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篇通讯都是历史的坐标

第一篇：每篇通讯都是历史的坐标

每篇通讯都是历史的坐标

吴楠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新闻专业2010级1班2010050125

指导老师：贾冉

历史性的时刻

1.《落日》朱启平---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署受降书

1945年9月2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军向联合国投降签字仪式。这是日本的代表一一在它所侵略的国家签降的开始，朱启平作为中国《大公报》记者入选，在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了这个重要场面。

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这是我们理解作品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受难最重，曾妄言吃掉中国，进而征服整个中国的日本，如今终以战败者的身份向全世界低头认输，作者理所当然的将描写的重心放在了这里。如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出场时，“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记者此刻特别特别重提旧事——此人的腿是淞沪战争结束时在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炸断的；这些细节以及史实的嵌入不仅扩大了作品的时空也与国内读者心心相印，爱国主义的情感和胜利的豪气在这里必然引起强烈共鸣。

《落日》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责任感也是作品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以“落日”象征日本帝国破灭，饱含历史的教训，同时指出胜利的代价和新生的长路，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和无穷余味。

2.《沸腾了的北平城》刘白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历史将铭记这一时刻：1949年1月31日，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结束，元明清三朝故都，华北政治军事重镇北平城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三日，胜利之师威武之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北平入城式。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是战局的重大转折点。此时，震动全国，震动世界的三大决战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计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60多万人。长江以北广阔疆土基本上已是人民的天下。从前人们常说胜利在望，现在则是，打倒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在握了。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通过通讯《沸腾了的北平城》向全国人民传递了这一重大信息。作者以浓墨重彩，再现了人名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入城接受人民检阅的壮丽场景。他们步伐整齐，威武雄壮，给了北平市民以惊喜。作者引用一位市民的话表现了人民对解放军强大的自豪和自信，他说；有了这样强大的武装，不怕任何反动派！作者在对炮兵部队的描写中对许多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多来的各种先进武器只加了“道奇”“美式”“日式”几个字眼，却启示读者：只有“小米加步枪”的英勇卓越的解放军，是可敬的，是无畏无敌的；以破落武器打败强敌的这支部队，如今用上现代优质武器，如虎添翼，全国解放的胜利是完全可期的。

作者以酣畅的笔法，为读者勾勒出了北京市民倾城出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动人情景。古都北平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了多少屈辱和摧残，人民受尽苦难！北平解放了，人民的军队来了，百年苦难结束了。文章以细节传神，骑在大炮上的小孩，高喊解放军万岁的商人，与胸前挂满奖章的战士紧紧拥抱的邮政工人。欢迎的人们站了整整一天，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依恋不舍的同人民军队合在一起。。。北京城沸腾了！北平人民，全国人民，相信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就要诞生了。

1949年2月15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通讯《沸腾了的北平城》。这是一个讯号:蒋家王朝即将垮台，中国人民就要彻底解放。事实正是如此。在北平解放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就强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蒋军残余。

3.《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你一定会深深地爱上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魏巍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当年12月在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的，至抗美援朝已有十余年了。他在回答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篇文章时曾经说过，这是他长时间思想积累的结果。因为在同战士们长期相处，深感他们出生入死贡献巨大而所取甚微。入朝后，看到他们在极端困难严酷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非凡的献身精神，给了很大感动，就像一团火在胸中燃烧。可以说，当时“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魏巍的胸中“跳”出来的。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时，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在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的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生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的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学习焦裕

禄，成为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60年代初期，我国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中共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就是作为领导人民群众，以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同灾难做殊死搏斗的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形象，为全国人民熟知并深受景仰的。40岁的焦裕禄1962年由党组织调遣，从工业部门到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的兰考，加强农村工作。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涝，治

碱。他在兰考仅仅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精神，永远成为兰考人民制服“三害”，创造新生活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成为全国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

通讯的三个作者是在舍弃了原本要去采访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上修筑红旗渠的壮举，转赴豫东重灾区兰考县采访焦裕禄事迹的。从县领导机关到农村，在兰考调查不到一周，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又经过半个月七次大的修改，定稿后于1966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有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日向全国播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2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特别是团以上的干部，都要向焦裕禄学习。国务院所属80个部.委的党委和政治部也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党员向焦裕禄学习。中国科学院政治部.全国供销合作社政治部.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也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焦裕禄的英名及其事迹传遍祖国大地。风起云涌的学习焦裕禄旋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潮的壮丽景观。

2.《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孙杰，黄豁---每一个我们需要他的地方，这个儒雅的老人，一直都在。

2004年10月24日下午，正在三峡库区考察工作的温家宝总理在行至重庆云阳县城40公里处，要求临时停车，走访位于山腰处得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的农村。在农村家的小院中，温家宝与村名们促膝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当时，村名熊德明向总理反映了自己家人工钱被拖欠的情况。温家宝听后高度重视，当即责成地方政府负责人落实有关情况，即使退还农民被拖欠工钱。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新闻价值；在随后几天里，记者密切关注解决这件事的进展情况，并补充采访，最后写成了这篇通讯。这篇通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主题重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到2003年年底，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约为1000多亿元，相当于全国每个农民工被拖欠1000元。这不仅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而且影响社会稳定。记者抓住“总理为农民工追工钱”这一新闻事件加以突出的报道，表明了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同时有力地督促各地党委，政府把这一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加以解决。二是情节真实感人，文风平实。报道选取的场景，对话和细节描写，都十分打动人心。如“沿着一条高低不平，十分泥泞的乡间小道，温家宝带领着随行人员向公路下边掩映在一片葱茏竹林中的小村庄走去“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村民曾祥万挽着裤腿，赤着带泥的正在歇息双脚”“总理紧紧握住熊德明刚打完猪草又黑又粗糙的双手”“坐进车里的温家宝突然看到村里的乡亲们正跟在后面，向汽车走来。他马上又走下汽车，我这村民们的手再次道别。人群中，一些村民眼里闪动着泪花”等等，都反映了人民总理和人民群众心心相映的关系。报道中记录的对话都是总理和农民的原话，原汁原味，使读者似乎感到自己就在总理身边。更为重要的是，这篇通讯播发后，一场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繁难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12月2日，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国办上述通知精神。2004年1月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定要在当年春节前抓紧兑付2003年拖欠的农民

