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额贷款的案例分析 致富大小家

第一篇：农村小额贷款的案例分析 致富大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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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理解以上特征，我们再看看以下几个案例。

2006年，贵州息烽县的一些农户抢抓市场机遇，依靠月息千分之二十的私人高利贷解决一时缺乏资金的燃眉之急，用于发展河流网箱养鱼、草毒大棚种植等，结果当年归还借款，生产经营进入正常轨道。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全国成本调查的数据，全国淡水鱼农户精养的成本利润率为32.48%，即月收益率可达千分之二十七。而据贵州省农业厅《农村社会经济调查2006》中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2006年淡水水产的成本利润率可达7400，即月收益率可达千分之六十。当然，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剧烈变化，最近淡水养鱼的价格和收益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草毒大棚种植也有类似的问题，最近一些草毒种植基地的价格已比前些年下降很多，销售也不是那么热火了。

贵州普安农村的一位乡干部谈到以下情况:他的一位亲戚过年期间来访，回去时给他两三百块钱买点种子、化肥什么的来种粮食，这点钱非常管用，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基本生计，那位亲戚非常感激他。还有一位农民，家里特别贫困，当时他借了五百元钱给这位农民养点猪或牛什么的，一年后这位农民赚了钱并归还了他的借款。毕节县一位农经干部说他也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甚至有些农民只借30~50元钱养点家禽，也能解决买种子、买盐巴等生活必需的现钱。这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农民的钱和我们城里人的钱大不一样，他们一块钱

小额贷款恒盛担保贷款平台的分量相当于我们10元甚至百元。这难道不就是资金的边际效用高吗?

贵州省紫云县格凸河一带的农户，过去，多数人家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过三四百元，穷得叮当响，有的农民还住在山洞里，甚至一家人只有一套不算太破烂的服装做外出共用。本世纪初，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搞起旅游业，但最初农民们普遍缺少资金，又难以取得担保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一些人只好利用私人借贷搞发展。当地大河苗寨一户人家狠下心从私人处借了1500元钱，盖了间竹楼做旅店和饭店，由于经营发展势头好，当地旅游局又借给1500元购置了冰箱等餐饮设备，两年后这户人家归还了贷款并摆脱了贫困。在旅游业的推动下，而且因为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当地家庭养殖业也发展很快，寨子里有好些人家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一千五百元。可见，民间借贷帮助了大河苗寨的发展。而这里的民间借贷大多数是亲情借贷，有的不计利息，有的参照银行利息，有的是借方向贷方给予粮食、肉类等食物答谢。而当地纯朴的民风和地缘、族缘、亲缘关系对维系这种信用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农村小额贷款调查分析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标准界定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以下简称“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村小额贷款、微型金融概念有区别。农村小额信贷主要是为农户提供小额度、无抵押的信用放款；农村小额贷款主要是通过信用或抵押担保方式发放的小额度贷款；微型金融则侧重于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包括存贷、汇兑、支付、保险、结算等金融服务。

国际上农村小额信贷的额度标准

各国在积极开展小额信贷实践的同时，既没有就小额信贷的额度给出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严格区分出小额信贷，而是统称为小额贷款。不过，若发放小额抵押贷款所需的抵押品是能增强借贷人还款意愿的任何物品，而非土地、房屋、机械等通常意义上具有较高价值的抵押物，那么这类抵押贷款实际上可以视为小额信贷。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各国对小额贷款的额度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一般在2000美元以内。例如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小额贷款平均在1000美元左右，玻利维亚、孟加拉单户小额贷款规模（包括信用贷款和抵押担保贷款）一般都在500美元以下，其中，孟加拉等部分国家的小额贷款强调信用放款或联保贷款，而玻利维亚等国家则强调联保或抵押放款等方式。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额度界定

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及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额度标准作出具体规定（见表1）。银监会提出的农村小额信贷额度是：发达地区可提高到10万～30万元，欠发达地区可提高到1万～5万元。但在实践中，各类金融机构或组织大多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身资金实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来制定贷款方式和额度标准，不同机构在贷款方式选择和贷款额度标准制定上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低于银监会的标准额度，如农信社的小额信贷不超过3万元；农行以金穗惠农卡为平台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最高不超过3万元；邮政储蓄银行推出的小额质押贷款最高额度为10万元。而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强调抵押或担保贷款，很少发放信用贷款。

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变化

农户小额信贷总量明显增长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探索时期较长，早期主要以扶贫性小额信贷为主，1999年以来，在人民银行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开始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直接依据农户信用情况发放的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是指3～5户农户自愿组成相互担保的联保小组，农村信用社向小组成员发放贷款。近年来，在连续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农户小额信贷蓬勃发展。一是全面拓宽农村小额信贷范围、金额、期限、利率，将贷款对象从传统农户扩大至农村多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各种微型企业；二是创新农户小额信贷方式，将农户贷款与银行卡功能有机结合起来，采取“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环放贷”的办法；三是简化农户小额信贷程序，对重点客户和优质客户实行“一站式”服务；四是将农户小额信贷发放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相结合，对信用好的农户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额度放宽、手续简化的正向激励机制；五是对农户小额信贷业务拓展给予政策支持。对于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人民银行给予了发放支农再贷款、执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适当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等支持政策，财政部也出台了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在各项政策推动下，农户小额信贷总量显著增长。以农村

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为例，2002年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4218.70亿元，其中，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共981.03亿元，在农户贷款中占比23.25%。而到2009年，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15988.80亿元，是2002年的3.8倍，其中，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共4002.04亿元，是2002年4.08倍，在农户贷款中占比25.03%。

农户贷款的需求额度在提高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我国农户的借款用途从以前的生活费用向生产性投资转变。在此背景下，小额贷款对象从传统农户扩大至农村多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各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用途也由传统农业扩展到有助于农民收入提高的各个产业。除少数农村贫困地区外，农户对于5000元以下的资金需求往往自行解决或通过亲戚、朋友间的借贷来满足，而对1万～5万元的资金缺口才希望通过金融机构（组织）的借贷来满足，这就对农户授信额度提出更多更高的需求。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63个县2万多户农户借贷需求的调查，有51.6%的农户在金融机构实际授信额度在5000元以下，而期望授信额度在5000元以下的农户只占33.1%，这说明5000元以下的农户小额贷款基本能够获得满足（见表2）。调查还发现，21.2%的农户期望获得2万元以上的贷款，但仅有8.2%的农户获得超过2万元的授信额度。这表明，万元以上的授信额度才是现阶段农户的借贷需求所在。

第三篇：农村致富标兵

编号001 2010年11月23日 10:23 湖南日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1条

为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服务富民强省、“四化两型”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基层组织创先争优活动，经省委同意，从2010年8月起，在全省开展第三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学用典型暨“袁隆平科技奖”评选活动。经过市（州）县（市区）乡（镇）层层评选、推荐、选拔，共确定131名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的远程教育学用典型暨“袁隆平科技奖”候选人。现将学用典型名单及主要事迹公布。同时，为进一步在全省农村深化学用典型评比工作，掀起比、学、赶、帮、超新热潮，须从中再评选出20名“袁隆平科技奖”和20名“袁隆平科技致富能手奖”。

一、评选方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红星网”在线投票和湖南基层党建手机信息系统投票两种方式进行。

