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经新关系加快推进“三个转变（共5则）

第一篇：构建农经新关系加快推进“三个转变

构建农经新关系加快推进“三个转变”

近年来，为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培育新的市场带动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南江县出现了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专业市场、专业场站、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的“五专一龙头”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了全县农村经济发展，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特别是2004年来，南江探索出的“支部+信合+协会”的运行模式，在推进南江“三个转变”的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紧密结合，支部、信合和协会三方定位更明确，思路更开阔，工作更有力，凝聚了人心，汇集了人气，培育了人才，加快了“三个转变”，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创新经营组织，形势所迫，改革所需

由于“五专一龙头”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发展壮大和创新的过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一家一户的小商品生产经营者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经济利益联合体，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由于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影响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四不”上。一是规模不大。较为规范的协会不多，会员较少；发展的基地虽多，但多数面积不大；专业市场面积小，标准低；龙头企业产品产量少，“一个背兜装不完，一辆车子装不满。”二是带动力不强。许多“五专”组织和龙头企业，启动阶段自身能力弱，缺乏对农民的带动能力；少数经济组织领办人和企业法人在经营中，注重自身利益而忽视农民利益，导致专业组织凝聚力不强，发展壮大举步维艰。三是利益联结不紧。以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入会自愿、会员自治、会务自主、协会自立”的“四自”原则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自办、自营、自管、自受益”的内在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内部组织松散，没有很好地形成企业、合作组织与会员、农户之间的利益机制，部分农民没有真正得到实惠，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四是投入不足。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少可作抵押的固定资产，金融投入的渠道狭窄，扶持支撑的力度不够，发展能力脆弱，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何加快推进“三个转变”，破解“三农”难题？南江县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学忠书记关于“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架起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桥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增加农业的后续效益。”的指示上来，千方百计寻求解决农业投入的有效载体，千方百计寻求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建的途径，千方百计寻求一把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支部＋信合＋协会”顺应发展形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推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新的着力点，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

（一）“支部＋信合＋协会”，农村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南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农业大县，农村发展慢，农民增收难。一家一户生产的盲目性确定了农民参与生产竞争的能力弱。如何把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更加有效地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生产竞争主体？如何在产业链的延伸中，逐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管理科学化、经营规模化和服务人性化的大格局？“支部＋信合＋协会”这种工作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原有生产方式的弊病，有效地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带领农民抓发展奔小康的实践中所面临的这一矛盾和

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二）“支部＋信合＋协会”，破除农业投入“瓶颈”制约的有效载体。投入不足，使农业产业化发展缺乏推动力，“支部＋信合＋协会”正好实现了支部与信合、支部与协会、信合与农户、协会与农户和支部与农户的相互结合，既确保了农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又确保了信合资金的有效投入和良性运转；使支部与信合同专业协会在技术、信息和市场方面的优势有机结合，构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有效发挥自身资金优势的良好平台，符合贫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顺应农民群众挑致富领头人、盼资金投入、调产业结构和闯市场奔小康的强烈愿望。

（三）“支部＋信合＋协会”，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党建的客观需要。采取什么形式，把党组织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要求落到实处，是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面对重大课题。推行“支部＋信合＋协会”就是让支部由直接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转变为通过组织领导协会，工作方式从沟通和理顺协会与信合的关系入手，依靠协会的纽带作用和信合的支撑，由直接决策转变为出谋划策，由直接指挥转变为引导服务，由直接创办经济实体转变为创造条件和环境，引导农民发展经济，从而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加快推进“三个转变”。

二、坚持求实创新，多方合力，共促“转变”

“支部＋信合＋协会”的工作模式，使党在农村的政治优势、信合的经济优势与专业协会的信息技术优势有机结合，三方合力，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实现了农村党组织建设与经济工作的对接，提供了信合对农民给予有效支持的广大空间和全新的舞台，找到了一把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

（一）“支部＋信合＋协会”，以支部为核心，建立了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组织体系。全新的农村工作模式不仅使农民面对大市场由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参与，而且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直接促进了农民增收。关路乡的柏垭村、关田乡的东坝村、上两镇的庙垭村等地的黄羊养殖协会、石滩乡王光山村的银花协会、流坝乡金台村的食用菌协会、黑潭乡南鹰村的茶叶专业协会等，支部的核心作用得以充分体现，通过协会发展了经济，农民真正感受到来自党组织实实在在的关怀，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二）“支部＋信合＋协会”，以信合为支撑，建立了三者紧密结合的工作体系。支部＋信合＋协会”工作模式的推行，实现了支部组织领导、信合资金支持与专业协会信息技术优势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集约化和产业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关田乡东坝村在“协会+基地”和“公司+农户”的基础上，以“冉家坝南江黄羊选育场科技示范园区”为依托，建立了“南江县东坝村方家坝黄羊养殖示范小区”，组建了黄羊养殖协会，采取“支部+信合+协会”的运作模式。通过政府引导、支部领导、信合支持、协会组织、能人带动，干部下村送政策，技术服务到圈舍，皇天不欺公道，厚土不负良民。2004年，采取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办法，发展南江黄羊4000只，年底出栏1000余只，实现销售收入30万元，人均单项收入可达300元以上。