工工资。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专门机构，为民工追讨工钱。到2006年年底，有关清欠的任务基本完成。

第二篇：每篇课文都是习作例文论文

曾经的语文教科书里，每一次习作之前总会有一篇特殊的文章，叫做“习作例文”。今天的习作在培养孩子们对语言文字驾驭能力的同时还担负着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任务。但是也有更多的教师好像不知道该怎样进行作文教学了。

细细品读教材，其实每一篇课文都是“习作例文”。再读叶圣陶先生的这句话：“课文无非是例子，也是习作的例子，读范文指导作文、习作文、效法作文、评作文，这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

既然每篇课文都是习作例文——那就一定要充分发挥出习作例文的作用来。

一、借助教材，完成原始积累

课程标准中，关于习作的要求出现在第八条。在年段的阶段目标中，习作总是排在识字与写字、阅读之后，这样的排序，正符合习作教学的原则。一篇文章似一座房屋，识字写字就是这房屋的根基，积累的词句好似砖瓦，掌握的表达方法则是建造房屋的立柱横梁，阅读培养出的语感，会为这房屋做最后的装潢。

在教学中有目的地进行这样的积累，孩子们才可以有米可炊。所以，积累课文中的好词佳句、了解作者的表达手法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二、借助教材，让习作走向生活

“我手写我心”，在今天越来越多地为大家所认同，并一致认为这是习作教学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而这一思想的渗透必须是要放在日常教学中的，在阅读教学中就要让孩子们知道，那些文学大师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六年级下册第六课——老舍先生的作品《北京的春节》。语言大师那“如椽的大笔、俗白的风格、京味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揭示了中国节日风俗的温馨与美好，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熬腊八粥、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守岁、拜年、观花灯、放鞭炮、吃元宵。整个教学过程我们在字里行间寻找着熟悉与不熟悉的生活。在这新年刚过不久的时候，借老舍先生之妙笔，我们又美美地回忆了一把过年的喜庆气氛。

三、借助教材，举一反三

孔子早说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数学中的例题可以帮助孩子们解决若干与之相关的难题；生活中的榜样可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轨迹；作为例文的教材，如果不能实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例”的意义何在？所以，随课文练笔是师生必须要做的功课。应注意的是，要抓住每课教学中的侧重点，需要结合文章最显著的特点进行。

六年级下册第五课是丰子恺先生的《手指》。

丰子恺先生选取的是生活中最普通的题材，将自己的感受用最质朴的文字坦率地表达出来，在朴素到几近白描的文字中，倾注了真挚而又深沉的情感。孩子们被文章蕴涵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引起了学生的共鸣。那一天的练笔内容是模仿《手指》的写法，介绍一下小组内的同学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最突出的是有一个孩子写教室中的日光灯管。每一只灯管都仿佛有了生命，性格特点格外突出。有体弱多病的老大“位于教室门口，总是在忽闪忽闪地喘几口粗气之后才勉强睁开眼睛，把昏暗的目光投向近旁的几位同学。”有身强力壮的老三：“总是在开关打开的那一瞬间，抢先将最明亮的光芒洒下，像一位严厉的老师一样，用炯炯的目光威严地注视着每一个同学。”结尾更有趣：“教室里的灯管，我只觉得体质与性格上有如上的差异，内心里却对每一位都充满深深的谢意。他们团结一致，根根有用，共同为我们的成长默默付出，每一根都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分明一个“小小丰子恺”。

四、激励练笔，鼓荡写作的激情

当教师与孩子渐入正轨，就要注意运用激励手段让练笔的热情持续最好还能高涨，这些方法想必大家经常在用。

1、教师下水文。这既是习作的引导，又是树立教师自信的绝好机会。

2、积极投稿。当看到身边同学的文章变成铅字，必是莫大的鼓舞。

3、班内发表。用各种手段在班内发表同学练笔：板报、园地、班级日志、作文集、晨会、班会、辩论会等都是最佳途径。

4、让孩子们做评委。教师初评之后，学习小组在阅读过每一位组员的作品之后，向大家推荐最成功的一篇。小组代表在推荐的时候必须说明推荐理由，这就要求孩子们要学会欣赏别人的作品。各组的优秀作者要在全体同学的面前朗读他们的作品，以供大家评头品足。发表评论的同学必须先肯定作品中精彩的内容，然后针对不足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在这期间教师要有适时的点评与引导。课后，各小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交换阅读，进一步欣赏同学中的优秀作品。来自群体的肯定会更大地激发孩子们的写作热情。

五、借助教材，打造作文教学的主阵地

“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的作用是什么？对于习作教学来说，它就是教我们应该怎样表情达意、选材构思、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拉近孩子们与文本的距离，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习作的素材就来自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每一节语文课都是在为自己能够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打基础。

当孩子们阅读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之后，多样的文章结构、各种表达方式，自会了然于心。他们会从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习作。

因此，作文教学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孤立存在的，习作课只是一次检验，教材，作为作文教学的主阵地必须渗透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第三篇：“红船”历史坐标及其价值研究

“红船”历史坐标及其价值研究

【摘要】文章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坐标形成规律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考察“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形成历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义，并指出“红船精神”准确标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精神气质。红船精神是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关键词】红船红船精神历史坐标党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气质的归纳和总结，“红船精神”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但是“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深刻意涵和重要价值有待于深入考察。本文将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坐标形成规律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考察“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形成历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义。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概念和原则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是指与革命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标识，该标识必须经过历史沉淀，并且标识指向具有唯一性，且容易记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标识必须具备密切相关性、标识唯一性、寓意丰富性和历史沉淀性。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标识的密切相关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情况。以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井冈山标识、延安标识、西柏坡标识、红安标识等；以历史事件的主体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白求恩标识、雷锋标识、张思德标识等；以革命事件发生的重要元素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五四标识、长征标识、古田会议标识，遵义会议标识。不管是“井冈山”、“延安”、“长征”，还是“白求恩”、“西柏坡”等等，都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并已经逐渐具有代表意义和内涵的标识符号，这些标识符号通俗易懂，寓意丰富。当人们谈论这些标识时，立刻就能想到标识背后的革命精神，也即是标识符号具有唯一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标识符号，“上海一大会址”、“南湖”、“一大纪念船”和“红船”都是基本元素。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召开地，且有众多的革命活动都在上海展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有人主张应该从上海选择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坐标，并以此标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但由于“上海一大会址”石库门的特殊性，不具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特有标识的条件，而“红船”具备特定名词和重要专有坐标的性质，寓意丰富，极具想象和诠释空间，因此越来越受到广泛认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红色地标和历史坐标。