二、评选对象

在本次公布的131名学用典型中产生。

三、评选条件

具有一定的科技文化素养，带领群众致富的意识和能力强；熟悉远程教育各项操作技能，积极参加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学用活动；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业绩，事迹感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认同。

四、评选程序

131名候选人由《湖南日报》和“红星网”进行公示，12月1日零时至12月15日24时进行网上投票和短信投票。12月20日至12月22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打分。按网上投票、短信投票、专家评审分别占50%、30%、20%的权重记分，以得分多少排名产生上述先进典型并表彰。

全省第三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学用典型暨“袁隆平科技奖”候选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公布如下。全省第三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学用典型暨“袁隆平科技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11月23日

131名学用典型详细事迹和网站投票请登录： 湖南红星网：http://www.xiexiebang.com/ 短信投票详见湖南基层党建手机信息系统公示。

投票有效时间：2010年12月1日零时至12月15日24时

屈德富，男，42岁，中共党员，长沙市开福区国华加汽砖厂厂长。通过远程教育学习新型建材实用技术，创办加汽混凝土砌块企业国华加汽砖厂。2009年生产加汽混凝土砌块15万立方，年产值3000万元，安排105人就业，其中下岗失业人员36人。

胡厚麟，男，33岁，中共党员，本科，一级花卉园艺师，长沙浏阳市中和镇苍坊社区党支部书记，浏阳市腾达中药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建立5000亩以中药材种植为主的现代综合生态农庄，辐射带动周围农户500余户。被评为长沙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技致富带头人”。

李述初，男，44岁，长沙市沙龙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宁乡猪”原种场场长。注册成立宁乡县流沙河养殖专业合作社，存栏原生态宁乡猪13万头，产值1.2亿元。摄制了《宁乡猪养殖技术》，利用远教站点培训农民。2006年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

张建春，42岁，“一村一大”学员。长沙市天心区南泥湾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积极参加远程教育学习，创办集科研、培训、开发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公司，年产值过3000万元，安置村民300多人就业。

王成，男，46岁，中共党员，望城县新康乡金成水乡生态种养基地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通过远程教育查找生态农庄相关资料，由小规模钓鱼场建成集农业产业、休闲观光于一体的金城水乡产业发展基地，年营业额500万元，解决40多名农民工就业。

丑小武，男，46岁，中共党员，湖南孚威宏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远教网络开阔视野，从建筑行业转向高产油茶种植。种植新品种油茶种苗600万株，3年内将达到4000万元产业规模。累计安置村民600多人次就业。热心公益，个人累计捐款18万元。吴嘉云，男，25岁，中共党员，大专，长沙市岳麓区古树村农乐山庄总经理。通过远教网络实现网上购销与技术对接，发展高效农业创业致富，成立花卉苗木公司，做大农家乐，解决30人就业，年纯收入近100万。

金志升，男，43岁，中共党员，长沙金湘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农业产业，种植优质茶5000亩，超级杂交稻1500亩，特种养殖210亩，解决家乡近500人就业。热心公益，个人捐款累计近200万元。曾被评为“湖南省农民工党员创业之星”。

刘泳，女，35岁，长沙市芙蓉区西龙村四组村民，大专，幼师。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和资源推动幼教改革。建立幼教信息平台，实现家长和老师及时沟通。目前幼儿园有员工40多人，拥有学生300多人。

杨建明，男，43岁，大专，中共党员，长沙市高新区荷叶坝村党支部书记，高新区建明无公害蔬菜基地经理。基地现有800亩无公害蔬菜、100亩优质葡萄和一个配送公司，提供就业岗位240个，年产值3000多万元。利用远教平台，为周边群众举办蔬菜种植培训班，带动80多农户种植无公害蔬菜。

吴健生，男，4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衡南县松江镇潇湘村党支部书记。利用远教站点，上网学习果木种植技术，种植面积达300多亩。组织成立衡南县“湘健”有机果卉禽畜渔业产销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共种植果木3400多亩。

任志成，男，54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衡阳县潮江乡利合村党支部书记、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借助远教平台培训农民400多人，解决66名农民工就业，为周边村民提供致富信息，支持村民办粮油店，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多次荣获衡阳市表彰。

曹海清，男，46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衡山县长江镇柘塘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湖南神奇竹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利用远教平台打造特色产业，实现了全村经济总收入过千万元，人均纯收入达7800元。多次被省市县授予荣誉称号。

刘水林，男，44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衡东县新塘镇欧阳海村农民，省级农业科协会员代表。充分运用远教平台发展种植业。种植草莓、补肾草、菜芙蓉200多亩，带动周边农民40多户，每户年平增收5万余元。

蒋双奇，男，36岁，高中文化，祁东县双奇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借助远教平台发展烟叶生产和水稻种植。种植烤烟380多亩，水稻2000多亩，产值140万元。黑红两种特香米大面积试种成功为全国首例，将是农民拥有水稻自主知识产权“第一人”。徐三山，男，48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衡阳常宁市西岭镇桐江村党支部书记。利用远教站点开展学习，组织成立合作社种植烤烟、垦复油茶、养殖肉牛，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7200多元。连续七年受到常宁市委表彰，还获得衡阳市“创业能手”等荣誉称号。

肖志龙，男，25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衡阳耒阳市马水乡湖德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通过远教站点学习烤烟栽培技术，聘用22名农民工，种植烤烟近100亩，年产值近30万元，创办板栗油茶专业合作社，种植板栗650亩，油茶800亩。被授予“衡阳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唐金华，男，55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红星村村民。借助远教平台发展生猪养殖业，养殖生猪3000多头，帮扶周边养猪户200多户，带头捐款数千元修建村公路。被评为“衡阳市劳动模范”、“衡阳市科技推广示范户”。

丁国财，男，60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高兴村村民。借助远教平台，自筹资金建起大型养猪场，带领村民养猪致富，帮扶养殖户42户，其中上规模养殖户14户，全村出栏生猪达到20300多头。

钟家军，男，46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乡银杯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远教平台学习水库养鱼技术，养殖水面400余亩，年产值100万元，解决8名村民就业。带领村党支部成员义务投工投劳达80余个，争取资金45万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周勇，男，32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光明村团支部书记。运用远教平台搜集农业知识，大力发展种植及养殖业。种植优质葡萄，承包鱼塘，建立了年出栏生猪600多头的养猪场；带领村民养猪致富。

何光明，男，46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灵山村村民。运用远教平台培养专业技术人员120多名，帮助76名村民再就业，带领全村建立无公害蔬菜种植片400余亩、养殖水面300多亩。连续5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邝卫华，男，37岁，炎陵县平乐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运用远教平台，采取“合作社+远教+基地+农户”模式，发展黄桃种植业。“炎陵黄桃”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并注册“神农壹号”商标。先后荣获“湖南省十大杰出农民”、“湖南省农民工党员创业之星”、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等荣誉。

彭晚泽，男，48岁，中共党员，株洲市鑫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上网学习，发展食用菌和特色瓜果种植，发动农户种植反季节蔬菜2000亩，人均增收8000元。多次获得“农村党员科技示范户”等荣誉称号。夏永良，男，42岁，攸县拉子豆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远教平台完善豆腐制作技术，应用传统工艺，推行现代科学的生产模式，打造出了“拉子”牌香干子、腐竹、油豆腐等系列产品。拥有固定资产1000万元，员工50余人。