（三）“支部＋信合＋协会”，以协会为纽带，开辟了促进农村发展和稳定的新天地。“支部＋信合+协会”三位一体的推行，支部有了“智囊团”。过去，关路乡柏垭村区位优势明显，但经济发展缓慢，群众有意见。2004年3月底支部牵头成立了“柏垭村黄羊养殖协会”，养殖大户吴德华等人成为村党支部的智囊团成员，弥补了党支部成员在信息、技术

等方面的不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目前，全县共建立“支部＋信合＋协会”模式的黄羊养殖、茶叶、食用菌等各类专业协会145个，协会会员达到6500余人，带动了

7.5万户农户积极从事种殖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和贩运业。关路信用分社探索出了一条充分发挥支农、助农作用的新路子。通过和专业协会联合，今年来支持柏垭村黄羊养殖协会发展南江黄羊专项贷款45万元，发放给关田东坝村黄羊养殖协会会员贷款38万元。信合的鼎力支持使广大农户发展南江黄羊的热情空前高涨，关路柏垭村南江黄羊总量突破2000只，据统计，南江信合2004年1-11月累计发放农村贷款23740万元，净投放6669万元，其中专业协会会员贷款2489万元，覆盖面达145个村，565个社。“支部＋信合＋协会”的推行，使科技兴村不再是一句空话。政治民主延伸到经济领域，把农民的注意力引向发展生产，引向致富奔小康，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

（四）“支部＋信合＋协会”，农民长期得实惠，促进了农村大发展。“支部＋信合＋协会”这种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农民增强了应对市场风险的信心和能力，直接促进了农民增收。流坝乡金塔村食用菌专业协会会员家庭比其他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出500元以上。关田乡东坝村黄羊养殖协会会员家庭比全乡人均纯收入高出近200元。关路乡柏垭村黄羊养殖协会采取了“六统一、一保护”的发展机制，即统一协调养羊贷款、统一配置草场资源、统一进行技术培训、统一把握配种标准、统一组织疫病防治、统一组织对外销售，推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养羊积极性。最终体现在让农民得实惠上，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三、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引导，健康发展

推行“支部+信合＋协会”，是我县农村基层组织在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上不断探索创新的结果。实践表明，这一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是促进了“三个转变”。红光乡黑池村支部引进外来业主黎茂，以每亩300-400元的价格租赁150户农户土地1200亩，建成千亩生态农业红提园。信合积极给予资金支持，农户也可以投资或以土地入股经营，促进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正式投产后，每亩可年创产值5000元，实现了土地增值、农户挣钱、会员增收、业主增效、信合增利、支部增加凝聚力的“六赢”，促进了“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由于农户既可以就地转为民工，又可以学到很多农村实用技术，为协会和当地造就一批专业人才，促进了“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二是带动了结构调整。黄梁村、王光山村、活水村等地依托“支部+信合+协会”、“支部+信合+协会+基地”或“支部+信合+协会+专家”等多种运作模式，大力发展金银花，建成了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的银花示范基地，提高了生产效益。新民乡、关田乡等地充分发挥草场资源优势，狠抓南江黄羊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有支部的领导，强化了组织保障；有信合的支持，强化了资金保障；有协会的组织，强化了信息保障、技术保障、价格保障。黑潭乡南鹰村茶叶生产协会走“改工艺，精加工，闯市场”之路，形成了“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一片兴一业”的格局，推动茶叶向规模化、集约化和高效益方向发展，茶叶基地亩增纯收入2000元左右，茶农户均纯收入比其他农户高出1000元。

“支部+信合+协会”在南江的生动实践证明，要使这种工作模式发挥更大作用，在具体工作中，就是要实施好“1234”工程。

（一）一种好形式，因地制宜是前提。“支部+信合+协会”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村党支部可以牵头建协会，通过兴办协会，管理协会，让村干部与协会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部分村干部可以通过会员选举成为协会领导；也可以在已经建立协会的地方，通过村干部兼任协会负责人，或通过村干部担任协会顾问或名誉理事长，或吸纳协会党员负责人参加支部工作，达到优势整合，使党支部和协会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可以把支部建立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支部在协会发展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支部成员在协会中发挥核心作用。不能片面理解“规范化”，一味追求“模式化”，势必影响支部形象，损害会员的利益。

