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安新区的建设看改革创新

第一篇：从雄安新区的建设看改革创新

从雄安新区的建设看改革创新

学习《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摘编》党课讲稿

陈国强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将是非首都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将逐步发挥首都副中心的作用。相比较其他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除了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之外，较为突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功能。从未来的规划建设中，雄安新区应探索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级新区的发展道路，在发挥首都副中心功能的同时，注重成为体制改革、要素集聚、公共服务等领域软件建设的先行者，成为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顺应世界发展的新趋势，着眼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使命，谋划新时期我国空间发展布局的新战略，历史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划定了路线图。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三年来，规划体系基本形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新突破，协同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为了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7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关键性举措，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把创新发展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首位，增强推进创新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无疑是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认真落实好创新发展这一理念，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

思想创新是根本。思想创新是一切改革、发展和变化的先导。正如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所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一再证明，思想创新是人类进化的动因。一切社会变革尤其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其根源都来自于思想变革和思想创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我们党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思想创新是改革发展进步的成功之母。无论国家层面还是个体作为，当务之急，必须树立创新思维，克服思维障碍，走出思维误区，破除思维定式，将那些固有习惯、迷信权威、从众心理、自我中心等情绪革除殆尽，不断地解放思想，实现思想创新，用新的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和动力源泉。安新区与其他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以滨海新区为例，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总面积2270平方公里（比雄安新区的长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还大），常住人口297万，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滨海新区建设的任务主要是：一是改革开放（侧重开放），二是新产业，三是交通网，四是新城区。

可以看出，雄安新区比滨海新区在功能定位上主要是多了新服务（非首都功能承载地）；在改革开放上，雄安新区改革与开放置于两个相对独立的任务之中，是两个任务并重的格局。如果比较全国其他综合改革示范区，亦可以发现各地的国家级新区的功能定位可能是较为相似的。我们期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可以借助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的独特优势，创新性地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不仅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一个新城区、新示范区，而且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引领区。

务求实效是关键。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要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调结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落实。抓落实要改变“政绩观”，树立创新是政绩、落实也是政绩的意识，切实处理好创新与落实的关系，始终坚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好创新和落实。抓落实要抓住主要矛盾、盯住薄弱环节抓补短板；抓落实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敢于挑起落实的重担；抓落实要用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作风，下真功、细功和苦功。抓落实纸上谈兵要不得，虎头蛇尾不可取，必须具备干事能力、成事素养，久久为功，善做善成；必须具备运作能力，会责任分解、能未雨绸缪、善分类对待。真正做到一切从务实出发，一切从务实抓起，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务求实效。从目前改革开放发展的角度出发，自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成立至今，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东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福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以及长春新区等国家级综合改革示范区不断建立发展起来。但是，回顾这些新区的规划和发展可以看出，部分新区的建设发展在发挥改革示范作用上有待进一步强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上有待进一步完善、要素集聚和产业基础上有待进一步夯实，更重要的是，各个新区建设的软件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

雄安新区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是国家大事。如何发挥雄安新区“千年”发展的历史意义，可能以下四个方面是重要的：

一是承接北京的部分功能。发挥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更确切地说是要真正成为首都副中心。非首都功能不一定都让雄安新区来承载，可能需要根据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考虑各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有所选择、有所侧重。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可能很难绝对的区分，更不能假定为对立关系。二是改革任务的新载体。三是发挥要素集聚和产业转型发展的功能。城市的发展需要有产业作为支撑，如是纯粹将部分非首都功能转移至雄安新区，那么可能形成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城区，内在的发展功能可能就比较弱，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要素集聚和资源配置的贡献可能就不显著。相对而言，雄安新区的产业基础可能要弱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苏州工业园区等，即使是保定和石家庄整体的产业基础在全国亦没有明显优势。最后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

提升服务是目的。改革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创新是提升服务的手段。创新发展就是通过经济改革为满足经济活动需求提升服务，就是通过软技术革新为社会发展需要提升服务，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生存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活动为目的提升服务，就是通过开发一切有利于创造附加价值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模式，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目的提升服务。我们党作为创新发展理念的引领者，始终坚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不仅是创新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更是根本目标所在。创新发展是为了让社会经济发展更有活力、更有质量、更有效率，从而促进民生的整体发展，让更多的改革红利落到群众身上，让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以人民为中心

