立法领域，则可在一定范围内涉及。(2)对于立法法中规定的十项专属立法权，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不能笼统突破，其中相对保留的立法权限，可由全国人大通过一事一授的形式授权。(3)可以增设有关请求授权立法的制度，根据需要，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授权立法的请求，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可以依法提出授权立法议案，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4)鉴于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授权立法的需要，当时采取了“一揽子”授权方式，但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完善的需要，现在应采取限制和列举并用的方式，在法律中对经济特区立法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存续的必要性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提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改革开放特定阶段的产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中国加入WTO，并且已经基本适用WTO的全部条款，经济特区优惠政策优势日益弱化，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宣告完成，应予以废止。但也有人提出，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特区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要继续为它提供制度创新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经济特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有授权立法权。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一些人建议适时对立法法及相关授权规定进行梳理，以专门立法或在立法法中另设专章等形式，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予以规范。⑥

笔者认为，不管以前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存在与否，对我们的雄安新区是可以尝试新的立法制度的，鉴于于本文开篇所提出的千年之计，新区法制也要有大作为，可以借鉴人类法治进程中的一切成果，完全可以打破各法系之间的界限，例如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等等，以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在新区的法院、检察院统一从律师、学者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务必要建立留得住这些人的措施制度。

二、如何确立特区执法方面目标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口号的就是当年深圳蛇口的行政管理政策执法行为的简要概括与缩影，创造了深圳特区的奇迹，后来，有关方面曾对蛇口模式进行过总结，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艰苦的基础工程做起，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二）按经济规律办事，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用经济手段与科学方法从事建设和经营管理。

（三）加强领导，精简机构，政企分开，官商分开，官办官事，商办商事，权力下放。企业拥有充分自主权，政府不干预企业内部事务。

（四）依法办事，按照国际商业惯例行事，重合同，守信用。

（五）内外结合，善于利用香港和外国的充裕资金和先进技术，积极引进外资，结合国内丰富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原音回放⑦ １９８４年国庆，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了游行，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天安门广场响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务实创新搞改革，争分夺秒图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秋高气爽，正是金色的收获季节。参加广交会的各省市外贸代表团应深圳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前来特区参观访问。

日程表上的第一站是蛇口工业区。汽车向深圳湾畔驰去。南山脚下，车水马龙，热闹繁忙，代表们听了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人介绍情况以后，沿着顺岸码头，登上微波通讯站的了望台，眼前只见碧波潋滟，对面的新界元朗历历在目。下得山来，代表们为一幅巨型标语所吸引，不由得停下脚步。北京市的一位代表大声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有的人赶忙掏出钢笔把这几句话记在小本子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就是蛇口精神，也是特区建设的写照，令人耳目一新。但愿这种精神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在深圳饮乐汽水厂，代表们参观了该厂的两条自动化流水线。厂长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厂是深圳市罐头厂和美国百事可乐国际有限公司合办的，从谈判到投产仅用半年多时间，原计划年产一百万箱，现已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计划。上海市外贸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深有感慨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办起这样一间汽水厂，的确不简单。我们上海一千多万人口，汽水供不应求，早就想扩建几个汽水厂，报告打上去，这个部门转到那个部门，公章盖了一个又一个，直到现在还在旅行。内地若有特区这样高的效率，什么事都好办多了。”

代表团来到和平路，这里最近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商品展销会。陪同访问的市财贸处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展销会是一次尝试，我们在价格、经营方式上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允许优惠折价出售，从九五折直至五折，这就大大地打开了销路，一些滞销货反而变为畅销货，既减轻了库存积压，又活跃了市场，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听到此处，河南一位代表说：“你们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搞活了经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河南，也有许多积压商品，不知积压多少年了，一些商品都失去了使用价值，单仓库费用就超过商品现有价值了，说来叫人心痛。你们的展销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二）见证人语

蛇口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功绩和成果已毫无疑问，特别是对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意义则非同寻常，它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财富和利益，是无可估量的。

