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

第一篇：给理想一点时间

《给理想一点时间》

（五）中最好的文章是哪几篇？

网文集《给理想一点时间》是凤凰网编辑从海量博客中打捞出来的，因此，博主们都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是否上榜，这跟稿酬无关，记得唯一一次我的博文入选后编辑问及账号要发稿酬时，我很轻松地一句“找个慈善活动捐了吧！”心里却是蛮喜悦的，就因为自己被海选中了。

最新的《给理想一点时间》

（五）收到多日了，今天得空读完。既然是选集，编辑各有所好，我也自然有个人偏好，几篇好文，深受教益。

第一篇：柴静：《你的死亡谁做主？》

前几天，我和著名婴幼儿救助者、女拳节目主持人陈岚女士围绕她和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俊就“明知道胎儿有严重缺陷是不是该打胎”的问题有过争论，我同意顾教授的看法：明知道这样还要生下来，就是非理性；给人生命和给人痛苦很难说明前者更有价值。陈岚女士认为绝大多数这样的孩子是能够治愈的，反对堕胎。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是强调自己的观点，自然无果。柴静的这篇文章通过一线采访，包括陈小鲁那样的红二代，当父亲陈毅弥留之际，他们和医生对尽快结束亲人痛苦都没有发言权，只有眼睁睁看着对方受罪而死。“你的出生谁做主？”这个也是大同小异的问题。如何能在人道和法律、医学方面达成最佳平衡，非常迫切却和艰难复杂。

第二篇：柴会群：《众叛亲离》

名报记者的文字我一向偏爱，他们的写作是立体的，但牢固地扎根在硬地上。柴会群的这篇文字更是这样。每一个久别家乡到大城市生活的人，都会与家乡人存在这种疏离感，他们几乎很少有变，他们的心里你也没变，家乡的价值观牢固地树立在那里。可城市生活和现代法律重塑的你却忍不住要启蒙和干涉他们，冒犯他们的生活和规则，虽然有时是不知不觉。他们在尊敬和礼貌中心里被添堵、添乱。就这样，彼此牵挂着，却不断陌生着，渐行渐远，最后切割。

第三篇：秦前红：《我所了解的农村》

中国农村的凋敝和留守老人、小孩问题早已被普遍指陈。二十多年前我初次去婆家的时候，那里很穷但很热闹，不论在家还是出门，孩子们围得我这个外乡人迈不开腿，跟看猴子一样，每每这时我真想大喊一声把他们赶走。过了几年，家家安上了铁栅栏门，防盗意识的增强不是因为治安不济，而是人口急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流之下家庭安全感的下降。春节回去，我突然怀念起那种被孩子们前呼后拥的感觉。可这时候他们已经在外乡生活，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跟我一样，匆匆几天后各奔东西，没人稀罕围观我了。前去年去给婆婆烧纸，归途路过昔日夏收时繁华的打麦场，几个老太太坐在萧条的地上，痴痴地看着我们。老公用当地最常用的打招呼方式问候：“干嘛呢？”“等死，我们还能干嘛？”回答竟然是不约而同的。是的，这就是中国的农村和老人当下的普遍状态。除了这个，秦前红教授的笔下还有乡村腐败，我想这也应当是普遍性的。不过，他还有农村治理和重建的探求，这起码还觉得乡村还会继续存在，我怎么觉得中国农村只剩最后几缕残阳了？可如果真是这样，现在城市里那么多农村漂泊者最终的归宿将在哪里？

