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学方法启示录[样例5]

第一篇：孔子教学方法启示录

孔子教学方法启示录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开门招生 野人贱人大盗均可入学 孔子之所以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因为他在春秋末期从事教育时间最长，所办学校规模最大，招收学生人数最多，实行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

在春秋以前，入学读书受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孔子从开办私学开始，就打破常规，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让平民子弟也有机会入学读书，使原来不知文化为何物的‚贱人‛也有机会系统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进而学习‚六经‛（《易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最终成为‚大人‛，进入‚君子‛的行列。

既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就意味着不管年龄大小、出身如何，都可以成为孔子的学生。事实上，在孔门弟子当中，除孟懿子等少数人是贵族外，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如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仲弓之父为‚贱人‛，子张出身于‚鲁之鄙家‛，颜涿聚原是‚梁父之大盗‛。有的学生年龄只比孔子小几岁，另外一些学生比孔子小四五十岁。

面对品类如此复杂的学生，孔子是怎么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呢？朱熹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就是说，因材施教是孔子最重要的教学方法。春秋以前的官学，立足于‚禁‛和‚敬‛，教师用体罚和威胁等方式强迫学生读书，并且要学生自幼养成盲从的习惯。孔子一改这种生硬死板的教学方法，他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注意观察学生的所作所为，听其言而察其行，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出发，施以不同的教育。

实行因材施教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即要有知人之明；其次要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对教师本人的能力要求极高。孔子善知人，他的识人方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考查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个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了解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孔子精通六艺，在知识方面集古代文化之大成，所以无论对什么学生他都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

孔子欣赏‚贱人‛出身的冉雍的德行 帮助冉雍克服自卑心理

鲁国人冉雍字仲弓，比孔子小29岁，他以德行著称，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很欣赏他的德行，曾经说过：‚雍也可使南面（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做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长官）。‛

冉雍的父亲是个地位低下的‚贱人‛，因而冉雍难免有自卑心理。孔子针对他的心理状况进行因材施教，他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耕牛产下之子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虽然不想用它作牺牲来祭祀，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古代供祭祀的牺牲常用赤色的牲畜，一般不用耕牛，自然也不会用耕牛所产之子。孔子这番话的意思是，耕牛所产之子如果够得上作牺牲的条件，山川之神一定会接受这种祭品。比喻冉雍的父亲虽是‚贱人‛，但冉雍已经学业有成，社会不会因其父地位低下而舍弃他。

在孔子的教育和鼓励下，冉雍克服了自己的自卑心理，成为孔子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战国时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和孔子并列为大儒。

冉求字子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29岁，鲁国人。他多才多艺，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还精通军事，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以弱胜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趁这次立功的机会，他说服掌握鲁国政权的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十多年的孔子，后来冉求由于帮助季康子敛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季康子问孔子算不算有仁德，孔子回答：‚吾不知也。‛

冉求性格谦退，孔子对他的教育很有针对性。有一次，冉求问：‚闻斯行诸（一听说有事要做就应立即行动吗）？‛孔子说：‚行之（立即行动）。‛

后来子路也问同样的问题，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父兄在，哪能立即行动呢）！‛孔子的弟子子华觉得不解，他问：‚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求遇事犹豫退缩，所以我要激励他；子路胆大好胜，所以我要抑制他）。‛

冉求尽管有不少缺点，甚至曾被孔子宣布革出孔门，但他仍被后人认为是孔门最有政治才干的人物，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

孔子要子路改正好逞勇斗狠的毛病

告诫子路好勇不可无义 孔子教育子路成才可以说是因材施教的典范。

子路，即仲由，字子路，因他曾为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比孔子小9 岁。史书记载，子路出身微贱，生性粗野，好逞勇斗狠，为人刚强爽直，经常头戴鸡冠式的帽子，身佩用野猪皮装饰的剑，曾想‚陵暴‛孔子，孔子通过礼仪慢慢诱导他，使他改邪归正，改穿儒服，拜孔子为师。

