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第一篇：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提要:“90年代”这一语汇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诸种特征的总汇。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特征是:1.话语格局的多样化;2.语境的碎片化;3.话语关系的演变,即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4.批评的尴尬,它难以使作者满意又对读者有教益;5.文学的图像化追求;6.政治话语支配转为商业话语的渗入;7.深度美学转为“镜式”美学;8.失语状态下的话语,即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应怎样言说才好的感觉。这种即时性的审视可能给未来几年的文学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90年代”这一语汇对于我们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等的概念,可以说,它是上述诸种时代特征的总汇。

当80年代的时代快车驶过时,人们一方面会对新的种种变化感到惊诧,另一方面却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乃至7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拨乱反正”的话语中,找到诸种变化的内在脉搏。而在当今,其实90年代才刚刚经历半程,按通常的以10年作为一个年代的惯常理解来说,它才只是“半个”年代,可就是在这较短时段内的变化却使我们有时有耳晕目眩之感,这有些象崔健一首歌中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基于这一状况,论者拟从当今中国文学中的现状来分析、指出它的一些趋势。这并不是表明论者自命为独具慧眼,而是感到由于自己无法直接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的现象世界,只好找一些“眼镜”,由这些“眼镜”来过滤掉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再使论者欲图认识的对象显得醒目。冀望不高,庶几可以差强人意。

以下,可从八个方面来论析。

一、话语格局的多样化

文学话语的格局,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坛基本上是双向的,至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远的不说,只从70和80年代来看,“四人帮”垄断文坛霸权时,是以所谓的文艺上的路线斗争来划线的,搞的是什么样板戏、“三突出”一类,文学话语就是帮内话语与帮外话语之争。应该承认,样板戏一类作品大多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劳作的产物,并不能全算到四人帮的头上,但毋庸讳言,这些作品也大多是染上了极左色彩的。这一状况使得文学远离了文学审美的正轨。如果说四人帮是以他们的“帮性”来将文学作了二元格局的划分,那么反对、批判四人帮的文学也是在这种格局中运作。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诗抄,就是自觉地以诗歌作为批判、鞭挞“四人帮”的工具。而在粉碎四人帮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创作潮流,也是在“逆”过去潮流的思路上运作,双向演进的模式没有变化,只是其中的强势话语由四人帮的转为批判四人帮的。

80年代以后的文学,已不再是单纯固着在四人帮这一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发展自身的问题被更多触及,实际上70年代末已有了变化的征兆。所谓“朦胧诗”的出现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已经突破了以前单纯的从现实政治状况来研讨文学的藩篱。稍后,又有创作上的现代派(新锐)与传统派(正统)、理论上文学的世界性尺度与民族性尺度等方面的论争,使得文学已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视点。但在这些争辩或竞争中,我们似乎是只看到“肯定—否定”的两种见解。而这两种见解的对立,观点不一致,思维的路径却只是一条:或者是这样,或者就那样,它象一条单轨铁道,车次有上行与下行之分,但都只是在一条轨道上行驶。

90年代的文学已不再是局限于两种冲突话语的对话,它已形成了一种多个声音交织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格局也许可以有其它的描述方式,但我们以为下列的三维话语的概括是既有理论参考价值,也有解释文学现象的活力的。

按这一框架来看,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发出者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的,还有新兴的市民文化意识的,这三种话语可以形成某些冲突与合作交织的关系。如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都提倡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都关注文学对某些社会现状的剖析;市民文化意识要求的文化的普及化、通俗化,对人文知识分子在文化话语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文化通俗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有时,这三种话语力量还可以“联手”、“共谋”,达成某种统一战线。

如对《北京人在纽约》,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西方并不全好,在当今已不能简单地将西方世界的人民描绘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亟待我们去解放的语境下,这一言说也就差强人意了。人文知识分子从主人公王起明在美国同白人大卫的较量中,虽遭失妻之辱,但大卫最终也没有守住郭燕;王后来击败了大卫的公司,由此能唤起一种民族自尊感,以满足他们自幼在文化中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愫。从市民文化的立场,则可以从王起明的“下海”中,为自己的“下海”之类活动找到一种价值依据。在“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念中,下海是可以捞钱却没有文化价值的,但王的奋斗则一是为了生存,二是可以放大为一种中国人走向世界时的立身之本,则这时的下海有救亡图存的价值。另外,故事中的“阿春”则俨然是一个符号,它成为当代情人文化的理想:在困境中可以求助她,在顺境中她也可以成为帮助,而在麻烦时她也不至于成为拖累。这同传统文化价值的“刘慧芳”(《渴望》)型的女性标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都可以赞赏《北京人在纽约》的情形下,三方话语各有自己的潜台词。同一个文学文本被解析为不同的话语,并且是在不同的并不对话的维度上,话语已是异声同啸了。

二、语境的碎片化

所谓语境的碎片化,它同话语已呈现为“杂语”状况的现实有关,具体是指话语发出的情境已不是统一的。同一话语可以有不同语境,从而也就有不同的实际内涵。这种语境的变化同90年代以来的一个社会转型状况相关。

90年代的文学话语的格局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社会话语的多样性已逐渐渗入到了文学话语中。在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可以大体用“官本位”的价值座标来衡量,无论单位或个人,都有全国统一的可以换算的行政级别,其话语的权威性也大体与此呈现为正向关系。而在90年代后,一些个人或法人单位可能并没有多大的行政职别,但由于其经济上有活力,有着享受的政策优惠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收益,于是在旧的官本位并未全面失效的情形下,“金本位”也开始有了份量。在过去体制下,一个科长、一个处长,显然比普通职员的地位高,但在金本位也加入到社会中后,一个“三资”企业的基层员工由于收入高于许多企业的科长、处长,他就至少可以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他不逊于后者的地位。一个“个体户”,他没有行政职别,但这也并不妨碍它在社会上享有一些声誉。在单一官本位的体制下,整个社会是以“官”作为砝码,而现在由于有金本位的渗入,于是话语的语境状况也就有了不同。

语境的碎片化可以作这样一个描述。在以前“革命文艺”时期,文艺作品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人物出场的状态、口吻等,都与政治考虑有关;而到90年代回归的“红太阳”系列音乐磁带中,磁带灌制加上了摇滚风格的处理,使之通俗化。而在喜爱该类歌曲的人中,有些人是借此回忆以前青春时光,有些人是以过去“大锅饭”作为对当今“优化组合”、“带头致富”之类的揶揄,还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对该类曲调的青睐。在他们喜爱某磁带时,其喜爱的动机是各不相同,与以前的政治主题相距较远了。

文学语境的支离破碎,在售书场合可见得很明晰。同样是经销书籍,各大型的新华书店和专业化的科学书店、外文书店、古籍书店等,是销售有品位的图书;至于街头的小书亭、书摊,则应是销售不上档次的畅销书。这种分流的格局在80年代是大体适用的。但到了90年代后,各种大型的和专门性的书店,也普遍经销了商战谋略、炒股、乃至情书大全一类没有档次但可能有销量的书;而在书摊上也可以摆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的代表作,中国的老子、朱子乃至现代的胡适、周作人等的作品,它们有档次而且旺销。这一变化原因在于,以前的书店是事业型的,其书籍销售工作是作为文教政策的贯彻,而书摊摊主则是考虑利润。而在当今,书店的工作转到了企业化的投入/产出的运作轨道上,它就必须关注大众的购书趋向,有时甚至是迎合该种趋向。而书摊的情形是,由于书店经营的变化,也由于一部分人开始注意到把购书作为智力投资,因此那些名著或名家之作逐渐在销量上提高;另外,近几年的图书连年大幅涨价,购得那种不会几年后就过时的名著有保值的功能,也有在居室装修已普遍化的情形下,好书也可以使得居室主人似乎颇有品位的装饰效果。这样的状况,就使得本来是知识圣殿的书店也降格到一般商店,而书摊却又升格到与一般货摊不同的档次上。这里,书店与书摊都在经销书籍,它有一种书本话语的语境,语境状况显得破碎了。

三、话语关系的演变

文学的话语关系,简单地说即写与读的关系,或者说是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典型的,也是基本的模式,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这一条件的存在与作为书写物的文学话语的状况有关。保罗·利科尔曾对比了两类话语:口头话语与书面话语。口头话语中,说、听双方有一个共同语境,而且双方的关系也是明确的;而书面话语则不同,写、读双方不在同一个语境,写作时没有读者,而阅读时往往作者缺席,这就使作者在阅读中被抽象化了,他成为了一个对他写作的本文拥有绝对权力的存在。利科尔指出:“书面材料对于话语对话关系的解放是书写最有意义的结果。它意味着,书写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说和听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形。”2这种特殊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作者被神圣化了。在一个识字者不多,尤其是能够从事写作者是社会的少数文化精英的时代,作者是书本文化的看守者,他在提供读者阅读的材料时,也在有意无意中规定了读者应读什么,应怎样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作者充当教育、训诫他人的角色是很自然的事。

而在当今时代,书本文化垄断知识话语的状况受到了挑战。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在是由印刷(书本)文化过渡到视觉文化的时代,各种电子声像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挤入到了原来由书本话语统治的空间,原先文人们赖以为生的文字工作的权威性就受到了挑战。90年代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就很能体现这一倾向。120集的情景剧(肥皂剧)《我爱我家》,以调侃的方式来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调侃了剧中人自身,观看者同演员、编剧置于同一平面,并没有受教育、训诫的意味。《过把瘾》是小说《过把瘾就死》的改编,小说中体现出生活过程比生活目标、生活的结果更崇高、更真实的价值观。它的首播是94年年初,是在接近午夜时分才播出的,这一并非黄金时刻的安排却也得到了黄金收视率。这也可看出观众作为艺术的消费者,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即要求为他们“代言”的作品,而并不是要有深度的、在训诫他们的东西。

在80年代末,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等小说问世。这些被称为“新写实”的小说,在作者向世俗生活价值认同时,还有一番“只好如此”的辩白。而到90年代初,池莉的《太阳出世》等作品,则是对世俗生活价值的礼赞,真所谓“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在这种写作格局上,读者的日常生活被神圣化了,作者已没有什么训导读者的文化资源,实际上作品只是成为读者的想象中的晤谈对象。它一方面沟通了人际之间的心灵交往,提供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框架,另一方面则是使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受到遮蔽,更不能提供出一种心灵世界升华的契机。

四、批评的尴尬

批评的尴尬不是近年才出现的事,诸如它的读者圈太小,它在创作与理论的夹缝中讨生活,它难以使作者满意又对读者有教益,等等,这些都是历来就有的问题。

90年代批评的尴尬更主要地在于自己角色定位上的尴尬。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文学批评是文学话语的看管人,它监控着什么样的文学表达是可以进入文学殿堂,甚至还应向公众大力传扬,什么样的文学表白则是不妥的,应该受到指责与冷落。如果将这种“看管人”角色看作是批评应有的品性的话,那么90年代的文学批评则对“看管”的对象并没有一个基点,因此它也就丧失了作为看管者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缺乏文化上的资源。

应该说,在80年代时的批评大体有两种资源可资利用。一是文学人道主义的思想,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价值的衡量尺度,它的具体表达可以有文学的启蒙使命感、社会参与感、文学对人心灵的抚慰效果,文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乐观主义展望等,而这些假定在90年代的文学家、批评家那里大都有了某种信仰的危机。老作家戴厚英在《随笔》(95年第5期)上讲了他的思想演变的过程,即对以往所信奉的价值观的怀疑,以前作品《人啊,人》中那种大写的“人”字,是否真的就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价值,未来是否就必然比今天好?在这诘问中并没有树立新的信仰,因此这怀疑也就意味着信仰大厦的某种松动。如果说老一辈的作家会是这样,那么新一辈人中就更不乏此例了。另一种批评话语文化资源,是社会的强势话语。在八十年代以前可说是政治话语独霸天下,而在今天则商业话语已开始有了很大影响,成为二者分割天下。在以前独霸天下的政治话语中,诸如“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类言词成为批评的中心语汇,当时也许并不觉得批评显示了从属性,似乎世界就只能如此,而在今天,商业(经济)话语挤掉了一部分政治话语的空间后,批评的边缘话语地位才明显化,它只是这种或那种强势话语的陪衬而已。