发挥人民主人翁作用。畅通言路，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来，新区的成功与否要以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来判断。做好新区发展的政策宣传、引导、解释工作，鼓励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支持新区建设。

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按照资源环境、产业发展等要素条件制定好人口发展规划，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切实提高新区吸引力和宜居水平。协调好本地居民和外来迁移人口的利益关系，采用法律武器解决利益冲突。重点做好征迁安置、就业保障、维护稳定等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炒房、超车牌等现象，堵死各种投机行为漏洞，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

从严从实是保障。创新发展促改革，关键在党，重点在人，创新发展促改革迫切需要一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全面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以迎难而上的精神、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敢作敢为的担当，肩负起改革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只有把严的意识、严的规矩、严的风气树起来，把实的作风、实的责任、实的措施立起来，才能打造一支战斗力超强、凝聚力牢固、执行力高效的干部队伍，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同时，改革创新又是一个充满坎坷、布满荆棘的过程，往往需要千掏万漉的艰辛。必须要有明确的纪律，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作保障。只有把权与责捆绑起来，让严与实成为工作常态，改革创新才能冲破思想障碍、打破固有传统、突破利益藩篱。严实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实效保障。改革创新发展要体现实际效果，必须在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上下功夫。通过重点领域改革率先突破。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利用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机遇，设计雄安新区大学城，聚集国内外科研院所、央企研发部门等创新资源；建立创新驱动平台，赋予新区创新资助示范区政策；树立并维护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产学研技术研发转化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和创新收益合理分配。积极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对标国际先进理念，对接企业和群众需求，引入自贸区管理模式，借鉴负面清单、权力清单、一站式服务、大部制、政府购买服务等最新改革成果，推进互联网在管理中的应用，积极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创造更高效率、更优服务，为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提供良好条件。

创新发展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实现，事关国家振兴，民族富强，事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生态的发展永续，所以，投身改革创新、参与改革创新、支持改革创新、促使社会改革创新蔚然成风，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常态，是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应当担负起来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

第二篇：推动雄安新区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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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雄安新区金融创新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是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促进北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性举措，从前期筹划到长期基础建设，都需要创新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模式。

区域金融合作的主要经验

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梯次发展战略，环渤海经济区和雄安新区协同一体化将成为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增长极。作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探索为包括雄安新区和环渤海在内的其他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长三角地区在深化区域合作时，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加快建立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区域合作长效机制。在政府层面建立了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在内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务实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该地区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契机，利用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业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各种金融创新，协调长三角地区和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关系，推进当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与联动发展，进一步加强与东北亚、欧元区以及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目前，上海正加快对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扩大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拓展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广东省政府遵循明确功能定位、各有侧重、分工协作、避免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的原则，以广州和深圳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建立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的区域金融错位发展格局。珠三角地区坚持上下游错位发展，加大与港澳金融业的合作力度。通过加快推进粤港澳金融一体化，构建以香港为主体，广州和深圳为两翼，实力影响辐射全球的金融中心区域，以提高我国的金融发展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抵抗国际风险能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上，还要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成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地、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地、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打造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支撑京津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资本跨区域优化配置路径

第一，实现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功能在环渤海地区的拓展。支持金融机构跨区相互参股、控股、交叉持股、兼并重组等，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商业银行跨地区开展银团贷款、融资代理业务等合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进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的金融辐射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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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应该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跨地域参股，鼓励持有区域内其他商业银行、信用社的次级债券和其他资本性工具，以提高区域内各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在现有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趋势下，推动区域间银银、银保、银证、银期、银信的合作，逐步发展成金融控股公司，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可以推进成立环渤海区域金融控股公司、雄安新区发展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方式把业务延伸到雄安新区金融建设和环渤海地区各金融行业，利用金融业总体部署的方式，发挥区域金融优势，实现把雄安新区建设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目标，推动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等行业间深度合作与融合，实现雄安新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区域金融带动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

