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思想发展（小编整理）

第一篇：郭沫若思想发展

郭沫若思想发展

1、泛神论思想

2、浪漫主义

3、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

第二节

《女神》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除序诗外共56首。最早的诗写于1918年，最迟的诗写于1921年，绝大部分为1919年、1920年所作。）

一、思想内容：

《女神》对封建藩篱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表现了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以及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1、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始终——诗人歌颂反抗、破坏、创造，体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迫切要求，表现了打破枷锁、创造光明自由统一欢乐的新中国的希望，反映了郭沫若的彻底革命的态度。

2、饱含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情——五四爱国运动激起了身居异国的诗人深切的爱国热情，它眷恋祖国，颂扬祖国的新生，盼望着祖国的富强、安康。

3、歌颂叛逆精神，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个性力量——《女神》处处都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为叛逆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折射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体现了狂飙突进的风格。

4、对劳动和工农的景仰和颂扬——诗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由衷地赞美和颂扬劳动和工农大众。体现了“五四”时代社会思潮“劳工神圣”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5、以积极向上的精神歌咏大自然——《太阳礼赞》、《光海》、《日出》

二、艺术特色：

《女神》以诗体改革的精神，进行了彻底的自由创造。它的直抒胸臆、浪漫想象、充满“泛神论”色彩，呈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

1、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狂涛巨浪般的气势 A、情感的宣泄——郭沫若的诗感情炽烈，气势雄浑，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凤凰涅槃》对黑暗现实的否定，用的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把自己对现实的厌恶、敌视、表现得异常强烈、淋漓尽致。又如《匪徒颂》：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他高呼：“万岁！万岁！万岁！”毫不掩饰，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思想情感，使诗作呈现出汹涌澎湃的气势。

B、回环复迭的渲染——在诗作中，郭沫若常常不顾及诗的“忌重复”，而采用回环复迭的方式，重复的句式、反反复复的感情渲染，造成情感的叠加，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凤凰涅槃》：“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反复吟唱，欢欣鼓舞、兴奋激昂的心情跃然纸上。诗中的“群鸟歌”则是通过反复，揭露官僚政客、市侩文人的相同嘴脸，幽默滑稽，讽意盎然，人们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C、气势磅礴的大背景——郭沫若诗作的背景常常是无限广阔的宇宙，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叫人惊异、使人震撼。如《天狗》中气吞日月、囊括宇宙的天狗，驰骋风云，豪情彭湃，给人以震撼天地的力量。又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要提起“无限的太平洋”把黑暗的地球推倒，这是何等巨大的力量和气势！

2、叛逆追求的化身——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的创造

《女神》把破坏、反抗、创造精神形象化，创造了一个叛逆追求的化身——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在诗中非常突出，它占据了宇宙中心，成了宇宙的主宰。这个“自我”与大自然、与日月星辰、与历史文明都化为一体。这个自我是无生死的精神和理想的化身。这个精神便是叛逆、破坏、创造，这个理想便是摧毁黑暗社会、建设光明中国。

3、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寄托诗人理想，表现时代精神

《女神》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借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抒写自己的革命理想，表现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精神、对理想的追求。《凤凰涅槃》——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神话传说，象征祖国、民族、自我在革命中获得新生。

4、丰富的想象、奇丽的色彩

《女神》想象丰富，比拟奇丽，展现了缤纷多彩、生机勃勃的诗境，如天马行空，瑰丽多姿，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炉中煤》的比拟——“年青的女郎”——祖国（蕴涵对祖国的爱与希望：祖国永远年轻、漂亮、充满青春的活力）。

5、形式的大胆革新和新颖多姿

郭沫若说：“我愿意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凤凰•序》）他正是这样，冲破旧格律诗的种种清规戒律，创造了完全崭新的新的诗歌艺术形式（适用于诗的新内容的新的自由形式）。

A、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诗体，它开一代诗风，为五四以后的新诗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它既是宽大不羁的胸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也是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B、新格律诗体的运用。具有比较严谨的形式格律，音调铿锵，诗形齐整，节奏韵律鲜明和谐，有深刻而丰富的意境。如《炉中煤》等。

C、诗剧体式的借鉴。

三、局限：

1、简单的把浪漫主义与革命文学对立起来

2、艺术上的模仿，生活不足

第三节

其它创作

一、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1、《星空》

（1）概述：出版于1923年，共34首诗，作于1921年10月至1922年12月，这时新文化阵营分化，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时期。郭沫若正陷入孤寂彷徨的苦闷之中。《序诗》中，原来《女神》里的气吞日月的理想化的叛逆“自我”形象，已经变成了“带了箭的雁鹅”和“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郭沫若几度回国，希望看到祖国的新生，但五四高潮已过，国内仍然一片黑暗。他对现实有着更深的憎恶、不满，又无可奈何；只好到大自然或超现实的空幻境界寻找暂时的解脱和安慰。他不再礼赞“光芒万丈的太阳”，而是仰望幽光闪烁的“星空”，不再是要“赤裸着双脚”，永远和地球“母亲”相亲，而是羡慕“天上的街市”。

不过，《星空》里也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如《洪水时代》：把夏禹以四海为家、决心治理好洪水的刚毅比作“近代的劳工”，并号召人们效法大禹的精神去开拓这“第二个洪水时代”：“你伟大的开拓者哟，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你未来的开拓者哟，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这表明：郭沫若这时一面是孤寂彷徨，一面也在追求探索，思想呈现为矛盾状态。

（2）代表作《天上的街市》

A、内容：《桃花源记》式的理想社会的描述（与现实相对照的不同）

飘渺的空中——美丽的街市、世上没有的珍奇天河浅而不甚宽广、牛郎织女可自由来往 与丑恶社会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的方法）B、艺术：继承了《女神》的浪漫主义，借助神话传说，寄托自己的情怀；新格律诗的创造，又有相对的自由

2、《前茅》

（1）概述：出版于1928年，包括《序诗》在内共23首诗作，大部分诗作写于1923年。当时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正值中国革命度过了五四以后的短暂低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他们正开始取代青年学生，成为主力军，即革命的“前茅”。他受到工农运动的激荡，重新燃起革命激情。《前茅》正是一部歌颂工农为革命的“前茅”的诗集。他又引吭高歌。诗作与《女神》相比，显然是现实主义因素的增多、革命意识的增多。

（2）代表作简述：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号召人们要像“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一样”进行流血的大革命，并断言俄国和正在革命中的中国是20世纪的“两个新星”，肩负着“人类解放”和“世界和平”的使命。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诗人坚信“长夜纵使漫漫，终有时辰会旦”，他把太阳作为与黑暗统治英勇搏斗的革命者的象征：“在这黑暗如漆之中，太阳依旧在转徙，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他与太阳相约：“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表现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太阳没了》：追悼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的诗篇。他歌颂列宁的丰功伟绩：“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他相信“世上一切的工农”“戈矛相赠”，“开除路上的荒荆”，用满腔热血换取新世界的诞生。

3、《恢复》

（1）概述：出版于1928年，共收诗作24首，创作于1928年1月5日至16日的半个月中。这时，郭沫若已经经受了革命战争的考验、锻炼，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大病一场。但是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以及疾病的折磨，都不能磨损他的意志。到了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大病初愈，便写下了这些斗志昂扬的诗。

（2）代表作；

《如火如荼的恐怖》：“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一吹便变成无数个新我。”

