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两个音乐家”作文讲评

第一篇：“文革中的两个音乐家”作文讲评

“文革中的两个音乐家”作文讲评

一、作文材料：

在“文革”中，一位老音乐家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了整整七年的草，等他平反回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他没有憔悴衰老。他笑道：“怎么会老呢?每天铡草我都是按4／4拍铡的。”而另一位音乐家——杰出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隐身在音乐的象牙之塔中，当风暴袭来，她心目中神圣美好的东西被践踏时，她选择了死亡来抗争。

二、题意分析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一位老音乐家在“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了整整七年的草”平反回来，“他没有憔悴衰老，他笑……”；而另一位音乐家则是因“心目中神圣美好的东西被践踏时，她选择了死亡来抗争”。很显然材料内容的范围是两位音乐家对待同一事物（“文革”）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坦然面对苦中作乐，一是为维护理想尊严等以死抗争。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侧面中的某一角度去展开也可从整体上去做辨证分析。

也就是说可以就如何对待人生（生活）中的逆境挫折等展开论述，也可以就心态对人生的影响进行评说，也可以讲在逆境中我们要乐观面对但也要追求理想等等，但是分析时应有度，不能片面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一）较好立意：

1、驾驭生活（命运）

2、心态决定命运

3、勇于面对挫折

4、乐观人生

5、不老心境

6、笑看人生（挫折）

7、不畏浮云遮望眼

8、风云一笑过

9、沉淀痛苦，乐由心生

10、为苦难赋上旋律

11、调整心态，拥抱阳光

12、坦然面对苦难

13、学会适应，生存发展

14、要理智地对待灾难

15、换一种眼光

16、学会等待

二）观点含蓄，不明朗：

1、捍卫心中的圣地

2、从心灵出发

3、让生活变得有旋律

4、风雨过后，阳光更艳

5、活在属于你的世界中

6、生命的思考 三）审题不准确：

1、坚定信念

2、珍爱自己

3、希望在明天

4、心存相信

5、活得有意义

6、生活需要一种热情

7、生命诚可贵 四）离题：

1、死，生命的呐喊

2、为理想而抗争

三、考场传真： 例文1

不畏“浮云”遮望眼（引用诗句，题目出彩）

老音乐家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割了整整七年的草，其间的辛酸可想而知，但老音乐家在这次洗礼中并没有憔悴衰老，一句“怎么会老呢？每天铡草我都是按4/4拍铡的”，如晨钟暮鼓，让人深思，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精要概括材料，“晨钟暮鼓”一词运用精当，言简意赅；反问句的运用，强力弓起文章的张力）

老音乐家之所以没有憔悴衰老，没有自暴自弃，我想，是因为老音乐家不畏眼前的“浮云”遮了望眼。在他眼里，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草并不是什么大灾难，相反地，老音乐家按4/4拍铡草，他依然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活出了风采，活出了自我，活出常人难有的自信和睿智。他是生活的强者，生命的强者。（分析原材料，准确，深入）老音乐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他知道这困境是暂时的，果然，七年之后，老音乐家又踏上了充满希望和光明的人生之路。

与老音乐家截然相反的是杰出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可惜了，女钢琴家不愿接受暴风雨的洗礼，用死亡来抗争。也许人们会为她的壮举而赞赏，我却更看重老音乐家的“苟活”，敬佩他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勇气。（引用材料，对举分析，既体现了“全面理解材料”，又表明了鲜明的立场）

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受到宫刑而选择自杀，来搏得一个死节之士的虚誉，他顽强地活下来开创了《史记》，他不畏眼前的困境，不被挫折折服，他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浓重的一笔。老音乐家就像司马迁一样，在困境中活出精彩，而女钢琴家的自杀就显得有点苍白了。（论据1，就事论事又稍加拓展，强调“韧”性）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难免挫折、困境，是为挫折、困境所折服，还是战胜挫折、困境？那就全看自己了。要像老音乐家那样勇敢、坚强、自信地活着，才能在挫折、困境中成长、飞翔，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不是吗？（论据2，名言引证，强调韧性地“活”）

时下，一些人自暴自弃，一有点不顺心如意的事就轻易做出其他的傻事，多可悲呀！在今天，我们要经得起风雨，才能在人生之路站得稳呀！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老音乐家能在七年的时光中按他的4/4拍铡草，就是因为他跳过“浮云”，看到了希望。（联系实际，赋予文章“济世”气息）

惊叹于老音乐家的“4/4拍”，惊叹于这位能驾驭自己生命的人在困境中的自信，七年的光阴他一笑而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自暴自弃、不热爱生命和人生呢？

不畏浮云遮望眼。（殷切期盼）17+17+17=51分

【简评】文章切合题意，就事论事，明确提出要勇于面对挫折，韧性地活，驾驭生活的观点，论据有力，论证集中，分析深入。不足是内容尚显单薄，论据不够翔实。

例文2 傲睨挫折，笑对人生（题目精炼，观点鲜亮）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村铡了七年草的老音乐家依然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文革留下的阴影和沧桑。人们为此而惊叹时，老音乐家一语道破了天机：“我每天都是按4/4拍铡草的啊！”（巧妙引用材料，“一语道破”中心）