蛇口作为中国经济特区中最早设立的外向型、改革型开发区，为国家改革开放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弥足珍贵，且意义深远。早年的改革探索，当时推行每一项改革都很艰难，这些新的举措，强烈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因为改革开放探索，是与当时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格格不入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时空内，蛇口厉行改革的人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量避免在改革举措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按照国家的要求，蛇口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探索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蛇口的很多改革，在当时都轰动一时，有些甚至被误解和质疑，但时至今日已被全国所普遍理解、认同、接纳和推行，比如分配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程招标制度改革、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走过了３０年的岁月，但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一刻都不能停留，任何停留和迟疑都会落后。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不懈地厉行改革开放，通过进行更多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探索努力，使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富裕，社会更进步。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是中华民族实现民富国强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

（三）时政点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可看作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一杆风向标。这是中国在经历巨大浩劫后，第一次伸出手指去触摸市场经济后得出的最直接的感受，在耻于谈钱、奢谈生命的年代，手指间的这点感受使国人感到震颤。仿佛第一次从柳梢绽出的嫩芽，捕捉到春天的讯息，令人感觉如此新鲜和振奋。

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这样形容在蛇口引爆改革开放第一炮的意义：“１８７８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８分钟的光明，但是这８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１００年后的１９７９年，在蛇口率先进行的改革开放向中国人民传达了春天的气息，其后万紫千红渐次开放。”⑧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在全国引起轰动，荡涤着国人的思想，成为“深圳速度”的有力佐证。就是加上“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后两句也不能适应如今的新区建设。30年过去了，如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制、人才储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和效率当然还应该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何严格、公正、公平、规范执法来促进各项建设科学和谐稳步发展，为其他地区创建行政执法示范区的价值将更加重要。

三、如何确立司法方面目标

在对海南、深圳两地经济特区法规的百余个判决涉经济特区法规判决表明，无论审判机关是否直接引用经济特区法规并作为裁判依据，⑨总体而言，法院并未将经济特区法规置于优越地位，即并不先验地认为经济特区法规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真正左右法院司法推理的规范仍然是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当经济特区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一致时，如果前者只是对后者作出具体化规定，那么法院选择引用其一或者并列引用两者，都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当法院把经济特区法规的某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联系起来时，实质上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定义了经济特区法规中概念的内涵。当法院把经济特区法规的某项规定当作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含概念的外延时，就意味着有效整合了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等的规定，实质上是也在积极促进“国家法制统一”目标之达成。而当经济特区法规实质性变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或者确实是在“独立造法”时，法院则往往采取高度审慎的态度进行判断和适用。法院最擅长使用的方法是通过甄别事实，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如果认定案件事实并非为经济特区法规变通规定所涵盖，则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一般规定作出判决。对于特别棘手的争议性案件，法院则选择不再纠缠于经济特区法规是否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问题，而直接回归一般法律规范中的原理性条款，并据此解决纠纷。这其实是相当高明的司法技艺，因为原理性条款，最能体现社会常识和正义内涵，司法实践中也积累了比较多的法律适用经验和法律教义学知识。当然，如果经济特区法规的变通性规定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其文义明确、内容具体，符合地方需要，并且与国家法律体系不存在根本性抵触，法院也并不会拒绝引用。

应当说，法院的上述司法适用模式均不会危害国家法制统一，反而充分彰显了审判机关对地方立法的监督功能。法院是以间接和柔性的方式，默默协助立法机关解决在立法审查和备案过程中难以发现和处理的立法问题。

观察经济特区法规司法适用的类别，可以发现最主要的还是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劳动者社会保险范围和标准这两大类。此外，公司股权、反不正当竞争、物业管理、机动车税费、律师业务等内容也有所涉及。与此相应，在这百余个司法判决中，最常被引用的经济特区法规是《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城市规划条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等。并且，海南经济特区法规被司法援用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几项，而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被司法援用的种类则比较多。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劳动关系这两大类经济特区法规之所以被普遍适用，主要是因为法律已经作出明确授权，要求地方立法机关自行制定具体的实施性立法。换言之，如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立法机关选择不制定经济特区法规，而制定地方性法规，也完全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与此相对，在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场合，经济特区立法机关自行制定的部分条例，虽然广泛涉及公司股权、房地产转让、外商投资、律师业务等重大经济管理事项，但被法院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则非常有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1990年代曾经设想：“经济特区法规是贯彻落实国家经济特区政策的重要形式，除了享有一般地方的立法权限外，还可以就经济特区的一些事项作出特殊规定。其范围主要应是经济政策、经济管理等领域，并可以就改革、开放作出一些探索性、试验性的规定，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⑩而以《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为代表的一批经济特区法规也确实做了不少的探索[11]和试验。但就经济特区法规司法适用的比重而言，似乎“经济性”法规远远比不上“社会性”法规的司法反馈效应。这一发现的启示是，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2条授予全部设区的市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社会规制”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后，法院适用经济特区法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司法模式与技艺，同样可以广泛应用于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