这时,批评的看管者地位就只剩下了文字这一符号系统的特征了。当王朔小说大量印行,成为社会的阅读趋向的聚焦点时,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风格让批评家大伤脑筋,批评家只是站在以文字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说王朔的作品确实是“一点正经都没有”,是“浮出海面”的没有深度,是“过把瘾就死”的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这些指责乍看起来也满象一回事,但当王朔小说改编而来的《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视作品走上屏幕后,批评界则几乎是沉默,间或有的只是一些肤浅的赞扬。原因很简单,王朔小说是侵入到了批评家的文字职业的领地,这是他们要想看管的地盘,而银幕或荧幕则更象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看守的一片公共场所,不属于文人的世袭领地。在这个意义上看,批评家实际上已抛开了服务于社会的角色意识,更多地是在关心自己的的行业利益。友人张法曾撰文说,80年代的批评主要是经由“批判认可”的轨迹,而90年代则更主要是“吹捧(认可)冷落(批判)”的轨迹3。这两种轨迹中都有批评的失误方面,而在后一轨迹中,则与批评家在“看管者”角色上的错位有更多关联。

五、文学的图像化

追求文学是语言艺术,它或者是以口头语言,或者是以书面语言来塑造形象,那么,作为以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它的形象是间接的。象林黛玉的形象,古人与今人、北方人与南方人来想象都可能有很大不同。至于情景描绘,如“嫩叶商量细细开”(杜甫)是怎样的样子,“银浦流云学水声”(李贺)应如何地悦耳,则有更多的联想上的个体差异。文学形象的间接性使它同图像之间有着一段距离。

但是,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4,这除了电子传媒越来越多地抢占了原来书籍、报纸、刊物的市场之外,还在于它使得社会的话语方式作了改写。看托翁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读者是在想象中同作者进行晤谈和交流,读者的感受同作者的倾向是相关的;而看改编的影视作品时,作者退隐了,甚至指挥演出的导演也不被观众重视,观看者似是只同剧中人物和该人物的扮演者在进行交流。在电子媒介出现以前,当时的演员只是“伶优”、“戏子”,并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在今天,影视演员则可能成为“明星”,成为青年一代所崇慕的偶像。

这一背景的演变对于90年代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是使过去创作的文学,由于影视改编而重新受到关注,最初是80年代的《红楼梦》,在90年代又有《三国演义》等电视剧问世,它使古典名著成为了当代公众的畅销读物。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问世之初的40年代并不走红,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也基本上局限于文人的阅读圈,而电视剧的改编使得它成了家喻户晓的读物,并且是书摊上几年来的常备书,保持了旺销的强劲势头。另一方面,影视传媒的影响也使得当代作家积极地向它靠拢。有作家还说,作品印刷出版或转载,这在以前就是“发表”,而在今天就只算是半成品,要改编为影视作品才算是完全发表。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中是以男性为主人公,影片则是以女性视点为主,这就使原著成为了影片的“副本”。余华的《活着》对他本人的先锋倾向的创作来说,并不代表他的主要风格。但由于改编后影片的大获成功,那么余华的主要作品就得以《活着》作为代表了。由于他们都还保持着创作上的旺盛势头,这对他们今后的创作趋向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很大意义上,作品的成功程度和文学史地位要由影视图像的“笔”来书写了。

六、政治话语支配转为商业话语的渗入

这种文学话语的演变,结合到街头形象的大型招贴就可以直观地窥见。在以前,在闹市区的大型招贴大多都是一些政治标语和政治宣传画,“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标志着文革时期,“抓纲治国”的口号使人联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境况,“只生一个好”的提法同80年代确立的基本国策相关。而在今天,你无论是在北方都市还是在南方商埠,至少在市中心商业区已难以见到这样的街头景观了。这并非是说90年代没有了自己招贴上的标志,而是它由原来的政治宣传转到了商业广告的基点上,它是“挡不住的诱惑”,是“味道好极了”,是可以让你“潇洒走世界”、“领先世界潮流”。它是在一种极端现实的氛围上酿造出的一种商业的、消费的文化。

这一氛围体现在文学上,以前的样板戏一类的创作示范是没有了,但又树立了一种商业示范。汪国真的诗作是由出版商“炒”起的,他在批评家圈子中几乎从来没被看好。问题在于,他的潜在读者就是广大的中学生阶层,其市场效益比任何一个李白、杜甫、拜伦都更有盈利价值。贾平凹的《废都》不能说是粗制滥造,但这几个月内匆促写就的小说并不能代表贾平凹的文学水平,也更不能同古典名著《金瓶梅》相比,只是这一比附能够使人产生某种联想而获得市场效益。甚至后来出版的批判《废都》的评论集子也被纳入到了“《废都》热”中,因为精明的商家知晓,批判可能有比赞誉更好的广告效果。至于九二年深圳文稿竞卖活动,更是商界大张旗鼓地挤入文坛的情形。从文学发展的状况来说,迄今还未见出这一活动就能呼唤出文学精品,也不见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之作就可以这样炮制出来。

商业话语渗入文学,就象当年是以政治话语绝对支配文学一样,它不只是呈现于文学作品问世后的阶段,它还是融入到了文学话语之中的。当年,“革命”、“斗争”一类词语,在作品中成为塑造正面人物不可缺少的材料;而在今天呢,当诗歌中写道味道很好时,是否会使读者更多地想到雀巢咖啡味?当作家写一个家庭的温馨时,席梦思广告词有“给你一个温馨的梦”,由此,描写这个家庭时就不好写成他们只有硬板床了。万宝路的广告词是“跃马横空,驰骋万里,欢迎你加入万宝路的世界”,那好,当小说是写一个硬汉的故事时,这个硬汉看来得抽烟才更象是那么一回事儿了,至少“当代英雄”明代传入了“淡芭菇”后的人,就得这样来安排了。

在书店里的文学著作当然也是商品,但它不应只是商品,可商业话语就是要将它的商品性加以强调而不计其余。这使笔者想起了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文学不应只是用商品性来衡量,但这句话的后半句才凸现了金钱的力量,而它是可以对文学的精神追求等特性造成冲击和遮蔽的。

七、深度模式美学转为“镜式”美学

90年代文学的转型,还体现在文学所表达的美学理想上,或者反过来说是文学的美学依据上的转换。这种转换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深度模式的消解。

所谓深度模式是传统美学最为基本的特征。譬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美学观点是从他的“理式”说出发来建构的,亚理斯多德关于文学典型的观点涉及到他的个性和共性关系的阐说,中国古代诗论中“诗教”的主张,是同儒家“仁学”的观点连为一体,道家美学中对“无言之美”的推崇,则与他们的怀疑论的倾向是孪生的。他们都是从一个更大的学问体系来对文学进行审视,由一个具体观点的深入,可以涉及到一整套的美学的和哲学的观点。再进一步说,由一个具体形象的塑造,由一个语辞的表达,乃至由一个修辞格的运用,都可以是与一整套的思想相关联的。如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意境的推崇,一方面确实是一个审美心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在对艺术中人的“意”的强调中,又反过来确定了自然景观中本来就有的意境,这一思想只有在东方思维“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中才有可能存在。至于西方文论从古希腊时期到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都十分强调的典型,则与西方关于“秩序”的观念有关。

美国学者E·希尔斯曾说:

在有些时候和情境中,人们寻求与中心接触。他们想为其社会确立一个中心,不管他们如何经常反叛这种中心。他们需要在集体超越作为个人的自我,这种集体则围绕着一个关于重大事物的中心文化库藏。他们渴望以这种中心建立一种秩序,并在中心之中寻找一个位置5 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可以说就满足了人们寻求与中心接触的愿望,并且,典型人物具有凝聚力,可以使作品错综的情节聚焦,从而使得杂乱的生活事件体现出一种秩序感。这样一种欲图建立深度模式的美学,在本世纪的各种新兴的批评思潮中受到了冲击。形式主义批评的陌生化理论,新批评的本文细读,都是只将文学批评的本文作为文学批评的合法对象。在结构主义批评中,作品结构虽可能与整个文化的结构有关,但它也着重指出本文结构的自主、自足的特性。结构主义思想家曾提出一个概念叫“滑动的所指”(glissementdasignifier),即当我说一件事物时,又可能指涉到下一件事物,无止无休,以至于所指在言说中成为滑动的、不确定的对象。这在翻译中体现得最明显,如汉语的“书”,英语为“book”,法语为“liver”,这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但汉语的“书”还可以指书信,英语中就不是“book”而称“letter”,而英语的“book”则可以指名册、练习本之类,乃至歌剧的歌词等。一种语言、一种语境中的所指到了另一种语言、另一重语境中,则其所指也就不同了,语词并没有牢牢地拴定住所指对象。再从对象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如我正用来写字的元珠笔,在40年代刚问世时也普遍称之为“原子笔”,这后一称谓是说明了它的方便、新颖,一根小小笔芯经久耐用的特性,使人联想到当时刚发明的原子武器的威力;而“元珠笔”的称谓就只是对其笔头的描绘,是着重于区分它与钢笔、铅笔的差异。同一所指在不同称谓中的内涵是有一些移换的。至于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的“分延”(defferance)概念,则是指出一切语词的意义都是在庞大的语词库中被暂时确定,又在话语的分延中产生出与旧的语言有着联系,但又有新义的一种发散、衍射,而他自创的“分延”就是由“差异”(defference)和“延搁”(differment)两个词分延出的,其含义要在这两个旧词中才得以显示。

结合到文学创作来说,深度模式的美学,要求创作写出一个时代的本质,如巴尔扎克小说写出了资本主义在平等的外表下,潜藏着金钱的血腥统治;茅盾的《子夜》写出了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与本土封建势力的夹缝下,社会发展的艰难。而镜式美学要求文学只是象镜子那样折射出读者所欲看到的东西。

象由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秋菊打官司》,秋菊的一句土得掉碴的话“要个说法”,居然在京津等大都市成为市民们流行的语言,它与“打的”,“有事call我”之类洋话儿形成了很大反差,这也同本来明白晓畅的饼干称谓要改叫“曲奇”,红苹果要称为“蛇果”的风尚有明显背离。究其实质,这并不是大都市的市民们突然对农村生活有了兴趣,也不是出于对秋菊这一人物的同情,而是秋菊的“要个说法”是表达市民对各级官员的讼争。而在当今的都市生活中,市民们在改革大潮中,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有着不平衡的一面。工薪族看个体户挣钱比自己高许多而不平衡,个体户却在自己经济地位上升之后没得到相应政治地位而不平衡;工人们对“优化”、“承包”中,当头儿的可以提成却不承担个人风险而不平衡,当头儿的却也可能在改革试验中受各种关系掣肘而不平衡;还有知识分子对拿手术刀的不及拿剃头刀的钱多而不平衡,退休人员对退休金不能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平衡,等等。这些使人心理不平衡的因素可以有一个笼统的“过渡时期”作为说法,但细想下来,似乎并不是合适的让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说法,这就造成了秋菊的“要个说法”仿佛道出了市民心声的状况。在大家都认同秋菊“要个说法”的话语时,人们要的具体说法可以是不一致的,甚至可以是相抵牾的。这就象在镜子前观看,都可以看到自己,但这个“自己”是因人而异的。

另外一部作品,由曹桂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体现了镜式美学的特点。按照通常的海外华人文学的路子,这一作品应该是写出异域风土人情的奇观,深刻一点也无非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写出异域生活的切身感受就可以了。但《北》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写的故事是反映的纽约华人的生活,可更多地是折射出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些状况。王起明在纽约的生活,一到纽约的言语不通,就酿造一种寸步难行的氛围,再由姑妈将他俩接到租赁的地下室,这同周围摩天楼的反差体现出了没有存身之地的窘迫感,而在这一环境中,王起明却生存了下来,并且是在同以白人为主流社会的人的竞争中,一度击败过那个有夺妻之恨的大卫,他的前妻郭燕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了北京,等等。这些,写出了中国文化的存在能力和优越性,这是当今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愿意接受的,因为当权者可以将自己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阐释者,并且传统文化可以给它提供一种合法性依据。而想出国却未能遂愿,对下海致富心动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则从王起明的生活中,看到了王本想圆他的音乐梦才去纽约,而现实却是音乐梦未圆,他连接触音乐的机会也不多了,还是自己出资租场,请人伴奏才搞了一次只有一个听众阿春的所谓音乐会。由此,自己内心得到代偿性的满足,毕竟在本土还有自己专长的事业。“大款”们在致富后则面临着在文化资源上的匮乏,按“为富不仁”、“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念,大款本身就处在文化上“被告”的位置,如果其中某人有一些人生的价值追求的话,那么,他会感到自己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间难以榫合,而王起明在国外的境遇则不同,他在争取富足生活的同时,还有一种在异域环境中同异族人生存竞争的含义,王起明的丢弃音乐学业而去经商,在故事中就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似乎比躲在一隅拉琴更能体现出进取精神。那么,王起明的生活历程也就充当了一面镜子,从中不是展示它有深度的东西,而是折射回来,“大款”们在国内的经商致富的行为也就有了一层正当性的色彩,尽管在这里并没有多少与异族间的竞争问题。

