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雄安新区建设和住房制度设计

第一篇：剖析雄安新区建设和住房制度设计

一、背景：雄安新区建立的背景

雄安新区引发热议，对于其多维度的战略定位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邓公逝世20周年，南巡讲话25周年之际，在我国迈向“中低增速、更高质量”的经济新常态之际，在内外环境倒逼下告别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内生式发展并实现大国复兴之际，建立雄安新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拥有大港口，国际贸易是其主打产业和最大竞争力。这也意味着，上世纪80-9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标志着我国告别计划经济的封闭体制，打开国门并融入世界，借助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主动参与并汲取国际贸易和分工红利，建立强大的制造业和工业基础，以区域发展带动全国工业化。从我国“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看，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危机将二战后60多年来国际贸易和分工失衡、资本主导红利分配格局的制度积弊暴露无遗。同时，全球“第五次产业革命”迟迟无法破茧，杀手级的新型产业尚未出炉，导致全球贸易、金融和制造业实体不得不“再平衡”，甚至出现“逆全球全”的潮流，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同时，我国国内低成本要素环境承载力也触及“天花板”。因此，从“世界工厂”走向“中国创造”，打造我国综合国力，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需要重新塑造。

二、目的：打造经济内生“增长极”

纵观世界，大国复兴并走向强国，外部文明和技术吸收固然重要，但强大的内需和内生发展，才是一国综合国力壮大的“引擎”，也是对冲外部负面冲击的“稳定器”。这就是为何美日欧每年2%-3%的增长，就可以实现就业和民生诉求。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区域规划纷纷出炉，事实上就是未雨绸缪，顺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改革和战略部署。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齐头并进，以深圳和上海为龙头的珠三角、长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极”。

但是，这两个“增长极”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0%，而东京圈、首尔圈分别占到日本和韩国GDP的50%和70%。重要的是，珠三角、长三角相对繁荣，但所在省份内部也有大面积的落后区域，且对周边的辐射效应未显现出来。辐射效应被抑制，在京津冀表现更明显，北京很繁荣但资源过分集中，导致地下水日渐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拥堵、人口畸形膨胀等。

与此同时，北京周围的河北却非常落后，甚至出现了亚洲开发银行所定义的“环北京贫困带”，这完全不符合地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中阐述的大城市辐射效应。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后，将与京津一起，打造分工合理的等边三角形大都市圈，北京真正回归首都功能定位，并以历史文化名城为载体，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夯实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和平崛起战略中的国际认同。有雄安这个战略地位足够高的载体，津冀也将以自身工业基础承接北京功能输出。由此，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我国第三大“增长极”真正建立起来。雄安新区雄踞内陆，这是其与深圳和浦东在沿海布局的最大区别，标志着我国内生增长真正起航。

三、探析：为何选择雄安？

到2017年，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刚好3年，非首都功能疏导、三地基于功能划分的分工与合作，效果似乎并未显现。去年以来，北京房价大涨，学区房价格已涨到10万元以上，某种程度上，房价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的优劣。这意味着，外围和北京发展的鸿沟继续拉大，北京虹吸效应并未缓解，这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造第三个经济“增长极”来说不是好消息。

同时，外围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效果也未完全显现。同时，北京多功能定位下承载力超极限，导致倒逼式的人口外溢，即北京就业人口大量在环北京和河北买房，实现变相“落脚”北京。但是，基于跨界统一规划、功能重新布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体化并没有“落地”，人口外溢异化为“非自住”的楼市投资和投机炒作。而且，北京雾霾不断，环北京和河北继续发展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业难以为继。于是，河北出现明显的“房地产化”趋势，并成为新的GDP增长依赖。

但是，房价快速上涨，让环北京成本迅速提高，非首都功能疏解难上加难。反过来，功能无法疏解，将导致周边人口继续往北京积聚，北京的雾霾、拥堵等“大城市病”愈演愈烈和积重难返。当断则断，另立炉灶，位于拱卫京师的京畿重镇——保定府腹地的雄安，就像一张白纸，可以实现高规格的规划和未来定位，这样的新区才能对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北京拥挤不堪的资源才有足够强的外推力。合力之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导才能真正实现。