“上海一大会址”是党创建时期重要的地理坐标

“上海一大会址”石库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的地理坐标，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召开，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8名党员①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七天，都在这里召开。从此这座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理符号，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即“上海一大会址”。

石库门是一种中西结合、上海特有的建筑风格，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式样，不具备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的寓意性和历史沉淀性。据199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筑志》记载：1949年解放时，约有40%的上海人居住在石库门中。石库门拥有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空间格局和欧洲联排风格的布局，是独特的中国民居和西方建筑风格合璧的海派特色建筑。石库门显著的特点是：厚重乌漆的实心门两扇，门上镶铜环一幅，门框外围辅以一圈石头；门楣是最出彩的部分，早先为江南传统的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后因西方建筑风格影响，而采用弧形或是半圆形等形状的山花楣饰，外墙配以西洋的雕花刻图。

石库门里弄俨然一个小社会，工厂、学校、商铺、佛堂、诊所、银行、电台、药铺、米店等都可以在石库门里找到踪迹。过街楼下的烟纸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般店面不大，但店里藏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用品。上海石库门不仅是上海一种特有、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而且也最能代表上海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活风情。“一大会址”所在的石库门当时还是在租界里，因此以石库门来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缺少与革命相关的特有精神寓意和想象空间，很难为大众所接受。

石库门是老上海的象征，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标识符号和象征之一，不具备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的唯一性。石库门不仅仅是中共一大会址，它还孕育了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石库门文化。石库门多样、复杂的建筑特点，形成了老上海特有的饮食文化、邻里文化、婚丧文化、商业文化、童谣文化等。石库门文化孕育并滋养了上海近代文明，成为上海近代史的缩影。作为一种象征，石库门文化代表了近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也是上海历史和文化的独特品牌，更是历史留给当今上海的宝贵文化遗产。

石库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事件发生地，本身也是一种建筑风格的标识，是老上海的重要标识符号和特定区域的文化象征，“上海一大会址”虽然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重要地理标示，但以“第一次党代会会址（上海）”或石库门来命名革命精神，缺乏精神标识所必须的标识唯一性和寓意丰富性的基本规律，且缺乏与革命精神相连的特有历史沉淀，因此较难获得认同。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坐标

密切相关性。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有两个会场，一个在上海石库门开始，一个在嘉兴南湖游船结束。1921年7月30日晚，由于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而中断，在李达建议下，8月1日中午11点，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成功召开并胜利闭幕，在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代表们的回忆录和事后回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记住了嘉兴南湖的那条船，对上海的具体地点却记忆模糊。个中原因很难确知，但南湖游船容易记忆也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古时的彩绘画舫就叫“红船”。据互动百科，“红船”语出彩绘的画船。宋苏轼《与胡祠部游法华山》诗：“使君年老尚儿戏，?v棹红船舞澎湃。”宋袁正真《长相思》词：“采芙蓉，赏芙蓉，小小红船西?投?，相思无路通。”

标识唯一性和寓意丰富性。“红船”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与中国红色文化传统渊源和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兴起有重要关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船的隐喻和想象有关。中国人是有着强烈红色情结的民族。在国人眼里，红色是喜庆之色，是吉祥之色，所以，凡是喜庆之事都需要红色来渲染；在汉语里，“红”是成功的代表，事业开头顺利即“开门红”，运气好即“走红运”，得宠显贵的人即“红人”；红色代表光荣，“金榜题名”是红榜，表彰先进人物要戴大红花。在西方人眼中，红色即是中国的“国色”。

红色代表革命和进步，红色是共产党人喜欢的色彩，是革命的色彩。早年的马克思曾表示红色是他最热衷的颜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采用的就是红色，从此红色就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偏爱的色彩。红色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也息息相关。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了许多以红字命名的文艺节目，诸如：《红旗谱》、《红军想念毛泽东》、《红灯记》、《红旗飘飘》、《红梅赞》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船的隐喻和想象也是“红船”越来越得到大家认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船是作为执政者的象征。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这一论述成为经典，成为执政者的古训。在当代，船和水的关系隐喻被不断强化和诠释，比如用来诠释干群关系，群众是“活水”党员干部是“船”，并引申为“水与舟相互联系，互为条件，舟因水而生，水因舟而动”②用来诠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从南湖到南昌”，“从南湖到天安门”的诠释和想象在不断使用和强化，为“红船”历史坐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事业不断取得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数不断增加并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由此“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成为一个极具想象力和美感的政治诠释。这也是从建党70周年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重要标示符号逐渐强化为“船”，并最终确立“红船”历史坐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精神标识的重要原因。

历史沉淀性。“红船”独立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是历史沉淀的结果。“红船”作为一种象征，至少在1991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1991年，在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暨嘉兴南湖纪念馆落成典礼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发表了题为《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的讲话。同一年的6月25日《浙江日报》还用图片的方式报道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与李泽民等领导同志交谈的新闻，谈话的地点就在南湖上的那艘画舫上。这是目前查到的“革命红船”和“画舫”并列使用最早的资料。建党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包括面值2毛的“南湖船”，这也是新中国邮票中第一次把浙江嘉兴的南湖船作为建党纪念图案，并从此成为一大标志图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汉中地区邮电局邮票公司发行的纪念封上，“南湖船”图案的邮票是其中两枚邮票之一，邮票名称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会址”。这一点可以在随后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纪念邮票上得到印证。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歌颂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壮举和时代精神，形象化地展示党的光辉历程”③，第一届“红船颂”全国中国画家名家作品邀请展2001年在嘉兴南湖边开幕，作品结集公开出版。同时，全国各地以“红船”或相关主题的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2002年在庆祝建党81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感慨“从南湖红船到井冈山上，从宝塔延安到首都北京，八十二载光阴连缀起无尽的辉煌”④。2004年在庆祝建党83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明确提出嘉兴南湖是“经典中国”宏伟画卷上的开端，并指出这些红色经典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⑤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邮票上把“上海石库门”和“南湖红船”一起构图，标识为“开天辟地”。多年来对“红船”这一红色地标进行反复凝练和广泛宣传，已经成了中共历史上永恒的红色经典、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⑥