八、失语状态下的话语

失语症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它并不是指罹患此种病症的人不能说话,而是指这种人不能用话语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对左、右大脑半球的脑桥施行了切断术的人就有此类情形,当他用左手拿起一件物品时,他知道该物体的用途,却不能说出他拿的是什么。将文学的表达说成是失语状态的话语,这当然是一种比喻式的或引申式的用法,并不是说文学就患了什么病症,不过就是指出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应怎样言说才好的感觉。文学的失语状态其实是新时期文学一直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文艺上实行拨乱反正,彻底摈弃四人帮霸占文坛时的那套话语后,文学上以什么样的话语来加以表达,一直就是在探索中的问题。有些作家想以文革前17年的文学作为榜样,另一些年青的作家们,则以探索文学的姿态进行着新的话语实验。从表面看这是使话语多样化的努力,但是这一进程中有着它的特殊的困窘。

“回复17年”作为一种矫正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但新时期文学所面对的社会境况已不再是“17年”的翻版。按文学与所处社会有关共生关系的观点来看,这种回复实际上就具有不可能性。反之,对文学新型话语的探索本身有必要性。但在匆促之中,在摈弃掉文革后的官腔套话的程式时,新的话语急切中也难以自发地萌生出来。因此,新进的作家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信念下,进行着引进西方文学话语,尤其是当代西方文学话语的工作,这里不太可能去细想它是否适应于中国文学的问题,甚至也没有来得及将它们汉化、本土化,只不过是用汉语来改写一下而已。在80年代末关于“伪现代派”的文坛论争,实际上就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困窘。6当以1979年为起点文学,新时期匆匆走过了它的19个年头以后,今天再来审视这一历程,则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失语的症候。

著名的“西马”学者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面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自动化的技术进步,人们经若干万年才进化而来的生理状况则几乎没变,人的心理则在社会的飞速变化与生理上的相对固定之间。但现有的教育体制和传媒,则力图将人的心理模铸到程序化、数字化了的现代生产的节奏中。这样,人们在面对着个人独创的环境时,就成为木讷的、没有感觉的人;或者是虽有感觉,但却没有能力用语言来组织起自己表达的能力。马尔库塞的论述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的技术发展与人的适应状况的矛盾,以此来说明人在适应技术需要一面时,可能丢掉了人的感性的一面。而在中国,情形则有些不同。在这里,技术发展远未达到西方的发达阶段的状况,倒是社会的发展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人们的各种观念的变化是实际地发生了,而这些变化了的观念却没有一种可以在理论上、文化上的说法来支撑,于是就了陷入了一种需要表白但又无从表白的失语状态中。

90年代以来,文坛上标新立异之风盛炽,从“新写实”到“新状态”,以及所谓的“争后恐先”,大谈后现代之类,都体现出亟欲进入到新的话语状态的冲动。但从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些追新求后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撇开这一基本上是年轻一代作家们的活动来看老一辈的作家,则70年代末写了《人啊,人》而名噪一时的老作家戴厚英,她的一段自述也颇能说明问题。戴先生在文中说,她已没了当年那种对人的自信,那种认为人可以凭自身力量就使未来可能变得比今天更好的自信。她在一种迷惘与彷徨中,由对佛教仪式的体验,体会到了人生的新的内涵与可能,她在文中已不是再讲“人”,而是讲“南无阿弥陀佛”。7回过头来看戴先生早些年的那种激情与今天她对于佛陀的感受,实际上都有一层内在的联系,即对人的关心与同情,只是当年她的这一情愫是采用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话语框架,今天则是更青睐于佛学里的话语框架。戴先生承认自己的思想有变化,但又申诉自己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这看来是一个矛盾,其实这是完全可能的。说到底,那就是她在表白自己的思想感受时,缺乏了自己的或者说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一套话语,在看来是喋喋不休的讲述中,其实是以讲述活动来掩饰失语的困窘。

90年代还有几个年头才结束,现在就来讲它的文学上的特性似嫌过早。但90年代作为年代不是与其它的某个年代相等的,它是一种“世纪末”的年代,也是展望新世纪的年代,这一年代有着很强的过渡性质。那么,在今天来看它在文学上的特性,与90年代终了,进入下个世纪后,再来看它的特性是可能有所出入的。从准确性来说,当然几年后再作总结更恰当,但从过渡年代那种动态的状况来看,也许在几年后不算什么的征象,却是今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一动态的跟踪也还是有必要的。并且,这种即时性的审视可能给未来几年的发展作出积极的促动。

90年代,已经有了一些文学;90年代还有一些即将问世的文学。

注释:1此说在93年北京的学术圈中,一些批评家如王一川、陶东风等人多少有些描述。在94年,《文史哲》编辑陈炎先生在太原召开的“当代大众文化与审美话语系统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而在95年9月《新华文摘》上祁树裕的文章作了更正式的描述。

2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42—143页。3张法:《90年代中国文艺境遇三题议》,见《文艺争鸣》1994年1期。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156页。5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83页

6可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的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提到以“中华性”取代“现代性”的文学目标,这是值得深究的理论问题,也颇有现实意义。

7见《随笔》1995年第5期。

第二篇：优秀班主任八大特征

优秀班主任八大特征

1、有一颗宽容心，有能力赢得学生的尊敬和喜爱，并且高度关注学生的和谐、全面发展。

2、熟悉本职工作的特点、责任和技巧，对自己班上的每一位学生有充分的了解和关怀。

3、表达富有逻辑性和情感性，举止得体，仪表得体，在与学生交谈时注意力集中，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较准确地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

4、沉着冷静，有面对班级突发事件的沉稳心理，有迅速拿出解决方案的决断能力。

5、赏识学生，不吝惜赞美，善于巧妙地给学生指出缺点、提出意见和指明努力方向。

6、品行正直，遵纪守法，能够虚心地不怀任何成见和偏见地听取学生意见。

7、拥有广博深厚的学识和过硬的业务能力，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不放弃对学生教育的希望，不乱给学生贴标签。

8、能和学生、家长以及其他老师（尤其是科任老师）密切合作，注意信息的流动和沟通。

教师自我心理调整八法

自我剖析法：

为了减轻紧张感，你可以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和自己交谈：“究竟是什么问题困扰着我？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有哪些可行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这种简单而理智的分析，会更容易也更快地摆脱紧张情绪。学习转移法：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重新学习，我们能从中享受无限乐趣，进而冲淡工作中的烦恼，缓解竞争的压力，书中深邃的哲语，博大的信息，大千物象和百味人生，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快慰和心智模式的变化，更能带来工作和生活的无限生机和魅力。摆脱常规法：

经常试用各种不同的新方法，做一些不常做的事，比如蹦着上下楼梯；想象一些广阔、宁静、舒缓的画面和场景，如田园风光、海上日出、轻舟飘荡等，把思想集中在所想象的事物上，并逐渐沉浸在其中，由此达到精神放松。当然实在气闷时，也可哭笑一番。控制呼吸法：

当你感受情绪激动时，一定要控制呼吸，通过控制呼吸来缓解焦虑和愤怒。先用鼻子慢慢地吸足一口气，大约数4个节拍，然后慢慢吐气，也用4个节拍，每次连续做4-10分钟即可。也可闭上眼睛边做深呼吸边想象一些美好的情景。投身自然法：

大自然使慷慨的，去摸一摸草的温柔，嗅一嗅花的芳香，闻一闻鸟的心语，看一看夕阳的余晖，即便是看一看小小蚂蚁的无休止劳作，也可让你感觉轻松无比，生活中的烦恼、工作中的沮丧何足挂齿。投身自然怀抱，饱览无限美景，享受心灵的净化，启发创作的灵魂。心情放假法：

轻松的《蓝色多瑙河》、《匈牙利舞曲》、《紫竹调》等乐曲，如一缕清泉注入心田，可给灵魂洗澡。另外开怀大笑，也是清除紧张的最好办法。沐浴唱歌法：

洗澡时放开你的歌喉，不仅做了深呼吸而且让你感觉轻松无比。肌肉放松法： 具体做法使：

1、头部放松。用力紧皱眉头保持10秒钟，然后放松；用力闭紧双眼，保持10秒钟，然后放松；将双脚向前绷紧，体会小腿部的紧张感10秒钟，然后放松，还有肩部、臀部、胸部等处肌肉都可做这样的放松。

总之，要积极努力，微笑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调节好节律，给心情放假，还自己一个健康的好心境。

班主任“十修养”

正直的心 公道正派，面向全体学生，以身作则。

宽广的胸 允许学生犯错误，任劳任怨，耐心十足。

清醒的脑 从容应对一切，不意气用事，拿得起，放得下。

和蔼的脸 从内心热爱学生，平易近人，春风化雨。

明亮的眼 见微知著，善于发现，那怕是细小的变化。

灵敏的耳 兼听则明，尤其能够听取反对的意见。

活跃的口 不摆架子，主动跟学生交谈，走进学生的心灵。

短小的手 不对学生进行体罚或者变相体罚，也不在经济上占便宜，淡泊名利。

坚挺的腰 坚持原则，不屈服压力，不迁就学生。

勤快的腿 多到学生中间去，多跟学生交朋友，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班主任的三种力

一、遇怒制怒的自控力

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可能搞得班主任措手不及，十分恼火。此时，班主任一定要冷静，要有遇怒制怒的自控力。因为咄咄逼人的训斥，尖酸刻薄的嘲讽，并不能显示出教育的威力，反而会暴露出班主任心理素质的脆弱、情感素质的浅薄。

二、调整学生情绪的引导力

班级出现突发事件后，学生们会表现出各种情感和态度。这便要求班主任以平静的心理迅速分析并判断，对各种情感态度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整，使全班学生都能消除各种错误的情绪，并能与班主任一同来研究寻找解决突发事件的办法。

三、“艺术语言”的表达力

班主任语言艺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调适心理、表达情感。艺术语言是指变指令为参谋、变对立为友善、变贬抑为褒扬、变直截了当为迂回的说法。

班主任的智慧从何而来

当班主任，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有爱的智慧。那么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呢？结合我的工作经验，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听”出来的智慧

所谓听，就是广泛听取他人意见。一是多听听学生怎么说，这样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心理状态，避免用成人的思维去看待孩子们的想法。二是多听听科任老师的话，这样才能从另一个侧面发现班及中存在的问题，全方位掌握班集体的情况。三是多听听家长的话，这样既能找到家庭教育的问题，也能获得一些来自家长的教育智慧。

二、“读”出来的智慧 教育需要不断直接或间接学习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当班主任必须多读教育名著、教育类报刊。读书不是把知识像拍照一样拍下来，原封不动地记在脑子里，而是要用心读，特别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读，带着具体问题去读，这样，前人的智慧才能变为自己的智慧。

三、“写”出来的智慧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班主任要养成一种勤思考、勤动笔的习惯。一是记录，二是写作。记录什么？将每天班级中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看的现象，如卫生、文明礼貌、班干部的工作情况等，一一记录；同时还要记录自己是如何去解决的，或者自己对这些情况的看法及分析。这样，长此以往，这些书本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经过梳理、研究和思考，就积累为我们的管理经验。没有写就不会有反思，没有反思就不会有智慧的增进。多动笔写文章，不仅可以全方位“搅动”班主任的管理思想、创新思维、工作经验、知识储备和写作激情，而且可以通过以写促学、以写促思、以写促研，从而多方面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

四、“做”出来的智慧

《小马过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河水到底是深是浅，无须问别人，自己下河走一走就知道了。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都必须积极实践。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性格不同知识基础的学生，因此，教育永远需要创新。别人的经验永远是一个参照系统，绝不能照搬照抄，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最终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