加藤嘉一：《在美国发现中国》

加藤嘉一是个有心、活跃的日本青年。2008年网络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网友聚会最多的时候，这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青年穿梭其中，他说自己除了在北大读书，还在人大附中兼课，给瑞丽杂志当模特，还当导演或演员之类。加藤很愿意讨论，声音不低，但总是先让别人阐述观点，礼貌而得体。在中国生活十年后的他到了哈佛读书，在美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居留时间，对两个国家的比较应该有比较到位的评价能力。他和老师认为，什么时候中国到了“放松”的时期、即充分市场化之后，中国才可以崛起。确实，中国僵死的政治和社会格局总是成为改革深水区，只能由最大限度的市场化和放权完成。用经济手段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徐贲：《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我们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人，是秉持“将本职工作做好的人”，他们有点牢骚，有点抱怨，但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基本自由的，同样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上面作恶，他们紧随，认为这是在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人转变态度，他们有口无心地忏悔和改变，也认为这是做好本职工作。每当解释这些行为时，他们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大家都那样，我又改变不了，有什么办法？他们貌似完全被动，又好像很无辜很无奈，但这个庞大的群体悄无声息的推动作用；那种黑压压的的沉重规模，正是极权和暴力体制的基本构成和强大精神力量。沉默的大多数和平庸的恶，不仅仅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

第二篇：给理想一点时间

给理想一点时间

当我们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时，我们忽然就产生了厌倦，我们急于打破这井井有条，而当我们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们又会长吁短叹，梦想洁净与优雅，这大抵就是碎片化时代生活的全部真相。

这样一个时代，碎片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杂，话题越来越爆，什么都是来无影去无踪，晚起几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结，离开网络等于离开整个世界一样痛苦不堪，写博数年，写手一茬接一茬的换，文字一批轮一批的上，悲剧一出接一出的演，思考一次接一次的深，慢慢的我们不由的浮躁，不安，分不清是是非非，理不清乱乱纷纷。我们的身躯是形而下的，与街边公路的汽车一样，需要保养，需要维修，需要保持身份，但也有危险，也会故障，甚至沦为二手。

这样一个时代光靠我们自我调节已不能打压精神上的暴躁，急需一剂温暖而不官腔的镇定剂，来稳定网络海量信息带来的冲击综合症。来化解千头万绪的中国之问所带来的阵痛与悲悯，来触摸日理万机情系中国每一位华人的赤字之心。而这样一剂实惠，亲民，愿意等待梦想，愿意给予时间的网络新药“《给理想一点时间》”做到了。从第一本的艰难孕育成功，到第二本的轻车熟路，再到第三本的娓娓道来，第四本的只为百信代言，不断地拷问着大历史时期的百姓之声，民族之惑。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有幸得到凤凰博报编辑部寄来的第一本《给理想一点时间》，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也因那时比较忙碌，就一直搁在宿舍的书架上。等到七月中旬当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时，迫于长途无聊，才拿出来品评。一路上我喝光了五瓶矿泉水，却没有吃一点东西，身体发出的饥饿感早已被书中散发出的洒脱性所代替。记得下火车的时候，已将书中多半篇章看了一通。并且一回家，我就将《给理想一点时间》推荐给了在文化产业混迹多年的姐夫，并且得到了姐夫的很大认同。正如姐夫说：“网络世界里尽然能产出如此有力的作品真是不可想象”。之后听说第二本也出版了，便迅速的在网上买了一本，再后来第三本在年底继续出版，有幸也收到博报编辑部寄来的样本。

如今愿望成真，第四本如期付梓，作为凤凰博报里的一位青年大学生博主，一边读书，一边写博，不时的感到《给理想一点时间》所带来的鞭策与镇定，让我明白如何辨别网络世界里的纷纷扰扰，如何不被这些纷纷扰所迷惑与同化，如何传承在不断异化和变革中的理念和梦想。

很多时候中国社会的事情只有网络作者才看的最真，因为这里相对比较最自由。记得，父亲在看到《给理想一点时间》后，给出一个特别平实的关键词“开放”，是的“博采众家之言，报闻公民心声”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也许从这里出发，你会看到中国的最强音，在这里名人与草根起飞，国事与家事并重。在凤凰这个平台里呐喊，我常常会在自己的留言板上看到热切的百姓，在面对敏感事件，重大事件时的冷静与果敢。在这个网络舆论主导的年代，慢慢的你会发现，“平民不在阿Q，名人不在韩寒”。这个时代让舆论逐渐等时化，平等化，人人都成了一尊佛像，只要言之有物，必定会成为公众的视野里的“王者”。《给理想一点时间》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亲民，近民的态度，书中关注中国当下，从改革，法制，经济，民生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逐点开花。投射出当下最完整的中国，正如黄敏女士的《中共地图》一样栩栩如生。

