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共五篇]

第一篇：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已有80年的历程。20世纪的有关探索与研究，我已做了粗略的阐述与归纳，这里仅归纳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重要的成果，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1一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原于三个方面条件的成熟。1.学术发展的要求

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巨大的，这些丰硕成果筑就了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探索、撷取更为丰硕成果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须做更深入仔细、更广泛扎实的艰苦卓越的探索，需要更多地投入，争取在点和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尤其是个案研究方面的突破。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所以，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在2001年完成的“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中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在2006年完成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再次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一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

2.“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与初步结项

由国家科技部支持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开展以来，于1999年、2000年初步结项。

从学术研究史上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原本应是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一大 1

23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3 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及其初步结项，以及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国家支持、多学科结合进行学术大课题研究的经验，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基础。而某些不足方面的经验，也成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吸取而予以规避。

3.社会发展的需要

8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尤其是1977年以来的30多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成果，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亿万群众都在关心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是要求学术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

已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分“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组织、有几十个学术单位、上百位学者参与进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介入的生动局面。

（二）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各区域各种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10年来，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组成“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非实体研究中心，搭建学术平台，组织有关学者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001年夏召开了由国内外四五十个学术单位110多位学者参加的具有动员、组织意义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学术论文80多篇。2002～2006年，又先后与上海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江苏省考古学会、河南博物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宁师范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召开了分地理区域的九个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520多人次，交流学术论文近300篇。2007年又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成果报告会”和“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两个大型学术会议。

这些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各区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认识与成果，21世纪初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然是在这些研究认识与成果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入，因此对于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认识与成果，需要及时的总结与分析或是系统化，以有利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将自身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系统化，形成代表性成果或是系统性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或是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组织进行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供广大学者在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参考。

二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进入21世纪近8年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几项最主要的内容。

1.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初期发展认识的系统成果

这项成果是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大型著作的出版。该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书中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它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立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并做通盘的考察，提炼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与特征。如徐苹芳在该书的结语（该书第九章：《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指出：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该书由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张广直等主笔，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些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汇集他们个人的研究认识，积数十年功力，经十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

2.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聚落研究获重大突破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先后由王巍主持的两个子课题：“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聚落形态研究”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所获得的。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再度启动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并获得重大突破。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并进一步确认了陶寺早期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城和陶寺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发现大型宫殿类型的建筑基址和可能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以及集中分布的一批大型窖穴，再次发

454 张光直、徐苹芳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文版）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4年；（英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5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现“王级”大墓和书写文字、铜器等丰富的遗存，使陶寺遗址成为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文明因素最为丰富的地点。为重建古史、开展对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的史实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对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城，为探索传说时代禹的有关史迹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

对新砦遗址发掘，发现新砦文化面积约5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和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性建筑，填补了由王城岗城址至二里头都邑遗址之间城址的空缺.充实了夏代前期的城邑的研究。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新发现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宫外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四条呈“井”字形交叉的道路，明确宫城内的宫殿类大型建筑不少于9座，其中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发现了贵族墓和随葬的完整的龙形态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还发现了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的遗存，车辙等痕迹。进一步廓清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明确了目前所知作为都城的最早宫城的形态。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还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房址和高规格的墓葬，使学术界认识到50年前发掘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出自墓中的大型陶鸮鼎与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址残迹，并非偶然。还发掘发现了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的陶礼器等。

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上述这些重大发现，是21世纪初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从中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王权形成和体现国家机构形成的王室文化的物质形态及其最初的演变发展趋势，促进这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的深入。同时还为探讨中国古史框架，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形成、发展等有关的理论，提供新的研究基点。

3.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的经济形态研究获重要进展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由袁靖主持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是依托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和手段，对这四处中心性城邑聚落址开展古植物研究，古动物研究，人工制品研究，以阐明当时的农业经济结构、家畜饲养状况，以及手工业中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的制作技术等。

其中，开展的家畜饲养研究，以具体的数字阐明了以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代表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猪、黄牛、绵羊等家养动物的种类、数量的演变发展状况，提出黄牛和绵羊这种新的饲养动物和饲养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中原地区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复杂化。

开展的古植物研究，重点探索发现并分析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的粟、黍、稻、大豆、小麦的数量与品种等，提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一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二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包括粟、黍、稻谷、小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并指出这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粮食种植 6袁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外，开展的铜器、玉石器、陶器等人工制品的研究，食物结构分析等，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认识。

以考古发现研究为依托，使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研究中心性城邑聚落址的各种遗存，以阐明当时的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等综合经济形态，是多学科相结合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中心开展的家畜饲养与农业经济形态研究，是21世纪初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诸问题研究中作用较为显著的两项成果。

4.其他地区有关的重要发现

近年来在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存，最重要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大墓与良渚城址。

含山凌家滩遗址因1985、1987年在发现玉龟、玉版、玉人等一批重要的玉器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凌家滩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1987、1998、2000、2007年5次发掘3125平方米，发现遗址的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位于岗地上，由南往北依次为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用红烧土块铺装的广场，第一处祭坛与墓地，第二处祭坛与墓地，广场及两处祭坛墓地之间有壕沟分隔。在岗地两侧为居住区。5次发掘主要集中在第一处祭坛与墓地。揭露一处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祭坛及3座祭祀坑，清理墓葬50多座。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至公元前3300年。大墓主要分布在祭坛南部中间位置。2007年第5次发掘发现了最大的一座墓2007M23，长3.45米，宽2.1米，似有棺，墓中填土内出土1件似经简单雕刻的大型猪形玉料，重达88公斤。墓中随葬品有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3件，共计330件。玉、石器的摆放形式为遍布尸身，有的层层叠放9，是目前所知公元前2000年以前墓葬中随葬玉、石器最多的一座。该墓的发现并结合以往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这里在公元前3600～前3300年间的社会发达程度，居于先导的地位，对周边或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现象。

良渚文化城址是近年来发现的，是80年代以来长期开展良渚聚落群研究的结果。城址以余杭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地基，其上以黄粘土堆筑，底部宽40～60米，现保存较好的地段高约4米。城址东北角与西南角分别依托雉山与凤山。该城址的发现，为良渚遗址群130处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城内中央区域为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大型堆筑台基，高约10米。在莫角山台基上曾发现千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其大型柱洞直径约0.5～0.9米。还发现有大量的土坯。在大型台基西北侧分布有反山贵族墓地，在城址外东北约3.5公里处和西北约5公里处，分别有瑶山祭坛墓地与汇观山祭坛墓地。在城址北面2公里处有东西向5公 7