倾听：班主任的基本功

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的同事说，宋鱼水有一手绝活：会倾听。有一位老作家与出版社因稿酬问题上了法院，庭审中，他反复十来遍就一个问题进行论述，旁听席开始有人打瞌睡。担任审判长的宋鱼水却一直没有打断老作家的陈述。她神情专注，不时轻轻点头，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正在发言的当事人。后来，这位老作家出人意料地对宋鱼水说：“这件事发生后，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我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我尊重法庭的意见。”于是，双方当场调解成功。静心倾听，也应该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倾听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学生出现“问题”，总有一定的原因，班主任遇到“问题”，不急躁，先倾听，能从学生的解释、申辩中了解学生的思想认识、情感发展，知道学生的人际关系，这样就能清楚学生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倾听能确定教育的方法。通过倾听，掌握了解学生的思想实际、心理实际和生活实际，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就有了，而且由于有根据，这种方法绝对不是强迫的、压制的。

倾听能展现教师的美德。倾听是一种尊重、一种理解、一种宽容。学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人，在人格上与老师是平等的：允许学生辩解、申述就是对学生自尊和人格的尊重。

班主任如何做好新生接待工作

我们经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新班的班主任，一定要为自己和学生的第一次见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争取给学生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让学生不仅对您产生信任感，而且对他所在的这个班级充满信心。学生报到前，您手头拿到的，只有教务处发给您的学生花名册、学生档案表、以及教室的钥匙。您的准备工作就应从您手头的这些东西起。

首先，您要认真阅读学生的档案资料。虽然，这些资料非常简单，只是反映了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有经验的班主任不仅非常重视这些基本情况，而且还非常善于利用这些资料中的重要信息。有一位班主任，每接新班，一拿到学生的档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一张表，将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在这张表上，你可以看到，家庭住址相同或邻近的学生、毕业与同一学校的学生、有相同特长的学生、家长是同一职业或是同一单位的学生等等。通过这样的分类，他不仅很快记熟了学生的姓名、照片上的相貌特征、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使他在见到学生时，能够叫出学生的名字；和学生交谈时，能够找到交流的话题。而且这样的分类，为最初班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比如临时班委的组建（最好从不同类别的学生里指定，这样的临时班委才有代表性，便于照顾到所有的学生），临时学习小组建立（尽量让兴趣爱好一致或相近的学生在一起），寄宿学生宿舍的安排（尽量让家庭住址邻近的、曾经是一个学校的、或父母是一个单位的同学住在一起）等等。

其次，尽量提前和学生及学生家长通一次话。一方面向学生表示祝贺，欢迎他到自己的班级，另一方面，提醒学生认真阅读报到须知，询问一下有什么困难，给学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样的电话看似多此一举，其实是提前把你的关爱送给学生，使学生及其家长从心理上亲近你，这对今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前培养三五个小助手，协助您搞好新生接待工作。从学生的档案上找三五个离学校近的学生，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邀请他们提前两天到校，组成一个临时的新生接待委员会，并进行一定的分工，一方面提前帮助您布置好教室，另一方面，在新生报道前天，帮您引导学生、分发课本、招待家长等。有了这些学生帮忙，您的新生接待工作既快捷又从容，而且一定富有人情味。

新生的“预防针”

一、自理自立的“预防针”

中职生大多是寄宿制，吃饭要排队，衣服要自己洗，开水要自己打，内务要自己整理，日常用品要自己购买。这些生活琐事一下子摆到新生面前，让他们一时难以应付。对此，班主任首先要对学生讲清面临的困难，组织以“自理”“自立”为主题的班会，通过班会让同学们树立自理自立思想。还可开展一些培养自理能力的竞赛，如文明寝室评比、教室卫生、课桌的整理竞赛等活动，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同时要逐步培养他们主动获取知识、巩固知识的能力，使他们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二、自我定位的“预防针”

在升入中专后的同学中，有人有一种优越感。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同学开始怀疑自己。这时，班主任要帮助学生面对现实，重新评价自我，对学习上的困难，考试的挫折都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放入思想包袱，自尊、自信、不骄不馁、轻装上阵。

三、人际关系的“预防针”

新生，面对的是性格各异的新老师、新同学，人际关系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且要自己独当一面。如果迟迟结交不到新朋友，会使学生感到孤独，并产生不良心理。对此，班主任要尽可能创造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加强了解的机会，如组织自我介绍、师生见面、才艺展示、寝室联欢等活动，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四、学习方法的“预防针”

中专的学习和初中有很多不同之处，学习知识量大，难度大，学习进度大，综合性强，能力要求高。为了学生少走弯路，可组织二、三年级的同学介绍成功经验，组织科任教师进行学科学习方法指导，开学一段时间就及时进行学习情况反馈，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学习方法。

班主任的记录本

一、班务日志记录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班务日志记录本是班级活动的文本保存形式，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思想、行为表现和班级活动情况等，是指导班主任制订班务活动计划、开展班级活动、选配得力班干部的主要依据，因此记录时要尽量细致，除了学生出勤、请假等常规事件，对一些异常情况尤其要引起注意。

二、学生生活学习记录本。中职生自理能力比较弱，进入青春期后心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一些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困惑往往会使学生不知所措。因此，班主任必须走入学生生活，体察他们的生活状况，记录好学生的每日思想活动、行为表现等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做好心理疏导服务工作。其中，留守生、残疾生、寄宿生的生活情况和主要困难要重点关注。

三、家校联系记录本。家校联合育人是德育的最好途径。班主任积极与家人沟通联系，及时地掌握学生更多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教育，能使班级管理有的放矢。同时，还可为学校领导制订切实有效的管理策略提供帮助。

四、总结反思记录本。教育是复杂的，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总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不断遇到新的困惑或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这就需要班主任拥有一颗进取之心，时刻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总结教育得失，不断提高自己的班级管理能力。

建班“五方略”

一、全面了解

新生入学后，班主任可以采取填写调查表、电话咨询、家访座谈、学生自我介绍等方式，对学生的家庭情况、爱好特长、脾气性格、身心健康、综合习惯、学习基础诸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及时建立学生个人档案，做到胸中有数，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好基础。

二、宽严结合

学生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陌生的，对新的班主任抱有怀疑和试探的态度，同时又充满着新奇和希望。因此，班主任一定要微笑地面对学生，循序渐进提要求，把严格要求和培养兴趣结合起来，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用班主任爱的甘泉去滋润学生的心田。

三、习惯培养

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习惯、学习习惯、遵纪守法习惯、劳动习惯和卫生习惯，这是一个人进步的起点，事业成功的保障，立足社会的条件。

四、示范训练

如何完成初中与中职校的过渡与衔接，如何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班主任都要提出明确的要求，并进行严格的训练。

五、形成合力

班主任在新学期一开始要向家长和任课教师公布自己的工作方案，听取家长和任课教师的意见，取得家长和科任教师的支持，架起家校联系的桥梁，形成教育的合力，共同搞好班级工作。

新班怎样开局

一、建立正常秩序

几十个原来互不相识的同学们组成一个集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秩序。因此，新生接待工作一完成，班主任应首先成立临时班委。由于大家还不认识，临时班委一般都由班主任指定。当然，在公开指定前，班主任一定要和被指定的同学有一次交流，征得本人同意后，再在全班公开，这是对学生最基本的尊重，千万不可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抬举”而省略这一过程。人选确定之后，班主任要向全班同学宣布，以获得大家的认可。宣布时，要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些班干部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这些同学的优点，要尽量介绍给同学们，这样，一方面能够帮临时班委树立威信，另一方面，也暗示临时班委成员严格要求自己，为同学们做出表率。临时班委成立之后，要对最重要的工作——礼仪、卫生、两操、黑板报等工作进行详细分工，使之能够保证在开课之后正常运行。

二、促进沟通了解

一个集体最重要的特点是组织性，而这一点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因此，一个新班在保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的情况下，班主任要花大力气促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相互熟识、彼此了解。有经验的班主任此时特别善于组织一些促进同学间相互交往的活动，比如，记同学姓名比赛，小范围的座谈会等等，使同学们在一周或更短的时间里能够互相叫出姓名，大体说出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同时，班主任要注意促进学生与科任老师之间的相互熟识，争取开学初的每一次班级活动都有科任老师参加。

三、巩固美好愿望

新生入学后，面对新的环境、陌生的同学和老师，他们不再被旧环境中形成的那些消极的角色意识所束缚，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在心理上已形成阴影的同学来说，那种被“解放”了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一些。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新生在主观上都愿意把新的班级当作他们成长的新起点，重新建立自己的“新形象”。这就是大多数新生在入学初的前几周里显得比较兴奋、积极的主要原因。因此，有经验的班主任都非常善于抓住这一时机，巩固学生的这一美好愿望。比如，选择合适的时间（如开学一周之后）组织召开隆重的开班典礼，给学生以鼓舞；通过校情校史教育，把毕业于本校的优秀人才介绍给学生，给学生以激励；参观本校的先进班集体，通过榜样为学生树立奋斗目标。

班干部如何产生、怎样轮换？

班干部的产生有很多方法，有班主任指定法、选举法、竞选法以及自我推荐法等，但是单纯用这些方法产生的班干部，只能是少数被老师或同学认可的优秀生，当班干部的学生会在学习生活中产生优越感，滋生特权思想；多数同学没有当班干部的机会，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影响班集体凝聚力的形成。因此，比较科学的办法是，在以上几种方法的基础上，实行班干部轮换制，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班干部。但是，轮换必须科学合理才会使学生有当班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又能保证班级工作的正常开展，否则就会使轮换流于形式。

比较合理的班干部轮换制，是常任班委和轮值班委共同存在的班干部轮换制。具体的做法是：新班组建时，用民主选举的办法选出常任班委会的成员，确定班委会成员中各个职务的人选，组成常任班委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提醒、协助轮值班委会开展日常的班级工作。除去常任班委会的成员，其余的同学依据班委会人数，分别组成三到五个轮值班委，方法可以由学生自由组合，也可由教师根据学生能力、男女生比例指定划分，也可以由平时的学习小组组成。轮值班委会组成之后，在组内选出轮值班长，确定轮值班委会成员的职务。轮值班委会依照排定的时间，履行班委会的职责。对于轮值班委会的工作，在任期届满时，由常任班委会组织全班同学进行民主评议。当一个轮换结束时，最优的轮值班委会升为常任班委会、原来的常任班委会和其他的轮值班委会解散，重新组织新的轮值班委会，开始新一轮的轮换。这样的轮换制，由于有常任班委会这一稳定的班干部班子，保证了轮换时班级工作的前后衔接，同时常任班委会也进行着轮换，引进了竞争机制，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轮值班委最好一学年轮值一次，不可时间太短，否则，不仅会使班级工作失去连续性，还影响轮值班委工作的积级性。

调动班干部积极性“五意识”

班级管理中，要想妥善地处理好与班干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位班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班主任必须树立以下五种意识：

信任意识。只有相信每一位班干部的智慧和力量，坦诚相待，用其所长，才能使班干部获得自信，从而产生工作积极性。授权意识。不能事无巨细，凡事亲躬，应为班干部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将一些班级事务放手给他们去处理，让他们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自己的“位子”是实的，“权力”是真的，“责任”是重的，形成一种各司其职，人人动脑，勇挑重担，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

服务意识。在管理中应“放手”而不是“撒手”。因为班干部终究还是孩子，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班主任除了要从严要求，还应多一份关心、理解和尊重，应树立服务意识，当好参谋，及时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给他们“支好点子，找准路子”，多教给他们一些工作艺术和方法，帮他们理顺与不同性格学生之间的关系，恰当地处理好他们工作中的失误，树立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

合作意识。在日常班级管理中，要多征求班干部的意见，善于发挥集体的智慧，绝不能自以为是，一人说了算。要当好“班长”，不当“家长”。善于“总揽”，不搞“独揽”。

激励意识。在工作中要仔细观察，善于发现每一名班干部的优势和成功之处，及时给以肯定和鼓励，让他们在赏识中获得自信，逐步走向成熟。

怎样做好班级安全教育工作

由于班主任对于学生在校学习或校外集体活动时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多数班主任是重视学生安全的。但是，由于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班主任的所谓重视是“捆住”学生的脚和手，尽量让学生少动。这种以牺牲班集体活动为代价的安全，是消极被动的。尽管，在学生在严格管束之下，不会出什么事儿，但是，正因为很少“做事”，学生也就很难形成自觉的安全意识，获得自救自护的能力。作为班主任，应该本着对学生终身负责的思想，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救自护能力作为班级安全工作的最终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不安全隐患。实践中，应扎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将安全知识的普及作为班级常规工作，列入班级计划之中，常抓不懈。通过讲座、黑板报、主题班会、专项训练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反复向学生传授各种安全知识，训练学生在各种灾祸中自救或他救的能力。