《给理想一点时间》让我们发现，“苦难与悲催”不再是平民的专属，慢慢的，时间会告诉你我，梦想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坚守自己的内心格局，终究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给理想一点时间》让我们懂得，“阿Q精神”只不过是暂时的虚荣，慢慢的，时间会让一切暴露，给理想一点时间，忘掉曾经的尼姑，忘掉草根的身份，一切为了梦想而生存。

《给理想一点时间》让我们清醒，犹如《国际歌》中唱到的一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时间会证明一切必须靠自己，拯救爱情，拯救非功利的友情，拯救伟大的爱国情怀。

《给理想一点时间》让我们自信，如潮的“美好声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支柱，草根为草根的呼喊里，震荡的是大地最深处的声音，哪里召唤着黄皮肤底下沸腾的血液。

《给理想一点时间》已不仅仅是一本书，这里有贫民的泪水，名人的气势，青年的热血，以及世界各地漂泊同胞的最新体验。在这里，陈秋野看到了鲁迅的精神，易洪明看到了普通人的文化盛宴，黄受才道出了人生的不易。

《给理想一点时间》里的文字也许并非绝唱，但一定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摇滚，总有用一天我们会发现从“博报”出发，在《给理想一点时间》里辗转，直到走向每一个人的最初的梦想。

第三篇：给理想一点时间

中国人一种生存理念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而又现实的问题。竞争比赛有赢就有输，实在正常不过。

不过，看看我们四周，看看我们的舆论，便可知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一旦竞争中落败，输掉的不仅是比赛，还可能有尊严和人生，从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

不唯体育比赛，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多数行业，输不起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公众的共识。这才是问题的吊诡之处。一

中国人曾经是输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上达高贤，下至黎民，莫不以为然。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种可以效仿追随的生活样式。

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时人通行的应试之路，欲以才华文名入仕，终不见容于权贵，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诸多不羁名篇，为世代传诵。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一辈，不容于庙堂，还有海阔天空可去。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王权的“雨露之恩”总有洒不到的角落。因此，输了官场又何妨！

陶渊明得罪了上司，虽扔了那官赐的五斗米，家里却还留有几亩薄地可依仗，躬耕读写，采菊东篱，悠然而见南山。李白不见容于皇亲国戚，远离了庙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荡于酒色文气，纵情于山林河湖，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那种雍容倜傥的生活和气度，在紧张窄逼的社会里是养不成的。养育它们，除了文脉的传承滋养，更需要有退让腾挪转身的空间。

当然，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成王败寇。不过，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图谋天下者。

周武灭纣，失败的殷商后人在周代还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传。

暴秦之后，天下渐统，政治的残酷性，使中国的王位争夺者成了输不起的人，一旦斗争中失败，便失去了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话语，直至肉体。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自然失败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会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

鸦片战争之后，几番遭受列强欺凌，封建大国已临末路。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救亡图存之路。严复译介《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此深入人心。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因其符合彼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后，迅速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后来这句文气的表述，又被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表达“落后就要挨打”取代。

从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一直成为这个国家几乎人人认同的主流价值，既是“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中华民族主义的开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奉此为圭臬。

无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落后就要挨打，原是对家国走向危亡背后原因的一种总结判断，它所指向的，是外敌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战时逻辑和哲学。

晚清以降中国历次与外国的战争，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政治和知识阶层以及普通民众对落后就要挨打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值判断最终从一种应急的战时策略，逐渐常规化普遍化，渗入民族的血脉，内化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念兹在兹的价值判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穷怕了的国人，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充满了渴求。在社会层面，最初对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粗浅认识，迅速与已有传统的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合流，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像秋风般扫过田野，把残存的理想主义一扫而走，传统的义利观彻底边缘化。

在我们周围，许多成功人士，无论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质财富、政商力量以及话语权，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功，经由大众媒介包装传播，灌输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功利主义并非罪过，它内在的欲望原本也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当丛林法则弥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质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时候，功利主义可怕的一面才显现出来。“只有胜利者才会被记住，受尊敬，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重要，成功会让那些问题无足轻重。”曾经有许多成功人士向我这个逾四十依旧不立的人灌输 过这一理念，多少让我有些不寒而栗。三