四、雄安房地产开发：“去地产化”

近期，雄安三县被迫锁房、锁地、锁户籍，楼市仿佛是被下了咒一般而瞬间静止了。同时，针对购房者的激情从雄安火速蔓延到新区周边县市，强力限购限贷密集落子，淘金者的投机炒作情绪开始褪去。面对短期内要攫取数十年红利的投机狂潮，冻结楼市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一般来讲，房屋是生活和生产的基本要素和物质空间。新区规划和发展，首先要进行的是土地和空间规划、分区和区域功能规划，这是提供居民居住和企业生产所需物质空间的过程，也是房地产规划的过程。

从雄安新区四大定位和七大任务看，259个字明确无误地折射出一个重要信号，不管新区将来如何开发，首要的一条就是“去地产化”。这是近年来我国新区规划和发展均出现严重的“房地产化”后，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因此，不惜交易冻结和停滞，也要刹住楼市投机潮，目的是杜绝“房地产化”。对此，张高丽副总理提出“七严”，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

从深圳和浦东到雄安，这是我国从外向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推动，融入世界以吸收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文明，向夯实内需和构建创新驱动下的内生式增长的转变。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推动时期，土地财政扮演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的角色。但是，创新驱动的内生式增长模式下，高成本是“大敌”。因此，降低成本是新区功能“落地”的前提。因此，对住房而言，绝对不能延续“土地财政”下的开发模式，即高价出让商品住房用地，作为新区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

五、雄安住房制度该如何设计

近日，做客人民网直播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指出，雄安希望吸引投资者和创新创业者。国家应以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惠民政策，让年轻创业者有房可住，保障投资热情。因此，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雄安新区保障性住房一定会占最重要的地位，供应比例也会最大。但笔者认为，在坚持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的前提下，让市场和保障“两条腿”走路，尊重行业规律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新区住房制度设计的根本。

一个健全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都要有，二者比例关系要视房地产发展的阶段而定。新区成立初期，新市民和迁入人才的住房需求大，加上规划利好也会助推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要占到更大的比例，但应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廉租房、公租房为主，防止“福利陷阱”。同时，也要控制商品住房开发的规模，以保持居住和创业低成本的环境。新区建设中后期，各项规划基本“落地”，住房需求和新增开发空间边际递减，商品住房要逐渐占到更大比例。

具体来说，首先要通过以租为主的保障房设计，让创业者和居民“住有所居”，避免因没有住房支付能力，或住房支出太多，影响创业初期的热情投入、创业投入，这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建立创新发展的激励机制。其次，产业和人才在新区积聚以后，加上产业规划利好，房价会上涨，这是客观规律。这时，产业发展和创业创新还处于成果“破茧”的前期，对于成本还比较敏感。因此，一方面要控制商品房开发规模，另一方面要适时启动房产税试点，调节房价上涨收益。

房产税开征以后，新区政府就有了渐趋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一财源应完全用于廉租房和公租房供应。随着产业渐进壮大和成熟、创新成果开始出炉，区域价值显著提升，房价将进一步上涨。这时，一方面要让产权人获得资产溢价收益，另一方面，善用房产税税基根据房价上涨而自动上调的“稳定器”功能，甚至适时调整房产税税率，调节资产收益，将房产税全部反哺廉租房和公租房供应。尊重行业规律，也抑制地产化趋势。

同时，捋顺创业和实体收益分配机制，借助住房保障支持，新区创业者通过分享创新成果，建立从“住有所居”到“居者有其屋”的有产者路径，让居民分享新区发展外溢到房地产上的红利。总之，要客观认识新区开发和房地产的关系，我国大城市楼市泡沫化、地产化趋势，问题不在楼市本身，而在于政府过度依赖导致制度和政策变形。新区开发要避免地产化趋势，但并非矫枉过正到“去市场化”的地步。完全住房保障是不合理的，正确的思路是既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更好发挥政府职能。

第二篇：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具有哪些经济意义?