第三，实现资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加强信贷项目交流、银团贷款的方式促进省际融资交流，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强区域内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从总体上把控产业布局、信贷投向和资金流量，加速区域经济金融的对接和融合。

建设和完善区域性金融市场

未来区域金融合作的关键，在于建设多种形式的区域性金融市场。雄安新区应以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的实践发展理念为经验，根据自身特点，创立新型区域金融合作模式，加快城市融资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一，加强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的区域合作路径。吸引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及大量的创业投资基金，建立区域创业投资中心。未来应利用各地不同的资源优势，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领域的合作，包括资源类、新能源、节能减排方面的合作。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目标是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融合在一起，通过直接出资参股、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借助资产证券化、IPO上市、股权市场交易等多种渠道，以国际化的产业金融运行模式，低成本运营和专业化管理带动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和升级，通过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降低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完善相关碳交易平台机制。完善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相关交易所的交易平台和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和基金参与碳金融市场，着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碳金融创新试点中心。另外，作为有着绿色智慧新城建城指导思想的雄安新区，在设立初期就定义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在打造绿色低碳城市过程中必将汇聚全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碳交易平台创新。积极推动共同设立环保领域的专项基金，促进碳金融等领域的区域化合作，助推低碳经济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第三，加强区域中小企业融资与区域信用担保的合作。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区域金融合作的薄弱环节，要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在多层次融资渠道、财税支持、信用体系和担保机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加强区域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中小企业集合债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支持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发展，发挥其对担保机构信用增进、业务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实现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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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担保联动、政府增信与银企联动，共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推动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区域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推动统一征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信用服务机构作用，建立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为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奠定基础，推进直接融资工具的信用风险管理及多层次资本体系、市场体系的完善。

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从新区建设的紧迫性来看，短时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需要，这对于雄安新区的城市融资平台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也为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面对财政资源有限而建设资本需求庞大的难题，只有探索新区投融资体制，确保资金长期投入，才能引导社会资本自发参与新区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从近年可参考的滨海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等国家级新区建设来看，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以及外围大交通体系建设，都是超过万亿级别的总投资。雄安新区作为新设立的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更大，投资回报周期更长，更需要创新投融资机制，PPP模式无疑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作为在设计之初就有着绿色标签的雄安新区，可以充分利用PPP等融资方式，解决新区建设初期的交通、水利、综合管廊等基础建设问题。

前瞻性地设立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在建设初期就采取绿色环保的规划理念，以绿色发展基金用于雾霾治理、污染防制、清洁能源、绿化和风沙治理、低碳交通、绿色建筑、生态保护和气候适应等领域。利用PPP模式进行融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雄安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也有利于提高区域性金融合作水平。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应以PPP模式推动绿色发展基金的设立，投资人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私募股权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国际金融机构等。

支持绿色基金发展的财税金融相关政策还需要在地方层面予以推进。地方政府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落实财税和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支持绿色发展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另外可在政策保障上采用一定的财政贴息、强化PPP发展模式、绿色项目相关政策优惠等方式，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积极性。

绿色市政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支持城市绿色转型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支出、金融机构融资以及私营部门投资，发行绿色债券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绿色债券可以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为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提供资金来源，并减少期限错配的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市政债的发行可以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城镇化环保产业投融资的问题。美国很大一部分市政债券用于环境工程和能源建设，日本和英国的污水处理融资来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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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市政债。

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包括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圈、自贸区的发展都需环保投资，而水污染处理、土壤整治、雾霾治理需要来自政府、市场、企业和国际力量的共同推动。在推进城市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在雄安新区试点通过绿色市政债的发行，引导投资投向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等产业，创新推进绿色城市化的发展，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辐射和带动效应。

第三篇：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具有哪些经济意义?