石军生，男，47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醴陵市华鑫电瓷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开办远教 “流动课堂”，使500余名农民工成为上班一族。先后当选为株洲市人大代表、党代表，多次获得“株洲市劳动模范”、“湖南省乡镇企业家”殊荣。

田立，男，43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株洲县三门镇株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依托远教平台以“市场+合作社+基地”的模式，带动1000多户村民发展生猪养殖，年出栏生猪22.8万头，年获利5550万元。先后获得“省科技示范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殷水安，男，35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株洲市悠移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建立湘云葡萄园基地，种植面积300亩，年总产值达1000多万元,解决本村100多剩余劳动力就业。其基地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食品基地”，“株洲市十大农业产业化基地”，个人荣获全省“农民工党员创业之星”等多个荣誉称号。

张顺旺，男，45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株洲市芦淞区五里墩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依托远教平台成立生猪养殖协会，年出栏生猪5万多头，新建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组组通了水泥路。2008年被评为“株洲市劳动模范”。

汤新飞，男，48岁，中共党员，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蝶屏村主任。通过远教网络引进了数家工业企业，工业产值9000余万元，创利达300余万元。2009年蝶屏村农民人均纯收入9200余元，比上年增长15%以上。

罗紫冬，男，52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建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通过远教平台累计引进资金500余万元，兴办了锰粉加工厂等12家企业，解决了全村100多名富余劳动力就业，筹资十万余元，将300平方米的远教站点改造成文化活动中心。

易仕林，男，46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田花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依托远程教育打造100户休闲农庄，建设一个30万平方米集花卉生产和观赏于一体的产业园，每年为该村人均收入增加1万多元，为国家创税收8000多万元。

徐耀军，男，50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湘潭韶山市国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创办国英农业生态园，建立“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出“一垫一保四统一”,扶持数百养殖专业户，吸纳数百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村民走上致富道路。曹铁光，男，42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湘潭县中路铺镇柳桥村党支部书记。以远教为平台组织村民学知识，学技术，带头学习发酵床养猪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种植、养殖业。村远教站点被评为市级先进单位。

黎升梅，男，6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湘潭湘乡市山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湘乡市山枣江花养鱼专业合作社社长。利用远程教育学习养殖技术，建设高标准良种鱼苗孵化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用技术培训，带动村民致富。

周运良，男，48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新月村村委会主任。成立湘河寨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和湘河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130余人，带动60余户村民发展养殖、休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的致富路。

周铖军，男，35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阳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发挥“远教+支部+协会”作用，对接蔬菜基地、特种养殖、加工产业，共发展私营企业31家、种养大户16户。2009年村人均纯收入9240元。

唐康明，男，5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邵阳县霞塘云乡霞塘云村党支部书记。充分利用远教平台，通过网络招商引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关爱留守人员，建立“亲情视频室”，加强了留守人员与外出务工人员的沟通交流。

刘正华，男，41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邵阳武冈市菁芗米业股份有公司董事长。借助远教平台确立“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与农户签订无公害优质稻订单20万亩,每年实现销售收入5000万元，带动农户增收4000万元。

袁响林，男，43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邵阳市双清区高崇山镇长木村村民。高崇山镇“葡萄之乡”带头人，借助远教平台学习传授葡萄种植技术,带动并促进了该镇的葡萄种植上规模，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主产业。

卢爱民，男，54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新邵县雀塘镇柳山村党支部书记。利用远教平台，建立120亩龙角冲葡萄园基地，建立100亩蔬菜基地,带领党员群众走上了勤劳致富之路，把柳山村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刘爱新，男，35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邵东县火厂坪镇双井村村委会副主任。借助远教平台学习种植优质梨、优质桃，西瓜等精品水果，远销邵阳、衡阳、长沙、东莞、昆明等地。建立QQ群搞网上销售，年创收210多万元。贺建成，男，5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邵阳市大祥区面铺乡罗市村党支部书记。借助远教平台，带领群众发展综合养殖业，建立占地50亩、年产生猪1万头的养殖小区；发动50余户大搞蔬菜基地建设，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舒安群，男，47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高沙镇南水村党支部书记、洞口县南水农渔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借助远教平台创新发展方式，成立“南水农渔种养专业合作社”，建立南水生态农庄，带领群众走上致富之路。

雷飞跃，男，36岁，中专文化，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杨旗岭村村民,区政协委员。借助远教平台发展生猪养殖业。2008年建立九牧养猪场基地并成立邵阳市生猪养殖联合社，带动周边100多户农民一起创业致富。

杨小树，男，4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城步县茅坪镇柳林村支部委员。利用远教平台攻克延季蔬菜种植难题，带领群众发展延季蔬菜1460余亩，为周边村群众增收700余万元。

舒利，男，34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隆回县小沙江镇农产品经纪人。借助远教平台学习金银花、萝卜等种植技术，创立小沙江镇鸿利金银花开发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5000余名，年产良种金银花优质苗木700万株，产值近亿元。

蒋太旺,男，47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绥宁县长铺子乡枫香村党支部书记。借助远教平台组织成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合作社，种植面积达400余亩，引进优质杨梅，年产300多吨，为全村人均增收4000多元。

杨远义，男，40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新宁县水庙镇湾子头村党支部书记。借助远教网络，带领群众先后建成高效现代农业基地500亩，绿肥示范片400亩，成立发酵床养鸡专业合作社，发展水稻制种200亩，连片油茶基地120亩。

李玉良，男，41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平江县伍市镇莲花村党支部书记。以村远教站点为支撑点和突破点,大力实施“造富计划”,引进多家企业和项目,村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9年村人均纯收入突破8000元。

孙大寨，男，45岁, 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岳阳县鹿角镇大成村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巧用远教平台,活用致富信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创办了村柑橘专业合作社,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潘修明，男，42岁，高中文化，华容县三封寺镇官堰村农民，湖南铭泰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成功打造了年产值8000多万元的米业公司,被确定为“省级龙头企业”,全省“万企联村、共同发展”示范企业。

曾立宇，男，32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湘阴县樟树镇亲爱村农民，县政协委员。勤奋钻研种养技术,大胆探索发展科学养殖,年收入50多万元；多方筹措资金10多万元整修村道；免费传授种养技术，帮助村民发展生产。

谢大海，男，58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岳阳临湘市永巨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精图治,使濒临倒闭的茶厂成为岳阳市最大的砖茶生产基地、湖南省茶叶行业出口十佳企业,年创外汇100多万美元。

陈敏，男，22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岳阳汨罗市三江镇凤形村大学生村官，村党支部副书记。把远程教育与发展高效农业有机结合,积极发展生态肉牛养殖,形成“公司+农户+基地+远程教育”发展格局,实现群众致富、集体增收。

李丽琼，女，40岁，大学文化，岳阳市岳阳楼区金朋种养基地总经理。承包500亩山地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带动邻近乡镇约400个专业户的生产,户平增收4000多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徐绪成，男，51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合兴村党支部书记。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成为湖南省百家示范合作社之一,生产的“广兴洲赵大爷放心菜”获中国湖南第十届（国际）农博会金奖。

李学锋，男，32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岳阳市云溪区道仁矶镇白泥湖养殖基地经理,云溪区十佳共产党员。组建养殖基地，科学经营管理,白泥湖大闸蟹被评为湖南省名牌产品,年产值1000多万元。安置100余人就业。

李跃进，男，5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常德市跃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依托“远教+公司+农户”的粮食产业化经营模式，利用远教网络培训农户，发展订单产业，使该公司成为年销售收入9000多万元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先后捐款14万多元用于远教站点和通村公路等公益事业