（二）两个积极性，积极引导是关键。成功推行“支部+信合+协会”的模式，支部必须积极主动地做好引导工作，调动信合和协会的积极性。既要通过组织的引导和发动，使协会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又要加强对信合的联系和沟通，充分调动信合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为农民投放支农贷款，扶持地方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三方有机结合，市场导向是根本。“支部+信合+协会”是调整结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目前，南江县不少村支部结合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及时建立金银花、茶叶、食用菌、养殖等专业协会，使协会发展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实现农村专业协会与农业产业化的有机结合；信用社介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支部、协会有机联合，在把握市场、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处好四种关系，互利共赢是目标。村支部、信用社和协会服务“三农”的目标一致。支部必须为协会的发展起到服务、协调、支持和保护的作用，利用协会引导和带领群众调结构、发展生产；协会必须在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向会员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服务；信用社必须自觉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支持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使支部的堡垒作用得到加强，协会的资金周转得到保障；农民必须主动接受支部的领导，认定了的发展路子就要积极参与，争取信用社的扶持，使支部、信合、协会和农民形成合力，实现互利共赢，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进一步推进“三个转变”。

第二篇：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

王一鸣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总结近30年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科学分析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涵上既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也要求实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效改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调整，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命题，其重大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顺应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分工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加剧，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增多。这些变化，推动国际社会调整和转变发展理念，促进各国探索和创新发展模式，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变化和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能否顺应世界发展的新变化，加快以现代发展方式替代传统发展方式，关系到我们能否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竞争和各种挑战，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国家的战略利益。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我国新阶段发展新要求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但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调整城乡和区域结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都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关系到我国能否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临许多特殊的挑战。我国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就面临后工业化国家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的竞争压力；在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就面临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的压力；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就要解决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集中解决的资源环境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能否立足中国国情，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否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79年～2006年，GDP年均增长9.7％。但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的，这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十五”时期，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使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1年～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

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明显偏快，经济增长对工业的依赖程度提高，而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2001年～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5.1％提高到48.7％，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3.1％，分别提高了3.6和3.4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40.5％降低到39.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1年的46.7％提高到2006年的55.5％，其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2.1％提高到49.2％，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8.2％下降到38.6％。

第三，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由于成品油、水、电、矿产资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使得资源消耗成倍增长。“十五”时期，我国能源、电力和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客观上刺激了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不利于节能降耗和自主创新。同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技术过度依赖引进，科技含量高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装备类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不断扩大，技术开发总体上仍处在模仿追赶阶段。

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由于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发生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越来越迫切。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原来积累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而且还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期”。

第一，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年～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由2001年的225.5亿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不断加剧流动性过剩，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又会推动投资高增长和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贷款和货币投放持续增加，通膨的压力必然要持续增大并最终表现出来。

第二，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高度依赖，必然带来产业发展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都有完善的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咨询、营销等生产服务环节，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通过服务创造价值，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降低经济增长的物耗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制造业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层次偏低发展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策环境不完善，生产性服务供给与制造企业需求不完全对应，难以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制约了制造企业的服务外包，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足。这些问题，造成制造业低水平扩张，加工组装比重过大，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

第三，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过度依赖，必然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从发展趋势看，长期以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将趋于上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和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提升，使资源成本将明显上升；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和外部成本“内部化”，也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更重要的是，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带来的污染和排放，将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逐步走向极限。如果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变化，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四、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紧迫要求，集中反映在：一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二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三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

第一，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务支出，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增强消费信心。同时，合理调控投资过快增长，引导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投资，逐步降低投资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统筹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逐步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型增长机制，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第二，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强高技术产业，推进高技术产业从加工组装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提升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托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障程度；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有序发展资源效率高、规模效益好的现代能源、原材料产业。当前，尤其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政策环境，调整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供给结构，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通过生产性服务渗透到制造环节，从而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附加值，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三，在要素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当前，尤其要抓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需求扩大和工程实践机会增加的战略机遇，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调整科技资源战略布局，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配套体系完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群，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跃升。同时，要大力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环境、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水平，促进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五、关键在深化改革和完善体制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增加市场功能，增强市场机制对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的激励和“倒逼”效应。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主要是：

第一，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偏低，必然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是要使各种资源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矫正价格扭曲；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还会遇到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尚未形成，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虽然增长较快，但仍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益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要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增值税转型，研究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

第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健全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第四，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企业重组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

第三篇：关于农村推进“三个转变”的思考

为落实十六大精神，中共四川省委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深刻领会十六大精神、认真分析四川省情的基础上，借鉴西部大开发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于去年作出了“加快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战

略部署。“三个转变”集中体现了省委用新思想新理念指导新跨越正确决策。由于经济发展的源泉在“三农”，市场消费的主体在“三农”，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三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三农”。因此，在农村加速推进“三个转变”是全面推进“三个转变”的基础与保障。

本文通过分析南部县推进“三个转变”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因地制宜推进“三个转变”的主要措施。

一、基本现状

南部县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地处嘉陵江中游，幅员面积2311平方公里，耕地95万亩，林地114万亩。全县辖80个乡镇、1090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8万。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纵向比发展速度较快，横向比发展差距较大。2003年，全县完成GDP50.06亿元，比上年增长8.6％；全县农业总产值为25.31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5.5％，占农业总产值的47.1％。农民人均纯收入2134元，增长7.8％。县级财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15亿元，增长14.74％，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2003年全县人均GDP3349元，虽然名列南充市9县（市、区）的第3名，但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南部县在推进“三个转变”的过程中，以县城为先导，以农村为重点，以全面推进、加快发展为目的，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起步良好