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8 见本刊记者：《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考古》2007年第7期。又见《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9 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b.张敬国、杨竹英：《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6页。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第7～17页。里的土垣，可能为防范山洪的防护设施。在城址南面约500米处为长约1000米的卞家山遗址，发现有码头遗迹和墓地。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水系10。良渚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其按地势的营建方式和莫角山大型台基居中的布局形式等，都反映出其进步的原理和“王”者的风范。结合在城址内外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墓地以及出土的大批精致的玉器等，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里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以前曾存在着一个古国，即良渚古国。

5.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资料集和学术史两部著作

这两部著作分别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织20多位学者收集散见于20世纪出版的150多种期刊、70多部论文集和专著上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千余种成果，以要览的形式进行摘编，并分类汇集成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专题研究工具书，内容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学术资料，有集万册于一书之便。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1世纪初为进一步推进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做的一项前期工作。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书全面分析总结了头绪多、背景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分析20世纪各种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学术内涵与意义，评论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历程，以及研究现状。

21世纪初形成的这两部著作，是全面总结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历程与现状，成为21世纪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三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望

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因为有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组织开展，以及一些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大家的召集组织，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将会有更好的前景，产生更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环境、资源等与文明化进程有密切关系的宏观的社会与自然条件方面的研究外，以下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而得到深入的探索。

（一）如何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是一个学术定义十分宽泛的学术课题。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命名，那么开展这项课题研究首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便是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于是，如何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是研究探索中需要首先明确的。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1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进一步开展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

几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仅依靠历史文献记载来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地下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以及铜器铭文等铭刻资料。商代是已被证实的中国国家已经历了初步发展的阶段。早于商代的国家形式，没有任何当时的文献予以说明证实。欲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只有依靠考古学发现的实物资料才能进行。

所以，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探索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20世纪发掘二里头遗址，以及21世纪初进一步开展的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都有力地说明，只有进一步开展考古学研究，选择中心性城邑聚落遗址进行有规划的系统发掘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及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突破。

2.在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我国的考古学，现在仍然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实物），以探索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通过考古学研究获取古代的各种实物资料，实际上是通过应用各种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得到反映古代社会面貌的科学的实物资料。因此从某个角度讲，考古学是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研究解决人文科学中历史学的学术问题。在探索没有当时文献记载的最初国家的起源的形成，更是要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领域范围的宽广及其科学的程度，对最终研究成果的质量，在宏观上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中，更是开拓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认识。

所以，在考古学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是进一步开展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重要方面。至于如何运用现代科技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需要深入探索的又一个重要的问题。

3.要更多地注重发现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进行深入的研究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十分广泛，需要开展长期的广泛的研究。而当前迫切需要探索的应是与解决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课题及其有关的实物遗存。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对中心性城邑聚落的发掘研究，应是这方面探索的重要举措。

从理论上分析，国家的最初形成，必然有最初的国家机构的核心组织。这种核心组织或可称为王室。体现在考古学遗存上应是王室文化遗存。王室文化遗存的包涵面较为宽广，其中应有宫殿宗庙类或是宫城乃至都城的遗迹，有表明身份的使用或陈设类物件的遗物。这些实物资料，有时称为文明因素。当然称为文明因素的不仅仅是王室文化遗存。

另外，国家不是一蹴而就，王室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诞生，都有一个起源、形成的过程，王室文化遗存的原本形态自然也有一个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这种王室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在考古学上是可以进行探索发现与研究的。所以，探索发现王室文化遗存以及与其有关的遗存，研究这些遗存间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社会关系，应是当前或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关键所在。

就目前积累的探索研究成果而言，二里头遗址宫城址及其有关的遗存，是已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而尚未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应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所以探索二里头文化之前的王室文化遗存及其有关的文明因素，即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应是当前或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迫切需要探索发现研究的内容。

据初步的分析，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那些与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遗存，有九大类。

第一类是城址。这是与探索都城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城址（包括石墙聚落）有70多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成都平原。如中原地区的河南郑州西山，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与古城砦，平顶山蒲城店，温县徐堡，濮阳戚城，博爱西金城，山西襄汾陶寺等；山东与苏北地区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茌平教场铺，滕州尤楼，五莲丹土，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两湖平原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龙嘴与笑城，江陵阴湘城，荆州马家垸，石首走马岭与屯子山，应城陶家湖与门板湾，公安鸡鸣城与青河城，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湖南澧县城头山与鸡叫城等；四川成都平原地区的新津宝墩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古城，崇州环河城与紫竹，大邑盐店与高山等；安徽地区的有固镇垓下，怀宁孙家城；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浙江余杭良渚等。在陕北、河套、岱海等地区还有约30座山坡上的石墙聚落或称石城。如内蒙古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包头阿善、西园、沙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准格尔旗寨子塔、寨子上、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圪坦、大宽滩、清水河县后城嘴、马路塔、陕西神木县寨峁、佳县石摞摞、吴堡县后寨子峁、关胡疙瘩、横山县金山寨、寨山、青龙山、瓦窑渠、子洲县老山峁等。最初城址的出现可能与当时改善聚落环境有关。而众多城址的涌现，则是社会发展到不同集团间发生冲突的象征，是重要的文明因素。但目前对这些城址的研究，尚缺乏个案方面的全面分析，以便系统地了解城址的全部内涵及其功能与作用。

第二类是大型建筑址。这是与探索宫殿宗庙类建筑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大型地面建筑址或使用夯土或土坯等属先进建材的建筑址，约有2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洪洞耿壁、河南禹州瓦店、永城王油坊、安阳后冈、灵宝西坡、淮阳平粮台、陕西华县泉护村、彬县水北、扶风案板、甘肃秦安大地湾、西峰疙瘩渠、山东日照两城镇、尧王城、滕州庄里西、西康留、栖霞杨家圈、辽宁建平牛河梁、喀左东山嘴、湖北枣阳雕龙碑、应城门板湾、安徽含山凌家滩、蚌埠禹会村、浙江余杭良渚、海盐仙坛庙等。先进建筑址的出现是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集议事、主政等多功能大型建筑的产生，则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有联系。