彭长秀，女,46岁，大专文化，湖南精为天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远程教育指导企业管理，鼓励员工学习先进技术，使公司得到了长足发展。公司被评为常德市十佳创业优秀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个人当选为常德市工商联副主席、市人大代表和首届10大魅力德商。鲁胡子，男，57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桃源县牛车河乡“三龙”党支部书记、鲁胡子辣酱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利用远教网络扩张销售市场，组织椒农开展远教培训160期，产品连续三届获省农博会优质奖、银奖、金奖。被市政府评为“政绩突出的支部书记”。

孙运秀，女，48岁，高中文化，澧县太青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充分利用农村远教网络开拓茶叶销售市场、学习茶叶种植和培管技术，“双上绿芽”系列产品先后荣获中国-湖南第七届(国际)农博会金奖等，个人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女能手”、“湖南省创业成功女性”。

陈石新，男，49岁，大学文化，石门县犟哥野生素食研制中心总经理。利用远教平台进行技术学习和推广，建起了4条加工生产线和1个产品检测实验室，每年加工鲜活原材料3000多吨，实现销售2200万元。“犟哥牌”系列产品成为“惠乡商务网”野生素食产品的独家销售商，实现了远教与公司的互利双赢。

彭进先，男，62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湖南春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经常利用村里的远教站点查找资料、培训员工，有效促进了农机工作的开展。致富后积极支持远教工作，为村级终端站点解决运行经费1.1万余元、支助村级远教学用活动资金2万余元。

高波，男，40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通过远教平台成立了中泰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发的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连续式宽幅无纬布（UD）及其系列制品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2008年被选拔为奥运火炬手。

雷家祥，男，56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湘北蔬菜种植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利用远教网络组织开展技术培训班18期，免费发放技术资料6100份，培训农民2100人次，被评为“全省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民办实事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点”。

马进，男，50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常德津市市白衣镇荷花村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远教平台争取湖南亚华种业公司落户，经常组织村民开展学习棉花种植技术，每年人均增收达5000多元，多次被省市组织部门评为致富标兵、远教致富带头人、优秀党支部书记、学习型农村干部。

袁惠，女，24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益阳冲村站点操作员。指导农户利用远教网络促销柑橘、茶油等农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近100万元，使该村的远教学用工作跃升为全区的样板。王志敏，男，5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常德市柳叶湖白鹤山乡新港村党支部书记。购置2台收割机和2台插秧机，承包水稻田近百亩，在全村推广现代机械化种植作业。利用远教平台学习水稻栽培技术，使水稻平均每亩年产1600余斤，全年纯收入达20万余元。

邓华庭，男，45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常德市西湖管理区新港办事处新港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利用远教平台学习优质水果种植技术，形成了免费提供种苗、技术，包产品回收、销售的服务模式，年效益达100余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种植蔬菜水果总面积达350余亩，年人均纯收入达4500多元。

李清山，男，61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金凤办事处龙天村农民。经常利用远教平台学习农业科技，种植棉花、甘蔗、朝鲜蓟120多亩，年纯收入15万元以上。农业部对他种植棉花的全过程进行摄像，制作了10万张科普光碟在全国发行，是“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人员培训会”的唯一农民代表。

黄会涛，男，35岁，中共党员，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长茂山村党支部书记。承包发展退耕还林工程近500多亩，种植经济林150多亩，并把发展桃子作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带领全村发展优质桃780亩，实现桃子年产量150吨，户均收入4737元。

王焕龙，男，43岁，中共党员，桑植县芙蓉桥乡大庄坪村绿源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合作栽培等经营模式，将全村建设成一村一品、一组一品特色水果专业村。无偿给村里架起了高压线、安装了变压器，修建了10栋板式电气化烤烟房。

杨松清，男，44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慈利县朝阳乡潮阳村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远教学习，扩大优质冷水鱼类养殖规模，开发特种鱼养殖。利用资源优势，养殖水面达5000平方米，成鱼年产量增加到4万斤左右，年创税收约50万元。

熊廷斗，男，37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宝月村党支部书记。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加大水渠、河坝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全村经济收入逐年增加。2009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25元，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谌茂盛，男，50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安化县田庄乡桃林村人。曾经身患癌症的他从教育战线病退后，带领全家创办生猪养殖场，年出栏达8000多头，年产值达1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发展养猪产业，年出栏达15000头，有8户养殖户成为百万富翁。

龙跃新，男，40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桃江县虎形山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在远教的帮助下，他投资近800万元修建了虎形山生态旅游农庄和上十个生态种养殖基地，先后安排农村劳动力80多名。刘进良，男，48岁，中共党员，益阳市兴农粮食产销合作社会长。通过远教网络查找资料和信息，带领170多户会员种粮，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2007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标兵”，袁隆平院士曾经两次到他的生产基地进行田间指导。

皮伍，男，40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金垅村党支部副书记、益阳市众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种粮大户。他依托远教平台，探索出“一田三用”种养新路子，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增收600万元。

黄爱明，41岁，中共党员，益阳沅江市草尾镇挂角绿色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利用远教平台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带领周边50多农户共同致富。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余万元，被国家农业部列为湘菜“农业部标准园建设项目”。

陈春乾，男，34岁，中共党员，南县春乾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利用远程教育平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远教连基地、合作社带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路子，蔬菜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销售总收入达1500多万元。

宋健红，男，37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益阳市大通湖区金盆镇香稻村党支部书记。借助远教平台，办起了良种生猪养殖场，提供资金30多万元，帮助12户养鱼户摘掉了亏损的帽子，引进省农科院优质稻育种基地，袁隆平院士为该村题词“湖南香稻第一村”。

周铁牛，男，52岁，初中文化，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农民。积极参加远教培训，依托周立波故居旅游景点优势创办擂茶店，积极宣传远教优势并传授相关经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侯识全，男，5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郴州市北湖区同和乡长廊村村委会主任。借助远教平台，创建长廊生态农业科技园，积极争取远教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帮扶，解决了长廊村村民的饮水、出行问题。

李定忠，男，37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郴州玉泰农庄总经理。把远程教育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开展油茶栽培技术培训，参训党员干部群众达2000人余次。

首志华，男，29岁，中共党员，大学专科，郴州资兴市州门司镇梨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承包州门司镇东江梨科技示范园，实行“猪-沼-果”生态种植模式，利用远教平台，多次为全镇种养大户上技术辅导课，培养种养大户近10户。

杜天财，男，46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桂阳县四里乡梅家村党支部书记、四里乡渔池蔬菜公司总经理。利用远教平台优势，种植蔬菜3000多亩，年纯收入135万元。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冯红印，男，39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永兴县中南三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复员回乡后，借助远教平台，组织成立了永兴县第一个粮食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李俊生，男，47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宜章县一六镇石街头村党支部书记。筹资36万元建立了扩展型远教点。在远教引导下，大力推广沼气生产技术，全村共建沼气池260口，被评为“湖南省清洁工程示范村”。

廖攸军，男，42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嘉禾县凯丰牧林合作社理事长。2008年，为发展壮大经济，确立了“合作社+远教＋农户+基地”的管理模式，先后培训种植、养殖技术人员300多人次，通过示范基地带动了周边村2200余户增收致富。

