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第一篇：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喝下了这杯酒。看守让他四处走动，以使药性慢慢发作。当他腰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对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说：“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庇俄斯（医疗之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克里同答应了，当问到他还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苏格拉底就这样平静而安详地去了。这一处死甚至可以说是人道的——如果说对死刑也可以说人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允许见到朋友和亲人，执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气，他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当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他的处死——从诉讼、审判到执行——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学过逻辑的同学都知道有个著名的三段论：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我们说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还有这样一个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来临，死亡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们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吐故纳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对死亡的意识还可以使我们警觉到生命、珍视生命，使我们具有一种反省精神，把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谋划。所以我们说死亡是一个生命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死亡还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历史事件。大多数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最后还有一种死，是极其罕见的，它是一种趋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苏格拉底的死是不是这样的一次精神事件呢？苏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继续走他们的路，继续照常地生活。有个学者曾经说，整个苏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况且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时正值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瘟疫、远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人，加上战争之后又有内乱，以至于雅典人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的确不太会为一个只在街头饶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因此，几百年之后，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道，雅典人后来感到后悔了，为苏格拉底修建了纪念碑，并惩罚了起诉他的人。这恐怕是无法证实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者一厢情愿的传言。在苏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就是耶稣。人们到很晚才看到这是两个震动世界的死，也许正因为其影响深远，所以这种震动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而与耶稣同时被处死的两个小偷，就连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不愿跟他说话，而他的死在当时的人看来也不过是个小的宗教派别的领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会一笔勾销。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的比较，相关文献非常之多，择要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有，比如都是开创了一个历史系列，都是依法处死，但与其说是死于法律不如说是死于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民众的力量、舆论的力量等等。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他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遭到处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第三，他有没有可能不死？首先，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古希腊是个推崇德性而且是复数的德性的时期，用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话来说，这里所说的德性，不是狭义的、仅仅是伦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卓越、优越、优秀，或者说出众。我们现在就从人格、德性这个角度来谈谈苏格拉底是个怎样的人。古希腊有“四主德”，即节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来说节制，这里所说的节制主要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比如说苏格拉底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他的饮食也很简单，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回忆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但有时候在菜肴丰富的宴会上，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狼吞虎咽。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让他喝，怎么也不会醉。至于住，也是很简陋的，亚西比德是个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来盖房子，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说，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却提供给我一张兽皮，这不是很可笑吗？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雅典人的生活和现代人比较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他们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也才有闲暇来从事政治、艺术、戏剧等种种活动。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谈到智慧的德性，德尔菲神庙里曾经有一道神喻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自知其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他四处探访，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热爱谈话，但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方的意见而是要寻求真理。另外有两件与智慧有关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据说他有时候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来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儿想了24个小时；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或者说灵异，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尤其是不应该做什么。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在此，我还是想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比较直接明显——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但在政治上却被判处死刑。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确的是通过我以前所说的两种人类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迹来解释——一个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彻底性的奇迹，另一个就是哲学，从阿那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入雅典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这一百多年间，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和诸多的哲学流派，这样一种短时间里出现的哲学的奇迹到现在也没被有逾越。然而，恰恰就在这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间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正是这种冲突的象征。我们首先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的研究，或者换一个角度回到刚才的问题：苏格拉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他因为什么样的品质、德性而被处死？会因为勇敢而被处死吗？不会，因为勇敢是捍卫城邦的；会因为节制而被处死吗？也不会；更不会因为幽默、大度而被处死，那么只可能是由于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现而被处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腊人认为是最高的德性，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质不一样，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反省的智慧，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的探索也是开始于对自然的探索。阿拉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到了雅典，他是个自然哲学家，主要对天上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和伯利克里是好朋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触犯了一些人，被指控不敬神，最后被驱逐出境，而苏格拉底跟他或其弟子学过哲学，但后来逐渐对自然哲学不太感兴趣了，人间的问题更多地触发了他的思考，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就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他不喜远游，甚至也不是自然之友，他喜欢在城里、在集市上、在廊下与人谈天，从中他发展出一套卓越的辩证的技巧，一种探究真理的技巧，如著名的“助产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参加战争，他一般来说是个比较消极的公民，因为他更关心哲学而不是政治，更关心真理而不是各种政治上的意见；他不介入党派之争，这样也往往为双方所排斥。但他后来对民主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简单的说，这个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终身制，甚至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抽签产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担任各种官员，只要年龄足够大，可能担任一次甚至两次国家元首，只有将军或者某些财务官员等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位才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任。