第二、可以生活委员为主，在班里成立一个安全保卫小组，建立班级日常安全规章，以分工负责的方式，分别管理班级日常安全事务。如，可设置教室物品安全员，专门负责班级物品的保管，检查班级教学设施，如电视机、投影仪、课桌椅、门窗玻璃、电源插座等物品的安全性；引导学生有序上下楼梯，等等。

第三、开展班级活动时，特别是大型集会、游行、演出、运动会、远足、春游、野餐、游泳、溜冰等活动，班主任一定要提前考察活动的地点，查找不安全的隐患，制定安全预案，写出有针对性的安全注意事项，在活动前，反复向学生宣讲，讲不清楚的，要带学生到现场进行模拟演习，直到学生掌握为止。

第四、发生意外时，班主任要根据实际情况，冷静指挥学生撤离现场，确认所有学生都安全撤离时，自己才可撤离。

进入校门前，教师一定要“进入角色”

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当演员来到剧院的时候，他应当把个人的不快与痛苦都留在剧院之外，因为在这里，在剧院里，他整个人是属于艺术的。”无疑，教学活动也是一门充满艺术的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师也是一名演员，所以同样需要“心理投入”“进入角色”。严格地说，应该是在进入校门之前，必须实现“心理净化”，除去一切与教学无关的情感色彩和杂乱纷纭的思绪而保持旺盛的“临教”状态。

教师有无情感以及情感浓烈与否，取决于其心理是否“投入”。教师如果“心理投入”了，教材就会“活”在教师的心中，然后再通过教师引导，最终让学生走进教材。同时，教师“心理投入”了，就会出现丰富细腻的表情，就会流溢出充满爱心与激情的教学语言，这样的课就会像一首抒情诗，一部交响曲，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

教师能否迅速地“进入角色”，是由教师的思想修养、心理品质和是否训练有素所决定的。一个思想修养较高的教师，会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位教师，是为人师表的，应当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心理品质较高的教师，会在进入课堂之前，将“角色”之外的一切彻底排除，从而使自己的心理处于“进入角色”的最佳状态。

老师，请还学生一个“礼”

在学校里，老师教育学生要懂礼貌，见到老师、长辈及同学要互相问好，而且老师们见面也是要打招呼问好的。可是面对学生彬彬有礼的一声问候，许多老师都司空见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充其量或是微笑或是点头，而在语言上却很少回应。如果反过来，老师在招呼学生，向学生问好，学生也只是略微表示，我们的老师会如何感想呢？常常还会见到类似的情形，老师需要一个或几个学生协助某件事情，事后往往是一声：“你可以走了。”试想，如果协作者是同事或其他同辈，老师肯定会道一声：“谢谢！”但面对学生，我们许多老师往往就忽视了这最起码的礼貌用语。

其实，我们的老师并不是不懂礼貌，也不是没有文明习惯，而是没有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怠慢了学生对自己的敬意和协助。现代教育理念要求老师尊重学生，在人格上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地位，把学生看成与自己一样是有尊严的人，老师们要学会换位思考问题，设身处地替学生着想，用自己的心灵与言行去引导学生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这样的教育才是最有魅力的，这样的师生关系必定会使您赢得学生的尊重和敬爱，因为用心灵会赢得心灵。

因此，尊重学生，就是尊重自己，面对学生的问候和帮助时，老师，请您还一个礼，道一声：“谢谢！”

德育是什么？

当了十多年的班主任，在不断学习、总结、反思中，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德育观：

德育是责任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这好比种树，德是根，才能是花和果，没有根的滋养，不可能有鲜艳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如果能把德育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份责任，那么，我们对孩子们就都会有一股火辣辣的热情。

德育是关爱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过：“只教孩子知识，而不培养其心灵，只能给社会培养一批麻烦。”德育是培养孩子心灵的工作，因此是艰巨的、复杂的，无法简约速成。德育不是简单的说教，不是笼统的灌输，更不是严厉的批评、训及！德育是关爱，是基于师生平等的、发自教师内心的关爱。在关爱里，有潜心的倾听，有真诚的赏识，还有大度的包容，让学生在享受平等与尊重中获得道德的力量。

德育是细节 德育不只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活动，德育更多的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学生的一句谎言，一个小动作，一个异样的表情，一种不屑的态度，一次或大或小的错误等等，都需要我们班主任去了解情况，去剖析心理，去耐心引导，事事是德育，处处有德育，时时皆德育，德育在生活的细节中。

德育是期待 德育是塑造心灵的工程，不可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如果把美好的品德比喻成竹子，那么生命的拔节需要春风的呼唤，需要春雨的滋润，需要阳光的沐浴，更需要自身积极向上。道德更重要的是养成。学校要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提供美德成长的沃土。而班主任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春风、春雨、阳光，所要做的是引领、唤醒、呵护、期待，而不是拔苗助长。

学生违纪的“时间规律”

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发现，学生违纪在时间上有一定规律：

一、入学时。学生刚到学校，不懂学校纪律，不习惯学校生活，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上课迟到、不能按时完成作业、上课时间到校园溜达等违纪行为。

二、毕业时。毕业即将离校时，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一些学习成绩差，受到老师批评、同学欺侮的学生会寻机出口气。这个时候易发生损坏公物、打架斗殴、不按时就寝、逃学等违纪行为。

三、就寝时。就寝时间是学生一天中个人支配时间最长、身心处于最放松的时候，很多学生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抛到脑后。因此易出现口角、不按时就寝、偷盗、抽烟、看录像、玩手机、上网吧、打游戏等违纪行为。

四、春夏之交时。此时天气转暖，学生脱去厚厚的冬衣，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学生情绪波动较大，加上昼长夜短，学生的活动和休息时间相对较长，此时最易出现就寝时讲话、晚自习出去活动、中午不午睡等违纪行为。

五、受到挫折时。学生受到挫折时，要么感到悲观失望，要么怨天尤人。此时，小小的事就可演变为违纪的“导火线”，诸如出口骂人、动手打人、损坏公物等等。

六、得意时。学生遇到诸如过生日、考得好、比赛得了奖等高兴的事时，容易忘了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从而出现违纪行为。

七、举行大型活动时。学校举行大型活动时，在管理上难免有疏漏，此时的学生又处于兴奋、活跃之中，容易发生违纪行为。

八、面临职业选择时。学生没有正确的择业观、没有吃苦受挫的思想准备以及到了社会上放松自己等也容易发生违纪的行为。

九、假期中。学生有了机会与校外人员接触，并有充分的时间相互聚集在一起玩耍，若家长疏于管理教育，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不良影响，而违法违纪。

和学生谈话四原则

简洁性原则 有的教师和学生谈话，有时长达数小时，看似苦口婆心，实则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因为占用学生大量时间，引起学生反感，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谈话前，教师应预先设计好谈话提纲，心中有数，这样就能做到简洁明了。

尊重性原则 教师与学生谈话，应做到以下5点：（1）双方平等就坐，教师不能边谈话边从事其他工作。（2）教师要语气和蔼，表情亲切，拒人于千里之外，做到心平气和。（3）忌揭短、斥责，忌恶语相向。（4）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看法。（5）保护学生隐私。

鼓励性原则 谈话应以鼓励为主，以正面引导为主。批评类谈话要让学生明白错误，更要让学生明确前进的方向，并且树立向上的信念。

情景性原则 谈话要考虑时间、地点和学生的心态。对于时间上的选择应把握好“及时”这个原则，对于地点的选择应是多样的，不要只局限于办公室，教室、操场、路上、花园边均是最佳场所——只要有利于师生情感交流，有利于学生思想转化，一切场所均可选择。当学生有困惑、渴求帮助的时候，就是教师与其谈话的良好时机。

这些话，班主任不能说

一、冷酷绝情类：“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你这样的学生！”“真是白教你了！”

应该明白，碰到“这样的学生”主要责任在你而不是他，因为是你选择了教他而不是他主动找你。“白教”一词将教育学生堕落为一种“商业行为”，等于说你是投资方，但你“投资”失败，这无疑扭曲了班主任与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这样的训斥会使学生感到自身的卑微、无助和无能。

二、人身攻击类：“你有毛病啊！”“你脸皮真厚！”

这种随口冒出的攻击性语言毫无训诫作用，只会招致学生的反感。一般来说，学生很喜欢“对号入座”，模仿能力也很强，此类语言出现过频，没准儿学生真的生出了“毛病”；说不定哪天，这些话就会从学生嘴里吐出，结结实实地落在你的头上。

三、讽刺挖苦类：“你怎么这么笨？”“你没长脑子啊！”

学生是非常在乎老师对他的评价的。你的当头一棒，可能会使他从此沉浸在挫折和打击中一蹶不振、不能自拔。

四、霸道强权类：“谁敢不听我的，我就……”“我说的都是对的！”

你说的不一定都对，即使正确，也不应独断专横，应在平等、自由的氛围中，以商量的口吻，对学生晓之以理。记住：说“你觉得该怎么做”远比说“你必须这样做”更有建设性，使用疑问句远比使用祈使句效果好。

五、漠不关心类：“哦，我知道了，去吧！”“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不用你管！”

给班主任建言献策是学生的优点。作为班级成员，学生有权参与班级事务，发表自身看法。班主任无视这种需求，会扼杀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甚至将心灵沟通的渠道也堵死了。请保持十足的耐心，让学生尽情地倾诉吧。

六、威胁恫吓类：“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明天叫你家长来，家长不来，你就别上课了！”

胁迫和恐吓可能会使学生脆弱的更脆弱、怯懦的更怯懦、倔强的更倔强、固执的更固执，这样的南辕北辙违背了班主任教育管理的初衷。多为学生寻找几条走出错误的通道、改过自新的途径，少发几次未必奏效的“最后通牒”，这才是明智之举。

与学生谈话应有针对性

有些学生常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有自傲心理。与这类学生谈心肯定其成绩的同时，用含蓄的语言，找出自省点，使其正确评估自己。

有的学生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有自卑心理。与这些学生谈心，应尽量挖掘闪光点，使其树立信心。

有的学生拼搏精神差，有无为心理。与这类学生谈心，语言要“温而后威，威而不猛”，开启其动力点。

有的学生平时表现不错，偶犯错误，会产生自弃心理。与他们谈心应用“纵向”和“横向”对比来激发内燃点，使其放下包袱，增强信心。

重要的是精神上靠近

一位老师同一位有早恋倾向的学生谈心时，谈起了自己的一段爱情经历，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信任，从而解决了问题。这个教育故事生动地诠释了教育的真谛：学生需要为师者走近自己，这种走近是情感上的走近，是心灵上的挨近，精神上的靠近。

为师者要怀揣一颗尊重学生的心，做一个学生可依赖的大朋友，走进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心声。在他们茫然时，做他们思想火把的点燃者，等待他们的顿悟；在他们“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做他们前进路上的向导，陪他们一起体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在他们快乐或痛苦时，和他们同喜、同怒、同悲、同乐。

怎样与学生个别谈话 与学生个别谈话是班主任最常用的教育方法。按谈话内容，可分为了解性谈话、表扬性谈话和批评性谈话三种类型，实际上，每一次谈话，这三方面的内容都有，只是有所侧重而已。要想取得个别谈话的成功，班主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要确定谈话的主要目的。是表扬、批评还是一般的了解情况，心中要有数；要大体上想好谈话的内容，可以设想一下谈话时学生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好应对这些情况的方法；特别是批评性谈话，更要多一些假设，必要时，要准备好一些针对学生所犯错误的材料、物证等相关的物品，以备说服学生时用。

2、要选好谈话的地点。谈话的地点要根据谈话的内容和学生的个性特点而定。批评性谈话不要在教师集体办公的公开场合进行，可选择无人的办公室或人较少的操场边或校园的某个僻静的走廊等地。对于比较羞涩，性格内向，胆怯的同学，谈心时也宜选择这些地方。这样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消除学生的戒备心理。

3、要选好谈话的时间。首先，除特殊情况外，要尽量在学生的闲暇时间里与学生谈话，不要在学生做作业、参加课外文体活动的时候，突然找学生谈话。此时，由于学生兴趣不在谈话上，往往有应付心理，难以取得谈话的教育效果。