黄春发，男，46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临武县汾市乡白石村村委会主任。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用先进的科学养殖和种植技术带领白石村群众科技致富，让白石村旧貌换新颜。

朱吉才，男，55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汝城县暖水镇双联村党支部书记。注重发挥远教平台作用，开展各项理论知识和技术培训，组织群众种植反季节蔬菜，建成养殖淇江鱼基地。

王建奇，男，37岁，桂东县增口乡马坊村站点操作员。借助远教平台，学习养殖技术和农技知识，形成了猪—沼—菜（果、鱼）的现代立体绿色生态农业模型，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共产党员”、“科技示范户”。

何平，男，50岁，大专文化，安仁县生平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积极采取“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举办优质稻、无公害稻、绿色稻种植培训，利用远教设备先后培训农民1万余人次，为农户增加纯收入1000余万元。

黄胜,男,43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道县祥霖铺镇大井村村党支部书记。借助远教平台成立养猪协会，引导村民大力发展生猪养殖。全村发展生猪养殖户达到52户，其中养殖出栏200头以上大户有19户，年出栏生猪近3万头。被评为永州市劳动模范。

唐辉,男,38岁，中共党员，MBA硕士，东安县创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创办创辉电子厂，共申请8项科技专利，解决当地3000人就业，年产值达8亿元。

鱼中国,男,52岁，高中文化，江华瑶族自治县秀鱼塘村秘书。利用远教平台，学习农技知识，种植大棚西瓜300亩，建设楠竹基地400亩，种植国外松500亩，带领群众创业致富。欧阳明俊,男,41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江永县兰溪瑶族乡黄家村党支部书记。运用远教站点优势，发展种养殖等多种经营，使村民走上富裕之路。同时，村里明确了古建筑维护和修复、古村民居和村道硬化、旅游建设等主体项目，着力发展特色旅游。

奉国平,男,42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永州市金洞管理区西岭坳村党支部书记。积极参加远教学用，利用所学知识，扩大养殖规模，带头致富。在他的带领下，全村新增养殖户达17户。现在“猪—沼—稻，猪—沼—果，猪—沼—渔”等特色立体农业逐步形成规模。2009年被评为省级环保示范村。

廖仁旺,男,55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蓝山县毛俊村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利用远教平台，把一个交通并不发达、资源并不丰富的村庄打造成了村风文明祥和、产业快速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年逾200万元的“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黄卫国,男,4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永州市冷水滩区茶花村党支部书记。发挥远程教育优势，种植西瓜150亩，纯收入30余万元，并带动全村种植西瓜5000余亩，增收300余万元。带头捐款1万元，集资25万元修通村级公路。

祝显元,男,48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永州市零陵区百冲村党支部书记。作为“造林大户”、“全国绿色小康户”，通过远教学习，该村形成“林、果、猪”立体种养模式：林木面积2000多亩，种植板栗150余亩、油茶200亩、柑橘200亩，水稻杂交制种500亩，养猪场4个，年出栏生猪800余头。

鲁茂祥,男,5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宁远县大山塘村农民技术员。先后主持选育出杂交糯高粱新品种“两糯一号”、超级杂交早稻“金优268”、杂交酿酒专用糯高粱“湘宁糯二、三号”等7个品种，被誉为“九嶷山下袁隆平”。

刘明桥,男,47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祁阳县新华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开展远教学用，成功实现了村烟花爆竹企业由旧式的民间手工艺向现代机械自动工艺的转型，将沉睡的荒山打造成了优质石料基地，村内企业产值上亿元。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陈海武,男,39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双牌县线口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远程教育平台组织种、养技术培训9期，参与培训的村民达400余人次，村里先后办起了多家大型养猪场，大面积种植了甜玉米、水晶梨等，村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观。

谷明德,男,48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新田县田家岭村村民，“南有新田”无公害蔬菜开发中心负责人。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公司+基地+农户”企业化订单生产，蔬菜基地面积发展到5000多亩，安排近3000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四千多万元。刘新才，男，50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娄底涟源市六亩塘镇峦峰村党支部书记。运用远教平台积极引导村民科学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全村已发展20余户养猪专业户，合理开发利用荒山荒地种植600多亩油茶林和近400亩的松树和杉树，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陈杰云，男，43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双峰县青树坪镇新一家超市董事长，县政协常委。投资2100万创办超市，每年上缴国家利税10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多个，年创劳务收入200多万元。被评为“双峰县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周迪元，男，61岁，初中文化，新化县孟公茶厂厂长。近年来，借助远教平台，了解茶叶市场行情，引进优质茶叶品种，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逐渐形成了拥有生态有机茶1000余亩，年产值达300万元。

陈响莲，女，46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娄底响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建了集葛根种植、农产品加工、文化传播、旅游度假、矿产开发、生态农庄于一体的响莲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远教”的经营模式，带领周边群众走上科技兴农的致富路。

曾天良，男，60岁，中共党员，辰溪县曾家坪村永发生态农业合作社社长。投入80余万元，组建永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周边3个乡镇1790余户农户签订“三包”合同，全年可实现纯利100余万元。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孤寡老人。

余绍友，男，48岁，中共党员，大专，怀化市鹤城区黄岩管理处白马村主任。利用远教平台钻研林业科技，创办了怀化市吉友木业有限公司，建成了1600亩金银花基地，改造林木面积1.6万亩。投资20万元修建了新的村部及远程教育活动室。

杨秀龙, 男,43 岁,中共党员，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村主任，怀化市模范。经常到村远教站点收看教学视频，逐步掌握了先进的养殖方法，修建高标准的养鸡场，年产值150万元。积极开展“一帮三”活动，带动周边150余户村民发展致富。

郭昌远，男，53岁，中共党员，怀化洪江市昌远果业公司经理。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操作方法和远教设备操作技能，通过学习柑橘技改课程，在乡园艺场对柑橘以密改稀，增加柑橘产量，提高柑橘品质，带动10000多名农户走上了富裕之路。

黄东旭，男，59岁，中共党员，会同县若水镇八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股份林场董事长、县人大代表。投资300多万元，营造杉、松、竹用材林36800余亩，营造经济林1900余亩。每年总收入达300万元，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200多名。覃德坤，男，46岁，中共党员，靖州县岩湾村主任。开办生猪养殖厂，年产仔猪近1万头，带动周边近70%的群众从事生猪养殖，户均年增收近5000元，是“怀化市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出资改扩建村远程教育室，自购4台电脑，供群众上网学习。

叶为，男，28岁，中共党员，本科，麻阳县楠木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联合全县14名大学生村官创办了“大学生村官创业园”，建成近1000亩生态百果园和300亩和谐长寿园，预计年收入100多万元。2010年荣获第十二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被省人民政府记个人一等功一次。

朱代坤，男，45岁，中共党员。通道县江寨村种植大户。建成年产30万株的铁皮石斛苗栽培室及种植场。帮助村民调果种，组织本村100多名群众外出考察、参加水果种植培训班学习。先后被授予国家级“绿色小康户”称号。

方长清，男，57岁，中共党员，新晃县马溪冲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种植杨梅、奈李、金秋梨、葡萄等优质水果3000多亩，成立了优质水果产业协会，通过“协会+农户”的模式，实现了技术、管理、销售一条龙服务。2009年，被评为县级优秀共产党员。