第三类是人牲或人殉现象。这是与探索社会阶层分化的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牲或人殉现象有近20处地点。人牲或人殉最初产生的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其前因可能与动物牺牲有演变发展上的关系。而人牲与人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则无疑是社会发展到人奴役人阶段的反映。

第四类是祭坛墓地或积石冢等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这与探索早期王陵区有联系 的重要内涵。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约有10多处地点。主要分属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是社会权贵者的奢望，表现了社会权贵集团或阶层的出现。

第五类是包括成套礼仪用器在内的随葬品丰富、有木质葬具或石室的大墓。这是与探索王墓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有30多处地点。使用木质葬具或石室墓，体现着埋葬方式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进步，而使用成套礼仪用品随葬和棺椁葬具形式的逐步规范，象征着制度社会的逐步形成。

第六类是铜器。这是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特色遗存的青铜礼器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铜器遗存有1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郑州董砦、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山东栖霞杨家圈、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甘肃永登蒋家坪、广河齐家坪、武威皇娘娘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铜器的产生是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中国，铜是最早利用的一种金属资源，并成为三代铸造礼器的主要原材，是构成三代文明社会物质遗存的重要内涵。所以公元前2000年前铜器的出现，无疑是重要的一种文明因素。

第七类是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这是与探索文字的产生有密切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刻画符号约有30处地点，部分可能已属文字。刻画符号的产生是思维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复杂化的结果，而文字的产生则是复杂社会用于思想交流和记录政事的需求，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由刻划符号向原始文字的转变，可能与祭祀活动、战争、社会交往的频繁有关。

第八类是丝织品及其工具。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丝织品及有关工具，目前仅发现于二、三处地点。由于发现量少，以往不被研究者重视。其实这类遗存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又一特色遗存。

第九类是一些特殊遗物。如陶寺墓葬中的鼍鼓、大石磬，泉护村的陶鸮鼎，阎村的鹳、鱼、石斧画陶缸，以及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嵌玉或嵌绿松石漆木器、漆觚等反映工艺技术很高的漆器。这些特殊遗物都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特色遗存。

以上九类遗存，应是中国公元前2000年以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的物质代表。探索、发现、研究这九类遗存的形态与功能及其发展与演变、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有利于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探讨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程度，有利于揭示中国最初的王室文化的内涵，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应是今后大力投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分析这九类遗存在诸考古学文化中出现情况，尤其是在单个遗址的出现情况，即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可以发现良渚与陶寺遗址分别有六类与七类，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上万处遗址中所含文明因素最多的两处遗址。这似乎表明良渚城址及其良渚文化、陶寺城址及其陶寺文化的社会实体具有更多的“古国”的特征。据此可将他们作为分析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古国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的典范。

现在看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一大批城址的涌现以及上述这些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表明中国的一些主要区域形成了“万国林立”的社会发展格局，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

（二）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 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的学术目的之一是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重建中国古史。所以，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离不开中国古史框架，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古史中，有一个被认为是传说的时代，即后人记叙前人而未被证实的历史时代。对于这个传说时代，从古文献研究的角度，已进行了怀疑、梳理、考证等各种分析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也曾做过论证。如许顺湛的《五帝时代研究》等，对这方面的探索有重要的推进。但对于要达到揭示或论证这个传说时代的科学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主要因于：一是古文献的记叙以具体的事件为主，而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难于揭示具体的事件；二是古文献的记叙，附杂了各种后人的意识以及误传的内涵，而考古学以实物研究古史虽然是十分具体形象，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古史中万国（邦）林立的传说时代的存在，是勿雍置疑的。所以，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该考虑如何与探索古史传说时代结合起来，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夏王朝时期以及尧舜时期史实背景研究的力度，以便探讨具有中国古史特色的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一个既具有无穷魄力、又充满艰险、难度远胜于揭开荷马史诗谜团的学术难题。这方面的探索，既寄希望于地下文字的进一步发现，同时在考古学探索中要有古史意识。精读与传说时代有关的文献，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结合，科学地理解有关的文献记载。灵活并科学地运用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在内的各种方法，或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文化遗存，动态地探讨各种文化遗存所反映的历史背景。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3（三）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科自身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是需要不断开展课题的研究来支撑的，在研究中不断地开拓创新使学科逐步得到发展。近30年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仅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及其特点与模式，以及背景、条件、机制、动力等重大问题产生了重要的认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这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夏文化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年代、环境、经济、技术等方面开展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深入开展有关课题的研究，思考新的问题，引入创新研究方法与技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结果。这犹如苏秉琦所说的“文明起源是一把金钥匙”。

所以，今后在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那些对学科发展有明显推进作用的基础课题的设置与实施，以及现代科技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与创新的课题的设置与实施，将会得到注重而加强。从而引发考古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四）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洲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往，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较为贫乏。而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以多元一体、连续不断为宏观特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中国文明的这两项世界性特点表明，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形成的有关国家起源发展的理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应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敏锐地指出：研究中国的古代具有半部世界文化史的意义。何炳棣在1975年主张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摇篮，正如两河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张广直认为：中国文明形成的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区域的古代文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苏秉琦提出：世界史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块，中国史亦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快。我国的东西两半快和世界两半快的衔接，大头在中国。并指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以往认识的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严文明则进一步指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两河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是两个文明体系。他们是独立起源，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由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其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中又未曾体现。所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及其有关理论的成熟，将会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因此，今后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通过深入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史实，引发进行有关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理论的探索，将会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

Ping-ti Ho,The Cradle of the Ea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368）16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中国时报》副刊《人间》1986年4月1日，后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17 苏秉琦：《<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8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二篇：中国系统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系统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系统法学流派的兴起与现状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李克强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1、关于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和法制建设、法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学落后于现实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受了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满足于线性的“分析-综合”式研究方法，忽视对法和法律现象作系统的、整体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必须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以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

2、关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和最新科技成果引进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领域的问题。代表们提出，为了实现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代化，需要引进电子计算机等科技装备，建立法制信息库、资料检索中心等，需要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方法；