上层迅速调兵遣将，可探其重视程度，许勤直接就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查阅许勤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许勤曾于2010年6月任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对于特区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是本次规划建设启动的重要助力。在同一天新闻媒体报道这两条中央的决定(新区与调任)，可以说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本次调任深圳大将，是否旨在打造下一个深圳?引人深思。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在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曾埋下伏笔，“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本次新区建设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将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核心意义有以下四点:

(1)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2)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3)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4)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那么雄安要如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如果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一盘围棋，那么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取胜的关键一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表示，雄安新区对于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意义非凡。

他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区域发展多以城市作点，连线成形，雄安新区建立后将于北京、天津构成等边三角形，先从物理空间上对京津冀城市布局进行优化，再从资源流动方面下功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京津冀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指明方向，补上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最后一块拼图”。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则指出，河北绿色崛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冀中南是河北的主体，建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加快发展。

杨开忠表示，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北京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京九线、津保交通轴线交汇于此，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近、交通便捷。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环抱白洋淀，具有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迈出第三步

提及雄安新区，总是关联着两个参照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背后，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发展形势，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应该思考京津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燕生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之前两个特区设立的背景相比，雄安新区发展面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雄安新区的发展关系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将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样板。”张燕生说。

在张燕生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点：第一步是1980年深圳特区的成立，它的使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第二步是1992年浦东新区的成立，浦东新区是综合改革试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2017年雄安新区的成立是第三步。

他认为，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核心位置，它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是中国的“硅谷”。

雄安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韩国“今日亚洲”网站刊文认为，中国的各大经济新区、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今后将一起助力中国全境经济均衡发展，同时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早日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

班邦·苏尔约诺指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进程，但是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继续改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新，值得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学习。

龙涅·林斯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心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勇气和魄力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相信雄安新区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看到中国发展成果的一个新窗口。

郭生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中国新时期新增长点的形成，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开放将朝纵深发展，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经济专家郎咸平表示，将河北雄安列为一个新的特区，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巨大。这个特区和过去深圳特区是不一样的，不是依靠它拉动GDP，也不是依靠它发展工业，而是全新的一个理念——一个注重环保、绿色的智慧型城市。同时它还将发展高科技、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高效交通网络等等。它将更重视改革和开放。

这整个构想我觉得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对雄安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代表中国的未来，甚至代表你的未来、子孙的未来。

本次党中央的文件中“千年大计”、“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些字样可不是随手提的，政策的随行跟进，全程的推进力度都一定会是火力全开，而会议中的表态，“把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作为坚决维护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作为河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头等大事，作为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大机遇，主动服从服务大局，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粗看一眼都能明白，四个字，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雄安新区的崛起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有利于减轻北京的大城市负担，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扩大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也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与时俱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创举。中国经济发展如今全球瞩目，雄安新区的崛起预示着中国经济即将迈出新的一步，对于中国稳固国际上的地位也将提供新的动力。全球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而雄安，也将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引擎。

第三篇：雄安新区(历史)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2017高考历史怎么考？

【热点透析】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位于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了唐宋，南方经济就彻底超过了北方。从此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的二元时代：南方发展经济，北方紧抓政治，南方经济支持北方政治，这个格局都没有变，直到现在。

如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深圳、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而且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经连成一片，京津冀依然只有北京和天津比较经济发达，并没有形成那种真正的城市片区。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浓缩的地区，和周边北方地区反差极大。从资源的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巨大的浪费。只有设法增强北京的辐射能力，把北京的种种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去，才有望带动和推动河北等地的发展，缩短南北方经济的差距。

雄安新区的成立，可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三角区。当京津冀地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全国将南北方经济更加均衡，打造从渤海到南海的沿海经济发达带，这个发达带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是世界级的。