舒选华，男，52岁，中共党员，农民技师，溆浦县四门村党支部书记。投资38万元创办枣果加工厂，风味枣获湖南第四届（国际）农博会金奖，带动全村新发展矮蜜丰产枣园1100亩，村民人均增收800元以上。被评为溆浦县科技示范户、十佳党支部书记。

王铁刚，男，苗族，34岁，沅陵县王家岭村主任，王家岭养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组织村民定期收看远教节目，学习先进的致富知识。通过学习比较，开办了养鸡专业合作社。现已有产蛋鸡5.7万羽，年利润达300余万元。

龙四清，女，47岁，中共党员，本科，芷江县古冲村党支部书记，党的十七大代表。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引导群众养鸡喂猪，建立300亩绿壳蛋土鸡散养基地。发展优质柑橘6000亩，发展栽种金银花500亩。201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

谢永忠，男，56岁，中共党员，中方县陈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充分利用远教站点，将每周五定为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日。通过学习，扩大葡萄种植面积，年收入达1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党员与群众结成32个帮扶对子，帮助60余名困难群众脱贫。

张才仲，男，53岁，湘西州吉首市白岩乡作落村委会主任，吉首市武陵山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利用远教平台，发动村民种植药材1300亩，发展特优水果200亩，建立四个特种养殖场，全村年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谭永峰，男，28岁，中共党员，泸溪县红山椪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利用远教平台与100多位客商建立了营销联系，打开了俄罗斯、朝鲜等销路，年销售椪柑500多万公斤。创办年产3000多吨椪柑粒粒橙的加工厂，年创产值达到1000多万元。

田时要，男，24岁，中共党员，凤凰县世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远教网络学习技术，大胆创业，养殖肉鸡3万只，开发鱼塘70余亩，年总产值500多万，实现利润100万元，带动20多户村民实现盈利一万元以上。

龙献文，男，44岁，湘西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利用远教平台所学技术，开发茶园近1000亩，引领农民群众致富。打造古丈第一苗寨“夯吾苗寨”，解决了300多农民工就业，人均月收入1500元。

石建湘，女，33岁，花垣县建湘生态农业科技园经理。承包150亩土地，创办“百亩生态农业科技园”，发展蔬菜花卉及养殖业。利用远教网络信息，发放信息资料1.5万余份，3000余村民从中受益。

刘云庄，男，苗族，48岁，保靖县葫芦镇葫芦村主任。利用远教平台创业，着力黄金茶的资源发掘和技术品改，建立了吉六黄金茶高科技示范园，组建了吉六黄金茶产销合作社，解决了60多名村民就业。

彭明，男，39岁，永顺县长官镇长官村农民。运用远教站点搜寻网箱养鱼知识，发展网箱50多口，年创产值100多万元。组织成立长官镇水产养殖协会，发展网箱1200多口，拦河养鱼900多亩，年创产值三千多万元。

雷双隆，男，33岁，龙山县华塘街道办事处华新社区居民，通过远教学习后，筹资建起60亩大棚蔬菜和西瓜基地，并扩大种植面积，累计租赁土地400余亩，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240余人，培训农民300多人次。

第四篇：农村小额贷款调查报告

一、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党的第xx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现状：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村小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第五篇：农村小额贷款调查报告

农村小额贷款调查报告

农村小额贷款调查报告1

一、背景：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xx年全面实行并推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现状：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村小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特别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农村小额贷款调查报告2

一、农村小额贷款概况和国内外现状

（一）国外农村小额贷款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1.国外小额贷款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国有农业开发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将大量的补贴性资金投放到农村地区。由于这些国家的农村金融环境中具有许多不利因素，而实施的传统的农村金融政策又未准确认识本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因此这些实践并未获得成功，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后，这些国家不断摸索新的发展方法，小额信贷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最初是一种“发展金融”的模式，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演变成为小额贷款的模式，目的仍然是消除农村的贫困。小额贷款以贫困或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作为一种发展工具，为解决农村发展和减少贫困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因此小额贷款在过去三十年多年里迅速发展，已经从世界的某些区域扩展到几乎覆盖整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遍及亚、非、拉美等地。在小额贷款发展过程中，典型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孟加拉乡村银行、孟加拉社会进步协会、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等，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

2.国外农村小额贷款的未来趋势

随着小额贷款的不断发展，其未来走向逐渐显现。首先，低收入客户不仅需要传统的小额贷款，对全面的金融服务也有很大需求，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将逐渐过渡到微型金融。其次，传统的小额贷款被称为“福利主义小额信贷”，因其首先关注社会发展，并通过员工激励和严格财务制度等手段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将会被以商业可持续性为首要目标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所取代。第三，关于小额信贷行业监管原则的一致意见将会形成，不断建立和完善小额信贷的监管制度，但对于其的利率管制将会逐步放松。最后，小额贷款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和中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作用。

（二）国内农村小额贷款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

1.国内小额贷款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小额信贷在国际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中国也出现了这方面的实践，并从只借鉴个别技术转变到试图全面引入小额信贷制度。在联合国20世纪80年代援华项目中，中国进行了初期的小额贷款扶贫试点实践，吸纳了其中的个别技术或组织环节。从90年代初开始，在部分贫困地区也先后开展的小规模的小额信贷试验，主要着眼于尝试解决我国信贷资金扶贫工作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这是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依靠国际捐助。

1996－20xx年开始了政府主导型的第二阶段，政府从资金、人力和组织方面积极推动，借助小额信贷推进农村扶贫和帮助下岗职工。但在扶贫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信贷资金操作的矛盾日益显现，政府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始终存在体制和宏观政策方面的困境。

从20xx年起，进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和各类项目制度化建设第三阶段。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在中国的农村有着最为完善的网络，是农村最重要的转账服务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农信社作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逐步介入和快速扩展小额信贷试验，并以可能成为主力军的身份出现在小额信贷舞台。

2.国内农村小额贷款的未来趋势

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和小额信贷都不足以解决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局，必须在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和开放，引入商业性资本投资的新型机构，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这是因为商业性资本在保持盈利能力、保持机构可持续方面和业务扩张方面有着充分的动力，是改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消减贫困的新途径。、

（三）国内外对农村小额贷款的经验总结

由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政策仍处于国外发展小额贷款的传统阶段，国际经验对我国更好运行小额贷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国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的小额贷款试点积累了相当有益的经验。

第一，要正确定位小额贷款，将其作为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从指导思想、政策、运营管理上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的转变。单纯的政策性补贴性农村金融项目可能是失效或是低效的。根据国际经验，应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将其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由项目型向机构型转变，由补贴性向可持续型转变，从政府行为向市场行为转变，发展商业性小型贷款机构。在国内政府应通过出台税收等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各类信贷资金和商业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促进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提高小额贷款的效率，协调政府扶贫行为和小额贷款的商业行为的关系。

第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采取更加灵活的小额贷款利率政策，允许其按照市场机制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这是小额信贷项目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在小额贷款机构方面需要进行大力改革，适度推动小额贷款机构向吸存机构的改进，继续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等市场化金融性营利机构的试点，同时发挥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还应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创建信用社区和信用客户。

第三，应加强和规范对小额贷款的监管，确立小额信贷机构监管归属权。首先要规范和扶持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探索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条例，寻求适宜的监管方法。其次，必须明确小额贷款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探索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条例，采取规范化的监管方法，确保其合法性和规范性。此外，应建立相对健全的审慎监管框架，同时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非审慎限制。