这种制度就保证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政治。但是，民主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民主防止不了扩张，甚至有时候内部的民主越发达，在外部反而更表现出一种扩张的趋势，雅典就是如此。另外，在失去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之后，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它有一个富有远见的领袖——伯里克利的时期，他能够用他的经验、见识和智慧劝导民众。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基本的一个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这样，哲学，确切的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奇迹，两个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即使是在它们各自最好的形态中，可能还是会发生冲突，除此以外，我还想说，这种冲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结成共同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赋的差别，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别。我们拿古希腊作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从事手艺、商业，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出众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艺术家，比如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种就是哲学家，那么这几种人的关系如何？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在这场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主要是剧作家，剧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过赢得观众来夺取桂冠，观众说好它便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民主的。因此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剧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艺术家、政治家、手艺人都构成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可见他是很孤立的，而一个追求完善的人也注定是很孤立的。哲学家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我们能看到一点苏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第三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有没有可能不死？确切的说，他有没有可能不通过那样的方式为法律处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缓解，还是说二者总是会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哲学家的合适地位是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理想国》所设想的那样为王，要么沦为阶下囚？在“为王”和“为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比如“为隐”——做一个隐士，探究哲学，以终天年？具体到苏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话来说，“雅典已经等了他70年！”，还有人说，如果是在斯巴达，他早就被处死了。他确实还是有可能不死的。从苏格拉底这方面来说，第一，他可以放弃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与人交谈了，这样他就不会死，甚至不会被起诉。三十僭主曾禁止他与30岁以下的人谈话，而且非常厌烦他总是拿鞋匠、铁匠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苏格拉底就是不放弃，因为谈话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第二，他可以在被起诉之后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设法赢得人们的同情，这样他可能也不会被处死；第三个选择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后作出某种妥协，但他拒绝这样做，于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结果使得一些本来认为他无罪的人转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就是逃跑，当时克里同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来也是心不在焉的——一个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让他逃跑好了。那么，是不是苏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诺芬就推测他是不是因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当然这比较肤浅一点，尼采则说：“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死亡。在一次极好的机会中，他表现了他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恐惧与人类的弱点，表现了他神圣的死”。但我想情况好象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以读一下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四篇对话，第一篇是《游叙佛伦篇》，发生于他在被起诉之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忧虑、忧伤，甚至是惶恐不安；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现得有些犹豫，比如同意交纳一定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有活的机会，他也不拒绝，虽然他可能已确实不在乎死，但并非一心一意要趋向死亡；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时，他变得非常坚定，绝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记述的，他在临死的那一天里，表现得非常宁静坦然。这样，由忧虑到犹疑，到坚定，到坦然，便构成一个四部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学啊，甚至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把哲学引进另外一个城邦，为什么不呢？也许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也许是他认为如果一走了之会对雅典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卫哲学。另外我们说他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因为这毕竟是政治领域中最好的制度，虽然它有着很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从，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即必须通过在法律上忠诚才能进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能对政治说“不”。就雅典人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死，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机，而反省的哲学却在兴起，也许，民主在它鼎盛辉煌的时候不会在意这一点，而当它岌岌可危的时候，它就会惶恐不安，甚至产生过度反应，这样一个时机也很重要的。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有人说，在伯利克里时代，苏格拉底决不会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让他死不可——毕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死，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死——只是想让他闭嘴，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哲学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事业、奉献毕生的事业，所以矛盾无法化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安全阀”和“警戒线”也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总之，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还活着，时光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现在我们还活着，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想就是：通过死能够传递许多生的讯息，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是完整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盖棺方能论定的，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第二，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职业的生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就要对贫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准备。提问：问：您刚才说到希腊的民主和哲学是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有什么根据吗？答：我所说的“希腊民主的奇迹”是就民主的直接性、彻底性、全面性而言的，在这一点上，它的确是迄今没有被逾越的，即便是现代瑞士的直接民主也没有达到当时雅典的程度，这主要是指公民做主的程度，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我所说的“希腊哲学的奇迹”主要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这“师生三人行”而言的，在这一百多间，这样三位大师接连出现，的确是后世再未发生过的。除了德国古典哲学稍稍近之，但还是没有超过。问：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相当费时费力的制度，那么雅典如何来保证民主的效率呢？答：雅典的民主还是颇有效率的，比如要进行战争，所有的人回家拿武器，一支军队就产生了，当然它还是会陷入一些很繁琐的程序上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直接民主有个基本的限制，即规模的限制，在这个城邦内，大家彼此了解，至少精英人物之间互相熟悉，这样也就不易产生政治上的阴谋，而召集议事相对来说也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问：苏格拉底的哲学属于哪种哲学？答：概括说来，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是种人生哲学，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而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又是政治哲学。问：雅典这种大多数人参与的直接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答：民主有很多形态，主要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大国的民主和小国的民主等等。古代的民主主要是直接民主，比如雅典，我认为它与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涉及到我们对待民主的态度问题。苏格拉底对民主当然有很多的批评，但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种最不坏的制度，我们只是要警惕它的弊病，比如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平庸化的倾向等等。但批评和反省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何怀宏）