好一个4/4拍铡草！在文革这场大酷劫中，他依然从容镇定，苦中作乐，这

一定离不开他本身积极乐观的心态。（分析原材料，亮丽文章观点）

七年了，他在农村铡草已经整整七年了。七年足以让青春消散，让梦想沉淀，让信念摧毁。在整整的七年中，他面对的不是那一篇篇优美的五线谱，而是一头头吃饱了就睡的牲口；他触摸到的不是那高贵的琴键，而是那冰冷生硬的铡刀锄头；他看到的不是来聆听他演奏的学生，而是那无边无际的荒草。（排比句展开材料分析，恰当的想象，为文章造势）作为一个老音乐家的他，做的却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又叫他如何不消极悲观。倘若他抱着“生命在天，富贵在天”的心态，他必定会痛苦，会迷惘，然后沉沦，自怨自艾，最后在绝望中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休止符。

但他没有，他拿起铡刀作指挥棒，把荒野视为乐谱，在天地这个大教堂上演奏。铡草的动作是他的节奏，4/4拍，4/4拍，比《进行曲》还要激越、响亮。跳动的音符撞击着苦难，苦难的棱头似乎也变得柔和。（这岂非联想想象之功乎？）如一杯苦酒里掺进了蜂蜜，他始终坚信自己并没有远离自己所喜爱的事业，音乐始终萦绕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坚强，乐观地活着。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乐观积极的心态。（文章中心潺潺蜿流）

有了乐观的心态，才能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傲睨挫折；有了积极的心态，才能在挫折中奋起，在挫折中开拓，自强不息。遗憾的是，现在学生中心灵不堪一击者不是少数。一次考试的失败，一场家庭的争吵，就可以让一个青少年跳楼自杀。唉！可悲啊!高高的楼上纵身一跃，就让一个生命在一条凄美的弧线中完结。为什么？因为他们无限地把挫折夸大，蒙蔽了自己，不相信自己，然后在绝望中选择了死亡。如何对待生命，对待挫折，这位老音乐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拓展，联系实际，乐观心态的必要性和意义）

生命生生不息，摔倒了，站起来，仍不失为一条好汉。17+17+16=50分

【简评】以乐观心态傲睨挫折，观点切合题意。文章就事论事，积极调动联想和想象，细节性地阐述了中心观点，中肯，深入。而文章对材料的引用不够完整，忽略了顾圣婴反面材料的警世功用，而且文章也缺乏经典的事实论据的支撑。

例文3

沉淀痛苦，乐由心生（比拟手法，令题目闪亮登场）

生活像一瓶泥浆翻滚的水（比喻巧妙！照应了题目，又为下文张本），水是快乐幸福，而参杂其中的泥则代表着痛苦与不幸。（可以考虑删除，不用解释，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可能更有韵味）有人衣着褴褛居无定所却依然逍遥快乐，笑不离口，也有人因此愁眉苦脸，甚至郁闷而死。同样的境况，不同的人表现大相径庭，归根到底，在于他们对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那瓶浊水怀有不同的心态，在于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有人见到那瓶浊水，仿佛看见满瓶子的痛苦，心浮气躁，于是夺过瓶子拼命地摇，试图把痛苦摇散，结果瓶子中的水只能越发混浊，自然也就更添悲愁了。女钢琴家顾圣婴手持一瓶清凌凌的净水，隐身在音乐的象牙塔中，文革来了，如风暴一样吹打她手中不带盖子的瓶子，随风而来的沙尘泥埃侵蚀瓶子中净水的洁美身躯，看着这一瓶子混浊，她倒在狂风之中。

同样是在文革时期，同样是音乐家，一位老人有着与顾圣婴截然不同的经历。身为音乐家被下放到农村，老人仍然能在铡草中寻找音乐，感受音乐，在音乐中快乐安然地活着，最终等到平反，迎回光明。老人同样也有一瓶生活之水，看着水由青变浊，他没有着急，没有悲愤，而是理智地静放浊水。时光走过，瓶中浊泥沉到瓶底，瓶水重现澄澈，自此，老人的痛苦与幸福分开。（一反一正，想象合理，均用细节性阐述，此全赖“生活像一瓶泥浆翻滚的水”的功效！）

你看，生活就这般，简单得像瓶浊水。水虽混浊，其中的泥终究比水少得多，就像生活中的幸福总是大于痛苦，会沉淀浮泥的人就是会生活的人，他其实在沉淀着痛苦。瓶子好比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明朗了，快乐才会光顾。痛苦是难免的，只要我们懂得把它沉淀，它就不会占据太多的空间，还我们的心一片清澈宁静，任由快乐在上面兹兹生长。（好句子！生动形象的说理。）

看到浊水，不要心慌，只要你不摇晃它，痛苦不会扩散。静下心来，像老音乐家那样拿起铡刀当乐器，你能在美妙的乐声中看到瓶水的澄清，看到幸福的逼近。（事实证明，议论文的语言表述同样可以出彩！）

16+17+16=49分

【简评】与例文2相比，本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通过细节性的阐述来形象说理。不同的是本文纯用一个比喻，集中笔力来扩张文章。不足的是跟例文2一样，文章视野太窄，事实论据不足，以致文章内容局促、单薄，少了一份气魄。

例文4 勇于面对挫折（题目即观点，直截了当）

人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不幸，只有勇于面对挫折，努力奋斗，才能成就辉煌的人生。