第四，对小额贷款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技术支持，不断地进行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加强交流与合作，提高小额贷款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对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二、农村小额贷款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有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在政府和不少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我国相继举办了几百个小额贷款机构，投入资金达几亿元之多。在今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小额信贷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运行多年的结果，绝大部分并不成功。我们将以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北田各村为例，分析农村小额贷款中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农户的角度

在我们走访北田各村过程中，通过采访村支书和村民，我们了解到农村小额贷款的实施情况远差于我们原先的设想，由于在申贷过程中存在着手续繁复、宣传力度不足、信用等级差等各式各样的问题，使得大兴区这个小村庄，几乎没有申请小额贷款的状况。

1.手续繁复条件苛刻

在我们采访北田各村村支书时，了解到北田各村几乎没有人申请农村小额贷款。其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申贷手续十分繁琐，致使小额信用贷款难以普及。申贷必须要求贷款人以抵押、质押等方式进行担保，而且担保条件过于苛刻，使得许多人由于达不到申贷条件而无法申请。按照政策规定，商业银行应按照5：

1的比例，根据担保基金的数量发放贷款，但银行往往以风险过高为由，将比例降到了1：1。郑书记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如果村民想贷一万，就要求担保人向银行出示一万块钱的死期存折作为抵押，如果贷款到期还不上的话，就由担保人来还。而且即使有一万块钱的死期存折，计算上利息，往往也贷不到一万块。这样苛刻的担保条件使得农户对贷款几乎无需求，如果担保人手中有一万元的死期存折，那农户可直接向担保人来借，也就无需申请贷款。除此之外，申贷过程环节多、效率低，申请一笔贷款的周期较长。在我们采访村民王某时，他告诉我们他承包了一处地，种蔬菜大棚，曾经为了秋收，在

3、4月份申请过贷款，可直至秋收过了，贷款也没发下来，从那之后他就再没申请过。因此，由于条件苛刻，手续繁复，使得许多村民即使想贷也很难贷到，久而久之，全村几乎就没有人再申贷了。

2.对农村小额贷款需求少

除了上述申请手续繁复问题造成贷款少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农村小额贷款的需求少。由于北京的整体生活水平比较高，且大兴区又属于比较富裕的城区，使得农民的收入也维持在了较高水平。从郑书记那我们了解到，北田各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一年能达到5000-6000元左右，整个大兴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能达到8000元左右。且大部分村民都以种地为主，85年分田到户，承保期为30年，再加上每亩的农业补贴，仅以种地能维持正常生活，所以搞三产的人很少，这就对贷款需求少。郑书记说，以前曾有个村民想开个养牛场，动员全村村民用个人的身份证申请贷款来筹资建厂，每户申请三万，到年终给每户村民派发1000元红利。可由于村民对其的不信任，担心收不回三万块钱，所以这件事最终也没办成。在我们走访北田各村村民时也发现，上午很少有男人在家，都下田种地去了；村中也没有什么企业，只有一两个小卖部。尽管如此，我们在采访小卖部的女主人时，她告诉我们她很想用贷款来扩大小卖部规模，但由于贷款的手续太繁复，所以一直没实行。

3.农村小额贷款宣传不足

在北田各村，我们发现村民对小额贷款的了解知之甚少。在我们发放的问卷中，发现只有少数村民对哪些地方可以办理贷款有所了解，而对开办个体工商户的个体经营者可以申请贷款的最高额度，自主、合伙创办的小企业可以申请贷款的最高额度，小额贷款期限以及申贷条件及优惠政策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几乎完全不了解。当我们向村民了解情况时，许多村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能贷多少。而我们在讲清楚调查目的后，他们说的最多的也是不了解。而且村内也没有相关的横幅或标语。郑书记告诉我们，最近几年上面对这方面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对这方面了解很少，这也是造成贷款少的一个原因。

4.农民对农村小额贷款利息的认识误区

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造成村民贷款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村民陈旧的观念。在村民传统观念中，认为贷款利息高，利滚利，贷款会带来巨大的债务。郑书记说，在过去几年，有贷款也是只贷3000-5000元，并且很快就还了，贷款期限为半年的一个月就还了。所以尽管农村小额贷款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执行的，采用低息、贴息政策，但由于宣传少、村民的不了解，且又由于以前农村高利贷猖獗，利滚利的观念已植入人心，使得村民对贷款利息有很大的误区，造成村民不愿贷款、害怕贷款的心理。这也是阻碍农村小额贷款实施的一个原因。

5.农民信用等级差

农民信用等级差是造成银行发放贷款条件苛刻的最主要原因。在过去的13年中，曾经一度发生管理人员纪律松弛，放款讲人情，逾期款增加的情况。在采访郑书记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过去只要在银行认识人，无需实质的抵押，担保人签个字就可以拿到贷款。而这也造成了还贷情况差的状况。郑书记给我们举了个例子，75年时村里生产队贷了15.2万元，还款日期为05年。而到03年，本金加上利息已达到35万之多。由于一直没有还款付息，农村信用社将村委会告上了法庭。而村委会就是没钱还，法院也没办法，最终由律师事务所进行调解，只还了本金15.2万元。郑书记说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村民小额贷款中，当村民无力偿还贷款时，银行可谓一点办法都没有。即使银行想用村民家中东西来偿还，可也没有值钱的。又不可能强占了房子，让村民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不得不加强管理，提出上述等苛刻的贷款条件，从而保证其资金的收回和盈利。

上述5个原因是我们走访北田各村，主要从农民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小额贷款实施难的原因。从分析中我们得出要想发展我国的小额贷款，就应从简化申贷程序，降低贷款门槛，大力发展小额信用贷款以及增加农村小额贷款的宣传力度等方面做出调整，从而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建设我国新农村的目的。

（二）从银行的角度

小额信贷发放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又以前者为主。而邮政储蓄也在近期改变了其只存不贷的模式，经营小额质押信贷业务。本次调查，主要调查的`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

总体上看，在该区小额信贷业务开展并不广泛，调查中，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兴区支行（原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开展有限，而邮政储蓄小额质押信贷在该地区并未开展。通过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兴区支行和邮政储蓄的调查，在小额信贷发放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1.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宣传不足

虽然中央04到06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小额信贷，但是银行由于对推广小额信贷意义及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存有“惜贷”、“慎贷” 思想，所以对小额信贷宣传并未到位。在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兴区支行魏善庄分行某信贷员采访中，他表示银行对此并未特别宣传。魏善庄北田各庄村支书也表示银行在村民中没有宣传。

小额信贷业务在我国开展时间较短，没有银行的宣传，农户对此必然了解较少。通过问卷调查，调查农户几乎没有听说过农村小额信贷，在小额信贷的条件优惠情况更是一无所知。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一些农户对小额农贷了解不清，认为农信社推广小额农贷是在走过场，对农信社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将信将疑，对小额农贷持观望态度。所以说小额信贷政策没有宣传到位是小额信贷业务未广泛开展的原因之一。

2.信用评级方式

由于贷款业务较少，当地银行采用的信用评级方式与普遍的信用评级方式有一定区别。小额信贷的基本方法为，首先以农户为单位，建立贷款档案，将农户家庭经济情况、主要从事的经营活动等内容记录在内。然后农户信用评定小组对农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农户信用评定小组通常以银行人员和农户代表为主，同时有村党支书和村委会成员。在调查中，银行也建有贷款档案，这样一份文件主要包括的内容有：家庭成员、本人及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农户生产资金需求等。