逞勇好斗是子路的缺点，孔子便在施教过程中加以纠正。有一次，子路问：‚君子好勇乎？‛孔子回答说：‚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告诫子路首先要崇尚义，如果没有义只有勇，无论身份高低，都会走上歪门邪道。

子路为人耿直，光明正大，做事专一，对孔子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保护孔子唯恐不周，不愿孔子遭人非议，对孔子处理和南子、佛肸、公山弗扰等人的关系敢提意义，成了孔子的监督者。孔子说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的军事，又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又发出这样的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我的道如果行不通，就乘小筏到海上去，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可见师生间感情之深。

在孔子的教导下，子路的进步很快，由野人变成言行一致的‚君子‛。在学问方面，孔子称他已经‚登堂‛，但仍未‚入室‛。对他的好勇，孔子始终加以批评，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指出子路好勇，很不可取。又预言子路如果继续好勇下去，一定会‚不得其死‛。

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这时子路在卫国担任孔氏宰。孔子听说卫国内乱，便断定子路必死，继而闻报子路被砍成肉酱，时年已72岁的孔子感到悲痛无比。史书记载子路临死也不忘礼仪，他的帽带被人砍断了，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结好帽带便死去了。

个性鲜明的子路与冉求同为孔门政事科的杰出代表，也曾担任过鲁国的季氏宰，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他闻过则喜的学习态度，始终如一的高尚品德深受后人好评。宋人程颢说：‚子路亦百世之师。‛

孔子挖掘曾参潜质传以孝道 曾参虽‚鲁‛成‚宗圣‛

孔子评价学生的缺点有一句话很著名，就是‚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

要对学生实行因材施教，首先要了解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在这方面，孔子观察入微，对每个学生的天赋和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高柴字子羔，身高不到五尺，是个矮个子，其貌不扬，针对他天性愚笨这一点，孔子是怎么教育的？因史料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他经孔子教导后相当有成就，子路就曾经推荐他当费地的长官，孔子还怕他不能胜任。高柴先后在鲁、卫两国四次为官，历任鲁国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他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广受好评。他是孔门弟子中从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可见只要教育得法，愚人也可成才。

曾参字子舆，16岁拜孔子为师，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的记忆力、理解力、口才等远不如颜回、子贡等人，所以被孔子评价为‚鲁‛。曾参也有自知之明，他以勤补拙，刻苦好学，注重修身养性，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他为人谨慎，待人谦虚，特别以‚孝‛出名。据说他和母亲的感应很强烈，曾参出外，‚母欲其归，则啮指，而曾子心痛。‛孔子正是看出他‚孝‛的特点，因材施教，把孝道传给他，而曾参毕生实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原则，直到临死前还叫弟子检查自己的手脚，发现无损后才叹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从今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祸害刑戮了，学生们）！‛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播儒家思想的重任，任重而道远。把得自孔子的真传传给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子思又传授给孟子。这样，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成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相传他著述的《孝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与《春秋》并列为两部最重要的经典。到宋以后，他更由贤升为圣，被尊为‚宗圣‛，在孔庙中的地位仅次于‚复圣‛颜回。

颜回与曾参，一个聪明绝顶，英年早逝；一个反应迟钝，大器晚成。颜回早逝，令人惋惜；曾参以迟钝之资终成大器，连宋人程颢也不得不佩服，他说：‚参也，竟以鲁得之（曾参这个人这么迟钝，通过不懈努力竟然也得到了孔子的真谛）。‛程颢还说：‚曾子传圣人之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

说字——教

‚教‛，形声字，从攴（pū），孝声。‚孝‛为施行孝道，‚攴‛为执鞭敲打。‚孝‛ 在‚教‛先，表示‚教‛以孝为本，以孝为先。‚攴‛在‚教‛后，以示父母教诲子女、老师教诲学生、师傅教诲徒弟要严格要求。一个‚教‛字，反映出教的内容——行孝道；体现了教的方法——严要求。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自古以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首先就要看他在孝道上的表现。所谓‚百善孝为先，‛孝乃德行之首。‚孝‛在‚教‛前，非常生动地表现出 ‚以孝为先，以孝为本‛的宗旨。