《血的幻影》：“我们昨日不是还驾御着一朵红云，为什么要让它化成一片血雨飞散？我们便从那高不可测的火星天里，堕落到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之渊。”

《战取》：“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诗作以古事（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兴，写现实中农民的悲惨生活。陈涉吴广是“受不过秦始皇的压迫”，成为“农民暴动的前驱”，他们“惊动了林中的虎豹”、“惊散了秦朝的兵将”，“他们的暴动便告了成功”、“秦朝的江山便告了灭亡”。而现实之中，“北方的农民实在是可怜万状”、南方“农村的凋敝触目神伤”。和陈涉吴广相同的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作者相信——人民一定会有主张，会像陈涉吴广那样起来暴动，——“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总之，《恢复》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又有新的发展，它继承了《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又发扬了《前茅》的现实主义。《恢复》和《女神》都表现革命理想，但《女神》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夸张的形象来表现；《恢复》则通过现实中革命者具体的情操、行为来表现。它们都表现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但《女神》的“自我”形象是物我的融合、统一，而《恢复》的“自我”则是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恢复》与《前茅》相比，生活实践更丰富、世界观更成熟、战斗情绪更激昂、革命态度更坚定。

二、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一）、前期历史剧创作

1、概述：

（1）、《卓文君》（1923年2月）——反抗封建礼教、冲破封建束缚。卓文君——在婚姻问题上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公开和家庭决裂，与司马相如出走）主题：歌颂敢于争取幸福和自由的叛逆的女性，表现个性解放的思想。

（2）、《王昭君》（1923年7月）——反抗封建王权、维护人格尊严。王昭君——反抗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叛逆（“宁作玉碎，不作瓦全”的品格，当廷谴责封建帝王、自愿出嫁匈奴的骇世惊俗的举动）主题：歌颂敢于向封建王权进行挑战的伟大的叛逆女性，表现彻底的反封建思想。

（3）、《聂嫈》（1925年6月）——反对强权政治、忘我牺牲精神。聂嫈——反抗强秦的侵略、吞并，反对分裂投降的叛逆（支持弟弟的斗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主题：歌颂不为弱小而屈从强权，为伸张正义而英勇牺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叛逆女性

2、艺术特色：

（1）“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原则：不是为了再现历史人物而去写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塑造，配合现实斗争，表现时代精神，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对封建礼教的斗争、对封建王权的否定、与强权政治的搏击，都是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内容，人们可以从剧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

（2）不拘泥于成说的革新创造：不照搬历史史实，对人物和情节大胆加以改造，重新发掘历史人物的思想精神面貌，力求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使之与时代息息相通。（3）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郭沫若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使人物形象的个性得到更有力的刻画，性格更鲜明、更突出

（二）40年代的历史剧

1、概述：

（1）《屈原》（1942年）[屈原一生的悲剧故事] 爱国力量与妥协投降派的斗争

（2）《棠棣之花》（1942年）[《聂嫈》的扩写]反强权、反投降、主联合、主团结

（3）《虎符》（1942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

（4）《孔雀胆》（1943年）[大理总管段功与阿盖公主的爱情悲剧故事]歌颂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5）《南冠草》（1944年）[夏完淳起兵复明、以身殉国的故事]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

（6）《筑》[又名《高渐离》]（1946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反抗封建专制、独裁的统治

2、艺术成就：

（1）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主题（延续了前期剧作“古为今用”的原则）

（2）壮美的悲剧精神

（3）激越的浪漫主义诗情

第二篇：郭沫若_闻一多_艾青爱国思想比较论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思想比较论

在中国新诗史上 ,屹立着三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诗人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他们高大伟岸的身 影卓立在新诗王国里 ,熠熠生辉;他们热情洋溢的爱 国诗篇怒放在新诗艺苑里 ,瑰丽夺目。他们用笔 ,用 激情 ,用心血 ,甚至不惜用生命抒写了一曲曲深情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 ,炳耀千古 ,永照山河!现代爱国三诗人由于出身、教养、经历不同 , 性 情、气质、禀赋各异 ,因而在为祖国、民族和人民而奋斗中显示了很不相同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特点。郭沫若出身于峨眉山下一个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家庭。他在幼年生活优裕 ,无忧无虑 ,充满着自由而 浪漫的幻想。天府之国 ,自然景色壮丽 , 钟灵毓秀 ,他倘佯于山水名胜之间 ,从小便受到山水文化的熏 陶 ,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 ,孕育了他的爱国根苗。带 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方家庭教育开明 ,在家庭成员的影响下 ,他能得风气之先 ,在吸吮祖国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接受了新式启蒙教育和外国文 化的影响 ,心灵向世界洞开。在“天下未乱蜀先乱” 的四川社会大动荡中 ,少年郭沫若培植了他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 ,他曾因不满封建教育反抗黑暗学政而两次遭到斥退 ,后来又参加了国会请愿的爱国风 潮 ,亲历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他曾真诚地接受过 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的洗礼 ,热烈地景仰伟大的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 ,崇拜邹容、徐锡麟、秋瑾、温生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动荡的、变革的、新旧嬗替的时代把郭沫若引上了一条爱国的、反抗旧世界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

怀着“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爱国信念 ,郭沫 若东渡日本学医。“二十岁以后 ,他走出夔门 , 几乎 成为无 羁 绊 的 自 由 知 识 分 子 了。”1 急 遽 变 化 的 时代 ,救国图强的爱国主义浪潮 ,使郭沫若迅速充盈了他的爱国情怀;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民族歧视使他产 生了强烈的反帝意识。1915 年 ,为抗拒北洋军阀政 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他 愤然回国抗争 ,并写下悲愤慷慨的诗篇 ,抒发了报国 壮志。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五四”前夜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潜生滋长 ,爱国激情正蓄势待发。

伟大的十月革命风暴、“五四”运动的春雷振聋 发聩地唤醒了郭沫若积聚已久的爱国激情 ,如火山熔浆的奔突 ,他的爱国热情喷薄而出 , 民族的郁积、时代的郁积、个人的郁积都通过《女神》这个喷火口 爆发了出来。《女神》的产生标志着郭沫若的爱国主 义思想已进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轨 道 ,体现了他由旧民主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飞跃 ,是他以热烈的爱国诗人和暴烈的革命诗人步入社会、步入文学的辉耀的开端。

“五四”以后 ,郭沫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爱国 主义思想进一步沉潜、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 经过深入实际革命斗争烽火的锻炼 : 宜 兴 调查、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 时代大潮中 , 郭 沫若急流勇进、刚毅坚韧 , 终于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一跃成为他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 ,达到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自此以后 ,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个