第二篇：从语文课本中的生命教育谈起

从语文课本中的生命教育谈起

德阳市衡山路学校 罗莉

摘 要：生命教育的内涵告诉我们生命教育应受到全社会，包括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课堂利用一本教科书，教师言传身教，父母以身作则，政府宣传引导，社会营造监督。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用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彰显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将是最完整有效的生命教育。

所谓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生命的教育。狭义的生命教育是指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进而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而广义的生命教育则是培养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而且包括生命安全的意识能力的提高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生命教育的内涵告诉我们生命教育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绝不仅仅停留在于学校，而应受到全社会，包括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因此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生命教育的资源。在此笔者从初中语文课本中的生命教育资源谈起，引出在教学过程中生命教育的渗透。

生命是语文课本中重要的话题。在新课标语文教材中，关于生命的话题从来就是主旋律。冰心先生说“生命中不是永远的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美丽，痛苦又何尝不美丽？”（《谈生命》），这些语 1

句的品味中难道不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激，对生命意义的诠释。语文教材中绝大多数的课文都能成为生命教育的资源。而且生命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新课标三维教学目标中的一个维度。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生命教育内容渗透到每一节课堂目标中。

语文教学过程中生命教育的渗透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作者情感和文章主题的探究过程中。下面笔者以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简单的教学过程为例，说明生命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体现：

1.教材分析

《地下森林断想》是我国女作家张抗抗的名作。面对大自然创造的地下森林奇迹，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描写了地下森林形成的历史，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地下森林的顽强生命力，通过托物言志的手法，借地下森林创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迹，阐述了在命运不公时，只要我们努力、坚持忍耐，终会有转机，获得应有的荣耀和尊敬的人生哲理。

2.确立教学目标

教学本文，应引导学生感知地下森林的形象，感受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体会叙事和抒情水乳交融的艺术手法，探明课文的主旨；探究文章震撼人心的奥秘，品析鉴赏本文的语言美、哲理美。还应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对生命抱一种敬畏的态度，探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教学过程

为引导学生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实际笔者的教学实践中组织了对“地下森林”形象的价值的讨论。学生们有的认为“地下森林”很傻，为什么要在不公平的命运中苦苦挣扎，还不如光秃秃的谁也得不了好，何必苦自己呢？针对这样想法的学生，我提出了如果“地下森林”不在困境中坚强奋斗，怎么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傻气“地下森林”呢？借此引导学生在面对困境和命运的劫难中坚强奋斗，绝不放弃。还有学生提出“地下森林”苦苦熬了几万年才有了现在的雄伟壮观，如果是他，他就会选择成为一片湖泊，很轻易地就能获得世界的注目。我也笑着提出如果你想成为湖泊，而我希望你成为森林你会怎么选择呢？他笑笑，我还是做湖泊，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森林应该是他的梦想吧，为梦想而奋斗总是对我们而言是值得的，哪怕别人看来那是多麽的愚蠢。让学生理解为自己的梦想坚定信念，不懈努力，人生就有价值。

语文课堂是生命教育渗透的阵地，在课堂上可以适时地引导学生关注生命，珍惜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在课外，我还可以通过日记、周记、演讲、谈话、主题讨论等其他的形式实现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感的引导。

生命安全是引起此次生命教育关注的重要原因，当听到或看到一些鲜活的生命被自己或他人漠视的时候，不禁想到，学校生命教育对学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生命教育是不是影响三维目标中其他两项教学目标的实施（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从短期来看在强调第三维度（情感、态度、3