从历史遗迹和重要地理坐标来看，“红船”物质载体的南湖游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的发生地，是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起点；“红船”还具有特定名词和重要专有坐标的性质，其寓意丰富，极具想象和诠释空间。“红船”历经风雨九十载的沉淀成为标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精神特质的重要符号。需要指出的是，“红船”作为红色历史坐标，一种精神的标识，嘉兴南湖上的画舫只是物质载体，不能简单地、狭隘化地理解。“红船”逐渐成为中共历史的关键节点、有着厚重承载的红色历史坐标，不仅是中共早期历史的缩影，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和情感。

“红船精神”准确标识了党创建时期的精神气质

“红船精神”是以公认的历史坐标“红船”标识，准确表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虽然受到了来自“左”和“右”的干扰，经过了多次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活动和其他革命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勇敢执著精神和理想追求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形成了红船精神、黄埔精神、北伐精神等革命精神，其中以红船精神为时代标志。⑦那种认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只是“偶然转移、一条小船、一天会议”，不可能产生“红船精神”，偏窄地理解“红船精神”，片面地把“红船精神”理解为南湖会议精神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误解和误读。在总书记《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中的“历史沧桑”显然不是指“南湖会议”，这里的“红船”也不是仅仅指南湖上的那艘游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红船精神”以“红船”作为历史坐标，其表达和凝练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考察“红船”标识意涵和历史沉积下来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联系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得出结论：“红船精神”的集中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精神气质，总书记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⑧提炼和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的提出，意义重大。“在党的革命精神历史建构上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大革命之间的中国革命精神史的空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推进“四个全面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和嘉兴要协同合作，深入推进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在新形势下，不断彰显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更多的精神动力。

（作者分别为嘉兴学院商学院讲师，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释】

①关于一大时期党员人数有多种观点，本文采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的观点。

②陈天英：“以舟水关系诠释红船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嘉兴在线，2015年1月16日。

③中国美术家学会等编：《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红船颂”全国中国画名家作品集》，北京：古吴轩出版社，2001年，序。

④“编辑絮语”，《人民日报》，2002年7月1日。

⑤“经典中国?纪念七一特刊”，《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

⑥童小彪：“‘七一’纪念资源的当代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

⑦邱小云：“论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史”，《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⑧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⑨金延锋：“学习研究宣传红船精神的时代意义”，《学习时报》，2014年12月15日。

责编 /张晓

第四篇：中国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中国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国际先驱导报 2005-03-14

机构改革积重难返 破解26人养1官的中国困局2005-03-14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官民比例“1：26”，一个最新的数字点出了中国官员系统的膨胀和低效，绵延了20多年的机构改革多次无功而返，构成了一个中国官员系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界的著名难题曾经被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撼动，而关于中国官员系统的这个难题也只能通过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去年之后，任玉岭委员又一次提出了精简官员的议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

26个人养一个官员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非常直观，所以对于这一数字的说明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据统计，这一数字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一位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工作的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事实上，不仅仅这些人吃财政饭，像许多行业协会的人也大都是从各个部委退下来的人，“他们同样需要老百姓来养。就拿聘用进来的人跟他们比，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基本上不干活，但拿的钱却比我们还多”。

而在这些吃财政饭的官员里面，有官员级别的人又占到了相当的数量，往往形成了国家机关“多数人指挥少数人干活”的现象。越是贫穷，官员越多

记者调查发现，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在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一位河南的农村干部曾经对记者说，在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

胡斌为1998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要求托关系去某省的乡镇工作，“我当时想，去乡镇可能更有油水一些”胡斌为对记者说。据他介绍，很多乡镇机关设置种类齐全，而且大部分以当官的为主，“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一个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我一个科员。”

任玉岭委员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痛心疾首：“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任玉岭委员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财政告急

随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的到来，许多县级财政已经破产。一方面是财政要养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原来的许多收入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而消失。任玉岭在分析官位过多的时候就认为，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又无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带来了腐败。

而胡斌为告诉记者，他们乡镇政府肯定是处于破产状态的，“但是，即使这样，领导们的生活质量还是要保证的，比如政府没钱，就在各个消费场所打白条，一天公款吃喝一次是肯定要的。”

事实上，乡镇一级财政破产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据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县一级政府也已经破产者甚多。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而据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杂志透露，目前财政部认可的数额是4000多亿元。机构改革困境

谈到这些，就不得不再次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精兵简政之路。1979年，中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

有人将中国的机构改革称为一个恶性循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福建省石狮市的经验在这里就被看成一个典型案例。

根据石狮编制办提供的材料，1988年建市时，石狮市政府按市场经济原理设计政府机构设置，不搞上下对口，不设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当时，该市党委系列仅设市委办公室和党务工作部，政府系列设置了经济局、内务局等11个部门，占中央规定县级市机构编制配备总数的37%。其中至今仍为石狮市上下津津乐道的经济局，平行对应其他县市的22个局、委，纵向对应福建省34个厅(局、委)，以及属于管理经济实体的电子工业总公司、冶金工业总公司等。

但是，对口的压力使得石狮市很难在机构改革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2年评选全国科技先进县(市)时，石狮各项指标均达标，但福建省科技厅以该市没有科技局、不重视科技发展为由不予申报，于是石狮市即向福建省编制委打报告，挂牌成立科技局，这才如愿以偿拿到科技先进称号。

另据一位当地媒体记者讲述，每到年关，泉州各部门下基层调研时，往往对石狮表示不满，因为这里的一个局长要接待上面七八个部门，分身乏术，有时干脆没有对应的口子接待。

据《新京报》报道，时至今日，经济局的对口单位已经缩减至8个，其它的则都已经单独成局。而石狮市的事业单位编制也已经从原来的1421人扩展到5747人。(记者宋勿)美国官民比例1：15的启示

关于缩减官员系统的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人整整20年有余。改革的结果是越改人越多，一时间，各路专家学者，有识无识之士纷纷发表言论，对于中国官员系统的“减肥”提出汗牛充栋的意见，然而问题还是摆在那里，似乎成了一个无解之题。