本文对所说的涉及海南、深圳两地经济特区法规的百余个判决的分析初步表明，尽管是“带着镣铐跳舞”，但审判机关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仍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审判机关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法律教义研究的成果的迅速积累，以及司法系统内部统一指导功能的日趋强化，各级法院的法官将可能更加灵活地运用司法裁量权限，对地方立法（包括经济特区法规）之合法性进行间接监督。当然，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下，审判机关对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各类立法的审查仍然被严格限制，因此，我们无法也并不期待审判机关成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主导力量。只是，将这一重任完全交付立法机关，同样失之偏颇。地方立法的创造力和弹性空间如何规划，仍需要上级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进行双重评判。即便上级立法机关认定其合法合理，在具体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也仍然具有拒绝适用的司法余地。因为，立法原理与司法原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通过对经济特区法规司法适用规律之观察，经济特区法规已经通过司法审判有序纳入国家法制统一的轨道。那么，过度担忧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骤然破坏国家法律秩序，或许是“草木皆兵”。归根结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单一制和科层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无论是法律制定者还是法律监督者，都会慎重地处理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律政策的统一与协调问题。经济特区法规乃至未来可能大量涌现的设区市地方性法规，恐怕均难以对“国家法制统一”造成重大冲击。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收尾阶段，在雄安新区的司法建设中除坚持执行此次改革成果外，还要在立法制度和体制设计下，取各大法系之所长，大胆采用各大法系法制文明的精髓，首先从律师和学者中选择最优秀的人员组成最强大的司法队伍，其次是突破法系之间的界限，探索和试行判例制、陪审团制等英美法系的特长，真正实现新区司法的公平、公正。

综上所述，对雄安新区法治建设，当然是在“国家法制统一”前提下，从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方面以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胸襟，以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所有法制文明的成果，有为全人类树立法治建设示范的担当、雄心和魄力。

参考文献：

[1]《雄安新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人说相当于迁都》 国内财经网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页

[3][4][5]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有关情况综述》 秦蓁 中国人大网 www.xiexiebang.com日期： 2009-04-14

[6] 《以法治建设新成效增强特区发展新优势》深圳特区报2014年11月28日

[7]《深圳特区报》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作者为本报记者原卿有

[8]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特区报2008年01月30日 [9] 《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24-25页

[10] 许安标：《关于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第41页

[11] 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33页

第二篇：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具有哪些经济意义?

上层迅速调兵遣将，可探其重视程度，许勤直接就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查阅许勤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许勤曾于2010年6月任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对于特区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是本次规划建设启动的重要助力。在同一天新闻媒体报道这两条中央的决定(新区与调任)，可以说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本次调任深圳大将，是否旨在打造下一个深圳?引人深思。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在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曾埋下伏笔，“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本次新区建设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将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核心意义有以下四点:

(1)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2)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3)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4)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那么雄安要如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如果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盘围棋，那么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取胜的关键一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表示，雄安新区对于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意义非凡。

他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区域发展多以城市作点，连线成形，雄安新区建立后将于北京、天津构成等边三角形，先从物理空间上对京津冀城市布局进行优化，再从资源流动方面下功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京津冀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指明方向，补上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最后一块拼图”。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则指出，河北绿色崛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冀中南是河北的主体，建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杨开忠表示，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北京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京九线、津保交通轴线交汇于此，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近、交通便捷。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环抱白洋淀，具有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迈出第三步

提及雄安新区，总是关联着两个参照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背后，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发展形势，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应该思考京津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燕生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之前两个特区设立的背景相比，雄安新区发展面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雄安新区的发展关系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将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样板。”张燕生说。

在张燕生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点：第一步是1980年深圳特区的成立，它的使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第二步是1992年浦东新区的成立，浦东新区是综合改革试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2017年雄安新区的成立是第三步。

他认为，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核心位置，它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是中国的“硅谷”。

雄安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韩国“今日亚洲”网站刊文认为，中国的各大经济新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今后将一起助力中国全境经济均衡发展，同时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早日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