时至今日，国人也早已非吴下阿蒙。对于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的危害认识渐清，批判也越来越多，“输得起”渐渐已为许多人接受。

不过，观念一旦形成，其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外化为各种制度和行为。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依然会强化这种逐渐过时的输不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这些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开放度、自由度依然不高，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产业政策准入，还是金融税收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在现有传统的经济结构里，存量资源固定且有限，争逐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强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积聚，其他地方和企业以及个体成长的空间越来越窄逼，有人撑死，有人饿死，马太效应被制度和人为强化。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况随处可见。这种状况下，自然谁都输不起。

伴随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大都市强者成功者积聚，开放性和流动性萎缩了。传导到社会领域，我们看到社会原有的流动性日趋减弱，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围墙日益增高。个体改变现状越来越艰难。

结果是，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流动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轨道中实现，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一旦被挤落下桥，再无翻身机会。因此一次失败，常常意味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机会，更可能是失去未来的机会和空间。所以，在这一过程，竞争之惨烈，世所罕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失败。无论体育还是企业，还是其他。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试图改变现状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输不起的情绪蔓延，社会更加紧张纠结。四

在一个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自由选择的社会里，哪怕你打赢了一场奥斯特里茨战役，你还是可能会遭遇滑铁卢。无路可退，于是，人们只能一辈子小心翼翼地呵护打赢的战果，一场场艰苦地打下去，彻底被“输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乐趣。

个人如此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众普遍如此选择，虽然能造就社会一时之繁荣，却也因个体活力的丧失，而必将失去社会的未来。这是社会之责。

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莫过于以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领域，在传统管制认识不到且力有不逮的时候，野蛮成长。

活力何来？来自于这个领域最初的开放性和自由选择，来自于突破创新。新经济领域，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到资源要素的配置，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突破创新。

突破创新的另一面，则是对失败的宽容，容忍失败才有突破创新。也只有在开放社会里，才有自由选择，自由流动，也才能留给失败者退路和尊严，也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荣。都成材了，都成大树了，没有了杂草和灌木丛，勃勃生机从何而来？ 流水不腐，没有了流动性，活力从何而来？社会又何以前行？

特立独行的猪 在沉默中等待屠宰

杂文历来都是多批少颂，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杂文就应该是上帝派来的‘牛虻’”,不能当频传“捷”报的家雀。

由李志题主编的这本杂文《给理想一点时间：精选集》中选题具有普遍性。书中博文多反映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国人一些认知、文化的弊端伤疤，决绝地撕开。

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从《给理想一点时间：精选集》中，有心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年来众多事件后遮羞的嘴脸可谓五彩斑斓。就像书中摘录博主郭老学徒的那篇“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中体现出世界上国情政治下公众知情权的不同——“BBC只对英国人民负责，而一个媒体对人民负责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真实性选择。”“让人民知道真相，而不是让人民相信结论，这是民主制度下媒体的道德底线和职业守则。”

中国自古不乏为民请命者，那种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社会良知。历来众多言论桎梏多靠杂文挣脱。杂文说出了大众想说，说不出，不敢说的话。例如书中摘录李吉明博主在2011年写得那篇“中国教育应丰富多彩”。五年后的现在读起来依然血淋淋不容回避——“学校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

更有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

而博主杨佩昌的那篇“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深刻揭示了中国教育的短视与自闭——在德国大学没有围墙和门卫，也没有所谓的闲杂人员。在德国，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大学参观、访问、听课。

曾有人说，武侠仗剑，文侠恃笔，正是这种精神，使杂文赋予文人“一剑既出，力无虚发”，剑锋必带寒光饮血的凛冽。博主韩浩月的那篇“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中赤裸裸地揭示人性的无知与自私——“我们需要信仰，却急功近利在拜佛的时候一拥而上，眼睛里看不到虔诚只有焦灼；我们需要理想，却不懂得理想是什么„„”