坚贞的爱国者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首倡革命文学、在流亡异国时进行学术研究、在抗战烽火中转战南北、在国统区协助周恩来同志组织领导抗战文艺工作、在反共高潮中撰写爱国历史剧 ,他总是旗帜鲜明 地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原则 ,把爱国主义思想和 共产主义思想有机结合 ,把爱国行为自觉纳入为阶 级、为民族、为人民而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 之 中 ,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 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旗帜与导师。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胚胎于山水文化、乡土 观念和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传统;萌芽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滋长发荣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 《女神》就是他爱国思想感情怒放的绚丽的奇葩。大革命的洗礼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飞 跃到一个新的高度 ,花开更艳 ,到了抗战时期 , 他的 爱国主义思想蓬勃伸展 ,终于茁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闻一多出身在古之楚地的一个“世家望族、书香 门第”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 和士大夫家庭的影响。因此 ,他虽比郭沫若小 7 岁 ,但他身上所负传统包袱、封建束缚比起郭沫若来要 沉重得多。士大夫阶级的根性、阶级意识的局限使 他在爱国主义道路上的跋涉显得举步维艰。闻一多 自小便以忠烈(文天祥)后裔自居 ,向往崇拜历史上 的爱国志士、民族英杰 ,有朴素的民族意识 , 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入了清华学校后 ,接受 了九年系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 , 他 一方面不满奴化教育 ,滋长了反帝爱国情绪 ,一方面 又沉溺于古代文化之中流连忘返。“五四”运动时 , 他热烈地接受爱国、民主思潮 , 勃发了爱国主 义 热忱 ,但他这时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未脱出古典爱国主 义的窠臼 ,手书岳飞的《满江红》可以看做是一个象征 ,较之郭沫若的新爱国主义的鲜明时代性 ,他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有着更深的渊源关系。

留美期间 ,闻一多身受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歧视 和侮辱 ,更加思念祖国 ,由于鄙视资本主义文明 , 他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 ,并以振兴光大中华文化为己任。《红烛•孤雁篇》便倾吐了他怀念故国的深情，对祖国山川、历史、文化的赞美 ,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基于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 基于民族危机感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的忧虑 ,1925 年回国前后 ,闻一多开始提倡“中华文 化的国家主义”,并由此而误入歧途 ,一度参与了国 家主义派的一些活动。但闻一多的可贵之处在于 : 他有真诚的爱国心 ,他终身恪守“五四”爱国的、民主 的传统。“五卅爱国诗”向祖国袒露一个坚贞爱国者的赤子之心《死水》集中爱国之火埋得更深、底火更旺。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国家主义派的伪爱国主义者 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地方 ,是他日后思想 进步的保证和动力。

大革命失败后 ,闻一多主要过着不问政治的书 斋生活。这种政治上的沉默正是不少“民主个人主 义者”通常所持的中间立场 ,不过对于闻一多则另有 深意 ,那就是在爱国主义立场支配下，怀揣火种，潜心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是以新的方式继续探索爱国 救国之路。地火在地壳下奔突。书斋中 , 闻一多的思想在缓慢地前进。抗日战争的烽火恢复了闻一多的青春 ,他逐渐认识了人民 ,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 的束缚和士大夫阶层的清高矜持。1943 年以后 ,在 抗战后期国统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 ,闻一多积 极投身民主斗争 ,在斗争中迅速实现了由旧民主主 义爱国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飞跃。他变得猛、变得快 ,经过长期艰辛的思想跋涉而终于 认识到的救国真理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他以“朝闻 道 ,夕死可矣”的气概投入火热的斗争 ,并表现出向 无产阶级政党靠拢、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转化的意 向 ,可惜的是 ,他还未来得及完成这第二次的飞跃 , 就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献身了。他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证明了他对祖国的解放事业及革命事业是忠诚不渝的。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与源远流长的古代爱 国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忠 烈 后 裔 自 居 自 励 是 他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的 基 础。“五四”时代 , 他 接 受 了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爱 国、民 主 思潮 ,投入时代的洪流。但是“望族”子弟的根性、文化 爱国主义的倾向影响了他选择道路的鉴别力 ,在热烈地寻求救国真谛的艰辛跋涉中“曾不知路之曲直兮”误入歧途。后来在现实的教育、真理的感召和自 身爱国主义恒有的进步因素发展下 ,他清算了身上 残存的士大夫阶级意识和旧爱国主义的局限性 , 逐 步走向人民革命 ,在火热的民主斗争中迅速实现了 由一个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 者的转变 ,达到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思想水平。“一颗茁壮的向日葵”开出了灿烂的花。

三诗人中 , 艾青出生最晚。与郭、闻不同 , 艾青 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全新的空气中长大的。他 广泛地摄取着“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文艺 的思想营养 ,思想起点较高 ,在摆脱历史惰力方面绝少羁绊。

三诗人中 , 艾青幼年的经历最为奇特。他出身 于江南的一个地主家庭 ,却是由一个贫苦农妇哺养 长大的。他是“地主的弃子、农人的乳儿”,这使他很 早就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 ,把眼光投向大堰河们及其所属的劳苦阶级。留法三年贫困漂泊 , 令人屈辱 的种族歧视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使他认清了资本 主义的本质 ,激发了他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 ,在巴黎 他加入了世界反帝大同盟。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 , 他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回国 ,而后毫不犹豫地投身左翼文艺运动 ,因宣传爱国救国而身陷囹圄。狱中 的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 ,玉成了他的爱国诗魂 , 他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的土地和 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 ,爱国主义与爱民思想的 统一、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紧密结合是艾青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 ,这一特色使他一起 步就走上了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相联系 的新爱国主义道路 ,也是他日后走向无产阶级爱国 主义的原动力。

当然 ,艾青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过漫长的漂泊、“孤独的战斗”。童年失怙的精神 创伤 ,从小感染到的“农民的忧郁”,异国半流浪的生 活使他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共鸣 ,形成了他 早期“时代浪子”的漂泊情愫和傲然独立的诗人观 , 这使他早期诗作中“偶而现出了格调的飘忽”(胡风语),在寻找回到“精神的故乡”———人民群众的路途 上也显得有所顾惜。但无疑 ,他是一个革命的、战斗 的爱国诗人 ,在抗战前的密云期 ,他“更英勇地投身 到革命生活中去 ,在时代的阴暗的底层与艰苦的斗 争中从事创作”，同时 ,又是一个独立不羁的行吟诗人 “悲哀的艾青”。

抗战爆 发 后 , 艾 青 辗 转 于 中 国 的 北 方 , 深 入 战 地、深入灾区。他贴紧大地的胸膛倾听着土地受蹂 躏的痛苦 ,感受着激动于地心的热气 ,胸中回荡着震 荡大地的风雷。他从古老土地的震颤、强韧民族精神的奋发、人民不屈的意志与野性战斗中汲取力量 , 激发起热情与信念。“从小感染的‘农民忧郁’遂升华到新的时代高度 ,时代浪子的漂泊情愫也找到了坚实的归宿。”艾青一跃而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歌手、时代的吹号者。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为复活的土地、为被凌辱与被欺压的人歌唱 ,为浴血奋战的抗 敌将士歌唱 ,奔驰着向着太阳。同时 ,在抗日战争的 炼狱中 ,艾青抛却了知识者那种悲凉、苦痛、孤独、寂 寞和心灵疲乏 ,变得单纯、坚实、顽强 ,真诚地表达了青年知识者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决心。他的爱国 主义正长足地坚实地跨向新的高度。1941 年 ,艾青高擎《火把》来到延安。从此 ,他自 觉地把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事业 , 把民族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结合 起 来。

他热情地歌唱延安的革命 ,反映工农兵的生活 ,向远 方的 沉 浸 在 苦 难 里 的 城 市 和 村 庄 送 去《黎 明 的 通 知》,声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和反侵略的胜利 ,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爱国主 义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变。

艾青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现代民族生活 的土壤 ,发源于“五四”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 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不竭的活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给了它充足的日照。艾 青可谓得天独厚 ,学生时代他就阅读了一些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获得了马克 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 ,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就 获得了最初的阶级意识。他先是反叛了自己出身的 阶级 ,留法期间又反叛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他 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开始就达到了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时代水准 ,并逐步走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与 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 烽火为艾青的爱国主义思想举行了战斗的洗礼 , 使 之成为最新最高的爱国主义 ,绽开了美丽的花蕾 ,结 出了丰硕的果实。