或许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应该跳出“当局者迷”的困境，重新审视官员系统膨胀和政府效率低下之间的必然联系，从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的各种意见中走出来，寻找官员系统的解决之道。人多就意味着低效？

有人曾经从横向上作出比较，1999年中国的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

但是，美国2000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之技艺(第八版)》一书发现，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6万人，其中联邦雇员289.5万人，州雇员471.9万人，地方雇员1190.6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8亿人，按照这组数字，美国的官民比例则创纪录地达到了1：15左右，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后，这个比例应该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1：26的官民比例并不嫌多。而从财政支出来看，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16000亿美元，州政府的财政支出是8500亿美元，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500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70000亿美元，三个层级的政府财政支出几乎花费了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与之相比，中国在官员系统运作上所投入的财政支出也不能称之为多。1：26与1：15的本质不同

美国官民如此的一个构成比例似乎并没有招来其国内对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批评。为什么？

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比例：在中国，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之比为1：0.8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1.17，日本是1：3.6。

再看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中国的官员则大多以坐办公室为主，在美国，公共消防人员在“9·11”事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中国在抗洪抢险救灾中则是出动军队、武警消防人员，官员更多的是站在发号施令，统筹工作的位置。救灾需要指挥，但是如果指挥的人过多，则效率低下就清晰可见了。

再看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支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出现了许多乡镇、县级财政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去年的审计风暴就为这个弊病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政府部门不仅花钱多，而且连正常的公共服务支出还存在着大量截留的情况。

所以，当人们在质问中国官员比例高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更为重要的话题却被忽略了。现有官员比例背后的比例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或许可以为中国官员系统膨胀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解决之道。【作者】王闻 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黄易笔下的《寻秦记》里写的那样，超越时空回到公元前几十年的汉代，他会发现今天大量的政府职能在当时都归于少数官员之手。包括税赋、地方治安等诸多事务，在今天需要多个部门多头区别管理的，而在当时或许都只是几个人手中的业务。

历史趋势：官员越来越多

一个县衙，十个衙役一个官，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结构。这种设想，当然不是意味着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汉代全国人口进入5000万的时代，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汉代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人，据记载，汉代的大郡，官员总数不过百余人，但是人口却超过10万。

这种记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唐高宗时，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1：3927，即3927个人养活一个官员，元成宗年间，这个数字改为1：2613，明神宗时代这个数字大约是1：2299。今天我们所能够寻找到的历史记录中，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约为1：900。在目前对于康熙年间的中国人口总数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多者认为已经过了2亿，而少者认为不到数千万，仅以普遍能够接收的数字1.5亿人来说，大约当时已经有了将近170万的官员。

官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之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每个王朝的官民比例总是在不断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机构设置的增加，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加强，中央机构也在不断增加和改革。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时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时代在六部基础上又增加了内阁、军机处这样的中央枢密部门，机构逐渐增加使得中央机构越来越庞大。而除了工作任务划分越来越细之外，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也推动了新的部门设立和发展，增加了用人总数。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关系的变化，如果说汉代的郡国还残留着分封制的痕迹，那么实现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在越来越加强中，采取的方式又两种，一种是将郡县权力划分越来越小，以减少其权力；另一种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直属部门官员越来越多。尽管县数变化不大，但是比如汉代有103个郡国，到了唐代1235个县，300多个州，而清代就已经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每个地方衙门。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数也是很少的。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调查了清代的10个县，最多的一个县50个官员，最少的一个县12个。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公共事业的出现，也使得官员数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对于商业的管理，汉代基本不设专门的地方管理部门，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现，已经专业管理对外贸易了，内贸和外贸出现了区分。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大量的专业管理官吏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官员、城镇公共事务服务官员的数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总体上说，即便维持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官员和平民比例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以下。如《隋书·百官志》中上上县(即大县)设官吏99人，《唐书·职官志》中不满1000户以下的县设官吏45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谈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设置，他总体的看法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一项制度的创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和时代性。中国历史中官民比例的变化，也是这样的。鉴往知今，这些历史数字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来说，仍然有着十分特别的警示和参考价值

中国官民比例竟有1:198？权威人士解读六个疑问 来源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30日 第五版

新近颁布的《公务员法》使“官民比”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就如何认识“官民比”，本报记者专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

背景：近来，有关“官民比”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体上也刊发了一些相关文章。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官民比”已经达到1∶26，存在“官民比”过高、公共财政负荷过大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数据很不准确，容易造成误导。事实上，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

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全国总人口是129227万人。依此权威数据计算，我国“官民比”为1∶198

疑问一：要搞清“官民比”，首先要弄清“官”的概念和范围。现阶段，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总人口数来算，这里的党政机关干部是不是集中指公务员？1∶198这一数据又是怎么计算出的呢？

王通讯：从当前我国国情出发，老百姓讲的“官”是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公务员。我国刚刚颁布的《公务员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根据公务员管理部门提供的权威数据，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全国总人口是129227万人。依此计算，则我国的“官民比”为1∶198。

疑问二：这部分人群自然都是“财政供养人员”。那是不是所有“财政供养人员”都应该算作“官”呢？

王通讯：这个概念不正确。在一些讨论中，有人将“官”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这个范围很大，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等组织中所有纳入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全部或部分依靠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福利的人员。这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又占了大头，有2903万人。将这些人员纳入“官”的范畴，是不合理的。比如，教师、医护人员、研究人员，就不能说是“官”。

我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例如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1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1名医护人员。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还是偏少

疑问三：事业单位人员事实上不是传统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但他们毕竟也需要财政来负担。所以有人将公务员范围扩大了，才有了1∶26之说。这一点是不是需要作些辨析？从大众的关注情况看，人们对“官民比”的分析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趋于理性。

王通讯：我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要明确事业单位虽然多数是在“吃财政饭”，但不是“吃白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能以为只有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才产生价值，服务、管理也产生价值；

二是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是显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事教、科、文、卫的人员偏少，例如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1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1名医护人员；

三是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还是偏少。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事业的财政支持水平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投资比例明显偏低。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我的体会是，各级政府要重视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推动能够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走向市场。但关键是这一块人员不能当作“官民比”计算的基数。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了。