南部县幅员面积大，土地资源规模相对较大，并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使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地整合。

1、以地融资，县城的龙头带动作用明显

通过加大经营城市的力度，完善城市功能，县城建区已拓展到14.7平方公里，县城常住人口增加到13万人，成为南充市第一个省级卫生县城、市级文明县城、全国创建文明小城镇示范点。为将县城建设成为川东北中等城市，“十五”末将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0％以上，县城建成区面积和人口分别达到15平方公里、18万人。在实施经营城市的战略中，运用市场机制，依法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严格执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近两年储备土地近4000亩，以地融资9600万元。2004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4宗98亩，实现土地收益3154万元，较好地发挥了“第二财政”的作用。加强和完善了土地收益“收支两条线”管理，不但加快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的速度，提高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的质量，而且还为小集镇建设提供了经验，增强了县城的龙头带动作用。

2、辐射带动，城镇体系初步建成利用县城的区位优势，发展商贸业和城郊农业，并辐射到乡镇。目前，以县城为龙头，以19个国、省、市级试点小集镇为依托的国、省道经济带为10个经济圈的小城镇体系已初步建立。伏虎、升钟、定水等国、省级试点小集镇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并带动了一方产地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3、多元投入，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

以国家项目投入为引导，以受益群众投入为主体，以业主投入为补充，通过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治理水土流失，改造中低产田土，配套大中型水利工程灌溉渠系，新建和扩建农村道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升钟水库控灌县内耕地55万亩，65％的农田能够得到自流灌溉和提灌，改造中低产田土12.4万亩，治理水土流失106万平方公里，既提高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从而优化了土地资源。

4、正确引导，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强化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实行自愿互利、公平公正，坚持效益优先、规模适度，落实政策，优化服务，通过协商租赁、自主转包、股份合作等形式，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到9.5万亩，经营50亩以上的业主800余户，经营土地100亩以上的业主33户。不但农民承包的土地开始有序流转，而且还盘活了一批闲置土地和“四荒”资源。

（二）、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平台不断拓展

据统计，全县有经营管理类人才1180人，工程技术类人才367人，财会类人才2410人，农艺类人才550人，畜牧类人才424人。其中，高级职称260人，中级职称2713人，初级职称12300人。在实施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战略中，南部较为行行地创新了育人用人机制，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1、公推公选领导干部

在全面推行副乡镇长公推公选取得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对乡镇长实行公推公选，同时逐步对县级部门的副科级干部和科级干部进行公推公选，让德才兼备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目前，公推公选的领导干部工作努力，绩效明显，深得群众依赖。

2、推行农业科技人员“四挂钩”管理办法

为了实施好科教兴农战略，搞好农业科技承包，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南部县自2000年开

始在县范围实行农业科技人员“四挂钩”管理办法，即将绩效与工资、职称、奖金挂钩，并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逗硬兑现奖罚，既让农业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又为其提供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通过实施这一办法，使国优果品脆香甜柚提纯得壮取得圆满成功，使DLY优质肉猪良繁体系初步建立。

（三）、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的机制得到激活

2003年，南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0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34元，底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6.1亿元，储蓄存差8.7亿元。农民外出务工净收入20.6亿元。南部的民间资金蕴藏量大，在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的过程中，因注入新机制呈现出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1、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南部县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在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法律上保护，通过优化服务环境，扩大投资领域，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截止2003年底，全县私营企业达347户，注册资本金2.44亿元；个体工商户达2.08万户，注册资本金1.13亿元，全年实现民营经济总产值49.4亿元、增加值18.7亿元，实现税收9690万元。

2、构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南部县在2003新培育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7个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其中最典型的是实施“中农合创”项目（中国后发展地区农业合作创业项目），推广“中农合创”运作模式，发展DLY优质肉猪产业。该项目在运作上，实行项目实施地政府、合作农户与项目总部三方合作，共同投资，其中项目总部投入40％，实施地政府财政匹配40％，“上下游”龙头企业投入20％作为资本金，在合同合作期内按间收回成本。这一新型运作机制，集聚了商业资本、民间资本和财政资金，规避了投资风险，既有效地解决了优质肉猪产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又促进了农民增收。自2003年5月正式启动项目来，已吸纳民间资金250万元，使LY母猪的产栏数量达到了构建百万头优质肉猪强县的进度目标。