综上所述 ,三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随着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进展而不断进步的 ,有着鲜明的 阶段性 ,各自反映了他们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面貌。现代爱国三诗人 ,由于他们事业发端的时代特 点和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不同 ,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格 ,这决定了他们表现自己 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郭沫若“一出手他已经就在‘五四’前后”,他“是 同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 ,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 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1 :447 “五四”时 ,郭沫若是一个刚刚觉醒的热血青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敏锐地感受到“太阳的热和光”“五四”运动使他看到祖国新生的契机与希望。他说“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 ,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放了。”他的郁积已久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壮志化作了一种狂热的磅礴的情感 “, 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都“找到了喷火口 ,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像火山 爆发一样倾泻而出。就在这“差不多是狂了”的炽热情感中《女神》诞生了。它吹响了“五四”时代激越雄壮的战斗号角 ,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说 他“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 “五四”是他事业的开端和第一个高峰。《女神》便是他“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激荡的产物。为什么郭沫若能够在事业的发 端期便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呢 ? 这与他积郁已久的爱国激情的喷发分不开 ,也与他的气质、性格和才情以及思想情感方式有关。蜀中雄丽的自然山水陶冶了郭沫若阔大 不羁的浪漫情怀 ,辛亥前后的社会动荡培植了他的反抗精神和“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引发了他的英雄崇拜倾向。他感情 热烈奔放 ,胸襟开阔恢弘 ,性格坦率豪迈 , 精神视野 十分开阔 ,思想敏锐 ,加之才华过人、精力四溢。这 种艺术气质和个性与“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骤 然相撞 ,便爆出了“海涛的音响 ,雷霆的声音”,豪气 如虹 ,伟绝一世。由“五四”青春期所激发出的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创造精神和郭沫若的创作个性的契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情感方式。这种独特思想情 感方式一直贯穿了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 段 ,如同《女神》中的“火凤凰”一样 ,在中国革命的各 个历史关头 ,郭沫若总是“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勇猛搏击 ,呼啸而前。他不仅是浪漫的 诗人 , 而且还以诗性的、感情外溢的心灵去创 作 小 说、散文、戏剧;他又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著名的学 者、文化新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无论何时总是保持极大的革命热忱 “, 有笔的时候提笔 ,有枪的时候提枪”,具有文艺复兴时 期的巨人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落潮期以诗集《红烛》而步入社 会的。《红烛》反映了他“五四”开眼后的民族民主意识、青春的觉醒和对理想的憧憬 ,但与创作于同一时 期的郭沫若的《星空》一样 ,也反映了在时代的躁动 郁闷下的苦闷与求索的矛盾心情 ,带有浓厚的感伤 和迷惘。只是郭沫若很快告别了“低回的情趣”、“虚 无的幻美”,重振健翮 ,向黑暗现实搏击;闻一多则徘徊歧路、步履蹒跚。“五四”前后的闻一多基本是一个刚冲出旧垒还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的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者。封建士大夫家庭清流拒俗、讲风骨重气节的家风养成了他清高、狷介、劲节、刚烈的性格;以忠烈后裔自居与自励赋予他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品格;正统的封建文化 的 教 育 也 给 他 套 上 了 无 形 的 精 神 桎 梏。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对古国文明灿烂历史的追往是他走向爱国的起点 ,同时又限制了他的视野 , 成了他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障 碍。生 于 楚 地 ,继承了楚骚浪漫主义的流风遗韵 ,有罗曼蒂克的气质、热烈丰富的感情和奇丽弘伟的想像 ,然而儒家文化的教育及以“中和”为理想、以“含蓄”为正宗的 古典审美规范又折服了他 ,使他总是和于纵情与抑 情的冲突之中。这种种矛盾集于他一身 , 使他在很 长 一 段 时 期 内 “矛 盾!冲 突!”“一 误 再 误”。

在政治上 ,他爱国 ,但保守 ,有热情 ,却天真。在伦理 方面 ,他接受了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等现代观念 , 但行为方式仍不脱传统 “发乎情而止乎礼”, 所谓“浪漫‘性’我诚有的 ,浪漫‘力’却不是我有的”。艺术上 ,性情热烈丰富、想像狂放不羁 ,但却总是刻意追 求冷静、理性规范。生活上 ,他天性慷慨 ,爽直磊落 , 以意行事 ,不顾利害 ,但却偏要学做“老成懂事”的风 度。这种充满矛盾的思想情感方式体现了过渡时期 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 ,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闻一多的创作和学术。如他自己所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火烧得我痛 ,却始终没有能力(就 是 技 巧)炸 开 那 禁 锢 我 的 地 壳 , 放 出 光 和 热 来。”5 :316 他把这种矛盾归结为没有技巧是不确的 , 究其实则是因为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炸开那禁锢的 地壳 ———阶级立场的限制。不过 , 闻一多的忧国忧 民献身救世的情操、忠贞不渝的爱国心常常冲破禁 锢的地壳夺路而出 ,发出耀眼的光和灼人的火。因 而 ,他在爱国路上的跋涉虽举步维艰 , 却也遒劲非凡。他虽然很长时间游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航道 ,但却以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而名世 ,比同时代的 另一些诗人带有更鲜明的爱国色彩。

艾青热情敏感、善于感受、耽于思索、性格内倾、思想深沉早熟。童年时代感染了“农民的忧郁”,异国流浪生活形成了他的“漂泊的情愫”, 铁窗生涯炼 就了他 从 黑 暗 中 窥 见 光 明 的 眼 睛。在 生 活 的 炼 狱 里 ,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 ,造就了他忠实于 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铸造了他对光明和理 想强烈渴望和追求的人生信念。反抗黑暗和歌颂光明是他 诗 歌 的 两 大 母 题。由 于 对 人 民 苦 难 感 同 身 受 ,对社会现实有深切了解 ,艾青的反抗在略带忧郁 的音调中渗透着深沉的野性的战斗激情 ,不浮泛 ,不空喊 ,而是逼视现实生活的冰层 ,揭示生活的真谛。同时 ,艾青对理想的呼唤、对光明的歌颂 , 也不是一味天真、热烈 ,用“过于殷切的期望去装扮黎明”, 而 是强调光明的来之不易 ,要靠牺牲和奋斗去换取 ,在 昂扬乐观的音调中也流露出感怀、奋发与壮烈。

艾青的这种感受世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气质与中国革命的炼狱历程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 持久性、艰苦性十分吻合。因而 , 在抗战时期 , 艾青 才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唱歌手”。在民族革命战争的 血与火的洗礼下 ,艾青的这种思想情感方式也更顽 强、深沉和成熟 ,在运用新诗以传达恢宏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时代精神方面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艾青的 诗思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 ,艾青的情感充满了思 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概括地说 , 郭沫若的思想情感方式是爱国 ——— 革命创造型。其特征为 : 政治热情高 , 思想敏锐 , 富于探索和创造精神 ,善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 ,勇于站 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搏击。其理想色彩浓厚 , 着眼 于民族新生的辉煌前景 ,热切地呼唤和追求新的社 会 ,奋不顾身地寻求光明、创造光明。由此引发出一 种理想化的激昂 ,富有爆发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 具有理想光辉照耀下的激情性特点 ,带着“五四”青春 期的乐观、昂奋、光明、温暖与锐气英风。其爱国表 现是宏观的、多方位的。我们可以把时代的弄潮儿、革命的急先锋、英雄浪漫诗人、“五四”巨人等称号加 之于郭沫若的名字之上。

