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黄芷澄:《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黄芷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红色中国充满了好奇和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红军的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被“共妻”的吗?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 “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疑问大至国家,小至黎民百姓的生活。也许是记者那种锲而不舍寻找答案的本质,促使他展开了红色游记。1936年6月,一个不谙国语的老外就这样向一个他不熟悉的红色中国出发了,为着就是探寻他满脑子未获解答的问题的答案。斯诺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他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进行实地考察,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作出了深入的了解。经过四个月的游历,斯诺在10月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他把数据整理并加以编辑,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西行漫记》终于诞生。
作为一个西方人,背着一套与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思想,斯诺仍能客观真实地把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绝无半点偏颇。斯诺完全表现出作为一位专业新闻记者应有的客观性,一份基本的职业精神和操守。《西行漫记》如实地纪录了红军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不但解答了他满脑子的疑问,也使外界,特别是西方,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了解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是怎么样。
斯诺细致描绘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把毛泽东,周恩来等形象真实展示在世界面前。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记录毛主席口述的自传,体现出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史来说有多么重要。《西行漫记》除了让我接触到的红军中“大人物”外,我更喜欢接触到书中红色中国下的 “小人物”。斯诺描写了黎民百姓在红区的生活,从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拖着辫子的农民,这些“小人物”更能具体反映红区的状况,也更为可信。在以人为本的历史当中,我相信要熟悉某段历史主要看的不是领导者的才干能力,治国思想及其所实行的每一项政策,或是官方的历史记录。相反,从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价值中可反映出当时的景况。“小人物”就像錂镜一样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清晰展现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小人物”凑合一起就拼合出当时的原貌。斯诺笔下的“小人物”加上他所拍摄的照片,使 《西行漫记》中所记的红色中国添上生气和人情味。
斯诺对中国有着那份热爱和真挚的感情,一定不比中国人少。他借着 《西行漫记》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他也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是实际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他所亲历的事实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相信这就是此书原名的由来。他致力透过他的书、文章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宣传紅色中國,成為了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加强了中美的交流。
埃德加‧斯诺,他毋庸置疑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第二篇:《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张鹏杰
这样一本经典著作,读起来的确让人觉得如饮甘醴。条理清晰的叙事,生动幽默的细节描写,鲜明亲切的人物形象,重要事件和政策的全面解读,全面地展现了延安时期中国红军的生存状态,真实地记录了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内容。
这些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说已经被人们评论了无数次。我看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后附录了汪文汉先生名为《<西行漫记>为何畅销不衰》的评论。文章从内容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高超的艺术描写等方面进行详尽而客观的评述,全面地概括了这本书的特点。而我要再接着这些方面做评述的话,不仅是一种剽窃,更有着难以忍受的无聊。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在读书报告中做出点儿新意的话,就是不得不利用汪先生写评论所未能涵盖的这后面20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参照。但是我自己并不是对当代的事情有多少深刻了解,更多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对眼下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些不成型的牢骚。不过这却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
我最初选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挺无奈。在推荐的五本书中,王树增的《长征》本来是我最感兴趣的。高三时在《中国青年报》上曾读到对这本书的推荐,还擅自把属于班级的这张报纸藏为己有,但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真正去领略这本书的风采。多少次在书店里遇见,却只是轻轻拿起,翻两页后又放回架上。原因很多,没有读书的心情是最主要的一个。来到大学,图书馆给了我方便的读书机会,学院给了我很多的读书时间,但是书之多,让它在这个学期才被提上“读书日程”,而好书难借,又让我失去了拜读机会。《西行漫记》,是因为宿舍同学刚好买了放在书架上,才被我再次拿起。
说这段选书经历并非为了字数而扯淡,我觉得自己这段经历在这个时代或许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现在的青年读书很少,哪怕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对我们来说,时间其实并不是障碍,关键是缺乏读书的习惯和沉静的心态。读书习惯没有养成是由中学的教育所致,而大学时间充裕的环境中不能静心读书,却是环境所致。
当我们开始有些能力和心智拿起书来认真阅读时,我们被单纯的考试压力所覆盖。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额外读书的辅导,所以我自己高中三年的理科生活真的是被淹没在无涯无际的题海之中。读书,在我而言,还没有形成习惯便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来到大学里面,我们的时间被大量解放,但是我们的心思却不能摆脱周围环境的影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对高校的影响已经相当严重,跟好多其他高校的同学交流时,他们已经很少有人拿起一两本经典著作来读。尤其是理工科的同学,大学基本是高中生活的延续,作业仍然铺天盖地,各种社工又纷至沓来。人文精神、读书氛围在学分绩面前都变的无关紧要。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很庆幸自己读了文科的。从题海中跳出来,虽然不能完全进入读书的状态,但是却可以弥补以前的缺失,来尽力填补。而这一年来的效果也是相当地明显。《西行漫记》便是一个不错的检测标准。
这本书大一第一学期就读过一次,但那是我刚刚开始认真读书,面对陌生的书中环境(历
史常识的欠缺),连其中的幽默之处都不能领会。(现在想想,似乎当时所欣赏的恐怕就只是些精短的美文吧!)所以当时读起来觉得是毫无吸引人之处。甚至于在这次拿起来读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真的认真看了几十页后,我便不自觉地被书中的描写和幽默所吸引。每到幽默之处,甚至会哑然失笑,引来图书馆里周围人好奇的眼神。这种读书经历对我来说,为数不多。所以这次重读,对自己而言实在是读书效果的极大鼓励。
每本书都有其历史时代性,但是很多书还是能够超越时代留存下来,继续为人们所喜爱。《西行漫记》最辉煌的年代无疑已经过去了。无数青年受它影响而纷纷投身革命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逸史或称野史,它所拥有的可靠历料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该书本身同样是优秀的报道文学典范,书中所运用的叙事的、描写的各种手法和技巧,都是值得我们当代的文字工作者学习的。看了这样的著作,才觉得我们现在的记者文字驾驭能力远远不够;读了这样的报道,才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出版物实在难以入目。抛开一切现实意义,即便当作小说、散文,它也算得上经典!