上层迅速调兵遣将，可探其重视程度，许勤直接就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查阅许勤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许勤曾于2010年6月任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对于特区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是本次规划建设启动的重要助力。在同一天新闻媒体报道这两条中央的决定(新区与调任)，可以说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本次调任深圳大将，是否旨在打造下一个深圳?引人深思。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在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曾埋下伏笔，“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本次新区建设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将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核心意义有以下四点:

(1)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2)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3)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4)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那么雄安要如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如果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盘围棋，那么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取胜的关键一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表示，雄安新区对于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意义非凡。

他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区域发展多以城市作点，连线成形，雄安新区建立后将于北京、天津构成等边三角形，先从物理空间上对京津冀城市布局进行优化，再从资源流动方面下功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京津冀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指明方向，补上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最后一块拼图”。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则指出，河北绿色崛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冀中南是河北的主体，建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杨开忠表示，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北京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京九线、津保交通轴线交汇于此，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近、交通便捷。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环抱白洋淀，具有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迈出第三步

提及雄安新区，总是关联着两个参照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背后，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发展形势，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应该思考京津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燕生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之前两个特区设立的背景相比，雄安新区发展面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雄安新区的发展关系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将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样板。”张燕生说。

在张燕生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点：第一步是1980年深圳特区的成立，它的使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第二步是1992年浦东新区的成立，浦东新区是综合改革试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2017年雄安新区的成立是第三步。

他认为，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核心位置，它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是中国的“硅谷”。

雄安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韩国“今日亚洲”网站刊文认为，中国的各大经济新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今后将一起助力中国全境经济均衡发展，同时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早日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

班邦·苏尔约诺指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进程，但是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继续改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新，值得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学习。

龙涅·林斯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相信雄安新区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看到中国发展成果的一个新窗口。

郭生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中国新时期新增长点的形成，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开放将朝纵深发展，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经济专家郎咸平表示，将河北雄安列为一个新的特区，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巨大。这个特区和过去深圳特区是不一样的，不是依靠它拉动GDP，也不是依靠它发展工业，而是全新的一个理念——一个注重环保、绿色的智慧型城市。同时它还将发展高科技、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高效交通网络等等。它将更重视改革和开放。

这整个构想我觉得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对雄安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代表中国的未来，甚至代表你的未来、子孙的未来。

本次党中央的文件中“千年大计”、“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些字样可不是随手提的，政策的随行跟进，全程的推进力度都一定会是火力全开，而会议中的表态，“把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作为坚决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作为河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大机遇，主动服从服务大局，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粗看一眼都能明白，四个字，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雄安新区的崛起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有利于减轻北京的大城市负担，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扩大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也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举。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全球瞩目，雄安新区的崛起预示着中国经济即将迈出新的一步，对于中国稳固国际上的地位也将提供新的动力。全球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而雄安，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引擎。

第四篇：雄安新区(历史)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2017高考历史怎么考？

【热点透析】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都没有变，直到现在。

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深圳、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而且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经连成一片，京津冀依然只有北京和天津比较经济发达，并没有形成那种真正的城市片区。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浓缩的地区，和周边北方地区反差极大。从资源的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巨大的浪费。只有设法增强北京的辐射能力，把北京的种种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去，才有望带动和推动河北等地的发展，缩短南北方经济的差距。

雄安新区的成立，可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三角区。当京津冀地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全国将南北方经济更加均衡，打造从渤海到南海的沿海经济发达带，这个发达带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是世界级的。

中国延续千年的“南强北弱”“南富北穷”将在这个世纪发生重大的格局性变化。中国国家的整体性、协调性将发生层次性的提高。

这样看来，雄安新区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表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不为过。

【相关知识】

北京建都史

蓟—北京建城之始

公元前1046年。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国家之一。

幽州—北方军事重镇

公元600年。辽代北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

南京—辽代的陪都

公元947年。从此今北京地区成为辽朝的陪都。

金中都—首都的序幕

公元1153年。金迁都新都，改称中都，北京建都的历史从此开始。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世界名都

公元1260年。从此诞生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

明北京—古都之最

公元14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北京的名称。

清京师—最后的王都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平—民国的特别市

公元1927年。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设特别市。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公元1949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成祖迁都

北京在辽和金代都做过都城，元代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末年，北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到关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将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就曾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二十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更能巩固他的统治。