关注“官民比”实质在于探求现代政府的“规模”究竟应保持多大才算合适，并不是越低越好。现代政府的职能已发生不少变化

疑问四：关注“官民比”这一话题，究其实质在于探求现代政府的“规模”究竟应保持多大才算合适。这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不断探讨但至今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有何主流看法？

王通讯：目前，国际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小政府论”，即认为政府越小越好；二是“适中论”，即认为政府大小无所谓，关键在于要保证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官民比”总体讲必须保持适度，但并不是越低越好。

疑问五：适度不适度用什么来做判断标准？

王通讯：判断标准也主要集中在两个：一是政府的规模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是否相适应；二是同等规模的政府是否提供了充分完备的公共服务。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政府，现代政府的职能已发生不少变化。

由于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张，二战后各国政府规模迅速扩大，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同美国相比，我国的官民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

疑问六：传统政府和现代政府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具体谈谈，好吗？

王通讯：首先是管理范围的扩张。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日益提高，社会事务不断增多，公共管理范围的扩张在所难免。其次是服务功能的凸显。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在法理上，政府受人民之托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谋福利，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其三是发展功能的特殊重要性。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追赶型”发展战略便成为所有不甘落后的国家的一种必然选择。为使发展的速度快一些，就不能仅依赖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而要发挥政府能动的和积极的作用，充当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由于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张，二战后各国政府规模迅速扩大，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经过90年代以后的行政改革，各国公务员虽有所精简，但总数仍居高不下。如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

链接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机构精简工作。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共经历了四次大的机构精简，其中力度最大的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总数由70个减至61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行政编制减少47.5％。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至40个，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减至35个，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减至18个。省级政府精简行政编制48.2％，市县乡精简行政编制19.4％。这次机构改革全国共精简行政编制人员115万名，市县乡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

来源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30日

周天勇：18个民养1个官 中国的税负太重了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国官民比例1:18 非1:198 中国的税负太重了

税收，加上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以及征收的社保基金，已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

文/周天勇

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在中国的纳税企业中，房地产行业的纳税大户很少，与这个行业的利润状况不匹配。据我了解，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向政府缴纳的费用特别多：首先是他们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高；再一个就是房地产配套设施的费用，如交通、绿化、管道等，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他们也承担了很多。这让我再次想到，我们在衡量企业税负时，不能光看税的负担，还要看费的负担。

众所周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没有税收不行，但是税收太重也不行。现代经济学证明，在一定的区间内，也就是税收达到一定水平后，税负越重，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越大。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负有多重？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减下来？

中国的官民比例低于美国？

现在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门的人也说，中国的税负并不重。他们所依据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远不止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我估算，除了税收，我们有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几项加起来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根据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合理比例应该在18%-25%，高出就会影响创业和就业。

更重要的是，在比较税负的时候应该把公共福利的开支和行政开支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而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曾经有国内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内地

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官民比例为1:198。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为1:94。因此他们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官民比例还比较低。

实际上，这是一种口径不同的错误比较。美国的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653万人。

根据我的估算，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行业协会、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有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机构的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中靠收费和罚款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享受机关离退休干部的人员等，总共近7000万人。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高达1:18。

“税外费”造成企业负担过重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税负非常重，结构上也有问题。拿企业所得税来说，一般认为，正常的税率应该在27%左右，但目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率是33%。这实际上是考虑到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上交利润，所以把5%作为利润加到里边。但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对投资者上交利润，所以对他们来说，33%的所得税率就太高了。特别对于个体企业，既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收

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

另一方面，企业的税外收费层出不穷，而且征收极不规范。这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你想办个茶馆，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马上过来收钱,不交钱根本办不下去。如果收不到钱，就有人查你的账。在国外，税务部门查账的话，查完的内容就不再重新翻账。而我们的做法是，今天查一遍，明天再查一遍，一直查到你交罚款为止。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预算外养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预算内的机构也没有给足经费，而是“给政策”，让他们去收费。这部分人员的实际情况是自收自支，但财政系统又实行收支两条线，费先收上来交给财政，财政再返给他们，这等于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了。更恶劣的是，还实行超收奖励。本来就不合理的收费，今年收了100块钱，明年让他收150块钱，多出的50块五五分成，作为奖励。这样一来，企业和老百姓面对的收费负担可想而知。

粗略估计，在我们政府8000亿元的收费中，工商系统有500个亿，质检收费达200多亿，其它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费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亿。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收费取消，按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马上就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据此，我个人估算，中国企业的平均税负在31%-32%，这是很沉重的。

由于“收支两条线”把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了，我们的政府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每年都说精简，每年都精简不掉。很多机构收上钱就养自己，人养多了，钱不够，又去收，由此构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没有人想去创业。所以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增长老要靠投资来支撑。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首先，要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规模。在未来5年内，总体上不再增加公务员编制，不再设立新的机构。同时，推进公务消费货币化，加快机关后勤部门企业化和市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核定人员和支出，其它事业单位坚决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

目前，我们对政府机构设立和人员编制没有法律约束，因此应该制定一部《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明确纳税人供养的范围，严格经费拨款、增加人员的程序，严格控制机构和人数膨胀。另外，必须清理政府各部门税外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坚决取消，合理的要通过听证和人大审批，并转为税收，杜绝一些执法部门通过执法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

我特别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制定一个清理政府不合理收费的规划。因为政府各部门收费后面存在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被供养的吃“准皇粮”的人。8000亿元的收费实际已经进入了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支出盘子，想通过一个文件和一场运动，彻底清理收费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搞不好，就成了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各部门配套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先解决工商、质检、城管等系统的收费，进行财政、工商等系统机构配套改革，将其收费抑制住；第二步，进行燃油费改税，清理交通乱收费；第三步，治理整顿教育和卫生乱收费，把政府管理和市场改革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第四步，彻底清理涉农乱收费。

收税要征得公民同意

从根本上说，征税是一个国家利用公权，收取公民财产的一种行为。在现代社会，收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这种行为首先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还有就是，政府花钱要透明，要受民意制约。在西方，民意是通过议会来反映的。在我国，可以考虑在人大设一个专门的筹款委员会，来审议政府提出来的收税、收费方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管花钱的预算委员会。