曾经让我一口气读完的一本书是范敬宜范爷爷的《敬宜笔记续编》,那是偶然间翻到的,但拿到手中后真的是不忍放下。书中都是些短篇,是范爷爷在《新民晚报》专栏文章结集而成。正如有人评价,这些随笔短文写得“随而不恣,短而不薄,直而不露”,让人读来轻松而意味悠远。之后专门看了很多对范爷爷这本书的评价,才真切地了解到要写出好文章所需要的深厚功底!记得一篇评论中写到,“如果现在的记者能够学到范老十分之一的功力,就肯定能做得很好”。这才觉得读书积淀之真正含义。《西行漫记》也是这样一本令人沉醉的书,没有一定的功底也是万万不能的。
在我看来,《西行漫记》中事实出现的幽默感是其作品价值和作家涵养一种重要体现。这恐怕是斯诺所独有,别人难以学习的。其中很多幽默之处或许对于我们这个一板一眼做文章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屑于学习的。但是这种幽默背后所显示出的一种谦虚和真挚坦率,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虽然汪先生的评论中也提到了,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提一下。读书报告最核心的是要写出自己心里想到的,感受最深的。即使前面有很多人已经谈过,但是并不能阻碍我再次赞叹。而且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单纯地重复前人的感慨。文章中显示的诚意和坦率,其实也正是当代报道缺乏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报纸之所以难读,它所提倡的“倒金字塔”模式是要负责任的。干巴巴的新闻事实的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的确符合了新闻传播信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新闻是不“友好”的,人们所不容易接受的。缺乏个性的报道只能是存在于少量版面,大量的个性化的视点才应该成为报纸的主角。除了少数情报人员,估计很少人会对那些看着千篇一律的报道感兴趣!严肃的报纸却不应该是整张纸一个脸色!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电视新闻中。越来越多的个性主持人、评论员抓住了人们的眼球,而一些呆板的新闻报道则江河日下。这是符合人们欣赏规律的,曾在李希光老师的课堂上听到过这种说法,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回到家打开报纸或电视时,并不是强烈地希望看到什么新
闻,而是希望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呆板的新闻显然是没有市场的。鲜明的个性报道,坦率的人格显露,让新闻像奥普拉的脱口秀一样让人觉得是在和朋友进行亲切的对话,自然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当然,这样的理论容易走极端而导致媒体过分娱乐化,一些人为追求高收视率而发表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背离了坦诚的原意,自然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或许这样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文学和媒体方面。新史学或许也能纳入这样的一个框架中来。我试着归纳一下这种大的发展趋势,即从专业化、机械化的研究、创作模式,向着贴近人类本性、突出作者个性的模式发展。
新史学将历史研究从大堆大堆的历史材料中解放出来,而进入了一种以阐发历史规律、发现历史价值,用哲学思维来反观历史的创造性工作阶段。这使得人们能够超越史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上,而得出具有个人思想性的、反思性的、能够为普通人所真切感受的结论。或许可以这样比喻,早期的历史学是孔子作《春秋》,但是并不一定有孔子做到的在《春秋》中寓意褒贬,新史学可以认为是后世人们为《春秋》立传的阶段,但这种立传并不一定不如原著。《春秋》精要而专业化地做到表面的不置可否,但难以理解其中大义;“春秋三传”做出的解读却是让人易于接受。
这样的一篇读书报告不知道符合不符合老师的作业要求。不过在我看来读书报告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的,否则太容易千篇一律了。很多模式化的东西正是阻碍我们创新思维的东西。
第三篇:《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班级:新闻141班 姓名:刘思思 学号:1409010414 书目: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英汉对照版)作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美)著 董乐山 译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读书报告内容:
西行漫记讲述了只有30岁的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从事7年记者工作的所见所闻。1928年斯诺开始环游中国。他到了上海,成为了一名记者,从此13年间都没有离开远东地区。在踏上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路途之前,他已经走遍了西北的荒凉地区,在滇缅公路通车10年之前便穿过了它的路线。斯诺结识了许多中国作家文人,与孙夫人宋庆龄是好友。这样的经历是他走进红区的一个铺垫,他的见闻使他对红区,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奇。这本书开篇讲述了斯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迷茫与好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虽然在中国的7年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会有热心的党派人士进行解答,可斯诺并没有轻信他们,认为这些党派人士并没有到过真正的红色中国,他们的答案是不可信的,所以带着疑问他出发了,而他所提出的种种疑问竟也是我这个已经离那个年代远去的读者的疑问,例如中国的红军是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挥呢?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的人?中国的红军战士是怎样的人?又是什么使他们顽强勇敢长久的战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造就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战士?.......斯诺从一开篇就给了我深深地思考,他不是盲目的,是很理性的,这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他没有听信那些党人的谈论,而是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来使自己和读者信服。其二,他在走进红色中国的时候是带着问题的,有目的的探求使他对他的所见所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逻辑性,使共产党人形象更加鲜明与立体。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盲从”、“走出去”现今有很多记者对于新闻有一种盲从的现象,尤其是在这个电子媒体兴盛的年代,很多记者根据网上的流言就敢写出一份新闻报道,例如,金庸去世的假消息的传出,新浪微博上有人传播“金庸去世”的消息,不明真相的网友疯狂转发。中新社属下《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的编辑邓丽虹下班后看到这条微博,于是在家登录“中国新闻周刊”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并以周刊的名义发了类似内容的微博。因为没有注明转发,很多网友误以为是该周刊核实并且首发的消息,于是大量转发。不久该消息即被证实是假,但为时已晚。
当天深夜,刘新宇在新浪微博上承认“编辑未作任何核实草率转发。这暴露了该编辑缺乏应有的新闻素养,也暴露了我们管理上的漏洞”,并“代表周刊新媒体真诚接受大家批评,并力求以此为戒”。
此后,刘新宇提出辞去《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新媒体总编辑职务,当天下午获批准。同时,负有责任的编辑邓丽虹被解聘,新媒体内容总监汤涌则被罚款、降职。这样的新闻不仅使报道本身失信于人,更使得当事人受其困扰,所以应该走出去,像斯诺一样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用事实报道出让读者能过信服的新闻。