3、以发展优势产业融资

产业是农村集聚民间资本的有效平台。南部以优势产业吸纳分散的民间资本已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发展蚕桑产业。成片栽植10万亩桑园，年产茧能力已超过1000万公斤，以此引进了民间资本组建了龙头企业绿神丝绸公司，龙头企业下面还有一大批蚕桑业主。二是优质肉猪产业。以年出栏百万头肉猪的产业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发展DLY优质肉猪提升传统产业，目前已将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本吸引到了良种繁育、肉猪饲养、肉食品精深加工上来。三是发展优质枇杷。全县统一规则，统一布局，在落实2万亩枇杷产业带后，从事优质枇杷种植的业产不断增多，形成了旧业主扩大规模，新业主提高起点，加工业主投资办厂的产业化经营大格局。四是发展龙竹产业。龙头企业看中南部的土地资源优势，一次性签约1.8万亩龙竹产销合同，由业主投入种苗款，业主前期投入达540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南部的土地资源、人才资源和民间资金在拥有总量大的同时，存在着人均占有量小、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农村推进“三个转变”较城市困难。

（一）、农村城镇化水平低，土地作为资本利用的概率小

目前，虽然南部已初步显示出以县城为载体，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但农村城镇化水平低，仅国、省、市级试点小集镇建设处于持续推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小集镇建设推进十分困难。由于小集镇国家投入少，土地难增值，绝大多数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建设，用于商业、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的份额极小，县内12个中心集镇中，只有伏虎、建兴、定水等位于国、省道上居住人口多的集镇，才具有土地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本的优势。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大多数位于交通要道和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由于这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土地租金也低，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与业主及龙头企业合作经营的少。

（二）、人才缺乏，结构、数量、质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目前，全县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才260人，中级技术职称的人才2713人，初级技术职称的人才12300人，其中中级技术职称人才仅占全县总人口的2.08‰。有高级农艺师3人，中级农艺师190人，初级农艺师357人；高级畜牧师5人，中级畜牧师171人，初级畜牧师248人。不但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而且象养蚕状元罗先锋那样的乡土人才也十分缺乏，人才的培养和转化是一个薄弱环节。全县现有人才，尤其是农村实用型人才与农业大县的需求极不适应。

（三）、民间资金外流多，民间资本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由于农村受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限制，农民用于子女入学、疾病治疗和购买房屋等异地消费。在农村民间资本用于个体经营和民营企业方面，由于农村经纪人队伍尚不成熟，投资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导致大量的民间资金大量外流。

以上问题，有待于在深入推进“三个转变”中予以解决。

三、主要措施

“三个转变”的宗旨在于盘活一切存量，变资源为资本，变静态为动态，达到增值提效的目的。盘活存量资产，资本是激活剂；加快经济发展，资本是催化剂；实现新的跨越，资本是助推剂。实现“三个转变”，前提是确立效益观，实质在坚持发展观，核心在增强资本观，关键在更新资源观，基础在深化人才观，途径在强化市场观，条件在拓展开放观，动力在坚定改革观，保障在树立诚信观。

因此，作为丘陵人口大县的南部在加快“三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树立新思想新理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把握时代特征，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因时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一）、创新运作机制，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

1、规范供地行为，加强国有土地收益管理。对试点集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凡属经营性质的用地，都必须严格实行以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方式供地，对拟出让的地块，由国土、建设等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报政府审批后，由国土部门组织财政、建设、监察等部门共同参与实施，接受社会监督。对土地收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土地收益直接进入财政金库，对土地管理所需的费用进行预算拨付，既防止国有土地收益流失，又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积累资金。

2、建立土地台帐，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由农业、国土部门共同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盘查，摸清家底，建立台帐，分门别类，为保护基本农田、提供各类建设用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3、推进资本运作，加强小集镇建设。抓住建设国、省级试点集镇的有利时机，按照资本运作的模式，借鉴经营城市的理念与机制，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政府监督规范化的新机制，实现城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思路，将重点小集镇的范围扩大乡镇总数的30以上，配套户籍制度、养老、医疗等制度改革，构建以县城为龙头、重点小集镇为依托的沿国、省道经济带和十个经济圈的小城镇体系，建成更多的类似伏虎、升钟那样的具有明显辐射带动作用的小集镇，把小城镇建设成乡镇工业的聚集地、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载体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为一二三产互动、城乡经济相融和优化人口资源配置提供空间。

4、创新流转机制，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在“强化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导向、政府引导、业主经营、多元投入”的原则，借鉴实践中转包、入股、租赁、拍卖等多种可行模式，坚持走“业主＋基地＋农户”的土地开发路子，建立“业主负责、利益直接、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经营机制，使农村土地向业主、种田能手和龙头企业集中，培育更多的象罗先锋、唐西城、赵一洁那样的业主，建成更多的类似枇杷、龙竹、蚕桑等那样成规模的产业带，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5、创新投入机制，提高农村土地的自身价值。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以受益农户投入为主体，国家项目投入为引导，业主投入为补充，实行多元投入，开展以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建设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水土流失，改造中低产田土，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建设高产稳产农田，改善环境条件，建成更多类似望月村和满福坝那样的文明新村和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从而以提高土地的自身价值，提高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中的规模效益。

（二）、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农村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