3、关于法制系统科学和法学流派问题。代表们认为，法制系统科学作为法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已经形成，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不能纳入传统法学的分类体系。有些代表明确指出，自1979年以来，法学界已经崛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即“系统法学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1985年是我国“系统法学”诞生之年，“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是系统法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不久，在一部分法律学者，尤其是中青年法律学者中间，形成了一种“言必称系统，动辄谈信息”的热潮，讨论法学系统方法和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人们热切期望法学与系统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产生，从而给尚处于潜科学状态的研究方向分别命名为“法制系统科学”、“法治系统工程学”、“数量法学”等。曾经一度，系统法学的风行成了法学界瞩目的焦点。在技术层次上，从事系统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确曾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作过力所能及的努力。

应当说，这场主要由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系统法学运动，为传统法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传统法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方面独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自从系统科学引入法学后，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至少，法学界认为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特别它们的一些思想、概念和方法，如整体性、目的性、定量化等，对法学研究来说，是有启发的，有助于法学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然而，“系统热”象其他法学热潮一样，在一段时间的“喧嚣”之后逐步趋向沉寂，并受到所谓的法学“假系统”、“伪系统”的指责。这就迫使我们反思：在法学研究中到底能不能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在何种层次和水平上使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怎样寻找两者合流的技术性关节点？

现在来看，当时的法学系统热或者系统法学热的兴起与沉寂都是很好理解的。当时我国的法学理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学流派还没有更多地进入中国，中国法学界有所介绍的西方法学思想和理论也常常被视为“腐朽的”、“反动的”或“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与政治距离比较远又具有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意义的系统法学观点自然会形成一种热点和焦点。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的核心任务是恢复法学学科建设和打破思维禁区，任何法学理论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应当说，系统法学的兴起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思想和对苏联法学传统进行批判，是对我国法学理论以及法学方法更新与创新的一种深沉的呼唤。那时的系统法学是一颗种子，还缺乏茁壮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

研究系统法学，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学者熊继宁是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在他的为纪念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谈论会召开15周年而写的XX年发表的《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1]他阐述了对系统法学的一些认识，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杂的系统法学理论框架。

熊继宁认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引进所形成的学术思潮，被誉为“系统法学派”。系统法学是一个方法学派。遵循其工作范式，在研究中将会出现以下特点：从单因素、单方向的思维过渡到系统、综合、整体的思维；从静态的分析过渡到动态研究；从单纯进行质的描述，过渡到辅之量的说明；从过去→现在，过渡到过去←→现在←→未来；从传统哲学结论的简单演绎，过渡到在系统哲学原理的指导下，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力求规范研究、行为研究和价值研究三者的统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结合，决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照。在此，熊继宁肯定系统法学是可以进行价值研究的，这与下文将提到的有的学者对系统法学能否进行价值研究的怀疑有所不同。熊继宁认为：对系统法学的目标描述可从学科结构和实践效果两个层次进行。从学科结构目标来看，由于系统科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中的引进有三个层次，即系统学、系统技术学和系统工程，相应地，系统法学内部结构也有三个层次，既法系统学、法系统技术学和法制/法治系统工程。从实践效果目标来看，系统工程运用于法制建设，可以实现六大目标：法制信息库、计算机法律咨询中心、法律专家系统、系统识别、立法系统工程、法制和法治系统的体系。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学（系统工程的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需要完成四大任务：法学研究与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建立社会行为控制模型、建立法制-法治系统工程的专门研究机构、人才培养。上述学科结构的三个层次和实践效果的六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了系统法学的目标系统。

总体而然，熊继宁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探讨，没有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不能成为一种严格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中充分体现了一个执著的学者对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热切期望。他说：

20年过去了。当一批“初生牛犊”，已历经风雨、饱尝艰辛，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系统法学是否还是那样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矢志不移呢？

于洪军也是我国系统法学流派和系统法学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在其《系统法学大纲》中说道：我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转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

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XX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

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

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

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中国》一文中的观点相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导论》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现代法学方法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既有独特功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法治的价值基础问题，法治与人性、法治与权利、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系统科学方法所无法说明的。[5]

在XX年出版的田成有所著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田成有认为，目前西方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法学方法有功能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冲突论、进化论、行为主义。系统论作为一种法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内在结构、机制及其与外部系统（环境）的关系，对法律的社会效果进行宏观的、动态的观察和描述。由于系统论的方法借助于系统、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可望排除法学研究中由于使用普通语言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使纷纭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得到清晰、全面、准确的概括和分析”。系统论方法在西方法学研究中虽然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但是主要限于实证操作方面，尚难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6]

比较而言，1992年出版的《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和见解确是更为深刻的，更有学术价值的。对于现实的还没有确立和完善起来的系统法学而言，这本著作中的有关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的探讨和见解是超前的。如果能够适当地解决和回答这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系统法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立和完善起来。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系统法学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那么，《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对系统法学的研究和探讨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认为：法学吸收新科技成果，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任何法学家主观好恶的表现，而是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一的大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但是，如果法学研究者不能清醒地把握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及现状，不能详尽地估计到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水平等素质，不能处理好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象，引进系统科学的努力将成为不能实现的良好愿望而已。正像系统科学的整体特征一样，系统科学方法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讲也具有“横断联系”的特征。它在体系上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形态，而是为各种科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似乎间接地表达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如果系统科学方法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鸿沟，并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就可能实现一种企图，就是说可能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相当程度地取代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法学理论。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还认为，法学引进系统科学方法，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主动改造。在法学研究中，如果生搬硬套甚至错用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就会降低了系统科学方法引进法学领域的水平和层次，就会不自觉地失去了一部分人对系统科学引进的关注和支持，就会使系统法学走上“玄学”的道路。所以，要根据法学的特点对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为系统科学与法学的结合找到切实可行的基点或接口。这种基点和接口有这样几个方向：在法哲学研究方向，系统科学的一般原则、概念、原理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运用系统思想来探讨法的质的规定性问题，则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从而完善法哲学这种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在实证法学（法的专门理论）方向，运用系统科学及其它自然科学成果，以几个简单的概念、原则出发，推演出各个层次的法律概念、定义、原则，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就能够形成法学范畴、概念的逻辑体系。可以认为，具有这种逻辑体系的实证法学理论，在理论的清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为建立法学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铺平道路。在法社会学方向，法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通力合作，直接引进系统科学及其它有关的自然科学，建立相应的法律系统工程，如综合治理工程，犯罪控制工程等，从而完成法社会学理论从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向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的转变。[8]