价值观）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是会影响知识教学任务的完成，但长期来看，作为人的发展而言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对社会更有益处，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才更能体现。但是，在如今的教学评价制度下，在社会对学校的要求中，学校只能将生命教育渗透到知识能力、过程方法的教学过程中，而且学校的生命教育渗透，只是生命教育的一个环节。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政府的宣传引导，社会风气的耳闻目染都是生命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记得5.12地震中用双臂支起学生生命之路的谭千秋老师吗？ 记得“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故事吗？ 记得感到中国的十大人物吗？

他们用他们一个个鲜活的人生践行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在他们的激励和鼓舞下不断前进。

前段时间由“许云鹤事件”引发的“摔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的讨论是社会教育的一个方面。东北林业大学的冯春菲、田文成等三名大学生用他们的实际做了行动最好的回答。

课堂利用一本教科书，教师言传身教，父母以身作则，政府宣传引导，社会营造监督。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用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彰显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将是最完整有效的生命教育。

参考资料：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教材

第三篇：从小王萍之死看紧张的干群关系 一个危险的信号

10月31日下午，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中宁县新堡乡七星渠黄湾桥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的女生，二三十位领导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援救，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在此，我不想就王副市长等一班干部见死不救的行为发表看法，我相信自有人会把他 们押上道德法庭，尽管现行有关党纪政纪处分条例规定中，还找不到对这些领导干部合适的处理依据。我只想谈谈此事的两个小插曲。据报道，女孩落水时，渠道两边除了干部们的小车外，附近还停着一辆拉玉米和一辆卖白菜的大车。有一位干部朝那两辆车上的人喊道：谁跳下水救人，就给谁500元钱！有一位赶车的人反问干部：你们自己为啥不跳进水里救人？另据目击者黄忠德介绍，他看到水中挣扎的女孩很着急，就骂那些观望的干部：“怎么没人下去救人？如果是你们的娃娃掉到水里，你们救不救？你们这些当官的，谁也不知道学雷锋……”黄忠德曾在此处救起过3个落水小孩，可为什么这次他没有下水救人呢？这两个插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假设一下，王萍如果不是躲避领导车队落水，岸上没这么多的干部观望，那几个车把式和这位黄忠德会不会下水救人？从那位车把式的反问和黄的救人经历分析，他们多半是会下水救人的。那么，此次为什么他们也成了观望者呢？从中传递出的危险信号不能不察。某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想不到的是，在小王萍落水的这个地方，居然到了连死神都无法将其化解的地步。如果不是出于对领导车队的反感，不是基于普通老百姓对某些干部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的恻隐之心不是被对这些干部们的不满之情所掩盖的话，黄忠德他们不会不施以援手，小王萍不一定会死。小王萍之死固然与干部们的冷漠有关，但紧张的干群关系妨碍了原本不应冷漠的黄忠德们施以援手，却更加令人深思。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改善这种不正常的干群关系已显得十分迫切。从发生在此次事件中的这两个小插曲，我隐隐感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第四篇：从华为员工之死说说中国企业管理中的缺陷

从华为员工之死说说中国企业管理中的缺陷

工商701曹旭霞02号

在“艳照门”**轰轰烈烈之际,国内及国外进行评头论足的时候，2008年2月26日，又传来华为公司员工跳楼自杀的消息，并且这个消息得到华为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确认。一下子，华为又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饱受各媒本及广大网友的争议。

1、2006年5月28日晚，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胡新宇2005年硕士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4月28日，胡新宇身体极度不适，他请了假去医院就诊，却最终不治身亡。

2、2007年5月5日，肯尼亚航空公司从喀麦隆杜阿拉到雅温德的航班（KQ507）在杜阿拉附近坠毁。经核实,南非片区产品行销部产品经理刘胜（工号28919）在KQ507航班的登机名单中。

3、2007年7月18日下午，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并两度想要辞职，为此父亲两度来深看望劝说。但在父亲第二次来到深圳时，张锐选择了以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张锐的家庭也非常的贫困。在武汉一家工厂工作的父亲早已下岗，每月只有几百元的下岗费，而母亲没有工作。4年大学下来，家中债务高达近5万元。

4、2007年8月11日17时30分左右，在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7楼跳下身亡。

5、2007年12月5日上午，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

6、2008年2月26日中午,成都华为研究所,刚参见工作的李栋兵从天府软件园B7栋4楼跳下,当场死亡.为什么华为如此受媒体关注？因为华为企业是国内民营企业的领头狼，一有风吹草动就被人大做文章也是理所当然了。

