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消失的课桌

第一篇：乡村,消失的课桌

乡村，消失的课桌

作者 | 江海波 发表时间 | 2009-04-13 来源 |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今天，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学校课堂是什么样子？而那些课堂又预示着中华民族怎样的未来？

今年（2009年）8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向社会公布。眼下，对教育的各种谈论颇多，但对日益荒漠化、边缘化，甚至异化的农村教育，却关注甚少。

当下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从社会治理、伦理价值、生活形态，还是物质层面的田野耕地、树林植被、水利设施、文物陈迹等方面，都被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所牵引，呈现出一种加速“消失”的状态。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亦呈现出一种与上述现象相应的吊诡异象。

村民外出打工，带走了自己的生活，也“带走”了乡村的社会。在社会异化与留守儿童“失守”的过程中，偌大的中国乡村，已经快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了。

今天的源山学校，还剩下4个班，但全校学生不及城里学校的半个班的数量——只有区区41个学生；最少的一个班是四年级，只有8名学生

“饥饿”的校园

今年56岁的江阳生，已经在自己村里的学校教了23年书了。

2003年下学期开始，他成为源山学校的校长，当时，这个学校还有6个班，约200多名学生。但半年之后，乡镇办了中心小学，学校的五六年级全部迁入那里，进一步加速了这座日渐式微的乡村小学的衰落。

源山小学是湖南祁东县白鹤镇的偏远山村小学之一，为国民革命军17军军长、陆军上将、原代理湖南省主席周斓先生于解放前所创办。据闻解放前，县城的干部很多都在这里读过书，时名汝旺学校，曾名噪一时。

今天的源山学校，还剩下4个班，但全校学生不及城里学校的半个班的数量——只有区区41个学生；最少的一个班是四年级，只有8名学生。

“濒危”的乡村小学

35岁的屈湘祁刚刚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一个星期前，他从镇中学调来这里支教，使学校师资“激增”了20%——从4个变成5个。他的出现，让原本“包班”的校长减少了一半的教学负担。记者过去采访时，他正在给8个孩子上语文，他跟孩子们说，“你们都该买一本新华字典了。”新接手这些孩子，他发现他们的基础都很差。

53岁的江湘生是二年级的包班老师，习惯用大嗓音上课的他，每天上完6节课后，都感到筋疲力尽，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不听话，或是接受知识慢一点，他更是心里着急。

年迈的老师构成了乡村小学的“主力军”，精力不济、知识更新较慢成了阻碍教学发展的重大障碍。同属白鹤镇的荷花、云霞、桃红、源山、排山、鸣鹿等小学，师资状况更为糟糕，有些连基本老师的编制都不能满足，该县消失多年的“代课老师”又重返讲台。

代课老师是另一种形式的、“体面”的“农民工”，但他们每月只能拿到300元钱的微薄工资。每天上课回家后，还有农活与家务等着要做，备课、改作业能否得到保证可想而知。据说，有些学生的作业长达半个月都没有改过，有些作业也是改得错误百出。

记者来采访前的一个星期，县教育局刚刚对白鹤镇的义务教育作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一些偏远的小学，很快就要面临没有老师上课的局面，如云霞小学，4个班，公办教师2人，代课教师2人，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了。如果局面不能改观，可能出现与该县离县城3小时车程的最远边界地区小学一样的尴尬局面：一个老校长，带几个代课老师上课。

调查组还发现，乡村小学大部分只上语文、数学课，其他课虽上了课表，但都没有开课，乡村学校连带班的老师都无法满足，更无从谈何来美术、音乐、体育等专业课老师。教育局调研的官员说，城里的小学高年级按要求全部开设了英语课，乡村小学全县几乎都无法开英语课，就算个别学校开了课，上初中去纠正孩子们错误发音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更大。

“失守”的留守儿童

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湖南的大部分农村都是人多地少。年轻力壮的父辈绝大部分都要外出打工，但大多数都没有把小孩带出去跟随在身边。不是父母们不愿意，而是相当多的农民工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年四季，到处漂泊，带着孩子在外头上学，根本就不现实。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父母选择了把孩子留给祖辈或者其他亲友照看。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为了培养下一代，表面上牺牲的是亲情的离析，家庭的“不完整”，但最根本的是，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外出打工，反而牺牲了孩子的教育。