宁杰在其《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一文认为：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

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20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9]

可以看出，宁杰的上述观点，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的一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我国法学界新近对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季涛在分析了我国“文革”后的法学方法更新与法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法学方法和法学理论，“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疑将被锁进别人的路径，失去“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赶超机会。在现时代，无论谁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法学方法，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在哲学层次上还是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也不管这种创造是否涉及价值观念，它都能为人类所共享。当然，重视这个大趋势，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另一个小趋势，即在发挥我国民族性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强调法学法学方法论的创新。尤其在哲学层面上，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其中许多思想精华是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比如：西方流行的系统论、混沌理论、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便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启发，这也说明中国的思维习惯也许存有一定特殊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生哲学中讲究的“圆通”，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理应正视自己民族思维的优势，在法学方法论上力求创新。可惜，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学者太少了，似乎只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江山作了一点这样的工作。他的《法的自然精神导论》可以说对中西哲学的优缺点进行了独到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要使中国法学全面走向成熟，并能给整个世界法学带来启迪，就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与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从而使中国法学的传统、重构、解构、建构工作整合起来，最终完善中国的法学理论。[10]我不认为西方的“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等学科与中国的古代哲学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没有事实证明前者受到过后者的启发。这些学科作为法学方法在我国法学中的运用，显然不是立足民族思维的自我创新，也不能视为对西方法学方法的引进。虽然季涛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但是，季涛明确提出了可以考虑运用“系统论”、“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这些显然属于系统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法学方法创新，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在这里，季涛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间接地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法学，这个角度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所说的可以运用系统科学进行法哲学方向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

三、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运用

1985年以来，虽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的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机制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该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模仿就可以建立的”。[14]可以看出，这两个例证体现了一种比较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思维方式。

我国法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法学思考和研究的情况有许许多多，以上仅是有限的几个例证。但是，直接宣称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是基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还是很少见的。以下是这方面的两个例证。

程竹汝从政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司法看做是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的结构，这个结构自然存在着自身内部的诸种关系，以及与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15] “本文在对所研究问题的宏观把握上，一是将政治发展看做是由各个履行着特定功能的变量（要素）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是将司法看做是存在于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与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完全处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之中；三是将司法定义为由价值、制度、机构、角色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本文中“司法结构”一词就是在上述系统论的意义上使用的。”[16]

1987年，我国刑法学学者何秉松为了克服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缺陷，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观来研究犯罪构成概念，我们可以推断这应当与那时的“系统热”和系统法学的兴起有关。1993年，何秉松将重新构筑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称为“犯罪构成系统论”。[17]他认为：“既然事物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犯罪构成这一事物也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事实上，犯罪构成就是由主体-中介-个体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此，就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并且用系统的观点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犯罪构成系统论的全部理论观点，都是这种观察和研究的结果。犯罪构成系统论与我国传统的法罪构成理论以及他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上的。”[18]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国际法。有志于开创这片新天地的是两位不算年轻但非常活跃的国际法学者——法国的基斯教授和美国的谢尔顿教授。这两位教授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7世纪的传统国际法理论已显得相当落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国际法理论界对这些挑战作出了一定反应，但这些反应只是零打碎敲，其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令人满意。为找寻解决诸多问题的办法，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国际现实的新的国际法理论框架；而将系统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国际法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个方法着眼于具有能动性的相互关系，而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则体现为相互依赖性，即所谓“全球化”。[19]

系统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同样受到我国的经济学的高度重视。将系统科学引入经济学研究，同样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且可以形成一种系统经济学理论或学说。我国有学者已经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我国经济学学者刘永佶将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以及其后的发展称为“现代系统论”。刘永佶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我国法学界应当从中借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于现代系统论的性质，刘永佶认为：首先，现代系统论属于一般方法论范畴，它不具体研究任何专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而是以如何探讨现象间的一般关系为目的；第二，现代系统论具有横向性，它所研究的系统结构的规定性、类型、机理和运动规律贯穿在自然界和社会各领

域的系统之中，其概念、理论、方法，都是从各个领域和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出来的；第三，现代系统论具有综合性，它综合了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各门学科整合、融汇、沟通起来；第四，现代系统论具有功能行为性质，它不仅要研究“是什么”，还探讨“做什么”，而且以后者为主，探求在人的参与下如何变革对象系统的结构，形成有利于人发挥其系统功能的条件、程度和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人为科学”的性质。刘永佶认为，现代系统论表明：原来人们认为互不相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的，首先在于各自对象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存在的系统性上。虽然各种系统的结构有所差异，但都需要对之进行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方法又有共同性。刘永佶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对系统科学方法的阐释启发我们，正是由于系统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特点，它对法学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虽然只有20多年的历史，而且至今对于很多法学研究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但它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思路，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作者email:lijingju@

参考文献

[1] 原文参见《政法论坛》，XX年第6 期第21-33页。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XX年第4 期第2-14页。

[2]（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

[3]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 309页。

[4]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页。

[5]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XX 年1月第3版，314页。

[6] 参见：《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XX年6 月第1版。第 23-24页。

[7]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页。

[8]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页。

[9] 参见：法律图书馆网，p>

第三篇：回顾与展望中国证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历史。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切的体会：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执法检查。2003年6月，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改起草组的组长，牵头负责《证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为一名金融战线的老兵，我从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已52年。有幸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区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从手工操作到电脑交易的全过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担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和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一段艰辛而复杂的道路，期间有不少工作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深入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对全面、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对今后的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无疑是会有些帮助的。

十年股市成绩斐然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编《证券知识读本》时，请江泽民主席为该书作批语，有这样一段话：“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批语，充分肯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十二年是辉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过了国外数十年走过的道路，浓缩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所经历的波折与坎坷。我接触到的不少国外专家、学者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表示惊讶和赞叹。

十几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民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250家，总市值约4.16万亿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证券市场境内筹资总额已超过7000亿元，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开辟了直接融资渠道。