班邦·苏尔约诺指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进程，但是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继续改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新，值得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学习。

龙涅·林斯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相信雄安新区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看到中国发展成果的一个新窗口。

郭生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中国新时期新增长点的形成，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开放将朝纵深发展，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经济专家郎咸平表示，将河北雄安列为一个新的特区，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巨大。这个特区和过去深圳特区是不一样的，不是依靠它拉动GDP，也不是依靠它发展工业，而是全新的一个理念——一个注重环保、绿色的智慧型城市。同时它还将发展高科技、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高效交通网络等等。它将更重视改革和开放。

这整个构想我觉得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对雄安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代表中国的未来，甚至代表你的未来、子孙的未来。

本次党中央的文件中“千年大计”、“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些字样可不是随手提的，政策的随行跟进，全程的推进力度都一定会是火力全开，而会议中的表态，“把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作为坚决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作为河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大机遇，主动服从服务大局，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粗看一眼都能明白，四个字，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雄安新区的崛起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有利于减轻北京的大城市负担，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扩大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也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举。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全球瞩目，雄安新区的崛起预示着中国经济即将迈出新的一步，对于中国稳固国际上的地位也将提供新的动力。全球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而雄安，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引擎。

第三篇：雄安新区(历史)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2017高考历史怎么考？

【热点透析】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都没有变，直到现在。

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深圳、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而且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经连成一片，京津冀依然只有北京和天津比较经济发达，并没有形成那种真正的城市片区。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浓缩的地区，和周边北方地区反差极大。从资源的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巨大的浪费。只有设法增强北京的辐射能力，把北京的种种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去，才有望带动和推动河北等地的发展，缩短南北方经济的差距。

雄安新区的成立，可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三角区。当京津冀地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全国将南北方经济更加均衡，打造从渤海到南海的沿海经济发达带，这个发达带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是世界级的。

中国延续千年的“南强北弱”“南富北穷”将在这个世纪发生重大的格局性变化。中国国家的整体性、协调性将发生层次性的提高。

这样看来，雄安新区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表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不为过。

【相关知识】

北京建都史

蓟—北京建城之始

公元前1046年。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国家之一。

幽州—北方军事重镇

公元600年。辽代北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

南京—辽代的陪都

公元947年。从此今北京地区成为辽朝的陪都。

金中都—首都的序幕

公元1153年。金迁都新都，改称中都，北京建都的历史从此开始。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世界名都

公元1260年。从此诞生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

明北京—古都之最

公元14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北京的名称。

清京师—最后的王都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平—民国的特别市

公元1927年。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设特别市。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公元1949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成祖迁都

北京在辽和金代都做过都城，元代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末年，北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到关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将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就曾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二十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更能巩固他的统治。

【相关练习】

1.对下列中国古代王朝迁都的评述，正确的是（D）

A.商王盘庚迁都殷，商朝后期的政局从此稳定下来

B.金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使金与南宋对峙局面确定下来

C.元迁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朝的统治中心开始向中原转移

D.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了北方军事防御力量

第四篇：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2017-04-05行业研究报告 导语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来源：戴康 华泰证券研究所

一、雄安新区战略意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含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

雄安新区高举高打，战略意义突出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央媒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论述此举，规格空前。纵观中国历史，能以“千年大计”形容的事件屈指可数，对于党来说，复兴才能称之为千年大计。如果建新区能用“千年大计”措辞，新区建设必然比“京津冀一体化”承载更多政治意义。雄安新区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政治经济意义比肩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历史性战略抉择。但与前两个特区不同的是，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主要体现经济意义，而雄安新区政治意义更为重大。三者分别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深圳特区（1980设立）是沿海改革开放第一响，浦东新区（1992年设立）是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渗透的最重要的一响，前两者均处于改革初期，享经济发展红利；而雄安新区设立，处于改革攻坚期、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承载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

雄安新区成立规格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从设立方式看，此前18个国家级新区的成立，一般以国务院致省级政府批复函的形式批复，而雄安新区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发文宣布，规格高于一般国家级新区。