跟着斯诺的这些问题,我们出发了,探寻着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解释着心中的谜团。斯诺不仅记述了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也记录了不少老百姓的话语,在去西安府的火车途中,就详细的记述了几个旅伴关于政治的看法,“我家乡最近在闹土匪”“你是说红军么?”“不是,是真的土匪”然后斯诺出于好奇的问“红军不就是土匪么?报纸上就是把他们称之为赤匪的。”“南京命令编辑把他们写成赤匪,如果他们不这么写就也会被认为是红军了。”“对于有钱人,地主,收税的来说红军是土匪,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红军不是,有时还欢迎他们呢”“我父亲写信对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他们也并不完全是土匪,但他们杀了太多人,他们是坏人。”而就在这时一位一直沉默寡言的老先生突然说“杀的不够!”就是这样的一段对话让斯诺产生了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支持着这位老先生,让他如此坚定地说出这样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来。一直到到达了目的地他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当我看到了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感到了滑稽,只是四个人的对话就体现出了对红军的三种不同看法,认为他们是土匪的,认为不完全是土匪的有好的一面的坏人,还有一位极力支持红军的老者,我们姑且不去评论他们谁对谁错,只是,同样都是在中国,红军也就只有那一支红军队伍,为何大家的观点竟然相差的如此悬殊,我想就是没有经过求证的缘故吧。
通过这一章阅读,我发现斯诺多采用对话的形式,而不是转述。这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也使所描述的人物更加生动而具体。而对于小人物、非主要人物的描写更是在侧面表现出当时时代的**与红军形象的混乱。在这段对话中我发现了新闻的地域性与阶级性差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红军”会有不同的认识,对话中的三位旅人来自不同的地域,认识也就不同,这与地域的政治,风俗,人文,地理位置都有关系。而阶级性则体现在地主与老百姓对于红军的认识不同并且差距较大。作为一个新闻人,在报道一条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完善,对于与某件事的采访工作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个政治阶层、经济阶层,而是要大众化,面向所有新闻的受众,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全面。
在第五章的红军剧社中写到斯诺与一位年轻干部去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细致描写了抗日剧社的演出剧目,这些剧目虽然不很细腻精美,但是十分适应社会的情况与观众的需求。他也记述了观众的情况,学员,妇女,骡夫,学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其他们的妻子都散乱的坐在草地上,与那些普通的百姓围坐在一起。当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在这里没有门票,没有包厢,也没有雅座。斯诺说,很难见到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是啊,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场面的吧,我想这样的场面也给了斯诺很大的震撼,使他对红军的认识更加深切了。在演出过程中斯诺也加入了他们,虽然有些尴尬但是我想他已经感受到了红区人民给他的温暖与喜悦。
演出结束后他采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详细地记述了魏女士的生平和背景与抗日剧社的历史和结构,背景信息清晰完善,所以当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也应注意主人公的生平、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有利于分析新闻要素中的“为什么”这一项,通过真实的详尽的历史背景介绍使事件更加丰满,有理有据。
在第三章在保安中细致介绍了一些,斯诺与毛泽东相处细节,斯诺通过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一直认为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应该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有着天生的威严在的,而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据斯诺介绍,“毛泽东看来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人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的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当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毛自己也不愿意穿,当战士受伤的时候,他会把上衣脱下来披给他,虽然是领导人却和妻子居住在窑洞中,全部家当也只不过是一卷铺盖几件衣裳,就连所配带的领章都只是普通红军战士所配带的两套红领章。这也国民党的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宽宏和善。毛对一切又是充满好奇的,他向斯诺了解关于工党那时的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斯诺对这一段记述的很详细,使我对毛主席有了更深的了解。从此中我也看出斯诺对毛的深厚友情,他已经融入到了苏区的质朴生活当中。
在这一篇中记述了一个细节,毛主席从不检查询问斯诺所写的东西,不对斯诺提出任何报道上的要求,让斯诺记录完全真实的苏区生活,并尽力使斯诺弄到说明苏区生活的各方面材料,对于这样的优待,斯诺非常感激。这样开诚布公,使索诺感到惊奇,但其实当他刚来到苏区的时候毛主席就丢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的他并不相信,而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相比较国民党政府对报纸上的一个名词(将共产党、红军、革命党等都换用共匪)都要管控的情形,这里真的是太自由了。
在悬赏200万元的首级一章中,描写了红军学校的具体情况,学校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用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做课堂笔记本使用,有一个班所有学员平均年龄27岁,有8年的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而这些学员中鼎鼎大名的人的首级赏格加起来超过200万元,此后细致介绍了教学的环境和校长林彪的情况,在介绍林彪的时候写到“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1932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就闻风而逃。”这里的“据说”一词显示了语言的严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把真实所见与道听途说区分开,像这样的字眼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否则就是出现了某某说、使用对话形式,或我见到,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了出处,有理可依,有据可考。
此后斯诺描述了与林彪的一次相遇,十分细致的描述了相遇是周围的境况。“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见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里打篮球,有的在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这样细致描写也有很多,斯诺十分善于观察,描写仔细认真,并通过简单的描写体现出红军大学生们丰富的文体活动,和红军大学浓郁的学习氛围与运动气息。在读这本书时是很用画面感的,很自然的脑补出当时的情景。更用一种身临红军大学的感觉。在第七章三节“他们唱的太多了”中国斯诺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做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上海的包身工要为期四年没日没夜地工作,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这一段采用对比的形式,虽然描写英美公工人的语句并不多,但只“无法忍受!”这一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反抗精神与社会自由,相比之下的中国工人又是怎样的光景呢,让我不禁想起了夏衍在《包身工》中所描写的芦柴棒,每天极大的工作量和非人的待遇。这样的写作手法增添了读者对新闻本身的深思,更加凸显出新闻内容。