【相关练习】

1.对下列中国古代王朝迁都的评述，正确的是（D）

A.商王盘庚迁都殷，商朝后期的政局从此稳定下来

B.金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使金与南宋对峙局面确定下来

C.元迁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朝的统治中心开始向中原转移

D.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了北方军事防御力量

第五篇：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2017-04-05行业研究报告 导语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来源：戴康 华泰证券研究所

一、雄安新区战略意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含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

雄安新区高举高打，战略意义突出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央媒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论述此举，规格空前。纵观中国历史，能以“千年大计”形容的事件屈指可数，对于党来说，复兴才能称之为千年大计。如果建新区能用“千年大计”措辞，新区建设必然比“京津冀一体化”承载更多政治意义。雄安新区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政治经济意义比肩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历史性战略抉择。但与前两个特区不同的是，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主要体现经济意义，而雄安新区政治意义更为重大。三者分别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深圳特区（1980设立）是沿海改革开放第一响，浦东新区（1992年设立）是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渗透的最重要的一响，前两者均处于改革初期，享经济发展红利；而雄安新区设立，处于改革攻坚期、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承载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

雄安新区成立规格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从设立方式看，此前18个国家级新区的成立，一般以国务院致省级政府批复函的形式批复，而雄安新区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发文宣布，规格高于一般国家级新区。

二、借鉴国外新都设立经验，把脉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

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毋庸置疑，其未来的建设发展路径在国内或许难有前例可相提并论，我们建议借鉴国外新都建立经验来窥之一二。国外新都建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选址兴建政府行政中心，如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另一种是围绕首都经济圈跨行政区协调资源定向发展，如东京首都圈等。从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东京首都圈的建立经验来看，首都人口密度越高、政治体制执行力越强、新城行政级别越高，则新城的投资力度会越大、建设进程越快、建成后吸引人口流入的成功率越高。我们预判，雄安新区投资规模将达万亿，在政府强执行力推动下将更快完成规划建设，建成后城市发展将分三步走。建议密切关注规划阶段，预计催化剂较多较密集。

马来西亚布城：强执行力推动副都快速建成

从选址确定到开始建立仅经过三年时间，建设五年完工后政府核心部门几乎都迁入布城。为了减轻首都压力，马来西亚从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考虑将政府行政中心迁出吉隆坡。1993年6月，马来西亚布城从6个候选地址中脱颖而出，因其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吉隆坡之间的战略位置、低开发成本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政府对布城的愿景是它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同时融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布城建设经过规划期（1993年至1996年）、建设期（1996年至2001年）和迁移期（2001年及以后）。2001年竣工后，所有政府部门正式入驻办公。该工程共花费了76 亿美元。

布城建设过程中一大特色是采用公私合营实施机制。公共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将继续扮演引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不断对开发过程的步骤和行政功能进行修订和简化，并与私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布城项目的实施主要涉及四个当事方：布城管理局、布城控股有限公司、市政公司和KLCC资产控股有限公司。韩国世宗市：新城规划阶段催化剂最集中

韩国世宗新城在规划阶段频繁出台相关规划。韩国面临的首都圈过度聚集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一直在竭力打造周边首都圈的卫星城市、甚至考虑迁都。韩国首都圈包括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78%，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高达49%。世宗市作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全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200km辐射区，因此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世宗新城规划2005年正式提出后的两年规划期内，政府频繁制订发布各项规划：建设基本规划（2005年5月-2006年7月）、广域都市规划（2005年7月-2007年6月）、开发规划（2005年8月-2006年11月）、实施规划（2005年9月-2007年6月）。

日本东京：关注首都圈中的行政次中心埼玉市

东京将首都各项职能逐步引导至周边地区，发展成多圈层多中心的东京首都圈。日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都区部为核心的“一都七县”结构，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1958年开始，根据东京发展要求历经五次大规模规划，形成了目前三个圈层城市网络。三个圈层分别是核心层、中心圈层和外围圈层。核心层以服务业为主，中心层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外圈层以制造业农业为主。此外，还将首都功能分散形成了多个中心，如埼玉区域行政中心、神奈川区域工业聚集中心等。

