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供给侧改革

第一篇：教育供给侧改革

“教育供给侧改革”系列评论之二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当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仍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近年来，择校热问题较为突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高价学区房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公众对教育的供给显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他们的教育问题，既不容忽视，解决难度也较大。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机制上。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给机制，而这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相呼应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笔者看来，竞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为关键。

降低准入门槛，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各方资源投入办学。尽管保障和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办学校。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主动对社会开放，允许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如，近年来，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机制束缚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一是对现有民办学校的限制，比如像公办学校一样对民办学校的生源进行划片，这对民办学校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二是对成立民办教育机构的限制，与发起设立公司相比，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难度还比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过推行学券，促进公办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学券制度的要害是学校拨款机制的改变。政府可以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更有动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同。如果学生对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入其他学校。在这种机制下，学生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对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过教育集团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现有的体系中，优秀的教育机构很难跨区域提供服务——既无法跨区域招收学生，也很难跨区域开设分支机构。假如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通过“连锁经营”实现跨地域经营，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进教育集团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团化不是很多人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而是通过优质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

人民对市场经济的满意，来自于市场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相信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将给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能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相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会有很大改善。（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中国教育报》2016年3月5日第2版

第二篇：教育供给侧改革

教育供给侧改革下的教师素养的提升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什么？这一热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教育供给侧改革”同样备受关注，人们在探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关注到教育供给侧与教师发展、教师“需求侧”的关系。要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必须有一支适应这项改革的更高素质、更高能力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能否适应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需求，能否支撑教育发展速度和力度，是整个教育战线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人文素养 科学素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本是经济术语，指的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教育领域，教育本身就是供给侧，教育是人才的供给，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环境的打造，以及能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也同样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人适应不了社会需求，与市场脱节，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传统僵化，学生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然而，要解决学生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教师的问题。个性化、满足多样需求，师范教育培养的教师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特点和要求？将经济发展领域供给侧改革理念移植到教育领域，不仅仅是思维和观念的变革，更应是行动的变革。笔者认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指导下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具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

一、提升教师人文素养

教师应该有渊博的人文知识。俗话说“欲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并且这一桶水必须是活水，是充满生机、富有活力，长流不竭的活水。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知识和智慧的“池塘”挖深挖宽。教师的人文素养就是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及在教师的日常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道德、情感、心理、性格、思维模式等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它表现为在教师的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中对学生的尊重和对学生成长的关心，表现为教师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得益于以下几点：首先，爱读书。读书是一个教育者的需要，是一个引领者的需要，是一个示范者的需要。“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热爱读书，才能丰富我们的知识，提升人文素养；只有热爱读书，我们才能拥有源头活水，滋润学生求知若渴的心田；只有热爱读书，我们才能生成新的信息，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与传递；只有热爱读书，我们才能引领学生与书为友；只有热爱读书，我们才能真正促进学生发展。其次，善思考。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师要善于思考，善于反省，这个过程是自我认识、自我分析、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过程。教师在博览群书中思考，在教育教学中思考，在躬身实践中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创新，一个善于思考的教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教师。常交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几乎所有教师都有自己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特长和优点，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观察和发现别人的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仅如此，还要学会和学生讨论交流，了解学生的需要，倾听学生的心声，达到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相融。乐实践。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一个见识短浅的“移动书柜”是谈不上人文素养的。一个人想提高人文素养除了博览群书之外，还要读读社会这本书，积极地投身社会，到社会上接受风雨洗礼。所以，只有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我们才可能从教书匠成长为能师、精师甚至名师。教育供给侧性改革思维指导下，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直接的现实意义是唤醒了学生的人才意识。青年学生处在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把他培养成具有人文思想的人要比把他们培养成文字的人，语言的人更紧迫的多，重要得多。在教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培养的目标也是人，以人为本，体现了走进新课程之后的人文关怀。过去学生不敢说、怕说是因为惧怕教师、同学的批评与嘲笑。现在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到课堂中人文环境的营造，对优秀者表扬，对后进者鼓励，使学生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教师的人文素养增强了，其责任心必然增强，会更加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包括“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尤其是促进学生探究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