——题记（“题记”的语言一定要简练，优美，生动；意蕴丰厚，情味绵长。若达

不到这要求，不如不要“题记”）

同样是面对文革，为什么老音乐家没有憔悴衰老，而女钢琴家顾圣婴却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呢？这就是勇于面对挫折和向挫折称臣的区别。我们要勇于面对挫折，努力奋斗，成就辉煌人生！（引述——稍析——提出观点，开篇利索，功效性强）

在微弱的油灯光下，一个衰弱的身影，时而软弱地倒下去，时而又坚强地挺起来，他就是正在编写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书的司马迁。宫刑没有打倒他，邻人的嘲笑没有摧毁他，他坚强地站起来了，用世上最衰微的身体，发出世上最具伟力的呐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事例论据恰当、有力，但没有展开分析；切记：事例只是事例，本身没有论证功能，是“分析”赋予它论证的力量！）

浊浪滔天，苏子伫立岸边，浪花打湿了他的衣襟，但迷蒙的雾遮盖不了他向远方眺望的眼光。又被贬官了，他应该怎样办呢？就在这穷山恶水里沉沦一生，就在这毫无生机，山穷水尽的地方自怨自艾、不思进取吗？不，不能这样放任，要勇于面对挫折，努力奋斗。于是，苏子奋起，才有“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放，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志向，才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在被贬官的日子里，苏子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他成功了，因为他勇于面对挫折。（就得有这样的分析，苏子这事例的处理明显比上例要好）

正因为老音乐家具有司马迁和苏东坡那敢于面对挫折、困难的勇气，他在七年铡草生活的文革中没有憔悴衰老，正因女钢琴家像魂葬乌江的项羽那样不勇于面对挫折，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这样的分析就很好嘛，揭示了实质，又紧扣了材料）

“挫折成就人生”，许多成功者都经历了巨大挫折。爱迪生经历了几千次的失败，才发现那条明亮的钨丝；哥伦布经历了许多暴风雨大浪，才发现新大陆；邰丽华跌倒了多少次，才跳出撼人的舞蹈……（一句话事例用得好，在“面”上拓展开来）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不勇于面对挫折，遇到一些小挫折就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一蹶不振，甚至像女钢琴家那样，当风暴袭来，他们心目中神圣美好的东西被践踏时，就选择了死亡来抗争。这些人为何不向老音乐家学习一下“铡草都按4/4拍铡”呢？（联系实际，增强文章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只有勇于面对挫折，努力奋斗，才能成就辉煌人生。（与题记、第一段的观点机械地重复，大有山穷水尽、江郎断才之慨啊！）

16+17+16=49分

【简评】这是一片正经八百的议论文，体现在“提出问题——份新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统思维上，体现在事例论据的并列论证上。切合题意，论据恰当，论证较充分。不足的是内容上未能深入挖掘，只停滞于“勇于面对挫折”的必要性层面上，而对于怎样面对挫折的内容，却完全不涉及，好比一个健忘的医生，诊断了病症，却忘了开出药方和抓药。

刚强与柔弱

刚强与柔弱是一对反义词，似乎二者不相融。而事实上刚强的人也许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但因没有变通而变得寸不难行，柔弱的人虽八面玲珑，却因没有毅力而难成大事。只有刚柔并济才能成功

人们都喜欢英雄，甚至认为英雄是刚强的。其实，真正的英雄是有刚亦有柔的。像荆柯，人们只知道他是敢血溅五步的孤胆英雄，其实他在小事上反而对人处处忍让，面对别人的侮辱他总是淡淡一笑；反观秦舞阳，他十三岁杀人，人不敢视，在秦王大殿上却手足失措。可见真正的英雄是刚柔并济的。他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柔弱似水，以无形对有形。在大事上，应如磐石一般镇静果断！

楚汉战争中，出现了两位将军。一位是项羽，一位是韩信。项羽巨鹿之战溃敌四十万，一战成名，是典型的刚强型；韩信背水一战，忍胯下之辱等典故为我们熟知，是 刚柔相济型。最终韩信打败项羽，不是项羽战术战法不及韩信，而是不懂得示弱，不懂得以暂时的退缩换取时间和空间，不懂得以柔示之。

真正的勇士懂得刚柔并济。做事情之前要掂量值不值得，要像水那样遇小事则避开，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遇到大事则像洪水一样摧枯拉朽，示之以柔，行之以刚，处变不惊。

为音乐而死的音乐家固然伟大，但她绝不会成为贝多芬式的音乐家，因为他不懂得扼住命运的喉咙；以死来捍卫心中的神圣固然可敬，然而她不知道活着才是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痛苦之后才会有收获。

而以4/4拍铡草的老音乐家才是真正的勇士。他懂得什么是刚强，什么是柔弱。他知道柔弱并不是懦弱。他用乐观的精神战胜了困难，他是生活的强者。

让我们携起手来，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兼备来迎接生活的挑战。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坚决果敢地面对生活，用刚强与柔弱演绎生活的精彩。

人生当如山 人生在世，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之时，跌倒了再爬起来，本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总有人会在荆棘坎坷面前不知所措，也有人会大发牢骚，甚至停止不前。

人生当如山一样沉稳。古时候便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美谈，这就是在困难面前的坦然面对。山是沉稳的，它涵养了参天的古木，勃发了遍野的青草，任时间的流逝与风雨的侵蚀，它仍然保持着那份不屈的姿态。

谭嗣同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维新的旗帜，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气贯长虹的诗句，面对死亡，他仰天长啸，这是怎样的沉稳！可歌可泣，定会千古而青史留名。而力能举鼎的西楚霸王，却因一时的浮躁而自刎乌江。如果项羽能在困境面前保持豁达的心胸，重整江东八千铁骑，也许就不会只剩下“虞姬虞姬奈若何”慨叹了。

人生也当如水一样坚韧。滴水穿石，可贵的是永不言弃的坚韧精神。涓涓溪水，在山间跳跃，即使山山相阻，也要逶迤的伸向远方；即使巨石横陈，也要打击出生命的浪花。一任花开花落的岁月变迁，溪水一直保持着奔向远方的执着与坚韧!