十几年间，一大批大中型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践中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拥有相当一批发展前景良好、受投资者青睐的优秀企业。它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增加了国内居民的投资渠道，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对推动当前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据统计，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884万户，股票、债券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居民重要的投资品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证券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一大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公司、评估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证券公司130家，总资产约5700亿元，营业网点2900多个，基金管理公司29家，证券投资基金78只，基金规模1375亿元，他们创造的价值构成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和信息系统建设也取得显著的成绩。经过努力，到2002年底，我们先后颁布实施了200多项法律法规，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此同时，经过前几年的清理整顿和不断加强监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指引下，证券市场得到健康发展。证券信息系统的建设、网上交易的发展、集中统一的中央登记结算系统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提高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毕竟还十分年轻，还存在诸多问题。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来，广大投资者的损失已达数千亿元，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证券经营机构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局面。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还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市场中介机构诚信观念、法制意识还较薄弱；弄虚作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机制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建立较晚，规模较小，直接融资比重很低，市场的结构、功能、品种以及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相关，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还与社会文化、传统思维和法制环境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清理整顿遏制风险

五项清理整顿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等五个方面。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资本市场，受害各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当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6个百分点，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会下降3个百分点，可见金融危机影响之大、破坏之重。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所涉及到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资本市场。尽管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当时的证券市场状况确实令人堪忧，一是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场外交易混乱、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

为了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设立股票（股权证）交易场所，隐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极大，一旦爆发重大问题，就会危及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empirenews.page--] 按照《通知》精神，我们立即组织学习，统一认识，抓紧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清理整顿的范围包括五项内容：清理整顿场外股票交易市场、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从1998年4月开始，经历一年半的时间基本结束。

首先是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

这项清理工作，当时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全国涉及18个省市，未经国家批准，非法设立的[1][2][3][4]下一页 股票交易场所41家，有520家企业在这些场所上市交易，涉及340万投资者，市值300亿。如果搞不好，就会酿成全国性的金融风险，甚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此项工作开始前，我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调查摸底，力争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具体清理措施本着积极稳妥、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精神，区别不同地区、不同交易场所和不同挂牌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不搞简单的“一刀切”。

场外非法交易场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权批设的，尽管从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们还是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比如对清理挂牌企业，就采取了七条政策措施，分别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分别采取赎回股票、鼓励收购、吸收合并、股权转债权、推荐单独上市措施；不具备条件的动员原有股东继续持有股份，享受股东权益，并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全部业务清理完成后关闭，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化为证券营业部。整个清理整顿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扩容、再清理业务、最后关闭场所三个步骤来进行的。

为了在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风险，我们与有关省市的领导密切合作、反复协商，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及时化解了几十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国18个省市和340万投资者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全部关闭，520家企业全部摘牌，在没有花中央财政一分钱、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情况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风险隐患。

其次是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

证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环境下，一些地方越权批设的。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技术手段日臻成熟，证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为削弱，管理的问题和风险隐患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有：证券交易中心直接参与股票的买卖；挪用会员清算资金；从事房地产等实业投资；开展虚假的国债回购交易；开展场外非法证券交易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安全运行和规范发展，而且扰乱金融秩序，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彻底整顿，妥善处理的原则，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通过清理整顿，撤销证券交易中心，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清算系统，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清理整顿的对象和范围是26家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资设立的证券登记公司和STAQ系统。清理整顿分三步进行，即清查资产、分流业务、撤销机构。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顿成本，充分利用证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资源，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对撤销后的证券交易中心给予三条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收购，改组为证券交易营业部；二是符合设立证券经纪公司条件的，可以申请改组为证券经纪公司；三是几家证券交易中心可以联合组成一家证券公司，符合综合证券公司条件的，可申请设立综合类证券经营机构。[!--empirenews.page--] 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对证券交易中心的资产清查和财务审计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项业务的分流工作，提出机构改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证券交易中心撤销完毕，人员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

在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前，我们从审计机关了解到，全国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的行为，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有的证券公司大搞帐外经营，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长期投资，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有的已开始发生支付危机，债务纠纷不断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数额巨大，蕴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必须进行清理整顿。

从1999年起，我们深入开展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指导，对严重违规的进行严肃处理，如君安证券依法受到了处罚。对一般违规的，没有采取简单关闭的办法，对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证券公司，按照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有关规定，由原主办机关负责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同时，将现有证券公司逐步按条件规范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鼓励证券公司之间以合并、收购等方式重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形成一批规范经营、守法遵规的证券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在我离开证监会之前，全国90家证券公司，有35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挪用的客户保证金，15家证券公司增资改制，批准了4家证券公司为综合类券商，11家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第四是进一步清理整顿期货市场。

纵观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从1986年就开始了理论探讨。开始试点后基本上经历初步形成阶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顿阶段（1995年-2000年）、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交易所为核心的较为规范的市场组织体系，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受不规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监管体系等因素影响，中国期货市场在开设初期出现了盲目发展和无序状态。从1994年开始，证监会就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1997年5月，我担任证监会主席，继续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管理。主要对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进行结构调整，并重新调整了期货合约。清理了非法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期货经纪公司，清理规范境外期货代理业务资格，取缔非法外汇交易和境外期货交易。

经过清理整顿，原有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压缩到12个；179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了增资和重组，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加强了期货市场的法规建设，出台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四个配套管理办法，从此，期货市场开始步入规范试点的阶段。

第五是清理规范原有的证券投资基金。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机关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监管机关。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连、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联网交易的基金数量达28只，但此时基金规模很小，运作也很不规范，俗称为“老基金”。而且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阶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布后，由证监会作为基金管理的监管机关。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引下，“新基金”开始规范运行。[!--empirenews.page--]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权批设了75只证券投资基金，总资产90多亿元，涉及22个省市、120万投资者。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乱，资产质量差，风险隐患大。1999年3月，证监会发出了对原有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清理规范方案的通知，各证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清理与规范，清理规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规范原有基金最关键的一年，同时也是是基金业大发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资产规模跃升为484.2亿元。至此，基金业的发展逐步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以上五项清理整顿涉及范围之广、清理难度之大，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视，正确领导，集中部署，较好地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是清理整顿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顿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调研，听取意见，基本摸清了风险隐患和问题的症结，明确了清理整顿的目标，及时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上一页[1][2][3][4]下一页，逐步化解风险，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的原则，扎扎实实地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六项政策推动发展