古人曾把人一生的理想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境界，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其中也体现了‚教‛的目的和意义。所谓‚修身‛，就是以前人的经典、教诲来鞭策自己奋发努力，充实和完善个人的情操、学识，为今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齐家‛，就是以身作则，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来教导家庭、乃至整个家族，进而提高一个家族的整体素质。因此古代巨族大姓之家多有家训传世。‚家训‛就是前辈对后人进行教育的治家规范。‚治国‛，有了家庭、家族等‚小家‛教育的经验，就要步入仕途施展抱负，对民族、国家等‚大家‛进行教化了。所以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们，无一不具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施政纲领，那都是从对个人修养的自我教育以及对家庭、家族的教育中逐步完善和总结出来的。为了能够贯彻实施之以教化百姓，当然会孜孜以求了。‚平天下‛，是个人抱负的终点和极限。能够教化一邦一国固然是理想境界，但最终还是要向‚教化万邦‛的更高层次迈进，使得天下浑然一统，所谓‚天下大同是也‛。以上不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的意味无所不在，故而‚教‛之一字可谓包罗万有。

格言（科教篇）

★科学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自己不知道的就说它不存在。★你如果不从小教育子女，子女就会用行动来教育你。（摘自139邮箱 2011/12/05）

第二篇：孔子人生启示录

孔子人生启示录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的话，其大概意思是：我十五岁时有了明确的学习志向；三十岁时略有建树；四十岁时能明辨是非，不受迷惑；五十岁时一切基本已成定局，天命所归；六十岁时无论听到什么都觉得是一样的耳顺；七十岁时道德修养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一。十有五而志于学

孔子明确地说自己到了十五岁才有了明确的学习志向，也就是说他真正立志的时间是在十五岁。事实上，人也只有达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才能有资格立志，因为这个时候对客观世界以及对自己本身才会有一定的认识。

但现在我看到的教育却不是这样，都是在褒扬早立志，好像自幼就有远大志向的人往往能成大事。因此现在的小学语文老师在布置作文的时候就经常会出这样一道题：我的志向。而学生们经常会写一些诸如“我立志做一名科学家”之类的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这全是些儿戏的废话。你说一个小学生连心智都还没怎么发育，他能懂什么叫做立志吗？他知道什么叫科学家吗？

知霖有一小学同学以前立志做一名垃圾车司机。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路上连车都很少见，他看见开垃圾车就很崇拜，听到垃圾车那“嘟嘟”声就觉得很美妙，所以就立下了当场就把他老爸气晕的所谓“志向”。现在长大了，他如果想从事做垃圾车司机那绝对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他有去实现他那“伟大的志向”吗？没有。二。三十而立

孔子这么有能力的人到了三十岁才略有建树。但事实上孔子所谓的建树就是为自己的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已，孔子三十岁以前那些经历都只是一些理论以及尝试性的实践，只有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他一生的事业。也就是说，孔子到了二十九岁才找到事业发展的方向，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还有点迷糊甚至很困惑。

孔子说男人“三十而立”，这句话到现在还很具有普遍性。试想，我们读完大学都二十几了，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积累一些经验，真正的事业起步都在三十开始（而大多数人三十岁前都结婚了，所以说先成家后立业是社会的主流）。因此，29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如果一个人在29岁的时候还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那么他的未来是很被动的，当你再过几年，都奔四了的时候，你认为自己还会精力充沛一点也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吗？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男子都很希望在三十岁左右之前就做出一番事业出来（很多都是想着赚很多的钱，其实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娶个漂亮的老婆风光地衣锦还乡。我不敢说这没有可能，但是说真的，自古以来，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都是占极少数，并不是社会的主流。而有的人在三十岁前就发了达的，三十岁后往往败得比较惨。因为少年得志的人往往会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岂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成就一件大事，往往都需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你少年得志，除了那么几个顶级天才之外（比如爱因斯坦），更多的都是碰上狗屎运罢了，这个世界厉害的人物不少，他们只不过暂时没有占有天时地利罢了，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你之下呀？