四年前，县教育局的有心人士专门针对留守孩童问题对一所城关镇中学、一所乡中学和一所村小学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三所学校留守孩童占全校学生的数量均达到40%~50%。主持这项调查的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凡非说，根据他们的摸底，事实上的数量还远不止于此。而且，最近几年还在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这项调查显示：留守孩童中优秀学生的比例要低于有父母在身边的孩童至少10个百分点，而中下学生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达到25个百分点。

调查还发现，留守孩童在人格培养上非常缺乏，兴趣狭窄、厌学、缺乏自信、意志薄弱，并不同程度地表现抑郁、冷漠、怯懦、自卑、狭隘与偏激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中，相当多的学生品行不端正，甚至离家出走，聚赌斗殴，状况令人堪忧。

被掠夺下的生源危机

白鹤镇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镇之一，322国道穿越全镇蜿蜒而过。县教育局的调研发现，322国道沿线的学校平均班额达50人，白鹤镇中学平均班额更是高达84人，而地处偏远的几所小学，平均班额仅10来人。

国道边的学校生源富足不过是城镇学校生源、师资发生集聚效应的一个缩影。此间教育界人士普遍承认，早些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的生源这些年迅速向县城、地级市与省城以及其他大型城市流失。

除了父母外出打工带走了一部分生源，更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去读书，使得县城的学校班额严重超标，前一时期更是曝出一个班高达130多学生，几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拥挤在一个狭窄的教室里的新闻，而乡村学校生源，却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最近这些年，地级市衡阳以及省城长沙的一些学校把目光聚集到了“广阔农村”，他们达到了对县城初中与高中尖子生了如指掌的地步，一旦发现目标，就现场设考场直接招走。

尖子生被掳掠，成了这个县城老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应试教育的尖子生，是这个教育体制下最珍贵的资源，亦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层薄薄的油。

对于此间师德师风的败坏，有不少人士把它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有人把它分析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的“交割”

一个县城的新“师说”机关带走。更早的时候，县教育局的原局长已被有关方面抓捕。

记者来到祁东县城采访的前两天，县教育局的党委书记与一位副局长在局里的会上被检察 这个曾为衡阳地区财税收入首屈一指的县城，今天已经全市“垫底”了。原县委书记在这个县城执政前后长达十年，人称“祸害一方”，这个窝案被爆出之后，人心称快，老百姓希望，祁东能通过从严治吏找回过去的那些荣光。

此刻的祁东教育界，已经被异化了多年，人心思变。但也有不少人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今天的师德师风已经堕落如此，怕是积重难返了？

有老师对记者说，昔日是清水衙门的教室学堂，今天已经变成了人心险恶的名利场。

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无数令人扼腕的现象被人无数次的提起。一个中学副校长跟我说，乡村中小学的班主任没有愿意当，我们得求着老师当班主任，但县城的老师为了争当班主任，挤得头破血流，向校长送财送物，甚至找教育局的领导，市里、省里的领导打招呼，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旁边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城里的一个班主任，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二十万元，乡下的班主任，只会更加多操一些心。他向记者指点迷津，在县城读书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一般的班主任，都会在自己家里或学校旁边租房子“家养”不少学生，一年一个学生近万元，一年下来的“家养费”收入就相当可观。

“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是当下教育界的“三乱”。有的老师，上课的时候甚至留一些“保留节目”用于收费性补课时候来讲，于是逼得家长都只好把学生送到老师那里去开“小灶”，最后，补课反而成了学生的“正课”。还有一些老师，甚至对参加了办班补课的学生的分数打虚假高分，学生被家长检查起来却一问三不知，家长根本无法知晓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

此外，班主任还掌握学生座位的调配权。这个权力，没想到也可以用来寻租。一个老教师对记者说：“有些老师，上午收了家长的钱，下午就把座位给学生换了。现在老师在社会上的声誉，已经跟这里的医生差不多了。”此言之意味，不禁让人哑然。