一、企业文化：崇尚“狼性”、缺少“人性”的恶果

华为公司也是公司，华为公司员工也是员工。因此，从华为事件我们可以分析公司和员工关系的本质。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和私有经济、私有企业成为主体的情况下，公司招聘员工的关系本质就是雇佣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讲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针见血地指出，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公司雇佣员工，肯定要产生剩余价值，否则，谁也不愿意当老板。对这一公司和员工关系，我们的论述不需要理论。微观经济学的祖师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明确指出，人性在经济层面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公司是一种组织，是人性领导下的资本运营组织，它除了服从和执行人的意志，就是按资本自身的客观规律和财务规律运行。资本并没有意志，执行的是人的意志。公司制条件下，资本当然执行的是公司的意志，它和员工建立关系的前提期望之一，就是利润挂帅。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后，资本和雇佣劳动已经基本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中国市场经济总体上只运行了三十年，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要达到平衡，还需要过程。尽管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新的劳动合同法，但是要达到动态平衡这一目标，最终可能还是依赖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本质作用都是政府的干涉，这种干涉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但这些干涉并没有触及生产关系的本质。

华为推崇的狼性法则更是国内企业学习的典范——坚忍、执着、不择手段、不怕牺牲，用

现下流行的广告语来说“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些”。“狼的精神”、“床垫文化”以及“高薪的诱惑”使得无数员工废寝忘食的工作，推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狼性”虽然为企业发展带来了高效率、为员工带来了高收入，但更使员工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压力，以致身心不堪重负，造成“过劳死”，甚至“自杀轻生”。

二、企业管理：管理制度的僵化和思想工作的缺失

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则是实实在在从具体行为上规定劳资双方关系的实质性的内容。从目前来看，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企业，平衡劳资双方关系的能力和程度越好，员工满意度越高，企业发展力越好。具体地说，在上海的企业中，众所周知西门子等外企的员工福利和待遇和中小民营企业中员工生存状态相比，那基本可以说天壤之别。

对于华为员工跳楼事件，几乎所有人都说是因为员工压力过大惹的祸，矛头直指狼性文化，并质疑其管理制度。然而，无论是何种死法，不可否认，要轻生的人承受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无处宣泄，以致酿成惨剧。

1、员工之间缺少交流：这是几乎所有白领的通病。相信很多出入写字楼的白领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在一间办公室工作半年多了，很多同事还不知道其他人的名字；经常忙到没空交朋友，再加上公司领导常常施加工作压力，一个人孤独苦闷、无处倾诉。

2、领导只谈工作不谈心：员工工作压力大没有错，但领导不会做思想工作及心理疏导，布置完工作就对员工不闻不问就大错特错。市场如战场，是与竞争对手你死我活的较量，员工心理压力大不可避免，没有合适的心理辅导，没病人的都会憋出病来。领导是带领和引导，工作上，生活上，心理上都要和下属有一定的默契，这样才能把员工的真正水平和最大积极性发挥到极致。

企业制度是日常管理工作的宪法文件。包括考勤，工资，晋升，保险福利，休闲，等等。企业文化目前在起步阶段来说，谈的有点早。许多人认为花点钱，找个广告公司，设计一下CIS系统和LOGO，弄个CI，MI，VI，就有文化了，那是很可笑的。就好比一个文盲买了一套西服吃了两吨西餐并不能立即成为教授，道理是相同的。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能做的有效的主要是企业制度，因为企业文化目前还不到时候。在企业制度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第一要合理安排加班和休假制度。这一块大公司都比较规范，外资企业也比较规范，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这些方面要加强，因为当前中国，八成（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

第二要强化人性化休息制度。可以中午提供免费咖啡豆，可以下午下班后提供企业酒吧。日本大部分公司的技术创新和好的创造都是在下班后休闲酒吧头脑风暴出来的。

第三是定期调查员工工作压力并给出平衡和发泄渠道。从当前的情况看，员工过劳死不算工伤，上吊不算工伤，跳楼也不算工伤，好像和企业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可能和企业存在主要关系。企业人力资源部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和压力，并给出解决渠道。

华为员工的死，是要求我们能更多的进行深入思考，剖析管理学在中国运用中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中国企业的管理制度，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良好管理的重要性。

第五篇：电视谈话类节目中的女性语言——从《鲁豫有约》等节目谈起

电视谈话类节目中的女性语言——从《鲁豫有约》等节目谈起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登陆我国电视荧屏，从1996年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开始，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谈话类节目越发的兴盛，从央视到各地方电视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气势之大，数量之广，让人不容小觑。在国内目前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采访嘉宾使用的语言已经逐渐的被女性化语言所垄断，而且这一趋势也已经超过了男女性别的界限，导致该类节目的男女两性语言失衡，呈现千人一面的情况。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女性化语言又到底好在哪里，这样发展下去对电视谈话类节目又是否真的有好处呢？