1、以提高执政能力为核心，加强党政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选派一批优秀年轻干部上挂、下派和外挂学习锻炼。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考核评价标准及干部选任管理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党政人才队伍素质，提高党政人才驾驭市场经济和组织领导一方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以促进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

2、以提高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为核心，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改进选拔任用方式，加大通过市场配置经营管理者的力度，继续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市场化工作，做好任职资格认证工作，尽快改变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现状，造就企业管理拔尖人才。

3、以提高科技含量为核心，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农业科技实用型人才和乡土人才，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以提高大农业的科技含量。利用农广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两大阵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并实行“一帮一，一带一”的办法，培养成千上万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让能工巧匠也转变为人才，多层次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以提高劳动技能和致富能力为核心，加强农民工培训。扩大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规模和质量，扩大农民工就业范围，提高劳务质量。同时，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中更新了思想观念、掌握了一技之长、积累了一定资金的人员回乡创业，反哺家乡。

（三）、拓展融资平台，促进民间资金投向农村和农业领域

1、注入农业启动资金。通过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加小额信贷的投入，将小额信贷投入到农民自愿投入、政府高度重视、市场效益良好的项目上，以小额信贷作为启动资金，吸纳民间资本，发展优质产品，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可借鉴“中农合创”项目的办法，由参与合作的项目农户实行自愿报名，并提供5项证明与资料：一是居民身份证、户口薄正本及复印件，二是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三是由所在的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无重大民事诉讼、纠纷、治安事件证明，四是所在地农业银行营业部、农村信用社出具的本人无长期拖欠、滞压贷款本息行为的证明，五是所在地村（居）民委会管辖范围内两个自然人提供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书。通过对项目农户基本经济条件、经营项目的自身素质和信用度的考察，避免了因选择农户不当而影响项目实施的整体质量，以小量的金融资本激活大量的民间闲置资本。

2、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优势产业为依托，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引导和监督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体，组建和引进更多的类似绿神丝绸有限公司和“中农合创”南充市合作创业中心那样的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小民间资金的投入风险，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效益，让民间资本的所有者投得放心，生产经营安心，延长产业链，实现多种资源与资本的整合，实现资本把各种潜在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生产要素，实现资本的显化功能和整合功能。

3、以农村资源招商引资。以农村最具优势的耕地资源、产品资源、人力资源和“四荒”资源招商引资，以转包租赁、股份合作、联合经营、拍卖产权等方式，吸引本地资本和外地资本投入到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和非农产业，既让外来资本显著增值，又让本地的资源转化为资本，盘活存量资本，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实现资本的转化功能。

4、回引外出务工人员和乡友回乡创业。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本现实和潜在的作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对外联络，通过土地、产品等有形资产和政策、市场等无形资产，吸引象福源食品公司尹维海那样的外出务工人员和柳驿乡王荣那样的南部籍乡友回乡创业和投资，将南部人创造的财富凝聚在南部的土地上，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投入产出循环，进入市场中、投在项目上，使之释放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

在农村推进“三个转变”的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对此，必然坚决刹住只在纸上落实、只在会上落实、只在嘴上落实的歪风，杜绝用说代替做，用虚代替实，用假混淆真。促进“三个转变”落实，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的好坏。只有转变作风、科学谋划、振奋精神、创新机制、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充分发挥法律、行政、经济、教育和舆论等手段的作用，从上到下，层层抓落实，不出现“断层”和“空隙”，才会落实而不落空，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4年8月）

作者概况：易登科，男，现年39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现任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联系农业及农村经济工作，主办《政府工作调研》，负责政府综合性文稿的起草与把关审核，2003年撰写的《培育和壮大县域经济增长点的探索与思考》一文在四川省第三届（2003）政务调研成果评选中获优秀奖。

第四篇：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顾益康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和难点，其实质是以高效生态现代农业为目标，积极促进农业增长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农业从小而全粗放经营向规模化集约经营转变；促进农业资源从粗放开发利用向节约、集约、循环和永续利用转变；促进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以规模化种养业为基础，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浙江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实施“创新强农”战略。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中去，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致富为农业发展的双重目标，坚持富民强农基本宗旨、家庭经营基本制度和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动力，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致力于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市场竞争力，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产业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基础保障体系，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浙江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施“创新强农”战略，具体来说就是要：

一、推进农业发展理念创新

要树立五个农业发展新理念。强化农业人本化理念，把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贯穿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农业发展根本动力，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使现代农业成为能让农民致富的产业和体面的职业；强化农业多功能化理念，顺应农业功能不断拓展的趋势，充分发挥农业的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致富、生态保育、文化传承和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推动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强化农业工业化的理念，科学借鉴现代工业发展的理念，推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和生产的标准化、清洁化、机械化；强化农业产业化理念，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分工协作，完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四位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强化农业生态化理念，引导农业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发展轨道，优化农业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要在坚持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长期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专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家庭农场经营与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地经营体制改革，鼓励农民自愿转让农地承包权，建立流转市场，积极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经营水平。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培育一批有强大的市场经营能力的贸易流通型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物流基地，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拍卖市场、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有机结合，实物交易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物流体系。