4、不同的谈话内容要用不同方式通知学生。了解性谈话最好和学生预约，并告诉学生要向他了解哪方面的情况，让学生能有所准备；表扬性的谈话和批评性谈话不要预约，特别是当学生上午犯了错误时，不要立即告诉学生“你下午到我办公室一下”，这样容易造成学生的心理负担，影响学生在谈话前这段时间里的学习。

5、营造平和的谈话气氛，消除学生的戒备心理。谈话时，如果是在办公室，要请学生坐下，给学生倒杯水；批评性谈话不要直接进入正题，可先谈一些与批评内容无关的话，等学生逐渐适应了谈话的气氛时，再慢慢切入正题。

6、要允许学生申辩。谈话时要求学生实事求是，对谈话的内容要求学生做到“背靠背”。批评性谈话中，要引导学生谈出他的所思所想，认真听他们倾诉，要允许学生申辩理由。这样学生才能暴露出错误根源，班主任才能抓住说服学生的切入点。

7、要说服引导，忌呵斥责骂。对于批评性谈话，要多用事例启发诱导，让学生明理，切忌呵斥、责骂、威胁。

以上所谈的几点都是一般情况下与学生个别谈话时注意的事项，在实际工作中，只能作为参考。很多有教育机智的班主任，非常善于抓住教育时机，巧妙地与学生谈话，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表扬要真心实意

目前，由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以“纠错”为特点的传统教育压抑学生的个性，现代教育理念在以学生为主体这一宗旨之下，大力倡导“扬长”教育，表扬这一教育手段受到普通推崇。这是教育的进步，应该充分肯定。然而，一位留学生讲的故事却提醒我们，表扬也不能随随便便。

这位留学生说：一次，她去导师家做客，看到导师的小女儿后就夸孩子长得漂亮。等孩子走开后，导师批评她说，不该表扬自己女儿漂亮，原因是漂亮不漂亮是父母的遗传基因决定的，不是孩子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样的表扬会滋生孩子的优越感，会让孩子在生活中放弃努力。教授建议她在适当的时候表扬孩子用功、认真、专心，以弥补她先前的过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表扬作为一种正向激励手段，并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有时，不恰当的表扬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还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常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话没有错，但夸什么？怎么夸？却大有讲究。首先，正向那位外国导师说的，那些先天的、孩子们不能选择的方面没必要夸。比如，夸学生长得漂亮，不如夸他仪表端庄；夸学生聪明，不如夸他学习很刻苦。这样的夸奖既能激励学生努力，又会弱化他的优越感，增强他的平等意识。

其次，少一点“廉价的表扬”。所谓“廉价的表扬”,是指除了形式之外，不起任何激励作用的表扬。比如，“你真棒”、“你真了不起”等成了老师口头禅的表扬语，有的老师一节课能用上百次，学生听得都麻木了。“廉价的表扬”之所以廉价，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表扬得不具体，学生不知道“棒”在何处，好在哪里；二是教师的态度不真诚，为了表扬而表扬。

第三，表扬要形式多样，因人而异。表扬的目的是激励，表扬形式的选择必须以此为准绳。激励的心理学基础是刺激。只有丰富多样的表扬形式，才能不断给学生以新鲜的刺激。

批评要心平气和

由于批评是针对学生错误的，因此，在实施批评的过程中，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会有程度不同的消极心理。对于老师来说，可能会有生气、发怒、着急等“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有戒备、抵触、逆反、害怕等自我保护心理。师生双方的这种消极心理，往往成为批评不能够顺畅进行的最大障碍。因此。实施批评前，调整好师生双方的心理，是批评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首先，教师自己要调整好心态，绝不能在盛怒之下批评学生。人在愤怒情绪的控制中，往往会失去理智。这时，讽刺挖苦、指责谩骂等等侮辱学生人格的语言可能会脱口而出；巴掌、拳头等等伤害学生身体行为也可能会不自由自主地发生。很多教育悲剧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之下突然之间酿成的。同时，愤怒的情绪还会让我们语无论次、思维混乱，根本不可能把道理给学生说清楚。更重要的是，对于性格怯懦胆子小的学生，你的怒火会吓住他，使他立即筑起顽强的“心理防御工事”，对你咄咄逼人的语言会充耳不闻，让你白费口舌；对于性格倔强、胆子大的学生，你的怒火会点燃他们的怒火，使他们立即和你发生强烈的冲突，让你威信扫地。对于这一点魏书生老师既有清醒的认识，也有独到的做法。为了控制自己发怒，魏老师在班里找了一位“志愿者”，专门负责在他发怒时提醒他制怒。作为班主任老师，一定要牢记，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上来时，就应该立即停止对学生的批评，等把自己的情绪调整过来后再接着进行。

其次，要调整好学生心态。多数学生在老师批评时，会有戒备心理，不消除这种心理，学生永远关着心灵的大门。这种情况下，学生要么一言不发，以沉默消极对抗；要批唯唯诺诺立即认错，以求得尽快的解脱。但不管那种情形，我们的批评都不可能触及学生的灵魂。有经验的班主任批评学生前，总会有一个“前奏”，他们会让学生坐下，先和学生随便聊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等学生适应了和老师交流的方式后，才会逐渐进入批评的主题。

此外，批评还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批评不是批斗，要允许学生申辩。其二，批评不仅要指出学生的错误，而且要和学生一起分析研究，找到出现错误的原因，以此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批评。其三，一定要帮助学生制定出可操作的改正措施，越具体越好。其四，批评要尽可能就事论事，不要翻陈年“旧账”，不要因为学生眼前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学生。其五，不要在批评学生时埋怨学生的家长。其六，批评个别学生不要在公开场合进行。

心理健康新10项标准

心理学家指出：人的心理健康是战胜疾病最有力的武器，也是获得机体健康、延年益寿的要素。那么，怎样才算心理健康呢？最近心理学家总结了心理健康的新10项标准：

1、充分的安全感

2、充分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恰如其分的判断。

3、生活目标切合实际。

4、与外界环境保持接触。

5、保持个性的完整与和谐。

6、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7、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8、能适度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9、有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兴趣爱好。

10、在不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单亲学生的心理教育

单亲家庭的孩子受到家庭变故的影响，普遍存在着自卑、孤独、抑郁、逆反等心理问题。对他们进行心理教育时，定要“以爱润其心，以情异其行。”

著名心理学家梅拉比在实验的基础上曾提出一个公式：100%交流的总效果=7%语言+38%音调+55%情感。可见，情感交流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语言交流，针对单亲家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一定要搭起与学生的情感桥梁，多一点理解和尊重，信任与支持，表扬与鼓励，温暖与体贴，用细腻的情感，亲切的语言，消除师生间无形的高墙，开启他们的心灵之“锁”。

同时，要变教师的“独唱”为家长教师的“合唱”。母爱和父爱是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在这两者间失去了平衡，影响了心理正常发育。因此，提高家长素质，调动家庭教育的力量对单亲家庭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学校讲座、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形式向家长宣讲科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提倡给孩子的个性发展以必要的空间。要让家长明白：只有实事求是地要求孩子，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才能使孩子充分发挥潜能，达到最佳状态。

中等生心理问题及教育策略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们也许最为重视的是“两端学生”——优秀生和学困生，而忽视了那些我们自认为最放心的中等生。其实，许多心理问题也往往产生在中等生身上。

下面我就中等生中易出现的问题及教育策略提出来与各位同仁探讨：

一、中等生常见的心理问题

1、自卑心理。无论做什么事，“我不行”这句话也许是中等生常挂在嘴边的，它体现了中等生强烈的自卑心理。

2、抑郁心理。“烦死了，烦死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中等生这样的抱怨，长期的抱怨易使中等生形成抑郁心理。

3、闭锁心理。由于中等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挫折、痛苦、烦恼等，不愿向人倾诉，由此引起的不良情绪不能及时得到排除，日积月累就易引起闭锁心理。

4、焦虑心理。中等生学习较努力，对自己的要求也颇为严格，把满足老师和家长的愿望当成自己的学习奋斗目标，稍有不顺，便自责不已，为此，他们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忧心忡忡，焦虑不安。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只要教师真正能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完全可以在预防和排除中等生心理问题上有所作为，收到满意的效果。

二、预防和排除中等生心理问题的思考和做法

1、理解是桥。作为班主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等生的心理状况，了解他们的好恶，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多倾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建立起师生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2、真爱是渡。班主任要把爱和关心撇向每一个中等生，让每一个中等生都沐浴在老师爱的阳光下。“心病还需心药医”，老师的爱心无疑是预防和医治学生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拥有和享受教师的爱，是每一位学生的渴望，更是每一位中等生的渴望。事实上，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中等生不仅应在学习上提出希望和要求，也应在思想上和生活上进行关心，多与他们接触、多与他们谈心交流。

3、鼓励为本。班主任应把树立中等生的“自信心”作为主攻目标。这需要教师做许多具体而持久的工作，除了平常注意热情的鼓励外，针对中等生的不同情况，应提出不同的要求。对偏科现象严重的要求制订目标，帮助其逐步把弱科补上；对学习方法欠缺的则加强学习的指导与交流；对学习不用功的同学则要求坚持写自检自查日记，逐步学会字我约束；对学习态度敷衍者则严格要求，督促其制定学习计划，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4、展示为根。班主任还必须努力给中等生提供展示自我、体现自我的大舞台，让中等生动起来，活起来。要给中等生提供锻炼和为班级管理贡献力量的机会。班干部可以采用老师推荐、学生推荐、组阁等方式，定期轮换。尤其在课堂教学中，更应该给中等生以解答问题的机会，多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大胆发言，使他们从胆怯、紧张和漠然中摆脱出来。

5、合作为源。班主任作为班集体的教育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必须充分发挥各教育力量的作用。首先，要争取各任课教师的配合。注意经常与各任课教师沟通情况，主动向各任课教师了解中等生的思想情况、学习情况，同时把自己了解的这些学生的有关情况向各任课教师作介绍，共同探讨在教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落实帮教措施，使帮教工作能协调有序地进行。其次，必须争取学生家长的支持，多与家长交流，提醒家长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建设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不给子女以过多的压力。

怎样写好操行评语

操行评语是班主任对学生一个阶段内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学习状况、体育锻炼情况等多方面的表现做出的描述性评价。对于成长中的学生来说，这种描述性评价是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根本目的不是给学生“定性”，而是帮助学生看到成绩，认识不足，在今后的学习中，发扬优点，克制缺点，取得更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说，写给学生的操行评语与写给成人的“鉴定”有很大的不同。写给成人的“鉴定”重在甄别功能，而写给小学生的操行评语，重在发挥其教育功能。那么，如何实现操行评语的教育功能呢？

一、用第二人称称谓学生。

以前，我们沿用给成人写鉴定的方法，在评语中用“该生”称谓学生，这样的称谓表明，操行评语不是给学生本人看的，而是给家长、其他教师以及同学们看的，是让别人了解“该生”的。显然，这是一种重鉴定功能轻教育功能的做法。其实，评语的第一读者是学生，当学生看到“该生”这种冷冰冰的字眼时，会让他感到离老师很远。而且，用这样的称谓，在语气上生硬，内容也容易千篇一律，因此很难触动学生的心灵。而用第二人称“你”称谓学生，会给评语增添亲切的语气，也利于老师表达丰富的感情，从而达到拉近师生之间心理距离的目的。

二、功夫放在平时，在“真”字上做文章。

对于班主任来说，写操行评语是一项劳动量很大的工作。多数老师习惯于在期末的几天时间里突击完成。这样做，由于时间上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程式化的格式，以及无关紧要的套话、空话，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中间层次的学生，评语常常出现雷同的现象。克服这一弊端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功夫放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首先要注意观察，留心每一个孩子的表现；其次，要把观察到的情况及时记录下来，特别要记好学生在某些事件中的细节。通过这样的积累，就会使自己拥有一本写操行评语的资料册，写评语时，对照学生的表现，能写得既快捷又准确，更重要的是，由于评语中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细节”会让学生觉得“老师很重视我”。

写操行评语的五个原则

一份好的评语，就是架在老师——学生——家长之间的一座沟通之桥，它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也可以让家长准确了解子女的情况。实践中我感到，写操行评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关爱原则。要让学生从评语中感受到教师的关怀。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评语中，教师要细心呵护学生的自尊，宽容学生的过失，真心实意地爱护学生。当学生切身感受到教师的良苦用心后，才会接受教师的评价。特别是在指出学生不足时，要多用商讨、期望的语气，避免讽刺、挖苦性语言。