“密集的劳动力在创造着城市文明，但在城市文明展示它魅力一面的时候，却无情地抛弃了为它输血的人群。制度的藩篱仍然在区分着人与人的差别，制造着种种不平等„„”

如果一篇杂文能让盲目跟风，习惯普天同乐的国人从沉醉中醒过来，那才是真正越过圈养，获得自由。博主陈平的那篇“烧钱的代价”以亲历后的相对论述，“无情”地戳破国人暴发户的嘴脸和精神世界的贫瘠——“家长们何曾想到，孩子们应该先把中国的文化精髓书法学好，汉字写清楚，搞明白，再去读英语，考八级。”

“家长们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却不想让孩子先去听听古琴，了解一下昆曲、皮影、秦腔和京戏。”

“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学校的组织带领下，先去走走西藏的天域，看看新疆的风土人情，去内蒙古呼伦贝尔，了解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走来的，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博大与精深？”

“当你并不富有也不有钱，你却跟来自哥廷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世界上更有名的大学教授攀谈关于老子、庄子、孔夫子以及古老中国洋洋大观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你有半分的鄙视，因为他们不如你更懂得老庄的境界和心怀，因为你拥有你民族自己的文化。”

博主杨佩昌的那篇“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从环境、教育、官员行为准则、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讲述一个真实的德国——铺路的小石子一颗颗拿来研究如何摆放，然后像艺术品那样搁在某个地方；书很贵，大概每本书约三四百人民币；吃的很便宜，一袋很长的面包才一元人民币，够一个人吃很多天；经济部长用经济部的信签纸做私事就属于有谋私利或侵占国家资源的嫌疑；德国教育首要的是开心，然后才是基本常识，学生时代是教会你如何思考，没有教材，教学完全是根据老师喜好和专业背景而确定„„

杂文是一腔碧血、一颗丹心，是良知的呐喊、是理性的精灵；杂文是爱心、责任心及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恨其不醒的综合晶体。博主李银河的那篇“人活着应当要什么”中剖析人性之贪婪，乐于享受“炫耀性的消费”——“温饱和舒适之上的需求就是贪婪了。”

博主柴静的那篇“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中，其借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的这句话：首先，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

博主傅国涌的那篇“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写出了这个世界上“傻瓜”的匮乏与“聪明人”的多余。以前曾读过一段让我沉默的话——在美国波斯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刻着一首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总是信奉“明哲保身”，我们从不明白，对一个人不公就是对全体的威胁。如今，每个人都活在各式各样的圈里，成了特立独行的猪，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社会患上精神不知羞耻的流行病

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便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这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数一数这辈子你还能见父母多少次？ 父母在，不远游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圆满，事业小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却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的人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去世了。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后悔，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我却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看最后一眼吗？

牺牲大片乡村和城镇、成就个别大城市的发展路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资源极端不平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迫使广大“不幸”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常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程，却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如今父母年迈，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背井离乡，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那些“北上广”的当地人，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外地人“报恩”父母的想法太陈旧，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老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但是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胡适的儿子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信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制度化、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原本至高无上，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在这坑爹的时代。

网上有人感叹：“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朋友不可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让子女们更加放心不下，国家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相互传染的，是要继承的，父母过分的爱，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就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让父母放心的去处。可是，这恰恰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异乡，身心无处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亲担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着落，潦草应付过去，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嘲笑她，说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终极困惑你不关心，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定的、营养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标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决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认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现在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但其实，我不过是一张“面子”，我一点都不实用，我只有观赏价值，基本没有使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我

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而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既使父母活到一百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似乎近在眼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三百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比生命、爱情、正义、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中国青年被社会阉割绑架失去了青春

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飞机上，座位旁边坐着一位外国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湖南卫视“汉语桥”的比赛，要飞到石家庄找他在德国结识的朋友。