对于斯诺来说,采访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不是如何获得关于红军的任何他想知道的资料(在这点上中国红军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反而为了让他收集到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一直不遗余力地提供方便),而是让这些红军的高级将领甚至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主动谈谈关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功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要把目光从集体、国家上面转移过来关注一下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通篇斯诺对于这种现象除了流露了些须无可奈何之外只是用一种客观的语气进行陈述,没有发表任何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想他对于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这种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肯定是感叹且赞赏的。但这一定程度上也使斯诺增加了报道的难度。
斯诺在描述中国领导人的外貌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孩子气”这个字眼。这在我们中国人的想象中是不可想象的。斯诺非常细致地刻画了每一个他接触到的红军中“大人物”(他们每一个的大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首先出场的是周恩来。斯诺遇到未来的在周总理时正是他刚刚进入苏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时候,因此他与周恩来的接触可以说很少,描写周恩来的篇幅也就随之不得不缩水了很多。虽然斯诺成功地为我们刻画出了中青年时期的周总理的形象,但对于一个非常崇敬和热爱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并且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了解他的中国人来说,这不可谓是个巨大的遗憾。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史来说有多么重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窥出一二。在此书的中间部分用了很大篇幅记录毛主席口述的自传。斯诺本人也再三在书中提到起在采访过程中与毛主席连续好几夜促膝长谈。一个嗜钱如命的农民的儿子,在经历了是时刻笼罩在封建大家长的控制之下的童年和彷徨的少年时代后渐渐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一刻起,我的信仰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生起起伏伏,他那些隐藏在幽默轻松的遣词用句背后到底深埋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对于这样一个伟人,任何赞美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学习到了很多斯诺在新闻报道上的优点,使我有了学习的榜样,也对新闻报道有了更深的兴趣与热情,做好新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争取日后有能力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第四篇: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刘文杰
一
书架上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堆泛黄的旧书中的其中一本,如果不来读研修班的课程,估计它还会一直埋没下去。截止今天,因为要重写读书笔记,诚实的说我看了三遍。
谈到写读后感的第一感受,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发现自己的无知。
小时候其实学了很多“革命舆论”范式的历史知识,近年来又颇偏爱“现代”范式的百家争鸣杂论,有时也会受到“民族-国家”范式影响,对历史和现状的认知一直处于摇摆的状态中。不客气地说混乱的世界观其实是信仰“短缺”的真实反映。《西行漫记》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西方新闻人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独自深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很神秘、被围困,被从物质到信息都严重打压的充满危险的内战区域,去了解一个真实存在的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中国的红色区域,并带回了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客观报道。说实在的,这本书还引发了我上网去到处找寻尼泊尔毛派信息的热忱,多么相似的政治和革命环境。
读这部书,我首先要反省的就是自己对于那段光辉岁月的无知,对国家民族历史中重要的那部分内容越是了解越是震撼。斯诺所写的时代和那些鲜活的人物让我们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肃然起敬,有那么多大无畏的男男女女,为了真理,为了中国的未来,用生命和鲜血缔造了一个充满信仰和充满希望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延续了他们的历史,却丢失了他们的理想,或者把他们的理想变成了我们自己理解的模样,这也是现在很多年青人对被扭曲的红色理想不屑和排斥的最主要的原因。重读本书,通过本书去了解先烈们在那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所坚持的一切,我感到对历史认识不足是一种惭愧!这种惭愧不仅现在读这本书的人应该有,我们的很多国家机器也都应该反省自己对红色革命和红色理想的理解。
多读本书的另一好处是能够更深的理解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那确实是理想主义者从理想到实践,并走向成功的历史过程。
二
书中关于长征的描写仅是一小部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部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斯诺所言的六千英里的长征,其实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或者说是被迫寻求生存的奇迹)。斯诺希望后人能永远铭记长征,并断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
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后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现了斯诺的愿望,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正面反映长征意义的著作,从书中描写可以真切的体会到红军把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变成了一次武装巡回宣传。它体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和革命者非凡的心理素质。
当年那些艰难行进的红军战士们可能没有料到,他们的举动举世瞩目。很多外国人先是抱着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但通过本书了解了长征,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长征的崇拜者。
“长征”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基础词汇,就是现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每一步,国人都习惯将之比喻成“长征”;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衍生出了很多相关的词汇,如“新的长征”,“新长征突击手”,“新长征路上”。在今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重走长征路”活动期间,我真的很想报名参加,直接影响我的就是《西行漫记》。当然,考虑到要养家糊口,要完成学业,也只能放弃了。
三
抛开知识的角度,从写作的技巧来说,读到第三遍,我不得不佩服本书章节安排的妙处,以及循序渐进的引导方式和无处不在的负责任的写实内容,能够引导我这种“快餐文化”的爱好者兴致勃勃的阅读下去。如,书的开篇提到了:
“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因为重重困难,因为没有作者可以获得真实信息的渠道,作者和读到这里的读者面对“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是什么样的希
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带着这些同样的疑问我自觉自愿地读完全书,并记下了很多答案。这些答案对于填充我空虚的那部分历史知识的好处不再赘述。我同时受到的启发是,为什么那些每天绞尽脑汁控制舆论宣传的中宣部的先生们不能够学学这其中的技巧?为什么每天急切的想让全国人民了解的“真理”会受到年青人的排斥?为什么每年我党花费巨资要挽留住的下一代更多的转向了“奋青”的行列?除了历史条件不同,除了斯诺笔下的那些坚定的信仰者不断逝去所带来的感召力的下降,我们的宣传技巧是否需要表现的更有智慧,我们的行为是否需要更有表率作用!总之,不论是舆论宣传,还是政府政治公关,从这本书中可以借鉴的地方希望能够挖掘挖掘!