据考证，孔子30岁至51岁在鲁国活动，授徒讲学。很明显，孔子心中所立志以及所想的，就是教育。教育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事业。孔子一生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当今的教育情况，从学前班开始，也真是如果是三千学生入学，能达到研究生的也大概是七十二个人这样的比例。看来这教育规律可真是千古不变啊！? 三。四十而不惑 其实“四十而不惑”也不是什么都不迷惑，其意思是指在你自己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不“迷惑”。如果说孔子的“三十而立”是知道了有什么该做，那么“四十而不惑”就是知道了有什么不该做。这一点对年轻人最为重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四十岁这个境界，但是我接触年界四十的高层人士比较多，所以对此深有感触。

在这里说说自己的故事吧。知霖从小就喜欢经商，自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压岁钱着手开办书店，读大学的时候开办补习学校，读完大学之后得一成功人士李先生资助，开办一投资公司，进入融资、上市以及基金股市等经济领域。

在开办公司的时候，但凡有自己不明白之处，均向李先生请教，每次李先生基本不用怎么考虑就会给出答复，并且都很正确。我是怎么知道李先生是正确的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与李先生都有意见分歧，于是就与其争论，但往往最后李先生就会说：“小钟，这件事情我说不过你，你也不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处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从来就只是争论得胜而事实惨败。李先生在他所在领域特别是在管理方面，完完全全是“四十而不惑”这种境界，你想学都学不来。李先生允许我出现错误，这一点我佩服至极。

而我，除了不得天时，就败在不知道有什么不该做。从此以后，我对李先生的话语可真是言听耳从。只是08年金融海啸来临，我不得不中止与李先生的合作。这次我大概亏损李先生两百万，另外一重要客户肖小姐也至少亏损三百万，以及其他一些客户总计亏损数目以千万计。虽然李先生最后对我说的话是：“小钟，有机会我们再合作赚回来嘛。”可是在我心中已经是内疚至极，无法再面对，于是09年真正进入中医领域，开始本草研究，这一年我29岁。希望我在四十岁的时候能够在中药这个专业“四十而不惑”吧。? 四。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51岁曾任中都宰（相当县长。中都，今汶上），不到一年，继任小司寇、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公安司法部长），摄相事。孔子担任此职至55岁离开鲁国，约四年时间。孔子的一生学问做得很好，他希望能施展他的这些才学为民造福，走政治道路当然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很明显，孔子的政治道路并不如意。这个时候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想成就大事，那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啊！自己有多大的抱负与才学，如果没有天时、地利的帮忙，那真是徒劳。这就象有朋友请你明晚在某酒店吃饭，但是你大后天才赴约，那最后自然是吃不了这顿饭了。所以后来曾国藩归纳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孔子这个时候怎么会知天命而畏天命呢，他相信有命运这回事吗？其实，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五十以学《易》的结果；因知天命而畏天命，知富贵不可求而居易以俟命。这是宇宙决定论思想。因为从这里发现人是有命运的。否则，你就很难解析为什么有的人出身帝王家，而有的人一生劳苦奔波了。

孔子一生努力如此，到了最后是这个结果，他觉得这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注定了似的，所以就说“五十而知天命”。但也只有孔子这样努力一生的人才能有资格说出“知天命”的话语来。否则，没有前面的努力，你怎么会知道有这个结果？不知道有这个结果，你凭什么说知天命？不要说知天命，恐怕连自己的命也不知道啊！人是三维一体的，有天命所归，有地理因素，有人为改造。没有“人为”在前，就没有资格谈论“天命”。

我经常鼓励身边的朋友说，你说明太祖朱元璋厉害吗？当然厉害，有谁敢说一个开国皇帝不厉害呢？但是你可知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饥饿，孤苦无依。在他年轻的时代，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甚至一度靠乞丐度日。后来入皇觉寺为僧，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再后来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南北征战，这才有了后来的明太祖。故事讲到这里，诸位不妨深思吧。五。六十而耳顺