二、借鉴国外新都设立经验，把脉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

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毋庸置疑，其未来的建设发展路径在国内或许难有前例可相提并论，我们建议借鉴国外新都建立经验来窥之一二。国外新都建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选址兴建政府行政中心，如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另一种是围绕首都经济圈跨行政区协调资源定向发展，如东京首都圈等。从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东京首都圈的建立经验来看，首都人口密度越高、政治体制执行力越强、新城行政级别越高，则新城的投资力度会越大、建设进程越快、建成后吸引人口流入的成功率越高。我们预判，雄安新区投资规模将达万亿，在政府强执行力推动下将更快完成规划建设，建成后城市发展将分三步走。建议密切关注规划阶段，预计催化剂较多较密集。

马来西亚布城：强执行力推动副都快速建成

从选址确定到开始建立仅经过三年时间，建设五年完工后政府核心部门几乎都迁入布城。为了减轻首都压力，马来西亚从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考虑将政府行政中心迁出吉隆坡。1993年6月，马来西亚布城从6个候选地址中脱颖而出，因其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吉隆坡之间的战略位置、低开发成本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政府对布城的愿景是它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同时融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布城建设经过规划期（1993年至1996年）、建设期（1996年至2001年）和迁移期（2001年及以后）。2001年竣工后，所有政府部门正式入驻办公。该工程共花费了76 亿美元。

布城建设过程中一大特色是采用公私合营实施机制。公共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将继续扮演引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不断对开发过程的步骤和行政功能进行修订和简化，并与私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布城项目的实施主要涉及四个当事方：布城管理局、布城控股有限公司、市政公司和KLCC资产控股有限公司。韩国世宗市：新城规划阶段催化剂最集中

韩国世宗新城在规划阶段频繁出台相关规划。韩国面临的首都圈过度聚集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一直在竭力打造周边首都圈的卫星城市、甚至考虑迁都。韩国首都圈包括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78%，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高达49%。世宗市作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全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200km辐射区，因此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世宗新城规划2005年正式提出后的两年规划期内，政府频繁制订发布各项规划：建设基本规划（2005年5月-2006年7月）、广域都市规划（2005年7月-2007年6月）、开发规划（2005年8月-2006年11月）、实施规划（2005年9月-2007年6月）。

日本东京：关注首都圈中的行政次中心埼玉市

东京将首都各项职能逐步引导至周边地区，发展成多圈层多中心的东京首都圈。日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都区部为核心的“一都七县”结构，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1958年开始，根据东京发展要求历经五次大规模规划，形成了目前三个圈层城市网络。三个圈层分别是核心层、中心圈层和外围圈层。核心层以服务业为主，中心层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外圈层以制造业农业为主。此外，还将首都功能分散形成了多个中心，如埼玉区域行政中心、神奈川区域工业聚集中心等。

其中埼玉市定位为日本的行政次中心，可作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模板。埼玉市接纳了国家行政机关职能的转移，同时带动周边需求。埼玉市的特点是交通便利，距离东京银座北部约28公里。国家行政机关转移同时带动部分人口疏解到埼玉市，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10年间新都心及邻近地区新增人口23000人，且大多是常住人口。到2014年，埼玉新都心站每日乘车人数增长了2.9倍。随之而来的生活需求也促进商贸业、餐饮业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会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启示

根据国外新都建立经验，可以得到关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的四点启示：新区建立的第一阶段规划期催化剂最多最密集，进入建设期和迁移期后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国内政府执行力度更强，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规划建设。新城建立后首都的人口增速将明显得到控制。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雄安新区建立规划阶段催化剂释放最集中

国外行政中心建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事件，尤其第一阶段催化性事件较多，且发生时点较集中。第一阶段为规划阶段，一般经历2-3年时间，期间将出台一系列的建设、开发、实施规划。第二阶段为建设阶段，一般历时4-5年时间，主要关注重要政府办公大楼项目的兴工情况，同时还将制定行政中心相关法律。第三阶段为迁移阶段，政府部门、企业陆续迁入新城，随后新城范围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可以看出，第一阶段是催化剂集中释放期，不断有相关规划办法出台，建设期和迁移期则进入实际建设搬迁阶段，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

国内政府执行力更强加快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马拉西亚政府执行力强，使得布城建设方案从提出到实施几乎没有延误，从确定选址到完成建设历时八年，而韩国世宗新城从选址到建设过程几经波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几次博弈导致迁都世宗计划改为建立新行政特别自治市，只从首尔迁出部分非核心政府部门。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建设，并且迁出规模或比韩国更大。