在人大审议收税、收费方案以后，如果有必要，还要召开社会听证会，由各方面的人士来评判，某一税收是否合理、税率是否合理、收税的方式是否合理等等；广泛征求意见完了之后，把意见向筹款委员会反映，最终由它来批准。

对于特别重大的，很多老百姓都关注的，那就得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收这个税。为什么要采取公民投票？因为某个群体的意见和全体公民投票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你让农民全部投票，他们觉得800元钱正合适；如果让城里人发表意见，800元钱的起点可能就太低了。

总之，收税是向公民拿钱，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不能说，政府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收钱。像我们现在这样，某一级政府、某个政府部门发了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允许的，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许嘉璐：网上传中国官民比例1：18是假新闻

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如果我们仅仅只看网上的信息，对国情没有全面的了解，对历史没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有可能发出错误的言论

了解国情、服务社会，是参政党必备的品格。

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作为知识分子，如果对这些基层人民的所思所想不了解，怎么能说了解国情？不了解国情，又怎么能正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参政党发挥自身的作用不仅要表态支持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深入了解国情。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居斗室，胸怀全国。同时，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透。今天传媒很发达，信息很畅通，我们可以从报纸、网络上了解到一些国情，但那毕竟是人家咀嚼过的东西，不是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媒体上有的信息未必真实。比方说，最近网上有消息说中国的官民比是１∶１８，照这个比例，中国就有７０００多万官员。如果到各地走一走，就知道这是假新闻，耸人听闻。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如果我们仅仅只看网上的信息，对国情没有全面的了解，对历史没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有可能发出错误的言论。

这些年来，民进会员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定点扶贫、科技扶贫、开拓民办教育、民营企业社会扶贫，四两拨千斤，帮助这些地区增强造血功能，成果不小。通过社会服务，我们更多的专家、教师、企业家走出狭小的天地，走到更广袤的天地中去，接触我们的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民。

当前社会处在转型期，处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起步阶段。参政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大、担子重。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不是我们闲得没事、无事找事，而是各级组织、每位会员的重要任务、日常工作。每位民进成员都应怀着一份赤子之心，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就是我们尽到自己心力的平台和渠道，我们就是要高扬社会服务这杆大旗，应合着执政党、各级政府的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些实实在在的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９月３日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社会服务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开幕式上说

第五篇：再论马英九的历史坐标和国民党的历史使命

再论马英九的历史坐标和国民党的历史使命

2012年1月14日，马英九以689万高票再次赢得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并获得连任，这一喜讯使得中国大陆如释重负、美国“松了一口气”、国民党政权得以延续，两岸关系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好势头。世界分析普遍认为这次大选主要是“九二共识”的胜利、和平发展的胜利、持续繁荣的胜利：台湾人民体悟到“九二共识”的和平红利，国民党领悟到“九二共识”的路线正确。因此，马英九用“大刀阔斧改革、历史评价压力”十二字形容未来四年的执政信心和改革重任。在这大好历史机遇面前，马英九未来四年该怎样大刀阔斧改革和怎样留下历史典范呢？我仍然借鉴诸葛亮复兴汉室战略路线图——《隆中对》来引喻马政府未来四年执政着力点以及国家和平统一的方向性事务。

一、“跨有荆益”——两岸融合稳后方，即坚决实施两岸融合的本土化战略。国民党是“外来政党”，其文化是中华文化；民进党是“岛屿政党”，其文化是草根文化。两者在心灵深处已处对立面，难以调和。如何消除对立状态，实现长久治台？国民党得从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下重手进行连接、移植或覆盖，我四年前已提出本土化战略路径：中华文化是阳光，两岸经贸利益是营养，三通直航是枝叶，中华民国是树干，本土化是树根。具体地说，在文化方面要实施“上、中、下”融合战略（“上”即中华文化，“中”即客家文化，“下”即闽南文化），使中华文化与草根文化相互融合，甚至覆盖草根文化，逐步化解两岸对抗，消除蓝绿对立，促使45.6%的泛绿民众慢慢接受中华文化，形成“台湾共识”，从而慢慢接受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若此，国民党必能为长久治台打下心灵基础。在经济方面要实施全方位融合战略，从此次大赢80万票、南部没大输的情况可知，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两岸经贸利益的现实，毕竟民以食为天！更何况目前民进党内已有很大的两岸政策检讨声浪？！因此，决不能让民进党有喘息之机，继续大步向前、大胆向西，否则让民进党后来居上、后悔莫及！当然，国民党不能把经贸利益当作中共的恩惠与施舍，因为中共在帮国民党其实是在帮自己，国共是利益共同体，不存在回报不回报的问题。

文化管心，定要晓绿营民众以中华文化之“理”；利益管行，定要授台湾民众以两岸经贸之“利”。若此，何愁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之台湾，政权不是国民党之政权？！但本土化战略不应仅仅是为长久治台而本土化的小战略，更应是为复兴中华而本土化的大战略。因此，务必做到基地在台湾，雄心在大陆：基地在台湾是为长守台湾，雄心在大陆是为复兴中华。

二、“待天下有变”—— 打造精品再出发，即坚决落实暗渡陈仓的不统不独不武策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民主化运动席卷北非和中东，从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也门，权威政权纷纷垮台，叙利亚政权亦正岌岌可危，民主化已成为全球未来必然趋势。大陆法制不健、政经脱节、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民心思变。为应对局势，中共已思考启动民主改革，但需要外力催化，这个外在主力就是台湾。综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改革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国家和平分裂的苏联式民主化，要么是政权和平转移的台湾式民主化。有一点点民族良心的国人都应该希望大陆民主改革是台湾式民主化。若此，国民党就已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既有在大陆经营38年的历史基础，又有在台湾运作24年的民主化经验；既有失去政权的8年痛苦教训，又有复得政权的4年成功体验。中华民族的民主化和伟大复兴，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且国民党是大陆政党，是台湾的“外来政党”，是中华文化政党，走台独道路比不上民进党，为生存所计必须走统一之路。此处“暗渡陈仓”意指在“天下有变’’——大陆民主化之前只做不说或少说多做地准备好分享大陆“市场政治蛋糕”的各项工作：