一、电视谈话类节目中

女性语言的优势

所谓的女性化语言，不是纯性别意义上的语言，这是由女性语言的整体性决定的，女性化语言是指带有女性整体特征的语言群体，它区别于狭隘意义上的性别上的语言，所以，女性化语言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女性化语言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发展迅猛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信任感是主持人与嘉宾交流的基础

“信任”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面的解释是“相信而敢于托付”，嘉宾接受访谈类节目采访，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主持人，向社会大众传达，面向媒体公开。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节目形态，电视谈话节目是以大众传播的形式存在，但它以人际交流为基础，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结合的节目形式。既然是以人际交流为基础，那么交流双方就必须要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平台上，在交流、传播的过程中，主持人的语言是让嘉宾产生信任感的基础和来源，而女性语言细腻，能深入到被访者内心，让人产生信任度，增加信任感。谈话双方一旦产生彼此的信任之后，谈话的基础也就被奠定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谈话则清晰而深入。《鲁豫有约》的主持人陈鲁豫一直以她清新的外形和主持风格颇受观众喜爱，其主持语言也是其致胜法宝，麻辣如李敖，面对鲁豫的镜头，也毫不避忌地谈论自己与胡茵梦之间二十多载的恩怨纠葛；沉稳似成龙，也敞开心扉说出有关“小龙女”的是非种种。可见，女性语言的这个优势，带来的是大量的新闻信息，极大程度的满足了受众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二)女性语言独特的说话特征

女性化语言在说话时常常使用具体化词语，只表达情感而不含信息的形容词以及反意疑问句；语调通常为升调以表达优柔寡断和不确定，采用过分正确的语法和过度的礼貌形式等等。这些特征在《鲁豫有约》中均有所体现。鲁豫在与嘉宾交谈的时候，就会常常说：“呀，真好！”，“天哪，太不可思议的！”，“很累吧？！”等等类似的话，这些语言会让嘉宾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被深切理解，或者说带一点沾沾自喜的满足感。

(三)亲切感是嘉宾谈话的催化剂

狭义的电视谈话节目可以定义为“在自发即兴的语境中，以两人以上面对面地双向口语

传播为基础，视听语言相结合的大众传播活动”，①既是口语传播，则免去了很多繁文缛节地束缚，聊天式的交流方式让嘉宾感受到朋友之间沟通的亲切和轻松，而女性化语言更容易拉近主持人与采访嘉宾之间的距离，特别是通过双方的比较，让采访嘉宾有一种优越感，从而更愿意与主持人进行交流。

在女性语言的这些优势下，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在主持语言和风格上开始不自觉的向女性语言靠拢，通过这种语言与嘉宾达到更完美的沟通，并渐渐的超越了男女性别的界限。典型的就是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朱军虽然是男性主持人，但其所主持的《艺术人生》已经成了一颗名副其实的“荧幕催泪弹”。这似乎更像是女性主持人的惯用伎俩，凭借女性的柔美和细腻达到赚取人眼泪的目的。

二、该类节目中

男女语言失衡的原因

女性化语言特征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越来越突出和明显，男性主持人也正在逐渐的丧失自己本身男性的语言特点和魅力，以至于众多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出现千人一面的情况，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谈话类节目以追求最大信息量为话语目的

谈话类节目本身就是以访谈的形式完成主持人对嘉宾的采访，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完成了大众传播活动的目的。所谓人际传播，即“亲身传播，是个人对个人的传播，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谈。其好处是针对性强，反馈快，互动快，可以迅速调整传播的速度和方法。”②谈话类节目就是靠这种形式探寻到人们内心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大量的新闻信息，达到做一档新闻谈话节目的目的，同时，满足了人们的窥视心理。《鲁豫有约》就是“在寻求公众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共鸣点上，提供了个人心理寻求社会思想的辅助，以及个人窥视他人心理秘密心态的平台。”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男性主持人还是女性主持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挖掘被访嘉宾背后的故事，得到最多的有关被访嘉宾的信息，而女性语言无疑更加具备这种条件和优势。