关于本书,可以写的地方很多,但我想总结的是,不论对我们的父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来说,这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良师益友,值得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再次阅读。篇二:读书笔记(西行漫记)题目:西行漫记读书笔记
毛概读书笔记
所读书籍: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1(重印)
本书主要讲美国记者斯诺因想探索红色中国这一谜题,当时红军遭受到了9年的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或者其他外国记者的报道,但是国民党的报纸“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斯诺深入红军地区,带着“红军怎样生活,怎么样战斗,怎么样发展经济等问题”穿越“白色地区”,到达保安,对红军的一些领导人物(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进行采访,以及自己亲自去前线红军那里体验红军真正的生活,写出了当时红军的真正生活方式与现状,最后,斯诺从保安回到“白色”地区,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后写到关于战争、阶级的宏观理论。
我看完这本书后,我感觉它弥补了我很多盲点。我原先对当时情况的了解一般是基于电视和网络,但是凭心而论电视把当时的共产党刻画的过于完美了,网络上虚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本书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当时红军的情况。斯诺开始抱着“弄清事实,即使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p9)也是值得的,虽然斯诺自己也说不相信其他一些报纸对红区的报道,但是他在写到“去西安的慢车”那一章时也讲到“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弄到的一切预防针”(p11),这从一定角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即使当时很多人也知道很多报道对红区的报告都是不对的,但基本上还是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斯诺到达红区采访很多红军领导人时,在刚描述他们时会经常讲到他们的首级被悬赏多少钱,但是他们仍然“大胆悠闲”的活动。而在第十一篇“回答保安”最后写到;“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他首级。”(p404)可能斯诺当时因为总司令的驾到差点丢失了装有他在红区调查的所有资料的包,描写蒋介石的驾到可能略有夸大,但是两相比较真是像所写的那样说明了“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斯诺在描写当时的经历时对我印象较深的就是红军的长征了,我之前所知道的长征只是红军长途跋涉,决然想不到在那么长远的路线上还有那么多潜在的危险,特别是在描写过大渡河与大草原时,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红军当时就是在不断的创造奇迹,奇迹般的抢船渡河与抢夺了泸定桥,书上也说“四川军对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饭碗,这些青年是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p193),确实,书中也多次提到红军的意志力与团结,在那种时候,没有这些意志力与团结力是没有办法创造奇迹的。
书中谈到了当时红军发展教育与经济的方式,我之前对这方面真是了解特别少,尤其是对红军的教育情况,我之前甚至个人认为红军的教育程度都是在参军
之前。本书的描写对我之前的错误认识有了很大改正。是在“红星在西北”篇中斯诺主要讲述了红军的教育与经济,在写到红军经济情况的时候,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描写55岁的财政人民委员时,书中这样写到“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p231)这里财政人民委员的形象似乎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反映出当时红军经济情况是比较差的,但是战士们都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如今这种现象真少见。红军教育的重点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这说明共产党是讲究实际的。红军也是相当年轻的,在“在保安”那一篇时写到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八年的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p99),我们可以看出红军很多战士都是特别年轻但是参军时间不短,经历的作战也不少,在“战争与和平”的红小鬼篇幅中,那个“小红军”甚至是11岁就参军的,并且还经历了长征。我们从这些方面可以从侧面体会到红军的外部情况。
书中花了较大篇幅描写领导人毛泽东,在毛泽东自述自己童年的时候,在与父亲吵架的经历中他曾写到“我从这件事情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p122)我感觉毛泽东之后的很多做法与观点都与他童年的感悟是分不开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与毛父对他的影响何其相似。“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p73),“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p74)等语句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央的影响力,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完全通过职位表现出来(军委会主席也好,政治局主席也好),而是由其个人的巨大感召力聚拢将士,从而拥有领导地位。他是“伟大领袖”,即使他本人否认或说未意识到,苏区的个人崇拜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农民出身所裹挟的性情,伴随着他的革命经历,带给中共乃至中国不可磨灭的影响。“我记得有一次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开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身物”(p78)从这一描写中我更加体会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毛泽东“放荡不羁”的形象。书中在描写彭德怀时,主要是针对为什么当红军这一问题,“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p270)可以看出彭德怀的诚然的性格。彭德怀在自述最后说到:“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是怎么变成‘赤匪’的!”(p278),用笼统的话来概括就是被压迫的无法忍受时去参加革命的。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猜想到当时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在写朱德的时候,“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p366)自我感觉斯诺把朱德和中国人想象的过于理想化与脸谱化。与毛泽东相比,在很长时期内,朱德的政治经历都比毛泽东丰富,朱德留洋多年,是极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他比毛泽东大七岁,可以说是一位革命“前辈”。朱德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与威望,也是毛泽东所无法企及的。毛泽东后来攀升至权利顶峰,并得到朱德的支持,虽然有朱德谦逊个性的缘由,但是我自己认为更多的可能还是政治斗争和审时度势所决定。但无论如何,朱德的确比较谦虚,只是感觉描写的有点夸张。在写到周恩来时,可能因为斯诺与周恩来接触少,写的比
较少,但是从“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p49)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的确是中共内气质独然不同的人,像一个未解之谜。你喜欢红军吗?这是斯诺在文中经常问一个问题。他问两个十多岁的小孩,他问一个13岁的“红小鬼”,他问政治课上的士兵,他问农民。这个很简单的疑问句,是否也在拷问那些想当然就有正确答案的记者呢?就像那两个孩子——“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是的,如果不喜欢,一个 13岁的孩子不会跟着他的军队走6000公里,他很奇怪:“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很多人回答他这一问题的时候都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帮我们打地主”,的确百姓是红军的一股很大的力量。甚至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国民党政府确实通过杀害老百姓来减弱这股力量,我自己认为当时国民政府如果在民间进行反共宣传并且善待百姓比杀害有用处多了。或许这符合蒋介石的性格,就像书中在描写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即使被抓,在被问到:“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时,他回答“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p412)我感觉蒋介石还是有点独裁的,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百姓喜欢红军的原因。
书中也提到了红军指挥员的情况,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战争中,红军军官习惯说的是“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p264),并且据统计,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这一件事就说明了为什么没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读完本书后,让我对当时的领导人有了更加准确的理解,知道了当时红军的生活现状。下面我讲一下自己对这本书写法上的看法。