他是波兰人，在德国学习工作了很多年，这一次代表德国参赛。比赛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正好可以利用参赛完的时间在中国和朋友一起旅行。波兰小伙说这一次可以在中国待九十天。我好奇，“你不用工作吗？”他说他还没有固定工作，在德国打工挣点钱，然后就去周游世界，他说他去过很多国家，认识了很多人，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继续好奇，我问他多大了。他说，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过还可以再尽情晃荡几年，然后再把生活固定下来。一个二十八岁的波兰小伙还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过着“年轻人”的生活，让人好生艳羡。在中国，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该是什么状态？二十八岁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在着急地恋爱结婚生子，着急地买房买车，着急地拼事业。我们在焦虑着如果三十岁还不能出人头地，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我依旧好奇于波兰小伙的“晃荡”状态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很另类，他对我的问题表示很惊讶，他说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状态。他问我难道没有出国旅行过吗，没有看过世界吗，那你年轻时都做了些什么？

我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毕业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一个二十八岁的中国小伙，如果还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还没有结婚成家，整天晃荡来晃荡去，那他一定是主流社会舆论里的另类，甚至还会被贴上“社会青年”的标签。“主流”了，“正常”了，不能说不好。但必须得承认，很多中国年轻人还是渴望能拥有一段“晃荡的青春”，否则，我们也不会一看到别人在“晃荡”内心就心生感慨。年轻就应该有年轻的状态，遵从内心的奔放和自由，能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和兴趣生活。比如，那位波兰小伙对语言感兴趣，便开始学习汉语，他从不考虑学习汉语能不能为将来谋生。而我们不行，大学选择专业时就必须考虑将来的就业情况。

中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毕业就被庸常的生活绑架了，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晃荡青春”的勇气？一方面，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进入主流轨道的“社会习惯”主导着我们；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继续晃荡”的机会。世俗社会中，“剩男剩女”所带来的家庭压力还可以抗争，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必须寻得谋生的饭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后如果不尽快占领一个“坑”，等你晃荡够了，这个“坑”早就被别人占了。社会上那些待遇较好的单位，在招聘时一般都只对应届生开门，往届生乃至“社会青年”是很少有机会的，找一个待遇一般甚至能勉强谋生的工作，又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养老前景。

波兰小伙并不完全理解这样的“纠结”，他在德国认识很多中国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和他也有些相似。但从他的讲述中我能体会到，他眼中的那些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敢晃荡，大抵都是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宽裕，晃荡完青春，并不影响他们以后稳定的生活。这和家庭背景一般的波兰小伙的晃荡状况截然不同。

一毕业就“老”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你可以在内心晃荡青春，但不能以生活的姿态晃荡，你必须找一个主流的外壳来保卫你晃荡青春的内心冲动；如果说你想像波兰小伙这样以生活的姿态“晃荡青春”，那么必须付出有可能“晃荡一辈子”的风险代价。

如果哪一天中国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晃荡青春了，那一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存在最少的时候。

第四篇：给理想一点时间美文摘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未来，你是谁？”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有两个子命题：第一个是“未来，你想要自己是谁？”第二个子命题是“未来，你可以是谁？”

我17岁时，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选择了土木科系。就读土木科系以后，我碰到了我的音乐老师，她提供了一个“未来，我可以是谁？”的第二个选项，我接受了她的训练。两年之后，我发现，我开始有一个“未来，我想是谁？”的想法萌芽了。

那个时候，学校有一位风云人物叫李骥。有一天，在李骥的乐团练习时，我刚好从外头经过，发现这个乐团鼓手好、贝斯好、吉他好，但是如果能够加进一个像我这样的主唱，这个乐团会更理想，所以我主动走进去要求试音。就这样，我跟李骥展开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校园乐坛生涯。

毕业后，我接到发电厂的一个工程项目，在做路边的边沟时，突然几块落石快速从山上滚下来，接着听到一声轰隆巨响。我心里知道，是山崩了，就在那两秒钟的时间，我选择了往左边逃。我是幸运的，因为往右边跑的人正好赶上山崩。因此，我父母亲的想法变了，他们认为土木科系具有危险性。接下来，第二个“我可以是谁”的选项就出现了，他们希望我能到印刷厂去帮忙。