(二)谈话类节目以情感为依托的节目特点

很多谈话类节目在话题等方面的选择和切入上越来越多的从生活上，情感上入手，而这些，恰恰是女性的强项，或者说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本能。央视品牌谈话节目《艺术人生》谈论的话题，重点就在一个字——情：亲情，友情，爱情，该节目让观众和明星们一起感悟生活，体味情感，因而这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明星访谈，而是一切围绕“情”字相互交流。主持人朱军在这样一个以情贯穿始终的节目中，其主持风格和语言也不得不变得细腻和柔软，无意识地开始向女性化语言靠拢。像这样打感情招牌的谈话节目似乎放诸四海皆准。美国著名的电视谈话节目《温弗瑞·奥普拉秀》的主持人奥普拉就亲切地与女性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小秘密，并且善于煽情的套出观众的小秘密，接着自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边擦眼泪边跟观众拥抱。情感是最能牵动嘉宾和观众之间的共鸣点，所以，在访谈类节目中，常常会看到嘉宾在台上声泪俱下，观众在台下或电视机前被感动得泪眼婆娑的场景。如果不是细腻的女性化语言在旁边引导和推波助澜，又怎么会起到如此良好的互动效果？一档谈话节目本身就

是由嘉宾、主持人和观众三方面组成的，如果说前文分析的男女话语特征失衡的原因仅限于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话，那么嘉宾和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无疑是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之二。一个没有观众感召力的谈话节目必然是枯燥和乏味的，主持人要唤起观众的共鸣，情感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艺术人生》就是以综艺明星为主打特色，进行情感交流，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特质。我们虽不主张谈话节目都要像《艺术人生》那样去催泪、煽情，但勿庸置疑的是主持人在这种强大的情感力量的驱使下，语言的表现力、理解力等方面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女性化语言的特征，包括使用情态词语，色彩语言，夸张词语，委婉词语等等。例如《艺术人生》在采访表演艺术家秦怡时，恰逢那天是秦怡的生日，节目组安排最后秦怡吹蜡烛，切了蛋糕就结束，可是朱军似乎觉得这样不能完全表达出观众对秦怡的喜爱之情，所以在节目最后，朱军主动跟秦怡说：“秦老师，我能代表喜欢您的观众拥抱一下您吗？”现场的情感指数立即爆棚，节目也在这样感人的气氛中结束。这样温情的话语和温馨的场面似乎更应该是女主持人的强项，可是却在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中展现了出来，可见女性化语言在谈话类节目中的渗透力量之强，影响之大。

(三)现场环境的设置有利于女性语言的表达

现场环境的设置也是导致女性化语言充斥整个谈话类节目的原因之一。一个好的谈话空间和谈话氛围，对谈话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被访嘉宾而言，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更容易敞开心扉，与主持人之间的交流达到最佳状态。《鲁豫有约》在改版以前，访谈地点往往在空间比较小的地方，或者是优雅的咖啡厅，或者是安静的书吧，甚至干脆就把访谈安排在被访者的家里面。这样的安排，无非是想营造一种好的聊天氛围，就像是两个亲密的朋友的私人聚会一般，没有压力，没有防御。即便是改版后的《鲁豫有约》，尽管把访谈地点固定在了有两三百观众参与的演播室，但是在演播室的布置上，仍然采用了蓝色和黄色的暖色调，中间安置一张弧形的布沙发，努力营造出一种家庭客厅的感觉，消除嘉宾在访谈中的紧张感。无独有偶，央视的《新闻会客厅》的现场布置采用的也是红色砖体墙面，仿佛在家庭里的壁炉旁边聊天一般。

可见，无论是《鲁豫有约》这种谈论生命体验和心灵秘密的“软”新闻还是《新闻会客厅》这种谈论热点时事的“硬”新闻，都在努力营造一种生活化的环境，让观众对嘉宾有一种感性的认知。访谈类节目“还原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它尽可能化解指向角色关系的作用力，达成人际间心与心的交流。”④而女性无疑是家庭谈话中的主体，交谈议论似乎永远是女性交流，沟通情感的方式，她们会话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于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温馨的家庭客厅式氛围对建立这种关系肯定会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这种会话转移到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就变成了女性化语言。于是，女性化语言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明显，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中逐渐开始体现出“霸主”地位。

三、突破男女语言失衡的瓶颈

随着女性化语言的日渐突出，男性化语言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不可否认，女性化语言给电视谈话类节目带来了固定的收视群体，达到了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造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任何存在都有其辩证的两面，女性化语言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所要改变的就应该是突破女性化语言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日渐明显的“垄断”地位，力争达到女性化语言和男性化语言在该类节目中的双赢目的。