这本书可以说是斯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顺序写的,文笔写的非常客观,写到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往往会加上“我认为”,写到一些自己不怎么确认的东西也会加上“共产党自称”等语句。而且可能因为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他在采访时甚至问出“你结过几次婚?”等问题,我感觉当时如果是一名中国记者,这些问题肯定是隐而不谈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懂就问”的思想,才真正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真实的东西。不过书中也有略有不足的地方,他在写到“红小鬼”篇幅的时候他把季邦写进书中的时候写到:“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将总司令并排站在遗弃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p345)我个人认为把一个红军小兵与蒋介石齐名没什么损历史的尊严,而且斯诺当时就说这是一本不平凡的书是表示他绝对相信红军能够胜出吗?既然这样,他在离开保安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指红军)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的想法呢。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斯诺写的太过了。还有就是在写毛泽东时,“他(指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p76,77)我从别的地方了解到毛泽东是一个信仰教条的人,意志坚定,缺乏理性。这或许是书中的一个小错误(也可能是我的了解有误)。不过就全书来讲,这是一本写的很不错的书。篇三:《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
聂宏杰:《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
聂宏杰
写在前面的话
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长眠着一位“中国人的美国朋友”,他就是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提起斯诺就不得不提他的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叶剑英元帅之所以称他是“中国人的美国朋友”,原因在于他不仅是第一位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采访的外国记者,而且在当时国民党极力诋毁中国红军的背景下客观的报导了苏区红军生动鲜活的景象,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红军。当他踏进红区时就力求不带偏见的记录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西行漫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行漫记》这本书以极强的纪实性和小说般精彩的故事而震惊国内外,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奋发向上。同时它又是研究当时中国红军不可不读的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献,其中记载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国家领导人的真实故事,同时也描写了当时红区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人物的生活情节。正如作者所言“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就越近。斯诺深入基层,并从基层走出,带着对苏区人们生活的真实认识。他既写了红军领导们的故事,又客观地写了当时人民对共产党的看法。人民爱红军,因为他们不胡乱杀人、不欺负老百姓,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且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但人们也“恨”红军,因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吃掉农民好多了粮食,虽然他们都付了钱,但是农民的粮食有限,这样一来过冬的粮食就不够了,而春节公社又不好好卖给农民粮食。
读书笔记
㈠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的来历如何?”(摘自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我想,正是因为斯诺这种疑问与质疑的精神,才使他能够冲破重重阻挠,最终进入红区,获得第一手材料,才写下了《西行漫记》这本震惊海内外的新闻著作吧。将来从事新闻工作的我一定要学会质疑,并积极寻找答案。
㈡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我想,这些孩子还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第二篇中 ‘造反者’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中国强”。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身为祖国的下一代,我们也应该勇于批判损害我们祖国利益的,有损国家尊严的行为,心怀高度的自尊,为祖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㈢
“这次战役中所进行的一年惊人的抵抗,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
行了相当程度的剥削。”(“第五篇 :长征”)
这句话说明斯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具有基本的素养,保证真实地记录新闻素材。在当时的年代,能够做到真正的公正与客观实为不易,而且能够批判性的看待自己听到的话。我是一名光荣的国防生,我想将来在军队里工作,必须要具备斯诺这种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清形势,真正促进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
㈣
“虽然还只在8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这个细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伟大领导人温和的一面,这种关心下属的作风不仅能够增进上下级之间的感情,而且使整个军队更加有凝聚力,也就更加有战斗力。
读后感想
我很庆幸我是一名国防生,大学毕业后我就可以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这本书不仅使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战士的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军营里家一般的温暖。这使我改变了以前所认为的军队生活很枯燥的想法,也使我更加憧憬未来的军旅生活。篇四:《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张鹏杰
这样一本经典著作,读起来的确让人觉得如饮甘醴。条理清晰的叙事,生动幽默的细节描写,鲜明亲切的人物形象,重要事件和政策的全面解读,全面地展现了延安时期中国红军的生存状态,真实地记录了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内容。这些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说已经被人们评论了无数次。我看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后附录了汪文汉先生名为《<西行漫记>为何畅销不衰》的评论。文章从内容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高超的艺术描写等方面进行详尽而客观的评述,全面地概括了这本书的特点。而我要再接着这些方面做评述的话,不仅是一种剽窃,更有着难以忍受的无聊。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在读书报告中做出点儿新意的话,就是不得不利用汪先生写评论所未能涵盖的这后面20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参照。但是我自己并不是对当代的事情有多少深刻了解,更多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对眼下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些不成型的牢骚。不过这却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
我最初选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挺无奈。在推荐的五本书中,王树增的《长征》本来是我最感兴趣的。高三时在《中国青年报》上曾读到对这本书的推荐,还擅自把属于班级的这张报纸藏为己有,但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真正去领略这本书的风采。多少次在书店里遇见,却只是轻轻拿起,翻两页后又放回架上。原因很多,没有读书的心情是最主要的一个。来到大学,图书馆给了我方便的读书机会,学院给了我很多的读书时间,但是书之多,让它在这个学期才被提上“读书日程”,而好书难借,又让我失去了拜读机会。《西行漫记》,是因为宿舍同学刚好买了放在书架上,才被我再次拿起。
说这段选书经历并非为了字数而扯淡,我觉得自己这段经历在这个时代或许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现在的青年读书很少,哪怕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对我们来说,时间其实并不是障碍,关键是缺乏读书的习惯和沉静的心态。读书习惯没有养成是由中学的教育所致,而大学时间充裕的环境中不能静心读书,却是环境所致。
当我们开始有些能力和心智拿起书来认真阅读时,我们被单纯的考试压力所覆盖。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额外读书的辅导,所以我自己高中三年的理科生活真的是被淹没在无涯无际的题海之中。读书,在我而言,还没有形成习惯便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来到大学里面,我们的时间被大量解放,但是我们的心思却不能摆脱周围环境的影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对高校的影响已经相当严重,跟好多其他高校的同学交流时,他们已经很少有人拿起一两本经典著作来读。尤其是理工科的同学,大学基本是高中生活的延续,作业仍然铺天盖地,各种社工又纷至沓来。人文精神、读书氛围在学分绩面前都变的无关紧要。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很庆幸自己读了文科的。从题海中跳出来,虽然不能完全进入读书的状态,但是却可以弥补以前的缺失,来尽力填补。而这一年来的效果也是相当地明显。《西行漫记》便是一个不错的检测标准。
这本书大一第一学期就读过一次,但那是我刚刚开始认真读书,面对陌生的书中环境(历
史常识的欠缺),连其中的幽默之处都不能领会。(现在想想,似乎当时所欣赏的恐怕就只是些精短的美文吧!)所以当时读起来觉得是毫无吸引人之处。甚至于在这次拿起来读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真的认真看了几十页后,我便不自觉地被书中的描写和幽默所吸引。每到幽默之处,甚至会哑然失笑,引来图书馆里周围人好奇的眼神。这种读书经历对我来说,为数不多。所以这次重读,对自己而言实在是读书效果的极大鼓励。
每本书都有其历史时代性,但是很多书还是能够超越时代留存下来,继续为人们所喜爱。《西行漫记》最辉煌的年代无疑已经过去了。无数青年受它影响而纷纷投身革命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逸史或称野史,它所拥有的可靠历料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该书本身同样是优秀的报道文学典范,书中所运用的叙事的、描写的各种手法和技巧,都是值得我们当代的文字工作者学习的。看了这样的著作,才觉得我们现在的记者文字驾驭能力远远不够;读了这样的报道,才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出版物实在难以入目。抛开一切现实意义,即便当作小说、散文,它也算得上经典!