三、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创新

按照区域化布局的农业块状经济和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型经济要求，大力推进标准化、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功能区建设，积极培育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着力打造一批有区域知名品牌、拥有连片基地的特色农业强县强镇。充分发挥浙江水稻科研力量强和稻作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积极推进水稻生产的规模经营，建设一批高产高质高效的水稻生产示范县、镇和稻作文化示范点，努力提高浙江粮食生产力水平。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四、推进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实行农业高产优质高效技术与循环经济技术有机整合，注重研发和推广与精致型农业产业相配套的、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农业功能多样化的要求，大力推进农作制度改革和生产模式创新，重点推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设施农业、循环农业、数字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业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创新，建立和完善首席专家、推广教授、科技特派员、责任农技员制度，构建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

五、推进农业发展机制创新

要以微观和宏观多个层面和统筹城乡发展层次上来创新农业发展机制。要形成农业创业创新的新机制，促进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鼓励农民与科技人员、工商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投资和合作经营，通过设立现代农业创业贷款等多种举措，培育一批新的农业创业主体。要着力形成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新机制，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来进一步促进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进一步形成百万农村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机制，推进务工经商农民的市民化，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顾益康）

第五篇：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所谓政府职能，是指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负有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政府职能具有共同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它揭示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回答了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我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从事和干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大大削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综合协调的职能明显增强；单一追求高增长目标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作重心逐渐集中到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来；服从于长官意志的行政内容的随意性和行政裁量的自由化得到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定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不断丰富，政府的政策方针更多注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尽管我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政府职能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部门管理体制还不够配套，依法行政意识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笔者认为，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有：

一是干预经营，集权审批，市场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以充分发挥。“管理就是审批”、“重权力轻责任”的观念一直在很多部门单位同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习惯于出现问题，就要求加大审批力度，增加审批事项，甚至越俎代疱，把本该由市场、企业和社会调节管理的事统统包揽过来。同时，还存在着审批事项法律依据不充分，审批条件、程序不公开，审批责任不明确，审批监督机制不健全，审批与收费挂钩等问题，这样不仅容易造成部门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更直接影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干扰企业自主经营，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二是体制不顺，因权设事，“三乱”现象还不能得到全面禁止。按照现行的财税管理体制，社会公共事业的一部分投入采取税外加费的办法解决。长期以来，对这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缺乏强有力的监控管理措施，这就使一些政府部门大权在握，为其利用公共权力谋取小集体或个人私利提供了方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一些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总是不遗余力来争取审批收费权，存在着增设“门槛”，增加办事环节的现象，甚至造成多重管理、重复收费等问题，借加强管理之名，行收费牟利之实。

三是执法不严，侍权干预，行政执法制度机制还不够健全规范。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行政管理的主要精力应放在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经济秩序、实行公平竞争上。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当好社会、市场赛场上的“裁判员”。现实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转轨，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执法制度不够规范，监督约束机制不够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出现种种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如各种地方保护，限制资源流出、商品流入；政府部门借管理之名，插手企业事务，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同程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影响社会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最终结果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总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针对上述问题，要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保障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笔者认为，要真正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集中于经济领域，改革的侧重点在于放开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所谓经济职能转变，其核心问题是确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为。时至今日，就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而言，我们的理念和认识已基本到位，深化职能转变必然触及那些不那么泾渭分明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职能不再是“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所能回答得了的，它与政府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密切相关，与政府在应该管理的领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相应地，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了深层次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举例而言，各级政府都承担着经济职能，但不同层级政府在履职方式和手段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各级政府都“该管”经济，其分野主要在于怎样去管。“怎样管”和“该不该管”就这样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职能转变的侧重点不再是回答该不该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适合于经济领域，同样适合于政府的其它职能领域。

其次，要进一步认清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科学发展观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扩大内需使消费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摆脱以资源消耗和生态牺牲为代价的可持续陷阱，靠知识经济和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改变非均衡发展模式，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等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政府经济职能及履职方式会产生重大影响，提出新的要求。第二，实施《十一五规划》对深化职能转变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规划》相关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任务目标和基本方向，这些都和政府的经济职能密切相关，是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着力点之一。具体来说，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转变成有所必为的有限政府，把工作内容最终集中到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2、从热衷于“管、审、批”的干预型政府转变成致力于“扶、帮、助”的服务型政府，把工作任务集中到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帮助企业排难解困上来；

3、从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倾斜政府转变成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全面政府，把工作基点落实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4、从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转变成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把工作规范统一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来。

第三，要准确把握职能转变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前面已提及，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其侧重点不再是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即政府在应该管理的领域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1、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定位。《十一五规划》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努力实现。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进一步转换——从“积极的经济主体”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转移。这是政府经济角色归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政府在社会职能中的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但考虑到提出的时代背景，强化的着力点应在扩大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工作力度、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等方面。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积极的经济主体”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归位，那么在社会职能领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应该有两条：一是“慈父”与“组织协调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鱼者”与“授渔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