对于此间师德师风的败坏，有不少人士把它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有人把它分析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的“交割”。

据闻，前几年，县里的高级中学，一年要从下面调上来几十个老师。一些当权者用调动老师来敛财，一个老师从下面调到县城，平均要花费两三万，祁东坊间，流传“按距离收费，800元钱一公里”的戏谑。

知情人士说，县里几所高级中学，都有把小学老师调去做高中老师的现象，有些老师上课，学生叫苦不迭。

从外地调来县城的老师，为了收回投资，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学生大肆敛财，以期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非洲民谚说：“培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书名语出于此，她的意思是整个“地球村”应当“举全村之力”来关注儿童教育。事实上，“举全村之力”放在中国的农村无疑更为贴切，因为这是一种现实写照

举全村之力

阿杰上学的那天，全村乡亲买来了一箩筐的鞭炮，一路浩浩荡荡地把他送到数公里之外的镇上，然后去县城坐火车南下广州上学。

阿杰得到了全村乡亲们给予的全部荣耀，因为他是这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自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那一天，村里面与阿杰家有血缘的、没有血缘的，相亲的、相疏的，甚者是有矛盾的，都放下芥蒂过来庆贺了。一起凑钱买鞭炮送阿杰去上大学，是这个老村庄极少“举全村之力”共同做的一件事情，自打人民公社解散之后，这个村庄已经极少发生集体行为。

“分田到户”之后，中国的农村由原来的极端的“集体化”走向另一个反面，日渐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

阿杰所在的村，是一个微缩了的中国农村的图景。这些年，阿杰过年回家，看见村子里每年都在发生一些变化，除了前两年村子的路变成了水泥路，其余的都是“坏消息”：如农田水利失修越来越严重；成片成片的耕地被荒芜；流过村前的小溪被一些村民种菜而人为拥塞；村口的良田被用来建房子；就连家门口的水塘，也被垃圾与塘泥堆积而在一天一天的消失„„

在农家人的眼睛里，孩子离家乡去越远的城市，就越有出息，乡亲们希望自己的子弟在市里、省城找一份工作，如果能在上海、北京谋一份职，那更是家族与全村的荣耀。

非洲民谚说：“培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书名语出于此，她的意思是整个“地球村”应当“举全村之力”来关注儿童教育。这是一种期盼。事实上，“举全村之力”，放在中国的农村，无疑更为贴切，因为这是一种现实写照。

阿杰以及阿杰之后考上大学的孩子，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农村教育与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关系。他们的生活背景大致是相同的：一个数口之家，父母带着两三个孩子（可能上面还有老人需要赡养）。为了供孩子上学，父母中的一个或者是双双外出打工做苦力（是为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把几个孩子陆续培养到初中毕业之后，此时，父母可能年纪已大，干城市里的苦力活越来越吃力，无力再供所有的孩子继续上学，只能让家中的一个男孩或成绩最好的孩子继续去念高中，其余的孩子无论成绩好坏，都很可能面临辍学，并继承“父业”外出打工，供唯一的兄弟或姐妹上高中，考大学。由此，这批因此辍学的孩子，形成了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群体。

阿杰每次回家，都感觉到家乡有一种越来越遥远的感觉，其中不仅仅是感觉村子里的人情冷暖不再如故，更是感觉到中国的农村社会在加速“消失”。

后记：此文是笔者于2009年春在家乡所作的一个乡村教育“田野调查”，发表于2009年4月13日中国经营报副刊。次年笔者回乡，父亲告诉我，源山小学——这个他老人家当年在那里念过书的学校，已经因为生源稀少等原因而撤销了„„

江海波：资深媒体人，醒客教育思想网创始人，总编辑；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

第二篇：新型课桌

新型课桌

“妈妈，快把削笔机拿来！”我着急地对妈妈大喊。唉，今天中午的作业实在太多了。还有几分钟就要上课了，可铅笔却不争气地断了。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学校时，还是迟到了。