曾经让我一口气读完的一本书是范敬宜范爷爷的《敬宜笔记续编》,那是偶然间翻到的,但拿到手中后真的是不忍放下。书中都是些短篇,是范爷爷在《新民晚报》专栏文章结集而成。正如有人评价,这些随笔短文写得“随而不恣,短而不薄,直而不露”,让人读来轻松而意味悠远。之后专门看了很多对范爷爷这本书的评价,才真切地了解到要写出好文章所需要的深厚功底!记得一篇评论中写到,“如果现在的记者能够学到范老十分之一的功力,就肯定能做得很好”。这才觉得读书积淀之真正含义。《西行漫记》也是这样一本令人沉醉的书,没有一定的功底也是万万不能的。
在我看来,《西行漫记》中事实出现的幽默感是其作品价值和作家涵养一种重要体现。这恐怕是斯诺所独有,别人难以学习的。其中很多幽默之处或许对于我们这个一板一眼做文章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屑于学习的。但是这种幽默背后所显示出的一种谦虚和真挚坦率,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虽然汪先生的评论中也提到了,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提一下。读书报告最核心的是要写出自己心里想到的,感受最深的。即使前面有很多人已经谈过,但是并不能阻碍我再次赞叹。而且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单纯地重复前人的感慨。文章中显示的诚意和坦率,其实也正是当代报道缺乏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报纸之所以难读,它所提倡的“倒金字塔”模式是要负责任的。干巴巴的新闻事实的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的确符合了新闻传播信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新闻是不“友好”的,人们所不容易接受的。缺乏个性的报道只能是存在于少量版面,大量的个性化的视点才应该成为报纸的主角。除了少数情报人员,估计很少人会对那些看着千篇一律的报道感兴趣!严肃的报纸却不应该是整张纸一个脸色!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电视新闻中。越来越多的个性主持人、评论员抓住了人们的眼球,而一些呆板的新闻报道则江河日下。这是符合人们欣赏规律的,曾在李希光老师的课堂上听到过这种说法,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回到家打开报纸或电视时,并不是强烈地希望看到什么新 闻,而是希望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呆板的新闻显然是没有市场的。鲜明的个性报道,坦率的人格显露,让新闻像奥普拉的脱口秀一样让人觉得是在和朋友进行亲切的对话,自然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当然,这样的理论容易走极端而导致媒体过分娱乐化,一些人为追求高收视率而发表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背离了坦诚的原意,自然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或许这样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文学和媒体方面。新史学或许也能纳入这样的一个框架中来。我试着归纳一下这种大的发展趋势,即从专业化、机械化的研究、创作模式,向着贴近人类本性、突出作者个性的模式发展。
新史学将历史研究从大堆大堆的历史材料中解放出来,而进入了一种以阐发历史规律、发现历史价值,用哲学思维来反观历史的创造性工作阶段。这使得人们能够超越史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上,而得出具有个人思想性的、反思性的、能够为普通人所真切感受的结论。或许可以这样比喻,早期的历史学是孔子作《春秋》,但是并不一定有孔子做到的在《春秋》中寓意褒贬,新史学可以认为是后世人们为《春秋》立传的阶段,但这种立传并不一定不如原著。《春秋》精要而专业化地做到表面的不置可否,但难以理解其中大义;“春秋三传”做出的解读却是让人易于接受。
这样的一篇读书报告不知道符合不符合老师的作业要求。不过在我看来读书报告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的,否则太容易千篇一律了。很多模式化的东西正是阻碍我们创新思维的东西。篇五: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西行漫记读书笔记
这学期上了近代史纲要这门课。在课上老师用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语言,并且用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讲课的方式,使这门看似无聊的课变得非常有趣。而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也读了西行漫记的一部分,并写成了这一份读书报告。首先西行漫记是斯诺在中国的时候写得一本介绍中国红色政权的一本书。斯诺经常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愿意作公正的了解。他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在1936年六月至十月,在后来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重大。
我在看了西行漫记的第五章时最有感触,因此我的这篇文章就主要谈谈我看西行漫记后关于第五章的一些感想与对这段历史的回顾。第五章的名字是长征过程,顾名思义这就是关于红军的整个长征过程。
斯诺的对于长征的这一段描述是虽然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但是也是在他通过在红军中各个长征的亲历者系统地采访以后而形成的叙述,因而也是可信度比较高的。称为研究长征的重要史料。而书中的很多东西也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的。
在长征的叙述中他首先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事实上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候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大约有九十多万。这次的围剿中蒋介石用上了一个成本很大但是效果也很好的新战略。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优势以及外界源源不断的补给来对共军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他的攻防战术旨在减小红军机动灵活的优势而加大他们资源匮乏的劣势。而当时红军的境况也确实是很恶劣,兵力、枪支弹药手榴弹等的供应的是很有限的。虽然南京方面在交战数月以来并没有给红军以致命的一击,但是根据地在军事与经济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了。红军方面和农民的伤亡都很大。最终不得已,红军决定撤退,转移到另一个新的根据地去。这就是长征的背景。
长征开始得又神速又机密。在八九万人的红军主力行军了大约七天以后敌军司令部才明白过来所发生地一切。而由于红军在农民中的威望,很多农民也都跟着进行了长征。
对于长征中的各种困难与各种战斗与战役以及在长征中统计出来的各种超出人们想象的伟大数字我在着里就不予以赘述了,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是比较多的,平时我们接触的,了解的也比较多。
长征中值得一说的就是在长征过程中对于革命的宣传。这一点在斯诺的书中也提到了。斯诺的书中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大迁移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动的武装宣传。”确实,我对这个观点表示深切的赞同。在红军的长征中红军让各地的农民都见识到了什么是红军。他们在所经过的途中,在战斗的间歇他们开群众大会,不断地号召群众来奋起抵抗。而且最关键的就是红军在他们进行长征的同时还不断地打土豪,分田地,将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分给广大的贫苦大众。西行漫记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实例的叙述。而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才使他们真需要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受到地主的剥削,受到官吏的压榨。虽然他们可能不懂红军的纲领和各种目标,但是他们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拥护红军而不是害怕红军。而红军的政策也扬名于各地,甚至还有被压迫的农民专程派一帮人过来请红军绕道过去帮他们解放他们的地区。我想这恐怕不是那些在围追堵截,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国民党军队所能做到的吧。