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股票投资是投资上市公司的未来，有一定的投机性，但不能过度投机，否则就会破坏股市的正常健康发展。我国股市建立的时间很短，容易出现过度投机的现象。1996年股市过热，股指出现超常暴涨，经常是全线飘红。成千上万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着赚大钱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当时面临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大家都普遍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会托市。我们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股市过热的状况极不正常，如不及时遏制，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通过发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从舆论上进行正确的引导，树立理性投资的观念，明确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选择，获利归己、风险要自担。另一方面，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

通过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稳，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在周边股市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国股市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成绩来之不易。总结原因，主要有：

1、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股市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及时消除了泡沫经济的隐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

3、从我国实际出发，没有盲目对外开放资本市场。[!--empirenews.page--] 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曾经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据统计，1998年境内筹资比1997年减少了484亿元，下降36.6％；成交总量比上一年减少7177亿元，下降23％；印花税减少27亿元。同时，受市场低迷影响，公司上市速度明显放慢，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困难，二级市场价跌量缩，投资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当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向好，而股市却与整体经济形势的走向相背离。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正常，是我国证券市场新型加转轨所特有的，政府对此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宏观调节，否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此，我组织证监会有关部门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观的讲，六项政策的出台对引发“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形势。首先，继1998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经济政策逐步发挥效应，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和企业效益状况也发生积极变化，从而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其次，经过近两年的清理整顿和法制建设，证券市场运行秩序明显好转，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证券市场具备了规范发展的基础条件；再次，在1997年以来股市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客观上市场存在着上升的内在要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沪深股市才出现了恢复性上升。证券市场进一步转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为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市场而言，我认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无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从那以后，“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1998年，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证券委主任、证监会主席，曾经到美国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运用利率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作为宏观管理部门要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适时进行宏观调节。纵观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在必要时没有不进行干预的。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适当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美联储主席表示认同。[!--empirenews.page--] 当股市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包括经济的、法律的、政策的、舆论的多种手段。美国“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总统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发表演讲，树立投资者信心。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果断成立调控基金入市进行干预。为应付金融危机，香港动用了1000亿港币稳定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方兴未艾

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顾过去，把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十二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只是一次瞬间的跨越，展望未来，证券市场方兴未艾，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中国证券市场，既要看到过去的成绩，也要看到现在的问题，更要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证券市场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从五个方面认识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总量在未来20年内要再翻两番。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大量、持续的投资投入，这就要求我国证券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容量上都要有一个较大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段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应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银行储蓄大幅增长，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亿元。企业融资包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流动资金，绝大部分都靠贷款，在我国企业负债率比较高，自有资本金比较低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特别是近上一页[1][2][3][4]下一页 两年来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据统计，我国2002年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重仅为9%，而世界许多国家直接融资比重至少占70%以上。这种局面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发展证券市场逐步求得解决。

三是我国众多企业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证券市场规模迟迟不能发展扩大，很难适应企业要求改制上市、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措资金的迫切需求。[!--empirenews.page--] 四是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正在迅速发展，急需通过证券市场运作，确保合理的回报率，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规模过小，使商业保险面临连年亏损的局面，社会保险也不能有效地增值，这样发展下去难以为继。

第五，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机遇和竞争，如何应对当今世界上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探索货币市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显得更加紧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

第五篇：抑郁症中医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修丽娟, 杨玉兴, 俞珊, 孙大志, 魏品康

【关键词】 中医学;抑郁;中医病因和病机;辨证论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疾病，患病率高达20%［1］，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至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残原因。该病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传统医学中虽无抑郁症病名，但对其认识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 治疗 上也有许多相关记载。因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在中医 文献 中则有多种病名，如“郁证”、“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亦不断 发展，本文就近年来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认为情志活动由五脏化生，五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可以通过情志调畅体现，如《素问》中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可生喜怒悲忧恐”；也认识到精神活动过极可反作用于五脏，表现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因此对抑郁症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多围绕五脏功能失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景岳全书·郁证》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医门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观点，认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

肝主疏泄功能与情志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医家将肝气郁结视为抑郁症的基本病机。赵献可《医贯·郁病论》中认为五郁以木郁为先导，陈士铎《石室秘录》提出“夫郁者，未有不伤肝者也”。故有学者提出从“调肝”入手治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因此脾胃与抑郁症亦有联系。《证治汇补·郁证》云：“若夫思虑成郁，用归脾汤。” 现代 亦有用归脾汤、六君子汤等治疗抑郁症的验案报道［3］。对数百例抑郁症患者的观察也发现，舌体淡而胖大，有齿痕，舌苔腻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体畏寒等阳虚症状，提示抑郁症与阳气有密切关系。肝脾阳气失宣及肝脾之阳气虚弱是抑郁症病因之一［4］。

抑郁症患者常见兴趣下降，功能减退，与中医肾精不足的表现相似。冼慧等［5］认为抑郁症以肾精亏虚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长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肾，致使肾精受损。因肾主骨生髓，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会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索然、疏懒退缩及意志减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症状。因此抑郁症的中医治疗除整体调理脏腑功能外，还提倡益肾疏肝法的运用。

历代医学著作及现代文献有关从肺论治抑郁的报道较少。有人根据五志中肺主悲忧，从肺与肝、心、脾、肾的关系提出从肺诊治抑郁症的观点，拓宽了抑郁症病机研究思路［6］。

五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结果，认为以心肝脾为主。畅洪升等［7］对临床常用8类抗抑郁方剂（共42首）分析后发现，各类药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安神药，其次为补气健脾药、行气药，行气药以疏肝理气药为主。除以五脏为病机研究基点外还有从病理产物方面阐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认识，如朱丹溪提出了“气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湿郁”的六郁观点，指出了郁证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产物“痰湿”、“瘀血”等。虽然此处“郁证”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抑郁症概念，但对后世从病理因素角度认识抑郁症病因病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痰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因病机［8］。抑郁症属情志异常，情志异常必以气血失调为基础，气血失调则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终均可产生相同的病理产物——痰，虽然最初以气机阻滞为主，但中后期气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气郁同时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贯穿抑郁症始终。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神的活动减退在于气的郁结，气运则神健，气郁则神郁，神气郁结是其基本病机［9］。也有认为是思虑过度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神失养，病位在脑［10］。