闻 一 多 的 思 想 情 感 方 式 是 爱 国 ———文 化 建 设 型。其特征为 : 文化意识、文化色彩浓厚。在 20 世 纪东西文化大撞击中 ,出于对民族文化精英的酷爱 和创造民族新文学的强烈愿望 ,着眼于弘扬民族历 史文化 ,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着重点在新诗的建设及文学遗产之整理。其爱国表现主要集中于文化文艺领域 ,有文化爱国主义之倾向。由于游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航道 ,且缺少开阔的文 化选择意识 ,故爱国境界略嫌狭窄、充满矛盾 , 时而 热切呼唤 ,苦苦追寻;时而披荒大叫 ,悲愤填膺;时而 行动飘忽 ,独善其身 ,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 , 虽竭尽心力然力不从心 ,显得悲壮莫名 ,具有文化精神笼罩 下的抑情性特点 ,表现了过渡时期深爱传统文化的 知识分子特有的矛盾、迷惘、焦灼和深沉的郁愤。

艾青的思想情感方式是爱国 ———人民解放型。其特征为 :以爱民思想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观 ,爱民思想深厚、现实感强。其爱国是具体的 : 爱国就是爱人 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其目标明确 : 驱逐日寇 , 推翻 腐朽反动的专制制度 ,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其行动切实 :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民族革命战争 ,反对侵略 ,暴露黑暗 ,揭示苦难 , 号召战斗 , 尽一 个民族诗人、时代号兵的天职。忠实于时代和人民 , 坚持诗歌的人民性、现实性和战斗性。既着眼于民 族解放的辉煌前景 ,又正视民族灵魂再造的艰巨任 务 ,既讴歌民族的奋起、战斗的豪情 ,又抒写现实的苦难、战争的严峻 ,由此而交织出既悲愤、忧郁 ,又壮 丽、昂扬的情感旋律 ,具有基于生活的理想思考与炽 热激情相结合的情智特点 ,显示了在空前的民族灾 难和空前的民族奋战中我们民族的成熟。我们如果 用人民诗人、民族解放战争的歌手和时代的吹号者来称之于艾青 ,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

第三篇：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简介

简介

生平(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文化界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学术界和政治界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台湾威权时代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甲骨文字学成就：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甲骨文字成就成就：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著作集锦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诗歌代表作品

1、天狗

2、笔立山头展望

3、凤凰涅盘

4、战声

5、罪恶的金字塔

6、天上的街市

7、骆驼

8、晨安

9、夜步十里松原

10、黄浦江口

11、血肉的长城

12、太阳礼赞

13、春莺曲

14、莺之歌

15、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16、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17、诗的宣言

18、炉中煤

19、霁月 20、郊原的青草

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回忆录《洪波曲》

评论集《雄鸡集》

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第四篇：郭沫若专题辅导

郭沫若专题辅导

今天我们这门课是第二讲“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的辅导课，这一讲的内容与鲁迅专题等大重点相比，可以稍稍简单一点。这个内容我们将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进行。

一、学习常识提示

1．关于郭沫若生平

我们刚刚学完了鲁迅专题部分，应该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而郭沫若与鲁迅还算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可以将郭沫若的生平与鲁迅的生平对照起来掌握。

（1）简历。生于1892年，（比鲁迅小11岁），卒于1978年（终年86岁），四川乐山人。

（2）日本留学。1914年（22岁）到日本留学（比鲁迅晚12年），与鲁迅一样也是学医。

（3）试笔。1916年开始文学创作，最初的试笔即新诗，如《死的诱惑》等，并初步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如果鲁迅开始文学创作按《怀旧》算，郭沫若的创作开始的时间则比鲁迅晚5年。

（4）爆发期。1919年，郭沫若在日本得知“五四”的消息之后进入诗情的“爆发期”，并开始在国内（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陆续发表作品。1920年，《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等重要代表作发表后，郭沫若开始在文坛上引人注目。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1921年，《女神》（剧曲诗歌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比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早2年。相关知识：《时事新报?学灯》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一起，被称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

（5）结社。1921年6月（一说“7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主要成员还有张资平、田汉等。相关知识：1922年创办第一份刊物《创造季刊》，后陆续创办有《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的副刊）和《创造月报》、《文化批判》等。

（6）彷徨之路。1922年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天上的街市》，这以后的作品（包括《彷徨》十首等）后结集为《星空》（诗歌、戏曲、散文集）出版。以后还出版有诗集《瓶》（爱情诗集）、《前茅》、《恢复》等。

（7）文艺与政治活动。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与日本妻子安娜和三个孩子回国（比鲁迅回国晚14年，后多次返回日本，鲁迅从此不再回日本），同时活跃在文艺和政治两个大舞台上（鲁迅辞官后不再任官职）。

1924年4月再赴日本，同年11月回国。

1925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这期间创作有《聂嫈》等3部历史剧。

1926年弃文从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七人主席团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与宣传委员会主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上海、日本。

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参加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并出版有《前茅》、《恢复》两部诗集。

1937年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出版有诗集《战声集》。

1940年第三厅解散，另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创作有《屈原》等6部历史剧。

1949年后，任文联主席等行政职务，并创作有两部历史剧。

2．关于郭沫若的作品

郭沫若一生著述甚丰，主要了解其诗歌、小说和戏剧中的下列作品。

（1）主要诗集。

A．《女神》1921年出版，共分3辑。第一辑为三部诗剧《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第二辑为爆发期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等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作品；第三辑为“五四”前后的作品。

B．《星空》和《瓶》等“彷徨”时期的作品。

C．《恢复》和《前茅》等“革命”时期的作品。

（2）主要小说。创造社作家的小说以郁达夫为代表，郭沫若的小说也具有创造社小说的特点。注意相关知识的了解，如郁达夫的《沉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创造社作家在抒情体小说方面的贡献等。

A．自叙小说（受日本“私小说”影响的一种自传体小说，又称“身边小说”）：主要有《漂流三部曲》等。

B．寄托小说（在精神上与郭沫若的诗歌和历史剧一致）：主要有《牧羊哀话》等。

（3）主要剧作。郭沫若最早的诗剧同时具有诗歌和戏剧的特点。

A．诗剧：主要有《女神》中的三部诗剧（《凤凰涅槃》也具有诗剧的特点）、《星空》中的《孤竹君之二子》等。

B．历史剧：在20年代有3部：《聂嫈》、《王昭君》、《卓文君》，后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40年代有6部，其中，4部以“战国”为题材：《屈原》、《棠棣之花》（根据20年代的同名诗剧改编）、《虎符》、《高渐离》；2部以“元末”和“明末”为题材：《孔雀胆》、《南冠草》；50年代有2部：《蔡文姬》、《武则天》。

二、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1．小重点

（1）《女神》的文学史地位与人们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

我们知道，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而《女神》的文学史地位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是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最高成就的现代诗歌经典。人们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普通读者评价不高，另一方面文学史家却评价很高，在教材中称为“两极阅读现象”。

（2）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不同读法。

在教材第24页上介绍的两种读法，即“专业读法”（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

（3）郭沫若的创作道路、文学成就和文化建设上的地位。

这个问题可以根据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生平”和“作品”等内容进行总结或展开。在学习中，特别要注意了解教材在第37-38页中讲到的郭沫若创作生活道路的三个阶段的不同情况。