不是说老来耳聋昏花吗，怎么孔子六十反而耳顺了呢？其实孔子的“耳顺”是指无论听到什么都觉得是一样的好。比如你今天说他：“孔子啊你真厉害，是大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啊！”孔子会很开心。然后另外一个人却对他说：“孔子你有什么了不起，当官连位置都坐不稳，还说什么有大学问，连为官之道都不懂。”孔子也会很开心。总之你骂孔子，如果骂对了，他会非常开心，因为可以从中发现不足进而完美修养。如果你骂错了，他照样乐呵呵的，因为是你的错而不是自己的错，他难道会因为你的错误而生自己的气？

现在如果你跑到街上对着某位老人家大骂，你猜想后果会怎么样？所以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指家有类似于孔子这样的老人家，家中有如此德高望重大学问的老人家在，你真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他给你指的路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一生不发生大错误，那真是最幸运的了。但是如果家中拥有一位年老不尊，倚老卖老，说他两句就暴跳如雷的话，那“如有一宝”这句话看来你是说不出来的了。

当然，孔子的“六十而耳顺”还有深意，那就是对世间一切人事以及学问都如同对待，这就是佛经上面说的“差别智”。孔子早年对于非儒家学问还是有所分歧的，但是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对，没有错，一切是非对错不在事物而全在自己的心想。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如果加入了自己主观的判断，就都有了是非。但事实上，世间哪能定论谁对谁错？判断多错必须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却是人定的。古时候三妻四妾是对的，现在就错了。古时候女子有才便是错，现在却是对的。你说什么是对错？婆媳之间吵架，你能完全辨个是非对错骂？因此，没有“六十而耳顺”这样的功力，不要说当一个宰相，恐怕当一个大家族的主事都会把你烦死。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请注意是“从心所欲”而不是随心所欲，你可不要想歪了，把孔子想成一个随心所欲到处往女人堆里扎的人，并且后面还跟着“不逾矩”呢！

孔子到了七十岁，道德修养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可以说是已经是超凡入圣，上达至自由意志的境界。不逾矩，则一切行为已无太过无不及的偏弊，达到了中庸的至德。到此境界，趋吉避凶已失去意义，所以孔子才能够说不占而已矣。孔子从知命到造命，从乐天知命到从心所欲，一共经历了三十年。

虽然现在七十岁的人很多见，但在孔子那个年代，可真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我接着想说的是，孔子为什么会如此长寿，并且又不会犯老年痴呆什么的？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黄帝内经》指出，女子“二七（十四岁）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下，故有子”，男子“二八（十六岁）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女子以七为周期，男子以八为周期。但事实上，孔子所谓的“年少时”是指女子二十一岁前，男子二十四岁前，这个时段男女还没有发育完毕，“坚树在始，始不固本，终必槁落”，所以“戒之在色”。孔子所谓的“及其壮”，就是指男子二十四岁后至五十五岁退休前。中青年人要戒之“斗”，不只是指捎拳捋臂地动武，也不仅指唇枪舌创的凶骂，更是指心境中贪求的好胜好强。可谓“心战于内”，自伤血气之和谐。此“斗”不戒，心不平正，怎能适应人生最重担子压肩的状况呢？所以，青壮年时处处要“戒斗”，要心平气和，要顺其自然，“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礼记》）。既是发奋进取，又要劳逸结合。工作担子再重再累，内心神情要自我轻松。这样，正如老子说的：“唯有不争，故无尤（灾祸）”，“唯有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心神平正，尽力而为，身强体壮，事业也能逐显成效。比之累出病来，“斗”出祸来，要强出许多倍。可见，“戒之在斗”，真是青壮年时期养心之要领，也是立身处世成败之关键。“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个得就是得失的意思，其告诫我们老年的处世之道就是不要患得患失，特别是贪得无厌。这完全是一门中庸的糊涂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戒之在得”只适用于老年人，并不适合年青人，你总不能“戒之在得”，视金钱如粪土吧，否则某一天你年迈的母亲生病了你可拿什么来孝道？因此，年青人要努力争取得到，在“戒之在斗”的前提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