越王勾践在风云变幻的春秋霸业中，失势而不失志，卧薪尝胆，矢志复国。正是如水的韧性，锻冶着他的坚忍，才能于卓绝的艰难中成就不世伟业。如果没有了这种坚韧，又哪来“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佳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他们正是内心有一股如水的柔韧，才能忍常情之难忍，在艰难困厄之中仍让生命之火照亮历史的天空，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

历史之鉴，在谆谆告诫我们：沉溺于困难，就不会看到坎坷前的坦途，黑暗前的光明，最终只能被囚禁在困境之中，溺死自己圈定的痛苦里。反之，如果能以沉稳的心态、坚韧的性格来面对困难，即使无坦途，你也会走出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

一朵花的凋谢，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颗星的陨落，黯淡不了整个星空，一点困难，阻塞不了通向成功的大道。

执着·美好

在我的意识里，过于执着便是钻牛角尖，而适当的执着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变通中追求，在大胆中进步，在快乐中生活。

吕凯特说过：“聪明人克服谬误，从而走向成功，只有傻瓜才坚持自己的谬误。”真正执着的人是善于变通的，而那些本着不达理想不罢休的人反而迷途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那自认为魅力的邹忌并没有陶醉于妻妾客人的甜言蜜语中，他敢于面对事实，承认自己不比徐公美，从而向齐王进谏不要被夸耀的虚雾遮住了双眼。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直言敢进的邹忌，而是一个善于变通执着追求真理的榜样。

执着不仅限于思想上的根深蒂固。同样也要有大胆尝试与行动。雨果对执着定义为打破一切，寻求一切，敢作敢为干破坏。他的话不免夸张，但却真实地诠释了对真理的无限热情与追求。想当年诸葛亮的空城计让司马懿怯步，有谁能想象到仅凭一座空城竟能够击退敌人千军万马，其实诸葛亮也是心有余悸，但他成功就在于他的敢作敢当、精明睿智。可见，勇敢，是执着追求的武器啊。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为理想而追求的人是快乐的。这种愉快是发自内心的。不论是富贵的人还是贫困潦倒的人，只要有了追求就有了生活的意义。曾经有一个人问打扫克里姆林宫的老清洁工：“你每天生活这么枯燥，有什么意思啊！”而那个老清洁工回答：“我的工作和叶利钦的工作差不多，叶利钦是在收拾俄罗斯，我是在收拾克里姆林宫”清洁工的生活是快乐的，不仅仅因为他的豁达，更因为他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而这一切，便归功于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坚定的信念不放弃，坚持不懈，但不能固执和拘泥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应该在坚持中学会放弃，学会变通，这便是执着的境界。

第二篇：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作者：陈益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第三九四期 来源日期：2004-9-7 本站发布时间：2004-9-7 阅读量：226次

李劫夫是中国大陆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音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那的孩子》等，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那首为几代青少年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也是劫夫——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然而，自１９７２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１９３５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４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１９３８年９月，加入中共。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有２９首歌，而之中的１３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１９６６年３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８年８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６３岁。

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在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１９５９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载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捡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１９６７年元月１５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３１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２月９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３月８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２５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４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庆祝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１９４３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１９６２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１２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１９６７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１９６８年３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１９６８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１９７０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６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３０１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１９７１年９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而到１０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１９７２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的苦头。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但是，后来发现，在１９７１年９月与１０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劫夫两口子是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０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架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专案“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又过了近三年，１９７９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１１月２０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１９８１年７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

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

７月２４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１９９７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１９９９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６０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１９９４年３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但是，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还是在当年４月１日，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４月３日，《人民日报》则在新闻版上，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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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电影中的文革讲稿

电影中的文革

基本概念

一、电影是什么？

1.幻觉（１／２４秒）

2.光和声的组合3.记录（逼真性）

4.动作（包括语言）

电影功能

1.技术功能/记录功能 技术功能：电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科学技术产物，它的发展应当主要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无声音---有声电影）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技术功能对于电影而言是相当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因而电影的技术革新，往往可能为电影的发展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3D）

2.商业、产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电影的商业功能其实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电影是可以赚钱、甚至赚大钱的工具。从它诞生就可以知道。最初，电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它的商业功能很早就被开掘的重要原因。卢米埃尔兄弟的拍摄虽然包含了强烈的个人兴趣的意味，但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在公共空问将这些影片进行有偿展现的重要性。在这种展现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电影即使是个满足人们好奇心理之后转瞬即逝的小玩意儿，也可以在短时问内大赚一笔，因此他们不仅在法国，也在国外放映影片，以期在短时问内追求最大的利益。

产业功能：电影的产业功能与商业功能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电影的商业功能，只是回答了电影能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应该不应该赚钱和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电影的产业功能的确立，才解决了电影怎么赚钱的问题。就电影产业的内部效应而言，拍电影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需要‘整套土业和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这点不同于其它艺术门类而类似于物质生产部门，它通过制作、发行、放映这样‘条电影产业链的循环运作。