辨证分型

对辨证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标准制定等多个方面。章洪流等［11］对近10年（1994年～2004年）关于抑郁症中医证型的文章进行分析，认为抑郁症的辨证分型主要有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肝郁化火、阴虚火旺。胡随瑜等［12］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1 977例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常见中医证候是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和心脾两虚等4类，其次为肝肾阴虚、肝郁痰阻、脾肾阳虚、肝胆气虚，极少见的证型有心肝火旺、阴虚阳亢、肝郁化热和湿阻中焦。在抑郁症常见中医证型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证型的舌脉深入分析，发现抑郁症肝郁气滞证为中医肝病的起始证候，病情较轻，舌象、脉象变化不明显，而肝郁导致脾虚时则见齿痕舌、脉细之脾虚表现；肝郁痰阻则见舌苔白腻、脉弦滑等痰湿内阻之象［13］。抑郁症患者舌象异常率达88％，其中，以暗红舌最多，约占1/3，其次为红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从舌苔看，以腻苔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现为虚证，如舌形胖大，伴有齿痕，舌体娇嫩，此多由于气虚、阳虚和脾虚所致［14］。

由于辨证的主观性特点，辨证分型标准不一，已成为辨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关于辨证标准的制定，陈泽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症证型的诊断标准，如肝郁气滞证诊断标准为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表情沮丧、烦躁、善叹息和脉弦等6项中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5项需具有3项。这些工作为中医客观辨证提供了依据。此外，中医证型研究中亦借鉴量表评价的方法［16］，将主观内容客观化。但由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差异，部分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王哲等［17］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及专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1820］，建立了中医证候自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证型研究带入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中药复方、单药和针灸、拔罐等多种疗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麦大枣汤结合氯丙咪嗪治疗80例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其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p<0.05），且不良反应少，药物依从性明显增加。陈微等［22］用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远志、合欢皮）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40例，在抑郁障碍的改善方面与帕罗西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刘娟云等［23］用解郁宁神汤（柴胡、白芍、枳壳、郁金、当归、川芎、石菖蒲、远志、百合、佛手、合欢皮、夜交藤）与多虑平联用，有解郁宁神、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调节阴阳和宁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导，显著提高了疗效。王伟民等［24］自拟抗抑郁ⅰ号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苍术、半夏、茯苓、厚朴、川芎、大黄、栀子、黄连），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之效，与氟西汀联合使用的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p<0.05）。张学真等［25］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联合多虑平可以有效改善恶劣心境，优于单用多虑平（p<0.05）。

从肝脾论治以逍遥散加减，罗和春等［26］采用随机双盲对照方法，观察了丹栀逍遥散对32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不仅疗效与麦普替林相当，而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p<0.05）。

从脾论治多用小建中汤、六君子汤、归脾汤及黄连温胆汤等。张丽萍［27］针对脾胃为全身气机枢纽这一点，认为湿、热、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产生与脾胃运化、输布气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治疗中注重脾胃的调护，主要体现在温胆汤的灵活运用上，如痰气郁结型以温胆汤为主随证加减，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朴汤，气郁重则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热内扰型予以柴芩温胆汤。此外，心肺阴虚者予百合地黄汤；阴虚火旺者予黄连阿胶汤；肝肾阴虚者予一贯煎、滋水清肝饮等［28］。总之，中药复方不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与西药合用还可增效减毒。除以中医病机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治疗外，还有部分治疗是建立在对中药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础上，如开郁安神胶囊（贯叶连翘、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贯叶连翘可抑制中枢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单胺递质浓度升高，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其对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总有效率为67.14％，与氟西汀相当（p&0.05），且不良反应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过兴奋5羟色胺能神经系统起作用，以其为主要成分的巴戟乐胶囊治疗抑郁症患者11例，总有效率为62.5％，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的34％（p<0.05）［30］。

针灸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选穴位有百会、印堂、足三里、三阴交［31］。罗和春等［32］运用电针治疗抑郁症，采用现代科研方法，验证了电针百会、印堂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阿米替林相当。赵志国等［33］发现电针完骨、太冲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舍曲林相当（p&0.05），且起效时间早。黄泳等［34］电针头部顶中线、额中线、额旁1线，疗效与氟西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罐法亦是传统疗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种。因督脉为诸阳之会，膀胱经背部腧穴中与脏腑及神志有关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脉穴及膀胱经背俞穴为主穴治疗，调节五脏六腑功能，起到宁心安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之效。走罐疗法可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躯体症状及情绪，对周身疼痛不适感改善最为明显［35］。

针灸、走罐或与药物的联合应用同样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将走罐疗法与抗抑郁药合用，可以缩短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降低抗抑郁药的不良反应，并对躯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36］。孙蓉新［37］以百会、神庭、膻中、风池（双）、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为主穴采用毫针刺法，配合督脉、膀胱经穴拔火罐，达到补肝肾、健脾胃、解郁宁心、安神定志之功。张捷等［38］对电针、走罐、毫针刺法等多种疗法予以归纳，并指出了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抑郁症类型，如电针适用于各种抑郁症；背腰部督脉以及两侧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走罐适用于治疗实证抑郁症；虚证及本虚标实型的抑郁症采用毫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五脏背俞穴和膈俞。针灸治疗时可配合心理疏导，安定患者情绪，解除思想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疗效。

问题及展望

目前，抑郁症中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对抑郁症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现象，可能与抑郁症本身病机复杂（会随疾病发展而改变）有关。总的来说，五脏功能异常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病机的观点较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与抑郁症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病理因素角度阐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相对较少，但从病理因素出发有利于以点至面，通过共同的病理产物认识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释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机认识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对抑郁症病机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辨证论治的标准难以统一，加之主观判断等因素，影响了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疗方法多样，在复方研究方面由于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点，一证一方，给临床应用带来困难，尤其是抗抑郁中药研发的一大障碍。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样本量过小，纳入、排除标准不合理等问题［39］。目前有些研究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问卷等方法运用到中医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抑郁症理论研究及标准制定等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临床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治疗，中医药抗抑郁有一定的疗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复杂的病机中找出核心病机，以此为指导研发抗抑郁中药新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