“如果我能发明一个多功能的课桌，不就会方便多了吗？”我想。说干就干！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型课桌终于诞生在我手中了。下面就让我来向大家介绍介绍吧！

如果你到我家去做客，肯定找不到课桌。因为课桌被“藏”到地板下去了！只要按一下开关上的正方形按钮，两块活动地板便会打开，桌子会自动支起来。这样就不会占地方了。这是课桌的第一个功能。

课桌的第二个功能是这个桌子最主要的一个功能。课桌的侧面是一排按钮。如果你的铅笔断了，只需按一下红色按钮，桌子里面的微型电脑便会对此发出命令，削笔机对应的弹簧便会将削笔机弹出来。如果你还需要其它的物品，也只需要按下相对应的按钮就可以了。

课桌还有一个主要功能是它有一个电子显示屏。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从这个显示屏里找到答案。要是你想看书的话，也不需要再去图书馆。只要在显示屏上输入你想看书的这本书的名字，显示屏上就会出现书上的内容。

新型课桌还有其它的很多功能，在这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是等你买回家后自己研究吧！

第三篇：浅谈课桌文化

浅谈课桌文化

课桌文化代表了青春时期一代人的思想、行为，以及对自身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一代人青春的印迹。课桌上的每一个文字，每一张图画，都有一个故事，或甜蜜，或喜悦，或踌躇，或哀伤，而每一个故事，都将伴着他们成长，伴着他们走过多彩的校园时光，直至深埋在记忆的深处，也会有无限的回忆。

课桌文化由来已久，已成为校园一景。有人说其祖师爷是鲁迅，他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刻下那个“早”字，宣布了课桌文化的诞生。

有人认为，课桌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学生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学生心理的传真。“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都是常见的。这样积极进取的心态和“舍我其谁”的争强好胜的心理，不论是信笔写之还是真实心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远大理想抱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是窗玻璃上的一只苍蝇，前途一片光明，却找不到出路”这样消极、迷茫、郁闷甚至颓废的心态，让人不自觉有悲凉同感，同时也为他们的心态和未来感到担忧。

对课桌文化，论者褒贬不一。但乱涂乱画毕竟不是好习惯，“课桌文化”实在提倡不得。克服或抵制负面的“课桌文化”，特别是消除其中的负面影响，要从多方面着手。因为课桌毕竟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一面镜子。对课桌文化，除学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与管理外，创建和发展既健康向上又丰富多彩且真正为广大学生所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甘于投入的、真正以广大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则是最关键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人修养和品味的提升。

然而，课桌是狭小的，外面的世界是广大的，努力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展示天地，积极投入校园与社会活动，不要在躲在课桌文化那狭小的角落里。我们应该站出来，勇敢而充满信心地展示自己。

第四篇：学校消失后的乡村文化困境与反思

乡村文化困境

—基于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

一、乡村学校撤并背景

从2001年始，税费改革的大幕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开启，改革规范了农村收费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三农”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因取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同时国家教育投入机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保障。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成为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学校规模一再缩小、生源一再减少的客观现实基础上。

同年，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学校布局调整，全国县镇以下的农村中小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撤并，这种大规模的撤并一直延续了十个年头，2012年，针对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文明确提出“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行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这标志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这一教育政策的叫停。综合来看，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政策，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于完善税费改革和确保改革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村教育整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坐落于村庄中的学校（多为小学和教学点）被撤并，导致农村学校数量大幅下降。有调查表明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4.05公里，上学路程普遍变远，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和教育成本的增加。一些稍有经济基础的农户为追求更便利的条件、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陪读”或举家“外出求学”，由于学生转移而引发农村家庭迁移。当然，村民外迁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因素，搬迁一般是由多种综合因素决定的，如文化单调、交通不便、外出务工等等因素，但不可置疑的是，教育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乡村学校撤并后的文化困境

教育与文化紧密相关，互相促进。乡村学校在乡村文化的传播、乡村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乡村学校日益减少,导致乡村文化的延续受到阻碍,使乡村文化陷人困境。