首都人口快速增长压力在新区建成后将得到缓解

马来西亚布城2001年建成，2006年人口达到约6万，随后逐年以3-4%增速增长，同期首都吉隆坡人口增速明显下滑，从2006年4%增速水平下滑至近1%。韩国首尔也出现类似的现象，人口在1992年达到峰值1090万人，随后因首尔首都圈的发展人口增速回落，2012年世宗建立后，世宗人口每月增速达2-3%，首尔人口净流出加快。目前首尔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1000万人水平。

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

马来西亚布城投资金额约76亿美金，韩国世宗投资金额约1320亿人民币，考虑到前两者建设时期久远、国内外体量规模差距，雄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将更大。首先雄安新区地区建设面积更大，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是韩国世宗面积的4.3倍。其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雄安新区凭地理位置优势必将承接重要职能，如同东京都市圈埼玉市。

雄安新区建成后，城市配套发展将分三步走。先保障行政功能建立，再完善核心 功能和配套居住区、引导高新产业进入，最后扩大发展。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先完成短期城市雏形阶段（2007~2015年）：从城市政策层面，集中投资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政府资助研究功能，建立公共交通主干道等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长阶段（2016~2020年）：投资大学和研究、医疗福利、高新产业等自足的城市功能，并完备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熟阶段（2021~2030年）：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方案将世宗市的管辖地区作为第一层次空间范围，将与世宗市相邻的5个市和郡作为第二层次空间范围。

三、雄安新区坐拥地利人和，世界级都市圈呼之欲出 雄安新区处于京津冀核心地区，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安新区拥有“地利”的先天条件，是建设首都副中心的理想之选。

而相比国际可比经验，雄安新区还占尽“人和”的后天条件，体现在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将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基建效率，前期央企、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实现快速入驻，这些单位体量较大，新区建设路线图将随着新区规划方案的明确变得清晰可见。而“地利”和“人和”这两个优势将是雄安新区能够建成国际一流城市、北京能够建成世界级都市圈的决定性因素。

而根据国内的可比经验（包括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深圳东进计划和贵安新区），我们估算雄安新区基建相关投资规模在初期/中期/远期将达到6000亿元、1.2万亿元和3万亿元，对应的年限分别为3年/5-8 年/10-20年。

雄安位置极佳，自然条件优越，尽得“地利”

中央跳出原有北京的行政区划可能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城区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单中心的规划，“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导致市区拥堵日益严重，跳出北京市区另起炉灶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设立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的重要举措，需要在河北设立一个可以跟北京和天津媲美的核心区域，就像上面说的一样，雄安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位置比较合适。

第三，雄安自然条件适合设立新城，雄县、容城、安新，加上周边一些地区，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平原，另外，水源充足，搬迁成本也可控。总之，雄安新区位置绝佳，自然条件优越，因此，可得“地利”。

雄安新区后天条件相对可比经验更为成熟

北京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远高于韩国的首尔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1975-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后期），东京都市圈总人口在2700万-3200万之间，目前为4200万，东京都人口1996年不足1200万，目前人口也仅为1350万。东京都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低于北京市区，而且，北京规划上的缺陷使得疏解部分人口的压力更大。

同时，雄安新区初期主要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高，政策延续性强，并且基建效率极高，因此初期推进会远远快于可比的国际经验。

同时由于雄安新区初期承担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职能，是存量转移，因此不会出现“无人进驻”、“空城”的尴尬境地；而且，推进的方式将更加依赖行政命令，这一点区别于浦东、深圳，以及后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等，它们需要吸引新的进驻方，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新城建设效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短期见效也更难。

从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这一指标来看，浦东新区建设的最初5-6年时间里，有一波非常明显的建设高峰期，第二波建设高峰期是2008年之后；深圳市辖区的建设构成看起来更为平稳。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根据2015年央企总部人数情况，央企总部人数超过3万，这些人口将大部分处于北京，并且将进驻雄安；他们对应3万个消费能力较强的家庭，总人口超过10万。并且，学校、医院、商业等一系列配套，又会带来大量的人口增量。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如IT）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

总之，雄安新区政策推进力度大、定位高，初期入驻机构和人员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命令手段实现，新区建设具备更高的可行性；随着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明确，新区发展路线图将变得清晰可见，一流国家级新区呼之欲出。