娱乐功能：与电影的艺术功能针锋相对的似乎是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恰恰这种功能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本性。卢米埃尔兄弟带到地下咖啡馆的仅有的儿段影片中，一部名叫《水浇园丁》的影片正是那种带有强烈的娱乐大众意味的电影。当看电影的人摆脱了最初“看到活动的东西的纯的喜悦”，当电影的商业功能已经不容回避，那么电影的娱乐功能白然成了吸引电影观众的一面大旗。

3.艺术功能/教化功能

艺术功能：最初电影产生之时，与艺术毫无关系。即使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的艺术功能也只是在某一阶段暂时地充当了支撑电影生存和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乔治·梅里爱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因此对于电影的艺术功能毫无疑问地应当予以肯定。

教化功能：当电影作品成为一种艺术作品、当电影创作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当电影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电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希冀能够由电影对社会产生教益之后，教化功能才白然地被发展出来。电影土作者们总是努力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倾注到电影作品之中，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和教育观众。

4.政治功能、文化功能

政治功能===宣传：当电影作为‘种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开始反作用于社会时，电影的政治功能，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功能便得以顺利展开。葛兰西最早通过他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这种观点很快地渗透到了电影理论与实际生产中，文化功能：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等如：好莱坞的电影大多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可以说，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被认定，向人们清楚地反映了影像艺术背后深藏的文化政策谋略对现当代社会秩序的监控。

因此从电影的功能出发，我们发现电影对历史的记录

二、电影与文革历史

文革的“创伤”记忆

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科学。

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不一定要书写在书页上，通过建构影像而揭示潜在因

素，指导现实，预示未来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虽然既不能将历史事实完全呈现出来，也无法取代书写史学的地位，但是它比书写史学更能直观呈现某些历史现象。）---部分反映整体、直观。蒙太奇：把一个个镜头组接起来，把画面与各种视听元素组接起来，这就是蒙太奇表现手法。镜头之间组接方式的多种多样就把蒙太奇分成了多种类型。《泪痕》中运用对比蒙太奇以过年的欢乐场景比衬孔妮娜的冤深苦痛。

海登·怀特:《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指，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是最黑暗的记忆。

中国当代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再现和表现了那个极端的历史境遇，展示了挣扎于灾难环境中的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而当代电影中的“文革”影像己经成为国人谈论、记忆、想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之一

1、作为国家意识的文革电影-文革中与文革后 2文革题材类电影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解读

一切借助于形式表达出来的都是主观的，无论是电影还是历史，仅仅是手段不同。影像历史是解读，书写史学一样是解读。而且“电影就是历史”即电影一方面反映了制作人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因为影像的全面摄入，留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可供历史学家看到影片背后的历史真相。电影中不可避免带有制作人特有的艺术加工，主观想象，所以历史学家要学会加以鉴别。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说：以历史的观点解析电影，或反之，以电影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这是任何想探究电影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人，必须把握的最后方针。以电影的观点来解读历史，可以促使史学家挑战昔日自己对历史所下的评论。通过不同时期对电影的解读和再次认识，还可以发现不同时代对过去的理解。---历史意识

1.记忆 2.过去的意识(the sense of the past)3.变迁的意识（sense of change）4.历史思维 5.现代的历史意识(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3文革题材类电影作为材料，补充文革历史

由于电影制作人和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不同，旨趣不同，他们所使用并留存下的历史材料往往是书面资料中所缺乏的，因而补充了历史学家和观众的知识概念。影像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

4、文革历史是文革题材类电影的一种材料

历史可以作为传说、话本、戏剧出现，随着时代演进，自然可以作为电影出现，改变的仅仅是技术手段而已。电影讲求戏剧化的情节，而文革时期矛盾突出，故事丰富。

电影中的文革分类 “文革”历史的反思 看《活着》，很容易联想到谢晋的《芙蓉镇》里，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那句 话:“活下去，像一个畜生一样活下去。”

第一种，灾难的亲历者;第二种，灾难的旁观者;第三种，灾难的消费者;第四种，灾难的问责者。

按时间分：

1.文革时的电影--国家意识形态

“样板戏电影”--三突出

“文革”全面发动以后，样板戏电影作为“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

早在1963年2月8口，周恩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文艺工作联欢会上严厉批评了香港片等资本主义文艺大肆泛滥的严重情况，号召文艺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江青等一大批影片打成大毒草进行超出影片本文范围的公开批判，己经演化为政治斗争。

苏联的政治电影实践充分论证了电影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效力: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可以虚构出一个客观环境提供精神疗救或者进行意识形态调整。于是，江青等“文革”实权人物把“革命样板戏”搬上银幕，扩大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影响。

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洪》、《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洪》)都拍了故事片电影版 样板戏按“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人物、循阶级斗争规律组织戏剧矛盾的叙事模式全部移植到电影领域。

又根据电影的艺术特性衍生出“四字诀”模式:敌远我近(景别表现上敌人用远景，英雄人物用近景)、敌暗我明(灯光运用上敌人用暗光，英雄人物用亮光)、敌小我大(人物造型上要使敌人显得小，要使英雄人物显得大)、敌俯我仰(镜头角度上敌人用俯拍，英雄用仰拍)。此外，在彩色片操纵中还特别规定对待敌人要用绿光，对待英雄人物要用红光。这套神化英雄、形式僵硬的创作模式，“严重地背离了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而暴露出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非现实性和非人性的一面”