其中埼玉市定位为日本的行政次中心，可作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模板。埼玉市接纳了国家行政机关职能的转移，同时带动周边需求。埼玉市的特点是交通便利，距离东京银座北部约28公里。国家行政机关转移同时带动部分人口疏解到埼玉市，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10年间新都心及邻近地区新增人口23000人，且大多是常住人口。到2014年，埼玉新都心站每日乘车人数增长了2.9倍。随之而来的生活需求也促进商贸业、餐饮业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会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启示

根据国外新都建立经验，可以得到关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的四点启示：新区建立的第一阶段规划期催化剂最多最密集，进入建设期和迁移期后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国内政府执行力度更强，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规划建设。新城建立后首都的人口增速将明显得到控制。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雄安新区建立规划阶段催化剂释放最集中

国外行政中心建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事件，尤其第一阶段催化性事件较多，且发生时点较集中。第一阶段为规划阶段，一般经历2-3年时间，期间将出台一系列的建设、开发、实施规划。第二阶段为建设阶段，一般历时4-5年时间，主要关注重要政府办公大楼项目的兴工情况，同时还将制定行政中心相关法律。第三阶段为迁移阶段，政府部门、企业陆续迁入新城，随后新城范围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可以看出，第一阶段是催化剂集中释放期，不断有相关规划办法出台，建设期和迁移期则进入实际建设搬迁阶段，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

国内政府执行力更强加快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马拉西亚政府执行力强，使得布城建设方案从提出到实施几乎没有延误，从确定选址到完成建设历时八年，而韩国世宗新城从选址到建设过程几经波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几次博弈导致迁都世宗计划改为建立新行政特别自治市，只从首尔迁出部分非核心政府部门。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建设，并且迁出规模或比韩国更大。

首都人口快速增长压力在新区建成后将得到缓解

马来西亚布城2001年建成，2006年人口达到约6万，随后逐年以3-4%增速增长，同期首都吉隆坡人口增速明显下滑，从2006年4%增速水平下滑至近1%。韩国首尔也出现类似的现象，人口在1992年达到峰值1090万人，随后因首尔首都圈的发展人口增速回落，2012年世宗建立后，世宗人口每月增速达2-3%，首尔人口净流出加快。目前首尔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1000万人水平。

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

马来西亚布城投资金额约76亿美金，韩国世宗投资金额约1320亿人民币，考虑到前两者建设时期久远、国内外体量规模差距，雄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将更大。首先雄安新区地区建设面积更大，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是韩国世宗面积的4.3倍。其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雄安新区凭地理位置优势必将承接重要职能，如同东京都市圈埼玉市。

雄安新区建成后，城市配套发展将分三步走。先保障行政功能建立，再完善核心 功能和配套居住区、引导高新产业进入，最后扩大发展。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先完成短期城市雏形阶段（2007~2015年）：从城市政策层面，集中投资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政府资助研究功能，建立公共交通主干道等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长阶段（2016~2020年）：投资大学和研究、医疗福利、高新产业等自足的城市功能，并完备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熟阶段（2021~2030年）：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方案将世宗市的管辖地区作为第一层次空间范围，将与世宗市相邻的5个市和郡作为第二层次空间范围。

三、雄安新区坐拥地利人和，世界级都市圈呼之欲出 雄安新区处于京津冀核心地区，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安新区拥有“地利”的先天条件，是建设首都副中心的理想之选。

而相比国际可比经验，雄安新区还占尽“人和”的后天条件，体现在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将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基建效率，前期央企、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实现快速入驻，这些单位体量较大，新区建设路线图将随着新区规划方案的明确变得清晰可见。而“地利”和“人和”这两个优势将是雄安新区能够建成国际一流城市、北京能够建成世界级都市圈的决定性因素。

而根据国内的可比经验（包括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深圳东进计划和贵安新区），我们估算雄安新区基建相关投资规模在初期/中期/远期将达到6000亿元、1.2万亿元和3万亿元，对应的年限分别为3年/5-8 年/10-20年。

雄安位置极佳，自然条件优越，尽得“地利”

中央跳出原有北京的行政区划可能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城区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单中心的规划，“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导致市区拥堵日益严重，跳出北京市区另起炉灶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设立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的重要举措，需要在河北设立一个可以跟北京和天津媲美的核心区域，就像上面说的一样，雄安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位置比较合适。