二、准确原则。评语是对学生一学期情况的全面评价，必须给学生或家长以准确的信息。所以在下笔前，教师要全面审视每一个学生，既要看到他们的进步，也要发现他们的不足，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更要发现他们的个性。用词要准、精，使学生、家长感到教师言之有理。不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三、平等原则。要以平等的身份看待学生，对学生做出评价要情真意切，切忌居高临下，简单训斥。平等的语气会让学生在心理上认同你，感情上接受你。

四、鼓励原则。学生的进取激情需要我们用心去激发，学生生命的火把需要我们用爱的火把去点燃。操行评语要多一些鼓励和鞭策，让学生增加自信，在自信中健康成长。

五、发展原则。每一个学生都是发展中的人，是渴望进步的人。对于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教师要用心呵护他们的进取热情，让他们看到自身的优势。对某些方面暂时落后或退步的学生，教师切忌急于求成，更不能简单否定，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激起他们进取的勇气和自信。

与家长沟通的“要”与“不要”

要态度谦和，不要盛气凌人；

要实事求是，不要“添油加醋”；

要坦然大方，不要懦弱求人；

要褒奖科任教师，不要转嫁责任；

要胸有成竹，不要随意发挥；

要一分为二，不要以点代面；

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死。

电话家访三注意

目前，电话家访已成为家校沟通的主要方式。但是电话家访因为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而又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选择适当的时机 电话家访很便捷，但不能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进行。最好是选择学生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进行，以免让学生陷入尴尬的境地，或让学生陷入不安甚至恐慌的情绪中。要尽量选择家长下班以后的时间，让家长有充足的时间和平静的心态跟老师交流。

二、内容要充分准备 电话家访很便捷，但绝不可随意。打电话之前最好要作充分的准备，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尽可能地把话说完整，说全面。既要反映孩子的问题，告诉家长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又要让家长知道孩子的闪光点，看到孩子的进步和教育的希望，避免告状式的家访。

三、要有平静的心态 由于不是面对面的交谈，对方的情绪和表情都看不到，而家长教育子女心切，对老师的话一般都很在意。因此打电话时的语气语调就显得尤其重要。老师要尽可能地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语调把家访的内容告诉家长，与家长进行探讨。

与家长交流注意措词

班主任与家长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与家长的谈话，切忌用教训口气，应像对待客人那样用商量或交流的口气，态度要随和，语气要婉转，语态要真诚，特别要注意措词的分寸，千万不要因失言而导致失理。例如，有的班主任把学生的性格弱点说成是人性上的“污点”，把学生行为上的缺点说成是品行上的“缺陷”，或是把学生犯的过失错误说成是屡教不改的老毛病，这都是不恰当的，容易引起家长的反感。

多问家长“怎么办”

有些班主任老师，常以教育专家自居，与家长交谈时，要么数落家长，要么使用太多的专业术语，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让家长觉得难以沟通。正确的做法是，与家长交谈，态度要谦逊，在分析了孩子表现后，应主动先问家长该“怎么办”，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说得对，就按他们的办法做：如果说得不太妥当，也应该是提出几种假设情况，请家长参与。

对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也要以“建议”的方式向家长提出，不要随意评判家长的对与错。要与家长求共识，不要争高下。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教师自认为“懂教育”，而家长则自认为“懂孩子”，因此常有分歧。其实，教师只要把自己的看法向家长表达清楚，求得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就行。过于“强硬”，不仅不会得到家长的配合，还会引起家长的反感。

家长会四问

当前，家长会普遍存在“三多三少”：提要求多，告状多，讲学习成绩多；家长讲得少，老师表扬少，信息少。这样的家长会慢慢地就变成了“告状会”、“要求会”。要想真正发挥家长会的作用，首先要弄清四个问题：谁是家长会的主角？教师和家长应是什么关系？孩子能参加吗？家长会一定得台上讲台下听吗？

首先，家长是家长会的主角，教师是信息交流的桥梁。要让家长回归主体地位，就要给家长说话的机会，让家长有参与感，愿意来参加家长会。

其次，教师和家长应是平等合作关系，教师高高在上训话最令家长反感。家长会上，教师应为家长提供有效信息，对学生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存在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式。如果想和一些学习成绩差或表现不良的学生家长深谈，可采取事先通知的方法，不要在会上点名批评。

第三，孩子并不是家长会上“缺席的被审判者”，家长会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联合，其核心是孩子，因此，学生完全可以是家长会的成员，可在会上与家长交流、讨论，寻求自我成长的最佳途径和方式。

第四，家长会的形式应丰富多彩，如交流式、展示式、联欢式、参观浏览式等。家长会也可以分批次、分层次开。家长会还可以是经验交流会、家庭教育专题报告会等。

班主任与科任教师

为了凝聚科任教师的合力，发挥群体效应，班主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营造集体舆论，让学生从心底里接受每个教师。学生从一开始能否认可一个教师，班主任的中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作为班主任，尤其在起始年级，应抓紧时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向学生宣传各个科任教师的亮点，在学生中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让学生逐步由认可向信任、爱戴发展。

二、指导学生行为，让学生对各科教师一视同仁。在现实中，学生对教师会有不同的看法，班主任应常教导学生尊重所有的教师。可以利用体育比赛、庆典等时机，邀请科任教师参加，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和教师沟通，逐步培养感情；节日期间，应指导学生给科任教师写慰问信、制作赠送小贺卡等。师生之间感情融洽了，就容易互相理解和谅解。

三、发动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要鼓励学生积极配合教师上好每一堂课。教室布置和卫生状况对师生的情绪有调节作用。干净的黑板，明净的桌凳，清香的盆花，布置协调的墙壁，清爽的教室都能给师生以良好的心情，从而为上好课提供方便。

四、推功揽过，和科任教师搞好团结。当班级工作有了成效，一定不要忘了科任教师的功劳；学生与科任教师有了矛盾，班主任应积极协调解决，有的时候，还要“揽过”，主动把一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自己，做到“任劳任怨

第三篇：优秀女人八大特征

一、有大女人素质，有小女人情怀

二、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三、自强自立

四、能温柔似水，也能坚强如钢

五、喜欢孩子

六、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七、爱美，会美

八、拥有浪漫情怀。

第四篇：高新技术企业的八大特征

高新技术企业的八大特征

高新技术（又称高科技，high-technology）一词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高新技术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概念，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在这一概念诞生初期，美国《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增补9000词》中对高新技术的定义为：“使用包含尖端方法或尖端仪器的技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88年对高新技术所下的定义为：“高新技术是指那些需要以充满活力和持续进步的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的迅速发展和高度综合的经济部门”。日本学者认为，高新技术是以当代尖端技术和下一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技术群。我国国家科技成果办公室对高新技术的定义是：“高新技术是建立在综合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处于当代科技前沿的，对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文明和增强国家实力起先导作用的新技术群。”这一定义与其他的定义相比，更全面地反映了高新技术的本质特征，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本文所认同的一种定义。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7年确定了九个高新技术行业，分别是“航空航天、计算机、电子通信、医药、科学仪器、电气机械、化学、非电气机械、军事装备”。而目前我国确定今后要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有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

高新技术企业的概念：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研究与开发费用投入大，拥有较高比率的科技型人才，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创新产品或创新技术服务的企业。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研究与开发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十分重要，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较高。第二，科技型人才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较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于科技人才。第三，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往往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大多属于创新型产品或创新型技术服务。

和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如表1.1），根据对比结果可以将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概括为高投入性、高技术人才密集性、高创新性、高增长性、高收益性、高风险性、组织结构扁平化以及合作和共享的组织文化等，以下从八个方面论述高新技术企业的八大特征。

一、高投入性

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投入性主要表现在研发、研发产品商品化阶段的试验和推广、专用设备等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事高新技术研发要取得科技成果，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费用，而且技术难度越大、越复杂，需要投入的资金就越多。在开发阶段要经过中间试验，这一环节投入的费用弹性很大，有时

投入很多而一无所获，有时需要多次试验、不断追加投入才能成功，中间试验费用在整个企业开发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在商品产业化阶段为了及时推向市场并且提高市场占有率需要投入巨大的广告费用和其它促销费用。因此，高新技术企业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想使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据统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一般为5%-15%，最高的可达50%，将其研发成果商品化时，所需投资又要比研发投入强度高5-10倍。因此日本人把高新技术企业称为“食金虫工业”。

二、高技术人才密集性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事的是智力活动，主要依赖人才及其智力和知识，和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集技术、智力、信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为一体。从高新技术企业人员构成上看，从事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设计的科技人员在企业员工总数中有较高比例，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作用远大于其他企业人员，据统计高新技术企业中具有工程和科学学位的人员，占员工总数的40-60%，相当于传统产业部门的5倍。高新技术企业的关键经营资源是人力资源，特别是高智力人力资源，即具有从事较高程度异质性劳动的人力资源。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和关键作用的是高技术人才。

从高新技术企业人员构成上看，从事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设计的科技人员在企业员工总数中有很高比例，科技人员在企业中的作用远大于企业其他人员，据统计高新技术企业中具有工程和科学学位的人员，占员工总数的40-60%，相当于传统产业部门的5倍。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包括创新者（主要指经营创新者和科研创新者）、管理者、生产者，由于创新活动是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日常活动，因此，高新技术企业最重要的不是管理者，而是经营和技术的创新者。因此，在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创造中，科技型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显现。

三、高创新性

创新性是高新技术企业一项基本特点，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新产品和新技术在销售额中的比重。其实，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作用都十分显著。高新技术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时时刻刻围绕创新这条主线开展工作，不创新甚至创新缓慢，企业将会面临被淘汰，寻求不断的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不断获取利润的源泉。技术创新是动力，除了对技术特有的保护外，非常重视创新的投入；制度创新是保障，不断寻求新的激励机制和组

织结构；高新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时效性强且难以预料，所以要求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型企业的一种，所以这里的论述同样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社会知识存量的急剧变动使得知识和创新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创新活动逐渐成为知识型企业的日常活动。为了追求专业化分工的利益和节省交易费用，专门从事创新活动的个体从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在知识型企业中，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已经发生了分离，创新者成为知识型企业中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他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决定着企业的生产方向；而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已经蜕变为单纯的管理者，他仅仅负责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监督生产工人。可见，在知识型企业中管理者的作用大大下降。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知识存量的急剧变动，在知识型企业中，最重要的不只是企业家，而是更广泛的知识的创新能力。企业的首要问题是要设计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有创新能力的人能够被选为创新者。

四、高成长性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品一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由于专利保护、技术诀窍、技术领先、特许经营等因素，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创新产品凭借其新颖性和新技术特性将迅速地占领市场，其投资回报率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增长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高收益的特点也促成了高增长，从而在短期内可能成长为大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具有跳跃性。

五、高风险性

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性主要来自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过程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研发活动具有很高的失败率。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商品或服务也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新技术的形成还有一个生成、发展、应用、淘汰的周期规律，它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其更新换代的周期在不断缩短，前一时期确认为新的技术，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很快会被新的更高的技术所代替而遭淘汰。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市场接受能力难以把握，新市场的开发受许多因素制约，具有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时效性强难以预料，这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市场风险更大。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性与高新技术的复杂创新性呈同步增长趋势，技术的复杂程度越高，技术的含量越大，技术的创新难度越大，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也大。此外，高新技术企业还面临人才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对科技人才的高度依赖带来了人才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对科技人才的依赖性极强，而科技人才又有着市场竞争激烈、流

动性强的外部环境，如若关键技术人才流失，会使高新技术企业遭受沉重的打击。据统计，美国高新技术公司10年的成活率在5-10%之间。我国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在2000年、2001年、2002年的注销率分别为11.27%、15.46%、9.12%，2000年和2001年的注销率是全部企业注销率的1.2倍和2.4倍。

六、高收益性

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收益性来源于其技术和产品的高创新性，这种创新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垄断性特征，由于市场的旺盛需求和技术的垄断，能吸引愿意支付高价格的购买者，会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成功之后，通常可以得到数十倍于初始投入的巨大收益。在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的高新技术项目中，虽然70%是失败的，但30%成功的项目所带来的利润足以弥补他们的全部损失，并使其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从股票市场上高新技术板快的表现，也足以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收益性。