第三篇：孔子常用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

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回也闻一以知十，的悟性是有差别的，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别人劝其节哀，“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他说：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

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

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噫！”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四篇：孔子的教学方法

孔子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一位“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孔子的教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因材施教，区别对待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将因材施教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如有一次有意识地向子路提出一个假定性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并未说话，仅以高兴默认，孔子便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二是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就要 “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要注意学生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的感情倾向，这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面貌了解透彻了。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第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在教学中，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所说的“学而知之”就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把学到的知识要 “笃行之”，他要求学生们说话谨慎一些，做事则要勤快一些，“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应当更重视行动。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就是说，在教学时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

第四，以身作则，树立师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五个方面的典范：

1、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当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社会在发展，知识在更新。为人师者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2、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在这里所讲的温故而知新是指老师全面掌握知识，理解要深刻正确。

3、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是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4、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而且注重身教。他“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5、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与学生共同进行学问切磋。这样，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了自己。他说：“当仁不让于师（面对着合符仁德的事情，即使是对老师，也不必谦让）。”师范院校应当开设《论语》课程，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当今社会实际，研究现实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当然，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并不是要复制古董，而是要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吸取积极因素，比如孔子重视德育，包括师德，讲究教学方法等等，并赋予其时代气息，弘扬孔子教育思想，培养新时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第五篇：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三千年前，以弟子三千著称的孔子，开创私学，成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造人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教学活动，从事平民教育的实践，从事培养人、改造人的事业，使教育的性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中国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所以，孔子的教学方法，既包括教的方面，亦包括学的方面。

第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很多时候，孔子只是提出问题，并不作答，也不要求弟子回答，只是让他们自己去领会。如：‚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有时候，孔子对弟子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反而就问题提出问题让他们去思考。《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教者要善于启发诱导，学者要善于领会。

再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孔子的这种启发式教学对后代的教育影响深远。我们连云港市新推出的高效课堂，要求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能成为课堂的主体，对教育者的启发式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因材施教。

教育者要对教育对象的性行、品格、天赋条件有清楚的了解，方能做到因材施教。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如《为政》所载，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并进一步对樊迟解释说，无违的意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因为孟懿子乃是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死前嘱咐他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就是为了让他学礼。

孟武伯问孝。孔子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考虑到孟武伯为孟懿子之子，是鲁国三桓之一，贵族世家，有着骄奢淫逸的条件，恐怕孔子的话既有普遍意义，又有一定的针对性。

子游问孝。孔子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游、子夏皆是孔子的高足，又以文学著名，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则对孝的要求作了超乎一般世人理解之上的更深一层的启发。

正是对学生深刻的了解，对同样的问题，孔子总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以不同的启发引导。

第三，学思结合，言行统一。通过学习由无知变有知，通过思考把别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可以得心应手运用的东西，正是学与思的精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述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阳货》）这就是要求弟子们既要勤勉地学习，更要努力地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正说明了学与思相辅相成的关系。

言用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行就是实践。‚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即先做后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即以说的超过做的为耻。言只是一种主观的态度，而行是实践性的。孔子虽没有认识到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但他也明确地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孔子主张言行一定要统一的观点。

第四，通过努力学习，达到自我实现。学习应当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宪问》中载，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为己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学习者应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他是为实现这种理想追求而提高自己。而如果仅仅想的是为人，就会为了取悦于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应坚持的原则，变成孔子在与子张的谈话中所提到的：‚色取仁而行违‛的‚闻者‛和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

在坚持自己理想的前提下，要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别人的理解，必须把工夫下在自身的努力上。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人知也。‛（《里仁》）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正因为如此，他感叹地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里仁》）慨叹‚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简言之，学习首先是为了自我实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这样才能坚守原则，赢得社会的赞誉。

第五，谦虚求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孔子曾教训争强好胜的子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在他的教育下，弟子们也确实由谦虚学到很多知识。如曾子就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孔子做为教育界鼻祖，他的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学思结合、言行统一、自我实现、谦虚求学的教学方法，在当今教育界依然被广泛应用，对后世教育事业的影响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