(一)文化传播场所缺失

学校作为乡村社会中正式、固定的教育场所,是村民们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最好的地方,如学校图书资料、运动设施等为村民普及知识、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便利。还有一些地方利用学校场地开展各种传统节日仪式。村民在闲暇时间也可以向年轻一代传授传统手工艺技术、表演戏曲民谣等。这些文娱活动既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加深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更使得乡村传统习俗、工艺等特色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可以说乡村学校给群众带来精神食粮,它的存在使整个乡村社会的村风、民情得以渗透,是乡村文化的主阵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个乡村居民的思想与习惯,承担着建设乡村文化的使命。

(二)文化引领者与传播者缺失

对于乡村生活而言，教师一方面通过课堂传递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接收、传播新文化的重要使命。乡村教师在乡村中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的能力也相对较强,他们将更广阔的外部文化资源引入乡村文化生活,并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以此来丰富、发展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播者,乡村教师随着乡村学校的撒并也日趋减少。乡村教师的大幅缩减甚至消失,更加速了乡村文化的荒漠化。

(三)文化气息与氛围缺失

随着学校消失，农村的文化高地不在，村庄文化脉络的维系受到了影响；青壮年、青少年长期“不在场”，对村庄的疏离感逐渐增强，村庄后继乏人，绵延千百年的乡村文化面临传承及拓展危机。特别是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指征的乡村文化正在大面积式微，农村文化呈现虚化、空洞化的现实表现，学校的进一步撤并，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文化的衰亡，给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带来更大挑战，对村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三、乡村学校撤并后乡村文化的发展

(一)发挥中心校的辐射作用

在“撤点并校”时代，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在学校布局、教育计划、教育目标等方面更多地“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学校，进一步密切乡村学校与乡村本身的关系，推动学校本土化发展，引入乡土课程与参与式的体验教学，通过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将传统地域文化和乡村文化引进课堂，同时结合现实需要着力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推动乡村生活方式、村规民约的重建，发挥学校教育在乡村文化建设、村民家园归属感、村庄文化认同感建立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村庄文化重建奠定精神基础，从而激发村庄的生机与活力，让村庄的未来得以安放，让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石不断夯实。

(二)提高教师发展乡村文化意识

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所处文化处境以及对乡村文化态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而影响学生对城乡文化的态度。当下农民离开农村，有一部分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特别是了解本地文化特色的高学历人才，提升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从主观上要提升教师对于特色文化课程的开发，充分利用“两微一端”打开学生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并将此作为教师目标考核内容之一。

(三)完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

乡村学校是继承与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中心，但乡村管理人员更应主动建设、发展本地乡村文化,并付诸实践。应积极建设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努力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以此实现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再生。

乡村学校撤并后留下的校舍,如废弃不用,就造成本已有限的物质文化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学校撤并之后闲置的校舍，带领村民将之改造成乡村文化的活动中心，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民俗文物展示馆、手工艺品制作室、音乐舞蹈房等,向村民免费开放。活动中心的开设,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加沟通交流的机会,从而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本乡特色文化。除此之外,还应加强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农村书屋、文艺表演团队的建设。持续开展送戏下乡、送文艺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积极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让农民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逐步形成乡村文化共识，使文化认同感和乡村凝聚力得以提升,将文化的种子真正播种到农民的心中。在乡村社会中营造出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彻底摒弃不良的生活方式,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第五篇：消失现代诗歌

当一切归于零

再回顾一个人

这一生和这一世

从无到有

从出生至死亡

空空而来

也空空而去

留下的印记

总会消失

走过的记忆

不再重来

归于虚无

归于零

人生

不是电影

无人制作

无法上映

这一生

连记忆都不能带走

这一世

连生命都不会再有

当一切回到原点

再评价一个人

那一生和那一世

从辉煌到落魄

从方刚至沧桑

姗姗而来

可早早而去

剩下的功绩

无人谈起

经过的路程

无人熟悉

归于平静

归于零

人生

不是旅行

无人陪伴

无法继续

那一生

死亡就是原点

那一世

坟墓就是终点

消失后

留下的只有

不知所踪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