一要瓦解台独，长守台湾。“攘外必先安内”，要实现长久治台就得先消灭台独，整合台湾。要消灭台独就得实施中华文化台湾化的本土化战略，甚至组建大联合政府，使台湾走上“化独渐统”的不归路,让台独势力慢慢消失。“不统”原则应只是获得中间选民支持的暂时策略。

二要做优民主，辐射大陆。民主自由是台湾第一软实力,是与中共“共争天下”的第一资源，也是自我保护的第一盾牌。大陆经30年改革开放，封闭的思想已经开化，执政高层也已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台湾的民主虽然很年轻，但已逐步走向成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因此，国民党要负起中华民族“民主标兵”的角色，做好台湾这块“民主圣地”文章，扛起中华民族民主化运动的大旗，辐射中华大地，抢占民主政治制高点。

三要做精文化,引领中华。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也没有大陆的文化断层，而且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复兴运动，完好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特别是与西方民主文化相结合后，儒、道、佛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大放光彩。因此，马英九和国民党要实践“台湾成为中华文化引领者”诺言，冲击中共所谓的价值体系，恢复大陆传统灿烂的心灵家园，在与中共“共争天下”的争夺战中抢占文化制高点。国民党文化引领战略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民主文化、台湾本土文化三者相互融合、整合的过程，但不能过分强调台湾的岛屿文化和海洋文化，否则既不符合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又会使自己丧失重回大陆的雄心壮志。

四要做坚军事,备战止战。备战是为止战和防止被占。台湾传统的中华文化、逐步成熟的民主制度等软实力需要军事这个硬实力的保护。台湾已有海峡的天然保护伞，更需要合理发展军事的天空保护伞。若此，台湾软实力既能保持其独立性和示范性，又能保持对大陆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可做到进可振兴中华，退可长守台湾。

五要做强队伍，厚植党基。人才是万事兴旺发达之根本。以台湾目前的实力与大陆对抗恰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二千三百万人的“小球”肯定转不动十三亿人的“大球”。因此，国民党一方面要加快党内人才培养，巩固在台湾长期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尽快分裂民进党，吸纳象杨秋兴这样比较开明的绿营人才，还要想方设法以台湾民主经验说服中共默许国民党在大陆培养人才，建立组织，特别是台商和民革群体。当然最重要的是将台湾作为培育国民党将来大陆人才的“黄埔军校”，尽量尽快放宽陆生入台求学政策，灌输陆生民主思想，建立陆生联系组织，厚植国民党未来在大陆的组织根基。

六要做强经济,增强底气。发展经济是任何现代政党执政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赢得民心的有效手段。有钱，才能进一步做优民主，做精文化，做坚军事，育优人才，重回大陆才更有实力、更有底气！

三、“汉室可兴”—— 饮马长江继遗志，即坚决贯彻三民主义的和平统一政纲。马英九也说过“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景，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但“合”的方式要求不同：共产党要求“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国民党要求“三民主义、和平统一”。我仍然认为，和平统一不是“1+1=2”的简单拼凑，而是“1+1=1”的全面整合，否则中华民族将留下分裂、灾难的后遗症。大陆虽然经30年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已经长出茁壮的“经济腿”。但单凭一条“经济腿”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不可能屹立世界东方，既站不稳，也站不久，需要民主这条“政治腿”，这从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小国和印度、日本等中等大国最近的挑衅行动可知大陆没有“政治腿”的可怜、无奈和无力，只是一头表面强大的温柔大象，而不是强壮敏捷的凶猛老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我也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

“1+1=1”的三民主义和平统一方式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道。国民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步向西，“攻城掠地”，饮马长江，逐鹿中原。广州是国民政权的发祥地，武汉是辛亥革命的起义地，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府，重庆是抗日战争的陪都。国民党在这四城留下较深的历史足迹和较厚的文化积淀。国民党要实施以广州、武汉、南京、重庆等江南四城为中心的“西进大战略”，唤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历史记忆，激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现实好感，凝聚中国半壁江山的民意，再实施两手抓的“南北拓展战略”，一手伸向政治首都北京，一手伸向经济首都上海，迫使大陆启动民主改革，实现国共两党轮流的民主政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百世基业。若此，“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总之，孙中山是国民党重回大陆的保护神，三民主义是国民党重回大陆的安全盾。国民党若高举新三民主义（民族——中华复兴，民生——改善民主，民权——民主自由）大旗实施西进大战略，必将无坚不摧，无往不利！

四、世纪梦想——复兴中华领世界，即坚决精描和平崛起的宏伟蓝图。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古罗马帝国的超级强盛，近代大英帝国的崛起，现代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无一不是遵循这两条社会定律：一是开放包容的自由思想，二是严格平等的法律制度，即民主和法制。再回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人民革命、共产运动、改革开放共计150年的救国复兴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概括出当前中华民族和平崛起面临的三大历史使命：一是如何复兴提升作为民族灵魂的开放文化；二是如何建立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民主政治；三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最近，美国的重回亚洲，菲越的南海挑衅，缅甸的背叛行为，印日的战略呼应，让中国一筹莫展，无从应对，其根源来自于其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掣肘，即价值缺失、政治落后、国家分治。可见，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任务之艰巨，路途之遥远！

要完成历史使命、实现伟大复兴，两岸必须要在“九二共识”的互信基础上相互牵手，共同打拼：大陆要持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复兴文化、重建价值，改革政治，接轨民主；台湾要继续大胆西进、二次腾飞，做精文化、引领中华，做优民主、辐射大陆，其核心是大陆要以民主政治的“代价”换取台湾统一，台湾要以“回归中华”的代价换取13亿国人的自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突出重围，冲出亚洲，屹立世界，迈向大同。到那时，如果说美国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那么中国就是当时大汉王朝；如果说美国是公元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那么中国就是当时大唐帝国。

总之，实现国家统一是国民党的生命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和使命所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国家统一路较遥远，民族复兴路较漫长。大家仍然翘首以盼，希望马英九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遗训，牢记尔父“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华；携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之遗嘱，继承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率领国民党脚踩两岸和平船，走上国家统一路，化解当前民族危，逐步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救中国之遗志。

真诚呼吁马英

九、胡锦涛及其后继者率两岸人民朝着亲情沟通、两岸融合、军事互信、和平协议、政治接轨、民主统一的光明大道坚定走下去，直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世界！

太极中华（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