中国延续千年的“南强北弱”“南富北穷”将在这个世纪发生重大的格局性变化。中国国家的整体性、协调性将发生层次性的提高。

这样看来，雄安新区在国家层面第一次表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不为过。

【相关知识】

北京建都史

蓟—北京建城之始

公元前1046年。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国家之一。

幽州—北方军事重镇

公元600年。辽代北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中心。

南京—辽代的陪都

公元947年。从此今北京地区成为辽朝的陪都。

金中都—首都的序幕

公元1153年。金迁都新都，改称中都，北京建都的历史从此开始。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世界名都

公元1260年。从此诞生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

明北京—古都之最

公元142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北京的名称。

清京师—最后的王都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平—民国的特别市

公元1927年。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设特别市。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公元1949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成祖迁都

北京在辽和金代都做过都城，元代称为大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在元朝末年，北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北京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却更突出了。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退守到关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他们一直想打回北京，复辟元朝。将明朝的京城迁到北京，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就曾多次从北京出发，征讨瓦剌等蒙古贵族。明成祖在北京镇守过二十多年，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建都北京，自然更能巩固他的统治。

【相关练习】

1.对下列中国古代王朝迁都的评述，正确的是（D）

A.商王盘庚迁都殷，商朝后期的政局从此稳定下来

B.金迁都燕京，改名中都，使金与南宋对峙局面确定下来

C.元迁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朝的统治中心开始向中原转移

D.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了北方军事防御力量

第四篇：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雄安新区研究报告

2017-04-05行业研究报告 导语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来源：戴康 华泰证券研究所

一、雄安新区战略意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含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

雄安新区高举高打，战略意义突出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央媒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论述此举，规格空前。纵观中国历史，能以“千年大计”形容的事件屈指可数，对于党来说，复兴才能称之为千年大计。如果建新区能用“千年大计”措辞，新区建设必然比“京津冀一体化”承载更多政治意义。雄安新区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最具战略高度的一步。政治经济意义比肩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历史性战略抉择。但与前两个特区不同的是，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主要体现经济意义，而雄安新区政治意义更为重大。三者分别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深圳特区（1980设立）是沿海改革开放第一响，浦东新区（1992年设立）是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渗透的最重要的一响，前两者均处于改革初期，享经济发展红利；而雄安新区设立，处于改革攻坚期、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承载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

雄安新区成立规格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从设立方式看，此前18个国家级新区的成立，一般以国务院致省级政府批复函的形式批复，而雄安新区设立，是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发文宣布，规格高于一般国家级新区。

二、借鉴国外新都设立经验，把脉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

雄安新区的战略高度毋庸置疑，其未来的建设发展路径在国内或许难有前例可相提并论，我们建议借鉴国外新都建立经验来窥之一二。国外新都建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选址兴建政府行政中心，如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另一种是围绕首都经济圈跨行政区协调资源定向发展，如东京首都圈等。从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东京首都圈的建立经验来看，首都人口密度越高、政治体制执行力越强、新城行政级别越高，则新城的投资力度会越大、建设进程越快、建成后吸引人口流入的成功率越高。我们预判，雄安新区投资规模将达万亿，在政府强执行力推动下将更快完成规划建设，建成后城市发展将分三步走。建议密切关注规划阶段，预计催化剂较多较密集。

马来西亚布城：强执行力推动副都快速建成

从选址确定到开始建立仅经过三年时间，建设五年完工后政府核心部门几乎都迁入布城。为了减轻首都压力，马来西亚从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考虑将政府行政中心迁出吉隆坡。1993年6月，马来西亚布城从6个候选地址中脱颖而出，因其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吉隆坡之间的战略位置、低开发成本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政府对布城的愿景是它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同时融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布城建设经过规划期（1993年至1996年）、建设期（1996年至2001年）和迁移期（2001年及以后）。2001年竣工后，所有政府部门正式入驻办公。该工程共花费了76 亿美元。

布城建设过程中一大特色是采用公私合营实施机制。公共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将继续扮演引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不断对开发过程的步骤和行政功能进行修订和简化，并与私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布城项目的实施主要涉及四个当事方：布城管理局、布城控股有限公司、市政公司和KLCC资产控股有限公司。韩国世宗市：新城规划阶段催化剂最集中