七、组织结构扁平化

高新技术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灵活性作为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相适应。进行技术创新，并为企业的技术和知识积累、流动和共享创造条件，组织结构就必须是扁平化的和有弹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业务是研究开发、营销管理、技术与产品的集成，科技人员以项目为单位，这种结构是根据企业已签或待签的几个大中型项目的要求，把工程技术和研发部门分为几个相应的项目组，设立项目经理，并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高新技术企业组织还具有柔性化、边界模糊特点，在高新技术企业经常采用跨部门工作小组或项目组完成某一项任务，如为了使产品研发与销售工作有机结合，研发人员也参与产品的推广和销售，而销售人员也参与研发工作中。所以，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形态，应该是扁平化、网络化、高弹性的，企业由一个个团队组成，以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和竞争。

八、合作和共享的组织文化

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创新、合作、共享和宽容失败。高新技术企业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满足知识经济需要，团队工作方式需要员工相互合作、知识共享，同时建立学习型组织鼓励员工不断学习。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必须对失败有较高的容忍度，以促进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行为和创业精神。知识的共享可以产生创新的灵感和新知识。一个思想交换另一个思想，彼此会有两个思想。知识具有流动性和价值可多次转移的特性，其共享的过程

不是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移，而是彼此共同的拥有。企业要开展能够让大多数员工受益的、能够满足整个组织需要的知识管理，会让组织有一种向上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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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硝烟中的迷失(上)——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

抗战之前的知识分子话语虽然已经面对着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却仍然在艰难地发展着，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创作，都比较多地继承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话语的基本精神。抗战爆发之后，知识分子话语更进一步陷入困境，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沉重路程。

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集结与陷落考察当时文坛实际，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抗战文学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集结的。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许多学人都用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概念来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李泽厚所论述的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所构成的三重主题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时并存着三种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翻身。五四新文学以人的意识为主导，形成了启蒙主义文学主潮，虽然在整个五四时期三种意识基本能够和谐统一而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冲突，却已经隐含了各种矛盾。虽然三种意识和三种话语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是，知识分子话语更关心人的解放，民间话语更看重阶级的翻身，而国家权威话语无论什么时候都更青睐于民族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爱国主义。国家权威话语与民族意识的联系并不奇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国家就是统治机器，而且只有国家权力更有条件宣称自身代表全民族的利益。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非常清楚地分出了几个阵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民族意识为中心，主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权威话语的意愿。左翼文艺运动以阶级意识为中心，旨在阶级的翻身解放，更多地体现了民间大众话语。这两种力量尖锐地对立着，但就其文化性质来说二者之间大同小异。过去的研究由于视角的问题而过分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它们之间鲜明的共同性质和产生这共同性的同一文化价值基础。事实上，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在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对文学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表现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否定五四新文学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启蒙主义，都反对个性主义而张扬群体意识。不同只在于前者所张扬的群体是民族，而后者所张扬的群体是阶级。在抗战之前，虽然双方都向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精神发出挑战，但并未能够真正动摇文学主流发展的方向。双方都把文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创作的园地里却成果稀少，真正显示着创作成就的是这两大阵营之外的作家和那些虽在集团之中而未被集团吞没的坚强个体。事实上，文学在抗战前夕已经向民族主义靠拢。左联的解散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双方都提出了新文学必须为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它显示着30年代以阶级意识为主体意识的左翼文学向民族意识的归顺。周扬主张“国防文学”，目的就是要求“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1）虽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仍然保存了“大众”的字样，意味着仍然存在阶级意识，但是，却也承认在新的形势下文学必然地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切救亡运动解放运动里面，抗敌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底运动是一个共同的最高的要求”。（2）人们大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不能不接受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作家到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来，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一切力量，以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统一战线并不是乌合之众，它必然统一于某种权威。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形成的统一战线必然服从于民族权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结成的统一战线必然要强化国家权力。强调民族中心意识意味着强调民族团结，而团结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团结在国家权力周围。从根本上讲，这是民间话语中的政治因素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精神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这种矛盾却没有表现出来。甚至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昨日权威话语的激烈反对者对国家权威的顺从。“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一个鲜明的标志。抗战开始，意识形态和审美倾向上存在的矛盾都开始转入次要地位，一切服从抗战的要求。各派作家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简章》中明确地宣布着他们的宗旨：“以联合全国文艺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华民族革命的文艺。”在《告全世界的文艺家书》中，他们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中国人，当此祖国阽危，全民族遭逢空前浩劫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是中国的文艺人，我们熟知我们历史上伟大的天才每一次临到民族对外作战以求生存的时候，是怎样做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所在！”当时的情形确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所说：“'八。一三'以来，所有国内的种种颉颃状态几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力量也渐渐地集中了起来，就已感觉着有集中的必要。就简单拿文化问题来说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盘欧化的那些空洞的论争，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战言论，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影，抗战木刻„„”左翼作家也不再把苏联放在自己祖国之上，更不再高唱“无祖国”之论。文学全力配合抗战，民族意识成为文学的中心意识。文学集结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终于取得全面胜利。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种选择。文学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集结给文学带来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证明伟大的战争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现实却不能不承认：置身于伟大的战争中的作家却没有产生出伟大的抗战文学。抗战初期的创作主要是报告、特写、通讯、墙头诗、街头剧等小型作品。尽管从当时到现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论述那些作品的伟大之处，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大同小异的作品形成了“抗战八股”的不良景观。那些作品告诉我们，文学为抗战付出了代价。值得思考的是，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不应该是负面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导致文学水平低落的原因。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个时期的文学，我以为，文学水平之所以降低，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学在强化民族意识的同时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双重的失落：一方面是陷入国家权力话语的重围而失落着真实的主体；另一方面是俯就大众而降低了艺术水平。双重失落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未能完成自身人格的现代性转化，一旦置身于某种潮流之中，就容易失掉自我。创作上普遍的水平降落启示着后来者：即使作家有真挚的感情，一旦抛弃了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就很难写出成功的艺术佳作。从当时的创作实际考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作家们不再有自己思想和认识的独特性。这仅仅是因为战争吗？战争并不导致作家思想的消失。在战争中，知识分子当然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呐喊，但它应该仍然是独立的个体的呐喊，是带有自己独特个性色彩的思想和情感表达。然而，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作家们一旦服务于战争，却立即失掉了自己的声音，放弃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而完全淹没于国家权威话语之中。这是一个值得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它说明着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欠缺。其实，这种欠缺在此之前早已暴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大批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作家已经转变方向，背离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建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而走向了不同的群体。他们缺少强大的自我和坚强的个性，虽然追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但毕竟不象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那样具有坚实的根基，新潮浸染了他们衣衫的花斑却未能使他们生长出独立地支撑自己头颅的筋骨。所以，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必然立即到某个群体中去寻找依靠。无论普罗文学运动，还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都否定五四新文学，都反对个性主义而强调集体意识。其中表现的正是一些没有完成现代转化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他们希望自身有所依附，希望集团作战，并且希望有人为自己作主或者指挥自己的行动。这种弱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不再要求创作自由，不再强调人格独立，而且主动要求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的约束。一些文学史著都曾经指出这一事实：“从各地集中到武汉的作家，一致感到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以致影响到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甚至文艺宣传、创作和出版往往形成自流，因此迫切要求文艺界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3）如果与五四先驱相比，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状态吗？然而，这种描述是准确的，从《抗战文艺论集》保留的材料就可以看到，以群在抗战开始写的《关于抗战文艺活动》中认为当时的文艺活动有两项急迫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文艺应该象军队一样有“健全的组织”，他说：“全国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指挥，然后才能做到配备恰当，进退有序的地步，文艺作家也同样，必须自身有整齐严密的组织，然后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执行自己的工作。”（4）半个世纪之后，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设想，让文学家也象军队一样按照计划执行自己的写作任务，能够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这种主张竟然由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自己提出，更充分地说明着知识分子对自己话语立场的彻底放弃和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自我迷失。一些人不仅自己放弃创作自由和精神独立，而且要求他人也统统照此办理，以达到步调一致。有两件事值得在此提及，一是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引起的**；一是所谓“反对作家从政论”导致的批判。其实，梁实秋并非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他的原话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5）结果却引起发了激烈的批判。反对者从根本上否认在抗战中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好象写作或者发表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就是对抗战的破坏，好多梁实秋成了反对文学服务于抗战的汉奸。沈从文这个自称“乡下人”的作家在这个特殊的岁月却恰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在1939年发表文章《一般与特殊》，对一些作家投笔从政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看来，作家从政之后满足于一般宣传，是创作质量下降的原因。他并不反对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却实在看不起一些文人满足于风云际会，以文化人的身份去获得一官半职而得意洋洋。沈从文的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坛已经容不得不同的声音。经过历史的风雨，这些旧账已经越来越清楚。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积极维护民族主义中心意识的却不是老牌的御用文人，而是刚刚被招安的叛逆。他们接受了国家权威话语，并且用这权威话语要求不愿意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立场的作家。这种批判虽然是旧日积怨在起着作用，但总让人想起梁山好汉们一旦有朝廷之势可仗，那威风便今非昔比。昨天自己处于江湖，与异己的争吵也只能是村野的叫骂。今日既然进入庙堂，便可指责一切异己者不忠不孝。回顾20世纪中国文坛，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无论哪一个阶段，做出贡献的往往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家；那些总是活跃在文学运动浪尖上的人虽然以制造**引人注目，但其作用却往往是建设性极小而破坏性极大。他们往往反叛也激烈，投降也容易，今天是叛逆，明天就成了教训叛逆的打手。他们常常反权威，但只要从权威那里获得认可，就会立即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他们常常领导新潮流，并且用鞭子驱赶不愿追随者，但正是这种行为一次次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及其承载的现代性的失落。

二、大众化传唤中的沉没文学既然要全面地服务于抗战，就要首先致力于唤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要唤起民众抗战的热情，就必须适应宣传对象的要求。于是，如何使文艺创作被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文学的当务之急。在形式上，要为大众喜闻乐见，就不能不考虑旧形式的利用。因此，如何利用民族旧形式就成了一个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它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甚至改变了20世纪文学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在听命于权威话语而服务于抗战的过程中没有完全丧失自身，是由此而来的旧形式的利用和大众化使文学走向了彻底丧失自身的道路。知识分子话语在与权威话语的矛盾和斗争中没有完全失落，但在迁就和迎合民间话语的过程中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沼泽。抗战一开始，文坛就响起了大众化的呼声。来自文坛内外的力量都纷纷呼吁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实现大众化。我们知道，文艺大众化问题不是抗战开始后才提出来的，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作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曾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担心文艺会因此而俯就大众，会成为“大众的帮闲”。抗战开始之后，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并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必然的。正如茅盾所说：“本来文艺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到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6）“因为在全面抗战的今日，我们的作品如果还是只能达到最少数的知识青年群中，就是文艺这武器尚未充分发挥它的力量！”（7）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文学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也无法想象作家们会完全拒绝以通俗的形式为战争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委员长或者他的宣传部对文艺提出的战时要求，而是一些文人对文学提出的主张。一些人甚至认为：“在抽象的理论上，非大众的抗战文艺是不能存在的。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8）“现在，面对着这样紧张的局势，我们应该严重地提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的总原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沿着'大众化'底路线进行，在文艺工作底范围内，应该没有非大众化的文艺工作，更没有反大众化的文艺工作”（。9）要求文学全面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产生的后果已经不必细说。民间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出现代的文学作品，它导致的必然是文学艺术水平的严重退步。这种退步在宣传性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苛求，但为宣传而粗制滥造却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标准。文学应该努力向着高水平发展，不应该放弃对艺术水平和深度的追求。然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干脆主张彻底放弃文学的艺术水平要求，彻底放弃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单纯以服务于抗战宣传为标准，甚至直接反对对艺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也说：“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第三厅的厅长，与权威话语的合流使他不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在1926年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向青年发出做革命文学家的号召一样，本身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纳簟Ｈ欢捎谒纳矸荼暇共煌谡诺婪裙竦彻僭保湎饔檬歉飨缘摹?/P>民族形式的讨论涉及的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文学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决不仅仅是形式问题的解决所能够达到的。要实现大众喜闻乐见的目标，就必然要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导致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要求与现代性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作为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其动因不是本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大众。所以，现代性主要由知识分子话语承载而不是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性没有在民间大众中扎根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外来的，后者是本土的；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新，就新在它以西方思想武器反传统，新在它的非本土的现代性质。因此，要求民族化，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否定，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对传统性的弘扬，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精神的背离。民族化和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化必然导致大众化，大众化也必然带来民族化，两者都可以导致传统的复归，也必然导致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核心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