由此可见，样板戏电影是“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载体，它不仅粗暴地违反了艺术规律，从根本上损害了电影艺术本质，也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2.文革后的电影--指控、反思与记忆时期

时间划分：指控“文革”影片、反思“文革”影片、记忆“文革”影片 指控“文革”影片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时代产物。

反思“文革”影片冷峻反顾“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第五代导演把反思的触角从之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深入到文化领域，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方式上使中国当代电影焕发了艺术新貌

第六代导演的记忆“文革”影片从个人史视角用影像书写走过“文革”的青春成长体验。

1、政治史视角表现“文革”的电影

在创作实践中，这一阶段的反思影片强调民众亲眼所见的真实，肯定民众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倡导用影像直接记录下“文革酿成的现实悲剧。总结起来，是把“文革”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畸变:现代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这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视角反思。比之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更理智而客观地关注政治历史事件的畸形发展，并把关注点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上面，希图以积极的方式给民众提供意识形态精神疗救。

甚至在某些影片中丑化、妖魔化地处理“四人帮”帮派分子，从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上全面否定他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们在艺术观念上的偏颇。

但对“文革”历史逆流的艺术观照，尚停留在政治反思的层面上。指控“文革’: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

第一类影片《苦难的心》(1979), 这类影片在政治上、组织上揭露“四人帮”的累累罪行，基本上只叙述了这场战斗的外部历程，表现了这场斗争的一般规律: 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受难的工农兵英雄，多是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部队公安干部、劳动模范，歌颂他们不畏“四人帮”的威胁迫害，坚决与错误路线及夺权阴谋斗争到底的英勇作为和高尚品质。

第二类影片:《泪痕》0978),《苦恼人的笑》(1979),《春雨潇潇》

这一时期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电影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产物，当然也肩负着重建电影艺术创作规范的重任。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从路线出发而不是严格从生活出发，用对话讲出主题，用人物演绎概念。把作品中人物的抽象的思想高度，与作品的思想高度等同起来，导致对英雄人物的神化，虽然后一类影片深入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但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脱离现实的缺点。如《泪痕》0978),也仍是概念的图解，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某项政策落实的对象，故事情节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某一种政策的落实。

第二，戏剧冲突的设置仍以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为指导:“文革”是一场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必然战胜篡党夺权的阴谋者的战争。光明而胜利的结局达到了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创作目的，又契合了中国民众偏爱正剧的叙事传统和欣赏习惯

第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潮流，即阶级的、国家的命运总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展现。如影片《泪痕》力求把前县委书记曹毅一家的命运融化到全县人民的苦难命运之中，曹毅冤案是轴心冲突，新来的县委书记朱克实的调查穿针引线，把一系列事件和曲折复杂的情节编织成一幅充满时代特征的社会图画。

第四，所有作品都以道德伦理评价参与政治思想评判。如《苦恼人的笑》从伦理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样就把本该指向社会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的批评指向了某些领导干部基本品质恶劣和某些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批评。

第五，许多影片缺乏艺术的独创性，电影语言的运用还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虽然还有舞台剧痕迹，还没有完全学会影视语言的思维方式，但是探索的脚步己经迈开了。《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片中“声画立”、梦境一一回忆一一幻觉的穿插、奏鸣曲结构等手法的初步尝试为

许多影片在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而创作方法上则无意识地落入样板戏电影的创作案臼。

伦理视角表现“文革”

反思“文革’':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革”题材影片

哭诉“伤痕”之后，----毅然把“反思”这个冷峻的命题。

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关节点在于对“人”的重新发现:把作为“文革”注脚的“人”解救出来对普通人内心痛苦、情感挣扎的表现，对美好生命惨遭栽害的反思，对人情味和人情美的讴歌，都可见出电影创作者们对时代民生和社会民情的审美诉求，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真情的呼唤。

一些影片(如《巴山夜雨》和《芙蓉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抽象人性的初步探求;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进对人类命运的朦胧思考。但是，综合当时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具体时代背景来考虑，这些“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

在这个时期活跃于影坛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代电影人。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政治电影实践把共和国情怀深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使他们的创作始终落脚在社会历史变迁和国民精神重铸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是随着对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和总结，第三代电影人的代表一一谢晋的内在关怀，己经从“革 命”转向了“人性”，“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

另外，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使伦理道德评定参与到政治思想评判之中，所以这两代电影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两极人物褒贬分明的道德伦理判断。这种净化处理无疑使人物性格丧失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也透露了他们无法超出政治伦理视野的历史局限性。

1.“左”倾苦果与现代迷信

让人痛惜之至的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宗教狂热中自相残杀，做了阴谋家篡党夺权的牺牲品却至死不能觉悟。

反思影片:《天云上传奇))(1980),《枫》

《枫》第一次在电影领域触及武斗禁区，以真实的画面再现了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更为可贵的是深刻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历史原因，这就是现代迷信对青年人的毒害，这就是林彪“立竿见影”那一套鬼话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卑劣伎俩所造成的恶果。

2.栽害美善与人性迷失

相反，真正能扭转乾坤、拯救苦难、结束悲剧的力量正是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性不屈不折的坚韧伟力。反思