韩国世宗新城在规划阶段频繁出台相关规划。韩国面临的首都圈过度聚集问题更加严峻，因此一直在竭力打造周边首都圈的卫星城市、甚至考虑迁都。韩国首都圈包括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78%，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高达49%。世宗市作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全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200km辐射区，因此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世宗新城规划2005年正式提出后的两年规划期内，政府频繁制订发布各项规划：建设基本规划（2005年5月-2006年7月）、广域都市规划（2005年7月-2007年6月）、开发规划（2005年8月-2006年11月）、实施规划（2005年9月-2007年6月）。

日本东京：关注首都圈中的行政次中心埼玉市

东京将首都各项职能逐步引导至周边地区，发展成多圈层多中心的东京首都圈。日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都区部为核心的“一都七县”结构，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1958年开始，根据东京发展要求历经五次大规模规划，形成了目前三个圈层城市网络。三个圈层分别是核心层、中心圈层和外围圈层。核心层以服务业为主，中心层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外圈层以制造业农业为主。此外，还将首都功能分散形成了多个中心，如埼玉区域行政中心、神奈川区域工业聚集中心等。

其中埼玉市定位为日本的行政次中心，可作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模板。埼玉市接纳了国家行政机关职能的转移，同时带动周边需求。埼玉市的特点是交通便利，距离东京银座北部约28公里。国家行政机关转移同时带动部分人口疏解到埼玉市，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10年间新都心及邻近地区新增人口23000人，且大多是常住人口。到2014年，埼玉新都心站每日乘车人数增长了2.9倍。随之而来的生活需求也促进商贸业、餐饮业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会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启示

根据国外新都建立经验，可以得到关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路径的四点启示：新区建立的第一阶段规划期催化剂最多最密集，进入建设期和迁移期后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国内政府执行力度更强，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规划建设。新城建立后首都的人口增速将明显得到控制。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雄安新区建立规划阶段催化剂释放最集中

国外行政中心建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事件，尤其第一阶段催化性事件较多，且发生时点较集中。第一阶段为规划阶段，一般经历2-3年时间，期间将出台一系列的建设、开发、实施规划。第二阶段为建设阶段，一般历时4-5年时间，主要关注重要政府办公大楼项目的兴工情况，同时还将制定行政中心相关法律。第三阶段为迁移阶段，政府部门、企业陆续迁入新城，随后新城范围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可以看出，第一阶段是催化剂集中释放期，不断有相关规划办法出台，建设期和迁移期则进入实际建设搬迁阶段，引发关注的事件较少、周期较长。

国内政府执行力更强加快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马拉西亚政府执行力强，使得布城建设方案从提出到实施几乎没有延误，从确定选址到完成建设历时八年，而韩国世宗新城从选址到建设过程几经波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几次博弈导致迁都世宗计划改为建立新行政特别自治市，只从首尔迁出部分非核心政府部门。雄安新区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建设，并且迁出规模或比韩国更大。

首都人口快速增长压力在新区建成后将得到缓解

马来西亚布城2001年建成，2006年人口达到约6万，随后逐年以3-4%增速增长，同期首都吉隆坡人口增速明显下滑，从2006年4%增速水平下滑至近1%。韩国首尔也出现类似的现象，人口在1992年达到峰值1090万人，随后因首尔首都圈的发展人口增速回落，2012年世宗建立后，世宗人口每月增速达2-3%，首尔人口净流出加快。目前首尔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1000万人水平。

新区投资额将达万亿，城市配套发展分三步走

马来西亚布城投资金额约76亿美金，韩国世宗投资金额约1320亿人民币，考虑到前两者建设时期久远、国内外体量规模差距，雄安新区的建设规模将更大。首先雄安新区地区建设面积更大，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是韩国世宗面积的4.3倍。其次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雄安新区凭地理位置优势必将承接重要职能，如同东京都市圈埼玉市。

雄安新区建成后，城市配套发展将分三步走。先保障行政功能建立，再完善核心 功能和配套居住区、引导高新产业进入，最后扩大发展。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先完成短期城市雏形阶段（2007~2015年）：从城市政策层面，集中投资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政府资助研究功能，建立公共交通主干道等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长阶段（2016~2020年）：投资大学和研究、医疗福利、高新产业等自足的城市功能，并完备基础设施。