四、雄安新区投资拉动测算：万亿投资规模未来几年释放

雄安新区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国内最可比经验是发达城市建设新区，我们认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合作区）、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最具可比性；国际经验，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和东京首都圈最具可比性。国内可比经验：雄安远期投资可达3万亿，三年内有望初步建成 雄安新区直接拔高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这样的级别，但浦东和深圳距今时间较久，经济背景、投资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比性较差；我们可以从近年我国一线城市新开区域或新设立的国家级新区的投资强度来推算雄安新区的投资情况，可以类比的有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

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大家比较熟悉。深圳东进计划提出深圳市区向东部发展，加大交通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发展等四大领域的投资建设，提升东部地区发展能力，进而带动深莞惠经济圈和粤东粤北地区发展；贵安新区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处的国家级新区，2011年提出，打造“大数据”中心。

雄安新区初期对应100公里的规划区域，与贵安新区面积最为接近，但贵安新区定位要远远低于雄安，而且地处贵州，因此，贵安投资强度要远低于雄安；雄安面积要远大于前海合作区，因此，雄安初期和中期核心区域投资强度与前海合作区相当，其他区域与贵安新区相当，而前海合作区和贵安新区加权投资强度约为60亿元/公里。假设雄安新区初期和中期投资强度为60亿元/公里，对应的投资规模为分别为6000亿元和1.2万亿元；雄安新区的远期计划可以类比深圳的东进计划，对应的投资规模是3万亿元。同样，根据这几个国内的可比案例，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预计为：初期3年，中期5-8年，长期10-20年。

国际经验对比：投资强度、建设进程国内案例更有参考性

国际对比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韩国世宗、马来西亚布城和日本东京都市圈的经验，从建成时间距今最近（依次为2011年/2001年/2000年前）、面积最为接近（465平方公里/49平方公里/除东京都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否是迁都（依次为是/是/否）这三个标准，韩国世宗与雄安新区最具可比性。韩国世宗的投资强度为2.8亿元/平方公里，远低于上面所列的国内新区标准。

世宗和布城前期都花费了2-4年的时间进行规划，建设施工时间则在4-5年；雄安新区定位“千年大计”，而从政府定调来看，也要求优先保证规划方案尽善尽美，然后再施工，因此，我们预计，雄安新区在施工前期相比国内新区会有较长的规划期（2年左右）。

第五篇：雄安新区(政治)

【热点透析】

1.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发挥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设立雄安新区，调整优化京津冀经济布局和空间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

（2）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设立雄安新区，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大城市”病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统筹京津冀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而作出的重大决断。

（3）设立雄安新区，缓解人口密集模式，有利于加快转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作为一体化战略的第一要义，设立雄安新区，对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5）贯彻落实科学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付功能，改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结构。更好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发展取得新成效。

2.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我国政府的职能。设立雄安新区，探索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的具体体现。

（2）我国政府的性质、宗旨和基本原则。设立雄安新区，是政府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有利于推动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贯彻了依法治国的原则。这说明，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3）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设立雄安新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这一点。

3.用《生活与哲学》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一种改革，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2）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设中国雄安新区，可以推动京津冀区域发展与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说明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3）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熊安新区的优势是政策扶持，劣势则主要体现在缺乏海港，交通规模化程度低，缺乏高新技术发展基础和资金投入，金融系统和金融生态相比较邻近地区，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种种困难，但是要看到发展前景是非常有利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相关练习】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政府在履行（B）

A.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

B.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C.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D.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2.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设立雄安新区的经济意义在于（C）

①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提升，优化经济发展战略②加强政府职能并提振政府的威信和社会各界的信心③极大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④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交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注：②是《政治生活》角度，③夸大了其意义

3.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契合三地民众的利益共识，作为公民也需要“不以一利之小私，损三利之大功，要大气不要小气”。这段话启示我们要坚持（D）

A.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B.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D.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回答4～5题。

4.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华文化（D）

①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独特性②具有海纳百川、熔铸百家的气魄③具有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点④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流、渐趋融合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5.建设雄安新区，要立足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强调“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蕴含的哲理是（C）

A.物质决定意识

B.认识决定实践

C.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D.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6.设立雄安新区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一战略的出台表明我国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便民利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人大、政府，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党的意志要通过全国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

7.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思路、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请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

答：①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充满信心地勇敢面对挫折和挑战。②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脚踏实地，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