3、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说社会职能具有“倾斜性特征”，强化社会职能主要表现为对弱势群体和相对落后地区的救助、保护和扶持，公共服务则具有“普遍性特征”，强化公共服务意味着面向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一视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安、良好生态环境等等。

就普遍性公共服务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区分和理性选择：一方面，承认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份内职责；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公共服务不一定由政府独家垄断生产。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安排者”决定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来做，做到什么程度或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多数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外包、政府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由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在我国正面临责难和质疑。笔者认为，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没有错，所要反思的仅仅是市场化的内容及具体形式。市场化具有多样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责任”的市场化——把本应是政府“份内职责”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可以是“提供机制”的市场化——在政府承担安排者责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务生产过程的市场化，通过多元生产者间的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

第四，要科学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承担的职能。

1、计划职能。政府的计划管理职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运用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补充市场的缺陷与不足，确定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导向。

2、调控职能。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制定经济政策、运用经济杠杆、采用经济措施、运用法律手段、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等调控措施，将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产业调整由政府化变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不能靠行政命令。

3、服务职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靠经济主体强化内部管理，但也离不开政府有力的服务和支持。政府转变职能很重要的是增强服务职能，主要是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挥行政协调功能；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4、监督职能。政府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强调监督检查职能，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确保经济建设健康运行。

5、稳定职能。政府要保一方平安，必须坚持严格执法，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要进一步深化职能转变的实施理念。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和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深化职能转变需要实施方式的创新，包括先进的实施理念和有效的实施机制两个基本层面。笔者认为，深化职能转变过程中应该提倡和坚持以下理念或原则。

1、“协同政府”理念。协同政府的核心是“确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协调和具有战略性”。高度协调即建立不同部门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制度化沟通和协商机制，克服公共决策的部门化，确保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决策的战略性则强调公共决策从长远出发，避免决策成为对目前现实压力的被动应付。协同政府还包括政府部门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协同，首先是公民参与，其次是发挥外部专家的作用。

2、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实践中部门争夺审批权和重审批、轻监管的倾向可为见证。所谓“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向结果负责，权力获取与权力行使的目标和结果密切挂钩。

3、“可持续性”理念。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亮点和突出特征之一，同样存在可持续问题，而且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

4、“管理精致化”原则。需要牢固树立一个观念：理念需要技术支撑，忽视制度、技术和机制的构建，再先进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管理精致化侧重于技术层面和细节，目的是实现细致化、科学化和操作化，这应该体现在变革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优先项选择、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实施与评价等等。

优化发展环境、建设法治政府，主导权在政府，主动权在政府，关键环节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政府只有从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调控，从重审批重管理转到重执法服务上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发展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笔者认为，要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强化制度建设，实现“三个协调”。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做保障，通过制度把政府的职能固化下来。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显得非常重要。要注重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制度机制，确保政府及其部门实现行使职权的法制化、规范化。同时，要通过强化立法，完善配套制度，努力做到“三个协调”，即：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健全市场机制相协调。政府职能转变要把一些原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交给市场，这种转变成败的关键在于市场能否有效地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所以在将企业推向市场，市场对企业起引导作用的条件下，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建立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主体，健全市场组织，完善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与培育市场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得要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和引导。只有形成了健全的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才可能真正到位。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健全社会组织相协调。政府职能转变也使许多职能从政府转移到社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必然导致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辖。因此，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同样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保障。政府不能对社会组织放任不管，要积极予以引导和管理，促使不断健全和完善，从而有效地分担传统体制的部分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协调。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给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政府转变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管理国有企业，而仅仅是管理方式的转变，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计划体制下的政企关系，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必须完善国有企业的自我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现企业搞活的目的。

二是理顺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其根本在于理顺管理体制，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近年来，我市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如开展了对相对集中行政审批研究探索、行政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和行政权力清理等工作，基本理顺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今后，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对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的审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确要保留的审批事项予以精简、规范；对部门之间重复、多头交叉的审批予以归并。同时，要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的监督约束机制，推进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真正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部门从过去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公共行政，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洁高效、协调运转、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是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法制是发展环境的基础。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是政府的职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有必要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必要的执法经费，坚决纠正各种形式的收支挂钩现象，以有法必依求效率，以执法必严保公正，以违法必究顺民心，以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论干部，确保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四是塑造诚信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从不同角度看，转变政府职能，实际就是转变政府形象，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具体操作中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着力改善软环境；要增强为民意识，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尽心尽责，心系群众，扎扎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在服务经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塑造政府新形象；要大兴学习研究之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摆脱文山会海，挤出更多的时间，集中更多的精力，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各项决策建立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起新时期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

作者：**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杨洪坡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凤河

（获第三届“东北法治论坛”二等奖）