（4）郭沫若研究在20-40年代、50-60年代和新时期以后三个时期的概况。

在20-40年代，重点了解三个内容，一是闻一多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两篇论文：《〈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二是蒲风的《论郭沫若的诗》，三是周扬的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带有“历史定位”性质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在50-60年代，重点了解两个内容，一是楼栖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二是张光年的论文《论郭沫若的诗》。注意：二者同名。

在新时期以后，重点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郭沫若研究资料》、《郭沫若研究专集》和《郭沫若著译系年》等工具书；二是王光东的《关于浪漫的沉思--郭沫若前期文艺美学思想论》、姜铮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等研究专著；三是郭沫若研究的重点问题，如前期文艺的特质与矛盾，诗歌创作，以及史剧理论等。

2．大重点

（1）《女神》在“五四”时期成为经典的原因。

这应该说是学习本讲内容的一个难点。教材分析了从思想和形式两个方面不评价《女神》，都不能解释《女神》在“五四”时期成为经典的原因，但是，在学习中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女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认识，而应该以此为基础，再通过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去寻找答案。对此，教材在第26-34页上作了强调和分析。其要点除了教材中明确指出的当时读者的“接受状况”外，还与读鲁迅的小说等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一样，在于“回到历史现场”，重视其“不可重复之美”。

（2）以《天狗》、《晨安》或《女神》中的其他作品为例，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三步阅读方法结合起来，说明克服“两极阅读”的办法。

这也是学习本讲内容的一个难点。首先，要了解所谓“三步阅读法”的含义；其次，要结合这种阅读法去体验阅读“经典”的感受；第三，还要整理并总结出自己的体会。而要最后将自己的体会与所阅读的作品结合起来，还必须以自己对“《女神》在‘五四’时期成为经典的原因”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掌握为基础。以《天狗》、《晨安》为例，是因为它们既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又有现成的作品在教材中，而以《女神》中的其他作品为例，一般来说，仍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以及《匪徒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

（3）《女神》的主导风格和多方面的艺术探求。

关于郭沫若诗歌的风格，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暴躁凌厉”，一是“优美别致”，也有人称之为“豪放”与“优美”，而且公认前者是其主导风格。这都不是问题，总是在于以前人们倾向于以《凤凰涅槃》为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教材中强调指出的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天狗》之类的作品”。而多方面的探求，主要是指那些优美别致的作品，见教材第33页。同时，也应了解与此相关的知识，如这一时期鲁迅、郁达夫、庐隐、冰心等其他作家具有的其他风格和作品。

（4）了解郭沫若文艺型的人格心理特征，并对其天才与凡庸的两面都给以客观的评价。

郭沫若文艺型的人格心理具有“天才”的特征，其要点是“多变”，而且善变。在学习中，可以结合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来谈。教材在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中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也还可以再联系我们在专科阶段的学习内容来作为补充，比如，他在创造社与后期创造社（1928年以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表现等。对其天才的客观评价，可以主要以对《女神》的评价为主，而其凡庸的客观评价，则可以主要以他在三四十年代以后的创作为主，如果有的同学对自己在专科阶段的当代文学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则可以他在50年代 以后的创作为主，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5）从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等方面，探讨郭沫若诗歌出现“两极阅读”现象的原因。

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其实也就是郭沫若诗歌出现“两极阅读”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时代的隔膜”的产生，除了读者常常不能做到“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不能做到“知人论事”，将自己对郭沫若以文化名流的角色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后的种种表现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他的“多变”与“趋时”的反感，带入了阅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隔膜”，对诗人所作所为无法理解，更难以宽容。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时代的隔膜”在审美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大家对郭沫若隔膜，还普遍存在于对历史经典的隔膜之中。其主要原因则主要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或者说就是只偏重于自己的欣赏感觉，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

第五篇：郭沫若专题基础知识

郭沫若（2006.简论郭沫若的诗学主张及其意义、2001.简述《女神》的思想特征、2000.简述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成就、简述《女神》的思想内容特征、1999.比较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作品：

a.《女神》：剧曲诗歌集，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主要作品有《鹭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棠棣之花》（戏剧）《女神之再生》（诗剧）《湘累》（诗剧）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b.《星空》：诗歌，戏曲，散文集；是郭沫若诗歌的又一代表作，在艺术上是属于另一种风格的作品。1923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之一。主要作品有《天上的市街》《星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孤竹君之二子》（诗剧）等。《星空》中多数诗篇是“五四”退潮后，郭沫若苦闷寂寞但又不甘沉沦的思想感情的反映。c.其它诗集：《瓶》《前茅》《恢复》《战声集》《蜩螗集》 d.历史剧本：《屈原》《南冠草》《武则天》《虎符》《卓文君》《聂嫈》《棠棣之花》《王昭君》《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e.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张：郭沫若《论诗三扎》：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a.《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b.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c.《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如《凤凰涅槃》，凤凰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如《炉中煤》，中华古国成了“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自觉的呼声，如《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便是我呀”，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d.《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女神》中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

e.《女神》同时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在美学追求中的内在矛盾。这也是《女神》价值所在：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二． 《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a.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飞腾起来的第一人。《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即无神，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自然是我的表现）的思想基础上。

b.《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术风格。【壮阔性：诗人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居于中心的是地球，海洋，太阳的形象。奇异性：大自然被充分地人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如《地球，我的母亲》。飞动性：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c.《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即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不统一。但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三． 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a.《女神》是诗的“呐喊”，《星空》是诗的“彷徨”。

b.《星空》形象体系依然是地球，大海，星辰与太阳，但却完全变化了色彩：如《星空》“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形象与色彩的转换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诗人由“五四”高潮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彷徨，开始更深刻的求索。

c.《星空》失去了《女神》的单纯性与统一性，多种音调，画面交换出现，反映了历史彷徨时期的复杂多变性。d.《星空》中的诗，虽缺乏“《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心情感”，但技巧却趋于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

e.《瓶》可以说是《女神》与《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别一种流露。这里有《女神》式的火山般的热情喷发与奇特想象，也有《星空》时期的时代苦闷在爱情生活上的投影。f.《前茅》《恢复》，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

g.《前茅》里，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近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和与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旧的情感，追求的决裂；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h.《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这些诗歌歌咏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但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四． 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佳作 a.20年代有《卓文君》《聂嫈》《王昭君》三部历史剧，收入《三个叛逆的女性》。40年代有《屈原》《棠棣之花》《虎符》三部五幕历史剧及《南冠草》《武则天》《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b.20年代剧作：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c.40年代剧作：1）提出了“据今推古”的理论，以及“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求似”即历史精神的真实表现与把握，“失事”即此前提下“和史事可以出入”2）力求真实反映历史悲剧精神，及融合现实的时代悲剧精神及时代提出的反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民主要求。d.《屈原》：1）“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剧本是自觉地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的。2）“屈原”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3）意外收获：“南后”形象更为复杂与丰满。

e.总而言之：1）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2）郭沫若的历史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在剧中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3）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具有浓郁的诗意，成为戏剧的诗。其历史剧诗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内在的强烈的抒情性。f.郭沫若历史剧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之后抗战期间的《屈原》《虎符》等，都给予历史人物现代思想和现代行为，让他们在历史事件中处处体现现代精神，从而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在表现历史人物的现代精神上，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不断体现在剧情和戏剧人物的身上，剧烈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痛快淋漓的戏剧语言，会不断触发观众的热情和共鸣，从而成为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典。但其争议之处在于：历史的当代叙事也必须不能太过偏离人们的历史常识。