(一)改变选题切入角度

如果说女性天生的情感细腻不可改变的话，那不妨从适合男性话语的角度入手。女性语言之所以在谈话类节目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是因为它符合了很多谈话节目中所涉及的生活、情感等话题，这些话题给他们提供了无限发展和扩张的空间，所以它们日渐庞大。然而，从接受美学来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同一个话题，也可以有多种角度的理解。理解的角度不同，嘉宾谈论的切入点也不同，观众群也会相应产生变化，而主持人所用的语言也会在特殊的角度下转变。

例如一个关于毒品的话题，在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里，他以生动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诫人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而窦文涛则在他的《锵锵三人行》里，与嘉宾讨论吸毒的滋味到底有多美。如果在《鲁豫有约》中，或许会与吸毒者的家属谈论起他们因为家人吸毒而遭受的痛苦和伤害。前两者在谈论的时候，都可以抛开女性化语言的一系列特征，讨论有关毒品的信息和内容，而这样的话题如果在《鲁豫有约》中被讨论，那些夸张词语，情态词语就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观众面前。所以，男女两性语言是可以在不同的话题角度下区分开来的，并且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

那么，主持人在面对一个话题的时候，就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语言方式，也就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和收视群，这样才能促进电视谈话类节目更全面的发展，也就避免了在该类节目中女性化语言“独大”，致使男女两性语言混淆的局面。例如《新闻会客厅》，它是“以一位主持人和两位现场嘉宾为主要组合形式，关注的是当日或国内近期发生的重大新闻组合事件中的人，强调开掘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关联人的亲历，亲为和亲近感，突出新闻中人性和新闻性的结合。”⑤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关注人，强调人的感受，所以即使是针对重大新闻事件，《新闻会客厅》还是更多的表现出了女性化语言的特征。如果换个角度，该节目关注的是重大的新闻事件本身，强调的是该新闻事件带来的结果，或许女性化语言则不太适合在该节目中出现。由此可见，话题的切入点不同直接导致谈话的内容及其所使用的语言方式。

(二)合理地选择采访嘉宾

一档谈话类节目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三方面组成，无疑嘉宾是中心，因为他们是所有信息的来源，主持人通过自己栏目的定位，对嘉宾进行采访，以得到符合自己节目定位的信息。但是如果对嘉宾掌握不好，不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还会让节目陷入尴尬。

(三)扩大选题范围

谈话节目所选的话题应该是观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所选定的话题“一定要能够讨论起来，有话说，而且围绕这一话题能够产生出不同的观点，并且在具体讨论的时候一定不能搞一言堂。”⑥选题范围的扩大能够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突破女性化语言控制的话题内容。因为女性化语言不可能适合每一种题材的话题，每一种语言方式总是有所侧重的，当女性化语言在某一种题材的话题面前显得势单力薄的时候，另一种语言方式——即男性化语言就会显现出来支撑这一话题的进行。

在我国早期的谈话类节目中，一些边缘化的题材往往是被忽略和鲜有涉及的，例如同性恋，性骚扰，枪杀，罪犯，毒品，变性人等等。可喜的是该类题材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中，但是这些题材似乎更适合从一个男性的角度，通过男性化的语言去讲述和讨论。《鲁豫有约》中，陈鲁豫曾经采访过一个犯罪入狱后，在狱中专门为死囚写遗书的人，在该期节目中，陈鲁豫的表现伐善可陈，整整五十分钟的节目，除了开场白和插入短片前的介绍，陈鲁豫的插话非常少，更没有在其他节目中时那么多的情态词语和丰富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许正是这样的话题超出了陈鲁豫的女性化语言所能控制的范围。反之，如果窦文涛在与嘉宾讨论吸毒的滋味有多美时，如果言谈中反复出现“啊！”“呀”之类的感叹词，好像总会让人觉得与讨论的话题和气氛格格不入。

因此，每一种语言方式都有其合适的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女性化语言并不是万能的。扩大了选题的范围，也就给予了女性化语言以外的语言方式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打破了男女语言模糊化的局面，使之各有归属和侧重，从而促进电视谈话类节目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从本质上来讲，电视谈话类节目这种节目类型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⑦谈话类本来就是“主持人的节目”，他们“不仅是嘉宾的朋友，还是节目的代言人，更是广大电视受众的代表人物，充当舆论领袖。”所以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要让该功能发挥最大的效果，除了保证女性化语言在该类节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力争男性化语言的发展，达到“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