在城市成熟阶段（2021~2030年）：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方案将世宗市的管辖地区作为第一层次空间范围，将与世宗市相邻的5个市和郡作为第二层次空间范围。

三、雄安新区坐拥地利人和，世界级都市圈呼之欲出 雄安新区处于京津冀核心地区，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雄安新区拥有“地利”的先天条件，是建设首都副中心的理想之选。

而相比国际可比经验，雄安新区还占尽“人和”的后天条件，体现在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将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基建效率，前期央企、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实现快速入驻，这些单位体量较大，新区建设路线图将随着新区规划方案的明确变得清晰可见。而“地利”和“人和”这两个优势将是雄安新区能够建成国际一流城市、北京能够建成世界级都市圈的决定性因素。

而根据国内的可比经验（包括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深圳东进计划和贵安新区），我们估算雄安新区基建相关投资规模在初期/中期/远期将达到6000亿元、1.2万亿元和3万亿元，对应的年限分别为3年/5-8 年/10-20年。

雄安位置极佳，自然条件优越，尽得“地利”

中央跳出原有北京的行政区划可能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城区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单中心的规划，“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导致市区拥堵日益严重，跳出北京市区另起炉灶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设立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的重要举措，需要在河北设立一个可以跟北京和天津媲美的核心区域，就像上面说的一样，雄安与北京、天津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位置比较合适。

第三，雄安自然条件适合设立新城，雄县、容城、安新，加上周边一些地区，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平原，另外，水源充足，搬迁成本也可控。总之，雄安新区位置绝佳，自然条件优越，因此，可得“地利”。

雄安新区后天条件相对可比经验更为成熟

北京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远高于韩国的首尔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1975-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后期），东京都市圈总人口在2700万-3200万之间，目前为4200万，东京都人口1996年不足1200万，目前人口也仅为1350万。东京都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低于北京市区，而且，北京规划上的缺陷使得疏解部分人口的压力更大。

同时，雄安新区初期主要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高，政策延续性强，并且基建效率极高，因此初期推进会远远快于可比的国际经验。

同时由于雄安新区初期承担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职能，是存量转移，因此不会出现“无人进驻”、“空城”的尴尬境地；而且，推进的方式将更加依赖行政命令，这一点区别于浦东、深圳，以及后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等，它们需要吸引新的进驻方，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新城建设效果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短期见效也更难。

从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这一指标来看，浦东新区建设的最初5-6年时间里，有一波非常明显的建设高峰期，第二波建设高峰期是2008年之后；深圳市辖区的建设构成看起来更为平稳。

我们预计，由北京进驻雄安的机构将包括央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IT产业、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央企。根据2015年央企总部人数情况，央企总部人数超过3万，这些人口将大部分处于北京，并且将进驻雄安；他们对应3万个消费能力较强的家庭，总人口超过10万。并且，学校、医院、商业等一系列配套，又会带来大量的人口增量。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带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央企、科研院所、学校和一部分产业（如IT）组织机构庞大，足以支撑起雄安初期的发展。

总之，雄安新区政策推进力度大、定位高，初期入驻机构和人员可以通过高效的行政命令手段实现，新区建设具备更高的可行性；随着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明确，新区发展路线图将变得清晰可见，一流国家级新区呼之欲出。

四、雄安新区投资拉动测算：万亿投资规模未来几年释放

雄安新区有一定的“迁都性质”，国内最可比经验是发达城市建设新区，我们认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合作区）、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最具可比性；国际经验，马来西亚布城、韩国世宗和东京首都圈最具可比性。国内可比经验：雄安远期投资可达3万亿，三年内有望初步建成 雄安新区直接拔高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这样的级别，但浦东和深圳距今时间较久，经济背景、投资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比性较差；我们可以从近年我国一线城市新开区域或新设立的国家级新区的投资强度来推算雄安新区的投资情况，可以类比的有深圳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深圳东进计划、贵安新区等。