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人文素养的培养更基础,因为人文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总体支撑,这种支撑作用具体表现为理性的思维、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作意识等等。人文素养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创造能力的重要内涵。

二、提升教师科学素养

教师应把教书育人看作生命的一部分，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教师应该对当代科技知识、人文知识及对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要有科学、合理、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要掌握现代化教育理念、教育新观念以及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营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应具有正确的科学态度，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活动中具有质疑精神、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合作精神，有较强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探索意向；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教育科研能力，能科学地设计教学和组织教学的能力，能够自觉的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动手综合实践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手段，在教学中进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教育。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历史。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并在教科研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具有良好的科学行为和习惯、科学价值观和良好的人格特征。现代教师应该从多角度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第一，要具备最广博、最现代的学科知识。教师的学科知识包括：首先，本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对于任何职业，都存在着对本专业知识的起码要求，否则，就难以胜任本职工作。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教师在本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 应更高、更系统、更扎实。其次，相关学科知识。教师的教学活动并不是固定在本门学科专业知识范围内，类似画地为牢的活动，而是充满创造性的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绝不是单方面发展，更不是单一的专业知识的获得；教师面对的是知识来源广泛、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他们总是带着种种问题在知识领域孜孜寻觅，这些问题常常超出某些专业范围，甚至超出目前人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再者，知识本身是相关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第二，教师应加强对科学史学习。教师加强科学史（包括教育史）学习是针对新课程改革提高科学素养的一项有效策略。科学史记录了科学的发展历程，它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产生、发展、规律等，而这些内容对人们的科学素养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史是科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教师知识素养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学好科学，把握科学发展的历史，从中体会科学精神，是培养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科学史的传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要进行一般性的科学史学习，再通过实践就科学史中的某一科学知识或科学事件来开展活动。第三，要具备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传统教育观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造就了许多传授型的教师。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对当代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是科研型教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教育科研能力，否则无法适应这一新要求。第四，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是当代教师崇尚科学的根本。教育是一门科学，有自身规律可循。教师应首先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尊重学生的多样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教育”的真正作用就在于：不伤害学生自尊、保护学生个性的提前下挖掘学生潜能。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对学生个性的保护。每一个儿童的心灵中都有一个最敏感的地方——自尊，一切教育都源于此，伤害自尊的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因材施教”是基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的教育方式，因而，作为教师必须意识到没有相同的两个学生，对一个学生提出的要求不能简单粗暴地加到另一个学生的头上，课堂上所有学生喊出一个声音只能证明你的教育的彻底失败。教书育人中要为学生提供自由的空间。这种自由空间主要是指精神的自由空间。对照这个要求，我们目前的教育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考试中答案的唯一性，教师的权威性，“三好学生”的评选标准，以升学率作为名师名校的衡量尺度„„很多时候，媒体还要对名师名校的高升学率大肆宣传，每当中考、高考，电视都要专门学习指导，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高分决定一切的气氛。

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具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新课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为新课程培养高素质的新型教师，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时代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教师要在自觉地在教学活动中树立符合新课程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发扬科学精神，探索教学、教育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科学素养。在自我科学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把科学的理念灌输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小结 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学校更有特色，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选择，必然带来对教师要求的多元化。所以，21世纪的教师，要有对人类的热爱和博大的胸怀，对学生成长的关怀和敬业奉献的崇高精神，复合的知识结构，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实践中凝聚成的教育智慧。我们要始终明白，科教可以兴国，教育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教师又是教育的主体，提升教师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培养和造就新时期的“好老师”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参考文献：

【1】叶澜 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 《教育科研与实验》 1998（1）：41-46 【2】王少非 《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发展》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2005年7月 【3】国外中小学教师素质研究评述 刘文华 《外国教育研究》 1998 【4】提升中小学教师人文素养的政策依据与制度保障 李艳辉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美国经济的好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但由于美国的消费尚未完全企稳，所以美国的缓慢复苏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国的复苏及预期的加息将使中国的国际资本的外流压力进一步增加，也刺激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预期。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预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如果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