虽然我对未来有梦想，但是我必须等待一个机会。一直到我碰到了四个好朋友，向银行贷款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在录制唱片的过程中，我很清楚家人对于我在音乐这条道路上的态度，所以我每次出去录音，都会说，我要出去约会。爸爸说：“交女朋友了？”我说：“是的。”“那很好啊。”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经常出去“约会”。

唱片录完后，出唱片、签合约这一切，我家人通通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听到那张专辑的声音从家里传出来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不要推门进去，我应该怎么解释？”后来，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爸爸急着对我说：“最近唱片行推荐了一张专辑，我觉得非常好听，可我总觉得（专辑封面）那个人长得有点像你，但你没戴眼镜，应该不是你，对吧？”我连忙说：“不是，不是。”

到后来，我上电视了。播出的那一天，我坐在父亲旁边，当爸爸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画面时，停顿了五至十秒钟。我顿了一下，说：“爸爸，这一切我可以解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他约定，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会兼顾印刷厂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用中午过后的时间去上通告。

但是，上天在九个月之内就替我做了决定。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凌晨两点钟，印刷厂发生火灾，我赶到时那里已经是一片灰烬。我永远记得父亲到现场时的眼神，我暗暗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再给他一个印刷厂。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爸爸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前我觉得演艺圈的风险很大，但后来我发现，原来开印刷厂也是有风险的。现在，我把时间还给你，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听到爸爸那句话出口时，我觉得，过往的这么多年，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心里面的“我想要是谁”跟“我可以是谁”终于合二为一。

在“未来，我是谁？”这里面，不要太执著于“我想要变成谁”，你量力而为，先从“你可以是谁”做起。等你有余力、有力量时，再抓住那个“你想要是谁”的机会，一切的一切都有价值了。

第五篇：这是最好的时间,给理想一点时间

给理想一点时间

理想太远，现实太近。或者套用网上流行的说法，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

理想，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太奢侈，以致于每次写下这个词，都惶恐不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用的词夸张了，“别跟我谈理想，早戒了！”这句红遍网络的名言，背后的心酸与无奈,你我都懂。

百度对理想的定义是:“对在现实环境中根据科学和逻辑推测出未来可能实现的结果的憧憬，”而且还特定分辨出理想与梦想的区别:

“理想具有可操作性，可实现性。而梦想是不切实际或违背科学和逻辑的，不具备可操作性，也难于实现”。仿佛梦想是雨天过后的彩虹，而理想却是黑暗过后的黎明，彩虹诚然可遇不可求，但我们，却没人敢确认，黑暗过后一定是黎明，也许是更深的黑暗，浓重的让人窒息的黑暗。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对百年前大革命大时代的定义，不知道被多少有识之士看做是今天矛盾重重的中国最好的写照。一个狼烟四起，**不堪，领导者动辄就上断头台的革命时代，一个经济繁荣，国家富足，社会秩序稳定的和平时代，竟被冠于完全一样的修饰语，这本身就足以发人深省。一个好的时代，是能让青年看到希望的时代。一个好的时代，能够留给理想的，不仅是时间，更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理想得以从容生长以致于繁荣。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理想。

网络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以批判者的眼光，审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公民意识的崛起，儒家意识的苏醒，让我们每个人突然有了共和国主人翁的意识，铁肩担道义，匹夫有责之日，不再仅仅是天下兴亡之时。仿佛一夜间意识到，时代的使命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国家的理想与个人的梦想密不可分。

很快,我们焦虑于政改停滞不前,痛恨贪腐猖獗,感叹法治缺失,扼腕钓岛难回,这个稳步前进了两千年,又蹒跚了两百年的古老国度,如今在向理想大踏步前进的路途中,磕磕碰碰,步履艰难,跟他的国民一起,迷茫不知所踪.“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这份时代，无疑验证了这伟大的预言。我们的国度，似乎在实现她的自己理想上越行越远、但我们都忘了，大师的预言还有上半句，“这是最好的时代”，共和国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强敌，能够岿然不倒，崛起于太平洋西岸，其功绩斐然，我们这个时代，也足以当得“最好的时代”。共和国在实践她的理想的远途中，虽然缓慢，但依然步伐坚定。国家的理想，也需要时间。

给理想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