g.赋予历史人物现代品格；在剧作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精神，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戏剧情绪推向高峰。这是郭沫若戏剧的特色，也是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李怡本郭沫若补充： 1.《女神》表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的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a.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叛逆和对光明理想的热烈向往，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如《凤凰涅槃》，通过凤凰双双自焚前的歌唱，对朽败的旧世界作了极真切而沉痛的描绘。凤凰的自焚，是与旧世界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b.追去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表现出“五四”时期年轻一代要求冲决一切罗网的战斗呐喊，是广大爱国青年反叛性格和战斗激情的诗意概括。如《天狗》中的“天狗”这种破坏一切旧事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的极度夸张。

c.爱国情思，颂扬新生的深情，既是对“五四”的礼赞，也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从《女神》中的《炉中煤》的年轻女郎，《凤凰涅槃》中更生的凤凰等形象，不难看出诗人对于祖国的深沉眷念与无限热爱。

2.《女神》的主要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特色。浪漫主义重主观抒情，强调自我表现。《女神》中的凤凰，天狗等都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集中塑造，体现出强烈的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诗人以奇特想象，极度夸张，直抒胸臆与恣意喷发为主要表达方式，《凤凰涅槃》等诗最典型地体现出这些表达方式的特点。《女神》的语言热烈奔放，具有雄奇的风格。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是白话新诗运动中对自由诗体的大胆创造，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也无固定格式。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作者把形式的自由强调到绝端的地步，感情缺乏必要的节奏，任其直抒胸臆，造成一些作品的诗意直白浅露。3.《天狗》：“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最能表现诗人个性的代表作。全诗突出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和追求个性解放，反映出“五四”时代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

4.《瓶》是一本以组诗表现爱情的专集，内容和形式都与他的《女神》及其他诗集有明显不同的风格。郁达夫认为这部诗集是郭沫若热衷革命与追求爱情“两重人格”的表现。《瓶》的诗歌形式，基本特征还是自由体，但大多为四行一节，明显地显示着诗人有意地改变写《女神》时期的不受节制的冲动，在形式上进行着新的试验。

补充：

《女神》的思想内容特征

（一）充分表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总的主题是要求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民族、科学。《女神》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反抗一切旧势力的革命精神，对光明的向往等，是最强烈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女神》，反抗、爱国、创造是贯穿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

1.强烈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破坏和扫荡一切旧事物、旧思想。诗歌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思想的叛逆者、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女神》中的 “我”是与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大“我”。如《天狗》，从头到尾每句诗中都是“我”，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塑造了一个旧世界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天狗”这种冲破一切罗网，破坏一切旧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极度夸张。《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表白崇拜自然界与社会界一切象征生命的事物，来否定一切人为的偶像，一切扼杀生机的旧传统，表现出对封建权威的极度蔑视。，《欲海》等诗，也都通过抒情主人公“我”的塑造，表现出破坏旧世界，冲破一切尘垢(包括自身的尘垢)的激情，那个“血和海浪同潮”、“心和日火同烧”、要决太平洋之水“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的自我形象，同样是实现自我个性解放的宣泄。这种个性解放的要求不仅仅着眼于个人本身，诗人将个体的解放作为社会、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将它们融合为一体。

2.在冲破封建藩篱的同时，已经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看到了这是我们建设新世界的榜样。如《匪徒颂》中，将列宁、罗素、尼采等人一起赞颂，表达了自己要步其后尘挺身反抗的坚决意志。歌颂了列宁。在《巨炮的教训》一诗中，对比了列宁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从而肯定了列宁的革命思想，肯定“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号召人们为自由正义而战。这些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祖国而献身的牺牲精神。如《凤凰涅槃》凤凰的自焚，乃是与旧世界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中是烧毁了那“死期已到了”的旧凤凰，才在烈火中飞出永生的华美凤凰。希望古老的中国恢复青春，新生的中国永生不死。《女神之再生》中唱道要创造一个新的太阳，即创造一个新中国。《炉中煤》用象征手法，借燃烧着的煤的形象，表达愿为祖国献出一切的思想。是《女神》中表达爱国激情的代表作，是一首爱国主义的绝唱，诗人把祖国喻为心爱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狂烧的煤块，它“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感情真挚而浓烈。《棠棣之花》中更明显地表现出为祖国、为自由而自我牺牲(如“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愿将一已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也是出自爱国之心。盼望一个强盛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与对旧中国无情的诅咒相联系的。

（三）表现出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显示了新世纪到来、新的阶级崛起时人们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乐观主义精神。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相信不断的毁坏和不断的创造正是万物万事发展的法则。通过对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描写，赞美了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力量、时代的力量。《晨安》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显示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太阳礼赞》歌颂太阳，歌颂光明。这些诗都是典型地表现出乐观进取精神。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色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

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凤凰涅槃》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凤凰涅槃》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一）强烈的表达了人民的理想。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正在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暴发了，《凤凰涅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的诞生。

（二）象征性地抒发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豪迈激情

《女神》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色——就像列宁、高尔基、孙中山、李大钊等仁人志士一样，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征。就这一人物特征来看，《女神》就是在间接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怀、志向和决心要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英雄气慨。《女神》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诅咒，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情感基调。哥德说“艺术中的美即理想”。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战栗，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高尔基说：“艺术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和创造新的大同世界的愿望。

（三）直接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而且还是一条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天狗：它不仅吞月（这是古代神话之原意），而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全宇宙。我们习惯以“气吞山河”来形容气魄之伟大，而青年郭沫若的气魄，更是伟大超群得不可想像。“我便是我了”表现了个性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的巨大勇气之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五四时代的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能够改变山河、大地、宇宙，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诗人也为自己的情感陶醉了，情不自已，便从他年轻的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我飞奔，我狂跑，我燃烧„„”。这样的诗句就像猛烈的飓风，在读者心头上呼啸而过，在不平的大地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波，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而接下来三个“我飞跑”，更给人以急促振奋、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故而“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表示了自己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方能成为新人，方能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