影片:((巴LI--J夜雨》0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0

1982年创作的两部反思影片《如意》和《牧马人》，描写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感，充满着劳动人民的醇厚质朴的人情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粗暴、恐怖、冷酷的时候，什么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的原则，成为人们的思考点。《牧马人》则从正面肯定了善良正义的牧民们手握劳动的尺子而不是“血统论”，使“右派分子”许灵均在劳动中获得新生，获得劳动者的感情。这位散发着浓烈的“马汗味”和“青草味”的劳动着的知识分子浑身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然而，不管是大字不识一筐的石大爷、只有小学文化的秀芝，还是马恩著作背诵如流的许灵均，他们仿佛都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他们不多的话语饱含着深深的哲理。这种小说原作中的理性的、思辨性的东西凌驾于银幕形象之上，多少损害了丰盈饱满而又真实可爱的人物性格。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巴山夜雨》中，这种从人性角度反思“文革”的创作努力己经焕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这艘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缩影的夜航船，也是一片承载着对时代悲苦深入思考、对历史良知反省回应的人性方舟。诗人秋石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他仍以其诗人赖以存立的人性精神，不仅达观自处而且关怀他人:挽救杏花的年轻生命，抚慰大娘的丧子悲坳，引导受反动政治愚弄和欺骗的刘文英独立思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新生。在明辨是非、心灵澄澈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秋石父女最终相认并逃脱图图。“轮船临时停靠的无名彼岸在影片中表现为芳草萎萎的美景，配以欢快的画外音乐，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秋石的命运转机，也暗示了民族命运从暴虐专政向光明境地的转机。”

本文把1986年的《芙蓉镇》作为以上两种“文革”反思的综合之作，在创作观念及创作方法上它是那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极致表现。首先，包括《芙蓉镇》在内的所有影片，都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多并，折射出社会政治的畸变。于是畸变的社会政治成了艺术批判和反思的焦点，从而透露影片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力量。如《芙蓉镇》中胡玉音和秦书田的结合，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人情渴求，在对“政治异己分子”实现全面专政的年代中，这一切都被残酷地践踏;不仅对“黑五类”是如此，即使是对视为“同志”者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私人”和“私人生活”，一切必须服从“革命利益”。所以，黎满庚与胡玉音青梅竹马之深情，就只能被政治利刃无情宰割，变成藕断丝连般的终身追悔。创作者们注重从这种口常 生活情境中揭示动荡的政治给人带来的多重命运悲剧，无疑使反思精神具有了现实性和亲近性。

其次，在反思阶段的影片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注点己经从指控阶段的全力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描写社会变革逐步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上面。以人为描写对象，以人物关系为艺术观察的焦点，来反映和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面貌。如《芙蓉镇》把胡玉音放在政治冲突和人性冲突的圆心，这个形象的 全部艺术魅力都在她与李国香、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的关系发展中释放出来。再次，这一阶段的影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人性的反思;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合进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和《芙蓉镇》中的李国香都是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利来扭转自己在“性”方面的劣势，把情敌的性优势剥夺得一无所有。区别在于吴遥拦得美人归，李国香想不到谷燕山有残疾而没能得手。同样还有《天云山传奇》 中的宋薇和《芙蓉镇》中的黎满庚都在忠诚于革命或是爱情的单项选择中背叛爱情而造成终生忏悔。区别在于宋薇的忏悔是感情负疚;黎满庚的忏悔是人性负罪，伤害情人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这种人性自我分裂的痛苦更深重。当然，这一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文化史视角表现“文革”

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迈向城市，这场以全方位、深入化和快速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从70年代末政治上逐渐松动以来，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的新气象从“意识流小说”、“朦胧诗”、“星星美展”、“实验戏剧”开始崭露头角，80年代中期以后的“85美术新潮”、“寻根文学”、“新生代诗歌”。毋庸置疑，这场聚焦整个中国文艺界面向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最终目的，是借鉴西方现代意识反顾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借鉴西方现 代派创作方法探寻民族精神的人性渊源。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电影，正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背景下，继续反思现实人生与“文革”历史，为反思的深入找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向，超越政治伦理视闽跨入更广阔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史视野。

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电影大军中最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知识青年的人生 体验和“文革”历史情结，是这一代人的精神重负和被压抑的话语。

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青年电影创作者不再把政治看成一个孤立的因素，而把狭义的政治史放回大文化史的链条上;不再把“文革”看作一个断裂期，而把“左”倾错误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放回中国历史的时间线轴上。从《绝响》、《孩子王》到《蓝风筝》、《霸王别姬》和《活着》，对传统文化循环反复的哲理性关注及对渐次前移的历史事件的聚焦，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认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和几十年来的‘左’的僵化社会体制实际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弊病，就是强烈的‘泛政治化大一统’。

文化反思的视角让第五代导演在发现了中国文化瘤疾对生命的摧折之后，又发现了生命抗拒文化历史主宰的武器，也就探求到了民族文化生机之源: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蓝风筝》中蓝风筝的意象，揭示了极端化的社会历史对生命中自由美好理想的毁灭和弃置，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堪。