红军在长征途中对于革命的宣传还不止于此,在少数民族中红军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如彝族就是一个典型。彝族天生就痛恨汉人,但是红军用它与彝族的共同利益与目标,以及红军的真诚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甚至都有彝族人参加了红军。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使得红军在长征路上不断地得到了支持,千千万万的红军倒在了漫长艰苦的征途上,但是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国民党逃兵,工人,等一切受剥削的人加入了进去。这也许就是长征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随着岁月的的流逝,长征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陌生了,很多人甚至不屑于去学习这与段历史。而在看了西行漫记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这一段历史的学习,期中我们能学到很多当时的事实,事件的真相。虽然我在本文中斌没有过多的涉及红军在长征途中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能从红军身上学到很多对现实生活至关重要的精神。而这些也是我读西行漫记最重要的收获。
第五篇:《西行漫记》读书报告(模版)
《西行漫记》读书报告
刘文杰 一
书架上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堆泛黄的旧书中的其中一本,如果不来读研修班的课程,估计它还会一直埋没下去。截止今天,因为要重写读书笔记,诚实的说我看了三遍。
谈到写读后感的第一感受,我能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发现自己的无知。
小时候其实学了很多“革命舆论”范式的历史知识,近年来又颇偏爱“现代”范式的百家争鸣杂论,有时也会受到“民族-国家”范式影响,对历史和现状的认知一直处于摇摆的状态中。不客气地说混乱的世界观其实是信仰“短缺”的真实反映。《西行漫记》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西方新闻人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独自深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很神秘、被围困,被从物质到信息都严重打压的充满危险的内战区域,去了解一个真实存在的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中国的红色区域,并带回了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客观报道。说实在的,这本书还引发了我上网去到处找寻尼泊尔毛派信息的热忱,多么相似的政治和革命环境。
读这部书,我首先要反省的就是自己对于那段光辉岁月的无知,对国家民族历史中重要的那部分内容越是了解越是震撼。斯诺所写的时代和那些鲜活的人物让我们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肃然起敬,有那么多大无畏的男男女女,为了真理,为了中国的未来,用生命和鲜血缔造了一个充满信仰和充满希望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延续了他们的历史,却丢失了他们的理想,或者把他们的理想变成了我们自己理解的模样,这也是现在很多年青人对被扭曲的红色理想不屑和排斥的最主要的原因。重读本书,通过本书去了解先烈们在那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所坚持的一切,我感到对历史认识不足是一种惭愧!这种惭愧不仅现在读这本书的人应该有,我们的很多国家机器也都应该反省自己对红色革命和红色理想的理解。
多读本书的另一好处是能够更深的理解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那确实是理想主义者从理想到实践,并走向成功的历史过程。
二
书中关于长征的描写仅是一小部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部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斯诺所言的六千英里的长征,其实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或者说是被迫寻求生存的奇迹)。斯诺希望后人能永远铭记长征,并断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后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现了斯诺的愿望,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正面反映长征意义的著作,从书中描写可以真切的体会到红军把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变成了一次武装巡回宣传。它体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和革命者非凡的心理素质。
当年那些艰难行进的红军战士们可能没有料到,他们的举动举世瞩目。很多外国人先是抱着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但通过本书了解了长征,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长征的崇拜者。
“长征”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基础词汇,就是现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每一步,国人都习惯将之比喻成“长征”;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衍生出了很多相关的词汇,如“新的长征”,“新长征突击手”,“新长征路上”。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重走长征路”活动期间,我真的很想报名参加,直接影响我的就是《西行漫记》。当然,考虑到要养家糊口,要完成学业,也只能放弃了。
三
抛开知识的角度,从写作的技巧来说,读到第三遍,我不得不佩服本书章节安排的妙处,以及循序渐进的引导方式和无处不在的负责任的写实内容,能够引导我这种“快餐文化”的爱好者兴致勃勃的阅读下去。如,书的开篇提到了:
“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因为重重困难,因为没有作者可以获得真实信息的渠道,作者和读到这里的读者面对“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带着这些同样的疑问我自觉自愿地读完全书,并记下了很多答案。这些答案对于填充我空虚的那部分历史知识的好处不再赘述。我同时受到的启发是,为什么那些每天绞尽脑汁控制舆论宣传的中宣部的先生们不能够学学这其中的技巧?为什么每天急切的想让全国人民了解的“真理”会受到年青人的排斥?为什么每年我党花费巨资要挽留住的下一代更多的转向了“奋青”的行列?除了历史条件不同,除了斯诺笔下的那些坚定的信仰者不断逝去所带来的感召力的下降,我们的宣传技巧是否需要表现的更有智慧,我们的行为是否需要更有表率作用!总之,不论是舆论宣传,还是政府政治公关,从这本书中可以借鉴的地方希望能够挖掘挖掘!
关于本书,可以写的地方很多,但我想总结的是,不论对我们的父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来说,这本书都可以称得上是良师益友,值得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再次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