前海合作区、前海桂湾金融先导区大家比较熟悉。深圳东进计划提出深圳市区向东部发展，加大交通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城市发展等四大领域的投资建设，提升东部地区发展能力，进而带动深莞惠经济圈和粤东粤北地区发展；贵安新区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处的国家级新区，2011年提出，打造“大数据”中心。

雄安新区初期对应100公里的规划区域，与贵安新区面积最为接近，但贵安新区定位要远远低于雄安，而且地处贵州，因此，贵安投资强度要远低于雄安；雄安面积要远大于前海合作区，因此，雄安初期和中期核心区域投资强度与前海合作区相当，其他区域与贵安新区相当，而前海合作区和贵安新区加权投资强度约为60亿元/公里。假设雄安新区初期和中期投资强度为60亿元/公里，对应的投资规模为分别为6000亿元和1.2万亿元；雄安新区的远期计划可以类比深圳的东进计划，对应的投资规模是3万亿元。同样，根据这几个国内的可比案例，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预计为：初期3年，中期5-8年，长期10-20年。

国际经验对比：投资强度、建设进程国内案例更有参考性

国际对比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韩国世宗、马来西亚布城和日本东京都市圈的经验，从建成时间距今最近（依次为2011年/2001年/2000年前）、面积最为接近（465平方公里/49平方公里/除东京都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否是迁都（依次为是/是/否）这三个标准，韩国世宗与雄安新区最具可比性。韩国世宗的投资强度为2.8亿元/平方公里，远低于上面所列的国内新区标准。

世宗和布城前期都花费了2-4年的时间进行规划，建设施工时间则在4-5年；雄安新区定位“千年大计”，而从政府定调来看，也要求优先保证规划方案尽善尽美，然后再施工，因此，我们预计，雄安新区在施工前期相比国内新区会有较长的规划期（2年左右）。

第五篇：雄安新区(政治)

【热点透析】

1.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发挥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设立雄安新区，调整优化京津冀经济布局和空间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

（2）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设立雄安新区，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大城市”病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统筹京津冀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而作出的重大决断。

（3）设立雄安新区，缓解人口密集模式，有利于加快转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作为一体化战略的第一要义，设立雄安新区，对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5）贯彻落实科学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付功能，改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结构。更好地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发展取得新成效。

2.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我国政府的职能。设立雄安新区，探索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的具体体现。

（2）我国政府的性质、宗旨和基本原则。设立雄安新区，是政府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有利于推动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贯彻了依法治国的原则。这说明，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3）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设立雄安新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这一点。

3.用《生活与哲学》知识分析雄安新区

（1）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设立雄安新区是一种改革，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2）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设中国雄安新区，可以推动京津冀区域发展与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这说明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3）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熊安新区的优势是政策扶持，劣势则主要体现在缺乏海港，交通规模化程度低，缺乏高新技术发展基础和资金投入，金融系统和金融生态相比较邻近地区，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种种困难，但是要看到发展前景是非常有利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相关练习】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政府在履行（B）

A.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

B.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C.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D.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2.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设立雄安新区的经济意义在于（C）

①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提升，优化经济发展战略②加强政府职能并提振政府的威信和社会各界的信心③极大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④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交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注：②是《政治生活》角度，③夸大了其意义

3.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契合三地民众的利益共识，作为公民也需要“不以一利之小私，损三利之大功，要大气不要小气”。这段话启示我们要坚持（D）

A.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B.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C.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D.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回答4～5题。

4.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华文化（D）

①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独特性②具有海纳百川、熔铸百家的气魄③具有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点④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流、渐趋融合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5.建设雄安新区，要立足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强调“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蕴含的哲理是（C）

A.物质决定意识

B.认识决定实践

C.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D.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6.设立雄安新区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一战略的出台表明我国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便民利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人大、政府，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党的意志要通过全国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

7.设立雄安新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思路、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请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

答：①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充满信心地勇敢面对挫折和挑战。②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脚踏实地，深入推进，最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