《活着》中皮影戏伴随福贵一生，皮偶受人操纵，和生活中福贵受命运操纵相互映衬，表现了人类面对操纵、戏耍我们的命运所制造出的苦难的巨大承受力。这种由文化宿命所激发出来的普通人的苦难承受力就是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里，普通人的生命就是抽象人性的实体塑形。所以，在文化史的视野中回顾“文革”，就促成了一次文化宿命与人性精神的对话:“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25]电影《活着》设计了皮偶戏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来传达小说原著中生命无常、死亡氛围浓重的奇异气息;但是，减少死亡人数，又为人物之死添加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却透露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与幸福、绝望与希望一视同仁的态度，和于救赎文化之外的一种达观超脱的气毋庸置疑，这种深入到民族文化机制、人性精神特质的反思主题及与之相应的象征气氛营造、心理浓度刻画的艺术表现，对于中国普通观众来说都过于抑郁沉重和思辨难懂。

(四)反思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文革”影像

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来观察现实生活、考察民族性格及洞察文化出路。与反映“文革”相关的，是把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反思从此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演进到文化领域，以中国传统文化横遭践踏的铁的事实撕下这场始终标榜先进文化的政治骗局的虚伪面具。

1987年的《孩子王》是陈凯歌执导的富于思辨色彩的影片之一。在它的表层结构中，这是一个知青下乡后去教书，没有按照通常教学方式教书被赶回队上的故事;而在深层结构中，表现的是人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叛意识。这部影片在凝滞的空间状态与静止的时间状态中，包含着陈凯歌对人、“文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反思。

涉“文革”历史的影片:《蓝风筝》(}99}),((霸王别姬》(1993)与((活着》(1990，把“文革”历史背景下人与文化关系的反思更为深入地继续下去。本文找到三把钥匙试图开启 他们深邃的创作思维之门。

第一把钥匙:时间一一历史

《蓝风筝》书写自1953年至1967年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变迁中个体生命飘摇残存的命运，把“文革”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整风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并不突现“文革”“左”倾路线的错误性质，只是平等地把“文革”融入历史，作为历史合力产生的整体生存环境给生命活动提供历史舞台。在由此可见，“文革”终于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真正汇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虽然灰暗却紧紧拴在中国历史线轴上不 可拆解的一环。

第二把钥匙:方式一一亲历所感

三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去表现民族命运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对历史把握的分寸性。活着》叙述了一户普通人家在20世纪40-70年代之间所遭际的艰辛困苦和多重悲剧，演绎人生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宿命。第三把钥匙:内涵一一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

虽然蓝风筝被弃置和皮偶受操纵这两个视觉意象透露出《蓝风筝》和《活着》对历史摧残人性的无奈叹息，但是，陈淑娟和福贵对苦难命运的无言承受恰恰显示了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正是第五代导演以叛逆经典的姿态重新诊释历史所探求的民族文化生机之源。这个答案使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这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完成了以批判意识反省现实困境因由的历史责任和以现代精神寻找民族文化前途的时代使命。

个人史视角表现“文革”

第六代导演的怀旧叙事并不单纯导向悲观，感伤的情绪化记忆指向的是私人化的心理真实和自我心灵救赎。自我精神的解脱不是悲观地放弃理想，而是放弃对理想破灭的埋怨与不平。于生活的平淡常态中发现自己留下的痕迹，于现实的缤纷浮光中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1995年姜文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口子》。创新之处在于:它们对包括“文革”

在内的历史的把握，就是对私人经验的把握，并且同样是非现实主义的。真正转向私人化的往事书写。如前所诉，第五代导演个人化的影像诉求是为了重写历史、反思文化，而第六代导演私人化的影像诉求点落在 主体怀旧、生命自我追认的感性记忆上。

首先，这种私人记忆的主体是心理真实。

其次，这种私人记忆的客体是历史碎片。

再次，这种私人记忆的情感基调是感伤怀旧。

本阶段这些影映出“文革”历史身影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背景进行淡化处理，人物的心理真实只在个体的情感空间中情绪化的呈现，毕竟没有必要要求一个私人化的历史记忆像史书一样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本质。“文革”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只是作为人物动作发出时帮助再现情景的碎片化符号式的元素，或者在故事开始时人物关系的最初设定工具，两者都不进入情节叙事层面，也不构成人物行为的依据。无须否认，这些影片表现“文革”历史环境也存在娱乐性展示的销售策略，甚至伤感怀旧的叙事情感基调也不仅仅是承载艺术思想表述的任务，也有迎合时尚消费需求的考虑。

第四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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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第五篇：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 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 贺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陶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 田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党组书记 1968 赵树理 作家 1970

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 郑君里 导演

• 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 •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

• 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1966.8.2 跳楼身亡 •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 服毒身亡

闻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 杨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4.22 一个直接的 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文革”期间在广州街头的所见：

“人们咬着匕首，抬着尸体游行。”“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 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 巴金在十年浩劫中的大致经历：

• 1968年8月，弃掉小狗，被关进牛棚改造；9月被抄家，经受大字报、挂牌游街等形式的批斗。

• 1970年，到农村劳动改造，掏大粪、喂猪、背稻草、种地……

• 1972年，妻子萧珊在饱受精神折磨后患癌症进步了医院治疗，病逝。此时，儿子在农村已三年半，好多公民权被剥夺，变得极其内向，又学会抽烟，患肝炎。这一年巴金69岁。

• 1973年，回上海，在四平方米的小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作品，直至“文

革”结束。

• 当姚文元拿着棒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

年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病中》

• 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

人民币。” • 小结：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失去理性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由主要领导

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是东方五千年文明遭遇的空前的浩劫，是共和国永远的痛，是中华民族一次巨大的深重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一大批中央高级领导惨遭厄运，一大批中华儿女饱含热泪离开了他们热爱的土地。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条小小的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