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张

郭沫若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谈论诗歌问题，始于1920年１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而此信之前，郭沫若已在惠特曼的影响下相继创作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雪朝》、《匪徒颂》、《晨安》、《浴海》、《电火光中》、《夜步十里松原》等多篇自由诗。信中所论可以视为上述诗作创作经验的概括。在这封信中，郭沫若提出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重要命题，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在郭沫若看来，诗之所以是“写”的，不是“做”的，是由诗的本体决定的，诗的本体即是灵感、情调和想象。象风的袭来一般的灵感引发翻波涌浪的情调，一定的情调决定了诗的风格形式；情绪的波澜不容创作主体“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诗歌的形式技巧是无需费神考虑的，只要将这个本体照实写出，诗歌就能“体相兼备”。郭沫若2月16日再致宗白华，进一步发表了对诗的看法。该信集中讨论了抒情与形式二而一的关系，虽然这是针对宗白华批评的答复，但其观念与上封信并无二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之二作用故。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紧随2月16日的信之后，郭沫若又创作出了《登临》、《春之胎动》、《日出》、《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作，这是前述冲动型创作模式的继续，同时又为3月30日致宗白华信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该信在论及海涅《归乡集》中的诗作时提出了“自我表现”的理论命题：“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郭沫若对海涅诗之“贞于情”给予充分肯定，看起来其理论命题是针对海涅而发的，实际是海涅与他本人创作经验相合而共鸣的结果。3月30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值得注意，郭沫若向宗白华描述了自己与田汉由二日市步行至太宰府的情景，这一沿途触景生情、即兴赋诗的经历，触发了郭沫若“诗人与自然一体”和创作出于“无心”两个新的看法。关于后者，他的原话是：“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晶。”郭沫若在引用贝多芬偶成《月光曲》的材料以为自己的立论支持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当天的诗乃得之于“不经意”之际。上述三封信作为郭沫若早期诗论的珍贵文献所表述的文艺思想（包括“自我表现”说、情感之“体”形式之“相”“体相如一”的诗观、自由主义形式诗学、创作动机“无心”论―――后来发展为“无目的”论），成了未来几年（截止1925年）郭沫若诗歌理论著述的起点和文学论争的理论出发点。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历史剧促进了中国话剧创作的繁荣、发展，其贡献毋庸置疑。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棠棣之花》为其发端之作，40年代连续写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史剧创作理论趋于成熟，50年代继续发展并臻于完善。郭沫若的戏剧理论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史剧和历史、史剧和现实、史剧的形象塑造、悲剧成就等。下面就这些方面进行浅述。

一、史剧和历史

“历史剧写的是历史题材，它取决于历史生活，又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剧’”。历史剧不等于历史，它不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复制。那么该如何明确史剧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他是非常重视艺术自由的，而不是对历史生活的照搬照抄。这表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科学著作，但忽略了史剧和历史的关系是既区别又联系的，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

恩格斯在1895年5月18日致迪南拉斐尔的信里表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恩格斯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和艺术辩证统一的关系。郭沫若曾说过：“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是赞成恩格斯的观点的。郭沫若在他的一些史剧中表现了“失事求似”的原则。史剧《蔡文姬》中，郭沫若对历史人物曹操进行了新的评价，他认为：“曹操对于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他改变过去曹操“奸臣”形象，把曹操刻画为一个开明、纳谏、具有平民风度并有成就、比较得人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武则天》里，他树立了一个赏罚分明、用人唯贤、治国有方、“不爱身而爱百姓”的杰出女政治家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无论从政治举措还是从男女关系方面都遭到诋毁的武则天大不相同，既合剧情的发展，又无损于人物的性格。郭沫若很注意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借一段史料或者史事来表示一个主题和一个年代，而不是用写历史剧来研究历史，或者单纯的考古。

二、历史和现实

郭沫若认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历史剧作家要用心感受时代的变动，为现实服务。郭沫若主张历史剧“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他说“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而是“借古抒怀以鉴今”，这是郭沫若处理史剧和现实关系的原则。

郭沫若用历史的题材来写剧本，不是为了发思古之感情，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同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中，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是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国统区实行专制独裁而写的，《高渐离》中含暗射的用意，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代表作《屈原》更是这位诗人兼剧作家用心血锻造的一把最犀利剑，劈开了比铁还要坚固的黑暗统治。取材于古代题材，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却是反映当今现实生活，或为作者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思想而作的。郭沫若强调，历史剧能够对现实产生作用，就必须把握历史剧本身特点，把古人写得很真实，与古代没太大差异，在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联系中去进行创作，万不可混淆时代，搞得乱七八糟。

郭沫若曾用史剧和现实的关系阐述道：“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历史的人物，感到可喜可爱而加以同情，便随兴之所至而写成的戏剧，就是兴。”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许多地方都是借助于影射、比附来进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揭露的正是残酷的封建制度和对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屈原》全剧结局未取屈原自沉，而改为投向汉北，给人以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的希望。剧中人卫士甲说：“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与其说在呼唤历史上的屈原，不如说是抗汉大后方人民对坚持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呼唤。

三、史剧形象塑造

郭沫若史剧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剧中人物以诗人的灵魂、诗的感情，具有浓郁的诗的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郭沫若历史剧中主人公屈原、婵娟、蔡文姬等，本身就是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屈原》中，卫士和婵娟不是诗人，但是作者却赋予了他们诗的情怀，认为他们是：两种诗的感情或两种诗人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悠婉的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的奋斗的感情。郭沫若还赋予他们以诗的形象生命，比如，郭沫若化用《楚辞》中的某些优美的诗句来写婵娟，作者运用了极具表现力的手段，把她从一个虚幻模糊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实体。首先，从人物身份和人格的对照中去表现她的性格。作为一个侍女，婵娟并不尊贵，但身份和人格常常不是成正比的，她拒绝进宫服侍南后，藐视和嘲弄公子子兰，痛斥帮闲文人宋玉等，她是高贵的、高尚的。卫士这个形象，他在《屈原》中不占重要地位。前四幕，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戏剧动作和戏剧语言，只有到了第五幕，人物性格才得到集中的刻画。卫士是一个宫廷卫士，但他并不是为虎作伥的鹰犬，实际上是保护屈原和婵娟的卫士。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对婵娟说：“我要搭救你，请你一点也不要踌躇，乘着这月黑的时候，你装着打更的，我们一道出城去。我们去求三闾大夫。”卫士身上焕发出“激越的奋斗的感情”异彩。他激于义愤，杀死太卜郑彦尹，放火烧庙，让“这罪恶的神庙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恶的尸体一道消灭了”。他在剧烈的动荡中没有半点犹豫，他要毁灭这罪恶的世界。郭沫若历史剧的人物形象都是诗的人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郭沫若对史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合理的发展”论。他指出：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这是从“发展历史的精神”的史剧创作原则出发的。这种发展是依托于想象，也是为弥补现成的历史材料的不足，在新阶段上创造艺术形象。剧作《屈原》中，以屈赋为基础，“合理发展”出傲岸的屈大夫的诗的形象，以《南冠草》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石，“合理发展”出少年爱国将领的形象。这种想象不是肆意乱想，而是符合规定的历史情景的。

四、史剧的悲剧精神

郭沫若通过创作戏剧类型的悲剧，表现悲剧的审美特征。除《蔡文姬》、《武则天》外，郭沫若的历史剧大多都是写的悲剧。郭沫若写历史悲剧，既是借历史去张扬现代生命，又是对民族悲剧精神的一种发扬，表现他对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追求。

郭沫若的前期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中，以《聂嫈》为例子，她所处的那个社会，贫困的人走投无路，为温饱问题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些具有权势的人，却整天吃饱后，闲来无事可做，到处作恶多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昏君暴政，奸臣当道，小人得志。而主人公聂嫈为了揭露阴谋，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表明一种悲剧精神，民族的悲剧精神，绝望的悲剧，给人以撼动，让人愤然，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一种强有力的抗争。同样，其他两位女性，《王昭君》、《卓文君》也是这样，他们感人至深，就是由于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的历史悲壮性。

郭沫若后期的剧作《屈原》，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诗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政治上，他都主张以“仁义”兴国统一天下，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团结，反对战争。他一生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疾苦。他出身显贵，能不为荣华所动，辛苦为民操劳，深得人民的爱戴。剧作中，屈原和老百姓紧密相连的鱼水情，他是多么受人敬爱的志士仁人，最终却惨淡收场，前后对比，让人更觉悲剧的崇高感，悲剧氛围渲染到极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给人留下震撼和思考。

纵观郭沫若的历史剧，成果斐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主张和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足资借鉴。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历史剧的伟大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