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兴区支行，我们了解到，信用评级需要经过多道程序。首先是村委会对农户信用进行调查，提出参考意见。此后，若有农户贷款，银行再在贷款档案的基础上对拟贷款的农户进行调查，进行评级。而在具体操作中，有未深入到村逐户调查了解的情况，使得评定结果有偏差，导致信用等级评定不真实，使得信用好、急需资金的农户没有获得支持。

3.小额信贷风险较大

银行贷款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而小额贷款主要不仅包括以上三种风险，而且较难管理。

首先，小额信贷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小额信贷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利率的高低，合理的小额信贷利率既能满足农户需求，同时保证银行盈利。

自20xx年起，中央银行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范围调整到基准利率的2.3倍，放宽了农信社贷款利率权限。但这样也增加了信用社利率风险。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定价机制，不能根据市场灵活自主驾驭浮动利率，对其贷款普遍实行了主观上浮的利率，反而流失了很多客户。而小额信贷额度小成本高，较低的利率又可能造成银行亏损。所以一般银行在发放小额贷款时需要综合考察贷款的风险水平、管理成本、贷款目标收益率、资本回报率及当地的市场利率、民间借贷利率等综合因素，确定每笔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并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实行差别利率和浮动管理。

其次，产生信用风险主要是最终还贷问题。

小额信贷的还款依赖于借款人对小额信贷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小额信贷面临的主要对象是农户，主要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上。这些项目都是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样就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像养殖等产业受自然灾害影响更会造成血本无归。所以如果这些小额信贷项

目遇到自然灾害，则农户自然无法保证还款，易形成坏账。且小额信贷在一定额度内无担保，对银行收益造成损害。由于农户还款意识不强，也会造成最终不还贷的情况。

再次，同其他贷款一样操作风险也是小额信贷所面临的。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涉及面广，手续简便，在发放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借名、冒名贷款，给信用社资产带来操作风险。这就是因为信贷市场上普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贷款者无法了解借款人的真实情况，而给贷款人造成损失。农村信用社信贷员素质偏低，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对其情况不甚了解。加之农户居住分散，而小额信贷数量多，信贷人员人均工作量大，导致信用社对借款者的收入状况和信用信息掌握不够充分。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同一地区生产经营上存在着相似性，使得贷款集中于某一项目或某一农户，又增加了小额信贷的经营风险。

对于这些外部经营环境所带来的风险，银行无法直接控制管理，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都需要银行拥有较高的管理水平，能够对潜在损失、内部风险等进行风险评估，并且需要充足的资本金弥补已识别出的和未识别出的潜在损失。从很大程度上讲，银行的管理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充分的衡量和应对风险，以及机构承受风险的能力。由于小额贷款风险相对较大，银行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也较少。

三、针对问题所提出的建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小额贷款政策虽然已经出台多年，但在广大农村的实施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仅从我们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调查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

宣传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让广大农民了解小额贷款，农村小额贷款才能真正实行起来，否刚，措施搞得再好，宣传不到位，农村小额贷款仍然难以发挥其真正的功效。宣传主要通过政府和银行两个方面来实现。

1.政府方面

第一，确保政令畅通。要确保中央的政策快速、准确、及时的传达到地方。中国的农村小额贷款实施已有很多年，且不说广大农民对此是否了解，各地方政府的了解程度都令人堪忧。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村支书对此还是比较了解的，这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调查前联系过而有所准备。而镇政府对此事却无人知晓，也没人知道农村小额贷款这方面的事务具体是由哪个部门负责的。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政策没有传达到还是被搁置了。

第二，明确主管部门。农村小额贷款直接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改变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政府虽不直接参与贷款过程，但对贷款情况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应该明确具体的部门来负责了解、总结、分析贷款事务。

第三，积极宣传政策。首先，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中普遍存在对贷款的戒备心理，盲目的认为贷款利息高，贷款难还，所以宁借不贷。政府应该积极宣传贷款政策，让农民对政策多一些了解，打消农民的顾虑。其次，政府应该配合倡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对贷款的需求。

2.银行方面

第一，面向农户宣传小额贷款。银行可以通过发放传单、媒体等方式向农民进行宣传，说明农村小额贷款与一般贷款的不同之处，让农民了解小额贷款的优惠政策、申办程序，感到小额贷款实实在在是为农民着想。

第二，增加贷款网点。贷款网点的多少一方面反映了贷款需求的多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贷款业务的开展情况。我们认为，不应该因为需求少就不设网点，应该增加网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小额贷款的需求必然不断增加，网点的开设不能滞后。

（二）简化办理程序

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民反应的主要问题是贷款难，贷款程序之繁琐让很多人对贷款望而却步。

首先，贷款所要提交的材料过多。就北京市而言，个体工商户申请小额贷款需要提交的材料多达十种，而小企业需要提交的材料多达二十种。

其次，担保成为农民贷款的主要障碍。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农民反映，他们也有贷款的愿望，但是由于找不到第三方担保，所以未能办理贷款。银行要求提供第三方担保是出于自身经营的需要，是为了确保申请者的信用，提高资金的收回率。但是由于农民的经济水平有限，提供第三方担保尚有一定难度，银行可以考虑降低担保标准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小担保这一环节带来的障碍。

再次，信用评定应落到实处。贷款机构对申请小额贷款的农户要进行农民信用评定，这本是确保贷款有效发放的措施。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虽然银行通过发放并回收农民信用等级评定表对农民进行了信用评定，但表格的有效率很低，很难从中真实准确的评定申请者的信用。信用评定不应该只是走走形式，应该充分发挥信用评定的作用，确保贷款的有效发放。

（三）及时下放贷款

贷款下放的及时性是农村小额贷款真正发挥作用的客观要求。很多农民申请贷款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农业，而农业是季节性很强的行业。如果贷款发放不及时，有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待贷款发下来时，其所应发挥的作用也会大大减小。

小额担保贷款受理机构自收到贷款申请及符合条件的资料之日起，应在12个工作日内给予申请人正式答复。贷款应该及时下放，真正为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发挥贷款的实际作用。

（四）政策导向

首先，银行作为盈利机构，在运行的时候必然会考虑自身利益。而农村小额贷款的低利率、微利贴息等优惠政策使银行倾向于少贷甚至不贷。政府应该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银行扩大小额贷款业务。

其次，针对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并刺激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更多的贷款需求，贷款又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再次，积极宣传小额贷款政策，转变农民宁借不贷的传统观念。同时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的信用水平，让小额贷款成为对农民和贷款机构都有利的政策。

四、总结

小额贷款的宗旨和基本目标是为广大农民服务，减少贫困，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吸取国外经验，实行小额贷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正确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小额借款的发放还存在一定困难。从我们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北田各村的实践调查来看，主要的问题是农户需求少、信用不高、对贷款缺乏必要的信任，银行利润小风险大、宣传实施不到位。

农村小额贷款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及政策引导，只有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改进政策，才能把小额贷款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广大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小额贷款政策的好处，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农村经济才会更好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晓山，孙若梅.农村小额信贷:国际经验与国内扶贫社试点， 1997, (09) [J].财贸经济

[2]杜小山，张保民，刘文璞，孙若梅主编.中国小额信贷十年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xx.

[3]焦瑾璞, 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 [M].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xx.

[4]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编.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 [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xx.

[5]北京劳动保障网北京市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问答(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