第三，雄安自然条件适合设立新城，雄县、容城、安新，加上周边一些地区，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平原，另外，水源充足，搬迁成本也可控。总之，雄安新区位置绝佳，自然条件优越，因此，可得“地利”。

雄安新区后天条件相对可比经验更为成熟

北京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远高于韩国的首尔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1975-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后期），东京都市圈总人口在2700万-3200万之间，目前为4200万，东京都人口1996年不足1200万，目前人口也仅为1350万。东京都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低于北京市区，而且，北京规划上的缺陷使得疏解部分人口的压力更大。

同时，雄安新区初期主要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高，政策延续性强，并且基建效率极高，因此初期推进会远远快于可比的国际经验。

同时由于雄安新区初期承担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职能，是存量转移，因此不会出现“无人进驻”、“空城”的尴尬境地；而且，推进的方式将更加依赖行政命令，这一点区别于浦东、深圳，以及后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等，它们需要吸引新的进驻方，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新城建设效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短期见效也更难。

从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这一指标来看，浦东新区建设的最初5-6年时间里，有一波非常明显的建设高峰期，第二波建设高峰期是2008年之后；深圳市辖区的建设构成看起来更为平稳。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根据2015年央企总部人数情况，央企总部人数超过3万，这些人口将大部分处于北京，并且将进驻雄安；他们对应3万个消费能力较强的家庭，总人口超过10万。并且，学校、医院、商业等一系列配套，又会带来大量的人口增量。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如IT）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

总之，雄安新区政策推进力度大、定位高，初期入驻机构和人员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命令手段实现，新区建设具备更高的可行性；随着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明确，新区发展路线图将变得清晰可见，一流国家级新区呼之欲出。

四、雄安新区投资拉动测算：万亿投资规模未来几年释放

雄安新区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国内最可比经验是发达城市建设新区，我们认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合作区）、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最具可比性；国际经验，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和东京首都圈最具可比性。国内可比经验：雄安远期投资可达3万亿，三年内有望初步建成 雄安新区直接拔高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这样的级别，但浦东和深圳距今时间较久，经济背景、投资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比性较差；我们可以从近年我国一线城市新开区域或新设立的国家级新区的投资强度来推算雄安新区的投资情况，可以类比的有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

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大家比较熟悉。深圳东进计划提出深圳市区向东部发展，加大交通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发展等四大领域的投资建设，提升东部地区发展能力，进而带动深莞惠经济圈和粤东粤北地区发展；贵安新区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处的国家级新区，2011年提出，打造“大数据”中心。

雄安新区初期对应100公里的规划区域，与贵安新区面积最为接近，但贵安新区定位要远远低于雄安，而且地处贵州，因此，贵安投资强度要远低于雄安；雄安面积要远大于前海合作区，因此，雄安初期和中期核心区域投资强度与前海合作区相当，其他区域与贵安新区相当，而前海合作区和贵安新区加权投资强度约为60亿元/公里。假设雄安新区初期和中期投资强度为60亿元/公里，对应的投资规模为分别为6000亿元和1.2万亿元；雄安新区的远期计划可以类比深圳的东进计划，对应的投资规模是3万亿元。同样，根据这几个国内的可比案例，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预计为：初期3年，中期5-8年，长期10-20年。

国际经验对比：投资强度、建设进程国内案例更有参考性

国际对比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韩国世宗、马来西亚布城和日本东京都市圈的经验，从建成时间距今最近（依次为2011年/2001年/2000年前）、面积最为接近（465平方公里/49平方公里/除东京都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否是迁都（依次为是/是/否）这三个标准，韩国世宗与雄安新区最具可比性。韩国世宗的投资强度为2.8亿元/平方公里，远低于上面所列的国内新区标准。

世宗和布城前期都花费了2-4年的时间进行规划，建设施工时间则在4-5年；雄安新区定位“千年大计”，而从政府定调来看，也要求优先保证规划方案尽善尽美，然后再施工，因此，我们预计，雄安新区在施工前期相比国内新区会有较长的规划期（2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